十八大以来的五年，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取得重大进展的五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放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加以战略谋划和扎实推进，开启了全面依法治国、实现中国法治现代化的新时代。十九大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政治判断，为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指明了前进方向。
一是确立全面依法治国的总抓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涉及很多方面，在实际工作中必须有一个总揽全局、牵引各方的总抓手，这个总抓手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从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鲜明地展示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发展规律的崭新认识。把握好这个总揽全局、牵引各方的全面依法治国的总抓手，就必须加快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这就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指明了前进方向。
二是把握全面依法治国的工作布局。在当代中国法治现代化进程中，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是一个内在统一的有机整体，必须坚持共同推进。其中，依法执政处于关键的支配性地位，这既是依法治国的内在要求，是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也是依法行政的基础和基本条件，标志着党的执政方式和领导方式的重大创新。此外，在全面依法治国的进程中，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这三者之间相互联系、各有侧重、相辅相成，必须坚持一体建设。因此，“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必须统筹兼顾、把握重点、整体谋划，在共同推进上着力，在一体建设上用劲”。这无疑深刻反映了当代中国法治现代化进程的内在机理。
三是明确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科学立法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前提，要围绕提高立法质量、实现良法善治的目标要求，恪守立法为民理念，尊重立法工作规律，完善立法体系和机制，积极推进重点领域立法，充分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严格执法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关键环节，要以建设法治政府为目标，严格行政责任，完善执法程序，强化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努力建立权责统一、高效权威的依法行政体制，确保法律公正有效实施。公正司法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保障，要紧紧围绕“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的目标，严格遵守实体法和程序法，积极回应人民群众的司法关切，让司法权在阳光下运行，努力实现办案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不断提高司法公信力，进而用司法公正引领社会公正。全民守法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基础性环节，要着力增强全民守法观念，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特别是领导干部更要“带头遵守法律、执行法律，带头营造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环境”。
四是加强全面依法治国的有力保障。在当代中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事关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重大战略问题，必须加强领导，健全机制，有效推进。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中国共产党更好地治国理政、执政兴国的重大全局性抉择，精心研究谋划和部署推进，为实现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的宏伟大业，提供了坚强有力的保障。十八大以来中央出台了对全面依法治国具有重要意义的一系列法治改革举措，当代中国法治领域改革正在向纵深推进，成效显著，藉以为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提供科学有效的体制、制度和机制保障。
十八大以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伟大实践，清晰地展示着当代中国法治现代化进程的运动方向，凝聚着殊为丰厚的中国法治建设与发展的宝贵经验，需要我们深入总结、悉心把握、长期坚持，藉以为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提供不竭的动力。
首先，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法治建设的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如何处理好党与法的关系，对于推进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法治化进程，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实现当代中国法治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的特征，就是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对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领导。十八大以来，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所取得的每一个重大进展，都是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取得的，凝结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治国理政的重大法治化成果。中国共产党对全面依法治国进程的坚强有力的领导，确乎是当代中国法治建设与发展的一条基本经验，是当代中国法治现代化宏伟大业的不可动摇的根本政治保障。面对着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重大时代使命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十九大对新时代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作出新的总体部署和战略安排，必将更加有力地推动当代中国法治现代化在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的历史新征程上迈出坚实步伐、取得崭新业绩。
其次，必须坚持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长远考虑，切实加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战略谋划。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作出部署，既是立足于解决我国改革发展稳定中的矛盾和问题的现实考量，也是着眼于长远的战略谋划。从现在的情况看，只要国际国内不发生大的波折，经过努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应该可以如期实现。但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的路该怎么走？如何跳出“历史周期律”、实现长期执政？如何实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这些都是需要我们深入思考的重大问题。很显然，把全面依法治国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着力把党和国家工作纳入法治化轨道，旨在为解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提供法治化制度化方案，夯实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法治基础，从而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创设强大坚韧的法治空间。
再次，必须坚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发展，把新发展理念贯彻落实到全面依法治国的全过程和各环节。发展与法治的关系问题，是当代法治理论与法治实践领域中的一个基本问题。法治以其特有的方式，标志着社会发展的进程和阶段，为新的发展系统建立相应的规则和制度基础。新发展理念蕴含着深刻而独特的发展价值指向，指明了当代中国的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和发展着力点。因之，新发展理念融入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之中，就必须解决法治在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如何实现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的功能定位，悉心发挥法治的引领、规范和保障功能。在这里，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处理好发展与社会正义的关系。处于转型期的当代中国法治发展，必须认真对待社会正义问题，使之成为法治发展的基本价值基点。
第四，必须坚持从中国的法治国情条件出发，坚定不移推进法治领域改革。十八大以来，全面依法治国进程的一个明显特点，就是法治发展与法治改革是内在结合在一起的。坚定不移推进法治领域改革，有效解决法治领域存在的法治难题，努力克服影响法治发展的体制性、机制性、保障性障碍，进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这是新时代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面临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330多项重大改革措施，其中相当部分与法治领域改革密切相关。十八届四中全会推出了180多项法治领域的重大改革举措，涉及重大的法治改革的战略目标、战略重点、优先顺序、主攻方向、工作机制和推进方式。在加强法治改革方案顶层设计的同时，党中央坚持从中国的国情实际出发，遵循法治领域的客观规律，积极稳妥有序地推进法治改革。
（作者为中国法治现代化研究院院长、法学博士）
中国经济取得的成就，应该没有人会否认。但要说我们一点问题也没有，恐怕也没有人会接受。直面问题，不回避、不掩饰，研究解决之道，是中国经济不断取得新成绩的不二法门。相信其他国家走向现代化，也是这么过来的。
成本优势的变化，就是值得面对的问题。中国刚开始开放的时候，国家很穷，人民也很穷，工资、能源、土地价格等等，什么都很便宜。搞开放，外资愿意来，其中一个吸引力就是成本低廉。中国自己的产品，拿出去，特别进入发达经济体的市场，非常有价格竞争力。这就带来中国的出口导向，带来高速增长。这是我们走过来的路，很成功。问题是，成本优势会变化。
成本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成本是在市场竞争里形成的，还有一种成本，我把它称为体制成本，那就是成体系的制度运行的成本。这类成本跟市场竞争导致的成本变动不同，带有体制的强制性，如果没有法律政策方面的主动调整，它降不下来。
十八大以来，在降低体制成本上，政府是很努力的。但我国体制成本的下降空间还是非常大的，不少消极的社会现象，包括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投资中的浪费等等，需要通过深化改革继续降低体制成本。
天下没有成本一直下降这回事。成本曲线，边际上降到一个点以后无可避免要掉头上升。企业如此，行业如此，地方如此，国家也如此，无一例外。所以，降下来的体制成本重新掉头上升，不意外。
出路何在？抽象讲，就是不能永远在一条成本线上做文章。要审时度势，与时俱进地移动到新的成本线，不断将成本曲线向右下方推移。用日常语言说，就是体制创新、技术创新。新技术不仅仅是一个新的技术手段，它对于观念突破、体制突破和利益格局突破，都有非凡功效。但是技术进步也离不开观念、体制创新的配合。
经济学上讲边际递减，“改革”也不能免。“改革”这个词，有行动时是个动词，没行动那就是个名词。回到中国现实，自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作为纲领或大政方针一直存在，说明深得人心。但是改革也不是年年月月天天都有行动的，实际上很多时候，并没有推出改革的行动，而是在准备、酝酿、试探，或只是做局部实验。改革是又要过日子，又要做系统性变革。过日子叠加体制机制变革，就不可能那样顺畅。特别是容易改的改得差不多之后，深层改革之难，是题中应有之义。另外，中国经济体量今非昔比，正如一头大象得了感冒，不能拿一个小勺喂药，即便药方是对的，量也不够。改革力度如何与今天经济体量相匹配，值得关注和研究。
仔细看创新，到今天我们在原创方面的贡献还不够多。大多数成就，还是跟跑的成就。从原子弹、高铁、互联网到电商、社交、共享单车，都是了不起的成就，但论到原创——最初的想法和核心技术——还是人家先发，我们跟随，在跟随中发挥应用性、组合性创新。所以，我们的后发优势要充分利用，但不要忽略在取得后发优势的同时，可能还掩盖着后发劣势的危险。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以人民为中心”战略思想的实践要旨在习总书记的报告中有着系统而充分的叙述。
坚持人民当家作主。习总书记在报告中指出，“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要保证人民当家作主落实到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同时指出，“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是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这是坚持人民当家作主的科学理念，因为，只有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才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保证。让人民当家作主，就是要让人民平等参与得到充分保障；让人民当家作主，就是要让人民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领域中切实呼应人民的心声，真正体现人民意志；让人民当家作主，就是要“用制度体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尤其要坚持“协商民主制度建设，形成完整的制度程序和参与实践，保证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有广泛持续深入参与的权利”。
坚持人民创造历史伟业。习总书记始终要求我们党和党的干部，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而这一目标的实现，一是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坚持“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以及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这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让国家强起来、让人们物质和精神更加富起来的宏伟决策。二是必须坚持深化改革开放，这是实现中国梦的根本保证。这就需要“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病，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吸收人类文明有益成果，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三是必须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决反对和遏制腐败，这就需要反腐“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当然，更需要“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彻底铲除产生腐败的“土壤”和“温床”。
坚持维护人民利益。习总书记在报告中指出，“全党必须牢记，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检验一个政党、一个政权性质的试金石”。强调要在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中，“更加自觉地维护人民利益，坚决反对一切损害人民利益、脱离群众的行为”；要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在做到“幼有所育、学有所教”的同时，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解决最大的民生问题，提高就业质量和人民收入水平；要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解决人民群众的后顾之忧；打赢脱贫攻坚战；在实施健康中国战略中，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保护人民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为人民大众提供健康的精神食粮。总之，要在坚决地维护人民利益中，“不断增强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坚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习总书记在报告中强调，以人民为中心，就要“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他指出，“要以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着眼点，强化教育引导、实践养成、制度保障，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创建、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的引领作用，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要通过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国家观、文化观；要“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激发人们创造活力。
坚持执政为民。习总书记要求党的干部把“为民造福作为根本政治担当”，要“当好人民的公仆”，要求“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为此，习总书记要求，“坚决防止和反对个人主义、分散主义、自由主义、本位主义、好人主义，坚决防止和反对宗派主义、圈子文化、码头文化，坚决反对搞两面派、做两面人”；“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敢于担当，踏实做事，不谋私利”；等等。同时不断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在向人民群众学习的同时，不断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中成为“坚定者、奋进者、搏击者”。
（作者为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要在学通弄懂做实上下功夫。当前，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十分重要和现实的课题。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明确全面深化改革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改革的实际操作中，尽管出发点是好的，但始终不能忘记要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与老百姓的承受度有机结合起来的基本原理，再怎么改革，始终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原则。
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及与之相对应的全面提高八大执政本领的精神是极具现实针对性的。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政治领导本领尤为重要。政治领导能力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能够把人民群众动员和组织起来为他们的利益而奋斗，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把人民放在最高位置，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政治能力强不强，在于是不是能善于从政治上把大局、看问题，是不是能善于从政治上谋划、部署、推动工作，真正把讲政治的要求贯穿到看问题、作决策、抓落实的全过程。
十九大报告指出：“增强政治领导本领，坚持战略思维、创新思维、辩证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科学制定和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把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落到实处。”这就很明确地为我们指明了增强政治本领的途径和方向。
首先，要增强顶层设计能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这是新时代我们做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改革的价值立场。要紧紧盯住新时代我国主要矛盾的变化，结合各地实际情况，加强调查研究，不走过场，不拍脑袋，克服“表态多，调门高，行动少，落实差”的现象，不断提高科学决策能力。只有紧紧围绕顶层设计这一核心，才能牢牢掌握驾驭全局的主动权，才能够在复杂局面下抢占制高点、下好先手棋，使发展保持正确方向。
其次，要增强结构调整的能力。结构调整的过程，就是进行伟大斗争的过程，就是改变力量对比的过程，也是难题、大事得以解决和办成的过程。实践是锤炼能力的大熔炉、检验能力的大考场。要提高政治能力，必须要经历政治实践特别是矛盾问题集中的政治实践的千锤百炼。中国共产党是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伟大政党，要加强政治历练，积累政治经验。要勇于挑最重的担子，在破解一个又一个难题中实现能力素质的提升。要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不掩饰缺点、不回避问题、不文过饰非，有问题解决问题，有错误承认并纠正错误，更好更快地提高政治能力。
第三，要增强底线意识。底线思维是从客观设定最低目标出发争取最大期望值的一种科学思维。习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善于运用底线思维的方法，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做到有备无患、遇事不慌，牢牢把握主动权。决策时，要认真评判决策处事的风险和可能出现的最坏局面，把应对的预案和政策措施谋划得更加充分、更加周密。要把人民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作为检验工作的标准，始终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要善于把中央的精神和本地区本部门实际结合起来，把“五位一体”建设和党的建设责任一级级压下去、落实到位。
（作者为中共苏州市委党校教授）
去年12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到江苏徐州视察，在徐工57分钟的视察过程中，习总书记听取了我代表徐工所作的“四个坚持不动摇”的发展经验汇报，并向徐工300多名劳动模范、技能工人与职工代表，发表了近8分钟的重要讲话，鼓励徐工总结经验，把握规律，科学精准规划好未来发展，为国家“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做出新贡献。
习总书记视察时提出，“落实党的十九大的重大决策要实现三个转变”“一定要把制造业搞上去”。落实总书记这些要求，最好的体现是牢牢牵住供给侧改革的牛鼻子，推动各项工作上大台阶。徐工将坚守创新、奋发有为，以几十年磨一剑的匠心铸造大国重器，奋力协助推进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的进程。
首先，坚持创新驱动发展不动摇。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计。徐工已经连续29年位居全国同行业第一，目前是世界工程机械前十强中唯一的中国企业，居第七位。习总书记在视察时曾指示我们，徐工要进入世界行业前五、前三。徐工将对照这个目标设计好实现逐峰登顶的步骤。
我在汇报“技术领先用不毁”的时候，习总书记问我这个“用不毁”是什么意思？“用不毁”是徐工比较接地气的话，就是高可靠性。习总书记说就是用不坏。看徐工的山地挖掘机表演，徐工叫它“钢铁蜘蛛侠”，习总书记看了以后认为像个螳螂，现在它改名叫“钢铁螳螂”。再看徐工的超级移动式起重机创新工程。徐工非常希望凭借该项目第二次捧得国家工业领域最高奖中国工业大奖，我们的竞争者有核潜艇和高铁。超级移动式起重机在工程装备行业被公认为科技含量最高、研发难度最大的产品之一，徐工以十年磨一剑的精神走过了国外近半个世纪走过的超级工程装备研发生产制造之路，使中国与德国、美国一起成为世界上仅有的3个能够自主研发制造千吨级超级起重机的国家。再有，徐工超大型成套露天矿业设备项目，被誉为工程机械皇冠上的明珠。当前，徐工已经成为全球超大型露天矿业设备的主流供应商，获得欧美大型矿企的青睐和批量采购，改变了全球大型成套矿业设备的竞争格局。
习总书记在了解到徐工的这些产品后指出：关键技术人家是不会给你的，有一句话叫与虎谋皮，他怎么可能培养出一个他认为更可怕的竞争对手呢？我们必须按照习总书记的要求，有信心、有耐心、有定力，抓好自主创新，努力占领世界制高点，掌控世界技术话语权，瞄准国际标准，提高发展水平，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习总书记强调，现在，发展已经到了天花板，低水平、低端发展，浪费资源，破坏环境，肯定不行了，当然，现在也是一个拐角，拐好了就有可能冲上去。这说明，习总书记对转型升级特别关注。徐工一要加快建设徐州、德国、巴西、美国四大研发中心，打造以徐工研究院为龙头，以下属各企业技术中心为基础，以海外关键技术为支撑的研发体系，并加快落地徐工的行动金标准。二要在新能源、新材料、人工智能方面创造更多的独创先进技术。三要破解行业空心化瓶颈。四要推进军民融合，做强军工产业，加快进入无人化与主战军工装备领域。五要加快智能制造布局实施，用3年时间把徐工打造成智能企业。
其次，坚持国际化道路不动摇。努力让以国际化与创新为核心的“徐工制造2025规划”成为“中国制造2025规划”的重要支撑点。徐工的国际化有五大进展。一是打造了国际化的尖刀班，成为海外阵地战拼抢大单主力军。二是海外开拓全面收获，去年徐工品牌出口总额同比增长80%以上，同行业第二位的增长只有8%，绝对值甩开国内第二近3亿美元。在非洲、中东等市场陆续拿下上亿美元出口大单，出口额同比增长超过50%。凡是有工程机械的地方就有工程机械的细分市场，徐工的研发工作就是要适应细分市场和用户需求。去年，商品台数只有7万多，但品种却超过500个，每一个都像机器人。仅我们的工程机械模型就有数百个，大人喜欢，小孩也喜欢。三是已经成为“一带一路”拓展先锋。在“一带一路”主要国家市场建立领先地位，在西亚、北非和中亚等出口稳居第一。四是全面布局全球事业。徐工目前在德国、巴西、美国、奥地利等国家拥有大型制造基地，产品出口178个国家，海外收入占比30%，将在3年内达到50%。国际市场、“一带一路”市场太大，徐工将全力拿下。五是大手笔跨国并购。徐工连续并购了3家年营业规模超过6亿欧元的企业，下一步将以总书记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为引领，保持出口翻番增长强劲势头，推进海外基地布局，推进跨境电商全球备件体系平台建设，推进全球优势企业并购，大步走向“一带一路”国家及全球高端市场，以全面国际化打造一个新徐工。
再有，坚持打造一流人才不动摇。美国《纽约时报》去年曾报道中国工业如今在竞争中的优势更多体现在拥有完整的供应链条上。实际上，中国工业强大的竞争优势还在于一流人才队伍。人才是推动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的关键，也是徐工质量第一战略的最坚强支撑。徐工有6000多名研发人员，其中研发工艺技术人员3190人、中外技术专家220多人、国家百千万人才3人。
最后，坚持抓好党的建设，发挥政治优势不动摇，以文化和信仰的力量推动实现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文化与信仰非常重要，多年来徐工高度重视加强党的建设，始终坚持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作风建设。徐工是一家具有纯正红色基因的老国企，最早起源于许世友将军麾下、沐浴抗日烽火建立的兵工厂。讲到红色基因，它对徐工干部职工影响很大，每一名干部职工都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感，面对再多的艰难困苦，始终毫不动摇。不能对党忠诚、为国争光的人，不能在徐工干，更不能当领导。
一个民族受到尊重不是靠嘴说的，要靠产品、靠品行，一定要苦干实干拼命干，要把产品做到极致。徐工永远知道自己所肩负的使命责任，也知道距离世界强大品牌的现有差距，我们必须头脑清醒，努力拼搏，打造具有竞争力的世界品牌，创造更优秀的业绩，为建设“强富美高”新江苏做出无愧于历史的贡献。
（作者为党的十九大代表，徐工集团董事长）
无锡是一座有着千年历史的生态名城、工商名城，同时也是一座典型的资源小城，后备资源匮乏，人均耕地全省最低。多年来，无锡市国土资源局始终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的工作方针，以全国万分之五的土地，创造了全国百分之一点五的经济总量，走出了一条符合无锡实际的内涵绿色发展之路。
守好绿水青山，绿色与美丽共发展。党的十九大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是无锡在多年发展历程中最为深刻的感受。作为经济先发地区，无锡较早就遇到了土地资源紧缺与城市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开发空间受限以及后备资源不足的现实倒逼我们必须转变用地思路。
为此，无锡先后发布《关于构建节约用地“1236”战略布局的实施意见》等文件，形成了无锡市“内涵绿色发展”的四梁八柱框架。内涵绿色发展的基础，是划底线、优空间。无锡各级政府按照近期减增量、远期减总量的要求，明确到2020年实现建设用地总规模零增长，土地开发强度控制在33%以内。内涵绿色发展的核心，是挖潜力、增效益。通过异地调整盘活、边角地归并使用、实施绿地工程、普通商品住宅和商业开发原则上全部使用存量土地等方式，无锡土地供应存量占比连续6年高于50%，新增建设用地由2010年的7.2万亩下降到2016年的1.5万亩。单位建设用地GDP产出由2010年的每平方公里4.13亿元，上升到2016年的6.12亿元，连续多年保持全省领先地位。内涵绿色发展的重点，是重保护、提质量。从2014年起，全面实施生态补偿机制和土地整治以奖代补政策，全市规范实施各类土地整治项目2226个，新增耕地面积7.88万亩。投资32亿元开展万顷良田建设，完成农用地整理6万亩，建设高标准基本农田83万亩。去年，无锡被环保部授予首批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无锡的生态优势正在逐步转化为新一轮的发展优势。
增进民生福祉，改革与服务共发力。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一个沉甸甸、出现频率最高的关键词就是人民。早在2014年，无锡市局党委就提出国土资源工作要始于群众需求、终于群众满意，并在全省率先推行“四全”服务模式，建立国土资源公共服务标准化体系，推进不动产登记“放管服”改革。
改革，首先从便民高效出发。全市75个国土资源服务窗口实现国土资源业务通接通办，一次性收件、一站式审批、一条龙服务，设立“零号”服务窗口，开通零距离移动服务车，将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改革，以公共服务标准化为方向。组织优秀的技术力量实施标准化研究，2016年成功争创国家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综合标准化试点项目。改革，以群众满意为标准。全局持续优化服务窗口建设，乡镇网点覆盖率达92.19%，平均服务半径不到2.2公里，这几年收到老百姓赠送锦旗40多面。目前，“四全”服务模式已上升为全省倾力打造的具有江苏特色的国土资源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样本，并入选全国行政服务大厅百优案例和江苏省第二批法制实践优秀案例。
锻造忠诚卫士，干部与队伍共成长。首先，把牢思想总开关。为鼓励勇于担当的干部能干事、干成事和整治为官不为行为，率先在全省国土资源系统出台《关于建立容错纠错机制的办法》和《关于治理“为官不为”行为的办法》，实施改革创新风险备案制度，通过正向激励和反向约束，使敢于担当、勇于作为在全系统干部队伍中蔚然成风。其次，推进干部队伍“四个提升”，即业务技能明显提升、作风效能明显提升、服务水平明显提升、工作绩效明显提升。此外，以“1050工程”强基固本，做到职能职责明晰、工作设施完善、服务保障优质、依法行政严格、管理制度健全、发展机制创新、队伍活力增强、党建工作规范、廉政责任强化、工作绩效突出。
无锡国土部门把党的十九大对国土资源工作提出的新目标、新要求作为科学谋划国土资源工作的行动指南，在实际工作中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在新时代阔步前行。
（作者为无锡市国土资源局党委书记、局长）
近日，笔者带队到江苏省泗洪县魏营镇涧圩村慰问困难群众，不料，计划看望的一位尚未脱贫的困难群众当天去世了。于是，有人建议说：“人死了，不要去了，去了他家，人家也记不住你们。”我回答说：“要去，这个时候更要去。不是让他家人记住我们，只要他家人记住党组织就行了。”随后，我们踩着泥泞的小路，带着慰问金，并特意带上一个花圈，登门悼念了死者，看望并慰问了其家人。
慰问困难群众的目的是什么？是让群众记着我们？还是让群众感恩回报我们？这里面有一个出发点、落脚点的问题。毋庸讳言，在扶贫慰问上，少数人的骨子里还残留着小九九，主要是考虑自己感受多了，考虑困难群众感受少了。本来慰问是给予，心里头却是索取。对自己没有多少益处的事，提不起劲，甚至回避了之。就像对待前面讲到的那个刚刚去世的困难群众一样，在有的人心里，他人不在了，你再慰问又有什么用处。这种实用主义的慰问显然是不恰当的。
慰问困难群众就是表达党的关怀，传递组织温暖，帮助群众纾解困难、走出困境。如果说有什么目的的话，这就是唯一的、重要的目的。慰问工作应当围绕这一目的展开，而不能夹带杂念，甚至私心。慰问困难群众是组织行为，组织的温暖虽然通过个人传达，但个人不能就此把组织当成实现自己私欲的工具，甚或贪“天功”为己有。
慰问困难群众也要摆正位置、讲好政治道德。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共产党人的字典里，困难群众都是我们需要关心的对象，特别是没有脱贫的群众，有重大变故的群众，对他们更要多下一些及时雨，多搭把手，多雪中送炭。这些年，习近平总书记经常深入贫困地区看望慰问困难群众，可以说哪里最贫穷，哪里就有总书记的身影，把党和党中央的关怀温暖送到无数个困难群众的心田里，为全党树立了标杆。2月11日，正在四川省考察的习近平总书记深入四川大凉山腹地，走进昭觉县三岔河乡三河村，看望慰问困难群众。看到总书记沿着崎岖山路，一一走访贫困户送温暖的动人画面，许多人感动得流下了热泪。作为总书记，日理万机，但他心中始终惦记着困难群众，特别是处于老少边穷地区的困难群众，时不时登门看望慰问，而不是象征性地选择一些地方走一走、看一看。这种饱含真挚感情的慰问，生动诠释了党的宗旨，展示了共产党人的高尚情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让人民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民族、一个家庭、一个人都不能少。慰问困难群众，要胸怀总书记讲到的这“一个一个”，而不能搞实用主义、选择性慰问、“看人下菜”式慰问、“嫌贫爱富”式慰问、以“我”为中心慰问、算计收益大小慰问。对困难群众，要一视同仁，该慰问的一个不少，哪怕哑巴、植物人，哪怕病入膏肓、行将就木，包括笔者碰到的刚刚去世的困难群众家庭。虽然我们登门悼念慰问他感受不到，但九泉之下有知，他也会倍感温暖的。再说，他还有家人嘛，他的家人，包括他家的邻居会感受到党的关爱。如果用一些人世俗的眼光来说的话，死者虽然不可能知道谁谁来慰问了，但他的家人、他家周围的人，会看在眼里，记在心上的。由此，他的家人，他家周围的人，就会更加感受到人间的温暖；相信也会更加拥戴我们的党，紧跟党打好脱贫攻坚战。因为，我们的扶贫慰问，代表的是为人民谋幸福的中国共产党。
（作者为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委员、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
在省委十三届三次全会上，省委娄勤俭书记提出了努力在高质量发展上走在全国前列的奋斗目标。宜兴认真贯彻中央和省市要求，积极探索高质量发展道路，既取得了新成效，也遇到了新挑战。宜兴要在经济发展高质量上走在前列，就必须准确破题、找对答案。
要答好“新旧动能如何转换”的问题。前几年，受各种因素影响，宜兴出现传统产业举步维艰、新兴产业青黄不接的局面，反映产业发展质量的主要指标，比如工业增加值率，宜兴只有15%左右，直接造成了GDP等总量指标增长乏力，迫切需要改造提升传统动能、培育壮大新的发展动能。为此，以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为目标，宜兴一方面针对占比超过70%的传统产业，按照智能化、绿色化、服务化、高端化方向，引导企业走兼并重组、战略合作、自主创新、资本运作之路，不断迈向产业链、价值链高端。比如一家原本濒临倒闭的平板玻璃企业，由于工艺技术落后，缺乏市场竞争力，企业基本停产，6个多亿的银行贷款即将进入不良。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政府出面协调引进央企中建材进行资产重组。中建材团队对企业进行了全面技术改造，2017年当年实现赢利、纳税2000多万元。在技改的同时，又通过技术创新生产出了厚度小于2毫米的光伏玻璃，今年将追加投资10亿元。另一方面，瞄准集成电路、新能源、旅游等新兴产业，加快培育新的增长极。如集成电路产业，成功引进总投资30亿美元的集成电路用大硅片项目。又如旅游产业，与乌镇团队合作，引进总投资210亿元的宜兴国际旅游度假区和健康生态产业园项目，促进了宜兴的生态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动能。同时，我们把科技人才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通过与江南大学共建宜兴研究生院及强化职业院校建设等方式，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提供人才支撑。
要答好“风险防控怎么到位”的问题。经济发展阶段的转换期往往是矛盾风险的凸显期。2014年起，少数企业经营不善，资金链、担保链引起了金融市场的连锁反应，不良贷款大量增加，银企之间失去互信，甚至出现少数企业主恶意逃废债务的现象。上级金融监管部门和银行机构，一度把宜兴列为金融风险的重点关注区，信贷投放连年减少。宜兴规上企业的数量，从2014年底的943家降到2016年底的871家，2年净减少72家。不解决好金融这个经济的血液问题，高质量发展就无从谈起。为化解金融风险，宜兴抓了以下3项重点工作。一是把依法打击恶意逃废债务行为作为主要抓手，一年多来立案查处相关案件75起，抓获犯罪嫌疑人77人，挽回经济损失3.8亿元，查获隐匿资产6.1亿元。二是把加强诚信体系建设作为治本之策，建设一库一网一平台，在经济领域乃至全社会重塑了诚信守法的良好环境。三是把强化政府协调作为重点环节，牵头组建贷款周转资金，协调银行组建银团、联合授信，稳定银行贷款规模，建立政银企良性互动机制，使不良贷款率从最高时的6.18%降到去年年底的2.3%，今年有信心降到2%以下。当前，宜兴金融生态明显好转，银行支持宜兴发展的信心全面恢复。去年，宜兴本外币贷款余额新增125亿元，其中90亿元注入了实体经济，一举扭转了实体经济新增信贷连续5年明显回落的不利局面，为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基础。
要答好“空间容量从哪里来”的问题。宜兴超过1/3的面积为生态红线区域，发展空间、环境容量都很有限。为此，宜兴立足全省生态保护引领区的定位，重点做好淘汰落后产能和盘活闲置资源两篇文章，尽力腾出空间容量，彰显资源价值。一手抓落后产能淘汰。2007年起，宜兴连续10年关停化工企业，使其数量从当时的1200多家降到2016年底的567家。去年，结合落实省“263”专项行动，又制定2年再关停250家以上化工企业的目标，设立2.5亿元专项奖补资金。去年内，就关停化工企业141家，2018年确保再关停110家。与此同时，大力开展印染、水泥等行业的专项整治，退出了一批存在重大环境风险、安全隐患的企业。一手抓闲置资源盘活。把前一轮破产企业闲置的土地，用来承接能耗低、排放少、产出高的新项目，节约集约用地。去年实施的5GW叠瓦太阳能组件等3个新能源项目，总投资超过100亿元，一共才新增用地28亩。（作者为宜兴市委书记）
编者按 春节已过，很多人告别家乡，重新回到了城市。这一年一度的城乡迁徙是萦绕无数中国人的“乡愁”使然，是当下中国式现代化转型的独特风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是回应人们“乡愁”、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战略。在这一新战略下，人们应该如何看待“乡愁”？本期智库加以聚焦。
法国学者西蒙娜薇依在《扎根——人类责任宣言绪论》一书中说：“扎根（enracinement）也许是人类灵魂最重要也是最为人所忽视的一项需求。”中国人的“根”，文化之根仍在农村，一到过年过节，首先想到的是回老家、回乡、回农村，或见父母、或见爷爷奶奶、或寻根祭祖、或走亲访友、或为了寻找儿时的记忆……改革开放40年来，城乡流动是社会整体变化、社会结构性转型、中国进入城市社会整体进化过程的经典写照。一方面，一部分乡村人带着乡愁过上了城市人的生活；另一方面，留着乡愁，乡村里留下了大量的留守儿童、留守老人和留守妇女……
然而，无论是城市人还是城市中的外来人，面对城市社会的快速变迁，都不同程度上存在着“无根性”的文化心理结构和行为文化特质。特别是作为民族传统文化习俗集中表达之一的春节，传统节日的人口大迁徙和“空间大挪移”，在现代社会结构的变迁中，很好诠释了“乡村的无根性”和“城市的无根性”。
几千年来，中国一直是以农业立国的传统农业生产型国家。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是凝固化的和超经济强制的集权体系，导致形成了汪洋大海般的封建型传统小农经济，城市与乡村各持其短，长期停滞且未能变化和变革，如费孝通先生所论：未能有文化自觉。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出路是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而现代化的结果是田园城市或者花园城市，这已经被世界历史和发达国家的经验所证明。
“城市无根”的典型代表是深圳。目前深圳有1500万人左右，有深圳户籍的仅354.99万人，占常住人口的31.2%。另外一个典型是东北，很多城市是人口流出的，据说东北有接近100万人在海南生活，曾经背井离乡“闯关东”，现在从大东北来到大海南。乡村成为理论上和实际上不生活的“根”，人们不愿意在传统乡村扎根，乡村只是“乡愁的根”。
我们看到的是：居住在城市里的一部分人就像“无根浮萍”一样，“漂在城市里”，或者像社会学家描述的那样，是一种“边际人”，总要回到乡下去找乡愁的“根”、寻找过往文化记忆的“根”。不忘本是一种文化伦理，回乡探望是一种亲情。简单说，现实生活的变迁与社会转型使每个个体很难确定生活地点和坐标。现代的乡愁已经成为一种情感，一种情怀，一种生命的怀旧，一种爱的回归，是一种曾出生在农村的中国人的集体记忆！
能够让来自乡村的人在城市扎根、让从其他城市来的人在新城市扎根是需要很多条件的，既要建构优质的城市市民生活空间和文化土壤，又要有已经优化的城市文化治理，还要“让城市充满选择机会”，更要让城市文化和生活空间具有宽容、公正、公平和正义的属性。不仅要满足和创造人们生存的多种需要，这些需要包括了城市社会的“秩序”“自由”“责任”“平等”“荣誉”“惩罚”“言论自由”“安全”“风险”“私有财产”“集体财产”和“真理”等条件，还要让人们感受到“有灵魂的生活”，这是一个人获得个人尊严和社会尊重的前提，必须把这种人的尊严和尊重构建成一种社会的义务。社会整体意志的良知能够创造对个体的尊重，并将这种尊重推广为一种义务，这样的城市肯定是美好、理性、科学、民主和法制的。
城市本身提供了个人价值增长的特殊环境，城市与个人发展有着本质联系，人们在城市中不自觉地创造着“自我文化”的“扎根”过程。当社会发展出现新的生产方式和新技术后，人们就容易被分化为不同的阶层，一次又一次地创造新的生活和体验。或许每个人都一直在试图“扎根”，但现实是必须应对如潮的社会变迁，一次又一次被“扎根”，且一次又一次地又被“拔根”——离开家乡、离开原单位、离开原来的行业、离开生活过的城市，去寻找新的“根”和城市。城市中更多的则是从“单位人”变为城市的“社区人”。
无论穷人还是富人，无论是高学历者还是低学历者，也无论是城市人还是乡村人，面对现代化过程中剧烈的社会变迁，如产业结构的变化、新型业态的变化、传统产业的消失，新兴网络产业、智慧产业、3D打印产业、机器人产业等层出不穷，所有社会阶层的职业和财富都面临新的挑战，所有不同类型的群体，都有可能出现不断地“扎根”和不断地“被拔根”的过程，“无根性”所形成的不稳定性、现代社会的风险性，成为非典型社会问题的基本特征之一。
即使在城市社会精英群体层面，外在形式上表现了城市人生活的“嵌入性的结构”，城市社会所形成的“事本性”构成了典型的社会关系网络。但是，由于过快的城市变化，包括城市空间的过快变化，城市的“无根性”更为深刻，人们渴望在这个城市所形成的“地点、出生、职业、周遭环境所自动带来的参与”。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既要有或者是已经有生活“源文化的根”——乡愁与乡村的生活，还要有创业发展和个人价值理想实现之根，让人们能够在城市里形成“嵌入性的生活体系”，感觉到城市关怀和温度。城市社会中被放大的“无根性”，使得任何个体都必须重新进行“社会包装”和“社会整饰”才能融入社会。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社会的发展，除了乡村和乡愁的根之外，城市人要有城市人的价值理想实现的根。
一个十分清楚的逻辑关系是：中国式现代化→必须首先改变80%的农业人口的文化心理结构→使更多农业人口走进现代化生活→使更多的农业人口实现文化心理结构的现代化→必须改变传统农业社会的社会结构和生产结构→使经济转型过程与改变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相辅相成→最终使“乡村人”成为“城市人”，使中国从传统的乡村社会转化为城市文明社会。
（作者为南京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
岁时年节，阖家团聚，是人之常情，也是人伦礼仪。持续了三十多年的“春运”是中国社会的独特景观，数亿人不辞辛劳、不远千里奔波于城乡之间，不仅火车、汽车满载，由农民工组成的摩托车队冒着严寒上路也牵动许多人的心。这些都是构成乡愁的重要内容。
这种候鸟迁徙般的大规模流动现象来源于超过2.7亿农民工的存在。以外来务工者为主体的流动者的困境当然不止表现于“春运”。所谓“乡愁”也与农村的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留守妇女有关，也体现为农村的凋敝趋势。
农村劳动力人口外出打工，是以生存需求、生活改善为动力的，是农村发展和城市化的必然趋势，然而相关的制度与政策安排却未能适应这一重大历史进程的需要，未能提供相应的保障。我们暂且不提始于上世纪90年代的老一代农民工的流动，仅以新生代农民工为例：所谓“新生代”并非仅仅是年龄或代际概念，而是揭示了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和新的身份认同交织在一个“世界工厂”时代的劳工群体。与其父辈相比，其自身鲜明的特点折射出“新生代”作为制度范畴，与乡村、城市、国家、资本所具有的不同于上一代的关系。他们受教育程度较高，同时乡村生产劳动的经历较少，他们在城乡之间选择了城市生活方式，他们不愿认命，有着更强烈的表达利益诉求和对未来更好生活的要求。而他们所面临的似乎无解的现实悖论是融不进的城市、回不去的乡村。
难以化解的矛盾表现为新生代与旧体制之间的冲突：“旧体制”是指自改革开放以来形成并延续了30年之久的“农民工生产体制”，其中一个重要的面向就是“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制度”，其基本特征是将农民工劳动力再生产的完整过程分解开来：其中，“更新”部分如赡养父母、养育子嗣以及相关的教育、医疗、住宅、养老等保障安排交由他们所在乡村地区的老家去完成，而城镇和工厂只负担这些农民工个人劳动力日常“维持”的成本。这种特色体制造成并维持了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困境，以及与之相伴的留守儿童、老人、女性的悲剧和每年“春运”的“重重劫难”。可以说，如此乡愁是人之常情，也是制度使然。
从更宏观的视角上看，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而这么多年来形成的两代农民工的问题仍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这是乡愁，也是国愁。
（作者为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在人口大迁移的时代中谈论美好的和令人留恋的“乡愁”，实际不过是文学性的诗意想象。在实际生活中，迁移流动本身是个人和家庭实现其发展的理性决策。他们正是对于流出地生活困境的不满，以及对于流入地生活的向往而迁移。人口迁移是天然地拒绝对故土留恋的“乡愁”。迁移流动人口比较着流入地和流出地的生活、福利差距，多数人是不会有所谓的故土依恋，他们有的是对脱离农村贫困生活的满足。而那些在农村中留守的家庭成员和期待着离开贫困乡土的劳动者，也不会有多少对于田园生活的欣赏，而有的是通过迁移实现自身成长的憧憬。劳动者在迁移过程中，离开当下乡村落后的小农生活形态，实际上是个人追求发展、追求现代性的理性选择。
迁移者实际上并没有所谓的乡愁，考虑到城市更充分的就业机会、更良好的教育设施、公共服务水平，更好的生活治理和医疗健康水平，迁移进入城市仍然是迁移的首要选择。他们在城市稳定居住和稳定生活以后，不少迁移者也会将其家庭成员进行跟随性的迁移，离开农村，在很多时候是一种“成功者”的证明。不少返乡的人口，往往在通常意义被认为是“失败者”，则进一步显出并没有那种“田园将芜胡不归”的感慨。特别是随着新生代迁移人口和第二代迁移人口的增长，乡愁会更加薄弱。如果说第一代迁移者在城市失业以后可能会返回农村地区，第二代移民实际上即使没有了工作也不回到农村。所以“乡愁”不过是一种空洞的想象，而并非迁移者生活的真实。
从另一个角度看，乡愁也是与迁移者进入城市的深度相联系的。“乡愁”表现出了迁移人口的身份认同。如果一个迁移者具有很强的“乡愁感”，实际上意味着他仍然具有很强的故土依恋，意味着他和城市仍然有着相当的疏离。如果一个迁移者已经很强地融入城市，成为了城市的一分子，应该认为他具有越来越小的故乡依恋。甚至从极端的意义看，一个实现了市民化和社会融合的迁移者实际上没有所谓的“乡愁”，因为他本身已经不是故乡的一员，又谈何为思念故乡而生出的愁绪呢？
迁移者具有更低的社会融合，那么他们的返乡可能是回家，而如果他们在流入地社会已经有很强的社会认同，他们返回流出地可能主要是探望父母。从这个意义上看，乡愁感不过是反映出迁移者在城市社会中更低的社会融合。
（作者为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
如果说第一代农民工外出更多是为了生存需要，那么新生代农民工外出除了改善生活之外，更多是为了“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的发展需要。但现状是许多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留不下城市、回不了农村”的困境。这个困境对农村家庭的影响，现在已经显现出来了，可以归结为两个特点：一是与城乡分离的所谓农民工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体制相适应，新生代农民工的家庭体现出灵活多样的流动性特点，包括有条件时举家迁往流入地城市，条件不允许时则又可能部分迁回流出地农村，从而呈现出一种流动和留守交互轮替、变动不居的“拆分型”家庭或者“离散化”家庭模式。
二是由于新生代农民工相比他们的上一代具有对城市生活的更好适应性和对现代性意识的接纳，他们也比上一代更加重视子女的教育和个人的发展，因此即使在“留不下城市”的情况下，他们也不一定甘心回到农村，而是更可能在当地县市一级的小城镇安居扎根。因而农村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留守老人以及隔代留守家庭为主的生活和居住地。这样一种流动、分离的家庭结构和模式，使得农村家庭传统的养老孝亲功能受到极大挑战。留守乡村的老人作为被现代化抛在身后的、为传统站台的边缘性群体，随着农村的空心化带来的邻里和社区的衰败，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赡养和照顾危机。
虽然农村的凋敝跟劳动力人口的大量外出有直接关系，但并不能解释为是以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为主的家庭结构性变化导致农村的凋敝。反过来说，正是乡村生活让人们看不到前景，才导致农民前赴后继地往城市涌，即使在那里遭遇种种排斥和歧视，即使必须忍受时常游走于城乡之间、随时“用脚投票”的不安定生活和家人的长期分离也在所不惜。因此，农村的凋敝和家庭的离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转型中落下的两个孪生副产品。无论是新型城镇化，还是乡村振兴战略，都是在尝试找到一种靠谱的路径来达成这一阶段的转型。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春运，实际上是一幅写满“乡愁”的年画。比起春运一票难求的沉重，更沉重的可能是当我们风尘仆仆回到老家时，却绝望地发现由于异化或衰败，家乡已经变成了“回不去的故乡”。春运背后，实际上演绎出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如何对待正在空心化的乡村？
在面对日益衰败空心化的乡村时，感受最深的定律是“人气决定地气”。没有了“人气”何以振兴？“人气”既是城市发展的动力，亦是乡村振兴的关键。江浙一带乡村振兴的经验表明，乡村新的“人气”“动力源”大多来自城市返乡的新农村人。因此，发达地区正在进行的乡村振兴规划，实际上已经是10年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升级版本，其特点是迎合了城市阶层口味的中产化（绅士化）重构，这样的改造尽管并不按照原住民生活方式的诉求，但仍然受到了追捧。从土楼到小洋楼，从农家乐到洋家乐，乐此不疲，竭尽所能。对此，另一种有意思的解释是：在村里人与城里人新的“围城”故事中，各自角色互换的诉求，哪怕只是一时的体验甚至猎奇成为当下乃至今后的一个趋势性新常态。
这似乎是一种萝卜与肉的彼此羡慕。中国人的智慧是——萝卜烧肉。相类似，今天的乡村规划，基本上都在做着同样一件事：如何萝卜烧肉？高低版本的区别在于，是北方的萝卜烧肉，还是南方的萝卜肉汤，是萝卜多一点还是肉多一点？用规划设计的专业术语表达的话，就是如何处理农耕性与工业性、“原真性”与“现代性”，如何既满足原住农民的实际诉求、同时又能够迎合城市化的宜居与审美等诸如此类的问题。不得不承认的是，中国的城镇化与逆城镇化、中心化与郊区化出现了交叉碰撞，离乡与返乡的“换人运动”已悄然开始，离乡背井与告老还乡双向流动。越来越多的城市精英阶层的衣锦还乡，将都市的生活方式和休闲方式带入乡村，他们对乡村环境和审美提出的城市化诉求，决定了乡村的更新改造已经不可能回到农耕模式的“原真性”。
城镇化的效应不仅仅是人口的城镇化，亦包括了城市化各种元素的乡村渗透。因此，在城镇化进程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乡村改造中一定存在着观念与理念的冲突。如果只有原真性、没有现代性，那么城市返乡群体无法接受；但如果只有现代性、没有原真性，社会审美与价值观也无法接受。规划需要做的，也是最重要的价值判断与特色定位，正是协调和融合上述矛盾与冲突，既保持一定的农耕性、原真性，又植入一定的工业性、现代性，进而做出“萝卜与肉”最“入味”的乡村设计。在“千城一面”备受社会诟病的背景下，乡村也好，老城老街的更新也罢，我们如何避免不再让乡村出现“千村一面”，是我们保护好各自美好“乡愁”的最后一条底线。或许，村口的一棵老树，邻居的一口老井，宅边的一个水塘，都是那最后的一条底线！
（作者为南京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系教授）
春节档电影里，主旋律战争片《红海行动》大热。众多好评之中，也有几条比较扎眼的。比如说有人问：“有点假吧……现实中真的会为了救一个不太重要的中国人牺牲几个中国军人？”
类似的问题在1982年曾经引发一场全国大讨论。当年，24岁的大学生张华，为了救一位69岁坠入粪池的工人献出生命。那个年代，大学生有多金贵众人皆知，于是“金子换石头，值不值”的论题就显得更加扎眼。而最近的2017年，宁德一位23岁的消防员姚为君，为救一名95岁被困火场的老人牺牲，又一次引发了所谓“23换95是否值得”的争论……
虽然提出疑问的人在争论中始终不是主流，但是，这个话题能绵延近40年本身就是一种值得注意的价值倾向，它事关我们对“英雄”的定义和价值认同。
“本事大”往往是“英雄”的第一概念，最直接的表现是“武功或者法术高强”。但是英雄并不是一个技能概念，而是一个行为概念——学会七十二变之后的孙悟空并不能立即成为英雄，直到他用七十二变的能力降妖除魔后才成为了英雄。由此就可以看出“值不值得”论调的一个逻辑偷换：把行为偷换为技能。他们为什么会觉得张华们去“换”一个知识或者技能不如自己的人“亏”了？因为在这场交换中，他们把“人”视作了可以估价交换的商品，在这场交换中，“人”的价值只表现为自身的技能，而完全罔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值不值得”论调者往往认为只有东方的集体主义文化才强调“英雄”，而西方强调个人利益至上，“保护好自己才是最重要的”这样的功利主义认知是“真正先进的文明”，因此对每一次个人的牺牲都持怀疑态度。一段时间以来，舆论上对很多历史上舍己为人英雄行为的“质疑”，都有这个套路的影子。
且不说功利主义思想出现后，西方学术界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对其在社会学意义上的批评，我们来看两个更贴近生活的例子：一是原汁原味的美国网络游戏《魔兽世界》中，有一个援助平民村落的任务。完成任务后，玩家会得到这样的评价：“真正的英雄不在于对战斗技能的熟稔，而是尽力去满足他人的意愿。今天，你证明了自己的英雄之心。”这和中国传统文化中“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英雄精神何其相似！第二个例子更为实际：最近震惊世界的佛罗里达枪击案中，出了一个少年英雄——15岁的美籍华人王孟杰。他在可以逃走的情况下为了给同学争取逃离时间留下来抵住了大门，多处中弹而牺牲。未成年人面对险境没有选择“保护好自己”，这似乎与部分人口中的“西方价值观”有背离，但美国人却给予了在他的棺木上覆盖星条旗的最高英雄待遇。
这说明，在“英雄”的定义和价值上，东西方文明并没有评价上的矛盾，舍己为人是全人类社会所推崇的美德，几千年来从未变过。“英雄”不是论价而沽的商品，而是超越物质存在的精神黏合剂。所有的英雄，都具有强烈的利他主义色彩，都代表着主流价值观，用个人主义、功利主义来衡量英雄的成色是可笑而鄙猥的。
现代商业社会越来越发达，由此带来的个人主义思绪越来越浓重，人与人之间越来越成为“陌生人”，这是客观的社会现象。但也正是在这样的社会现象下，对社会的责任、对他人的关怀显得越来越重要，因为这是把日益被物质生活割裂的人格重新黏合起来的最好办法，而英雄行为和英雄精神，正是对社会的责任、对他人的关怀的高级表现形式。无论历史和现代，对英雄的共同纪念和推崇都是民族和国家认同的基础之一，每个有意维持稳定和发展的国家，都将这种行为和精神视为珍宝。反过来，近现代历史也证明，对“英雄”的污名化，是国家衰败的开始。类似“XX换XX值不值得”的讨论，在逻辑上和价值观上，都是站不住脚的、错误且危险的。
当然，我们也需要强调，对英雄精神的学习并不能完全等同于对英雄行为的机械学习。红海行动里，没有海军特种部队的战斗力的平民，再有英雄精神也无法救出人质。在能力达不到英雄级别的情况下，要量力而行。这也是我们近几年屡屡强调要 “见义勇为”，更要 “见义智为”的原因。但见义智为不是见义勇为的反面，不是见义不为，不能混淆或者有意偷换。
作为一个农耕节日，春节在工商业社会里依旧有存在的价值，是对中华民族这个集体的文化黏合。同样的道理，舍己为人的英雄精神其不可磨灭的价值，也在于对社会的价值黏合。因为只强调利己主义，那么产生的必然是弱肉强食的丛林，秩序健康的社会必须有利他主义作为根基之一。并不是每个人都必须是英雄，但是每个人都应该以英雄精神来培养自己对社会的责任感，这不光是个人修养的提升，更是因为普遍的利他主义取向最终会让社会中的自己受益。所以，正确认识“英雄”的定义和价值，由此去崇敬英雄，弘扬英雄精神，是对个人和国家利益的双重负责。李 军
近日，某卫视春晚上的小品《海的誓言》因一段台词引发网友热议，小品中救捞队长口中的“老婆比保姆便宜”，被指侮辱、歧视、物化女性。目前该卫视已就此作出说明：小品展现的是一位爱岗敬业、面对群众生死时不计个人安危的救捞英雄，被队员调侃“怕老婆”时，给队员算了一笔账，得出“老婆比保姆便宜”的结论，给自己一个台阶，以此来保全“男性尊严”，并无任何歧视女性的意图。
红网：对于由彩礼钱而导致的娶妻难，应逐渐引导民众知道这是不光彩的事情，应令清风正气成为民众自觉，不要再让金钱成为衡量幸福的标准。婚姻的本真是源于爱的结合，切莫让“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成为一场赤裸裸的物质交易。
再评：在一些影视作品里，尤其是一些语言类节目里，为了加“料”、抖包袱，常常充斥着低俗、媚俗的内容，迎合低级趣味。这样制造出来的“笑”果，看上去不错，实际上是一种畸形的艺术怪胎，也完全背离了文艺的方向，是糟粕而非精华。要减少和杜绝这种现象，一是加强审查，二是提高文艺从业人员的基本素质和基本修养。
春节家族饭局上，家人亲戚会用“好单位”来比较这个女婿和那个女婿，许多具有针对性的问题，让女婿们措手不及，面红耳赤。
东方网：这不是阿Q式的自欺欺人。幸福感今天已成为一个热词，幸福感并不玄虚，就是对日子过得好不好的个人感受。简约质朴的生活方式中蕴藏着幸福；宁静淡泊的内心中蕴藏着幸福；身心健康中蕴藏着幸福。具体而言，工资虽不高但工作勤奋，敬业负责，作风过硬的“经济适用男”；不做作，洗完脸一扎头发就能出门，不拜金，不败家，不折腾，会持家过日子的“简单方便女”，都会很幸福，幸福感不仅不会比一边在炫耀一边在焦虑的人少，更是后者无法理解也无法企及的。
再评：嘴上说“只有社会分工的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但在某些人的心里却早已把人分成了三六九等，这是不争的社会现实。当你无法改变别人的想法时，唯一能做的就是坚持自己，鞋子合不合适只有脚最清楚，走自己的路，过自己的生活，总会有属于自己的精彩。
“妈妈帮你存起来”，小时候常听这样的话，可是压岁钱就这么被“存”没了。这不，宁波有一位妈妈，把孩子的35000块压岁钱拿去买名牌包包，她说：“带孩子太辛苦了，买个包包是对自己的奖励。”
甲方
压岁钱里 该有孩子的话语权
压岁钱究竟归父母还是孩子，得回归到压岁钱的本义来讨论。压岁钱在民俗文化中寓意辟邪驱魔，保佑小孩在新的一年里健康平安。既然压岁钱的本义是寄予长辈对晚辈的美好祝愿，那么压岁钱本应是给孩子的。
从法律上来讲，压岁钱也是归孩子的。比如《民法总则》第35条规定，“监护人除为维护被监护人利益外，不得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在作出与被监护人利益有关的决定时，应当根据被监护人的年龄和智力状况，尊重被监护人的真实意愿。”也就是说，压岁钱父母可以代为保管，但钱的所有权还是归孩子的；压岁钱怎么花，父母要和孩子商量，而不能占为己有。
压岁钱的寓意本是美好的，但处理不当，也会成为引发家庭矛盾的“导火线”。前不久，一位宁波妈妈把孩子的35000元压岁钱拿去买名牌包包，美其名曰：“带孩子太辛苦了，买个包包是对自己的奖励”，引发争议；云南一女大学生因父母离婚后不愿支付学费而将父母诉至法院，讨要5.8万元压岁钱交学费；温州乐清一位母亲取走存在未成年子女名下的压岁钱，被老公和子女告上了法院……压岁钱矛盾甚至对簿公堂，都是长辈将孩子的压岁钱占为己有而引发的。
其实，压岁钱的支配问题，反映的也是孩子和家长在话语权上的争夺。平日里，家长最好别对孩子约束得太紧，支配得过多，孩子需要自主权。况且当下，孩子的权利意识也越来越强。
因此压岁钱这事，家长应该让孩子参与压岁钱的支配，家长从旁引导。压岁钱还是用在孩子身上，比如一部分用于购买几样喜爱之物，一部分用于学习，一部分用于储蓄、理财等等。教孩子记账，让孩子学着合理规划、分配，让孩子学着当家、懂得节约。如此这般，既避免了孩子乱花钱，又培养孩子的独立意识，又益于孩子成长、家庭和睦，可谓一举多得。杨 丽
乙方
压岁钱管理 还得父母多操心
假期结束，回归工作的喧嚣，话题仍然离不开春节。压岁钱的归属问题是老生常谈，然而类似“宁波妈妈用孩子压岁钱买包”这样的新闻能年复一年地占据关注度，至少证明很多孩子对上交压岁钱有想法。压岁钱当然应上交，压岁钱管理，要有系统化思维。
先谈谈为什么不能把压岁钱给孩子。除了“清流”广东，全国各地压岁钱动辄数百起步，一轮年拜下来能收上千甚至上万，这样的资金对孩子来说实属不能承受之重。说几句吉祥话得来的钱，能满足孩子的一切物质愿望，让三观未健全的孩子支配压岁钱，无疑是把他们放在人性的火上烤。不劳而获的果子虽甜，注定会蛀牙。别说孩子，大人也一样，投资界用ABCD轮加码注资有其深刻道理，若无控制约束，少有人能在“容易钱”面前保持初心。
再讲讲怎么让孩子理解上交压岁钱。压岁钱名义上是长辈赠予孩子，实际上是家长之间礼尚往来的结果，只有收回才能让人情礼金收支平衡。有父母的付出才能有孩子的得到，孩子收到的每一分钱的背后，是父母常年对长辈的孝敬、对朋辈的关照和对其他晚辈的付出。讲好压岁钱背后的故事，让孩子拥有感恩的心，并初步产生社会化意识。
最后说说怎么管好孩子的压岁钱。压岁钱是孩子收到的赠予，家长行使监护权，使用时只能为孩子的利益。想借管理压岁钱加强孩子的财商教育，往往反而暴露父母的财商短板。建个学费专用账户存起来，这能叫理财么？未满18岁不能开户股票、基金，压岁钱的理财管理注定只能由家长完成。要拿出花投资人钱的态度对待孩子的压岁钱：备好新年的学费，这是当期的“研发支出”；补贴家庭用度，这是必要的“经营开支”；购买大件商品，以孩子的名字命名，这是“企业”的“固定资产”；拿出一些捐献爱心，这是我们的社会责任感。当然，像宁波妈妈一样“买包”无疑是错误示范，另当别论，这里不提也罢。 袁 媛
媒体和城市研究者最近在讨论到中心城市发展时，往往提到中心城市存在“虹吸效应”，即核心城市、中心城市、大城市、具有优势地位的城市，能够将周边城市、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资源要素吸引过来。有些研究者与媒体，仅仅站在同情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角度，来批评虹吸效应。但我认为，虹吸效应是一种城市发展现象，不能因为同情中小城市，就把板子打到虹吸效应身上。
虹吸效应有客观性。城市之间之所以存在虹吸效应，是因为发展较好的城市拥有良好的基础设施、健全的公共服务、更多的就业机会、更大的上升空间，所以对发展要素有更大的引力。如果再深究一下，还涉及城市的历史禀赋、地理区位、行政等级、巨量投资、重大事件影响、产业转移等等原因。
虹吸效应的影响有双重性。由于存在虹吸效应，大城市通过不断获取资源要素，可以发展成为区域中心城市、国家中心城市、国际中心城市。在这个过程中，中小城市、小城镇的资金、人口流走，优秀产业转移，因而小城市的发展面临巨大挑战，甚至衰败。这种双重性至少能说明，虹吸效应的影响是复杂的，不宜简单地判定好还是不好。
虹吸效应的显现有阶段性。在都市圈形成阶段，中心城市吸引周边中小城市的资源不断集聚。在都市圈成长阶段，中心城市持续扩大影响力，周边中小城市也有一定发展，但中心城市的发展更好更快更强。在都市圈全面提升阶段，中心城市不断地转型升级，朝着更高的方向发展，这时候资金、技术、管理、人口等产生外溢；周边的中小城市形成差异化布局与分工，走上小而强、小而优、小而美、小而活的特色发展之路。在都市圈的成熟阶段，中心城市及周边中小城市、小城镇、乡村社区形成密切的网络状结构。到了这个阶段，不同层级的城市分工不同，但功能都不可或缺，共同组成一个富有活力的都市圈或城市群。
那么，该如何发挥好虹吸效应正面影响，尽可能避免不利的影响？
一是支持特大城市、大城市加快创新发展的步伐。这类城市如果率先在科技、服务等方面实现创新，由此产生的虹吸现象，将有利于发挥大城市龙头作用，有利于区域转型发展。
二是给中小城市平等的发展权，引导中小城市特色发展。
三是加快改革，消除体制机制上的一些障碍。尤其是户籍政策，实际上造成了不同城市之间人口与人才流动的障碍。
四是对于虹吸效应过度的城市，实施必要的功能疏解。降低大城市功能的过度集中，促使大城市产生溢出效应，辐射带动中小城市发展。
（作者是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学术委秘书长）
本世纪初，中关村这里以庞杂的电子产品市场而闻名。当时的几幢高楼里充斥卖摄像机、电视、DVD播放机等电子产品的商铺——多数在华组装，却很少是中国人发明创造的。中国是个勤劳的“模仿”之国，这种形象在西方人脑中根深蒂固。
但数年前，中国领导人想要自己国家以新型电子产品驰誉世界——不仅是“中国制造”，还有“中国设计”。出售廉价电子产品的租户纷纷离开，新科技企业入驻新装修过的办公大楼，如初创企业、投资者甚至专利律师。但有些人留下来，也很容易碰到老旧电梯，就像我那样，不期然被米色键盘和激光打印机包围。但这些新旧并存的现象，也让人意识到中国变化之快。
在中国和硅谷工作的投资家马睿（音）说：“我在硅谷总是碰到一些还以为中国只会克隆他们点子的人，这种想法太落伍了。如今，我看到越来越多西方公司在模仿中国。”
英国《连线》杂志
著名西方时装品牌开始把目光转向东方，将龙、樱花、凤凰等中国元素填充到服装线条中，以经典形式为主，在颜色、裙子和袖子的长度、式样以及材料上进行着各种变换。立领、中国纽扣等设计让裙子具有东方的优雅，日渐受到西方时尚达人的青睐，其中不乏世界明星和政治家的夫人。
例如，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娅在随同特朗普去年11月访问中国出现在招待会上时，穿的正是一件华丽的Gucci品牌旗袍，上有刺绣和粉色绒花。
报道称，在现代服装中中国元素受欢迎，也应归功于国际政治秩序。“这里也有经济原因，此外中国元素以前没有这样被大量采用。现在这很时髦，所以许多西方设计师采用中国元素。”Atelie rouge Pekin 设计师Pan Jie说。 俄罗斯卫星网
“冰上丝绸之路”是指穿越北极圈连接北美、东亚和西欧三大经济中心的北极航道，主要包括经过俄罗斯海域的“东北航道”、经过加拿大海域的“西北航道”和穿越北冰洋中心海域的“中央航道”等。在气候变化以及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北极航道的开通和商业性运营越来越成为现实。“冰上丝绸之路”的建设，将进一步助推欧亚经济体的融合。
当一项资源或财产属于许多拥有者时，他们中的每一个都有使用权，但是大家都想着在有利于自己的方向使用，而不去主动维护这块公地，久而久之就造成资源过度消耗，最终因管理不善、补给不足而走向枯竭。谁都对公地负有责任，但最终却谁都没有为公地沦陷承担责任，这就是公地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