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 年3 月，在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 习近平总书记提及“塔西佗陷阱”的概念，提醒广大党员干部居安思危、未雨绸缪，时刻警惕党和政府失去公信力的危机可能。“塔西佗陷阱”这一概念，很快引起全党上下以及全社会的广泛关注。不过，当前也有一类观点忽略了这一概念在当代中国语境中最核心和重要的警示意义，而对其进行了过度解读，甚至演变为一种宿命论式的夸张预言，似乎“塔西佗陷阱”已经成为高悬于中国社会的达摩克里斯之剑。如何正本清源，还原这一概念的本原意义和本土价值？怎样看待和如何提高公权力的社会信任度，值得每一位决策者、学者和公民的客观分析和理性思考。

　　“塔西佗陷阱”这一概念，其缘起是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在《历史》一书中所记载的一段古罗马政治史：在反对暴君尼禄的起义中，时任西班牙行省总督的加巴尔被推举为皇帝。但加冕后的加巴尔任性残暴，罗马民众大失所望。当时发生了两起叛乱，被告者分别为卡皮托和马吉尔，两人均被判处死刑。其中，马吉尔反叛事实清晰、证据确凿、程序完备；而卡皮托一案则未经司法审判匆匆定罪。于是罗马公民皆认为卡皮托案实出于栽赃嫁祸。皇帝加巴尔却装聋作哑，放任不公正的司法惩处。于是在坊间流议声中，罗马公民不仅对卡皮托的死亡提出了质疑和惋惜，更对原本罪行确凿的马吉尔也产生出反转的同情。塔西佗因而喟叹，“一个执政者，一旦失去人们的信任，他做的事情无论好坏，都会遭致同样的不满和厌恶”。

　　“塔西佗陷阱”概念本身并无原咎，其所警示的“公权力因负面行为积累而导致信用坍塌的社会可能”亦足使闻者相诫。但无论是塔西佗本人，还是任何一位政治学家、历史学家，都从未推论此类对公权力的信任危机，会是某个民族、某种制度、某个社会或某个时代的必然宿命。

　　在全面、客观地理解“塔西佗陷阱”这一概念的基础上，我们如何来进一步认识和强化各级政府的公信力？

　　首先，党的群众路线是各级政府公信力的高山源流。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工作路线。从南湖红船的筚路蓝缕，到改革开放的中国奇迹，共产党之所以能够赢得人民的信任、历史的选择，与“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坦荡襟怀和忘我作风密不可分。“塔西佗陷阱”之所以成为一种预警，恰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高瞻远瞩和自省能力。只要“群众路线”被充分地贯彻执行，人民必将授信于政府，政府必将取信于人民，二元对立已不能成立，“塔西佗陷阱”自然失去其孳生土壤的立足前提。

　　其次，法治建设是各级政府公信力的制度保障。政府的公信力，实际上体现为公众的一种政治信任。经济增长、收入提升，固然可以增加人民对政府效率的信赖。但更为重要和根本的心理基础，则是公共治理过程中，人们对政府依法办事的信心。这种信心，是政府合法性的来源。它既需要政府的权力和行政过程，始终公开透明，且始终置于党的监督、法律监督和社会监督之中，真正实现法无授权不可为、法有授权必作为，还体现在对政府重信然诺、言出必果和杜绝朝令夕改的要求。“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语为重百金轻。”令有明出、法有常循，使民知常守法，动举有节，是建设公信力的制度基石。

　　再次，舆论导向是各级政府公信力的民意杠杆。一个地方的舆论导向正确与否，会深刻影响公众对政府的信任。舆论引导得好，政府的绩效会通过舆论的支持，进一步转化为公信力的基础，政府的不足则会通过舆论监督来加以改进和弥补。而舆论引导得不好，政府的绩效会被不良信息所遮蔽和歪曲，形成事倍功半的效应，政府的不足则会被恶意放大。因此，舆论对于政府公信力是一把锋利的双刃剑，是一个双向的有力的民意杠杆。只有良好的、正确的、脱离民粹的、风清气正的新闻舆论环境，才能确保各级政府的行政绩效和法治建设，完全和有效地转化为公众对政府信任和信心的来源，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总而言之，公信力的答案，潜藏在我们民族的先哲典籍里、盘桓在共产党人走过的道路中。只要保持党和人民的血肉联系，“塔西佗陷阱”就永远不会是我们头顶的达摩克里斯之剑。让我们既对脱离群众的危机保持足够的重视和警惕，更进一步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远离“塔西佗陷阱”之陷阱在民族复兴的道路上大步前行。

　　（作者为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