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第一代农民工外出更多是为了生存需要，那么新生代农民工外出除了改善生活之外，更多是为了“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的发展需要。但现状是许多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留不下城市、回不了农村”的困境。这个困境对农村家庭的影响，现在已经显现出来了，可以归结为两个特点：一是与城乡分离的所谓农民工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体制相适应，新生代农民工的家庭体现出灵活多样的流动性特点，包括有条件时举家迁往流入地城市，条件不允许时则又可能部分迁回流出地农村，从而呈现出一种流动和留守交互轮替、变动不居的“拆分型”家庭或者“离散化”家庭模式。

　　二是由于新生代农民工相比他们的上一代具有对城市生活的更好适应性和对现代性意识的接纳，他们也比上一代更加重视子女的教育和个人的发展，因此即使在“留不下城市”的情况下，他们也不一定甘心回到农村，而是更可能在当地县市一级的小城镇安居扎根。因而农村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留守老人以及隔代留守家庭为主的生活和居住地。这样一种流动、分离的家庭结构和模式，使得农村家庭传统的养老孝亲功能受到极大挑战。留守乡村的老人作为被现代化抛在身后的、为传统站台的边缘性群体，随着农村的空心化带来的邻里和社区的衰败，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赡养和照顾危机。

　　虽然农村的凋敝跟劳动力人口的大量外出有直接关系，但并不能解释为是以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为主的家庭结构性变化导致农村的凋敝。反过来说，正是乡村生活让人们看不到前景，才导致农民前赴后继地往城市涌，即使在那里遭遇种种排斥和歧视，即使必须忍受时常游走于城乡之间、随时“用脚投票”的不安定生活和家人的长期分离也在所不惜。因此，农村的凋敝和家庭的离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转型中落下的两个孪生副产品。无论是新型城镇化，还是乡村振兴战略，都是在尝试找到一种靠谱的路径来达成这一阶段的转型。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