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运，实际上是一幅写满“乡愁”的年画。比起春运一票难求的沉重，更沉重的可能是当我们风尘仆仆回到老家时，却绝望地发现由于异化或衰败，家乡已经变成了“回不去的故乡”。春运背后，实际上演绎出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如何对待正在空心化的乡村？

　　在面对日益衰败空心化的乡村时，感受最深的定律是“人气决定地气”。没有了“人气”何以振兴？“人气”既是城市发展的动力，亦是乡村振兴的关键。江浙一带乡村振兴的经验表明，乡村新的“人气”“动力源”大多来自城市返乡的新农村人。因此，发达地区正在进行的乡村振兴规划，实际上已经是10年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升级版本，其特点是迎合了城市阶层口味的中产化（绅士化）重构，这样的改造尽管并不按照原住民生活方式的诉求，但仍然受到了追捧。从土楼到小洋楼，从农家乐到洋家乐，乐此不疲，竭尽所能。对此，另一种有意思的解释是：在村里人与城里人新的“围城”故事中，各自角色互换的诉求，哪怕只是一时的体验甚至猎奇成为当下乃至今后的一个趋势性新常态。

　　这似乎是一种萝卜与肉的彼此羡慕。中国人的智慧是——萝卜烧肉。相类似，今天的乡村规划，基本上都在做着同样一件事：如何萝卜烧肉？高低版本的区别在于，是北方的萝卜烧肉，还是南方的萝卜肉汤，是萝卜多一点还是肉多一点？用规划设计的专业术语表达的话，就是如何处理农耕性与工业性、“原真性”与“现代性”，如何既满足原住农民的实际诉求、同时又能够迎合城市化的宜居与审美等诸如此类的问题。不得不承认的是，中国的城镇化与逆城镇化、中心化与郊区化出现了交叉碰撞，离乡与返乡的“换人运动”已悄然开始，离乡背井与告老还乡双向流动。越来越多的城市精英阶层的衣锦还乡，将都市的生活方式和休闲方式带入乡村，他们对乡村环境和审美提出的城市化诉求，决定了乡村的更新改造已经不可能回到农耕模式的“原真性”。

　　城镇化的效应不仅仅是人口的城镇化，亦包括了城市化各种元素的乡村渗透。因此，在城镇化进程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乡村改造中一定存在着观念与理念的冲突。如果只有原真性、没有现代性，那么城市返乡群体无法接受；但如果只有现代性、没有原真性，社会审美与价值观也无法接受。规划需要做的，也是最重要的价值判断与特色定位，正是协调和融合上述矛盾与冲突，既保持一定的农耕性、原真性，又植入一定的工业性、现代性，进而做出“萝卜与肉”最“入味”的乡村设计。在“千城一面”备受社会诟病的背景下，乡村也好，老城老街的更新也罢，我们如何避免不再让乡村出现“千村一面”，是我们保护好各自美好“乡愁”的最后一条底线。或许，村口的一棵老树，邻居的一口老井，宅边的一个水塘，都是那最后的一条底线！

　　（作者为南京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