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改革开放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必须坚持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坚持在党的领导下推进。改革开放是人民的要求和党的主张的统一，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改革开放事业的实践主体。所以，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和党的领导的统一，紧紧依靠人民推进改革开放。”这段话内涵极为丰富，从理论高度上点明了改革开放事业与人民主体地位关系的三大特性：人民性、统一性、主体性。

　　人民性：“改革开放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

　　认识和理解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首先需要把握的就是人民性。改革开放是中国十几亿人民自己的事业，是代表人民的。改革开放的发生和发展，从来都不是别国、别人强加或外加给我们的，而是中国人民、中国社会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和现实需要。因此，人民性，既是改革开放事业的根本特性，也是人民主体地位的根本特性。

　　纵观中国共产党成立和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出，共产党人的初心，就是建立在人民自身事业基础上的。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领导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之所以不断取得成功，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抓住这个事业的人民特性，把住了时代的脉搏特别是人民的脉搏。正因为把改革开放作为人民的事业，人民才真心拥护。

　　既然是人民自己的事业，就必须照顾到人民自身的觉悟程度，同时要特别注意引导人民、教育人民的方法。在人民事业中，首先要虚心向群众学习，要学会做群众的学生；先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对于在改革开放这一人民事业中当学生和当先生的关系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时，也专门作过阐述，他特别强调：“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并提醒我们，在实现人民自己的梦想这个重大问题上，党的干部要处理好做群众先生和做群众学生的关系。真正悟透了“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后，就能够真正把自己放到“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中去，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只有与历史同步伐、与时代共命运的人，才能赢得光明的未来”。

　　统一性：“改革开放是人民的要求和党的主张的统一”

　　我们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取得成功的历史经验充分说明，党的主张与人民主张是完全一致的，党性与人民性是高度统一的。我们党没有任何自己的私利，人民的利益就是我们的利益，人民的主张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也就是说，这种人民要求和党的主张的统一性，既是改革开放事业的根本特性，也是人民主体地位的根本特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的决策、主张，与人民群众的诉求主张始终是一致的。这种统一性或一致性，至少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党的方针政策的制定或调整，始终反映人民群众的呼声，因此提高改革开放决策的科学性与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建议是高度一致的。二是，全面加强党的领导与永远不与群众脱离是一回事，因此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与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高度一致的。党的领导越是得到加强和改善，人民群众在推进改革中的主体地位就越能得到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在总结改革开放历史经验和思考进一步深化改革问题时，特别重视这种统一性或一致性，强调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推动改革开放，在改革开放中无论遇到任何困难和挑战，只要有人民支持和参与，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就没有越不过的坎；强调我们党领导的改革开放事业须臾不能与人民相脱离，必须彰显和发挥人民群众历史主体地位和主人翁精神。

　　主体性：“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改革开放事业的实践主体”

　　准确把握主体性，是认识和理解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又一把钥匙。探寻中国当代历史发展的规律，特别是探寻中国改革开放事业不断前进的规律，既要关注其中的客观性因素，又要关注主体性因素。中国改革开放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一个根本原因，就是人民群众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从人民群众是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创造者和改革开放实践的主体这个角度看，主体性，是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根本特性，也是人民主体地位的根本特性。

　　在观察和思考中国改革开放历史进程时，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关注主体性问题，他认为，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主体性、客观性的原理，生动具体地体现了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在推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对立统一关系。对社会发展特别是改革发展中主体性的关注，是习近平总书记观察和思考改革开放问题的一个重要的切入点；而人民主体思想，则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本质和核心，这一本质明确规定了我们党必须把人民主体地位落到实处，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党的奋斗目标，为广大人民群众谋福祉、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最终实现以人民全面幸福为根本特征的“中国梦”。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执政党要尊重人民主体地位，要把党的治国理政思想决策扎根在人民的创造性实践中。他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一切执政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治理活动，都要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尊重人民首创精神，拜人民为师，把政治智慧的增长、治国理政本领的增强深深扎根于人民的创造性实践之中，使各方面提出的真知灼见都能运用于治国理政。”正是基于对人民主体性问题的强烈关注、深刻认识和牢牢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反复提醒广大党员干部要真正确立人民观点、牢固站在人民立场，强调我们党只有扎根于人民、坚定地站在人民立场、以人民为中心，才能取得事业发展的根本动力，才能走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的长征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体现得更加全面深刻，充分反映了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人民观。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历史地位和作用的观点，也成为党的十九大报告在理论阐述上的一大亮点，为我们从人民主体性视角理解改革开放的整个历程和新时代、新征程提供了理论基点。这种从主体性视角表达出来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基本方略、发展思想、执政理念，既是对我们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继承和发展，也是鼓舞全体人民坚定信心、奋发有为的一种宣言。这种鲜明地表达出来的人民立场和人民观，是在新时代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坚定运用和创新发展。

　　（作者为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一部主任）

　　围绕“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题，本报记者邀请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田芝健教授进行访谈。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曾说过，我们党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政党。同时他强调，全党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您是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的？

　　田芝健：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指明了发展大方向，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提供了根本立场、基本观点和科学方法，为我们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包括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提供了坚实的科学基础。在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国家的行动指南这一科学理论体系中，马克思主义具有基础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不是盲目的，是建筑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之上的。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实践证明，只要我们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这一指导我们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的思想武器，善于用鲜活丰富的当代中国实践来推动马克思主义发展，善于用宽广视野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我们就一定能够实现在改革中守正出新、不断超越自己，在开放中博采众长、不断完善自己，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升华，不断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创新性飞跃。

　　记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而不是别的什么主义。”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论断蕴含着什么深刻内涵？

　　田芝健：马克思恩格斯继承汲取了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中的精华，分析批判了资本主义的弊端，把社会主义从空想上升为科学，研究阐发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这些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然需要高扬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认真学习和自觉实践马克思主义，特别是要学懂弄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并用以指导新的实践，善于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中不断汲取科学智慧、真理和道义力量，更有定力、更有自信、更有智慧地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让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人类社会美好前景不断在中国大地上生动展现出来，用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为人类走向美好未来拓展路径和增加选择空间。

　　记者：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结构之中，拓展深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内涵。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内在联系？

　　田芝健：马克思主义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注入了强大的科学文化精髓。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与中国历史相结合、与中国文化相结合，指导中国共产党团结和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精神上由被动到主动的重大转变，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思想理论指导、精神动力支持、文化价值引领、道德营养滋润。透过精神文化层面的发展进步，我们可以看到弥漫和渗透在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中国文化中的中国精神、中国智慧、中国志向、中国品格。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坚定不移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和弘扬中华民族精神、中国革命精神、当代中国改革创新精神，推进文化强国建设、传承中华文脉、提升中国文化力，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和文化强国之路，坚持解放思想与统一思想的辩证统一，坚持形成、增进和发展共识性与尊重、包容和发展多样性的有机统一，坚持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相辅相成，坚持不断增强对人类文明有益成果学习借鉴力与增强中国文化中国智慧对世界进步发展的贡献力的双向互动，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文化自觉、文化自强。

　　记者：为什么说马克思主义是共产党人的“看家本领”？新时代如何谱写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交相辉映的新篇章？

　　田芝健：之所以说马克思主义是共产党人的“看家本领”，是因为我们只有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坚定共产主义崇高理想，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才能在纷繁复杂局面下不迷失方向，才能在坚守党纪国法、坚持修身律己、在保持和发展先进性纯洁性实践中保持定力，只有言行一致、知行合一、担当有为，才能始终以共产党人崇高的境界追求、有效的为民服务，诠释共产党人价值观，朝着真理和道义高地不断攀登，影响和带动更多的人向善向上，在全面从严治党的同时，降低党内治理和国家治理中的监督成本，努力实现人心清淳、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社会清朗。

　　新时代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改革开放进而全面拓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行动指南。纵观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无论是事实叙说、历史回溯还是逻辑推导，科学理论既源于实践创新又对实践创新具有先导性。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坚定不移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深入实施改革驱动、创新引领，既要致力于推进事关国家建设、治理、发展领域的宏观战略性改革，又要致力于推进事关民生、民主、民乐领域的微观具体性改革，增强党对改革的领导力，增强人民群众对改革的参与度和获得感，增强推进党的建设和国家政权建设、党内治理和国家治理领域改革的协调性，以更大的改革开放勇气、改革开放锐气、改革开放底气，更好地在开放中实现改革强党、改革强国、改革惠民，不断用中国改革开放的鲜活实践经验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化”中国、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本报记者 陈立民

　　今年以来，在国内外环境复杂变化的背景下，我国经济延续了去年以来的平稳运行态势，经济增长的结构、质量、效益继续改善，经济发展的韧性增强，高质量发展特征显现。

　　一是经济运行稳定性增强，经济增速、就业、物价、国际收支等宏观指标比较均衡。总体上看，经济增速、就业、物价、国际收支等宏观指标更趋匹配。二是结构调整更趋深化，消费贡献率和服务业占比继续提高，对我国转向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意义。三是发展动力加快转换，新产业、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继续较快发展。生产方式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继续提升，供给体系质量有所提高。四是经济效益继续改善，居民、企业、政府收入都保持稳定增长。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基本保持同步，经济效益改善势头仍在延续。五是民间投资继续回升，表明社会投资信心持续改善，经济增长内生动力增强。六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市场预期保持稳定。七是去杠杆取得积极进展，防控金融风险成效初显。各方面风险防范意识得到强化，“刚性兑付”和“隐性担保”的市场预期正在改变。

　　展望下半年，经济平稳运行仍面临不少风险和挑战，在国际上中美贸易摩擦和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转向、国内去杠杆背景下的潜在风险释放和投资增速放缓，成为影响下半年经济走势的重要因素。针对国内外环境复杂变化，最重要的就是保持战略定力，坚定信心，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

　　一是要有效稳定市场预期。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增强灵活性和针对性，加强宏观政策协同。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加大落实已出台的减税降费政策的力度，激励民营企业扩大投资。稳健的货币政策要保持中性，更加注重市场流动性的平稳和松紧适度，减轻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融资难度。二是要扩大国内有效需求。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发挥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鼓励扩大民间投资，鼓励企业加大传统产业技术改造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三是要坚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大破除无效供给力度，加快处置僵尸企业和化解过剩产能，畅通低效产能退出通道，加快培育新动能，扩大优质增量供给。四是坚持结构性去杠杆。进一步突出重点，把握好节奏和力度，有效避免不同部门去杠杆的压力叠加，实现去杠杆的平稳有序推进。五是加大改革开放力度。严格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进一步深化土地、技术等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加快落实全国和自贸试验区外资负面清单，落实已承诺取消和放宽外资准入的政策，落实金融业对外开放举措，推进新一轮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也是“党内政治文化的根脉和底色”。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包括红色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对于推动和加强党的先进政治文化建设，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党内政治文化的基础，这从文化的属性上看是客观规律之必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经过历史检验的人类精神财富，是我们文化建设的巨大思想武器和精神宝库，孕育了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品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特性，决定了它是推进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砥柱支撑。党内政治文化所包含的价值基因、精神气质、价值追求、思想智慧、文化底蕴、文化情怀等，都体现着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在生产生活中形成和传承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等。所以说，党内的政治文化就是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中成长发展起来的，党内政治文化植入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一是党内政治文化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是客观规律的要求。党内政治文化都是以一定的民族历史、民族文化、民族特色为基础和支撑的。新时期的党内政治文化建设自然也遵循这一客观规律，不能离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土壤。二是党内政治文化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是历史发展必然。中国共产党是由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所组成，其血脉中流淌着中华传统文化的优良基因，党内政治文化必然深受优秀传统文化影响。三是党内政治文化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是客观现实的需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仍然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支撑。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党内政治文化的基础，这从文化影响上看是历史演进之自然。中国共产党人传承着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华传统文化，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和培养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品格、修养，形成了符合时代要求的党内政治文化。一要挖掘传统文化中的优良政治观念。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政治文化思想。我们要深入挖掘传统文化中适合于调整政治关系、社会关系、人际关系等方面的内容，结合时代条件加以继承和发扬。二要弘扬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政治伦理。要高度重视发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丰富伦理道德资源，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加以继承和发扬。三要学习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崇高政治品格。每一名党员干部要自觉学习、感悟、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善于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道德理念来明是非、辨善恶、知廉耻，自觉做为政以德、正心修身的模范。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党内政治文化的基础，这从时代发展来看是现实需要之使然。大力学习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我们党建立之初就已成为思想共识和行动自觉，随着时代的发展，党内政治生活会仍然循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而发展。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发展时期，如何使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代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文化使命和责任，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实践，进一步落细、落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这就需要进一步将优秀传统文化中“以民为本”“安民富民”的民本思想、“为政以德”“政者正也”的政治智慧、“知行合一”“清正廉洁”的思想品格、“勤勉奉公”“经世致用”的人文精神等，与现实结合起来，丰富党内的政治文化。（作者单位为丹阳市委党校）

　　南京作为省会城市、东部地区重要中心城市和长三角特大城市，科教资源丰富、枢纽功能突出、生态本底优良，近年来改革发展取得良好成效。但与先进城市相比，无论是总量规模，还是质量效益，都还存在一定差距。省委明确提出，南京要建设首位度高的省会城市。南京将认真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落实省委部署要求，以解放思想为先导，以对标找差为路径，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在提升城市首位度上下更大功夫，在建设创新名城、美丽古都上展现更大作为，努力走在新时代高质量发展前列。

　　提升创新首位度，探索动能转换新模式。重点在更好释放科教资源潜力上解放思想，大力破除制约创新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用创新的办法抓创新，努力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一是以建设创新名城为主线，国内对标深圳、国际对标波士顿，打造综合性科学中心和科技产业创新中心，建好未来网络等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项目和紫金山实验室，形成名校、名所、名企、名家、名园区“五名”标志，强化南京在区域创新体系中的领先地位。二是以组建新型研发机构为重点，深入实施两落地一融合工程，探索科研成果高效转化的特色路径，大力孵化培育南京自己的独角兽、瞪羚企业和科技上市公司。三是以营造一流创新生态为支撑，落实“1+45”政策并动态完善，建设创新氛围最佳、创新效率最高、枢纽功能最强、知识产权保护最严、营商环境最优的城市。

　　提升产业首位度，探索转型升级新模式。重点在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上解放思想，切实解决布局不优、结构偏重、转型不快的问题，努力迈向中高端、打造产业新地标。一是聚力发展主导产业，围绕“4+4+1”（四大先进制造业、四大现代服务业和一批未来产业）主导产业体系，完善产业政策，招引重大项目，构建产业链条，形成集聚效应。二是聚力优化产业布局，推动沿江工业片区腾笼换鸟、业态提升，引导主城区重点发展一个现代服务业和一个未来产业，郊区重点发展一个先进制造业、一个现代服务业和一个未来产业。三是聚力打造产业集群，种好“三棵树”，即放眼全球移植大树、立足自身培育树苗、提档升级老树发新芽，形成龙头企业顶天立地、中小企业铺天盖地的良好发展态势。

　　提升功能首位度，探索城市发展新模式。重点在提升功能品质和城市能级上解放思想，对标先进查找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方面的短板弱项，建设和谐宜居、富有活力、特色鲜明的现代化城市。一是提升综合承载功能，高起点规划城市愿景，高标准完善基础设施，有效疏解老城功能，加快建设新城新区，提升地上地下一体建设、城市农村融合发展和绿化亮化彩化水平，打造智慧城市、低碳城市、海绵城市新样板。二是提升交通枢纽能级，布局建设高铁南京北站，加快推进长江五桥等重点工程，大力发展空港、海港、高铁港三大枢纽经济区，构建放射状交通网络体系，着力打造现代高效、覆盖广泛、内畅外联的国家综合交通枢纽城市。三是提升城市治理能力，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实施城市精细化管理行动，率先实现网格化社会治理全覆盖，大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断增进民生福祉，巩固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建设成效。四是提升文化建设水平，深入挖掘南京特色传统文化，加强历史文化保护，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促进文化资源与城市功能的有机融合，彰显南京人文底蕴和特色魅力。

　　提升生态首位度，探索绿色发展新模式。重点在摆脱路径依赖上解放思想，全面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入落实“两山”理论，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路子，推动全市生态环境高质量。一是以最严标准抓保护，实行最严格的环境准入制度，坚决杜绝高污染、高耗能、高耗水项目落地。落实“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要求，全面梳理沿江1公里范围内的重化工企业，有序转移调整，加强岸线保护。二是以最大决心抓治理，全面落实河长制和重点断面领导挂钩负责制，运用经济杠杆提高排污成本，尽快实现入江支流水质全面达标和全市域消除黑臭水体。运用市场机制倒逼企业转型，推动电热企业以气代煤和非电行业减煤。三是以最实举措抓整改。围绕中央和省环保督察指出的问题，实行立查立改、挂牌督办，确保环境质量持续稳定好转、走在全省前列。

　　提升开放首位度，探索区域融合新模式。重点在树立全球视野、对标世界一流、接轨国际标准上解放思想，不断提升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加快城市国际化步伐，增强辐射带动能力。一是全面提高城市开放度，积极对接 “一带一路”倡议，开展全国自贸区改革试点经验复制推广、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等工作，强化全球资源配置和集聚能力。二是全面提高城市融合度，主动融入长江经济带、长三角一体化战略布局，加快交通、网络、数据互联互通，深化制度、产业、民生领域对接合作，充分发挥在扬子江城市群、南京都市圈和宁镇扬一体化建设中的龙头作用。三是全面提高城市知名度，继续办好两岸企业家峰会、留交会、名城会等重大活动，着力打造一批高端化、专业化、国际化的活动品牌，加快完善国际化商务载体、生活街区和教育医疗功能，务实开展友城交往交流，不断提升南京的国际影响力和城市美誉度。

　　（作者为省委常委、南京市委书记）

　　全面从严治党必须持之以恒、毫不动摇。我们要把思想统一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统一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上来，依据党章党规和宪法法律两把尺子履行职责，推进形的重塑、神的重铸。监察体制改革以来，纪委监委合署办公，纪检监察机关的任务与过去不一样，既要审查违纪问题、又要调查职务违法犯罪问题，既要考虑纪的因素、又要兼顾法的内容，既要用纪言纪语、又要用法言法语，使执纪执法同向发力、精准发力。这就需要纪检监察机关进一步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自觉从思想、理念、工作等方面跟进、适应、提升、发展。

　　克服思维定势惯性。监督是纪委监委的首要和基本职责，没有强有力的监督，审查调查和问责处置就没有基础。要从参与者变监督者，从全能变有限，不搞无所不管、包打天下，适应监督对象成倍增加的现状，聚焦主责主业、恪守权责边界。要转变偏重事后监督、单纯追求办大案要案观念，牢固树立严管厚爱理念，强化日常监督，探索完善容错纠错机制，为改革者撑腰，为担当者担当。要深化执纪监督与执纪审查分设改革，投入更多力量专司执纪监督，既强化自我监督，也更好地保护整片森林。今年以来，进一步调整优化党风政风监督室、执纪监督室、派驻机构关于执纪监督工作关系，制定工作流程图，规范运行。党风政风监督室统筹负责派单子、交任务、督过程、要结果，执纪监督室分片负责抓好执纪监督工作。派驻机构定位为“前台”，直接负责具体工作；执纪监督室为“后台”，加强指导、支撑、保障。发挥执纪监督、派驻监督、巡察监督的叠加效应，全面掌握某个监督区域或监督单位政治生态建设情况。构建“2+X”执纪监督工作模式，即形成两个责任+X项监督工作模式，X项监督即专责监督、信访监督、专项监督、问责监督、廉情监督、指导监督等。

　　着力强化融合意识。纪委的监督执纪问责与监委的监督调查处置职能，相互衔接、互为补充、内在一致，但两项职责的适用对象、适用情形、适用方式上又有所区别，既要用好党章党规党纪，强化党内监督，用纪律管住党员干部；又要依据宪法、监察法和相关法律，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实施监察。这是一个有机统一、相互促进的过程，避免搞成两股劲、两张皮。基于此，将今年全年重点工作进行整合，开展一工程九行动，即实施政治生态优化工程，开展全市纪检监察执纪执法攻坚行动、纪检监察提质压责行动、乡村振兴战略纪律保障行动、党委巡察深化行动、纪检监察派驻（出）机构强化履职担当行动、纪检监察信息化建设专项行动、纪检监察制度化规范化履职提升行动、纪检监察工作品牌提升行动以及打铁必须自身硬专项行动。

　　注重“系统抓、抓系统”。统筹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既拿出当下改的举措，又推进长远“立”的机制，减少存量遏制增量。坚持一竿子插到底，特别是在巡视巡察中聚焦一个领域，同时巡察主管部门、下属单位、关联单位，做到政治体检深、发现问题准、分析问题透、整改要求实，切实增强巡视巡察全覆盖实效。今年以来，常州市委6个巡察组已对9个市级机关、1个群团组织、5个市级机关下属副处级以上单位和3个省级以上经济开发区开展巡察，共发现问题180个、提出整改建议89项，向市委、市政府及有关职能部门提交专题建议11份。对市及辖市区十二届市委巡察工作所有信访件、问题线索、专题报告办理情况大起底、大梳理，强化督办，确保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着落。同时，突出提级联动。市委第三巡察组巡察辖市区省级以上开发区时，提级巡察至镇（街道），辖市区委巡察组巡察相应的村（社区）。

　　坚持群众立场。人民群众反对什么、痛恨什么，就要坚决防范和纠正什么。群众对腐败问题意见很大，就要保持高压态势，老虎露头就要打，苍蝇乱飞就要拍。要让群众参与、监督和评判纪检监察工作，让群众在全面从严治党中有更多获得感。今年以来，聚焦职能部门监管和纪委专责监督合力，全力保障打赢三大攻坚战。推进全市阳光扶贫监管系统建设和运用，对扶贫对象的真实准确、扶贫项目的进展情况、扶贫济困资金的使用情况等开展多轮次抽查审核和专项督查，压实压紧责任。对重点环保项目推进不力、发生重大环境污染事件等问题线索及时进行督办查处。强化金融监管统筹协调，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严厉打击非法集资、金融诈骗等违法活动。

　　（作者为常州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基层政务公开领域不平衡不充分主要体现在，仍存在数量情结浓厚、基层站位不高、跟随心态盛行、公开生态缺失等问题。高质量做好基层政务公开工作，应确立科学的质量观。

　　克服数量情结，需要确立需求为上的质量观。从基层政务公开实践来看，大部分单位能够做到及时、有效发布信息，政务公开整体发布数量有保障。但也有部分单位满足于数量，只注重发布数量，公开的信息局限于日常动态、领导调研等信息，而政府工作中决策、执行、管理、服务和结果，公开得少，很多重点领域信息和政策解读类信息少。群众想知道的不公开，而公开的群众又不需要，以致公开有名无实，政务公开流于表面化、形式化。

　　20世纪60年代，美国质量管理专家朱兰提出，质量是产品的适应性，强调产品要适合用户的使用需要，任何产品如果不能满足顾客需要，不管它多么符合产品标准，也没有好的质量。在更为关注需求的质量观念下，好的质量就是能够最大限度满足用户的需求。这是说，政务公开质量是一个不断改进的动态概念，高质量政务公开要求政府必须不断跟踪群众的需求，尽力提供能够满足群众需求的高质量政务服务信息。我们必须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政务服务公开理念，呼应群众需求，进一步贯彻“放管服”改革要求，深化“不见面审批”改革，积极推进网上办事服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建设，让便民利企在政务高质量公开中真正落地生根。

　　提升基层站位，需要确立标准为基的质量观。虽然《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对政务公开的内容作了详细规定，但在实际执行中部分单位还只是停留在对办事程序和结果的公开上，甚至极少数部门还存在含糊不清、故弄玄虚、避重就轻等现象，对群众关切的信息不公开或慢公开，存在较大的随意性。

　　高质量是指服务或使用过程中对用户需求的适应性，即满足用户需求的能力。质量管理工作不仅要关注产品本身的质量，更要关注组织体系的质量和人的管理质量，要求对影响质量的各种因素进行全过程管控。为满足新时代群众对高质量政务公开的需求，需要我们坚持以标准化、规范化建设为抓手，依据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及公共服务事项清单，结合政府机构改革和职能优化，从编制主体、依据、程序等标准向度稳步推进政务公开事项目录编制，及时进行动态更新调整，使政务公开的范围和边界更加清晰、程序更加规范，不断提升政务公开的精准性和实效性。

　　破除跟随心态，需要确立共享为要的质量观。由于受长期形成的相对封闭的政务运作机制的惯性影响，部分基层干部难以认识到政务信息为全体公民所有的公共属性，往往习惯于公共信息部门化、内部化、孤岛化。兄弟单位公开了，我就公开；其他地区没有公开，我也不公开。这样一来，形成观望和跟随的心态，令群众不满。当前，对质量管理的认知逐渐由内部管理向外部管理扩展。质量管理由内部向外部扩展，要求政务部门按照共享为原则、不共享为例外的要求，加强政务信息资源跨层级、跨地域、跨系统、跨业务互联互通，实行信息无条件归集、有条件使用，实现政务信息资源政治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最大化。

　　优化公开生态，需要确立创新为本的质量观。当前，基层政务公开往往被视为一项事务性工作，一些单位政务公开工作动力不强、创新不足、能力不够。一些单位从事政务公开的工作机构不固定，兼职人员偏多，工作的连续性、专业性难以保证。供给端的低效乏力，导致公众参与热情不高，很难形成主动参与和有效互动的良好生态。

　　创新是第一动力，质量管理不能仅仅停留在既定水平，要实现对创新活动的支持，形成有利于创新的生态环境。这就要求，必须坚持依靠创新来激发政务公开参与主体的动力，基于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以互联网+政务服务为突破，用技术创新引领政务公开，积极构建群众看得到、听得懂、易获取、能监督、好参与的良好生态，让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在政民高效互动中得到增强。

　　（作者单位为南京市鼓楼区政府办公室）

　　自去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田园综合体概念以来，兴化抢抓重大政策机遇，积极选排申报试点，深度谋划建设项目，成功获批全国首批、全省仅两家的田园综合体试点项目。

　　首先，吃透内涵，把准建设方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一篇大文章，要推动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和组织振兴。田园综合体是生态农业、休闲旅游和田园社区的延伸发展，促进年轻人回乡、社会资本回流，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主抓手和主平台。在这方面，兴化积极探索新模式、新业态、新路径，逐步形成以农民合作社为主要载体，让农民充分参与和受益，集循环农业、创意农业、农事体验于一体的综合发展模式。

　　其次，取势明道，放大比较优势。兴化就是一个大田园。建设田园综合体，兴化有良好的基础条件。一是健康食品产业发展强劲，生态环境状况指数位居泰州第一、全省前列。二是已有尝试探索，在全省率先实施生态红线区域差别化考核政策，全面实施了农业产业提质、生态质量提优、乡风文明提升、乡村治理提效、民生保障提档等五大行动。三是有响亮的试点品牌，成功获批里下河生态经济示范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国家湿地公园、省特色田园乡村、国家农业产业化示范基地和江苏唯一的省级农副产品加工区等创建试点或荣誉称号。

　　让我们把目光投向规划建设的兴化千垛田园综合体项目区。这里生态环境优越，3.5平方公里的平旺湖点缀其中，水域面积接近土地总面积的一半。这里条件得天独厚，有以千垛菜花和李中水上森林为核心的70个旅游资源单体。这里产业融合突出，深度融合功能农业、文旅农业等新业态。这里文化特色彰显，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垛田地貌独一无二，水、渔、船、圩、民俗、农耕及红色文化在这里传承。可以说，千垛田园综合体功能定位准确、生态环境友好，是保证兴化试点申报成功的坚实基础。

　　再次，深耕细作，输出兴化示范。着眼试点先行，积极探索推进田园综合体建设。一是抢抓机遇，精心谋划。邀请省城镇与乡村规划设计院运营团队进驻兴化规划设计，在尊重农民意愿基础上，确定以缸顾乡东旺村为核心、辐射周边村域作为申报试点项目，入围国家田园综合体试点项目库。二是规划引领，多规融合。注重与已有平旺湖景区规划、退渔（圩）还湖规划、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规划、特色田园乡村建设规划等统筹衔接、多规合一，形成1个核心区加4个村庄的体系，即以缸顾乡东旺村为核心区，以东罗村、西罗村、西旺村为融合区，叠加了千垛菜花、平旺湖、千垛果园等资源，总面积1.5万亩。三是注重内核，创造特色。打造涉农产业体系发展平台，积极探索农业多产业融合发展，做强农业全产业链。培育农业经营体系发展新动能，发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引领作用，鼓励农民参与建设运营。构建生态体系屏障，推进生态治理、保护和修复工程。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和公共文化建设，保护乡村传统肌理与乡土文化特色，保护好宗祠等文化记忆。补齐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短板，在连接老百姓生产生活和外地游客观光休闲需求上发力，聚集更多高端资源要素。四是强化协同，统筹推进。建立“333”工作机制，明确部门责任清单、任务清单、项目清单三张清单，落实人员、资金、现场指挥部三个到位，执行每周例会、现场指挥、督查通报三项制度，妥善处理好政府、投资方和农民三者关系，对必须做、能够做的事情抓紧做，能同步进行的同步组织实施。

　　立足把田园综合体做成“水韵江苏”的一个典型，兴化将以走在前列的自觉与担当，不仅争试点，更要创品牌，打造田园综合体示范样板、乡村振兴实践范例、里下河生态经济示范区特色亮点，推动田园综合体项目建设早出成效、造福人民。

　　（作者为兴化市委书记）

 

　　嘉宾：省农委副主任蔡恒，省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徐志明，徐州市贾汪区马庄村党委书记孟国栋

　　主持人：新华日报全媒体评论理论部记者周静文

　　突破思维定式，尊重群众首创精神

　　主持人：今年是改革开放40年，推进乡村振兴，在思维习惯、工作方法上应该注意什么、坚持什么，破什么、立什么？

　　蔡恒：首先要有思想，这就要求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为指引，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三农思想为指引。其次，要突破思维定式，突破路径依赖，突破比较优势陷阱，推进实践和创新。我们农业农村虽然取得巨大成就，但也面临新的问题和挑战，这需要我们好好梳理限制高质量发展的老大难问题，多问几个为什么，多想几个怎么办，既要考虑农民的增收，还要考虑城市居民对乡村的向往。此外，在工作方法上，加强统筹规划和顶层设计，在政策创新上下功夫，加快完善制度体系，提升服务三农的能力。

　　徐志明：我想解放思想很重要一点，就是尊重实践、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很多创举实际上来自群众首创，比如联产承包责任制、江苏乡镇企业的发展，现在农村出现的许多新业态，都是群众的创举。这都要求各级干部和理论工作者要多下基层去调查研究、总结经验。

　　孟国栋：在农村、在基层，解放思想最大的体现，就是怎样服务好群众。我们村里现在提出“一强三带”工作法，加强战斗堡垒建设，带动生态宜居、乡风文明、生活富裕，让村民日子越过越好。做好这些工作，必须解放思想，扭转那种管理者的定位，重塑人民服务员的角色。我们每年都评选最美家庭等荣誉称号，引导、约束、示范效果明显。

　　围绕农业、农民、农村做文章

　　主持人：江苏的农业农村工作一直走在全国前列，推进乡村振兴江苏有哪些优势？又面临哪些挑战？怎样推进农业的高质量发展？

　　蔡恒：推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主要还是要紧紧围绕农业、农民、农村做好文章。从农业的角度来讲，最核心的是要提高它的竞争力。从农村的角度来讲，要通过生态宜居、美丽乡村建设，实现最美的、最靓的颜值。从农民的角度来讲，要让亿万农民有获得感、幸福感、成就感。

　　江苏的农业高质量发展一直走在全国前列：一是我们的经济总量比较大，粮食、蔬菜、家禽、水产生产都在全国前列；二是江苏的经济基础实力也支撑着江苏以工补农、以工促农；三是江苏城乡差距在全国是最小的省份之一；四是农村改革也走在前列；五是农村的民生持续改善。这些都是我们的优势和基础。但是，当前也面临资源环境压力比较大、农业产业竞争力不够强、农民持续增收难度不断加大、城乡融合还面临不少障碍等难题亟待突破。下一步，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首先要推动农业产业发展的高质量。其次，推动农业生态方面的高质量，把农业作为生态产业来做。同时，推进农产品供给的高质量，要让老百姓吃得好，吃得有味，吃得放心。

　　徐志明：我们实现乡村振兴有很多优势，江苏的农业、农村、农民发展在全国属于领先地位，比如农业的科技进步贡献是67%，城乡收入比是2.28：1。作为乡镇工业的发源地，江苏农村工业发展很快，也走在全国前列。再如，村均集体收入达到170万元，像苏州达到800多万元，可以为村里做很多实实在在的事情。

　　孟国栋：农民对种田这一块，说白了积极性并不高，因为效益不是那么高，农产品比较单一。我们现在采取土地流转的办法，土地流转到有积极性的大户手中，由他们来带领村民调整产业结构。

　　靠改革注入新动能

　　主持人：乡村振兴是一篇大文章，要统筹谋划、科学推进。江苏有没有好的抓手？怎样为乡村振兴赋予新的动能？比如说，马庄精神能不能转换成一种乡村振兴的新动能？

　　蔡恒：乡村振兴是一个大战略，习总书记最近作出批示，要求全党上下共同行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这项工作，出台了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意见和乡村振兴十项重点工程实施方案，包括现代农业的提质增效工程、农民收入的新增万元工程、美丽宜居乡村建设、乡风文明提升等。这十项重点工程里面，其中产业方面有8个，包括农业8个千亿元产业工程、全省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要比2017年增加1万元、培育500个左右的省级特色田园乡村、保护1000个左右的省级传统村落和建筑组群、建成1万个左右的美丽宜居村庄等。

　　乡村振兴要注入新动能，一是配置好要素，比如干部配备、公共服务、公共财政的投入等。二是农村改革，特别是在承包地、宅基地、集体资产乃至放管服等方面进行积极探索。三是人才振兴，城镇化和逆城镇化相辅相成，新乡村不止是乡下人的乡村，也会成为城里人向往的地方。四是通过科技创新，来推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徐志明：乡村振兴要有新动能，激发内生动力很重要，比如农村的“三改”，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通过这种改革来激活市场、激活主体、激活要素。乡村振兴最终落脚点是怎样把农村搞好。不同的村由于资源禀赋条件不同，所走的道路可能是不一样的。比如，上个月到句容去看的西凤村，它发展草坪产业。沭阳推进花卉苗木产业，做得很好。草坪每亩收入在5000元，是普通种水稻收入的8到10倍，而苗木更高。再有，有的地方发展观光休闲，有的地方把电商作为特色产业。包括马庄，以文明来带动经济建设，带动发展，这也是一种类型。

　　孟国栋：1980年代末我们就提出了文化兴村，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一起抓，既要富口袋又要富脑袋，我们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乡村文明的促进作用，甚至一些周边企业，只要是马庄人就优先录用。马庄没有什么旅游资源，我们靠的是农民乐团、民俗文化表演、各类节庆活动，把它们变成一种旅游资源，精神变物质，为乡村振兴提供一种新的动力。

　　要解决好苏北宜居问题

　　主持人：随着城镇化的发展，特别是苏北一些村庄出现空心的情况，如何在乡村振兴中加以解决？

　　蔡恒：乡村振兴要把产业的文章做好，更要做好宜居的文章。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部分农村也有凋敝的现象，不少村庄有相当一部分人离开了。解决苏北的宜居问题，现在是一个重要的窗口期。这就需要推进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来解决为乡村提供公共服务的难题。

　　徐志明：苏北很多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盖的房子，很分散，土地利用率也比较低，供水供电道路等条件相对来说比较差。在这种情况下，在原地盖房子的话，效率比较低，公共服务还是跟不上。那么，建设新兴社区来解决居住问题，这样土地利用率提高了，生活条件也改善了。但是，首先要解决好资金支持问题。乡村振兴很多事要用钱，除了财政投入以外，很大程度上还是要通过地来解决。

　　本报记者 周静文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十九大报告中关于高质量发展的精准论断，为江苏在新时期的新发展提出了新的目标取向。结合十九大报告精神和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当前及未来很长一段时期，江苏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取向应主要围绕以下几方面：

　　一是要主动从数量增长转向质量的提升。对照著名经济学家罗斯托提出的“经济现代化五阶段理论”，当前江苏正处于第四阶段向第五个阶段转化时期，即由高度工业化与高额大众消费阶段向追求生活质量阶段转化。因此，在解决“量”的问题后，现阶段必须着力解决“质”的问题。“转向高质量发展”这一论断的本质含义，就是要求经济发展从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实现的粗放型高速增长方式，转变为主要依靠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集约型增长方式。江苏的经济发展，不应再纠结经济增速快一点还是慢一点，而是要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为抓手，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二是从追求总体规模转向结构优化。经济结构优化主要体现在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经济效益和生态环境等层面。在产业结构上，是由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向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产业为主转变；在产品结构上，由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产品为主向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产品为主转变；在经济效益上，由高成本、低效益向低成本、高效益的方向转变；在生态环境上，由高排放、高污染向循环经济和环境友好型经济转变。最终将体现为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居民收入得到较快增长。

　　三是推动经济增长转向平衡发展。当前，我省经济发展过程中也充分暴露出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从产业发展上看，主要表现为服务业尤其是以现代金融、人力资源、总部经济等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而制造业虽然具有明显规模优势，但总体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尚存在较大差距。从增长动能上看，突出表现为相对于资本、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投入，作为经济增长第一驱动力，创新的关键作用发挥得不平衡不充分。2017年，江苏全社会研发经费约为2300亿元，占GDP的比重为2.7%左右。与各省市进行横向比较，我省研发经费在投入规模上不及广东，在投入强度上不及北京、上海、天津。对各产业的投入结构进行分析，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研发投入强度还偏低，原创型专利成果还较少。这也是推动我省经济增长转向平衡发展的重点任务。

　　回溯改革开放以来的江苏发展历程，从发展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实现“农转工”，到抢抓开发开放机遇，实现“内转外”，均离不开创新与开放。现在面对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和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内在特征，必须坚持在高水平上开启再创新和再开放，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开放引领的新型发展模式，进而顺应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要求。

　　首先，实现创新驱动是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以及转换增长动力的根本抓手，是推动江苏高质量发展的基石。作为发展驱动力的创新是多方面的，如科技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等。根据党的十九大精神，科技创新是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支撑，必须摆在贯彻现代化建设的核心位置。创新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社会工程，更是一个历史过程，提升发展层级、实现“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更需舍得时间、舍得前期投入去潜心培育。我省要构建整体创新发展新优势，在全国乃至全世界发挥创新引领作用，必须紧紧抓住科技创新这个“牛鼻子”，立足优势优先与补齐短板协同推进。

　　其次，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积极整合全球创新资源“为我所用”，这是推动江苏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虽然多年的开放型经济发展使得我省集聚或者说吸引全球生产要素的能力不断提高，但本土企业“走出去”整合全球生产要素包括创新要素的能力还比较弱，具备“走出去”整合全球生产要素和创新要素能力的本土跨国公司数量还极为有限。为此，我省要主动服务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坚持“走出去”和“引进来”并重，努力构建面向全球的贸易、投融资、生产、服务网络，加快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在再创新、再开放中探索推动江苏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必须有实实在在的举措，重点是在树立品牌意识、突破技术创新瓶颈、构建创新生态、培育产业集群、实现开放发展等方面加大推进力度。

　　塑造立足中国、面向国际的品牌。江苏是制造业大省，推动制造业质量和品牌综合效益“双提升”，不仅是将江苏建设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质量变革”的根本要求。要以强化质量管理为手段，以创建自主品牌为载体，夯实基础、突破重点，形成一批质量水平一流的世界级制造业企业、高附加值产品和自主品牌。高度重视生产性服务业在经济发展中的“黏合剂”“催化剂”功能，打造集群分布合理、分工明确、相互支持的完整产业链，开创现代服务与高端制造良性互动的友好局面，推动“江苏服务”走向世界。

　　突破原创性、关键核心技术不足瓶颈。推动聚力创新，加快突破原创性核心技术，进而推进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高地建设。要大力实施产学研协同创新计划，支持以企业为核心，联合国内“大院大所”和高层次专家，开展不同形式、不同内容的产学研协同创新，促进多领域多部门团体合作，引导更多创新资源服务企业技术创新。重点瞄准世界科技前沿，组建一批制造业创新中心和研发机构，促进重点领域原创性技术、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及产业化，推动创新由模仿、跟随向并行、领跑转变。

　　协同推进创新生态、创新主体、创新载体“三位一体”发展。政府、市场、社会联动发力，从优化创新生态、壮大创新主体、夯实创新载体等入手，协同推进技术创新、产业创新、金融创新、人才创新、文化创新、制度创新、生态创新等各类创新体系建设，进而实现创新经济领先、创新能力卓越、创新生态一流的新局面。

　　培养本土化、高端化产业集群。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瞄准“产业微笑曲线”的高端环节，提升先进制造业技术创新能力和产品附加值含量，重点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壮大纳米技术和生物医药等优势产业，促进现有优势产业改造升级与发展新兴产业相结合。加快构建分层分类的企业支持体系，根据“创业—瞪羚—独角兽”等企业不同发展阶段面临的困难和实际需求，通过“政府扶持＋市场驱动＋金融支撑”，提供“雪中送炭”式支持和服务，培养本土化的高端创新型企业，打造完整的新经济企业生态圈。

　　推动本土企业“走出去”。“走出去”是一项系统性工程，不光要推动生产企业“走出去”，同时还需要鼓励金融、法律、会计、服务机构等一起“走出去”，打造集信息服务、金融服务、贸易投资促进、风险防控等为一体的“走出去”服务保障体系，为企业提供全方位的保障。为此，必须加快推进走出去综合平台建设。在认真梳理研究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各方面需求的基础上，通过整合现有资源、完善工作职能，务实有效地开展走出去综合服务平台建设和运营，进一步落实简政放权，积极推动企业境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为全省企业“走出去”、参与“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开展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提供专业性的综合服务。

　　（作者为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江苏区域现代化研究院院长）

　　一体化的空间规划体系，是引领长三角实现真正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条件和融合发展、高质量发展的“牛鼻子”。从理论上说，统一有序的规划体系是引领空间经济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条件，也是推动产业、交通、人口、居住等空间要素均衡配置的重要保障。过去几十年，与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发展有关的各类规划实际上也不少，既有国家有关部门制定的长三角城市群发展规划，也有各地制定的各类城市群规划、产业规划以及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等。这些规划在引领长三角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从新时代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趋势和要求看，亟待解决如下两个基本问题：一是加快长三角地区各类规划的有效对接，解决发展规划的碎片化及其导致的区域资源浪费、跨地区行政低效率等问题。实际上，长期以来制约长三角深度一体化发展的根本问题之一，就是空间发展规划不统一，规划的碎片化导致空间发展难以有效深度一体化。为此，可考虑结合在全国部分地方进行“三规合一”试点的基础上，长三角地区要尽快推动各地区现有的交通规划、城乡规划、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城市总体规划以及土地利用规划等有效对接，解决各地以及各类规划之间的相互“打架”和“各自为政”，以统一有效的发展规划引领长三角地区空间资源合理配置，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二是尽快制定长三角地区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新规划，这个规划尽可能体现“多规合一”，力求实现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发展的产业规划、交通规划、土地规划和城市规划等，以协同高效的发展规划引领长三角高效协调发展。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所所长、研究员）

　　杠杆支撑的投资活动效率不高，就像水坑里耗水却不长水稻，是“去杠杆”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在中国40年改革开放历程中，类似情况其实也有发生。如上世纪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初期的乡镇企业投资高潮，随着经济发展，逐步成为无效投资。今天的高杠杆，只不过是换种形式历史重演。与历史类似，当前的“去杠杆”，要处理好已经发生的无效投资等遗留问题，更为重要的是逐步从体制上扼住无效投资之“咽喉”。

　　一是加快国有企业改革，破解隐性担保和预算软约束。这包括界定好国有企业的功能定位，处理好国企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让国企回归正常市场主体。

　　二是优化预算管理制度，以透明化约束地方政府投资活动。如果地方政府债务支撑的投资活动社会效率较高，举债并非问题。因此，地方政府债务应与投资活动关联起来。可考虑建立债务与资本性支出预算制度，要求各级政府将所有政府债务和资本性支出综合起来，编制在一本预算中。债务与资本性支出预算是与四本预算并行的体系，应独立编制并公开透明，便于从整体上控制各级政府的资本性支出和对应政府债务的规模和结构，分析其必要性、效益和风险。

　　三是继续加快金融监管等领域的改革，提升金融体系支撑实体经济高效发展的能力。金融体系是最重要的市场资源配置部门，其核心能力是挑选出高效率的投资项目并予以资金支持。从过去的情况看，金融部门自身耗费的资源很多，如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已是发达国家的两倍，但其挑选优质投资的功能并没有显现出来。甚至可以说，稻田里大大小小的水坑的形成，金融体系难辞其咎。当前的强化金融监管，应围绕提升金融体系挑选优质投资项目能力这一根本目标。

　　（作者为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近年来，西方不仅乐于向国际社会贩卖各种名目繁多的“中国威胁论”，还频频向中国推销五花八门的“陷阱说”。这些陷阱说中，“金德尔伯格陷阱”是最新的，也是最不负面的，源自美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家金德尔伯格的发现：20世纪30年代的灾难起源于美国虽然取代英国成为“世界老大”，但未能承担起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责任，导致全球经济体系陷入衰退、种族灭绝和世界大战。2017年1月，被称为“软实力之父”的约瑟夫奈在欧洲新闻网发表文章提出“金德尔伯格陷阱理论”，引起学术界和媒体的关注。该陷阱旨在告诫美国人：中国崛起以后的动向可能不是“示强”，而是“示弱”，即不愿承担目前美国无力负责的重要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从而使世界陷入领导力空缺、危机四起的险境。

　　在笔者看来，“金德尔伯格陷阱”和各种“陷阱说”一样，本身就是陷阱。

　　其一，“陷阱说”自有其话语体系，比如“金德尔伯格陷阱”的理论根基是霸权稳定论，用来形容中国，无形中就表明中美正发生霸权转移：中国正在取代美国霸权却又不能承担美国霸权的责任。其二，“陷阱说”总有其隐含逻辑，无论赞同还是批驳，只要用其概念，就会掉入其中。比如“金德尔伯格陷阱”的逻辑前提是国际社会是无政府状态的，只能由霸权国家提供公共产品才能维护秩序。那么，如果中国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就会被认为是霸权国家行为；如果中国不提供，就会被认为不负责任。其逻辑陷阱是，这里的公共产品与我们强调的中国与其他国家一道给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中性涵义并不相同，只是由霸权国家提供，而霸权国家是唯一的。如果中国真如约瑟夫奈建议的那样积极提供公共产品，包括全球安全公共产品，美国的联盟体系、霸权体系还能维持么？这么看来，美国人只是希望中国在一些领域出力帮忙，而绝非希望中国真的取代美国。

　　长期以来言必称希腊，将西方理论奉为圭臬，崇洋媚外，陷阱说多是哈佛教授炮制出来的，中国的哈迷们再去呼应，媒体接着跟风。如今，靠忽悠中国人出名的老外越来越多。中国就在炒作这些美国学者的陷阱说中不自觉地帮助美国提升了话语权。反过来说，如果是中国学者提，国内反而不那么热衷。同时，中国发展太快了，不仅西方没有准备好，我们自己也没有心理准备；或者一直兢兢业业，无暇理论总结。现代化以西方为师，改革开放强调国际接轨，养成路径依赖思维定式，如今改革开放到了爬坡过坎关键时刻，西方理论不够用，古代中国经验不好使，容易为各种陷阱说动心。还有，中国发展到今天，太不容易了！许多不自觉呼应西方陷阱说的国人也是爱国心切，生怕行百里者半九十，伟大复兴有闪失，一直小心谨慎，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生怕掉进各种陷阱中去。

　　对满天飞的“陷阱说”，我们大可听听罢了，不必完全当真。“中国应该对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半个世纪前，毛泽东同志就充满了豪情。眼下，中国提出“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倡议和理念，不是正在提供各种各样的公共产品吗？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美日欧总和，平均占三分之一。拿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的话来说，如果没有中国，世界经济早就陷入衰退局面，并不存在什么“金德尔伯格陷阱”。

　　西方看中国，总是从需要、期待出发，试图将中国纳入其轨道。我们要看穿这套把戏，保持战略定力和战略自信。谦虚谨慎是对的，继续研究、学习西方也是必要的，但崇洋媚外要不得。中国正在开创前人从来没有走过的路，西方并非过来人，不能对其有拜菩萨心理，被各种“陷阱说”搞得一惊一乍。做好中国自己的事情，定位好自身世界角色，撸起袖子加油干，一张蓝图绘到底，就不会被这说那说给忽悠了。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

　　要搞明白“修昔底德陷阱”是什么，必须了解一些历史知识。公元前431年到公元前404年古希腊发生过一场战争，交战的双方是斯巴达领导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和雅典领导的提洛同盟。

　　战争之所以爆发，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这么说：“在这些年中，雅典人使他们的帝国日益强大，因而也大大地增加了他们自己国家的权势……最后，雅典的势力达到顶点，人人都能够清楚地看见了；同时，雅典人开始侵略斯巴达的盟国了。在这时候，斯巴达人感觉到这种形势不能再容忍下去了，所以决定发动现在这次战争……”这是对事件的客观陈述，也是后来历史学家们的共同理解。

　　但中国的大众媒体对这次战争是这么说的：“当一个崛起的大国与既有的统治霸主竞争时，双方面临的危险——正如公元前5世纪希腊人和19世纪末德国人面临的情况一样，这种挑战多数以战争告终。”这些媒体还特意标明：如此说法是修昔底德提出来的，他认为“当一个崛起的大国（雅典）与既有的统治霸主（斯巴达）竞争时，双方的冲突多以战争结束，伯罗奔尼撒战争就是如此”，这就是“修昔底德陷阱”。

　　很明显，这是强加给修昔底德的。雅典不是新崛起的大国，斯巴达也不是既有的霸主，伯罗奔尼撒战争不是大国关系的“铁律”。

　　既然“修昔底德陷阱”并非修昔底德之意，那么它是从哪里来的？来自一个美国人格雷厄姆艾利森，他曾担任过美国国防部长特别顾问。他为了给21世纪的中美关系定性，特意把修昔底德请出来为自己助威，杜撰了一个“修昔底德陷阱”。为了证明“陷阱”的存在，他煞费一番苦心广征博引：据他说，历史上发生过无数次新崛起的大国挑战现存大国的事例，而多数以战争结局；他特别强调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典型性，说这次战争的根源就是新崛起的大国德国挑战了当时的现存大国英国，从而引发了世界灾难。

　　如此一来，“陷阱”理论的弦外之音就很清楚了：既然艾利森是为中美关系定位，那么，中国挑战了美国，美国要做好应付中国的准备。显然，此人是典型的美国“智库”，为美国政府出谋划策。不过，此弦之外还有他音，让我们再来看看历史。

　　在雅典和斯巴达的这个案例中，“陷阱”理论显然站在所谓的“新崛起国家”雅典一边，指责“现存国家”斯巴达。不过让人迷惑不解的是，当这个理论被套用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指责的对象却是德国：德国的穷兵黩武和扩张野心威胁了英国，而作为“现存国家”的英国是被迫卷入战争的。乍看起来出现了逻辑混乱，因为依照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范式，英国应该是战争的责任方。

　　然而恰恰是在这个貌似混乱的逻辑后面，我们听到了更多的弦外之音：在西方思维模式中，斯巴达一向是强权、专制、军国主义、蛮横无理的象征，雅典则代表着民主、自由、理性、智慧等等，是西方价值观的集中体现。因此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一定是正义的，斯巴达必定是邪恶的。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英国却代表着民主、自由、理性和智慧，所以，英国应当是正义的一方，德国则必定邪恶。可是，正是在这里，一阵阴沉的弦外之音隐隐可闻：“陷阱”理论在最近几年突然走红，因为它预测了今后的中美关系，按西方的逻辑，中美是价值观完全相反的两个国家，拿“陷阱”的思维去定位，它想说什么其实已经昭然若揭了！

　　由此我们已经明白，“陷阱”论带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并非“铁律”，而是一个杜撰的理论。英国崛起与“修昔底德陷阱”毫无关系，它的外交谋略帮助它一路破关斩将。英国的谋略可以归纳为三大原则：英国利益至上；没有永恒的朋友和敌人；打击最强国。英国的外交手腕现在被美国完美承袭并且执行了，二战结束后短短的几十年里，苏联、日本、欧盟先后被美国视为对手或潜在的对手，并且以不同的方式被整治下去。现在轮到中国了，因为中国是“老二”。因此，中国需要关注的不应该是“修昔底德陷阱”或者它是否存在，而是如何解决“当老二难题”。

　　我相信这个难题是有解的，出于人类历史的经验教训、出于人类共同的价值取向，我们应该高高举起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大旗，在联合国讲坛上正式提出缔结“和平解决国与国争端的国际公约”，反对用武力解决国际分歧；同时用历史的教训说明结盟的危险性，它只能引发大规模战争，中国不仅自己不结盟，而且应公开反对一切军事结盟，使其成为国际准则。

　　出于中国自己的传统价值与历史智慧，我们可以倡导许多有益的做法，使其成为各国都愿意接受的原则，比如“非战”“怀柔远人”“以德服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中国的发展需要和平，世界的发展也需要和平。一个大国为自己利益而损害其他国家利益的“英国方式”应该过时了，世界应该遵循新的行为模式。

　　（作者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世界史研究院院长）

　　自2007年世界银行提出“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以来，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经济体能否避免这个陷阱，成为国内外经济理论界和社会舆论普遍关注的一个热门话题。有观点认为，中国很有可能甚至迟早会落入这个陷阱。“中等收入陷阱”是不是发展的一个普遍规律？中国能否跨越这个陷阱？应当作出深入思考和理性回答。

　　“中等收入陷阱”之所以能吸引人们的眼球，究其原因，一是出自世界银行，某种程度上被打上了权威性的符号；二是它确实形象地概括了一些发展中国家在通向发达社会之路上的艰难和失败。应该说，“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揭示了生产要素投入与发展持续性之间的某种内在关系，也表明简单的要素投入增长模式难以持续。但是必须指出的是，从学理上讲，中等收入并不是发展陷阱的必然条件，也不构成与最终发展结果的必定逻辑关系。

　　首先是外延界定含混不清。按照世界银行2010年的分类，人均国民收入（GNI，基本等于人均GDP）每年低于1006美元的为低收入国家，高于12275美元的为高收入国家，介于两者之间的为中等收入国家，目前世界上有86个国家或地区属于中等收入的范围。人均国民收入到底是刚刚达到一千美元多一点，还是已经超过一万美元，一个国家容易落入“陷阱”？世界银行没有说，也没有人能说清楚。

　　其次是内涵不甚准确，逻辑不够严密，学理上讲不通。为什么经济发展到中等收入水平的时候容易落入“陷阱”？当经济由低水平发展到中等水平时，代表更好的基础设施和其他发展条件的较高收入水平反而成了一种“陷阱”，其逻辑含义是什么？收入的高低只是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发展的原因。经济增长是否落入“陷阱”，取决于生产要素的组合以及后续的新生产要素，与是否处于中等收入水平没有必然联系。如果说确实有部分中等收入国家开始呈现经济增长放缓的现象，那一定是有其他原因导致这些国家难以越过中等收入门槛，而不是中等收入本身。

　　如果说中等收入的国家有什么发展陷阱的话，那是经济转型的“陷阱”，而不是收入的“陷阱”，只不过面临经济转型的国家正好多数处于中等收入阶段。

　　根据一般的国际经验，从中等收入阶段跃升到高收入阶段一般要经过20—30年的发展历程。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这一阶段耗时长达40年甚至更久，有不少仍然停留在中等收入阶段。但韩国、新加坡、波兰、捷克、匈牙利以及智利等经济体，虽然耗时长短不一，但也最终摆脱了中等收入阶段，进入到高收入国家行列，说明跨越所谓这个陷阱的发展中国家与经济体也不是一两个。

　　一批在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不能跃升至高收入阶段，都各自有其原因，其关键症结在于未能成功实现经济转型。因此，陷阱在于经济转型艰难，而不在中等收入本身。

　　值得一提的是，自2007年世界银行首提“中等收入陷阱”以来，一些舆论就认为该陷阱是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严峻考验。现在10多年过去了，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距世界银行所确立的高收入阶段不是渐行渐远，而是不断趋近。

　　首先，从中国目前经济发展的态势看，超越中等收入阶段已经为时不远。2017年我国人均GDP已达59660元，比上年增长6.3%，如果按美元算，已经达到8836美元，早已处在上中等收入水平。如果按年均增长6%计算，到2023年中国的人均GDP可达12750美元左右（未考虑汇率变动因素），达到世界银行所确定的高收入阶段。

　　其次，经过长时期的经济结构调整，中国能够实现一个更长的经济增长周期。自2013年以来，中国经济开始进入下行阶段，但增速基本稳定，始终没有低于6.5%以下，基本实现了L型的软着陆。今年上半年，全国经济增长6.8%，不仅保持了平稳发展势头，而且显示出经济活跃度又重新有所加强。“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指出了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跨越时面临的两大问题，一是技术创新没有相应跟上，产业无法升级；二是投资机会越来越少，资本要素作用基本殆尽。中国的技术创新的确有落后于经济的一面，但经过长期的艰苦努力还是呈现出显著进步，而且在中等收入经济体中处在明显领先的位置，否则，我们难以解释中国为什么仅用了30多年时间就达到世界上工业化的较高水平，而世界上很少有国家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达到这一水平。

　　第三，中国经济增长的需求结构已经发生很大转变，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日益得到体现。在消费升级的大背景下，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不断提升，近3年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一直明显高于50%，今年上半年则达到78.5%，这预示着中国经济增长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周期。虽然对“中等收入陷阱”这一现象值得关注和警惕，但根据中国经济发展的趋势，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中国必将跨越这个所谓的陷阱。

　　（作者为江苏省政府参事、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2014 年3 月，在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 习近平总书记提及“塔西佗陷阱”的概念，提醒广大党员干部居安思危、未雨绸缪，时刻警惕党和政府失去公信力的危机可能。“塔西佗陷阱”这一概念，很快引起全党上下以及全社会的广泛关注。不过，当前也有一类观点忽略了这一概念在当代中国语境中最核心和重要的警示意义，而对其进行了过度解读，甚至演变为一种宿命论式的夸张预言，似乎“塔西佗陷阱”已经成为高悬于中国社会的达摩克里斯之剑。如何正本清源，还原这一概念的本原意义和本土价值？怎样看待和如何提高公权力的社会信任度，值得每一位决策者、学者和公民的客观分析和理性思考。

　　“塔西佗陷阱”这一概念，其缘起是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在《历史》一书中所记载的一段古罗马政治史：在反对暴君尼禄的起义中，时任西班牙行省总督的加巴尔被推举为皇帝。但加冕后的加巴尔任性残暴，罗马民众大失所望。当时发生了两起叛乱，被告者分别为卡皮托和马吉尔，两人均被判处死刑。其中，马吉尔反叛事实清晰、证据确凿、程序完备；而卡皮托一案则未经司法审判匆匆定罪。于是罗马公民皆认为卡皮托案实出于栽赃嫁祸。皇帝加巴尔却装聋作哑，放任不公正的司法惩处。于是在坊间流议声中，罗马公民不仅对卡皮托的死亡提出了质疑和惋惜，更对原本罪行确凿的马吉尔也产生出反转的同情。塔西佗因而喟叹，“一个执政者，一旦失去人们的信任，他做的事情无论好坏，都会遭致同样的不满和厌恶”。

　　“塔西佗陷阱”概念本身并无原咎，其所警示的“公权力因负面行为积累而导致信用坍塌的社会可能”亦足使闻者相诫。但无论是塔西佗本人，还是任何一位政治学家、历史学家，都从未推论此类对公权力的信任危机，会是某个民族、某种制度、某个社会或某个时代的必然宿命。

　　在全面、客观地理解“塔西佗陷阱”这一概念的基础上，我们如何来进一步认识和强化各级政府的公信力？

　　首先，党的群众路线是各级政府公信力的高山源流。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工作路线。从南湖红船的筚路蓝缕，到改革开放的中国奇迹，共产党之所以能够赢得人民的信任、历史的选择，与“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坦荡襟怀和忘我作风密不可分。“塔西佗陷阱”之所以成为一种预警，恰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高瞻远瞩和自省能力。只要“群众路线”被充分地贯彻执行，人民必将授信于政府，政府必将取信于人民，二元对立已不能成立，“塔西佗陷阱”自然失去其孳生土壤的立足前提。

　　其次，法治建设是各级政府公信力的制度保障。政府的公信力，实际上体现为公众的一种政治信任。经济增长、收入提升，固然可以增加人民对政府效率的信赖。但更为重要和根本的心理基础，则是公共治理过程中，人们对政府依法办事的信心。这种信心，是政府合法性的来源。它既需要政府的权力和行政过程，始终公开透明，且始终置于党的监督、法律监督和社会监督之中，真正实现法无授权不可为、法有授权必作为，还体现在对政府重信然诺、言出必果和杜绝朝令夕改的要求。“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语为重百金轻。”令有明出、法有常循，使民知常守法，动举有节，是建设公信力的制度基石。

　　再次，舆论导向是各级政府公信力的民意杠杆。一个地方的舆论导向正确与否，会深刻影响公众对政府的信任。舆论引导得好，政府的绩效会通过舆论的支持，进一步转化为公信力的基础，政府的不足则会通过舆论监督来加以改进和弥补。而舆论引导得不好，政府的绩效会被不良信息所遮蔽和歪曲，形成事倍功半的效应，政府的不足则会被恶意放大。因此，舆论对于政府公信力是一把锋利的双刃剑，是一个双向的有力的民意杠杆。只有良好的、正确的、脱离民粹的、风清气正的新闻舆论环境，才能确保各级政府的行政绩效和法治建设，完全和有效地转化为公众对政府信任和信心的来源，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总而言之，公信力的答案，潜藏在我们民族的先哲典籍里、盘桓在共产党人走过的道路中。只要保持党和人民的血肉联系，“塔西佗陷阱”就永远不会是我们头顶的达摩克里斯之剑。让我们既对脱离群众的危机保持足够的重视和警惕，更进一步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远离“塔西佗陷阱”之陷阱在民族复兴的道路上大步前行。

　　（作者为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