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时年节，阖家团聚，是人之常情，也是人伦礼仪。持续了三十多年的“春运”是中国社会的独特景观，数亿人不辞辛劳、不远千里奔波于城乡之间，不仅火车、汽车满载，由农民工组成的摩托车队冒着严寒上路也牵动许多人的心。这些都是构成乡愁的重要内容。

　　这种候鸟迁徙般的大规模流动现象来源于超过2.7亿农民工的存在。以外来务工者为主体的流动者的困境当然不止表现于“春运”。所谓“乡愁”也与农村的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留守妇女有关，也体现为农村的凋敝趋势。

　　农村劳动力人口外出打工，是以生存需求、生活改善为动力的，是农村发展和城市化的必然趋势，然而相关的制度与政策安排却未能适应这一重大历史进程的需要，未能提供相应的保障。我们暂且不提始于上世纪90年代的老一代农民工的流动，仅以新生代农民工为例：所谓“新生代”并非仅仅是年龄或代际概念，而是揭示了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和新的身份认同交织在一个“世界工厂”时代的劳工群体。与其父辈相比，其自身鲜明的特点折射出“新生代”作为制度范畴，与乡村、城市、国家、资本所具有的不同于上一代的关系。他们受教育程度较高，同时乡村生产劳动的经历较少，他们在城乡之间选择了城市生活方式，他们不愿认命，有着更强烈的表达利益诉求和对未来更好生活的要求。而他们所面临的似乎无解的现实悖论是融不进的城市、回不去的乡村。

　　难以化解的矛盾表现为新生代与旧体制之间的冲突：“旧体制”是指自改革开放以来形成并延续了30年之久的“农民工生产体制”，其中一个重要的面向就是“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制度”，其基本特征是将农民工劳动力再生产的完整过程分解开来：其中，“更新”部分如赡养父母、养育子嗣以及相关的教育、医疗、住宅、养老等保障安排交由他们所在乡村地区的老家去完成，而城镇和工厂只负担这些农民工个人劳动力日常“维持”的成本。这种特色体制造成并维持了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困境，以及与之相伴的留守儿童、老人、女性的悲剧和每年“春运”的“重重劫难”。可以说，如此乡愁是人之常情，也是制度使然。

　　从更宏观的视角上看，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而这么多年来形成的两代农民工的问题仍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这是乡愁，也是国愁。

　　（作者为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