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要论

  改革开放的40年,是中国共产党和全中国人民思想解放、艰苦奋斗的40年。40年的沧桑巨变,给我们重要的启示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勇于改革、善于创新是民族精神和革命精神的时代呈现。正是因为党领导全国人民勇于改革、永不僵化、善于创新、永不停滞,才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焕发出勃勃生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要有新气象新作为。改革创新精神作为新时代中国精神的鲜亮底色,必将引领新时代改革开放事业宏图再展。改革创新精神作为改革意向与创新志向互为一体的观念形态,从其内涵而言,可解读为:以解放思想为前提,以开拓创新为要义,以人民中心为旨归,兼具包容贵和、责任奉献等价值元素的复合型精神。全面准确地理解新时代改革创新精神需把握好三个方面。

  一是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这是方向。新时代的改革创新精神必须具有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彰显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40年来,改革创新精神“立足于反思传统,勇于超越本本,敢于改变现状,善于开创未来”,是我们探索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规律的精神写照,对我国改革开放的推动与深入发展起到重要引领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解放思想,我们党就不可能在十年动乱结束不久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开启我国发展的历史新时期。”改革创新精神体现出来的破除教条,超越本本的气魄正是马克思主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的实践注解。中国的改革是有立场有原则有方向的改革,“不论怎么改革、怎样开放,我们都始终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新时代的改革创新精神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正确方向,只有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指导地位,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才能使改革创新精神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得以发展,在推动理论创新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

  二是民族精神的滋养,这是根基。“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新时代的改革创新必须是建立在继承基础上的改革创新,改革创新精神的弘扬必须是以民族精神为底色的广泛价值认同。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的伟大实践所呈现出的新气象、新成就既离不开改革创新精神的引领,更离不开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深层次感召,只有以民族精神为底色,经过民族精神熏陶浸染并与时代相结合的改革创新精神,才能萃取传统,与时俱进,守正出新。“中国人民在长期奋斗中培育、继承、发展起来的伟大民族精神,为中国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而言,民族精神是任何时代精神的源头活水,为改革创新精神的形成提供了深层次的文化基因和价值认同的广泛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植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的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的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具体而言,民族精神和中华文化所固有的求变理念、革新意识、创新情怀孕育出新时代勇于改革、善于创新的精神品质,使得改革创新精神与民族精神具有“同根同源”的会通性,创新便成为中华民族的鲜明特色。“我们的先人们早就提出:‘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可以说,创新精神是中华民族最鲜明的禀赋。”因此,新时代的改革创新精神是中华民族锐意进取、革故鼎新、海纳百川、协和万邦的民族精神之时代升华,是中华民族包容贵和、求实务新、奋勇拓新、兼蓄纳新的民族品格的当下呈现,全面理解新时代改革创新精神需要把握好民族精神对于改革创新精神的滋养。

  三是革命精神的传承,这是关键。习近平总书记在博鳌亚洲论坛 2018 年年会开幕式上指出:“改革开放这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不仅深刻改变了中国,也深刻影响了世界!”新时代的改革创新精神必将熔铸于革命精神的元素,彰显新时代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的革命情怀。改革创新精神是革命精神在新时代中的延续与拓新,是“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争取胜利”的革命豪情在新时代的“吐故纳新”,是结合时代特征的“再创造”,具体演化为新时代的大国工匠精神、全面从严治党的自我革命精神、以人民为中心的奉献精神、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进取精神,掌握大国利器的科技创新精神等,体现了新时代要有新气象新作为的时代特性。新时代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仍然需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正因为如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就不要忘记我们是共产党人,我们是革命者,不要丧失了革命精神。”这里所讲的“革命精神”更多的是对革命时期精神品质的继承与弘扬,是一种保持忧患进取意识的清醒自觉,如此才能深刻认识到新时代改革开放这场“以实践创新为根本途径的伟大社会革命”的长期性,深刻认识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成果,也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继续,必须一以贯之进行下去。”改革开放这场伟大的社会革命永无止境,革命精神与改革创新精神的弘扬也永无止境。诞生于中国人民伟大革命之中的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抗战精神等无不体现了“革新求变”的革命内涵,是一种改天换地、爱国为民的浩然正气,将在新时代熔铸于改革创新精神之中,对新时代改革创新精神的形成起到关键作用。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名家文萃

  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当下领导干部的重大课题,这就要求领导干部厘清“能为”与“不能为”的边界,确保所作所为都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助力。

  阻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三大攻坚战的行动坚决不能为。党的十九大确定,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需要打好风险防范、扶贫攻坚和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一些政府领导干部在三大攻坚战面前暴露出焦虑和畏难情绪,在繁重的压力和任务面前畏首畏尾、不担当、不作为。出现这种“不作为”的原因,是目前针对各级政府干部的激励约束和监督机制不够健全,加之政策决策参与途径和监督机制不够完善,导致个别领导干部主要从自身利益得失来决定所作所为。

  违背创新发展规律的决策不能为。创新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第一推动力,已经成为我国社会各界的共识和共愿。但一些政府领导干部仍然在观念、决策和管理中存在违背创新发展规律的决策行为,例如在推动“双创”时,把重心放在盖房子、搞表面工程上,不聚焦如何转职能、真放权、强监管,导致创业创新软环境并未得到实质优化。形成创新驱动发展的新机制面临很多困难,各级政府领导干部必须下定决心革除本级政府中那些妨碍企业、科研院所和各类个体创新发展的不当行为,从点滴细微做起,日积月累才能形成丰厚的创新土壤,促进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转变。

  急于取得乡村振兴战略短期成效的决策不能为。党的十九大确定的乡村振兴战略是实现中国农村与城镇同步现代化的根本之策,也是避免农村扶贫攻坚战结束后大量农民可能再次返贫的长久之策。当前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初期,暴露出个别政府领导干部因急功近利带来负面效应的问题,如美丽乡村建设整治不积极征询听取村干部、村民意见,盲目照搬所谓先进地区的经验做法,结果不切实际、劳民伤财,农民并不真受益。实际上,由于我国农村发展长期滞后,实施全面的乡村振兴战略尽管慢不得,但各级领导干部却万万急不得,应当遵照农村发展的经济社会规律,在充分吸收民意的基础上,采用民主集中的决策方式,细织慢编、多办实事、办农民满意的事,把农村的发展短板精心弥补上去,夯实乡村振兴的基础。

  侵犯产权主体合法利益的决策不能为。党的十九大确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是完善产权制度,加强对合法产权利益的保护。保护产权既体现了国家对广大人民群众合法财产利益的重视,同时也是发挥产权保护的经济激励功能,增强知识、技术和管理等创新要素作用的内在动力。过去我国知识产权、劳动力产权、技术产权等现代财产权的确认和保护存在较多空白,一些政府领导干部产权保护的意识比较淡薄。但是,中国经济进入到创新发展阶段,如果再延续这些陈旧观念制度和一些错误做法,显然就无法形成产权对创新的激励功能。为了充分激发和释放我国的创新潜力和活力,各级政府领导干部要积极带头,对侵犯市场主体合法产权利益的行为不仅自身不能为,而且要积极帮助维护产权主体利益,同时还应当主动探索各种能够有效保护产权的制度和做法,形成政府尤其是领导干部保护产权的良好示范效应。

  破坏市场体系完整性、统一性的决策不能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过程,就是把资源要素配置到能够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经济主体的过程,这个过程既取决于经济主体的创新能力,也受制于市场交易体系是否完善、配置渠道是否畅通有序。经过改革推动,我国普通商品市场体系已经基本完善,但是人才、技术、资本和资源等要素市场体系对体制和政策仍有依赖性。一些领导干部为了地方利益和政绩需求,参与甚至深度干预从中央至地方的要素配置过程,导致要素配置体系行政化、个人化,影响了正常的市场信号表达和传导路径,加剧了经济结构的扭曲,甚至引发中央宏观经济误判。地方政府领导干部应当把贯彻执行中央的结构调整和宏观调控政策转化为践行新发展理念,优化地方发展环境,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新机遇,努力成为中央政策的帮手、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推手。

  (作者为中央党校经济学部教授)

  热点思考

  改革开放40年来,民营经济在稳增长、促就业、谋创新、惠民生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论述,为民营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环境、提供更多机会,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助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注入不竭动力。

  要强化民营经济坚定发展的信心。一段时间以来,由于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国内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民营经济发展处于爬坡过坎的关键时期,一些民营企业遭遇发展困难。面对这些挑战,各级党委政府要积极“在场”,主动发声以正视听。关于非公有制经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三个没有变”,释放了正本清源、提振信心的强烈信号,进一步宣示我们党在坚持基本经济制度上的观点是明确的、一贯的,从来没有动摇,民营经济不仅不能“离场”,而且要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

  信心贵于黄金,决心胜过挑战。当前一些民营企业遇到的困难,是发展中的困难、前进中的问题、成长中的烦恼。各级党委政府要积极帮助民营经济认清市场经济的周期性,适应市场的周期与波动,不能只习惯于顺周期,还要有能力走出逆周期。虽然外部环境发生了变化,但总体来看,我国经济发展仍然面临机遇,仍然具有潜力。从宏观层面来看,我国拥有巨大的发展韧性、潜力和回旋余地,有13亿多人口的内需市场。从中观层面来看,我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产业体系和不断增强的科技创新能力,人力资本的比较优势明显。从制度层面来看,我们有党的坚强领导,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这些都是中国经济良性发展信心的来源,也是民营经济渡过难关、凤凰涅槃的基础和保障。

  要落实政策举措,加大“放管服”改革。近年来出台的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很多,但有些部门和地方对党和国家鼓励、支持、引导民营经济发展的大政方针认识不到位,工作中出现不应该有的政策偏差,落实效果不够好。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精准施策,在政策、融资、营商环境等方面帮助民营经济,解决它们的实际困难。要坚持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废除对非公有制经济各种形式的不合理规定,消除各种隐性壁垒。与此同时,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以“互联网+”政务服务为治理框架,应用大数据拓宽为民营经济服务的政府公共服务平台。帮助民营经济“搬三山”“开三门”,让每一位民营企业家都能安心投资、顺心办事、舒心创业。

  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要求落到实处,坦荡真诚同民营经济接触交往,特别是在民营经济遇到困难和问题的情况下更要积极作为、靠前服务,积极关心民营经济发展、民营企业家的成长和保护民营经济的合法权益。要把“亲”“清”二字当作一把勤政为民的标尺,践行好“亲”上加“清”的新型政商关系,既帮助民营经济解决发展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又守住底线不以权谋私。通过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不竭动力和根本保障。良好的营商环境是激发民营经济活力的不二法门,各级党委政府必须进一步加大简政放权力度、增强服务意识和提升政务效率,坚持对国有和民营经济一视同仁、对大中小企业平等对待,要为民营经济营造好的法治环境,营造尊重企业家、尊重创新创业者的良好环境,才能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鼓励更多社会主体投身创新创业,做到心无旁骛,担当起历史和时代的使命。

  (作者为省委党校教授)

  新时代 新思想 新实践

  对话全国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围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一主题,本报记者邀请徐州工程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薛以伟教授进行访谈。

  记者: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中国共产党为何能义无反顾地肩负起这一历史使命?

  薛以伟: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自觉肩负起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历史使命,并以此作为一直坚持的奋斗目标。十八大以来中国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了新时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实现民族复兴的目标。新的发展阶段有新的待解难题,面对外部环境不确定因素增加、改革进入攻坚区和深水区,我们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当代马克思主义凝心聚力、指导发展,必将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记者:怎样理解中国梦的本质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

  薛以伟:中国梦是一个视野宽广、内涵丰富、意蕴深远并且还在实践中不断集聚意义的概念。中国梦具有广泛的包容性,遵循了把国家的追求、民族的向往、人民的期盼融为一体的思维路径,表达了每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景。中国梦具有内在的统一性,把历史的、现实的、未来的相统一,把国家情怀、民族情怀、人民情怀相统一,把个体价值与整体利益相统一,从而把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和个人的具体利益紧紧联系在一起。中国梦具有深厚的人民性,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其深厚源泉在于人民,根本归宿也在于人民。

  记者:为实现中国梦,我们需要怎么样的努力与奋斗?

  薛以伟:大道至简,实干为要。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中国梦具有“奋斗”的时代精神气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这就为我们锲而不舍、驰而不息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指明了方向。同时,习近平总书记还在不同的语境下指出,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必由之路,是实现中国梦的必由之路;实现中国梦,必须具有强大的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对当代青年寄予了殷切厚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终将在一代代青年的接力奋斗中变为现实。

  记者:为什么说中国梦与世界和平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

  薛以伟:习近平总书记在出访时常把中国梦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紧密联系在一起谈,同各国人民的梦想追求紧密联系在一起谈。中国梦的提出及其在中国大地引发的勃勃生机,既顺应了中国人民要发展、要创新、要美好生活的历史要求,又深刻契合了世界各国人民要发展、要合作、要和平生活的时代潮流。中国梦与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是息息相通的,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梦。首先,这是由绵延赓续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而不同”“协和万邦”的价值观所决定的。其次,这是由共产主义“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理论逻辑所决定的。同时,这也是顺应历史大势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必然要求。实现中国梦,离不开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国际秩序,离不开各国人民的理解、支持和帮助。中国人民圆梦之路也必将给各国创造更多机遇,更好地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记者 袁媛

  声音

  交通运输作为国民经济重要的基础性、先导性、服务性行业,必须在思想解放上做到更快一步、更深一层,才能真正发挥好支撑和服务全省高质量发展的作用。去年11月省委书记娄勤俭调研江苏交通运输工作,指出了我省交通运输发展的突出短板,要求从体制机制入手提出系统的解决方案。一年来,省铁路集团、东部机场集团相继组建,省港口集团完成了沿江港口整合,全省交通运输发展的体制机制逐步完善,站在新的历史发展起点上,我们深深感到,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凝心聚力、狠抓落实,才能更好地实现省委省政府的战略意图。

  以进一步解放思想推动认识再深入,为实现高质量发展当好先行。通过改革开放40年来的努力,江苏交通运输发展总体上走在全国前列。但我们要深刻认识到,我省交通运输存在着大而不强的问题,在全国的先行优势还不够突出,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还不相适应。我省作为全国率先建成高速铁路的省份,却没有迅速形成覆盖全省的高铁网,尤其是苏中苏北地区高铁建设严重滞后;我省机场密度全国领先,但航空运输尤其是国际运输能力不足;我省水运资源禀赋优越,但港口的枢纽功能不强,航运能力不足;我省公路交通发展水平全国领先,但仍然存在许多瓶颈制约和断头路,过江通道能力明显不足。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更加深刻地认识行业发展的不足,更加深刻地理解当好先行的要求,瞄准国家战略需求和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提高政治站位、提升发展理念,使交通运输真正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发挥支撑引领作用。突出服务改革开放,加强中欧(亚)班列、海运和航空等国际运输能力建设,为放大向东开放的优势、做好向西开放的文章提供强力支撑,把江苏地处“一带一路”交汇点、长江经济带龙头地带的区位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发展优势。努力服务区域一体化发展,抢抓“长三角一体化”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的重要机遇,系统谋划江苏交通运输在长三角区域中的功能定位,提升全省的枢纽地位。全力服务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构建,加快完善全省货运铁路体系,加快推进港口等重要枢纽节点的集疏运铁路专线建设,同时注重发挥江苏内河航道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江海河联运、公铁水联运,着力降低物流成本,调整优化运输结构,促进交通运输绿色发展。尽力服务要素资源的高效集聚,加快高铁、城际轨道交通建设,统筹布局、系统强化我省港口、机场、高铁站等交通枢纽功能,在区域竞争与合作中抢抓主动权。

  以进一步解放思想推动目标再明确,为率先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探寻路径。我们深刻认识到,当前我省交通运输发展中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还比较突出,核心原因在于公铁水空等各种运输方式还没有真正由竞争走向协同、由独立发展走向综合发展;落实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建设交通强国的战略要求,江苏必须先行先试,率先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交通运输现代化建设探路先行、树立标杆,着力打造交通强国建设先行区。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紧紧围绕当前公铁水空各种交通运输方式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核心矛盾和问题,坚持以我为主、系统谋划,继续深化改革、创新政策,集中力量加快补齐发展短板。铁路方面,变跟随发展为主导发展。在加快在建工程建设的同时,抓紧做好我省沿江城市群城际轨道交通建设规划报批工作,为探索高铁和城际铁路自主规划、建设、运营模式创造条件。航空方面,变各自为战为协同推进。深入推进机场管理体制改革,加强机场资源整合,优化机场功能布局。积极支持基地航空公司发展壮大,积极推动组建本土航空公司。协同推进长三角空域精细化管理改革试点,强化南京禄口机场的枢纽地位,推进无锡硕放机场扩容增能。港口方面,变星罗棋布为一体融合。深化沿江沿海港口一体化改革,加强港口资源整合,构建现代航运物流体系,着力打造江苏乃至长江经济带新的出海口。过江通道方面,变隔江相望为跨江融合。全面加快已列入国家规划的过江通道建设,着力缓解过江交通拥堵,同时,着眼长远加快推进新一轮过江通道规划研究。

  以进一步解放思想推动工作再抓实,为完成“最迫切”的工作任务砥砺奋进。我们清醒地认识到,落实“最迫切”的工作任务绝不能按部就班,必须强化危机意识、机遇意识,大力弘扬奋斗精神,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分秒必争抓落实,真抓实干再加速。尽快完成规划研究的顶层设计,抓紧做好与13个设区市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规划的研究和对接,加快推进全省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规划研究,力争明年上半年编制形成《江苏综合交通运输中长期发展规划(2018-2035年)》。切实抓好体制机制改革的深入推进,提请省委省政府审议实施《关于推进沿江沿海港口高质量发展的工作方案》,依托去年组建的省港口集团,深入推进港口一体化改革;结合我省沿江城市群城际轨道交通建设规划修编,依托上半年组建的省铁路集团,积极探索以我为主规划建设高铁、城际铁路新模式;依托以南京禄口机场为主体的东部机场集团,加快推进相关整合工作。全面加快重点工程建设进度,确保今年建成连盐铁路等铁路项目5个共计355公里。加快推进10月初开工的苏南沿江铁路建设。抓紧研究原计划2022年建成的盐通铁路与沪通公铁大桥2020年同步建成通车的施工组织方案。加快推进北沿江高铁、宁淮铁路等前期工作,力争尽快开工。力争年底前开工常泰、龙潭过江通道大型临时工程。

  以进一步解放思想推动服务再提升,为建设“人民满意交通”不断努力。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以满足人民美好出行需求为己任,切实回应民声、创新举措、改进服务,让群众出行更有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深入推进“四好农村路”建设。加快实施提档升级三年行动计划,2020年全省行政村通双车道四级公路的比例将由目前的79%提升为100%,所有特色田园乡村将通等级公路。探索实施“农村公路+”发展新模式,打造更多类似溧阳1号公路的特色农路品牌,为实现乡村振兴、百姓致富贡献交通力量。深入推进平安交通建设。实施基础设施安保能力、防控能力提升以及安全教育等五大工程,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力争2020年道路运输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较2017年下降15%以上。深入推进绿色交通建设。加强交通运输领域水污染、大气污染治理工作。深入推进智能出行与智慧物流建设。把公交化发展理念从城市交通领域拓展到城际、城乡交通领域;实施智慧交通让出行更便捷行动计划;加强综合客货运枢纽建设,促进客运零换乘和货运无缝衔接。

  (作者为省交通运输厅厅长、党组书记兼省铁路办主任)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系列访谈

  编者按: 由省委宣传部、省文明办主办,新华日报、中国江苏网、交汇点新闻客户端、江苏文明网承办的“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主任系列访谈”活动日前启动,将邀请江苏文明实践中心试点县市的负责人走进新华报业传媒集团,畅谈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的体会。首场系列访谈的嘉宾是海安市委书记、海安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主任顾国标。

  记者:我们应该站在怎样的高度上认识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意义和作用?

  顾国标:实践中心是一个新的提法,这里面的关键是对于“实践”的理解。我认为,这里面既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观、毛泽东等领导人的实践论,还有传统儒学文化的实践观点。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实践的重要性,他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做好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必须自觉承担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尤其强调:“要加强传播手段和话语方式创新,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现实意义。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落地生根的重要载体。思想决定人心向背,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引领力,关乎党的执政基础和群众基础。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就是要紧紧围绕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用党的思想教育人民、引导人民,不断增进基层群众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情感认同,更加自觉地在党的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是助推乡村振兴的战略之举。无论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还是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都需要先进文化的引领。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就是要紧紧围绕党中央关于乡村振兴的重大决策部署,更加自觉地推动农村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协调发展,温暖人心、凝聚民心、增强信心、构筑同心,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美好生活的向往。

  记者: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是宣传思想工作中的一个新事物,海安是全国试点。海安特色、海安经验、海安样本的核心是什么?

  顾国标:中央要求,打造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我认为,海安的特色做法较好体现了两个导向的统一。从目标导向上说,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全国试点为契机,提高政治站位,坚持守正创新,自觉承担使命任务,紧紧抓住学习实践科学理论这个中心,通过以干部带基层、以名嘴带百姓形式,进行宣传宣讲,切实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落地生根。我们努力做到“123456”,就是组建一批志愿队伍,统筹网上网下两个阵地,实现三级全面覆盖,形成四化推进机制,打造五大服务平台,升格六类实践基地,解决县级城市实践中心建设模式和志愿服务推进标准问题,回答中心谁来做、做什么、怎么做等问题,打通理论宣讲的最后一公里。

  记者:海安在“接地气”上有哪些创新探索,从而达到既说“北京话”、又说“地方话”,取得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顾国标:现在有一种不好的倾向,不少面向农村的文件越写越长、越来越抽象,一些专业术语越来越多,普通群众读起来拗口,听起来费劲,理解起来摇头。海安通过探索百姓名嘴宣讲科学理论、政策方针,让党的声音飞入寻常百姓家。他们用群众易于理解的语言,把普通话翻译成地方话,变文件语为家常话,把抽象的理论具象成有趣的理论故事,让科学理论、政策方针宣讲直抵人心。同时,整合现有公共服务阵地资源,打造理论宣讲平台、教育服务平台、文化服务平台、科技与科普服务平台、健身体育服务平台5大志愿服务平台,推动志愿服务专业化、标准化。记者 周静文

  三做谈

  在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强调要“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江苏警官学院瞄准“建设世界一流警察院校、打造国际一流警察学科”奋斗目标,始终把立德树人成效作为检验学院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立德塑警、忠诚铸警、实战育警,努力把学生培养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公安事业的可靠接班人。

  立德塑警,打牢忠诚警魂思想根基。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公安机关的特殊性质和肩负的职责任务,决定了公安院校在坚持正确办学方向上要有更高更严的要求。学院牢牢把握培养党和人民忠诚卫士这一根本,坚持立德塑警,把立德树人贯穿办学的全过程、全方位,不断强化学生政治素质、实战技能、创新能力、尚武精神、劳动意识的培养,教育全校干部和师生树牢“四个意识”,增强“四个自信”,坚定“两个维护”,切实打牢高举旗帜、听党指挥、忠诚使命的思想根基。

  坚持不懈传播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在坚定理想信念上下功夫,教育引导学生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为学生一生成长奠定科学的思想基础。通过进课堂、进教材、进头脑,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警察意识有机融合,引导广大学生自觉把个人成长进步融入到国家民族复兴时代洪流中,把人生价值的实现融入到人民公安事业发展进步中,在厚植爱国情怀忠诚精神上下功夫。

  忠诚铸警,构建公安特色思政体系。江苏警官学院是江苏优秀公安政法干部的摇篮,对党忠诚是公安队伍的政治灵魂。学院始终牢记培养党和人民忠诚卫士的职责使命,形成了一批独具学院特色、在全国公安院校中有一定影响力的忠诚教育品牌。推进特色化忠诚教育,培养勇于担当的人民警察。学院坚持为党育人、为公安育才的初心和使命,着力构建公安特色的忠诚警魂思想政治工作体系。系统设计从新生入学到毕业入警的忠诚警魂教育体系,把忠诚教育摆在公安人才培养第一位置,构建忠诚警魂教育的思想教育体系、管理育人体系、实践育人体系,着力抓好“忠诚思想引领”“忠诚行为磨砺”“忠诚能力锻造”和“忠诚文化建设”四个方面工作。建树优良教风,落实“四个回归”。坚持政治标准,着眼长远需要,建立完善具有公安院校特点的教师职业发展与管理制度,让教师以教为乐、以教为荣,更好担当起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把师德师风作为评价教师队伍素质的第一标准,教育引导广大教师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争做“四有好老师”。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制定实施三年行动计划,推动形成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工作格局。统筹推进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改革,努力打造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研究、宣传和人才培养的坚强阵地,不断强化为党育人、为公安育才的职责使命。全面加强和改进学院思想政治工作,扎实推进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将忠诚警魂教育贯穿思想政治工作全过程。

  实战育警,体系化锻造忠诚精兵。深化实战化教学改革,打造“来之能战”人民警察。根据公安人才培养需要,明确实战化教学改革方向、路径和举措,构建人才培养与公安实战对接、专业教师与实战专家对接、学科专业与公安业务对接、教考方法与实战技能对接等实战化教学改革机制,建立实战化教学体系。与全省公安机关建立公安实战教学联盟,构建人才同育、队伍同建、研究同时、资源同享实战化教育合作模式。主动适应现代信息技术和警务大数据发展对公安人才培养新要求,体系化推进大数据条件下的实战化教学改革,积极探索培养警务大数据应用专门人才。坚持强化特色这一方向,加快发展特色鲜明的现代公安本科教育,主动服务警务实战需求,科学调整专业发展布局,完善专业动态调整机制,扶持建强品牌重点专业,探索实施厚基础、宽口径、重实战的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加大科研创新力度,充分发挥9个省部级高端创新平台作用,加强应用技术研究和警务创新研究,为公安实战提供更加有力的智力支撑。积极适应世界警务模式变革,坚持面向未来、树立世界眼光、强化战略思维,输送“战之能胜”人民警察,锻造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奋斗终身的忠诚精兵。

  (作者为省公安厅党委委员、江苏警官学院党委书记)

  学思用

  泰州是一个科教资源匮乏、创新人才稀缺的追赶型城市,要走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突围之路,实施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现实的路径选择。

  着眼区域创新能力提升,确定科技新长征任务书。新时代科技新长征活动,旨在通过走出去与请进来相结合,以企业为主体、平台建设为载体、项目合作为纽带,深入推进政产学研金协同创新,着力突破泰州创新资源要素缺乏的瓶颈制约。基于此,泰州明确了科技新长征的三大任务、三个目标。一是推进产业转型升级。通过开展“1+5+1”现代产业科技创新,突破一批产业共性关键核心技术,招引一批产业科技创新高层次人才团队,促进产业转型升级。二是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深化大院大所合作,通过开展产学研活动,引导创新要素向企业聚集,促进一批科技成果在企业落地转化,增强企业创新能力。三是集聚创新创业人才。聚焦高端人才引进、本土人才培育,为产业发展和企业科技创新提供人才支撑。力争通过三年时间,建设100家以上研发机构、落实1000项以上科技合作项目、引进6000名以上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

  着眼产业高质量发展,绘好科技新长征路线图。从“1+5+1”现代产业科技创新需求侧出发,围绕产业发展急需解决的技术难题,在产业链图谱中嵌入创新因子,为新兴产业培育和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破除技术瓶颈、提供科技支撑。在主攻方向上,重点在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产业、高端装备制造及高技术船舶产业、节能与新能源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化工及新材料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领域布局创新链。在路径选择上,围绕以上领域产业链,全面梳理产业前沿领域和关键节点上的创新供给,明确可以对接的高校科研院所、优势学科、重点实验室、人才团队,弄清楚有哪些技术能为泰州所用。在活动组织上,每个领域每两个月组织一次科技人才活动,采取企业院校行、泰爱才校园行、科技与人才推介会等形式,构建企业与高校资源对接的桥梁纽带,推动优势技术成果在泰州转化落地。

  着眼企业技术创新需求,建好科技新长征政策库。在对原有政策进行梳理评估的基础上,集成优化升级了科技人才新政80条。在政策设计上,坚持用户体验、下放权限、发挥基层和用人主体作用的改革方向,既明确支持对象、资助标准、兑现条件等,又力求可读易懂好操作,确保政策既是原理图又是说明书。在支持重点上,在重大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升、发挥企业人才培养主体作用等方面,对企业走出去引进技术和人才给予重点支持。此外,设立产学研合作专项资金3000万元,用于促进各类公益性技术转移中心、技术交易平台建设,鼓励开展国内外科技合作、重大科技活动、科技服务外包等产学研活动。

  着眼协同推进,组建科技新长征生力军。新时代科技新长征既需要上下联动、协同发力,更需要稳扎稳打、久久为功。在活动机制上,明确了市和市(区)联动、市(区)和园区为主、部门协同推进的工作机制,每年至少开展36场活动,组织800家以上企业对接60个高校院所,200个优势学科、重点实验室、人才团队。在活动策划上,围绕主导方向、主力队伍、主要线路、主体活动,统筹谋划每年活动计划,细化活动具体方案,指导、协调各市(区)开展活动。在活动主体上,突出高新区、开发区以及各类特色园区主体作用,重点结合各自产业特色,组建专业骨干队伍,并探索专业化、市场化、公司化运作模式,着力提高精准度,确保实效性。 (作者为泰州市科技局局长)

  智库出品

  ●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科技创新作为经济持续发展的强劲动力和区域竞争力提升的内在支撑,对优化供给结构、促进经济转型提质升级具有重要价值。但同时,由于科技创新具有公共性特征,完全放任市场调节会诱致失灵,需要宏观政策尤其是财政政策的介入来弥补市场缺陷。财政政策可通过有的放矢的精准化财政投入渠道,为科技创新输入供给端推力;通过有扶有控的差异化税收优惠管道,为科技创新构筑引导性激励;通过导向明确的选择性政府采购通道,为科技创新设定需求端拉力。

  在创新驱动发展导向下,我国财政政策促进科技创新具有特定的时代背景,这主要表现为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所体现的三个基本特征:

  一是从“规模驱动”到“质效驱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形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渐进式市场化发展路径,生成强劲的规模驱动效应,有力促成了经济持续性的赶超式发展,使得我国迅速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在规模驱动的总量效应背后,是创新驱动结构效应的失衡。随着人口老龄化加速、土地容量收窄、资源环境约束趋紧及制度红利消减等要素供给成本与结构的深刻变化,传统以要素投入驱动规模增长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必须转向以创新驱动为原动力的内涵式发展轨道,全力提升经济发展质量与效率。作为创新驱动的重要内涵,科技创新是经济转型升级的核心抓手。

  二是从“需求扩张”到“供给推动”。从供需动力看,与要素投入驱动相匹配,我国经济增长高度依赖投资驱动,其对经济增长的意义更多是增量效应而非存量效应。在供给侧,与高投资刺激的结果相对应,其形成的产业结构以传统型的重化工业及房地产业为主,产业链条以此为中心展开,使得高技术、高附加值的高端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高效生态农业等现代产业体系发育不足,由此导致产品供给层次的低端化,并在内外有别的产品质量标准体系下,倒逼国内部分购买力外溢。由此使得全面提升供给体系的质量与效率,打造中高端、高质量的产业链条与产品体系,成为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深刻诉求。

  三是从“行政主导”到“市场决定”。由于我国经济改革路径是由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向市场化体制渐进转轨,改革的实质进程由政府所主导,并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为政府“放权让利”的结果。在宏观调控上,我国习惯于直接化、行政性的调控范式,在应对经济周期下行时惯于直接投资刺激,在“去产能”过程中依赖行政式配给,对市场化机制及方式运用不足。从效果上看,直接的行政干预具有“立竿见影”的短、平、快效应,但从长期看,市场是配置资源的基础性机制,行政化的人为干预使得市场信号被扭曲,资源配置的自发机制被破坏,最终将不利于经济活力的深度回归。创新驱动战略的实施,不仅意味着科技创新能力的培育与提升,而且诉求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结构性重塑及合理定位。

  在创新驱动发展导向下,进一步提升财政政策促进科技创新的有效性,应在尊重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与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基础上,遵循法治性、整体性、过程性与差异性原则,明确财政政策的行为边界,破除约束性瓶颈,优化政策体系,形成规范透明、运行高效的“三位一体”的联动政策系统,充分发挥财政政策调控的支撑性、引导性与保障性作用。具体来说,提升财政科技投入力度,优化财政科技支出结构。建立持续稳定、富有弹性的财政科技投入增长机制,确保创新驱动战略实施的资金保障到位。抑制财政科技支出占财政总支出比重下滑态势,确保财政科技投入增长率不低于当年财政支出增幅。改进科技经费预算编制规则,以财政资金利用效率为实质标准,推进实施“绩效预算”或“零基预算”,摒弃传统僵硬的“基数增长法”。整合散落于各部门的科技创新专项资金,以母基金方式形成财政科技资金“蓄水池”。综合运用多种财政工具,通过母基金的投资运营,引导企业与社会资本广泛参与创新系统,建立财政投入为指引、企业投入为主体、社会资本投入为补充的多元化科技创新投入体系,多渠道筹措创新资金,破解创新主体尤其是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融资约束。在财政科技支出结构上,依据创新产品与知识流的外部性程度,强化对基础研究、共性技术、关键技术、公共技术服务平台等的财政支持力度;根据科技创新系统运行的现实状况,通过子基金的形式,加强对科技创新薄弱环节的重点支持。为协调区域创新能力差距,可通过设立科技专项转移支付等方式,强化对科技欠发达地区的支持力度。

  优化科技创新税收优惠政策体系。在顶层设计上,应由全国人大加快制定税收优惠法,为抑制税式支出规模与方向失控架构法治基石。一方面,以普惠性标准为基础,确立研发税制的核心地位。加快清理以特定地区、特定企业、特定对象等形式标准为代表的科技税收优惠政策,以产业技术为导向,在对创新系统各环节进行整体覆盖的基础上,将政策施力重心置于企业创新过程的前端,对所有真正实施创新的市场主体一视同仁。另一方面,建立以间接优惠为主、直接优惠为辅的科技税收优惠体系。在将税收优惠总体规模纳入税式支出预算管理的基础上,大力提升税务管理能力,以创新过程激励为重心,通过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加速折旧、亏损结转、投资抵免等优惠方法,建立激励企业进行实质创新的间接式税基优惠体系;通过低税率、税额减免等方式,辅助以创新成果激励为指向的直接式税率优惠。

  健全政府采购政策支持体系。当前,我国政府采购法实施已有多年,但仍然存在实施细则不明晰、政策协调度与衔接不力、科技政府采购对象界定模糊、与GPA规则不一致等问题与挑战。进一步完善科技政府采购政策支持体系,应建立健全科技创新政府首购与订购制度,通过编制进退有序、动态管理的政府采购自主创新产品目录,对符合产业技术革命发展方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具有市场拓展潜力的特定高新技术产品或装备,优先安排采购预算,进行政府首购,对政府需要的重大创新技术或产品,在经过法定论证程序后,对适格的产、学、研主体进行预先订购,以降减其成本收益的外部性程度。在满足采购基本需求的前提下,在政府采购评标方法中,强化自主创新因素,并给予其一定幅度的价格优惠。

  此外,加快推进财税法治进程,建立责权明晰、规范高效的政府间事权与财权、支出责任与财力相匹配的财政体制,以及统合有力、运行高效的“大部制”政府部门体系,确立起财政科技政策实施的成本分担和运行保障机制,也是提升财税政策实施有效性的题中应有之义。

  (作者单位:山东社会科学院)

  成果要报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是当前三大攻坚战之一,其中重点是防控金融风险。防控金融风险需关注地方金融风险防范,在深刻理解地方金融风险内涵的基础上,以当前地方金融管理机构改革为契机,全面推动地方金融风险防范工作开展。

  从风险产生的源头看,地方金融风险可界定为地方金融机构、类金融机构及民间金融组织的经营活动产生的风险。防范地方金融风险需要全面思考和多方协调,以整合的视野推动各项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7月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指出,“地方政府要在坚持金融管理主要是中央事权的前提下,按照中央统一规则,强化属地风险处置责任”,这为我们理顺地方金融监管体制指明了方向。一是厘清监管职责。对于中央与地方的权力边界,应遵循三个基本原则:中央明确保留的金融监管职权,地方政府不得越位监管;中央明确授权给地方政府的金融监管职权,地方政府应当严格履职;对于中央不能覆盖的领域和机构,地方政府应当及时主动补齐短板,保证监管不留死角。二是形成监管合力。中央金融监管部门要给予地方政府大力支持,协调解决地方金融监管中的重大问题。地方政府要充分尊重中央金融监管部门的权威,接受具体业务的监管指导。要打破信息壁垒,建立中央和地方间的金融监管信息共享平台,明确共享信息的口径和标准,有效避免监管信息不对称。三是健全监管立法。中央层面已经形成“一委一行两会”的金融监管架构,部分省级政府已经设立地方金融监管局。地方金融监管体制已处在改革落地阶段,急需通过法律法规的形式来明确地方金融监管的对象、主体、内容、手段、责任等重要内容,细化工作程序,强化法律保障。

  在全面掌握地方金融风险类型和表现形式的基础上,要综合使用各种监管手段,防范各类型金融风险交叉感染。一是融合监管资源。按照“统一领导、分级负责、条块结合”的原则,积极协调地方的发改委、经贸委、商务局、中小企业局等多个部门,努力促进地方金融风险防控一盘棋格局的形成。二是把握监管重点。要关注房地产市场、企业债市场、上市公司、融资平台、政府隐性债务、非法集资等重点领域的风险防范和化解,切实防范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发生。三是实施分类监管。对地方金融机构要督导其健全内控管理机制,提升自我约束能力;对类金融机构要突出行为监管,规范经营活动;对民间金融组织要严格准入门槛,防范非法活动。四是提升监管效能。进一步拓展监管外延,强化对各类监管对象的现场检查和非现场检查。不断创新监管手段,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先进技术,对可疑的金融行为进行筛查、甄别和分析,提高金融监管的精准度。

  防范地方金融风险要进一步压实金融机构的主体责任,督促其强化内控管理。一是坚持党管金融。加强地方金融机构党的领导,强化党组织在地方金融机构中的核心作用。将党的领导有效融入地方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中,以党建工作引领地方金融机构不断完善内控管理,切实防范金融风险。二是完善监管规则。按照逻辑清晰、操作简便、控制有力的思路,整合内部控制、风险管理、合规管理等条块的监管要求,提高监管政策的协调性、模式的集约性和规则的操作性,为地方金融机构有效实施内控管理提供更好的外部政策环境。三是提升服务能力。鉴于地方金融机构、类金融机构和民间金融组织面临着诸多共性问题,在内控管理上具有相似的要求,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在政策解读、信息共享、人才培育、系统建设等方面应提供有效的政府公共服务。

  地方金融是国家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防范地方金融风险需要理顺监管体制,健全管控机制,压实地方金融机构的风控主体责任,建立从事后向事前、被动向主动、零散向整体转变的地方金融风险防范新格局。

  (作者为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总法律顾问)

  决策眼

  本世纪初以来,以新型城镇化、农村改革试验等为契机,重庆、天津等地区就宅基地制度改革进行了一系列的先行探索,在此基础上,2015年7月,全国15个区县全面推行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目前,全国形成了6种较为典型的宅基地流转模式,即重庆地票交易模式、惠州确权上市交易模式、成都温江宅基地换市民模式、天津东丽宅基地换房模式、南京高淳合作社模式、常州武进盘活宅基地资产模式。各区域应因地制宜,合理选择与本地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宅基地流转模式。

  产业基础较好、城镇化空间大地区。一方面农村人均耕地不少、城市建设用地供给不足,另一方面城镇化就业岗位充足,政府或集体可通过集中建设农村公寓、农民住宅小区,将法定面积宅基地等值转换为住宅,严格落实“一户一宅”与配套社会保障体系。可采用天津东丽的宅基地换房或成都温江区的宅基地换市民等模式,因势利导,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

  主导产业发达、外来人口较多地区。因为外来人口大量流入,城市郊区的农房出租市场需求大,宅基地的隐性流转比较普遍。农民对有偿退出补偿标准期望值很高,因此该类地区宅基地制度改革的主要方向是规范管理,开展宅基地确权登记颁证,按照“一户一宅”要求,严格规范超占超用的宅基地面积。可参考惠州确权上市的交易模式,探索建立与农村宅基地合法合理流转相配套的财税体制;对超占超用的宅基地面积可采用武进有偿使用的模式。

  产业集群发达、城镇就业率高地区。此类地区产业用地占比高且供应不足,农业用地少且流转率高;农民大多成为产业工人,稳定的收入且迁居城镇较多;农村房屋空置率高、出租率高与农民一产、三产创业多;外来人口占比不大但本地化需求高。这类地区可采用常州武进模式,配合产业用地需求,通过货币化有偿退出宅基地,增减挂钩集约复垦,转化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或在产业集中区建设安置性住宅楼与产业邻里中心,解决本、外地人口有所居的需求。

  旅游资源丰富、旅游优势明显的地区。对于拥有观光旅游、乡村休闲度假资源等特色产业的地区,农村宅基地的财产性功能日益强化。在这些地区,宅基地早已不仅仅局限于单一的住房保障功能,宅基地上的农房变成客栈、民宿,供游客居住、供商贸存储,成为当地农民财产收入的重要来源,实实在在地参与了市场经济的运行。针对这些特点,比较适用南京高淳区农地股份合作社民主、公正、规范的模式,农民以社员股东的身份,集体与农户、农民共享发展成果。

  人口密度不高、自然条件好、传统农业好的地区。此类地区一般是位于农村腹地,其典型特点是人口流出,宅基地由于缺乏退出机制而闲置的情况比较严重。这类地区应当立足于提高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积极引导宅基地的自愿有偿退出,并与农业的规模经营协同起来,适当放开宅基地集体内部成员流转的限制,优先保障那些非集体内部成员的规模经营主体的购买权,这样有利于规模经营主体的培育,实现农业规模化生产。因此,这类地区应优先考虑重庆的地票交易模式。

  经济尚欠发达、自然条件较差、地广人稀的偏远地区。多属于国家重点扶贫的区域,第一产业比重大,人均耕地较多,项目招引困难,城镇化用地需求量少,宅基地的首要功能还是保障农民的住房条件。应当以维持当前宅基地制度为主,加快确权登记颁证,确保“户有所居”,夯实政府管理基础,待条件成熟后,再考虑将宅基地复垦,为发达地区提供增减挂钩节余指标,换取宝贵的集中居住点建设和扶贫资金。

  (作者为泰州国家医药高新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

  宋宁 摄

  解放思想圆桌会

  嘉 宾 >>>

  蒋伏心

  省政府参事、南京师范大学教授

  何小军

  江苏智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周禹冰

  宿迁波波猴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

  主持人 >>>

  魏晓敏

  新华日报全媒体评论理论部记者

  解放思想为民营经济“寻路”

  主持人: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取得了迅速发展,这与解放思想密切相关。请问各位嘉宾,当前解放思想大讨论对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意义在哪里?

  蒋伏心:通过思想解放来解决问题,这是改革开放40年来的经验。民营经济发展中遇到的问题,与现有一些体制的不健全、机制的不灵活等问题都有关系。这些问题最终又归结为政策的制定者和实施者,他们的思想观念和方法,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民营企业的进一步发展。所以,我认为,省委抓思想解放来推动民营企业发展,抓到了问题的根本。

  何小军:改革开放40年间,民营经济曾经历了一个“野蛮生长”的阶段,加上目前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对民营经济发展产生了双重压力。开展解放思想大讨论,其实是要为民营企业的发展寻找一条科学的道路,一条适合我们中国特色的道路。

  周禹冰:我们民营经济的发展,是思想解放的成果,是实践创新的重要成果。思想大解放的过程,伴随江苏民营经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过程。

  直面“三座大山”的挑战

  主持人:近来,一些民营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遇到不少困难和问题,有的民营企业家形容为遇到了“三座大山”:市场的“冰山”、融资的“高山”、转型的“火山”。请问如何正确认识这些困难和问题?对处在困境中的民营企业,三位嘉宾有什么建议?

  蒋伏心:“三座山”形象地反映了民营企业遇到的一些问题,成因是多方面的,有外部因素,也有企业自身的原因,企业要增强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动力。跨过市场的“冰山”,重新占领市场,要求企业必须要有更高质量、更高效率的产品;爬过融资的“高山”,需要企业与银行在一起,企业提高爬升的能力,银行尽量降低交易成本;翻过转型的“火山”,要求企业重新规划和思考,包括往什么方向走、用什么队伍、依靠什么核心资源等问题。

  “登山”的过程,对民营企业来说既是挑战,更是机遇,通过“三座大山”的锻炼,我相信绝大多数民营企业都能得到更多的经验和提高,从这个意义上讲是件好事。

  何小军:一些地方一段时间内确实存在对民营企业不公平、不合理对待的现象,给民营企业的经营发展设置了不少门槛,对民营经济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解决“三座大山”,我觉得一方面政府部门要解放思想,关心民营企业,为企业提供更优质的服务;另一方面,我们企业也要正确面对“三座大山”,解放思想,不断创新,化解这“三座大山”给企业发展带来的一系列问题。

  周禹冰:随着市场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江苏经济向高质量发展不断迈进,迫切要求民营企业发展转型升级,很多民营企业处于生产链的低端,如果不进行高质量发展,就很难跨越市场门槛。民营企业如果想转型,还必须真真切切地根据自己企业的步伐和所处的状态,深思熟虑后去转型,要不然就很难跨过这座“火山”。

  给民营企业以平等待遇

  主持人:省委书记娄勤俭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指出,对民营企业的最大支持,是创造公平公正的良好市场环境。请问各位嘉宾,怎样理解这句话,两位企业家对此有什么切身感受?

  蒋伏心:由于过去国有企业承担着大量关系国计民生、国家安全的战略性行业,民营企业一般来说规模比较小,所以在特定的阶段,客观存在着不公平的现象。但实际上,不管是在产业链的上游还是下游,我们民营企业跟其他类型企业的地位是平等的,在法律的框架下,他们拥有对资源的处置权利,拥有享受政府应有待遇的权利,所以,这应该成为下一阶段思想解放的重点。能否给民营企业以平等的待遇,是民营企业能不能安心定性、坚定发展信心的基本要求。

  何小军:对于民营企业家来说,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是最根本的。民营企业参与市场竞争,在资源、技术等方面有很多劣势,一些民营企业家为了寻求企业发展,采取一些不规范的行为,导致恶性竞争的出现,这是市场的环境和整个调节的手段带来的现实问题。不切实解决这个问题,民营企业生存的空间会进一步被压缩。

  周禹冰:有很多人问,到底是环境重要还是创业者重要?我已经创业五年,作为一个初创的创业者,常常是被别人羡慕和鼓励的。但创业者更需要一个公平公正的成长环境,因为只有更健康、更公平、更好的环境,才能涌现出更多的、大批的创业者。在恶劣的创业环境下,也许会出现创业者,但是是个别的、偶然的。民营经济是整个市场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只有民营经济更加繁荣昌盛,地方经济才会有更好的发展。

  好政策还要落实到位

  主持人:为了支持民营经济发展,为民营企业减负,各地出台了一系列的好政策,但也存在政策出台“一箩筐”却难以见效的难题。如何让好政策能够真正落实到位?

  蒋伏心: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可以形成政府和企业、政府和社会的信任机制,政策落地实施效果越好,信任就会越高,企业发展信心就会越强。第一,提高政策制定的科学性,民营企业千差万别,用一个政策来对待所有的企业,这本身就会让政策打折,所以在制定政策的时候,更多地要对民营企业的情况进行准确的分类,增强针对性;第二,考虑政策的执行力。如果暂时还不具备这种执行力,宁愿政策暂时不要出台,先为它创造条件,再出台;第三,调动执行政策者的积极性,通过倒逼机制和责任机制,增强政策执行者的内在动力。

  何小军:政策是经过严格的市场调研,而且是针对民营企业普遍面临的问题制定出台的。我觉得政策在执行的过程中,需要建立完备的政策落实监督机制,政策落实情况要公开透明化,并建立投诉专用渠道,让民营企业切实享受到政策带来的一些实惠,增强创新和发展的动力。

  周禹冰:说到政策,我建议更多的还是要增强协同性,从中央各部门政策和省里政策的配套衔接,到政府部门与部门之间政策协同,都要做到同频共振。比如,在执法检查上,不能今天你来查查,明天他来查查,这对于我们民营企业来讲确实是一种困扰。所以,要增强政策供给的协同性,把服务更多地落到实处。

  记者 魏晓敏

  学术回响

  恩格斯说过:“一个民族要站在科学的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 原创思想、学术、理论状况是民族自觉、自信、自强状况的精神尺度。由中国道路和中国方案弘扬的原创精神需要空间,原创学术需要阵地,原创理论需要旗帜,原创思想参与全球对话和碰撞需要基地,为此,作为社会科学窗口的学术期刊,就要以高度的原创自觉、以学术方式来为培育和打造原创学术提供阵地。

  学术是时代的精神在场方式。学术研究方式的变革是时代大转折的必然结果。改革开放40年来,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中国学术需要、也正在经历一个重大转折,即单纯从开放初期引进、消化、吸收国外学术理念、原理和体系的“学徒”状态转向基于中国道路、中国经验而建构自身学术理论的“原创”阶段。然而,中国学术跨越从“世界走向中国”的历史,转向“中国走向世界”的历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无论是原创精神的培育、原创学术的发端还是原创理论的形成,都需要社会各界从根本上转变观念,并付出多方面的艰辛努力。

  正是在这样的学术语境中,2002年,《江海学刊》的“原创学术空间”横空出世。栏目开办16年来,推出的近百篇原创之作划出一道风景线,贯穿其中、推动前行的正是不屈不挠的原创精神。原创之作释放的强烈信号,正是大力培育原创精神,秉承“发微原创精神”、努力促发“从0到1起步”的基本原则。

  真正的原创之作,都是以问题为中心,善于将时代实践中的问题转化为学术问题,并由此形成新的学术研究对象,最终形成学术解答。由现实而呈学术,由问题而致解答,就是原创之作的主要路径之一。

  聚焦现代性内在矛盾和问题的深度反思,成为栏目聚焦、影响颇大的重点话题。从王晓华的“现代化的限度与后现代化之路”到俞吾金的“现代性现象学”,再到柯小刚的“现代性吊诡与当代中国的跨文化复兴”,进而到谌中和的“两种生产的历史观与工业时代的未来”等,主题聚焦于现代性的中国道路如何选择,如何创造出能够规避和超越西方资本现代性所导致的种种矛盾的中国道路和中国逻辑。

  如何能够将“生态”与“文明”对接而成为一种新文明?余治平的“‘生态’概念的存在论阐释”就这一问题作出了生存论的探索,叶海涛的“论国家公园的‘荒野’精神理据”道出了生态文明的伦理精神基质,田海平的“‘水’伦理的道德形态学论纲”则将“生态文明的中国精神和中国气派”问题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学术高度。

  “原创学术空间”结合中国道路所反映和表达出来的对创新的实践智慧的需要,聚焦哲学思维、逻辑思维的创新和转换这一主题,叩响原创学术理论的大门,推出系列论文,启迪人们去深度思考和解答。其中,有崔平关于“原创法度”和“原创理性”等前提反思的系列论文,有赵汀阳的原创路径和方法的选择论,有田海平对比较哲学中元问题的新原解,林林总总,都体现了对原创方法论的思维自觉。

  繁荣和发展原创学术事业的关键在于要有造就事业的原创人才。原创人才不可能凭空产生,而只能在原创学术实践中脱颖而出、茁壮成长。以原创学术之作造就原创学者,又以原创学者引领原创学术,这也是一个重要经验。胡大平、陈忠、张志平、夏凡、罗骞等,从初出茅庐的青涩学子,历经数年的学术磨练,现在都成长为学界的中坚力量。

  聚焦时代前沿学术问题,用知名学者带动原创学术。由王南湜的“重思国家与经济的关系——马克思与全球化”开篇,继之以俞吾金的“现代性现象学”,赵汀阳的“道的可能解法与合理解法”,张曙光的“人、我、心、身”关系的思考等等,就重大问题作出新解,这些新解可成为学术原创的范例,起到示范引导作用。更兼有一大批中年学者鼎力扶持,王晓升、徐长福、田海平、马天俊等,构成原创的中坚力量,为召唤更多的天下英才共同来推动中国的原创学术而作出努力。

  鼓励全方位出击以广邀贤才,聚力重点突破以聚集团队。在大力鼓励原创学术的进程中,既形成由名家、中坚力量、学术新锐构成的原创学术群体的金字塔结构,又在原创思维、现代性与中国道路、生态文明、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等领域聚集起了研究作者群落,他们犹如一簇簇灿烂星丛,放射出夺目光芒,照亮了原创学术的中国道路。

  (作者为江苏社科名家、苏州大学教授,节选自在《江海学刊》创刊六十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深呼吸

  改变今天科技成果“低小散”状况(技术含量低,规模小,分布散),需要克服过去单打独斗的局面,克服个人行为,加强产学研合作。我认为,要建立科学技术生态系统和创新生态系统。

  生态系统是一个网络结构,是自组织的协同共生的机制,大量的成果从系统中内生、靠协同共生,又靠自组织行为和群行为扩散,这里面体现了一种融合机制。十九大提出产学研深度融合,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国务院曾经专门召开会议研究促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都在讲一个“融”字,就是改变单打独斗的状况。所以讲交叉出成果,交叉学科才能孕育好的科技成果;互动出人才,人才都是在不断交流中进步;生态出效益,相互作用越多,越容易出效果。

  我们要完善供给体系,包括产学研、资本、政府的结合,把共性研究、核心和关键技术作为平台,共同研发,建立专业化、市场化、社会化技术转移服务体系。服务体系起黏合剂的作用,把原来分离的创新研发主体结合起来,这就解决了分离、分散、分割的局面。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提高了,源头成果有了,这样和供需配套,需求旺盛,科学技术事业和科技创新一定会发展得更好。

  未来在整个生态系统构建和形成中,要改变认知和思维方式的问题,要从线性思维发展到非线性思维,发展到生态链思维。什么叫生态链思维?它是一个多元的、多层次的、多主体相互作用的一种思维方式。考虑问题时要想到前后左右,看生产链前后哪些能合作,供应链左右哪些能合作,这样思维境界就和单独坐在一个房子里苦思冥想不一样了。过去企业管理的一个软肋是,我们比较熟悉产业链本身,不太熟悉供应链管理。我认为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一定要改变思维方式,思维方式决定事业的成功与否。中国企业融入全球生态链或构建自己的生态链,一定可以实现并且做得很好。

  (作者为西安交通大学公管学院科技政策与发展研究所所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