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震惊世界。不少研究者在解释这一“奇迹”时，认为地方政府的相互竞争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中国的法治国情条件下，以地方政府架构推动区域法治，为法治改革提供了思路。地方政府努力推动区域发展的制度创新，旨在有效提供法治意义上的区域制度公共产品，促进生产要素正向流动，形成区域竞争优势，提升区域发展核心竞争力，为区域法治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
寻求区域法治发展的动力，应重视区域社会内部自然生长起来的或渐次演进的内生性制度变革的因素或条件，从区域社会主体的自主性活动中去找寻突破口。要进一步激发区域社会主体的能动性与创造热忱，使其成为引领和推动区域法治成长与发展的坚韧持久的内生性动力源泉，让源自于区域社会的创造性活力迸发出强劲的法治改革能量。
自从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大战略决策以后，江苏、浙江等地率先推出法治区域建设纲要，全国各个区域法治创建活动如火如荼，广泛推进，充分展示了区域法治发展前景。区域或地方先行先试逐步走向全国的法治改革措施，由中央批准后加以实施，有的改革试点还得到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经过法定程序的授权，带有明显的顶层设计特点。由于改革试点场域都是省以下的广阔地域空间，来自区域的具体实际且生动鲜活的法治实践及其试点经验，不仅是原先的顶层设计方案的基层验证，更是顶层设计方案的有益补充或进一步完善，愈发显示了区域法治的内生性制度创新资源的价值意义。这些区域性的法治改革试点实践，无疑为当代中国的法治区域建设与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与动力，并且为建设法治中国提供了可贵的区域经验与样本。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总揽全局，着眼于正在进行的“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提出了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这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治国理政的总方略，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实现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出了战略谋划和扎实推进，取得了重大进展。十八届三中全会深入总结了法治区域建设的成功经验，在部署推进法治中国建设重点任务时强调，要“建立科学的法治建设指标体系和考核标准”。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进一步提出，要“深入开展多层次多形式法治创建活动，深化基层组织和部门、行业依法治理”；强调要“健全党领导依法治国的制度和工作机制”“加强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统一领导、统一部署、统筹协调”“党政主要负责人要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2016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出台《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的规定》，要求党政主要负责人应当切实履行依法治国重要组织者、推动者和实践者的职责，把本地区各项工作纳入法治化轨道，并且对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推进法治建设实绩的考核制度作出具体规定。党的十九大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政治论断，对新时代加快法治中国建设作出了战略安排，从而开启了全面依法治国、实现当代中国法治现代化进程的新时代。在这一新的时代条件下，区域法治发展面临着全新的现实境况与历史机遇，也蕴含着强大动能。中国正处于国家治理体系的深刻变革过程之中，这一变革有力地推动了法治发展及其现代化，进而改变着区域法治生活领域的基本面貌，导引着区域法治发展的成长趋向。
新时代的中国区域法治建设与发展，是一项开创性的法治事业，是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实现当代中国法治现代化进程的必然要求。一方面，地方政府竞争正处于深刻的转型过程之中，在全面依法治国的背景下，地方政府竞争的法治性因素明显增强，建设法治区域、优化区域法治环境已经或正在成为要素流动性转化为区域竞争优势的不可或缺的制度性条件。法治化的地方政府竞争对区域发展的制度创新之需求更加迫切，加之地方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的职责明显强化，让法治成为区域发展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标志这一时代命题，愈加具有重大的法治现实穿透力。另一方面，当代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社会发展总体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打造质量效率型的区域发展方式，加快调整存量、优化增量并举的区域经济结构调整，促进创新驱动的区域发展动力转换，都离不开法治的引领和推动，因而对建设法治区域的需求愈益提升。尤其是“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这一重大改革任务的提出与实施，对加快建设法治经济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把区域发展纳入法治化轨道，有利于深入推进区域市场化改革，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资源配置区域资源，实现生产要素流动性，以期实现区域资源配置和要素流动性的效益最大化与效率最优化，减少政府对区域资源的行政性的直接配置，从而更加卓有成效地构建区域竞争优势。妥当地运用好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对于区域发展的调控作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开启市场的活力，最大限度地释放区域社会主体的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活力，从而着力营造生产要素正向流动、区域发展核心竞争力迸发的法治环境，为区域法治的内生性制度变革因素的创造性生成提供条件。
从行动层面来看，区域法治建设应从三个方面发力。
首先，深化区域法治创建活动。法治区域的形成与发展，可以把区域法治创建活动提升到一个新的层面，丰富区域法治创建载体，整合相关区域法治资源，围绕涉及区域社会主体切身利益、事关区域法治建设全局的实际问题，加大组织推动力度，探索建立科学的区域法治建设指标体系和区域法治创建活动考核标准，建立健全统一协调的区域法治创建工作机制，形成区域法治创建活动的有机活力，不断提高区域法治创建活动的实际效果。
其次，优化区域发展法治环境。建设法治区域，要把维护社会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作为根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优化区域发展的法治环境，为区域经济社会平衡且充分的发展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一是要在优化区域立法发展环境方面下功夫，进一步完善党委领导、人大主导、政府依托、各方参与的立法工作格局，恪守“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的地方立法工作原则，坚持依法行使地方立法权，健全科学民主立法的制度机制，加强地方立法能力建设。二是要在优化区域行政法治环境方面下功夫。全面提高区域依法行政水平，把区域政府治理的各项措施落到实处，使之成为提升区域发展核心竞争力的坚实行政法治基础。三是要在优化区域司法环境方面下功夫。以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为动力，把促进司法公正、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作为司法工作的生命线，强化司法公开，推进司法民主，加强司法管理，严格司法监督，改进司法作风，规范司法行为，努力从实体上、程序上全面实现有效率的司法公正，从而不断提升区域司法工作的社会公信力，为打造区域发展竞争优势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
再次，塑造区域法治生活方式。建设法治区域，重要的是要使法治成为区域社会主体日常生活过程的有机要素，深深地融入区域社会主体日常生活过程之中，而不是与日常生活相疏离。让法治成为理性化的生活方式，社会主体不仅享有自由，而且履行责任，积极展示日常生活中的区域社会主体的有关法治的知识，提升社会主体对法治生活的态度，进而把握社会与个人的活动准则和前进方向。
新时代的中国区域法治发展，要把握区域法治发展战略走向，科学估定区域法治发展的历史方位，审慎地确立区域法治发展进程的战略目标与路径选择，自觉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法治发展准则，深刻认识建设法治区域的环境条件，确证区域社会主体在建设法治区域中的主体地位，通过切实解决区域法治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藉以有效满足区域社会主体不断增长的法治需求，维护和实现区域社会主体的发展权益，使区域社会主体有更多的法治获得感，努力实现平衡且充分的区域法治发展。
（作者为中国法治现代化研究院院长、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 公丕祥）
“热点思考”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要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其中，科技创新作为经济持续发展的强劲动力和区域竞争力提升的内在支撑，对优化供给结构、促进经济转型提质升级具有重要价值。但同时，由于科技创新具有公共性特征，完全放任市场调节会导致失灵，需要宏观政策尤其是财政政策的介入来弥补市场缺陷。财政政策可通过有的放矢的精准化投入渠道，为科技创新输入供给端推力；通过有扶有控的差异化税收优惠管道，为科技创新构筑引导性激励；通过导向明确的选择性政府采购通道，为科技创新设定需求端拉力。
在创新驱动发展导向下，我国财政政策促进科技创新具有特定的时代背景，这主要表现为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所体现的两个基本特征。一是从“规模驱动”到“质效驱动”。随着要素供给成本与结构的深刻变化，发展模式必须从要素驱动转向以创新驱动为原动力的内涵式发展轨道，全力提升经济发展质量与效率。其中，作为创新驱动的重要内涵，科技创新是经济转型升级的核心抓手。二是从“需求扩张”到“供给推动”。在供给侧，高技术高附加值的高端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高效生态农业等现代产业体系发育不足，产品供给层次不高，导致国内部分购买力外溢。全面提升供给体系的质量与效率，打造中高端产业链条和高质量产品体系，成为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深刻诉求。
在创新驱动发展导向下，进一步提升财政政策促进科技创新的有效性，应在尊重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与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的基础上，遵循法治性、整体性、过程性与差异性原则，明确财政政策的行为边界，破除约束性瓶颈，优化政策体系，形成规范透明、运行高效的“三位一体”的联动政策系统，充分发挥财政政策调控的支撑性、引导性与保障性作用。
一是提升财政科技投入力度，优化财政科技支出结构。首先，建立持续稳定、富有弹性的财政科技投入增长机制，确保创新驱动战略实施的资金保障到位，确保财政科技投入增长率不低于当年财政支出增幅。改进科技经费预算编制规则，以财政资金利用效率为实质标准，推进实施“绩效预算”或“零基预算”，以代替“基数增长法”。其次，整合散落于各部门的科技创新专项资金，以母基金方式形成财政科技资金“蓄水池”。综合运用财政贴息、贷款担保、风险补偿、股权引导等多种财政工具，通过母基金的投资运营，引导企业与社会资本广泛参与创新系统，建立财政投入为指引、企业投入为主体、社会资本投入为补充的多元化科技创新投入体系，多渠道筹措创新资金，破解创新主体尤其是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题。再次，在财政科技支出结构上，强化对基础研究、共性技术、关键技术、公共技术服务平台、社会公益项目、战略性技术研发项目等的财政支持力度；根据科技创新系统运行的现实状况，通过子基金的形式，针对科技创新薄弱环节，加强科技成果转化等领域的重点支持；为协调区域创新能力差距，可通过设立科技专项转移支付等方式，强化对科技欠发达地区的支持力度。
二是优化科技创新税收优惠政策体系。当前不少相对成熟的各类科技税收优惠行政法规、通知、解释呈散落化分布，应加快对其进行筛选、整合、兼并，由全国人大制定税收优惠法，明确税收优惠的目标，确认优惠的范围与对象、方式与方法、程序与管理，让法制为科技税收优惠保驾护航。一方面，以普惠性标准为基础，确立研发税制的核心地位。应把科技税收优惠政策的目标对象从特定地区、特定企业，转向更大覆盖面，体现更强产业导向。在对创新系统各环节进行整体覆盖的基础上，将政策施力重心置于企业创新过程的前端，尤其是研发、成果转化及创新孵化环节，以企业实际进行的创新过程或行为为实质判定标准，对所有真正实施创新的市场主体一视同仁。另一方面，建立以间接优惠为主、直接优惠为辅的科技税收优惠体系。在将税收优惠总体规模纳入税收支出预算管理的基础上，大力提升税务管理能力，以激励创新过程为重心，通过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加速折旧、亏损结转、投资抵免、科研开发准备金税前列支等优惠方法，建立间接式税基优惠体系激励企业进行实质创新；同时，通过降低税率、税额减免等方式，以直接税率优惠激励创新成果产出。
三是健全政府采购政策支持体系。我国政府采购法实施已有多年，但在科技采购方面，仍然存在政策细则不明晰、政策协调度不高、采购对象界定模糊、与GPA规则不一致等问题与挑战。进一步完善科技领域政府采购政策支持体系，应建立健全科技创新的政府首购与订购制度，通过编制进退有序、动态管理的自主创新产品政府采购目录，对符合产业技术革命发展方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具有市场拓展潜力的特定高新技术产品或装备，优先安排采购预算，进行政府首购，对政府需要的重大创新技术或产品，在经过法定论证程序后，对产、学、研主体进行预先订购，助其降减成本、提高收益预期。同时，在满足采购基本需求的前提下，在政府采购评标方法中，强化自主创新因素，并给予其一定幅度的政策优惠。
此外，应加快推进财税法治进程，建立责权明晰、规范高效的财政体制，以统合有力、运行高效的“大部制”政府部门体系，确立起财政科技政策实施的成本分担和运行保障机制，确保相关财税政策有效实施。
（作者单位：山东社会科学院 王 波 张念明）
围绕“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智慧和人格力量”这一主题，本报记者邀请南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顾玉平教授进行访谈。
记者：马克思主义创立已经170年，人类社会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为什么当今中国仍然需要马克思主义？
顾玉平：马克思的名字在今天依然受到人们广泛的关注和尊敬，就是因为他把自己的哲学智慧倾注在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之中，并以毕生的精力为绝大多数人的幸福和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而劳苦奔波。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世界的本质和人的本质，揭示了客观世界和人类思维的一般规律，阐明了人在世界中的地位和人类掌握世界的根本途径；马克思通过对社会生产关系的研究，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他把智慧和行动都投入到了推翻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伟大实践中，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奉献了一生。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的乃至世界的问题都没有超出马克思的研究范围。我们不仅要勇攀理论和思想的高峰，而且要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亲力亲为，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汲取马克思的灿烂智慧，进一步弘扬马克思的崇高精神，在实践中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记者：从哲学家、政治经济学家到革命家，我们应该怎样全面看待马克思和他的思想体系？
顾玉平：马克思是一个哲学家。对马克思来说，解释世界要以实践为基础，改变世界更必须诉诸批判的革命的实践。马克思的学说结束了旧唯物主义缺乏能动性的状况，结束了社会历史领域中唯心史观长期占统治地位的状况，从而使唯物主义成为生机勃勃的科学理论体系，为人类文明的创造奠定了坚实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也是一个政治经济学家。他最早洞察了资本主义社会繁荣和危机交替的具体机制；他创立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剥削本质，阐明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对立的经济根源，为我们透视资本主义政治和文化的本质、把握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与此同时，马克思也揭示了商品经济和社会化生产的一般规律，对于我们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实践体系，把握当今世界经济运动规律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马克思更是一个革命家。他不是一个躲在书斋里做学问的人，更不是一个唯恐烟头烫着手指的人。面对充满矛盾的现实世界，马克思立志走上社会变革的道路。他往往是一边从事繁重的研究工作，一边积极参加和领导工人运动。他不仅以理论研究的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制度，用自己的理论武装广大的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而且一旦革命形势成熟，他便毅然决然地离开书房，站在革命斗争最前沿。
记者：马克思不仅以他的科学理论对全人类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还以他高尚的人格力量为全人类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我们应从马克思的伟大人格和崇高思想中汲取怎样的精神力量？
顾玉平：马克思追求理想不畏艰险。为了探求真理，马克思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马克思每天工作长达16个小时，而且大都是在颠沛流离的境遇中完成的。《共产党宣言》完稿后马克思明显苍老，为了《资本论》的写作，马克思自言“一直在坟墓的边缘徘徊”。马克思毕生的使命就是为绝大多数人的解放而奋斗，对资本主义的无情批判和坚决斗争贯穿马克思的一生。马克思面对威权毫不屈服，为了国际共产主义事业，他多次被流放、被驱逐，直到逝世仍然是一个没有任何国籍的流亡者。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马克思一生饱尝颠沛流离的艰辛、贫病交加的煎熬，但他初心不改、矢志不渝，为人类解放的崇高理想而不懈奋斗，成就了伟大人生。
本报记者 陈立民
声 音
水是基础性自然资源和战略性经济资源。维护健康水生态、保障国家水安全，以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保障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我省地处东部沿海，人口密度高、产业集聚度高、污染排放强度高，加之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决定了水情异常复杂、治水任务艰巨，解决长期累积的水问题是人民群众的热切期盼。在新时代，推进高质量发展，必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灵活运用新时代治水兴水方针，按照省委省政府打好治水攻坚战的部署要求，以全面推行河长制湖长制为统领，以生态河湖行动计划为载体，推动治水兴水事业高质量发展。
践行新发展理念，推动治水工作重心转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障水安全，关键要转变治水思路，按照“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方针治水。随着人类文明进入生态文明建设和高质量发展阶段，水利必须加快由以水灾害防治为主，向更加注重人口、资源与生态环境相协调的发展方式转变。面对水安全的严峻形势，必须尊重水的自然规律和生态系统的内在规律，维护江河湖泊的生态功能，保障水资源的自然循环，提高水生态产品供给能力。积极转变治水思路，聚力强化底线思维，加强风险管控，守住安全底线；强化系统思维，树立全面、联系的观点，系统思考，科学统筹，推动各项政策举措良性互动、协调配套；强化精准思维，从注重量的积累，到更加注重质的提升，不断深化水治理的广度、深度和力度，努力推进水治理由水体延伸到岸上、由大江大河大湖延伸到全流域小微水体，加快推动治水重心的战略转移。要针对当前水环境质量总体处于轻度污染、城市存在黑臭水体、饮用水污染事件易发的实际，改变以往重水量配置轻水质保护的工作模式，做到量质并举、更加注重水质；要针对过去一段时间河湖资源遭到过度开发利用、生态退化尚未得到有效遏制的实际，改变以往重开发轻保护发展方式，做到标本兼治、更加注重生态；要针对城镇化进程加快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大力实施、城乡发展更加融合的实际，改变以往城乡水利发展不均衡的情况，做到城乡同治、更加注重民生；要针对治水投资边际效益衰减、工程建设的资源环境要素约束日益趋紧的实际，改变以往重建轻管工作倾向，做到建管并重、更加注重效能。
坚持系统化思维，推动生态河湖行动实施。江河湖泊是防洪、供水等功能的实现基础，也是生态空间的重要载体。我省当前的生态环境状况，总体上还没有迈过高污染、高风险的阶段，必须下大力气，才能实现生态环境质量的根本性好转。水情作为江苏重要的省情，决定了水生态环境改善是生态环境质量提升的重要基础和关键环节。省委书记娄勤俭强调，要运用系统化思维推动发展，治水必须系统推进。必须深刻把握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的系统思想，针对新老水问题不断叠加，一方面水安全等老问题尚未得到完全解决，洪涝灾害威胁与局部水资源短缺矛盾并存，另一方面水环境恶化与水生态退化趋势并存，水污染、水环境、水生态等新问题逐渐成为新时代治水的重点和难点的实际，以解决损害群众健康的突出水问题为导向，以处理好河湖管理保护与开发利用的关系为重点，大力开展生态河湖建设。为此，省政府部署在全省实施生态河湖3年行动计划（2017年到2020年），明确了水安全保障、水资源保护、水污染防治、水环境治理、水生态修复、水文化建设、水工程管护、水制度创新等八项重点任务。目前，全省13个设区市全部出台了实施意见，生态河湖建设已经在全省全面展开。力争通过加强组织领导，加大资金投入，强化科技支撑，注重宣传引导，建立考评机制，引入第三方评估，对河湖生态进行评价，尽快实现水安全有效保障、水资源永续利用、水环境整洁优美、水生态系统健康、水文化传承弘扬的目标。
实施精准化治理，推动河湖功能永续利用。江河湖泊是新老水问题集中的区域，也是生态保护与开发利用矛盾交织的空间。我省江河湖海齐备，水网稠密分布，长江横穿东西433公里，大运河纵贯南北718公里，乡级以上河道2万多条，其中列入省骨干河道名录的727条；列入省湖泊保护名录的湖泊137个，水域面积占全省面积的16.9%，系统推进这些河湖的综合治理是江苏治水的重中之重。这就要求我们全面推行河长制湖长制，大力推进河湖综合治理和长效管护，一方面控源截污，强化源头治理，减少污染物排放量；另一方面整治水环境，强化内源治理，提升水资源承载能力，促进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省长吴政隆强调，要坚定目标，精准精细，坚决打赢治水攻坚战。我们将加大工作力度，紧紧围绕省委省政府治水攻坚战部署，持之以恒抓好生态河湖行动，大力推进“5151”生态系统工程建设，着力构建长江、大运河、淮河、通榆河、新沂河5条生态河湖带，加快建成1000条生态样板河道，全面建设50座大中型生态水库，整体打造100个生态湖泊，努力推进江苏水利高质量发展。近阶段将重点突出“一江两湖”的治理，示范带动全省面上河湖治理取得显著成效。在长江治理方面，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大力实施长江河势控制工程，突出重要节点防护，保持河势总体稳定，并加强沿江支流治理；巩固堤防、提高标准，逐步将城市段、开发区段、河口段防洪标准提高到百年一遇；加强保护、促进发展，严格控制岸线利用总量，强力整治违法违规利用岸线项目，促进岸线资源集约节约利用；加快入河排污口规范化建设，巩固长江干流水功能区达标成果，确保供水安全。在太湖治理方面，综合运用工程措施与非工程措施，力促太湖水环境根本改善，通过蓄泄兼筹、引江济太，完善“两进三出”引排格局，确保防洪安全和供水安全；通过控源截污、修复生态，实现生活污水应收尽收，工业污水集中处理，畜禽集中养殖；通过以水定需、生态补偿，合理配置太湖水资源，科学划定生态保护红线，为各类基础设施建设和未来发展预留适当发展空间。在洪泽湖治理方面，统筹兼顾上游与下游、防洪与供水、开发利用与生态保护，充分发挥其综合功能，蓄泄兼筹、保障安澜，扩大淮河洪水外排出路，恢复水域、修复生态，加快洪泽湖退圩还湖进程，增加调蓄库容，向空间要容积；加强雨洪资源利用，优化水利工程调度，完善西汇东排、南引北调活水格局，实现东西向、南北向水体大流动，让洪泽湖更好造福流域人民群众。
（作者为省水利厅党组书记、厅长 陈 杰）
三做谈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系统化思维和精准化做事方法，要求注重系统的重点突破与整体推进，精准发力，积小胜为大胜。监督是纪委监委的基本职责、第一职责，要统筹运用好纪律、监察、派驻等监督力量以及日常监督、专责监督等监督手段，一个节点接着一个节点抓，精准发现问题，系统解决问题，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
统筹推进个体监督和整体监督。在个体方面，对关键少数监督务求严，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以严明的党纪国法净化政治生态；对普通党员干部监督务求常，建立健全廉政档案，多点婆婆嘴，常念紧箍咒，让党员干部感受到监督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时刻保持对权力的敬畏。在整体方面，要定期进行综合体检，综合信访举报、履责记实、巡察反馈意见等数据，对地区政治生态情况和领导干部廉洁从政情况进行精准画像，建立健全政治生态预警机制。在监督过程中，既要见树木也要见森林，坚持拔出萝卜带出泥，精准挖掘案件背后的共性规律和制度漏洞，通过监督意见、监察建议、专题警示教育等形式，抓教育、强警示、打补丁、建制度，从而实现对整片树林精心维护、对个体树木精准施治。
统筹推进结果监督和节点监督。纪委监委监督职责的定位是对党员干部和职能部门履职尽责的再监督、再检查，要把结果监督作为基准定位，严守职责边界，精准突出对主抓者、主责者、监督者的监督，避免直接深入到一些行业部门的具体工作中去，防止陷入监督变牵头、牵头变主抓、主抓变负责怪圈。同时，不能错把执纪当作监督、坐等事后问责，要最大限度发挥监督防微杜渐的功效，进一步织密监督的节点，将监督嵌入到事前酝酿、事中讨论、事后执行全过程，抓早抓小，挺纪在前。要充分激活派驻纪检监察组、派出监察员办公室的前哨和探头作用，从被监督单位岗位职能和内部运转中掌握第一手资料，深入一线和项目现场实地了解情况、跟踪过程，真正把监督嵌入到被监督单位的权力核心体系中，发现苗头性问题及时咬耳、扯袖，动静结合提升监督实效。
统筹推进执纪监督和巡察监督。巡察监督重在发现问题、形成震慑、减少存量，执纪监督重在日常监督、抓早抓小、遏制增量，两者既有分工又紧密衔接。要深入推进巡纪联动工作机制，最大限度发挥巡的利剑作用和驻的常态优势，实现减存量、遏增量一体推进。巡察前，巡、纪建立信息共享机制，精准了解被巡察单位信访举报、监督执纪、纪律审查等方面的情况，使巡察有的放矢；巡察结束后，执纪监督部门或派驻机构监督被巡察单位逐一落实整改措施；整改评估阶段，巡察组与执纪监督部门或派驻机构组成联合督查组，对被巡察单位的整改情况进行全面评估；巡察后，执纪监督部门或派驻机构将整改内容有机融入日常监督中，共同做好巡察后半篇文章。通过巡察与纪检监察工作全流程联动，进一步在监督的“常”和“长”上下功夫，构建闭合监督链条。
（作者为苏州高新区党工委委员、纪工委书记，虎丘区监委主任 戴 军）
学习贯彻宣传思想工作会议精神笔谈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重要讲话中明确提出了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重要任务。最近召开的全省宣传思想工作会议要求，建好实践平台，弘扬时代文明之风，努力构筑道德风尚建设高地。“基层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也是宣传思想工作的着力点。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必须以解决基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具体问题为目标导向，从基层实际和群众需求出发，理顺体制机制，充实工作力量，创新工作方法，着力解决好做什么、谁来做、怎么做等实际问题，全力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真正成为凝聚群众、引导群众、以文化人、成风化俗的有力阵地。
准确定位明确“做什么”。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既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命题，更是一个重要的实践课题。准确把握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的丰富内涵和核心要义，必须突出其实践定位和服务功能，鼓励引导各方力量参与其中，推动新文明实践中心成为传播党的理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涵养社会文明风尚的新阵地。例如，发挥理论名嘴和宣讲志愿者作用，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送到各个单位、千家万户，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积极培育文化能人，开展文化志愿服务，让普通百姓从观众变成文明传播的主角；组织教育志愿者广泛开展“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八礼四仪、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等活动，助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发挥科普志愿者的作用，广泛开展科普宣传周、科技下乡、科普讲堂等宣传活动，促进基层群众科学素质提高；推广全民健身活动，科学指导群众性体育运动，有效提高广大群众的身体素质等。
统筹力量明确“谁来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做好宣传思想工作必须全党动手，树立大宣传的工作理念，动员各条战线各个部门一起来做，把宣传思想工作同各个领域的行政管理、行业管理、社会管理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只有运用系统性思维，广泛动员社会各方积极参与，才能打牢基础、行稳致远。要着力建好县级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发挥相关部门的职能优势，成立相关机构，抽调熟悉宣传文化、基层情况等方面的工作人员集中办公，将其建设成为综合性文明实践指挥协调中心。在志愿者队伍建设上，要提高志愿者组织化程度，除招募各类专业门类志愿者之外，还要面向普通家庭招募志愿者，常态化开展志愿服务实践活动，切实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走入千家万户、走进百姓生活。
建立机制明确“怎么做”。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是长期的任务，当前起步阶段在坚持解放思想探索开展工作的同时，尤其要注重讲究科学性、计划性、规律性把握。要以农村为重点向城市街道社区以及创新型园区延伸，推进全域建设。要统筹协调各方资源，重点打造理论宣讲、教育服务、文化服务、科技与科普服务、健身体育服务等活动平台。要明确各平台的牵头实施部门，全面收集、梳理、拓展现有基层公共服务阵地资源、人才资源、专业资源、资金资源，建立资源供给数据库，线上线下相结合，基层选用和平台直配相结合，确保基层文明实践活动的有求能应、有求必应。这就要求，首先，要建立统筹规划机制。县级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要制定年度工作规划，根据各平台服务内容明确年度项目设置、经费预算、实施步骤、督查指导等工作内容和保障措施，在实施过程中，要根据情况变化适时调整完善，确保各类实践活动丰富、取得实效。其次，要建立项目发布机制。各中心要坚持为民服务，结合上级要求，坚持问题导向，精准梳理群众需求和平台资源，将理论宣讲、文学艺术、科学普及、教育服务、社会慈善、法律普及、体育健身、医疗卫生等各类群众需求项目化，实现供需有效对接。三是建立活动融合机制。将实践活动与村居治理有效融合，将志愿者工作网络与实践中心、所、站有机融合，发动更多群众加入志愿者队伍。四是建立评估推进机制，将评估验收和指导督查相结合，形成良好的工作推进机制。
南通市委高度重视基层宣传思想工作，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通过实施党的理论创新成果宣传阐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基铸魂、文明城市全域创建等主题行动，使得理论下基层、文化惠民、倡导文明新风等活动在基层广泛开展，“百姓名嘴”理论宣讲等特色工作品牌闻名全国。面对新的形势新的任务，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将把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重中之重抓紧抓实，抓出成效，为南通争当省委赋予的“一个龙头、三个先锋”新使命进一步凝心聚力、营造良好社会风尚。
（作者为南通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刘 浩）
学思用
人才是实现民族振兴、赢得国际竞争主动的战略资源。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大学生是社会上最有理想、最有朝气、最具潜力的群体，他们成为什么样的人与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休戚相关。高校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解决好“培养什么人”这一首要问题，答好教育发展迈向高质量的新时代答卷，办好党和人民满意的教育。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走进大学校园，多次致信高校师生。在给身患白血病仍坚守岗位的女大学生村官张广秀的信中，他希望所有大学生村官热爱基层、扎根基层。在给华中农业大学“本禹志愿服务队”的信中，他希望青年一代坚持与祖国同行、为人民奉献，以青春梦想、用实际行动为实现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在给全体在德留学人员的信中，他希望广大海外学子秉持崇高理想，在中国人民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奋斗中实现自身价值，努力书写无愧于时代的华彩篇章。从这些寄语中能够看出习近平总书记对当代大学生的殷殷期待。高校必须为社会主义事业培养有家国情怀、有社会责任感的有志青年，方可不负党和国家的重托。
今年五四青年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在北大考察，提出“高校要牢牢抓住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个根本任务，坚持办学正确政治方向”。这就为高校培养什么样的大学生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立德树人、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求我们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具体而言，就是要教育引导学生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增强他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激发他们立志肩负起民族复兴的时代重任；就是要让爱国主义精神在学生心中牢牢扎根，教育引导学生热爱和拥护中国共产党，立志听党话、跟党走，立志扎根人民、奉献国家；就是要教育引导学生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踏踏实实修好品德，成为有大爱大德大情怀的人。
立德树人、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求我们持续推进教育改革，凸显广大学生的主体地位，整体提升教育质量。具体而言，就是要教育引导学生珍惜学习时光，心无旁骛求知问学，增长见识，丰富学识，沿着求真理、悟道理、明事理的方向前进；就是要教育引导学生树立高远志向，历练敢于担当、不懈奋斗的进取精神，磨砺积极有为、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做到刚健有为、自强不息；就是要教育引导学生培养综合能力，培养创新思维。
实干是新时代的底色，奋斗是新时代的注脚。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各项经济社会建设取得长足进步，在基础前沿领域、战略高技术领域、高端装备领域均取得了重大进展。这些成绩的取得，靠的不是纸上谈兵的功夫，而是实打实的本领。高校是人才的摇篮，必须拿出实干精神，肩负起为国家培养顶尖人才的重任，尤其是打基础的本科教育，要按照今年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的要求，引导学生求真学问、练真本领。对大学生要合理增负，提升大学生的学业挑战度，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和专业志趣，改变轻轻松松就能毕业的情况，真正把内涵建设、质量提升体现在每一个学生的学习成果上。同时，还要鼓励、引导年轻人把个人目标和国家命运紧紧相连，彰显人生真正的价值。
（作者为南京理工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 叶 海）
10月23日，第三届“江苏社科名家”在宁颁奖。这是江苏省委、省政府表彰的，当前我省宣传文化领域最高荣誉奖项。公丕祥、叶南客、任平、郭广银、徐康宁、赖永海获奖。这六位学者潜心研究、咨政建言、立身育才，为江苏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作出重要贡献。本期智库专访6位获奖者，请他们第一时间分享获奖感言，建言江苏社科强省建设。
畅游思辨海洋，探求法的真理
公丕祥
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法治现代化研究院院长。
“这既是对我个人的鼓励鞭策，也是对全省法学理论工作者的肯定和期待。”谈及获得“江苏社科名家”称号，公丕祥直言迎来一个新的起点。
20世纪80年代初，作为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本科生，公丕祥即将从南京师范学院政治教育系毕业。时任系主任冯世昌教授找他谈话，希望他留校从事法学教育与研究。尽管对哲学更感兴趣，但他认识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正在迈入一个法治时代，法学教育与研究成为社会和时代的需要。这个“虽然带有某些偶然机缘但却相伴终生的无悔选择”，开启了公丕祥的法学学术生涯。近40年来，面对众多成果、荣誉，他常怀感恩之心。“自己的成长与进步，离不开党组织的关心培养，离不开同事们的支持帮助，离不开学界前辈同仁的教诲指点。”
术业有专攻。随着岁月积累，公丕祥逐渐形成了法哲学和中国法治现代化两个重点研究方向。在他看来，这两个方向有一个共同的命题，即对大变革时代中国的法治发展进行理论思考。“当代中国的社会变革正在以空前的广度和深度波澜壮阔地展开。以理性的目光，与现实世界相撞击，自觉审视这个伟大变革时代所提出的法学与法治问题，是当代中国法学的历史使命。”
“法学是一门实践理性的学问，关注现实、回应现实是法学研究应有的品格。”公丕祥说。2002年1月，他暂别工作了20年的南京师范大学，进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11年的司法工作经历由此开始。做研究也好，当法官也罢，公丕祥觉得“都很有意义”。在司法机关工作，可亲身参与现实法治实践，从中领会一些深奥的法学道理；而学术研究需要沉下心来，潜心思考，在思辨的海洋里探求法的真理。
学术之路是艰辛曲折的。对于做好学问，公丕祥认为有两点至关重要，一是严谨踏实，二是思辨能力。“需要满怀对学术生涯的憧憬，根绝一切犹豫彷徨；需要一种严谨淡定的态度，脚踏实地、持之以恒；需要像普罗米修斯那样，为探求法的真理而奋力前行。”在法哲学与法治现代化研究的学术道路上，还有许多富有挑战性的问题有待开掘、解释和回应，特别是揭示法治现代化中国道路的内在机理，阐释法治现代化的中国智慧。“我将与法学界同仁们一道，把握时代问题，坚持不懈求索，以期不辜负变革时代的法学期待。”最后，公丕祥引用《伊索寓言》里的一句名言：“这里是罗陀斯岛，就在这里跳吧！” 本报记者 颜云霞
社科研究应有“人民需要”这把尺
叶南客
教授、博导，江苏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南京市社会科学院院长，中国生活方式研究会会长。
“一分提名，十分责任，要以更多努力更大成绩，回应人民的期待。”谈到获得“江苏社科名家”称号，叶南客惦记的是，如何让社科工作为人民追求的美好生活创造更大价值，如何把系统内的认可变为老百姓的认同、把奖杯变为老百姓的口碑。
叶南客的研究方向之一是人的现代化，长期关注人民生活方式的变化、生活质量的提升，对民生幸福满意度有着天然敏感。在他看来，从事社科工作一定要把人民放心头——选题从人民中来，调查到人民中去，成果为人民服务。心中有“人民需要”这把尺，做社科研究就有了鲜明导向，在前瞻性和现实需要中找到平衡点。
《重建人的时代震颤》《现代化与社会主义新人》《边际人》《中国人的现代化》《人的质量的时代意义及其开发提高战略》……叶南客大量的著作及论文聚焦人的发展。关于城市与文化发展的调研，也往往把落脚点放在人民需要上。“城市的现代化，要以人民的尺度为尺度，注重群众参与度提升和满意度评价，建设人民参与型城市。”叶南客对研究成果的介绍，同样释放出浓浓的民生情怀。
理解叶南客这样的学术态度，就要追溯到他的求学生涯和从事研究工作的早期。赶上了改革开放恢复高考，时年18岁的叶南客成为班上年纪最小的大学生。他认为，自己的成长之路见证了伟大的时代变革，耳濡目染的是江苏大地在改革春风下勃发的生机，是江苏人民在奋斗拼搏中展示的活力。对时代、家乡、人民的感恩之情，奠定了叶南客学术研究的扎实基础。1982年到1985年间，叶南客开始从事社会学研究，正逢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带队在江南农村调研，他有幸拜费老为师，走上了关注民生、追求民富、探索“美人之美天下大同”的学术之路。
深入一线的调研经历，更加深了叶南客对学术研究“人民尺度”的理解和感情。上世纪80年代初，他花了3个月时间深入江苏吴江的田间地头搞调研，花了半个月进驻厂里搞研究。“社科工作者只有扎根基层、深入一线，才不会成为无根之木、无源之水。”这是叶南客的研究法则，也是他对江苏社科工作者的殷切期望。
下一步，叶南客的重点研究方向是文化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不论是文化繁荣还是城市发展，都离不开关于人的讨论。“让人民需要与研究项目之间碰撞出思想的火花，是社科工作者的职责所在、乐趣所在。”叶南客说。
本报记者 袁 媛
提供更多理论创新和思想产品
任 平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博士，曾任苏州大学政治系副主任、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
“获评社科名家是崇高的荣誉，也意味着沉甸甸的责任。”任平说，我省哲学社科人才总量不小，但大师大家偏少。社科名家评选，体现省委对繁荣发展我省哲学社会科学的殷切希望，以及通过哲学社科创新推进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意图。
任平认为，江苏既需要哲学社科大师，也能造就大师。江苏哲学社科工作者应以更大努力、更大激情，提供更多理论创新和思想产品，为省委省政府的战略决策做好智力支持，以更多更好的精神产品满足人民对美好精神生活的需要，彰显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江苏贡献。
任平长期从事发展哲学研究，重点研究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逻辑。他结合江苏实践，提出了一系列原创理论。首先是新现代性的理论。他认为，中国的现代性道路，不是马克思主义当年的再版，也不是西方现代性的复制，更不是1840年以来中国近现代史上倡导的现代性，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造的现代性。他解释说，西方的资本现代性，造成了人与人的对立和全球的对抗分裂，需要不断通过战争来洗牌。而中国的现代化之路更加文明，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走合作发展道路。西方有很多现代性理论，但中国不照搬照抄，而是根据实际和需要，将现代化与以大机器生产为核心的第一次现代化、以信息化发展为基础的第二次现代化相结合，进而提出新型理论，包括城市化、新型市场化、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道路等理论。“发挥市场、政府两种作用，将市场分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这就解决了亚当斯自由放任和凯恩斯政府失灵等理论的弊端。”
任平还提出了差异型社会理论。即在社会治理方面承认合理差异，但通过逐步共享，最后消灭差异。还有新全球化时代的理论，即今天的全球化和过去全球化完全不同，过去的全球化理论会导致中心边缘分裂、西方支配等霸权逻辑，而新全球化理论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的全球化可看作3个百年：从1840年到1949年，是被动输入型现代化阶段；从1949年到今天，是自主输出型全球化阶段；今后，是自主辐射型现代化，即向世界辐射我们的经验，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发展方案。
“哲学社科服务社会、造福大众，需要做好理论规划，特别要多同年轻人交流，影响更多的年轻人。”谈及研究心得，他如此作结。
本报记者 周静文
让优秀人才适时脱颖而出
郭广银
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主任，东南大学中特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
“我很珍视‘江苏社科名家’这一荣誉。”郭广银表示，自己长期管理工作和教学科研“双肩挑”。2015年11月卸任东南大学党委书记时，上级领导和东大同志们对管理“一肩”给予充分肯定，这次获评“江苏社科名家”则是对自己业务“一肩”的褒奖认可。
郭广银1977年大学毕业留校任教至今，学术生涯伴随中国改革开放进程。正是在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她逐步学会了教书育人，学会了社科研究。“我感恩于这个伟大的时代，感恩于组织提供的机遇、平台和良好环境。”她说，荣誉不只属于她一人，更属于工作过的所有单位，属于一路走来遇到的许多人，包括指点迷津的领导、教她带她的老师、精诚合作的同事、教学相长的学生……
郭广银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伦理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及高教管理等方面的教学和研究。1980年9月，在南京大学任教期间，系里为了开设伦理学学科，派她去北京大学进修学习。其间，她托哥哥从山东老家寄来一辆自行车，方便前往人民大学、北师大“蹭课”。一年后回到南大，作为学科带头人，她与同事一起创建了伦理学学科，为一届届本科生讲授伦理学课，指导了一大批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
研究不止，笔耕不辍。多年来，她发表论文达170篇，主编、合著或参与编写出版著作10多部。其中《伦理学原理》一书较早提出道德调节的对象包括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身三大类关系，提出人与自然关系道德、人与自身关系道德等富有前瞻性的见解，伦理学界将该书视为20世纪中国伦理学研究的代表性作品之一。
“思想要更好地服务于现实。”自担任省中特中心主任、东南大学中特发展研究院院长以来，郭广银不断在全国重要媒体刊物上“发声”。近期，东南大学中特基地、智库主要学习研究、阐释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发表了《从历史进程看中国道路的独特性》《全面把握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彰显对马克思主义的原创性贡献》等一系列研究成果。
“我将以此次获奖为新起点，坚持立德树人，做好‘传帮带’，在培养帮助中青年社科人才上多做工作，为加快建设社科强省持续作出努力和贡献。”郭广银也希望，江苏能一如既往关心社科人才，遵循人才成长规律，改进评价评审办法，健全激励保障机制，让优秀人才适时脱颖而出，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 本报记者 杨 丽
让理论研究更好地服务现实
徐康宁
经济学博士，东南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江苏省人民政府参事。
与徐康宁约定的采访时间，是在他上完两节课后的短暂片刻。谈及获得“江苏社科名家”的感受，他这样回答：一是值得好好珍惜的荣誉，二是多了一份责任。“获奖意味着要做更加深入的研究，取得更有学术价值的成果，同时在指导青年学人方面要付出更多努力。”
从进入南京工学院（东南大学前身）读书，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其间又在南开大学和复旦大学深造，并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徐康宁从事经济学专业学习和学术研究整整走过了40个年头。他很欣慰于自己从事专业的时间正好与我国改革开放的时间重叠，亲眼见证了国家改革开放40年的深刻变化。
1984年大学毕业后刚两年，才20多岁的徐康宁，就在《南京大学学报》上发表了一篇学术论文，这对他从事经济学学术研究是个不小的激励。谈及学术成长经历，徐康宁笑称他是“幸运的”，在相对年轻时就发表了一些有“档次”的文章、拿到国家项目，在学校和同行里“脱颖而出”，并较早地担负起领导学术团队从事学科建设的重任。上世纪90年代初，东南大学正处于从单一工科院校向综合型大学转型的起始阶段。作为学科带头人，他为学校创办了经济学本科专业，如今已建成经济学一级学科博士点，设立经济学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尽管担任了15年的经济管理学院院长，但他始终在学术研究第一线，一些有代表性的学术论文被引用率已经超过千次。“做社会科学研究需要有一种情怀，也需要有宽阔的视角。”徐康宁说，在这个时代研究经济问题，家国情怀是前提，是保证发现问题和深入研究问题的必要条件。
与书斋式学者不同，徐康宁在不断寻找学术与现实之间的接口。为了更充分地了解外部世界，他每天都会阅读相当数量的英文材料，每年都花不少的时间到企业、开发区做调研，与企业家、城市管理者对话。凭借对现实情况的熟悉与理解，徐康宁几乎每年都要完成两三个对策性、应用性的研究课题，撰写的研究报告和课题报告也都得到委托单位的好评。在他看来，除了极少数特定领域外，理论研究应当对现实有指导性和具有成果转化价值。
“江苏社会科学要为文化强省作出更大贡献，一是要加强前瞻性、预见性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政策解读上；二是要能够与国际对话，推动优秀成果走向国际；三是多出优秀新人。”徐康宁用这几句话结束了采访。 本报记者 魏晓敏
循名责实，由高原向高峰突破
赖永海
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中华文化研究院院长。
“江苏省社会科学界确实存在高原较多、高峰较少的问题，江苏社科名家评选，是改变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抓手。”赖永海说，评选出来的江苏社科名家应该“循名责实”，为所在的专业或学科实现高原向高峰的突破做出应有的贡献。
赖永海的研究领域之一是儒家哲学，重点在挖掘儒家“人学”思想的当代价值，主要包括：探讨和论证儒家的“人学”思想，包括作为道德层面的为仁由己，作为伦理层面的忠恕之道，尤其是作为民族精神体现的忧患意识和担当精神。他认为，传统文化存在着如何“处理好继承和创新性发展的关系”问题。就传承方面来说，主要是把那些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传播出去，服务于社会道德建设，造福于人民大众。
赖永海经常给年轻人开讲座，关注、提升他们的心灵世界。他认为，如何做人是整个儒家思想最核心的问题。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儒家的回答是要做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有人格、有道德的人，有责任感和担当精神的人，对他人、家庭、社会、国家有用的人。“这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度契合，与其本质要求高度一致。”
赖永海学术生涯的另一个聚焦点是佛学，集中研究佛教的中国化问题，佛教与儒学的相互关系和融合发展问题，中国佛学如何发展成为与儒、道鼎足而三、并成为中国古代一个重要的学术思潮等问题。
近年来，赖永海出版了很多研究专著。比如，在佛学研究上，他系统、全面地梳理了中国佛教的发展历程，编撰了全球首部完整的《中国佛教通史》，这部通史总计15卷、700万字。此外，他着力探讨和揭示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的相互关系，揭示作为中国化佛教代表的禅宗是如何在中国古代社会条件下，通过儒佛交融对印度佛教进行创造性地改造和创新性地发展，最终使中国佛教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反过来给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哲学观念、文学艺术、礼仪习俗等留下深刻影响。
在进行儒家哲学和中国佛学研究过程中，赖永海有一点体会特别深刻，就是对于传统文化的研究，特别是对于文化的传播、发展规律的研究，历史唯物主义确实是一种更能从根基上去找出原因、揭示规律的研究方法。根深方能叶茂，方有硕果。赖永海的郁郁学术之树，也正是如此！
本报记者 周静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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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北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史修松、沭阳县委副书记周铸、盐城市城乡建设局调研员吴其江、新华日报全媒体评论理论部记者杨丽（从左至右）。 刘 莉摄
解放思想圆桌会
嘉 宾:
吴其江 盐城市城乡建设局调研员
周 铸 沭阳县委副书记
史修松 苏北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主持人:
杨 丽 新华日报全媒体评论理论部记者
解放思想需要解决实际问题
主持人：省委书记娄勤俭指出，以解决实际问题的突出成效，把解放思想大讨论引向深入。苏北农村住房问题就是迫切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之一。三位嘉宾，为何改善苏北农民住房条件势在必行？
吴其江：改善苏北农民群众住房条件，是省委省政府从苏北农村实际出发，立足长远发展的一项重要部署。据调查，盐城地区农村一代房，也就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建设的农房比例高达60%到65%左右，房屋的质量普遍不高、比较破旧，这种现状迫切需要改变，才能真正让农民享受与时代同步的宜居生活。
周铸：改善农民居住条件作为乡村振兴的“牛鼻子”，意义重大。具体体现为四个“有利于”：第一个是有利于人民生活的高质量，住房的高质量是生活高质量的重要标志和表现；第二个有利于精准脱贫，“两不愁，三保障”是精准脱贫的基本目标，其中住房安全保障是重要内容；第三个是有利于土地规模经营，集中居住土地可以成片连方，这就为规模经营提供了必要条件；第四个是有利于拉动内需，新一轮农村建设必然会创造出新的市场需求，拉动建筑材料、家居用品、家电等行业发展。
史修松：改善苏北农村的居住条件，符合三个要求：第一，时代要求。十九大明确指出我们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实际上是高质量发展的时代。江苏的高质量发展，苏北的发展是重点、难点，苏北的农村更是重点和难点。从民生保障方面来说，苏北的农村住房条件必须要改善。第二，解决不平衡、不充分发展和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矛盾的要求。第三，江苏高质量发展走在全国前列的要求。
冲破思想樊篱是关键
主持人：解决苏北的宜居问题，现在是一个重要的窗口期。改善苏北地区农民群众的住房条件，目前主要存在哪些难点，需要注意解决哪些问题？
吴其江：首要难题，就是群众思想观念问题。像苏北地区，现在住在农村的农民大多是五六十岁以上的老人，他们的居住习惯怎么改变，观念如何转变，这是目前最大的难题。我们的干部也要解放思想，农村住房条件改善，不能就房子抓房子，必须统筹来抓，把农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以尊重农民的意愿为首要原则，来解决要不要搬、往哪里搬等问题。
周铸：我也认为思想上的困难，远远大于其他方面的困难。工作推进中，要防止出现思维的局限性和片面性，要讲系统性和辩证法。具体要处理好四个方面的关系：处理好“快”与“慢”的关系。对于省委省政府的决策，基层要快响应、快规划、快落实，但也要防止指导思想上的急功近利，时间安排上的急于求成，工作方式上的疾风暴雨。处理好“城”和“乡”的关系。不能就乡村来抓乡村，要和城市结合起来考量。让城市去反哺乡村，去带动乡村，也让乡村去融入城市。处理好“高”与“低”的关系。既要考虑高水平建设、高标准的配套、高质量的规划，又要考虑搬迁的低成本和低收入群体保障。处理好“软”和“硬”的关系。在注重加强硬件建设的同时，还要加强社区管理、文化传承、产业配套等软件建设。
史修松：第一是选择合理地址。苏北农村居住较为分散，在推进相对集中居住过程中，对于集中点的选择是非常重要的。要根据农村自然环境、地缘文化等，结合村庄现状、公共服务等因素进行综合考虑。
第二是集中居住后的农民就业问题。各个村镇始终要把促进农民增收致富放在首位。加强乡村主导产业培育和发展，发展现代化规模农业，促进农业深加工发展等，让村民在家门口充分就业。
第三是如何保护和传承乡村文化。相对集中居住必须尊重地方风俗习惯，结合村庄外围山水自然因素，充分保留苏北村居特色，保留苏北乡村的风俗风貌，突出历史和文化元素，体现地方和农村的特色，丰富文化内涵。
第四是生态保护问题。在推进相对集中居住过程中，加强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加强污水、垃圾处理及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建设和谐美好的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
推出系列“菜单”供农民“点菜”
主持人：改善苏北农村住房条件，各地已有哪些探索性的做法？
吴其江：2016年阜宁、射阳遭遇龙卷风冰雹特别重大灾害后，盐城出台了《全市农村康居工程三年行动方案》，截至目前，全市累计改造完成15万户农村危房。全市学习和借鉴两县灾后重建安置点的成功经验，先后建成康居工程集中居住点300多个。
根据盐城的农村特点和群众意愿需求，研究确立了向县城集中、向小城镇集中、向撤并乡镇集中等六个基本的集中方向，通过引导，让适宜搬迁集中居住的，集中居住；适宜就地改造的，就地改造。同时全市启动“十镇百村”试点，积极探索不同建设方式，为全市提供现实样板，在取得重点突破后逐步推开。
周铸：沭阳县已经制定了三年行动计划，明确未来三年搬迁4.3万户，建设44个重点集中居住区的目标任务。多渠道筹措资金，未来三年安排60亿元保障工作顺利推进；制定了系列菜单，提供了县城、城镇、乡村三个去向，高层、多层、低层和平房四种房源，60平方米到200平方米的多种套型供农民选择，充分保障农民的选择权；规定新建立的集中居住区必须做到“五通八有”，做到“通水、通路、通电、通气、通网”，“有绿化、有亮化、有污水处理设施、有垃圾转运系统、有公共厕所、有卫生服务站、有文体活动场所、有公交站点”。规模较大的集中区，配置村民服务、养老和幼教“三个中心”。所有的配套服务设施经费完全由县财政来承担。
要让农村住房“留”得下来
主持人：如何通过解放思想来稳妥推进各项工作，做好宜居文章？
吴其江：一方面，抓好课题研究。盐城里下河地区，已有的村落建设，是特定时代所形成的，与农耕文化有一定渊源，也代表了整个苏北地区发展的一段历史。这一轮改善的住房能不能留得下来，能不能留50年、100年，形成文化积淀，还需在推进过程中加强对这方面的研究。另一方面，强调规划的重要性。要防止城市化，切勿把城市的小区、建筑，甚至城市的人文地貌带到农村，这样农村就变成了一个没有农村味道、留不下来的农村。
周铸：有序稳妥推进农民住房条件改善工作，关键是要找准和明确党委政府的角色定位，当好政策、规划和舆论的引导者。要做到“三个不”——搬不搬迁由农民说了算，不搞强迫命令；搬到哪里去由农民自己选，不逼农民“上楼”；什么时候搬由农民自己定，不搞限时完成。
史修松：改善苏北农村住房条件是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之一，与农村宜居环境的改善、特色田园乡村建设，是一体化的。要统筹兼顾，以特色小镇和“田园乡村”为依托，积极实施“一村一品”产业策略，坚持“生态+”战略，让美丽乡村留住乡愁记忆。 本报记者 杨 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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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委主要领导在调研新型研发机构时说，要加大人才政策支持力度，“量身定制”灵活务实的人才政策，更好面向全球精准吸引人才、集聚人才、使用人才。所谓“量身定制”，实质是从“为他所用”角度研究问题，“从他出发”调整思路和政策，“他”成了主体。“鞋子是否合脚”，取决于穿鞋体验。善于“为他所用”，方能把顶层设计和个性化设计有机结合起来，在动态完善中释放人才新政最大凝聚力。
“不是猛龙不过江”，高端创新人才就是时代“猛龙”。人才竞争愈加激烈，“猛龙”过江已成常态。不过，“猛龙”过江不是来求谁重用的，而是寻找干事创业乐土大展宏图的。他们不会安于“被安排”，不会满足于“被动接受”，更需要创新资源能按照其运行框架重构，以便顺利实现种种创新梦想。如果地方只知“为我所用”，事事“从我出发”，待遇再优厚也未必能留住人。“城市求贤，君子择城。”总是“削足适履”，遇不到合适人才生态体系，“猛龙”就可能另谋出路。
“为他所用”方能“为我所用”。姚期智院士率清华团队建立南京图灵人工智能研究院短短几个月，已有10个孵化项目在有序推进中，涵盖金融、安全、智慧城市、智能网络、智能生活等多领域。此前诸多城市曾邀请他去创业，但他还是选择了南京。他说：“南京的创新环境优良，政策支持力度很大，使我们对研究院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人才政策能“量身定制”，最能彰显创新环境优势和引才诚意。而越是善于“为他所用”，越利于“为我所用”。
联想到古代有这样一个例子——“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来邳豹、公孙支于晋。此五子者，不产于秦，而穆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为何“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且能干成大事？说到底就在于能“为他所用”。比如商鞅变法直接触及权贵利益，若不是坚持改革权“为他所用”，历史很可能改写。以此看来，“为他所用”也是责权相当。嘴上喊“聚天下英才而用之”，行动上总是“从我出发”，只能算“叶公好龙”。
“为他所用”也是制度创新动力。江苏新出台“人才10条”有个亮点格外醒目：顶尖人才顶级支持，赋予创新创业更大自主权。从“最高1亿元项目资助”，升级为“一事一议”“不定框框”“不设上限”。而且，顶尖人才可自主组建团队、自主支配经费、自主使用设备、自主决定技术路线。一系列“自主”，意味着“为他所用”更充分了，也意味着人才政策正在由“先发优势”向“精准施策”转变。
某地有关键岗位高端人才“出走”，当地在回应中声称“优秀骨干较多，对全局不会产生太大影响”。这或许是实情，但多多少少也反映出一种心态：离了谁地球照转。这种心态不除，很难处处想着“为他所用”。无论是本土人才还是外来人才，也都很难“在这里存在，就在这里生根开花结果”。就地球而言，确实是离了谁都转。就科研领域而言，有无某个杰出人物及其团队，“转”的精彩程度肯定大不相同。摒弃“离了谁地球照转”心态，以“为他所用”之举倾情增强人才与地方黏度，应该成为执政自觉。刘根生
深呼吸
我生活在一个过渡时代，我在书籍时代长大，又赶上了数字化时代，我两边都能理解，可是下面几代人，他们完全在数字化时代生活，他们能理解书籍吗？他们在书籍的阅读中能得到美感吗？这是我关心的问题。
检索其实很容易，今天的阅读，甚至博士论文的写作，大都靠检索。书不是一行一行读下来的，是检索出来的，表面上整理的材料很丰富，东方的、西方的、古代的、现代的，资料很丰富，但我一看，机器的味道很重，因为你是检索的，不是上下文这么找出来的。
在一本书读完以后摘出两句话和检索出两句话完全是两回事情。今天我们检索的能力越来越强，而思考的、阅读的能力越来越弱，很多人已经养成不能读完一本书的习惯，看一下目录、前言、后记，就过了，所以很多人只记得一些梗概，而没有办法再阅读。可是人文学科本来就不是一个实验的艺术，它天生就有阅读、表达、说服别人的功能，这就是人文学科的特点，而这些功能如果没有了会很麻烦。
在我看来，那些渊博的、玄妙的人文学，比如文学、史学、哲学、宗教、伦理、艺术等等，是整个人类文明的“压舱石”。行船的人都知道，出海必须有“压舱石”，否则很容易翻船，“压舱石”使得这艘船不会随风飘荡，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了你经受风浪的程度。而且这些“压舱石”不一定时尚，不一定与时俱进，某种意义上的保守是对突飞猛进的时尚潮流的纠偏。
我们不能保证人类文明永远在正确的指导下前进，不能保证时尚永远正确。时尚可能是正确的，也可能是走了弯路，像我这个年纪的人，我们走过那么多的弯路才走到今天。任何一个时候，过分地强调潮流、革新都不是好事情，保守是前进中的另外一种力量。
某些知识没必要与时俱进，它必须要保守，留下来让人类文明在左冲右突、寻寻觅觅的过程中有个基轴不会变，这是人文学的意义。相对来说，社会科学和人文学不太一样，新知识、新技术、新生活不断涌现这很可喜，但请记得对传统保持几分敬意。
读书是很平常的事，别说得太崇高，那样效果反而不好。关键是养成阅读的习惯，然后与时俱进，不断自我调整。古今中外谈读书谈得最好的就是朱熹。朱熹老先生八百年前对于读书的说法，今天看来其实还是很切中时弊。选几句与大家分享。
“今人所以读书苟简者，缘书皆有印本多了。”
“今之学者，看了也似不曾看，不曾看也似看了。”
“读书之法，先要熟读。须是正看背看，左看右看。看得是了，未可便说道是，更须反复玩味。”
“读书有三到：心到、眼到、口到。”
他说读书须是“一棒一条痕，一掴一掌血！看人文字，要当如此，岂可忽略！”
这样读书才有用。这样的读书，今天已经被各种轻松的阅读取代了。当然时代不一样了，但是八百年前那个阅读的状态还值得诸位思考。
（作者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陈平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