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想过什么样的生活?形形色色的人生,在这个社会变革的时代不断涌现。这两年,一些“不走寻常路”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多地进入了我们的眼帘。本期人文周刊记录版把视线投入到南京、无锡、扬州的三位年轻人身上。开书店、做公益、办沙龙……他们正为生活开创更多的想象空间。在他们人生选择路径上,我们看到了年轻人正在努力追逐生活、实现自我的兴奋感,也看到了一代人的社会文化心理变迁。

  这个9月,25岁的无锡男孩杜怿超又火了一把。一首嘻哈曲风的原创主题曲《WIOT》,成为这年秋天刮过无锡物博会的一道“现象级飓风”。

  “吴地鼻祖”吴泰伯,锡剧《双推磨》,传统音色编磬、三足缶,还有嘻哈音乐,这些混搭元素在《WIOT》中被运用得游刃有余。他还巧妙运用谐音“无锡”的“物物相息”,来阐述万物互联的概念。说起歌曲背后埋的“小心思”,杜怿超,这个一身T恤牛仔、笑容阳光帅气的大男孩,难掩心中的自豪。

  接手物博会主题曲的创作任务后,杜怿超迅速地把歌名“锁定”为WIOT(World Internet of Things,世界物联网)。他想到历史上吴泰伯开拓了悠久的吴地文明,而去年刚刚建成的无锡鸿山物联网小镇,地点就在泰伯墓附近。为什么不把吴泰伯这个元素拎出来,用他的视角展现吴地后代在今天取得的成就?思路理清之后,作曲加填词,总共才花了两天时间。

  其实早在《WIOT》之前,杜怿超已经有过不少创作实践:音乐微电影《我知道》、吴语流行歌曲《哪会》、荣获国内纪录片最高奖“学院奖”的《不是北京的北京》……身兼填词、作曲、主唱和导演等多重身份。这个“多面男孩”,每一面的生活都有声有色。

  2010至2014年,杜怿超在中国传媒大学读书。大学上课之余,他常常拿着摄像机在北京城走街串巷。每次溜达到朝阳区的大望路时,他发现这里总是聚集着大批候车的人群,其目的地指向了同一个终点——燕郊。在燕郊,三十万迁徙的“候鸟”每日清晨出发去北京,傍晚再返回燕郊,只因那里的房租便宜许多。

  杜怿超决定把镜头对准这个人群。在长达300天的日子里,他见识了各式各样的人生故事——这里有被高昂的房租阻隔在北京和燕郊两地的“周末夫妻”;这里有日夜期盼儿子归来的母亲,但儿子却说,他从没把燕郊的家当作家;这里也有被高涨的房价吓退的外地青年……这些故事构成了杜怿超的纪录片《不是北京的北京》。

  杜怿超想要面对的不只是自己的生活,他想要了解祖国广袤疆土上生活着的人们。“一个人既然来到这个世界上,就应该关心他所生活的这个社会,让许多社会问题有可能得到解决。我很小的时候就认为,我们应当这么做。”他说。

  从2011年起,杜怿超开始参与各项田野调查,甚至在地图上随意“选点”。几年来,他的足迹遍布浙江、河北、河南、安徽、广东等地,每到一个地方,他都把几乎所有时间花在和当地百姓的交流上。

  大学毕业前夕,他前往中部农村支教。去到那里之后,杜怿超傻眼了。他寄居的这户村民家里,养着十几只鸡鸭羊,全家上下却只有一个铁盆!主人热情地招呼“杜老师”吃饭,端上来的是一大盆半生不熟的面条,上面漂浮着许多只苍蝇。饭后,他看到这只铁盆被用来喂鸡、喂鸭、喂羊。他把头转了过去。

  下雨天,他穿过泥泞的田埂,在没有灯的教室里给孩子上课,新买的耐克鞋很快就在地里磨坏了。晚饭后,他给村民们搭起了露天电影,电影结束后,他和孩子们一起穿过崎岖的乡道回家,一路上捉天牛,逮萤火虫,孩子们围着他“哥哥,哥哥”叫个不停。杜怿超既欣慰,又心酸:这些常年见不到父母的留守儿童,他们心里有多少快乐呢?

  2014年大学毕业,杜怿超回到家乡无锡。在老家,他依旧没有停止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就在今年,他做起了“社区升级激活服务”,花光积蓄创立了“超便当”。

  什么是“超便当”?杜怿超解释说,“超便当”就是“很方便”,表示用“很方便就能获取的服务”来激活社区业态。他早就注意到,许多老小区都面临着住户老龄化带来的一系列问题:老人们生活单调,年轻的租户也没有完全融入社区,两代人之间缺乏互动交流。于是就有了“超便当”,他请来厨师,每天为老人们提供“公益餐”,把老人们集聚在一起;周末,这里则办起了沙龙以及各种有趣的活动,促进了社区代际交流。

  不过,“超便当”做起来“超级赔钱”。“公益餐几乎不收钱,‘卖’一份,赔一份。”杜怿超笑了。为了节省成本,他常常骑车出去送餐。他希望能有一些单位提供价格正常化的订单,来维持“超便当”的运转,“既然是对老人有益的事情,就值得集社会的力量,把它好好地做下去。”

  杜怿超的实际行动感染了身边的很多人。不久前,一位阿姨告诉小杜,自己的女儿就是受到他的影响,选择了社会工作专业。这种美妙的时刻,每每让他觉得,付出的一切都得到了想要的回报。

  近期,《WIOT》火了,他导演的禁毒公益片《假母》也冲进了全国总决赛。但荣誉属于过去,这不,他又忙活起来了:和检察院商议禁止非法采砂的公益片创作计划,给小学生进行“梦想教育”,在新浪给大学生讲授创作……

  问他:你如何衡量人生的价值?

  杜怿超不假思索地答道:让世界因我而不同。一个人只要努力,都有可能为自己、也为他人去突破一些东西。我觉得,这个过程就是人生的价值赖以实现的方式。

  本报见习记者 冯圆芳

  李纬的周末,大多是在沙龙度过的,主持她自己办的沙龙;或者在准备她的沙龙。

  上周“插播”了南京创意设计中心组办的“创意设计海归沙龙”的一场分享会,李纬,作为自由服装设计师,和SDEER时装品牌视觉总监王柏然一起主讲。这个周末举办的“20年代的复古派对”,则是李纬今夏复古沙龙系列的收尾。她用沙龙的形式、用领着你体验的方式,讲述一段时尚的世纪史。

  李纬是个85后的浙江姑娘,英国南安普顿大学服装设计专业硕士,参与过BURBERRY 09秋冬系列的设计,海归后家乡的小城已经装不下她的梦想。来到南京这个陌生的都市,比生存的日常更重要的是朋友。“出门靠朋友,交友有网络”,李纬笑言。不出半年,李纬对这座古城的触摸已经深入到街角巷末,在南京住了30多年的小姨想找家特色餐馆都会向她打听。

  李纬善于交朋友,更善于“用”朋友。“我们这一代人,但凡是热爱生活的,都会有些特别的小爱好,然后发展成小特长,继而生出创业的小梦想。这种冲动来自兴趣,而不是职业,办沙龙的初衷,就是想让朋友们的小梦想都有个施展的舞台。希望有一天我们所要开创的事业也是我们追求的日常生活。”

  “第一次办沙龙,在2013年的圣诞节,是一场超小型的时装秀,就在我学习跳舞的SALSA俱乐部里。模特儿请的俱乐部里的舞蹈爱好者,我的同学;嘉宾就是我的朋友以及他们的朋友。”那时候,李纬来南京还不足三年,没有自己的工作室,但脑海里已经有自己的服装品牌了。“大家像是‘玩票儿’,做秀、走秀、看秀,玩得很认真,也特别开心。”WAYE LEE的第一次亮相,竟意外成功。

  李纬有着惊人的资源整合能力,所以那时候的沙龙是在做加法。地产圈的朋友开放泳池场地,宝马汽车的朋友主动提供礼品,因为一场高水准的泳池派对嘉宾正是他们求之不得的客户群;喜欢烘焙的小妹准备了精致的茶点,热爱调酒的小哥现调私家鸡尾酒,别看牛刀小试,派对后的私人订单会让他们忙不过来;美容师现场美妆加讲解,舞蹈俱乐部的老师来一段表演,还有WAYE LEE的新款走秀,这都是极好的展示机会……2014年,夏日泳池派对在南京海归圈里口口相传,李纬一度考虑是不是应该改行做专业红娘,“单身海龟们特别需要这样的场合扩大交友的机会,一种资源的众筹。”

  但当WAYE LEE的品牌设计理念越来越成熟,工作室应运而生,李纬终于踏上了她的创业之路,“服装定制是我的主业。我希望我的服装不仅仅是衣服,而是一种生活态度。定制服装,其实是定制一种生活。”从此她的沙龙就开始作减法了。“我想要传达的理念,需要和我的客户相契合,我们能彼此认同,所以我们需要面对面的沟通。”她把办时尚沙龙当作对客户的一种维护。“他们,应该说我们,大多有海归背景,受过良好教育见过世面,对时尚有自己的理解和坚持,更在意品质而不是潮流。我的品牌和我的沙龙都没有广告,我的客户多是朋友圈‘吸引’来的。有人为服装而来,有人为沙龙而来,但留下来的是因为相同的体验。”

  她的沙龙大约每个月有两期,曾经在售楼处的泳池边,有时在玄武湖畔的茶社,现在更多是在自己的工作室及露台上。这一处露台位置极佳,有闹市里难得的开阔,最宜坐看晚霞满天;或者雨后入夜,映一地的碎霓虹,莫愁路,越界,梦幻城。这里有李纬的事业,也是她的生活和娱乐。

  李纬几乎随时随地在收集沙龙的主题创意,同时认真筛选每一场沙龙嫁接的元素,“不能超过三个,否则会冲淡主题。”红茶还是红酒,珠宝设计还是阿根廷探戈,化妆师还是摄影师,包括现场的布置、现场的吃喝,都根据主题来确定。“这里有我们想传达的生活态度。简约、精致,更美好。”

  别看李纬的沙龙规模小,多不过30人,少则10来人,但来的人必定 “盛装”,因为参加李纬的沙龙是一次社交,“50年代家庭派对”“七夕浪漫约会”“职场菜鸟蜕变”……“国人常常没有社交概念,其实生活中还是很需要一些仪式感的。”最初来参加李纬派对沙龙的多是“海龟”,而今越来越多的留学生慕名而来,李纬的“绅士课堂”“女神计划”系列沙龙几乎成了他们出国预备的必修课,南京审计学院开设“澄美学堂”也把李纬请了去。李纬会按不同的沙龙主题教给他们不同社交场合的服装要求、妆容特点、服饰搭配以及礼仪技巧。“这些东西学校里没有人教,也许也很少有地方用,可是优雅的气质、得体的言谈举止却是人人渴望的。”

  服装设计师、形象设计师、活动策划师、艺术留学指导、社交礼仪讲师……好奇李纬的潜力有多大?“如果说网络和朋友圈是滚雪球,是扩大外延,那么我的沙龙就是个聚合器,使我和我的客户得以深度交融,从而发掘更深的需求。”李纬相信,她的潜力就来自于她客户的需求,她的创业梦也正是根植在这种对美的需求之中。 本报记者 廖 卉

  皮市街是扬州一条小街巷。三年来,逐渐有一群年轻人在这里开起了一间间安安静静的小店。杭树志的小书店叫“浮生记”,几乎是这里开风气之先的店。几年前,新闻系毕业的他放弃了报社的工作,在书店式微的大浪潮里,他却逆风走上创业之路,“因为喜欢读书,也想看看书店的另一种可能。年轻嘛,不怕失败。”

  很容易猜到,这样的书店起初肯定不挣钱。“一开始收入主要依靠广告设计,因为位置偏僻,租金便宜,店的运营也不需要太多钱。”确实,即使今年书店新扩了一倍,装修费用也只花了三千,一面墙的玻璃上就干干净净几个字:四时读书好。两扇旧门上写着:我在没事的时候要活泼泼地去游息。

  靠着自己设计的个性又温暖的文创产品,在清冷的最初两年,他不急不躁地坚持下来了。这两年,由于互联网的日益普及,人人都是“行走的摄像机”,浮生记独特的腔调,让它深巷酒自香,现在已然是一家网红店,迎来送往来自全国甚至世界各地的游客,“咖啡正常能卖几十杯,有时不知为什么,会突然来很多人,挤得我自己都没地方站。这几年,光明信片就出去几万张,加上咖啡甜点和文创,现在书店这块收入还行。

  但这也就是浮生记能生存的原因之一。其实浮生记书店叫阅览室更确切。“大多数是来看书的,一坐半天,还有人带了古琴在天井里弹。我不大卖书,除非你特别想要。书架上都是我自己喜欢的书。我想吸引大家来的主要是这里有一种看书的氛围,一盏台灯,一个圆桌,一杯咖啡,一墙书,一只叫芸娘的猫。”

  小杭每年定期关门去国外游历:“韩寒不是说嘛,你不走走世界,哪来的世界观呢。”记者看他最新下单,春节去古巴的往返机票,三千元往返机票。四天,一天墨西哥城,三天古巴。杭树志的出行看上去天马行空,但又“颇有心机”。“走的地方很多是与书店有关的。巴黎的‘莎士比亚书店’,旧金山的‘城市之光’,洛杉矶的‘最后一家书店’,只卖一本书的森冈书店,东京的Book and Bed,为了看一个特别的书店会专门花两三天跑一下,想看看世界各地的人怎么开书店。比如东京这家,其实就是个胶囊旅馆,书架上有床位,每个床位价格还不菲。远远看真的像睡在书架上。森冈书店,就是每个月只卖一本书,我去的时候正好书的作者在店里,进去的读者可以和他自由交流。这真是一个好创意。还有卖书的面包店,貌似图书馆的旅馆。走得越远看得越多,就觉得所谓日薄西山的书店业完全可以越来越有意思。”

  游历长了见识,也长了底气。小杭的书店经营方式属于润物细无声,经常有些怪点子。比如每个星期四特别店员“芸娘”上班,很多人会为了“撸一下猫”从各地赶来。“好辛苦啊,没兼职还全是人。”17日杭树志朋友圈的动态恰恰就是他书店的日常,兼职大学生要去埃及留学了,小杭老板一个人忙得团团转。他有些担心,“其实书店,不能很热闹。”但当客人们回到世界各地后纷纷在互联网上晒图“浮生记文创在他乡”,又让他觉得很有存在感。

  最让杭树志骄傲的是逐渐做出了人气很高的沙龙分享会。“这种免费公益分享会坚持快四年了,主讲者全部都是普通人。有退休老职工,也有初中生。有些甚至是店里的客人。最新一期已经是分享会的第68场:独行墨西哥。主讲人曾经是一位中学英语老师。小店只能容纳25人左右,可是每次通知发布后,一两个小时内就有上百人报名。拒绝人很难受。”有介绍世界各地风土人情的,有科普专业知识的,有分享家居日常和生活智慧的,还有一路摆摊驴游各地的……

  最让小杭感慨的是第65场。两个分别来自田纳西大学和哈佛大学的年轻人开了一场分享会——《看不见的世界:从细胞内部到地球内部》,“这是个缘分的故事。我刚开始做分享的时候是2014年,那年寒假来了一群扬州中学的毕业生,其中就有这两位,他们要借我的书屋办一个防艾主题影展,我就借了一间房给他们放了一礼拜的主题电影。这次他们讲的是病毒与传染病、地球与行星科学,大大的课题,小小的理解。挺吸引人。快四年了,他们学有小成,而我的店还在。见证了彼此的成长。”

  快到而立之年,杭树志的野心并没有随着小店的火红膨胀起来,“前段时间去了京都有名的惠文社书店,也不大。它的广告自荐词就是‘改变街道的小小书店’。恰恰和我对未来的期许一样。曾经有两位纽约姑娘来店,问我浮生记什么意思,我实在不知怎么跟她们解释,突然想起罗素的话觉得挺贴切:一个人的存在就像一条河,刚开始很小,被两岸窄窄地夹着,不断冲刷石头、穿越瀑布,渐渐地,河流变得越来越宽,最后,它们融入了大海,毫无疼痛地消失了……把小事业做好,这就是我的人生理想。”

  本报记者 汪 滢

  江苏文脉

  编者按 文化是民族的血液,人民的精神家园。作为江苏文化的集大成之作,江苏文脉整理与研究工程于2016年启动,计划历时10年左右时间,编辑出版300本江苏典籍、3000本江苏文库。今起,新华日报人文周刊悦读版推出“江苏文脉”栏目,追踪“江苏文脉整理与研究工程”进展,展示最新成果,传播江苏优秀传统文化。

  淮安地域文化是淮河文明与黄河文明、长江文明数千年融合的结果。它主要体现在淮河下游两岸空间范围内,反映出南北过渡、兼容并包,既质朴厚重,又灵动机智的特色。

  现今淮安市行政中心区域的初名,亦与天下“四渎”——江、淮、河、济之一的“淮”字息息相关。近代以来的考古发掘证明,作为古代“四渎”之一的淮河流域,它与黄河、长江流域等同为我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淮河不仅是我国一条重要的自然地理界河,在明代以前,它还是州、郡分野划界的一大标志性河流。

  明清时期,淮安是京杭大运河沿线的漕运指挥、河道治理、淮盐集散、漕船制造和粮食储备的五大中心,与扬州、苏州、杭州并称运河沿线的“四大都市”,有南船北马、九省通衢、天下粮仓等美誉。其间,驻有朝廷的派出机构——总督漕运部院衙门和河道总督衙门(总督兼巡抚皆为正二品以上的勋爵大臣担任,称漕抚、河台),淮安府也是江苏长江以北仅有的两个府之一(另一个是扬州府),是江苏省辖地面积最大的府。这一时期,淮安的漕运转输与河工治理影响全国,以《西游记》《老残游记》《剪灯新话》《子虚记》《笔生花》以及“望社”诗人作品为代表的文学艺术创作领风气之先。

  淮安文化具有融南汇北、刚柔相济的“中和”之风。自古以来,北方燕赵多慷慨悲歌豪侠之士,便是淮安稍北的徐州,其民间亦多习武斗勇之风,是所谓“以武为俗”。而淮安人更多的是崇文尚义,鲜逞匹夫之勇。如《志书》所云:“淮安之俗,淳实尚义,勇悍习战。”“喜学问,从教化,虽兵革之余,犹有是心。”乡贤张煦侯先生还看到了淮安地处中国自然地理南北分界线这一独特的地理特点的影响。他分析说:“南方舟行食稻,北俗餐麦跨鞍,南中有儇慧之风,北土有贞刚之质。……淮阴冬有酒,夏有瓜,野有麦菽,市有稻粱。酒、瓜皆为名产,稻麦亦惟人所欲。若乃放船洪泽之陂,则采菱人咏;驱马黄河之岸,则塞客成吟。有邗沟以通文化之邮,故风气早开;有杨庄以扼淮、运之交,故形势重要。惟其如此,故其民得燥湿之宜,具南北之美,柔亦不茹,刚亦不吐,上马可以杀贼,下马可以草檄。”比较直观地描述了淮上及淮人的风习。

  这种“中和”的风习,还体现在淮安人稻、麦间作的农耕特点和米、面兼具的饮食结构上,包括全国四大菜系之一“淮扬菜”的创制过程中。淮扬菜最主要的特色是追求本味、清爽平和,就其食材而言,大多是普通的本地河湖水鲜和家禽野蔬,如淮白鱼、长鱼(黄鳝)、青虾、黄牛、土猪、山羊、蒲菜等,但在烹饪和制作过程中,却能将刀工、火候、味形等人工巧技,发挥到极致。这种求精、求细、求全的美食制作,一方面与当时在淮的河、漕、盐、榷大员和富商大贾们追求奢侈的“口福”之欲相关,另一方面也是淮安这一地域南北人流汇聚、口味各异的消费需求所致,从而形成了“淮扬菜”咸甜适中、南北皆宜的美食风味。

  淮安文化“淳实尚义”。南宋与金对峙时,淮河成为两国界河,淮安又处在南北拉锯战争的最前线。以巾帼英雄梁红玉为代表的淮上士民,义无反顾地投入了抗金保家的斗争中。明朝嘉靖年间,东南沿海一带倭患猖獗,漕运与商业重镇淮安亦屡遭倭寇袭扰,民众深受其害。嘉靖辛丑(1541)科状元淮安人沈坤,“以母丧归。时倭寇数千犯淮,坤散财募士,亲当矢石,力战败之,淮人呼为‘状元兵’”。一介文弱书生,当家国遭遇外侮祸害时,义无反顾地毁家纾难,淮安百姓群起相应,官民联手,最终将倭寇荡平。

  自鸦片战争以来,淮安先后涌现出了众多的仁人志士和英雄豪杰。抗日烽火燃起后,著名的“淮河大队”、“涟水抗日义勇队”等抗日民众武装,以及传颂于淮阴百姓之口的“周家三只虎”“苏家两条龙”和“独角牛”等民兵英雄,坚持在敌后抗日,保卫家乡。随着新四军的东进北上和八路军黄克诚部的南下,淮安又成为华中和苏皖抗日根据地的核心地区,英雄的“刘老庄连”就涌现在这片热土上。解放战争时期,众多的淮安子弟兵随黄克诚将军转战东北、南下湖广,又随陈(毅)、粟(裕)大军保涟水、战宿北、到山东,战沂蒙,打淮海,下江南,扫东南,其英勇事迹可歌可泣。

  从人文地理的角度来看,淮安是南北人群迁徙比较频繁的市域之一。较早的“淮夷”族群,即从山东境内迁徙而来。春秋战国时期,市域先后被吴国、越国和楚国占领。东汉、三国和西晋末年的“永嘉南渡”,此地既是军阀争战和流民迁徙的重要通道,又是将帅屯垦蓄兵的重地。南北朝时期,市域淮河以北先后为北魏、萧齐、北周所占,居民流散。隋唐统一时期,淮安楚州、泗州、涟水等地,则有新罗、日本等海外人群移居或长期停留。北宋南渡,淮安再次成为移民聚散和宋、金对峙的界域。元末明初,战乱使淮安及周边人口逃毙殆尽,即便像楚州这样繁华的城市,城中大户也所剩无几。为此,明太祖实行强制移民政策,将江南苏、松、杭、嘉、湖诸府之民迁入苏北等地,淮安府境的苏南移民一时群集。明中叶实行“中盐法”后,北方的晋商和南方的徽商,大批来淮业盐,并就地定居繁衍。明末清初,淮安因未遭受大的战火,城市安定,又吸引了一大批文人和遗民留居。作为运河区域一方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淮安,成为吸引和集聚各方人才的高地。

  (本文摘编自江苏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的“江苏文脉整理与研究工程”《江苏地方文化史(淮安卷)》,作者为淮阴师范学院教授、《江苏地方文化史(淮安卷)》首席专家)

  读书管见

  有一天,我们中学同学群里讨论乃至争论起当下几乎所有群里都可能讨论或争论过的一些问题,大家的发言,情绪化的居多,理性的分析、认知比较少,我建议大家读一点书,或有助于讨论,并推荐了一些书和文章给大家。有人便不以为然,说我以读书人自居,瞧不起他们,也有说酸的。于是我想起张恨水曾经的忠告,莫劝人读书,搞不好就成了“何不食肉糜”,让双方都感到尴尬。

  的确,读书是一种内生的需求,为排除寂寞而读书,为求得知识而读书,为修身养性而读书,为一纸文凭而读书,都有自己的道理,无可厚非。不过,我的习惯是从问题出发,带着问题读书。当然,读书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有人就从个人的经验和感受出发,思考问题,并得出结论。个人的经验和感受固然应该被尊重,但仅有个人的经验和感受,却可能陷于某种局限。孔先生说过:“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一个“罔”字,一个“殆”字,把两方面的危害都讲到了。

  需要说明的是,带着问题读书,不是到书中找答案,也没有这样的书,把我们需要的答案写好了放在那里,供我们随时领取。我们看列入最近一个优秀畅销书排行榜榜单的这些书,大多数并非这样的功利和实用。《史记》不必说了,读史使人明智,可以鉴往而知来,这是千百年来读书人的共识。《王阳明与明末儒学》也许是最切近当下精神需要的,但也不是救世的药方,而是思想的启迪。记得我读《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时也有这种感觉,世界史是可以这样建构的啊。包括这部《伦敦传》,这真是一部奇妙的传记,它赋予一座城市以生命的历史,如果我们可以举一反三,就会发现,我们身边的每一座城市,都有其生命的历史轨迹。

  很显然,有意味的书是可以调动我们的经验和感受,启发我们思考那些让我们困惑不安的问题的。有可能,我们的经验和感受在书中得到了印证,深化或理性化了我们的经验和感受;也有可能,我们的经验和感受在阅读的过程中得到了某种补充或纠正,使我们不再偏执于一时之得,一己之见。我相信列入榜单的这些书,是有这种“奇效”的,读者朋友选择这些书而读之,总会有自己的感悟和启发,或平复一段情绪,或得到一种思想方法,从而可以换一个角度,换一种方式,换一种眼光,打量这个我们曾以为很熟悉的世界。

  榜单上的这些书都是读者朋友千挑万选选出来的,放在今年海量的出版物中只是很少的一部分。毋庸讳言,还有一些书,数量不少,仍是居高临下,耳提面命,一副令人生厌的八股腔调,非要给读者一个明确答案不可,告诉你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其实这是很笨的做法,费力而不讨好,聪明的作者绝不这样做。我们希望这种面目可憎的书少一点,能够启发我们思考、提升我们的精神境界、使我们更少困惑不安的书多一点。司马迁说到他写《史记》的目的,有这样几句话:“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对于有追求、有抱负的作者来说,这个标杆虽高,至少是应该仰望的。而这样的作者多一些,则是读者之幸,读者之福。

  (作者为知名作家、评论家)

  读书漫谈

  《韩非子》成书于战国末年。作者韩非批判性地吸收前代思想家的全部思想成果,被后人视为法家之集大成者。可以说,《韩非子》一书是理解和研究中国历史特别是政治思想史的必由门径。

  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独占一方,割据称雄,春秋时代的争霸战争至此转为兼并战争。同时,战国时代是一个旧的秩序、传统被破坏的时代,各诸侯国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也非常激烈。在战乱频仍的生存环境中,韩国作为战国七雄中最为弱小的一个诸侯国,其地理位置西有强秦,南有楚国,东有齐国,北有赵魏;列强环伺,既是秦国进攻六国一统天下的第一战场,又是六国合纵攻秦的聚兵之地。在这样的形势下,韩国内政却混乱不堪,正如韩非所言,其君主治国“不务修明其法制”,不能“执势以御其臣下”,无力“富国强兵而以求人任贤”,“反举浮淫之蠹而加之于功实之上”;“宽则宠名誉之人,急则用介胄之士”,“所养非所用,所用非所养”。韩非生长在祖国内忧外患、濒于危亡的时代背景下,他思考的核心问题始终是如何使祖国免于覆亡的命运,其学说的归结点是解决当时的社会问题,拯救时世。

  关于韩非,目前我们所能依据的文献记载主要是《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司马迁告诉我们的信息足以使我们明白,第一,韩非思想的形成与特定的生活背景有直接的关系,他对韩国现实政治的深切关心和深入观察,构成他建立自己学术体系的出发点。第二,他曾师从荀子,也像荀子兼采道、名、法、墨等诸家学说一样,努力吸取前代思想家的成果,构建适合现实政治需要的一个综合的理论体系。第三,韩非的学说没有被韩国君主所采用,却受到秦国君主的高度重视;秦王正是以韩非学说作为自己治国的思想理论基础和方针指导,因而建立了相当完善的君主政治制度,由此吞并六国,一统天下。可以说,中国历史由封建政治进入君主政治,并由战国时代进入帝国时代,与《韩非子》这部书提供的君主政治理论与方法有直接的关系。汉代以后,历代统治者均宣称以儒家思想为治理天下之指导思想,实际上韩非的一整套君主专制主义的理论始终是历代君主奉行的策略,从而构成中国政治历史上阴法阳儒的基本政治格局。

  韩非出身于韩国贵族,特定的身份决定了他思考问题的角度和立场。他极力主张绝对的王权,一切以君主利益为重,原因在于他意识到,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中,想要统一国家力量,更有效率地利用国家资源,实现富国强兵,从而避免韩国覆亡,这是一条必由之路。因此,韩非追求的政治目标是维护宗族的整体利益。

  《韩非子》共五十五篇,约十一万字。在语言风格上,多用排比、对偶等修辞手法;也表现在说理的方式上。战国中期以后,士人在向各国君主大夫等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以求取仕途时,说辞逐渐由以前的说理议论为主转向以叙事为主。他们从民间或典籍采集大量的历史故事、民间传说、寓言佚闻等,经过加工,附加上一定的社会目的,然后使用这些叙事材料形象生动地向统治者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教训,并同时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和社会理想。在《韩非子》一书中,这种叙事风格称为“说”,读《难一》至《难四》各篇,可以对韩非的逻辑思辨能力有非常直观的了解,同时这四篇也从不同侧面大体呈现出韩非政治思想的基本面貌。

  韩非是一位批判现实主义者,他以敏锐的观察力和理解力,对现实进行了深刻清醒的剖析,抓住了当时的主要矛盾;他的批判建立在对社会强烈的责任感和热情的理想追求之上,因而能够针对各种社会问题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与同时代的思想家如孟子比较,韩非同样是一位坚定的救世主义者,只是各自从不同的方面提出治世之道。韩非思想的影响贯穿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进程,而且今天的许多社会政治现象都需要到《韩非子》一书中去寻找根源。这可说是今天应该读此书的重要原因吧。

  (作者就职于北京大学中文系)

  如果你手里只有锤子,那么所有的问题就都是钉子。

  当你只用一个思维模式来思考,犯错的几率会大大增加。避免的方法就是建立更多的思维模型,并允许这些模型彼此间竞争和比较。记住,不要做一个只有“锤子”的人。

  逆向思维

  要学会把事情颠倒过来考虑,逆向思维会帮助你发现很多问题。很多难题就是在逆向思考、倒过来考虑问题的过程中发现并解决的。

  大多数人都认为大风险意味着大回报,但是巴菲特却是通过避免风险来赚取财富的,他取得成功不是因为他有多聪明,而是因为他尽量“避免愚蠢”。

  善于从错误中学习

  在爱迪生发明灯泡后,有人向他说到他是经过3000次失败后才找到最合适的材料发明的灯泡,爱迪生的回答是他不是失败了3000次,他只是学习到了3000种不能制作灯泡的方法。

  巴菲特也曾多次说过,他从失败中学习到很多教训。巴菲特曾经投入数百万美元买入Dexter制鞋厂,几年以后该工厂倒闭,在巴菲特后来调查这家公司的过程中,他发现自己以前的错误思考,从此总结了“投资护城河”理论。巴菲特这位亿万富豪也从错误和失败中学习。

  效仿出色的人

  我一生中都在寻找特别出色的人,来观察他们的投资。我对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非常感兴趣。

  你所观察和学习到的会增加你投资成功的因素,向这些非常出色的人学习和效仿一定不能停留在表面,要效仿他们的非线性思维和风格。这种效仿和学习会有积极的效果。

  阅读使人理性

  阅读是学习的窍门之一,理性是一种可以学得到的行为方式。我们都有对某种行为和想法天生的偏好,但是投资人可以通过学习教会自己变得更加理性。

  要阅读名人的著作,你可以通过比对来发现自己在思考方面有哪些“功能性失调”,通过阅读也可以帮助你找到克服这些“功能性失调”的思维,而且也会找到正确的发展方向。

  训练证伪能力

  要学会给自己的想法提反对意见的思维。

  在投资时,人们很容易选定自己潜意识中喜欢的股票,而在做决定买入之前,过滤掉那些阻止自己所选股票的相反想法。但市场是最无情的。

  当我们形成一个想法的时候,要仔细寻找那些与自己想法相抵触的证据。通过不停的训练,人就会形成较好的思辨能力。

  我在投资时就采取这样的方式,当找到一个我喜欢的公司的时候,我会先去分解自己的想法并尽力证明自己是错误的,如果我不能证明自己的这个投资意向是错误的,那么,很好,我将会有一个很好的投资。

 
康熙题写的明孝陵“治隆唐宋”碑。
 
李忠恭

  南京明孝陵是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的陵墓,碑亭里有一块“治隆唐宋”碑,它是康熙三十三年(公元1699年)康熙皇帝亲手书写的,距清代开国正好55年。

  明清易代的思想冲击

  “治隆唐宋”是说朱元璋开创盛世,超过了唐宗宋祖。康熙皇帝为什么要给朱元璋这么高的评价,这就得从明清易代的特殊性讲起。

  当时有一大批的汉人知识分子,或是公开反抗,或是以笔为刀,总之就是不愿意做清朝的臣民,因为他们认为传统的中华文化要灭亡,自己要被野蛮人统治。例如顾炎武到处连接反清力量,但是军事反抗不成功,他就通过一些仪式性的行动来表态。他前后7次拜谒明孝陵,每次去都哭陵,还在明孝陵脚下的钟山南边隐居好几年。

  松江人夏完淳从小跟着父亲、老师抗清,16岁被清政府杀害,据说夏完淳被押往南京路过紫金山,说自己得见高皇帝孝陵一死无憾,可见明孝陵是非常重要的象征符号。

  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统治相对稳定后,就得去收拾人心,而文化途径非常重要。清朝定都北京第二天,顺治就派大学士去祭告朱棣,祭文说流寇李自成把明朝赶下台,明朝终结,我们消灭流寇定都北京,天命就转移到我这边了,我非常虔诚地来告诉你,要把你的神位迁走,放进历代帝王庙。这就从国家层面上昭告天下,朝代已经更替了。

  清初还确定了40处历代帝王陵寝,每年春秋两季派官员去祭祀,其中就包括明孝陵。顺治皇帝到昌平巡察明朝的十三陵,特别到崇祯陵墓奠酒,给他倒上三杯酒,给他磕头。对亡国之君行这种礼节,前代都没有。他的儿子康熙皇帝也曾到明十三陵一座一座地奠酒。

  六次南巡五次谒陵

  康熙从31岁到54岁共有六次南巡,其中五次亲自到明孝陵谒陵。第一次南巡在苏州下令,说我要到南京了,你们先去明孝陵祭祀一下。这事很平常,以前的皇帝也会这样做,去什么地方巡视前,先派地方官员祭祀一下重要的名胜古迹、帝王陵寝,以示尊重。可他到南京后决定亲自去拜谒一下。明孝陵正门有五个门洞,按理皇帝应该走中间,但他走旁边,在孝陵的享殿三跪九叩,到了宝城奠酒三爵。这个举止是超出常规的,随行官员、听到此事的汉人知识分子都非常震惊。此后知识分子的诗文在写到明孝陵时,就不那么哭天抢地,治乱兴废是每个时代必须正视的问题,不能老停留在遗民情绪里。

  康熙谒陵后不仅写了怀古诗,还写过一篇《过金陵论》,主旨是反思明朝中后期承平既久政事松弛、朋党纷争、士气浇薄、与民争利,自己要以史为鉴,勤勤恳恳,诚惶诚恐。这是一篇非常认真的历史论文,语言简洁,逻辑清晰,是一种难得的历史理性。

  第二次谒陵是5年后的康熙二十八年,因为那次南巡的重点在绍兴大禹陵,所以谒明孝陵记载稍微简单一点,但同样是三跪九叩,奠酒三爵。

  第三次是康熙三十八年,治隆唐宋碑就是这一次制作的。这次谒陵他像谒大禹陵一样,没先派官员祭祀,而是亲力亲为,因此这个气度被广为传颂,特别是江南的读书人知道,清朝皇帝不是没文化的夷狄。

  第四次谒陵发生在康熙第五次南巡时,那时他已经52岁。

  最后一次拜谒明孝陵时他54岁,南巡归途谒陵。

  康熙对朱元璋的评价很高,而且很重视学习明朝典章制度。他说自己的祖先没什么文化传统,治理经验都来自汉人的历史特别是明朝的历史,他经常看朱元璋留给子孙的《皇明祖训》,把明太祖理解为一位超常的君主,并当作镜子砥砺自己。

  四字碑文见证大历史

  五次谒陵仅仅是做秀,让汉人士大夫接受统治吗?这个因素当然有,但是更重要的是他从中吸取历史经验,并且把中国带入了又一个全盛时期。

  康熙的理念其实是一以贯之的。康熙五十年时,满汉大臣呈递一份报告,要给他加一个圣神文武大德等等很长的尊号,康熙说,你们别以为我老了糊涂了就喜欢听好话,上尊称这种事从前都被儒家先贤讥笑。我是读书长大的人,你们不要以为我不懂历史,不懂得如何做一个好的君主。8年之后,他下了一个圣旨给大臣们,说你们给我打报告,或者接受询问时,总是玩虚的,说皇上比尧舜还如何,讲到具体问题就环顾左右而言它了。你们不能再糊弄我,要实心任事。这时离他去世只有2年,身体状态不好,国政也有问题,但是头脑中尚有理性,而他一生兢兢业业,文治武功成就非凡,从这个角度去看他五次拜谒明孝陵,我相信他内心有真诚。

  康熙去世后为他立了一块神功圣德碑,在清朝叫圣德神功碑,记述了康熙一生功绩,其中就包括打败漠北蒙古分裂势力,奠定了西北边疆纳入中国的基础(最终在乾隆时期实现),西南收回了台湾,东北方跟俄国划定边界,使清朝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版图的统一王朝。

  中国的版图和文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逐渐壮大的,其中经历过分裂,经历过危亡,是什么使中国成为中国?简单讲是文化,包括价值观念、制度设计、伦理准则,还有具体的知识。就像顾炎武讲的,政权更迭,改朝换代,换一个家族统治,这都没有关系,文化不断就没问题。他们对于清朝那么抗拒,就是因为他们认为文化传统会断裂。假如顾炎武活到康熙晚年,想法会不会改变呢?

  我们今天看明孝陵这块碑上就是四个字,但是它是一个标志,让我们可以从一个细微之处看到中国成为大一统的国家,中华民族走向团结统一,在宏阔、长远的历史进程中,它只是沧海桑田中的一粟和一个浪花。

  (本文编辑整理自李忠恭2017年9月16日在南京市民学堂的讲座)

 

  哲学在指向什么

  从字面上来讲,哲学就是智慧之学。有学生对我说,老师你在第一节课上就讲,哲学使人聪明,但我学完之后好像没有聪明多少嘛。我说这就对了,我就怕你学完之后说,“我太聪明了”。知道自己无知是接近智慧的表现,在古希腊德尔斐神庙里有句非常著名的神谕,就是“认识你自己”。哲学最难的问题之一就是认识自己,这可能要比回答客观外界是什么难得多。

  在西方,古希腊哲学家的哲学思考都带有科学的性质,所以西方哲学一开始走的就是知识论的路线,是最早的理性主义、科学精神,它要诉诸于人的观察、经验、判断且要经过验证。

  那么,哲学关注什么问题?钱穆先生说哲学关注两个问题:一、什么是世界?二、什么是人生?讲世界的时候,实际上是讲我们所看到的万事万物,它的本原是什么;讲人生的时候,最根本的就是人生的意义,以及如何安顿自己的生命。这些问题中最为切要的是这样的问题:我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要到哪里去?什么样的生活是我们要的生活?苏格拉底说,未经审视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审视就是用人的理性做出判断。哲学的思考就是一方面关照现实的生活,另一方面让生活有一个指向。

  哲学思考的问题,用康德的话说,就是我能知道什么?我该做什么?我希望什么?“我能知道什么”是讲知识论或认识论的,“我该做什么”是讲伦理学,“我希望什么”讲的是宗教,把这几个问题合在一起就是——人是什么。这些问题成了古往今来所有哲学家要思考的重要问题。

  哲学在探寻什么

  有人说,哲学家就是在黑暗的屋子里寻找一只根本不存在的黑猫。这话有点嘲讽的意思,可是人类的思想最珍贵的,就在于不断地提出一个又一个问题。

  我们举例看看科学家和文学家是怎么看哲学的吧。爱因斯坦说,哲学是所有科学之母,是对知识不懈地追求。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德国浪漫派诗人诺瓦利斯说过,哲学原就是怀着一种乡愁的冲动到处去寻找家园。这里的家园就是人的心灵。中国唐朝诗人白居易有首诗,其中有:“心泰身宁是归处,故乡何独在长安。”“我生本无乡,心安是归处。”这里说的就是精神家园。从这个角度而言,哲学就是精神还乡。综合科学家和文学家对哲学的认识,那么哲学就是知、情、意三者的统一。

  我们再看看中国的哲学家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简史》中说,哲学是对人生有系统的反思的思想。它思考的是我们已有的观念,所以哲学永远是反思性的。

  现在我们可以给哲学下一个定义了:哲学是以批判、思考、探究和反省有关生活、知识以及价值等根本问题的学科。目的在于使我们自己更有智慧、更能自我反省,成为更好的人,过更好的生活。它就不是一个远离我们的学问,而是我们对生活的态度和生命实践。

  哲学教给我们什么

  首先是学会哲学的思考。哲学的思考,就是从不疑处有疑,这是科学的精神。黑格尔说“熟知非真知”,哲学的思维就是要有批判性,要有质疑性。法国哲学家笛卡尔认为那些旧的识见阻碍着我们对新知的开启。他说,要建立起新的知识的大厦就必须把地基清理一下,把过去不可靠的东西清除掉。他提出了人们耳熟能详的著名命题——“我思故我在”。笛卡尔开启了近代哲学,确立了人的自我意识。人们用自己的理性、意识而不是外在的权威来反观这个世界,形成对于世界的知识,并用这种知识来武装我们自己。

  从怀疑开始,就是不能简单地、现成地接受某种观念或知识。质疑往往是开启新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开端。哲学的思考和其他的思考不一样,它总是在质疑,多问几个为什么。当然这不是说要让我们变成满腹狐疑的人。哲学的思考就是从根基处寻求观念的合理性。

  第二,热爱智慧。知识和智慧能等同吗?不能等同,古希腊有一个哲学家说“博学未必智慧”。学习知识把自己变成专门领域的专家,而智慧则要超越感性经验的有限性和狭隘性。台湾学者傅佩荣教授认为,智慧有两个特征,一是完整,二是根本。有了这两点就能表明你是否是智慧的。

  先说完整性。比如,如何看待生命?我以为,生命是长期而持续的积累的过程,取得成就或者人生辉煌的时候,和遇到困难碰到险阻时都只是人生的片断,不代表整个人生。所以,既不要被一时的成功冲昏头脑,被它迷惑,也不要被眼前的一些困难和阻碍挡住了前进的步伐。然后,要看到问题的根本,生死就是人生的根本问题之一,哲学要训练如何看待死亡,要看到生命的有限性,而且要看到如何让有限的生命有价值。思考死亡,其实就是为了思考活着的意义。

  第三,哲学是发现真理。真理在英语中是发现,把遮蔽它的东西去掉。哲学的意义就在于发现事物的真相,因为有太多的假相、太多的遮蔽包裹着我们。哲学的探寻就是不断地去蔽,让事物的真相如其所是地呈现出来,让生命的实相呈现出来。

  第四,要体验生命。书本知识重要,但对生命的体验更重要。黑格尔说过,一句人生的格言从年轻人口中说出和从老年人口中说出含义不一样。中国古代文学家辛弃疾有首词就道出如此的人生感受:“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辞强说愁。如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欲说不能,一言难尽,这里面有太多的生活体验。所以,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东西一定要体验。不能因为花最终要凋谢,你就不让它开,花最美的是它的过程。人生同样如此,我们要经历这个过程,最终的目的也许不是最重要的,但是这个过程却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要感受生命。那些抽象的道理对我们生命来讲可能过于枯燥,我们能够体验出来的才是至深的、丰富的、生动的,也才是最重要的。

  哲学要思考时代问题

  改革开放30多年,我们的经济腾飞了,生活改变了很多,用翻天覆地的变化来形容一点不为过。但是,30多年来的快速发展也积累了很多社会问题和各种矛盾。尤其是处于社会急剧转型的时代,我们会面临许多问题,遇到许多困惑,有时我们会问,这个社会怎么了?

  在全球化背景下,这个时代依然是资本和技术统治的时代。这是一个非常功利的时代,它要受到资本原则、工具理性的驱使。中国人的精神应该是什么样的?国家的富强、民族的复兴,还有人民的幸福,如何去实现?我想,就从我们自己如何去解决我们面对的时代问题着手。哲学就是对这个问题的深切的思考。我们要看到我们社会生活有光明的一面,同时还有很多问题的存在。这个时代是光明的时代,但是也有很多黑暗的东西;这是前进的时代,但是它也有很多逆流。问题是,我们对这个时代、对这个社会抱有什么样的态度,这是最关键的。你心中有光明,这个世界就是光明的;你心中一片黑暗,这个世界就没有前途。所以,哲学会给我们力量,会给我们指引,可以发现问题,可以鼓舞我们的勇气,从而想方设法把社会生活当中的一些问题加以解决。

  有些人说这个问题太大了,怎么去解决呢?上个世纪80年代有过这样的话,我非常认同,就是“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点滴做起”。欲要改变世界,先改变自己,这个环境是由我们构成的,你、我、他,大家都有责任。你怎样,国家便怎样,必须要有这样的信念和认知。

  (郑召利,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那时候,老母亲总是坐在靠着她照片的墙下捻手中的棉线砣。

  那墙上本来挂了两幅照片:一幅是父亲的,一幅是母亲的。化父亲牌位的时候,大哥主张,把父亲的遗像和牌位一起化了。

  墙上就这样多出了一块白。

  母亲的照片显得很孤单。

  其实更孤单的是母亲。孤单的还有母亲手中的棉线砣。整个村庄都没有一台织布机了,棉线砣捻出来的棉线团仅仅成为母亲的收藏。

  也许因为这棉线砣是父亲当年制作的,母亲每天的活动就是转动那跟了她许多年的棉线砣。母亲左手心握着一团棉花,慢慢扯开一小撮,捻成的一缕,被那暗黑色的棉线砣带动,中间用竹筷做的中轴转得飞快……

  很多时候,是看不见中轴下端那忙碌不已的棉线砣的,只有一束倔犟的光圈,在晃动,像是棉线砣给自己戴了一顶小草帽。

  那些时,母亲还能够自己照顾自己。比如烧饭。比如洗衣服。比如倒痰盂。这些问题应该不是大问题。最大的问题是母亲对于自己发式的讲究,她每天一定要梳头,还要“窝鬏”,就是老年妇女的那种发鬏。

  这实际上一个非常费时费力的事。有一次,母亲心脏犯了病,不能过分用力,医生就劝她把后面的发鬏给剪了,母亲不同意,头发就这么散着。后来她的病刚好些,她就坚决要求“窝鬏”,还没有梳到一半,她的心脏又快速地跳了起来,医生把我们骂了一通。后来还是姐姐替母亲窝好的。

  母亲的发鬏终于没有保住,是她自己主动剪掉的。原因就在于她又患上了胆结石。我由于出差,没有得到消息,等得到消息回家的时候,母亲已经住进了县城的人民医院了,我去看母亲,母亲的脸色很不好。

  我们家乡由于水质不好,每个人的胆囊负担过重,我见得太多的胆结石病人。胆结石很疼,不要命地疼。能把人往死里疼。疼得脸都掉了色。疼,把一个人所有的神经全部抓住。一旦发作起来,经常是疼得在床上打滚,嘴唇都咬破了。必须要手术,而我们那里的胆囊炎胆结石病例实在是太多了,胆结石开刀在其他地方是个大手术,而在我们老家,连乡镇医院的医生都敢开胆结石,更不用说县城的人民医院了。

  母亲见了我,低着头说,医生说我胆大。

  母亲头上窝了那么多年的发鬏已经给剪了。

  见我没有说话,母亲又说,医生说我的胆大,胆里面还有石头,你说石头怎么会钻到里面去了呢?

  我没有回答,我答不出。

  没有了发鬏,母亲头发就容易乱了。有时候我回家,远远看见巷口的母亲,风把她的头发吹得很乱。我总是觉得她心里还有秘密告诉我们。

  3年后,母亲也去世了。那些用棉花捻好的棉线,那些如心般的棉线砣,还有母亲的照片,都被姐姐们放到遗物中烧掉了,可每当想到老家的巷口等我的母亲,就想到那棉线砣,那倔犟的棉线砣,带着母亲手中的线,在不停地转动啊转动。

  旋转的老棉线砣带出的光圈,真的像一顶小草帽啊。

  今年70岁的我,有37年是在《新华日报》的采编岗位上度过的。

  在新华大家庭的37年中,我当终身铭记的,是报社圆了我的大学梦。

  我不到20岁时,就在一家地市级机关报当记者了。我的入门学历很低,相当于高中毕业的师范生。那是文革初期的1967年春,有着光荣传统的《淮海报》派军代表,来到江苏省淮安师范选人,把我要到报社,编入记者行列。4年后的1971年秋,一纸调令,又把我调到《新华日报》,分在文教组跑教育口。一年后又奉派到淮阴地委当驻站记者。在淮阴记者站,我先后干了15年。这15年包含了我中途到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脱产进修的两年。

  和我一起被选派到复旦大学进修的,还有常州记者站的汪宇张同志。那年我俩都35岁,还都有家有孩子。尽管家庭离不开我,但这机会实在太难得,我还是按时到复旦报到。原先说好进修一个学期,后来竟一而再、再而三地延长到一年,再延长到两年。要知道,延长一次,学校都要征得学员原单位的同意才行。非常幸运,我们报社就是这么好,每次都为我们开绿灯放行。正因为单位重视对后生的培养,才让我们有机会在新闻教育大家王中先生身边,系统地攻读了与新闻传播学相关的23门课程。两年脱产读书,我们工资一分不扣,报社还每天发我们三角钱的生活补贴。每天三角,每月九元,不少了,那时我的工资才刚调到每月54块钱。所以在复旦的两年,我倍加珍惜每一天、每堂课。23门主修课程,每门我都记了好几本笔记。在课堂上的狼吞虎咽,为我1984年走出复旦重返采编一线的“弯道超越”,备足了“助推剂”。进修回来重返职场第一年,我的一篇消息《突发的掌声和弗格斯的反悔》,获得了江苏省报纸好新闻年度一等奖。从此一发不可收拾,自1984年到我退休的24年中,我共入账25个省部级以上的年度新闻奖。其中国家新闻奖一等奖和三等奖各1个,省部级一等奖11个,二等奖和三等奖各6个。

  2008年5月起,我过上了幸福的退休生活,一边在江苏省新闻工作者协会上班,一边组织了一个新华报业的老年合唱团,每周三上午排练两小时,继续享受新华大家庭的温暖。社领导为我们准备了专门的排练场,还购置了新钢琴。合唱团的名称也是社领导推敲核定的,叫“春华秋韵”合唱团。每年报社排一场新春联欢会,我们合唱团都要上台,展示一次退休老员工的风采。十多年来,我们唱了几十首歌,其中一首由我填词的《我的新华我的家》,每唱一次都有老同志动容流泪。歌词表达的是我们报社的光荣历史和优良传统:“我们共有一个家,光耀报坛叫新华。武汉重庆到南京,家风承传灿若霞。肩扛道义闯关山,笔起宏图昭天下。三更灯火撩青丝,五更鸡鸣捋白发。岁月难忘情难舍啊,我们的梦里都是你,我的新华我的家”。歌词写下的是我自己的心声,我相信也会是全体新华老报人的心声。

  (作者为原新华日报社副总编辑)

  秋天原是极为复杂的季节,从味觉乃至到颜色都每每让人心惊。在我们那个小城,秋天的到来好像是以中秋节为标志,之前,虽已立秋,虽已是秋风瑟瑟,但人们对秋天的概念还不是那么清楚,人们尚在浑浑噩噩之中,季节并不像工厂里工人们的交接班,是“踢踢踏踏”你来我走,季节的变换,不可能是今天一立秋,明天马上就“塞上秋来风景异”,在这个时候,夏天和秋天常常是混合在一起,人们也是单衣夹衣乱穿,各种水果也才刚刚五彩缤纷地纷纷登场。但一到八月中秋,情况就大不同了,人们都会感觉到真正的秋天是要来了,感觉到那种天地之间的肃杀之气由夜间渐渐凉起,欧阳修的那篇《秋声赋》,最好是在这个季节读它一读。

  中秋节之前,最忙的应该要数烤饼师傅。一年一次,他们出现了,往往是,一个徒弟一个师傅,或者是一个师傅带着两个徒弟。他们出现之初,给人的印象,好像他们根本就不是什么点心师傅,而是在做泥瓦活计。他们把砖和那种很细的黄土弄来,要砌一个烘烤月饼的炉,而砌这种炉好像只能用新砖和黄土,新砖没有旧砖那种不好闻的气味。然后,和泥了,砌砖了。这种烤炉是不用打地基的,只在平地上铲出个长方形的浅坑,然后把砖一层层地码起来,码两三层砖,便要砌灶坑,再上去,就是“烤箱”,烤箱就像是一张大嘴,终日张着,可以让师傅把烤月饼的铁盘一次次地塞进去再拉出来,塞进去再拉出来。那时候,家家户户过中秋要吃到嘴的月饼都是这样给烤出来的。晋北特有的那种既没有馅子又没有别的什么花哨点缀的饼子,吃起来像有那么一点点泥土的味道,甚至有新砖的气息。

  在山西北部,秋天能吃到嘴的最好的月饼不是什么“五仁月饼”或“什锦月饼”,而是这种用胡麻油、红糖和面烤出来的混糖月饼,这种月饼的独特香气实际上是胡麻的香气。高寒地带的胡麻,可以长到齐人腰高,开花乃是一派幽蓝,那种蓝是男人气的,冷冷的感觉,所以更加动人。胡麻结籽有点像芝麻,但要比芝麻粒大且亮,你抓一把芝麻放手里和抓一把胡麻放手里的感觉绝不会一样,胡麻籽放在手里感觉会流动,很难握得住,那么光亮,那么滑动,你把手指放一道缝出来,很快,它们就流走了,这就是胡麻。我不种地,分不出什么是胡麻什么是亚麻,人们都说胡麻和亚麻是一种东西,但我总觉得亚麻籽和胡麻不是一回事,两种籽实榨出来的油味道也不一样,超市买回来的亚麻籽油怎么能比得上去乡村油坊买来的胡麻油香。

  胡麻油的香气很独特,但要让我说它独特在什么地方,肯定说不上来,用它和面烤制月饼,那个香很迷人,朴素大方且沉着。离开晋北和内蒙古靠近山西这一带,就再也吃不上这种以胡麻油烤制的月饼。

  一年四季,以烤制某种食物而“兴师动众”的事在晋北一年也许只有这么一次,也只能是在秋天,一家人,把面,把油,把糖都一一准备好了,还要有人去排队候着。眼看着打饼的师傅把自家的面和油还有红糖,放在一个很大的盆子里慢慢和起,面被从袋子里倾倒在盆子里,然后是红糖水,慢慢慢慢倒进去,像是在进行某种仪式,然后才是汪汪亮着的油,白色的面此刻变成了棕色,面在师傅的手里慢慢变做一个大团,然后再被分做几小团,然后再把一团一团的面团揪成一小块一小块的剂子,这剂子被放在案上擀做饼,阔气一点的人家会在饼上再洒些芝麻,然后这饼便可以一排排放在铁制的盘子里放进炉里烤制了。

  一年一度的烘烤月饼,因为那香气,因为那饼炉的日夜不熄,变得像是一桩近乎于事件的大事。每年快到中秋节的时候,打饼的师傅就出现了,他们把炉子盘起来,然后就是几天几夜的不眠。那香气绵绵不绝,绝非秋天的果香可比,是浓厚的,几乎是化不开的浓稠,等到它渐次散开消失的时候,打饼师傅会把经他们亲手垒起来的饼炉慢慢拆掉,秋天也就过去了。

  一年四季,冬去春来,夏去秋来,其实人们最难买到的是一种心情,一种情绪,一种味道,一种气韵。中秋马上又要到了,真希望再能看到烤饼师傅的身影,虽然那画面,那味道,那情景已成回忆。但这对过去的回忆,从某种意义上讲,已经变成了对以往生活的审美而不仅仅只是追忆。

  一

  日本汉学家小岛毅在谈到宋代艺术时说:“去中国旅行的人肯定都看到过,美景胜地的岩石上肯定刻有古代文人墨客的题字。为了能看清楚,还特意用红油漆描画……”

  石头是一个物象,一个无生命的自然物,但在中国人的文化观念里,许多无生命的物,都与生命、岁月、情感有着神秘的联系,比如风花雪月、梅兰竹菊。而在这所有的物中,石头是一种极为特殊的物——一种时间的贮存器,“是瞬息万变的时间之物中较为恒定的标识物”,“不仅可以瞬时复活全部的历史记忆,而且可以穿越未来之境,擦去时间全部的线性痕迹”。与此同时,石头还具有某种神奇的叙述功能。无论开创夏朝的大禹,还是横扫六合、一统江山的秦始皇,都要把自己的丰功伟绩以镌刻的方式贯注到石头里,那些古老的石刻,才成为中国艺术的源头之一。

  在中国人眼里,往事并不如烟,它可以凝聚,可以固化,而石头,就是记录历史与往事的最佳载体。王朝最怕时间,而石头则通过时间,建立起自己的权威。它不只是纯自然的物质,而是一个精神综合体,是历史,是哲学,也是法度。

  但天下的石头,没有人可以独占。作为一种唾手可得的天然物质,石头更容易被普通人所利用。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汉代墓志,还有名山巨石上的文人铭刻,就像个人化的录音笔,把个人的内心独白锲进石头。曹雪芹《红楼梦》又名“石头记”,缘起于青埂峰下的一块石头上,刻写着因无材补天,幻形入世,被带入红尘,亲自经历的一段陈迹故事。今天有些素质不佳的游客喜欢在古迹上刻字,写上“某某某到此一游”,这样的荒唐行为自当谴责,但其背后的动机,却是将个人生命与永恒相连的隐秘冲动。

  《苏轼全集校注》中有一首《咏怪石》,讲述他年轻时,疏竹轩前有一方怪石,不仅形状怪异,而且无比灵异。有一次,它来到苏东坡的梦中。开始的时候,苏东坡还以为那是一个厉鬼,感到无比恐怖,后来才从它硿隆的声音中,分辨出它的词语。这首长诗,绝大部分内容都是由石头来讲述的。

  二

  在苏东坡画《枯木怪石图》之前,已有许多画家痴迷于对石头的表达。五代宋初的李成——一位带动了宋代绘画风气、被称作“古今第一”的伟大画家,就曾画过一幅《读碑窠石图》,绢本,墨色,是一幅双拼绢绘制的大幅山水画轴。几株木叶尽脱的寒树,像一团弯弯曲曲的血管挣扎伸展。透过树枝的缝隙,可以看见一座石碑,静静地伫立在荒寒的原野上,那才是这幅画真正的视觉中心。

  石碑就是石头,而且是有文化的石头。

  石碑前,有一人戴笠骑驴,静默地注视着荒野上的巨碑,在他身边,有一位侍童,正持缰而立。

  此后许多年,人们一直想猜那骑驴者的名姓。有人指认,那是曹操,他视野中的古碑也是真实的,那是他与杨修在南行途中见到的“曹娥碑”。而另一位美术史家石慢则认为,骑驴者其实是孟浩然,那块古碑,是另一位唐代诗人陈子昂诗中提到过的“堕泪谒”,是为纪念西晋开国元勋、著名战略家、政治家和文学家羊祜而修建的碑,也是中国古代最有名的纪念碑之一。

  相比之下,苏东坡画上的石头,不像《读碑窠石图》中的石碑那样有显赫的身世,它只是荒野上一块普普通通的石头。然而,据米芾的回忆,苏东坡画上的怪石、枯树,都是他从未见过的——怪石上画满圆形弧线,仿佛在快速旋转,赋予画面一种极强的运动感。怪石右侧穿出的那一株枯树,虬曲之树身,到上方竟然转了一个圆圈,再伸向天空。这样的枯树造型,在中国画中很少见到。

  他用质朴无华、沉默无语的石头,表达他生命的自在与充盈,用枯树的死亡来表现生机。这是宋画的一种独特的表达方式,一种反向的、辩证的表达方式。就像他从“墨”中看到了“色”,从“无”中发现了“有”。

  枯树与怪石的组合,据说就是在黄州形成的。它是对李成《读碑窠石图》的精简和提炼。苏东坡研究专家李一冰说:“苏东坡本是文同后的画竹名家,受了(李成的)《寒林图》的影响,便加变化,用淡墨扫老木古枿,配以修竹奇石,形成了古木竹石一派,苏东坡自负此一画格,是他的‘创造’。”还说:“在苏之前,未有此体。”

  将近一千年后,我的目光绕过了苏东坡那么多的书法真迹,直接落在那块坚硬的石头上,仿佛已经在虚空里,看见了米芾曾经看见的那幅画。那是因为苏东坡笔下的“木石前盟”,不仅寄寓了他个人的意志,也成了后世遵循的格式。在他身后,一代代的画家,目光始终没有从荒野上离开过。仅在故宫博物院,我们就可以找出无数张由石头与枯树组成的图像,宋元明清,八个世纪里不曾断流,其中有:北宋郭熙《窠石平远图》、王诜《渔村小雪图》、佚名《岩桧图》、元代赵孟頫《秀石疏林图》、李士行《枯木竹石图》、明代项圣谟《大树风号图》……

  三

  对苏东坡来说,赤壁,就是一块放大的怪石,或者说,一座超级古碑。

  对于赤壁,每一个读过中学的中国人都不会不知道,因为只要读过中学,苏东坡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或者前后《赤壁赋》就会是必修课,但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通过绘画的视角来认识它。这或许为我们认识赤壁提供了一个新的维度。苏东坡对赤壁的青睐,与他对于石头的偏爱是一脉相承的,何况那根本就不是一块一般的石头,而是一块野性的、同时收集了浩大的历史信息的石头。我们无法确认,苏东坡除了文学作品,是否通过绘画的方式对赤壁做出过表达。无论他画过或者没画过赤壁,他对石头这一视觉形象的敏感,使他的目光必然在赤壁上聚焦和定格。

  世界上绝然存在着两个赤壁。一个被称为“武赤壁”,就是现在的湖北省赤壁市,那里是赤壁之战的真正战场。一千八百多年前,也就是东汉建安十三年(公元208 年)十月,孙刘联军在这里击败了大举南下的曹军,奠定了三国鼎立的局面。后来,一个名叫杜牧的唐代诗人从这里路过,留下绝句一首:

  折戟沉沙铁未销,

  自将磨洗认前朝。

  东风不与周郎便,

  铜雀春深锁二乔。

  但苏东坡抵达的,却是黄州赤壁,也叫“赤鼻矶”。根据沈复《浮生六记》的记述:“黄州赤壁在府城汉川门外,屹立江滨,截然如壁。石皆绛色故名焉。《水经》谓之赤鼻山。东坡游此作二赋,指为吴魏交兵处,则非也。” 所以后人称之“文赤壁”——一个注定将留在文字和后世影像里的赤壁。它的历史,并不是“雄姿英发,羽扇纶巾”的周瑜书写的,而是由苏东坡书写的。

  《读碑窠石图》里那个看碑的过客,可以是曹操,可以是孟浩然,也可以是苏东坡。

  他出川、进京、入狱、被贬,经历这所有的坎坷,好像就是为了来到赤壁,书写他的千古绝唱。没有赤壁,就没有我们今天熟悉的苏东坡;反过来,没有苏东坡,那赤壁,也永远只是一块冰冷的石头。 (作者祝勇为作家、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