杠杆支撑的投资活动效率不高，就像水坑里耗水却不长水稻，是“去杠杆”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在中国40年改革开放历程中，类似情况其实也有发生。如上世纪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初期的乡镇企业投资高潮，随着经济发展，逐步成为无效投资。今天的高杠杆，只不过是换种形式历史重演。与历史类似，当前的“去杠杆”，要处理好已经发生的无效投资等遗留问题，更为重要的是逐步从体制上扼住无效投资之“咽喉”。

　　一是加快国有企业改革，破解隐性担保和预算软约束。这包括界定好国有企业的功能定位，处理好国企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让国企回归正常市场主体。

　　二是优化预算管理制度，以透明化约束地方政府投资活动。如果地方政府债务支撑的投资活动社会效率较高，举债并非问题。因此，地方政府债务应与投资活动关联起来。可考虑建立债务与资本性支出预算制度，要求各级政府将所有政府债务和资本性支出综合起来，编制在一本预算中。债务与资本性支出预算是与四本预算并行的体系，应独立编制并公开透明，便于从整体上控制各级政府的资本性支出和对应政府债务的规模和结构，分析其必要性、效益和风险。

　　三是继续加快金融监管等领域的改革，提升金融体系支撑实体经济高效发展的能力。金融体系是最重要的市场资源配置部门，其核心能力是挑选出高效率的投资项目并予以资金支持。从过去的情况看，金融部门自身耗费的资源很多，如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已是发达国家的两倍，但其挑选优质投资的功能并没有显现出来。甚至可以说，稻田里大大小小的水坑的形成，金融体系难辞其咎。当前的强化金融监管，应围绕提升金融体系挑选优质投资项目能力这一根本目标。

　　（作者为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