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搞明白“修昔底德陷阱”是什么，必须了解一些历史知识。公元前431年到公元前404年古希腊发生过一场战争，交战的双方是斯巴达领导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和雅典领导的提洛同盟。

　　战争之所以爆发，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这么说：“在这些年中，雅典人使他们的帝国日益强大，因而也大大地增加了他们自己国家的权势……最后，雅典的势力达到顶点，人人都能够清楚地看见了；同时，雅典人开始侵略斯巴达的盟国了。在这时候，斯巴达人感觉到这种形势不能再容忍下去了，所以决定发动现在这次战争……”这是对事件的客观陈述，也是后来历史学家们的共同理解。

　　但中国的大众媒体对这次战争是这么说的：“当一个崛起的大国与既有的统治霸主竞争时，双方面临的危险——正如公元前5世纪希腊人和19世纪末德国人面临的情况一样，这种挑战多数以战争告终。”这些媒体还特意标明：如此说法是修昔底德提出来的，他认为“当一个崛起的大国（雅典）与既有的统治霸主（斯巴达）竞争时，双方的冲突多以战争结束，伯罗奔尼撒战争就是如此”，这就是“修昔底德陷阱”。

　　很明显，这是强加给修昔底德的。雅典不是新崛起的大国，斯巴达也不是既有的霸主，伯罗奔尼撒战争不是大国关系的“铁律”。

　　既然“修昔底德陷阱”并非修昔底德之意，那么它是从哪里来的？来自一个美国人格雷厄姆艾利森，他曾担任过美国国防部长特别顾问。他为了给21世纪的中美关系定性，特意把修昔底德请出来为自己助威，杜撰了一个“修昔底德陷阱”。为了证明“陷阱”的存在，他煞费一番苦心广征博引：据他说，历史上发生过无数次新崛起的大国挑战现存大国的事例，而多数以战争结局；他特别强调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典型性，说这次战争的根源就是新崛起的大国德国挑战了当时的现存大国英国，从而引发了世界灾难。

　　如此一来，“陷阱”理论的弦外之音就很清楚了：既然艾利森是为中美关系定位，那么，中国挑战了美国，美国要做好应付中国的准备。显然，此人是典型的美国“智库”，为美国政府出谋划策。不过，此弦之外还有他音，让我们再来看看历史。

　　在雅典和斯巴达的这个案例中，“陷阱”理论显然站在所谓的“新崛起国家”雅典一边，指责“现存国家”斯巴达。不过让人迷惑不解的是，当这个理论被套用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指责的对象却是德国：德国的穷兵黩武和扩张野心威胁了英国，而作为“现存国家”的英国是被迫卷入战争的。乍看起来出现了逻辑混乱，因为依照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范式，英国应该是战争的责任方。

　　然而恰恰是在这个貌似混乱的逻辑后面，我们听到了更多的弦外之音：在西方思维模式中，斯巴达一向是强权、专制、军国主义、蛮横无理的象征，雅典则代表着民主、自由、理性、智慧等等，是西方价值观的集中体现。因此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一定是正义的，斯巴达必定是邪恶的。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英国却代表着民主、自由、理性和智慧，所以，英国应当是正义的一方，德国则必定邪恶。可是，正是在这里，一阵阴沉的弦外之音隐隐可闻：“陷阱”理论在最近几年突然走红，因为它预测了今后的中美关系，按西方的逻辑，中美是价值观完全相反的两个国家，拿“陷阱”的思维去定位，它想说什么其实已经昭然若揭了！

　　由此我们已经明白，“陷阱”论带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并非“铁律”，而是一个杜撰的理论。英国崛起与“修昔底德陷阱”毫无关系，它的外交谋略帮助它一路破关斩将。英国的谋略可以归纳为三大原则：英国利益至上；没有永恒的朋友和敌人；打击最强国。英国的外交手腕现在被美国完美承袭并且执行了，二战结束后短短的几十年里，苏联、日本、欧盟先后被美国视为对手或潜在的对手，并且以不同的方式被整治下去。现在轮到中国了，因为中国是“老二”。因此，中国需要关注的不应该是“修昔底德陷阱”或者它是否存在，而是如何解决“当老二难题”。

　　我相信这个难题是有解的，出于人类历史的经验教训、出于人类共同的价值取向，我们应该高高举起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大旗，在联合国讲坛上正式提出缔结“和平解决国与国争端的国际公约”，反对用武力解决国际分歧；同时用历史的教训说明结盟的危险性，它只能引发大规模战争，中国不仅自己不结盟，而且应公开反对一切军事结盟，使其成为国际准则。

　　出于中国自己的传统价值与历史智慧，我们可以倡导许多有益的做法，使其成为各国都愿意接受的原则，比如“非战”“怀柔远人”“以德服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中国的发展需要和平，世界的发展也需要和平。一个大国为自己利益而损害其他国家利益的“英国方式”应该过时了，世界应该遵循新的行为模式。

　　（作者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世界史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