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的思想内涵

　　十九大报告从五个方面阐述了新时代丰富的思想内涵，除了字面意义外，还应该把握以下几点。首先，新时代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空间限制为中国国内，而非泛指整个世界。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没有改变整个世界处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制度长期并存、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大时代观，没有改变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科学判断。其次，新时代的起点应该从党的十八大开始。党的十八大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接过历史接力棒，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社会根本矛盾的变化使发展过程呈现出阶段性特征，而人们对于过程阶段性的认识又会经历由表及里、由感性到理性、由不正确到逐步正确的过程。这里既需要实践的开展，也需要认识的深化，认识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客观实践的展开和深入的过程。因此，不能把新时代提出的时间看成新时代的历史起点。再次，新时代的开辟既是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的结果，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各族人民长期不懈奋斗的结果。作为一个责任与使命型政党，中国共产党强调事业的接续奋进，既总结经验，又汲取教训，不断朝着崇高目标前进。

　　“进入新时代”的根本依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实践发展下矛盾运动的结果。在复杂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矛盾，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因此，正确把握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是认清发展所处历史方位的根本依据。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之所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依据就是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内涵丰富，可以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这三个概念来理解。

　　第一，需求主体——人民。“人民”是一个政治范畴和历史范畴。它是指在人口中占大多数、顺应历史发展、推动历史进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随着社会变迁，“人民”的外延也不断丰富。现阶段“人民”的外延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新的社会阶层在内的最广大群众。其中，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是我国社会“人民”的主体，始终是推动我国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根本力量。

　　第二，需求表现——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人的需求是多样的，且处于动态变化之中。过去，我们生产力低下，物质匮乏，主要着眼于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来满足人民迫切的生活需要。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从“温饱”到“小康”，到“总体小康”“全面小康”，不久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整个社会消费结构必将发生显著变化。人们的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生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也日益增长。

　　第三，供给状况——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国落后的社会生产已大为改进，但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状况依然存在。不平衡体现了供给与需求之间在空间上的不匹配。主要表现为：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之间、东中西部之间、城乡之间的发展不平衡；各地域之间、各行业之间资源分配不平衡；不同层次的产业之间、产业内部之间的产业结构不平衡；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各领域之间的治理不平衡、不同社会结构人群之间的财富收入分配不平衡，等等。不充分体现的是供给对需求的满足程度上还不够，主要表现在发展质量和效益不高。“不平衡”和“不充分”相互联系，“不充分”是“不平衡”产生的前提条件，“不平衡”反过来又会加剧“不充分”。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十九大报告中讲的是主要矛盾的“转化”，其意思不是完全的改变，而是在原有基础上的“进化”。因此，主要矛盾新的提法与之前的提法不能完全割裂。“美好生活的需要”并不是说不再满足“物质文化需要”，改变“落后社会生产”的提法也并不意味着我们的社会生产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不再需要发展，而是强调在我国社会生产能力水平总体显著提高、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的情况下，发展的突出问题表现为“不平衡不充分”。社会主义建设任务依然是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并且为此而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方面和环节。但与之前相比，根本任务的关注点及实现形式会发生变化，从而给党和国家工作带来重要影响：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为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人民多方位多层次的需要为党和国家的工作指明了方向；不平衡不充分为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

　　“新时代”的三个维度

　　党的十九大报告用三个“意味着”分别从民族复兴、社会主义、现代化维度阐明了新时代的重大意义。这三个维度所指涉的实践，有的已经完成，有的正在进行，还未能全部实现。

　　第一个维度，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中华民族有着5000多年的灿烂文明，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由此，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成为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亟待解决的两大历史任务。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从洋务派到资产阶级维新派、革命派再到中国共产党，历史和人民最终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人民在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习近平总书记用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串起了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历史，形象地表达了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以及新时代的精神风貌。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解决了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为什么要革命，怎么革命，革命后走向何处”的问题。国家的基本统一、民族主体性身份的重塑、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标志着“站起来”目标的成功实现，也为追寻“富起来”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带领广大人民由小康社会到总体小康再到全面小康，朝着共同富裕的目标一步步迈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国际影响力和人民获得感显著提升。按照十九大规划的路线图，我国将在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第二个维度，社会主义在中国——从传统社会主义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世界社会主义有着500年的发展历史，经过了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从一国实践到多国发展的过程。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确立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是党面临的一个崭新课题。囿于历史条件，我们在起步阶段只能向苏联学习，不久之后，我们认识到苏联经验的局限性，提出以苏为鉴，开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尽管探索过程中历经曲折，但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十二大“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命题的提出，明确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方向。在随后的实践中，党中央进一步把这一方向确定为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分别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推向21世纪和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继续把“这篇大文章写下去”，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系统地回答了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正是围绕回答这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得以形成，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党和国家事业提供了基本遵循，为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第三个维度，中国式现代化——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现代化运动发端于资本主义，长期以来被西方国家所引领。中国的现代化不是“早发内生型”，而是与之相对的“晚发外生型”。又由于中国特殊的国情，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形势十分复杂和严峻。一方面，要摆脱总体性的民族生存危机，建立一个独立、统一的现代国家，为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发展和社会文明结构的全面转型提供坚实基础。这一问题的解决以新中国成立为标志。另一方面，要对以资本为逻辑的现代化予以批判，并建构新的、区别于苏联模式及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现代化方案。同时，既要保持经济快速发展，又要维护社会稳定和谐，更要体现社会主义价值理念。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化运动，一直以来都是和社会主义紧密连接在一起的。尽管现代化建设曾遇到严重挫折，但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放弃对现代化的追求，没有放弃社会主义制度。

　　如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超越传统社会主义一样，中国式现代化超越了传统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经过几十年探索，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概念，并对其作出了详尽阐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着重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由上观之，中国共产党所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方面体现了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性，这就要求我们要以中国为中心，以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运用，着眼于深化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另一方面体现了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普遍性，为人类对更好的现代化道路及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党委书记）

　　名家文萃

　　这些年讲到经济增长的时候，人们好像并不总是欢欣鼓舞，而是充满忧患意识的。持续了40年的经济增长还会继续下去吗？随着经济的继续发展，会不会带来资源的匮乏？环境的压力会不会越来越大？增长会不会有极限呢？未来的生活会不会持续变好呢？我想从几个方面谈谈我的体会。

　　首先要关注的是，到底是什么因素推动了经济持续增长？

　　今天地球的人口已经超过了75亿，但是从整体来看，我们的生活却变得越来越好了。这得益于技术的发展，而不是资源的简单投放，因为科学技术已经成为持续推动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了。我的体会是，我们中国对技术创新、商业转化给予了高度的重视，技术创新和商业转化已经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新动能，而这也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律。

　　我的第二个比较深刻的体会是，经济发展、技术创新和民生这三者是可以相辅相成，是可以融合在一起的。过去人们常常有误解，认为这三件事情，也就是经济发展、技术创新和民生是有冲突的，在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的过程当中，我们不得不有所取舍。比如我们一谈到民生自然就联想到保就业，既然要保就业似乎就得把科技创新的步子放得慢一点，对低端产业给予的保护多一点。因为人们总会担心高科技的发展会替代一些工作，会带来失业。再比如，我们一谈到经济发展，自然也就会想到资源耗散和环境破坏、污染的问题，自然也会想到人口爆炸带来的资源紧缺。

　　问题是技术发展带来的经济增长，真的不能是绿色的吗？如果你读了十九大报告，你就会发现有一个明确的观点，那就是经济发展、技术创新和民生政策都是并行不悖的，甚至是互相促进的。现代技术、互联网产业的发展其实创造了更多的就业，同样我们不仅要看到经济发展带来了环境问题、人力资源结构的问题，而且更要看到，问题的解决也同样要依靠技术的创新，也就是说创新能够最大程度地促进民生。而在十九大报告里面恰恰就提到，“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我想其中的含义就是以技术创新驱动的发展才是民生得以改善的基础。

　　总的说来，我认为十九大报告给我们指出了一个正确方向，那就是创新发展才是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而创新发展是完全能够和民生工程、绿色低碳融合起来互相促进发展的。中国政府的治理经验——让子弹飞一会儿，让新生事物发展一段时间，再来总结经验、再来定制规则，也给技术创新、商业转化带来了巨大的空间。而中国庞大的市场规模为完善新的技术产品提供了最好的实验场所，而这些日益完善的技术产品一旦取得成功，往往可以投放到世界不同的角落，迅速产生应用的价值。

　　简单来说这是一种关于创新的中国模式，以及它所提供的世界方案，而这当中最核心的要点是要搞好民生，而搞好民生，最重要的就是要依靠创新了，所以创新是最大的民生。

　　（作者为北京大学法律经济学研究中心联席主任）

　　热点思考

　　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的人民对本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对理想的一种崇尚、一种坚守。对于中国来说，特殊的政体政情，决定了我们的文化自信一定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自信，是中国人民的自信，并以坚定的文化自信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面发展。

　　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深刻理解新时代文化建设的定位和目标，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来统领各项行动。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要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因为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前进的方向和发展道路，具体说来，就是要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和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

　　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要全面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立面向世界、影响未来的现代文化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以文化自信为支撑建设现代文化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在此基础上提升文化影响力和文化软实力，是中国走向强国的根本战略。只有持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传承和延续中华民族思想精髓、精神基因、文化血脉，才能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使中华民族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要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主心骨、定盘星、度量衡，贯彻到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过程、各方面，切实增强干部群众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情感认同，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要以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着眼点，强化教育引导、实践养成、制度保障，把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还必须主动应对对外开放日益扩大、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的严峻形势，在稳步推进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前提下，赋予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新内涵与多重功能，系统建构支撑“文明型国家”的现代文化价值体系，把中华传统美德、人文精神与开放互鉴、以法治国、信守契约、共建共享等现代国家治理精神有效结合起来，在参与全球治理和文明秩序重构中展现文化自信和文明担当，成功建立起为全球广为接受的现代国家治理理念和文化价值体系。

　　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要遵照我国建设现代化国家的新要求，提高人民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养，提高全社会的文明程度，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的全面进步。按照“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我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将要开启现代化的新征程。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从基本现代化到建成现代化强国，要经历“两个15年”即长达30年的周期。在这个长周期中，在保持稳定的高质量经济增长的同时，文化建设与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水平的提高，将发挥关键性的引领作用。这其中的全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将集中体现为马克思强调的“人的全面发展”，即人的现代化问题，人是能动的人、全面的人，每个人对幸福的追求、对美好生活的需要，特别是精神生活需要能得到满足，但这种满足一定是向上向善的，促进公德提升的，而不是简单地满足私欲。因此，我国在人均GDP跨入一万美元的中高收入国家的门槛之后，必须避免重蹈一些国家在经济收入提高后带来的精神分散和消费崇拜陷阱。如何应对人们在物质财富丰裕后对精神生活的更高追求，处理好人与人、人与环境的关系，促进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融合，将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大课题。惟有进一步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推进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激励人们向上向善，提高全社会的文明风尚，提高思想教育、道德教育、法制教育的实效，强化社会责任意识、规则意识、奉献意识，把每一个人都培养成时代精神与人文精神交融、现代素质与现代人格合一的文明之人。

　　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要着力发展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提升全社会的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提供丰富的高质量的精神食粮。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关键要在提升优质精神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上下功夫。要通过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的文化体制改革，构建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统一的文化建设体制机制，让一切文化创造源泉充分涌流，以取得的实践成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夯实基础。要根据全面小康和基本现代化的要求，提升城市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标准，在满足好人民基本文化权益的同时，努力满足公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要进一步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大力培育新型文化业态。要超前把握互联网时代的文化生产与文化消费的新趋势、新模式和新动能，促进文化产业持续健康发展。要加大支持对外文化贸易的力度，让更多体现中华文化特色、具有较强竞争力的文化产品走向国际市场。要进一步加强文化文艺工作者队伍的建设，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以思想精深、艺术精湛的优秀艺术作品来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进一步拓展文化交流与合作空间，加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交流合作，不断增强国际话语权，在持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的进程中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朝着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建设目标迈进。

　　（作者为群众杂志社副总编辑、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声音

　　2017年以来，江苏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总体部署，大力推进“放管服”改革，把不见面审批（服务）作为重要抓手，努力使“不见面审批（服务）”成为全省普遍的制度安排，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增强企业和群众对改革的获得感。

　　紧扣问题导向，增强做好“不见面审批（服务）”改革的自觉性。推动这项改革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内在需要。推动“不见面审批（服务）”改革，通过“大项目一律代办制、一般项目网上办理”“不推一扇门、不找一个人、办成所有事”等系列改革举措，切实方便企业和群众办事，努力形成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合力。推动这项改革是提高审批效率的重要途径，通过统一的审批平台实现信息共享，通过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实现职能整合，通过联合审图、联合评估、区域评估等简化审批环节，通过信用承诺减少审批材料，最大程度提高审批效率。推动这项改革是铲除设租寻租土壤的有效手段，可以实现网上全程办理、全程留痕、全程监督，有利于割除与审批发证相关联的不当利益，从源头上减少权力寻租的空间。

　　强化总体设计，扎实构建“不见面审批（服务）”改革的制度框架。首先，注重框架设计。2017年6月，省政府印发了《关于全省推行不见面审批（服务）改革实施方案等四个文件的通知》，明确要求在全省推进这项改革。其次，注重统筹推进。省政府多次召开会议，推动改革持续深入开展。再次，注重贯彻落实。各地、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通过组织召开协调会、现场会、推进会和出台相关改革方案、组织专项督查等方式，扎实推动“不见面审批（服务）”改革。部分市县还成立了由常务副市长挂帅的攻关小组，解决推进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此外，注重督查考评。去年10月，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开展“放管服”改革专项督查的通知》，对全省50个省级部门、13个设区市、96个县（市、区）“不见面审批（服务）”改革等工作进行专项督查。同时，对照“企业3个工作日内注册开业、5个工作日内获得不动产权证、50个工作日内取得工业生产建设项目施工许可证”的“3550”改革目标，对全省所有市县区开展了市县简政放权创业创新评价。

　　寻求重点突破，努力形成“不见面审批（服务）”改革的集成效应。“不见面审批（服务）”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网上办”是“不见面审批（服务）”实现的主要形式；不能“网上办”的，通过“代办制”“快递送”实现“不见面”；“集中批”“联合审”“区域评”能够最大限度地优化审批流程、推进信息共享，大幅减少需要见面的事项和环节，是实现“不见面审批（服务）”的重要举措。这6个方面相互影响、相互促进，是全方位推进“不见面审批（服务）”改革的有机整体。

　　加快推进全程网上办理，变“面对面”为“键对键”。2016年底，我省完成了省市县三级权力清单标准化建设，实现“三级四同一分一压缩”，为推进权力事项全程网上办理打下基础。大力推动政务服务“一张网”建设，将全省13个设区市、96个县（市、区）和省直65个部门的政务网整合成全省统一的政务服务网，实现政务服务信息系统互联互通。截至2017年12月31日，省、市、县三级行政机关大部分审批服务事项都已经实现了网上办理。

　　积极推动集中高效审批，变“多枚章”为“一个章”。在首批试点的基础上，去年在苏州、无锡等4个设区市和南京江北新区，张家港、江阴等7个县（市、区），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等19个省级以上开发区开展第二批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试点，全省共有5个设区市、17个县（市、区）、27个开发区成立了行政审批局，实现了13个设区市全覆盖。我省又启动了第三批试点工作，拟在常州、扬州、镇江等5个市全市域、徐州市本级和南京江宁区等9个县（市、区）开展试点。

　　大力推行联合评审，变“接力跑”为“齐步走”。在全省推广常州市“五联合一简化”、镇江“多评合一”、淮安“网上联合审图”、苏州工业园区电子踏勘等经验做法。2017年以来，全省建设项目开展多图联审项目9106件，多评合一项目1245件。

　　积极探索区域评估试点，变“独立评”为“集中评”。省政府办公厅出台《以“区域能评、环评+区块能耗、环境标准”取代能评环评工作机制试点工作的方案》，在环评、能评、安评等方面，探索区域评估，取代区域内每个独立项目的重复评价。2017年以来，全省共有320个建设项目使用区域评估的成果。

　　全面推行企业投资“代办制”，变“企业办”为“政府办”。省审改办转发《南京市投资建设服务工作暂行办法》《高港区推进“店小二”式专业化服务、提高项目建设审批效率的意见》。在全省开发区、高新区、乡镇（街道）率先推行企业投资建设项目“全程代办”制度，由各地公布代办事项目录，组建专业化代办队伍，为企业提供无偿帮办服务。

　　加快推行审批结果“不见面”送达，变“少跑腿”为“不跑腿”。积极推行审批结果“两微一端”推送、快递送达、代办送达等服务模式。江苏邮政EMS快递服务已进驻全省121个政务服务中心，实现省市县三级政务服务中心全覆盖。截至去年12月底，全省各级政务服务中心寄递审批结果185万件。

　　我省“不见面审批（服务）”改革成效得到了各方的充分肯定。去年10月8日，李克强总理专门对我省“不见面审批（服务）”改革做法批示肯定；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以《江苏办事可以“不见面”》报道江苏不见面审批模式；国务院第四次大督查将“不见面审批（服务）”列为发现的二十二项典型经验之一向全国推广。今年1月，我省推动“不见面审批（服务）”改革获评江苏省2017年“十大新闻”。

　　我们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加快推进“不见面审批（服务）”标准化、规范化建设，不断扩大“不见面审批（服务）”改革的覆盖面，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提高人民获得感和满意度，为推进“两聚一高”新实践、建设“强富美高”新江苏注入强大动力。 （作者为省编办主任）

　　学思用

　　党内监督是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必要手段。《中国共产党章程》赋予了机关党组织“协助和监督”职能，新近颁发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进一步明确了其“日常监督”定位，机关党组织加强监督的职责和要求越来越清晰。

　　对照《党章》和《党内监督条例》，以及从平时调研和这次巡视反馈意见整改的情况看，部分机关党组织在加强监督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一是监督意识比较淡薄。对《党章》明确的“协助”和“监督”职责，有的机关党组织“协助”的工作做得比较多、比较好，而“监督”的工作往往一带而过。同时，一些党员领导干部不能正确理解和对待党内监督，接受监督的自觉性不高，监督别人的意愿不强。

　　二是监督对象有些失衡。机关党组织普遍存在监督一般党员比较易、比较多，监督领导干部比较难、比较少的现象。有的在领导干部参加所在支部活动时，总是忘不了领导干部的行政领导身份，支部书记时时处处谦恭礼让。理论上制度上要求需要重点监督的对象往往监督不力，甚至监督不到。

　　三是监督内容过于单一。有的把监督片面地理解为检查，把监督的内容仅仅放在发现和处理党员、干部违反纪律的问题上。有的只重监督重点活动，对日常思想教育等督促不够。有的对党员履行义务过问的比较多，对保障党员权利不受侵犯方面关注少，尤其是对党员工作、生活中遇到的困扰关心帮助不够。

　　四是监督渠道不够顺畅。有的单位组织生活不经常、不正常，有的单位未按规定明确机关党组织专职副书记参加或列席本单位党组（党委）领导班子召开的研究业务、人事等内容的会议，监督无从下手。还有的单位党组织不仅缺干部，连机关党委书记都长期空缺。再有，群众来信来访等传统手段，跟不上形势发展，几乎发挥不了什么作用，监督手段落后、载体缺失。

　　五是监督过程明显乏力。有的机关党组织因为对单位业务工作不熟悉，对于重大事项、重大项目的决策参与少，即使参与也不能提前介入。有的党组在考核干部时很少听取机关党组织的意见，不少党员干部甚至认为机关党组织的监督是枚“橡皮图章”。有的单位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不愿讲真话，不愿触及实质性问题，连“红红脸”“出出汗”的形态都难以看到。

　　各级党和国家机关是党内监督的重点部位，机关党组织需要进一步认清形势任务，自觉把监督的职责扛在肩上，把各项监督工作抓到实处。首先，要通过学习不断增强监督意识。牢固树立遵循《党章》抓党建的意识，把机关党组织的职责更加明确地回归到“协助”和“监督”上来。通过学习《党内监督条例》，充分认识基层党组织“日常监督”的新定位，努力做到不越位、不错位、不缺位。

　　其次，要通过严格组织生活实现全面监督。机关党组织应自觉把过组织生活作为教育、管理和监督党员的重要形式，使各项组织生活成为做好监督工作的主阵地。每项党的组织生活都有时间上的要求，要以经常的组织生活保证经常的监督。每项党的组织生活都有内容上的要求，要以严肃的组织生活保证严肃的监督，突出每项组织生活的仪式感，使每次组织生活都是一次党性锻炼，坚决防止组织生活形式化娱乐化导致党内监督的表面化庸俗化。

　　此外，还要通过运用信息技术加强监督。引导机关部门尤其是拥有审批、实施权的机关开发“互联网+”的内控平台，规范权力行使过程，提高监督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借用信息技术开发应用机关党员干部清正指数评价体系，引导党员干部照镜子、找问题、正衣冠、纠不足。借用大数据对党员进行监督，及时准确地记录每位党员参加组织生活、党员学习教育活动、党员志愿服务活动以及履行交纳党费等义务的情况，使党组织考察党员有可靠的数据佐证。

　　（作者为省委省级机关工委统战部长）

　　三做谈

　　特色小镇建设一端连着城市，一端连着乡村，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着力点。建设特色小镇，法律服务是保障。全省律师须切实担负起新时代赋予的新使命，为构建新时代乡村可持续发展机制、服务全省特色小镇建设作出新贡献。

　　截至去年底，江苏共有1773家律师事务所、21412名律师。律师服务特色小镇建设，要从全局和战略高度，做好五项服务。首先，围绕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做好服务。广大律师要通过服务特色小镇建设，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其次，围绕特色小镇产业链搭建和整合做好服务。广大律师要为政府发挥引导作用提供好法律服务，协助政府做好规划、土地利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PPP项目设计等工作。根据特色产业发展需求，在企业设立、并购、重组以及投融资等方面提供法律服务，推动特色小镇建设形成新产业、新业态。再次，围绕培育发展新动能做好服务。广大律师要为知识产权创造、应用、管理和保护提供法律服务，为特色企业商标、专利、商誉、商业秘密等无形资产的运用和保护提供法律服务，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做好诉讼代理和非诉讼法律事务，规范市场交易行为，保障促进交易模式和交易结构创新。再有，围绕生态文明建设做好服务。担任政府法律顾问，要帮助政府以法治思维和法律手段预防和治理生态环境问题。为企业提供服务，要提出契合政策预期和产业发展方向的法律意见，有效防范企业经营风险，为企业争取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权益。此外，围绕建立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做好服务。把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作为律师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更好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合理合法的利益诉求，推进乡村社会治理加快实现自治、德治、法治，通过法治化促进社会治理精细化，全面提高乡村社会治理水平。

　　做好以上五项服务，需要全省律师不断提升服务特色小镇建设的专业能力。特色小镇建设聚焦于高端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创意创业、健康养老、现代农业、历史经典等特色优势产业，涉及法律、经济、能源、金融、贸易、农业和城镇化建设等专业领域，对律师综合素质要求高。广大律师要认真学习，把握政策，关注国家产业政策导向和行业发展信息，了解相关领域取得的新成果、新技术，努力成为具有复合型知识结构的通才，保证服务质量。加强实务训练，成为精通专业领域法律事务的专才。坚持问题导向，积极提供精准有效服务，充分发挥法律服务的风险主动预防、冲突有效管控和损害及时修复的功能。加强法律、经济、金融、环境、文化、规划等各领域专业合作，形成融合服务合力，提升服务能力。

　　同时，还要强化律师行业促进服务的组织能力。各律师协会要在各级司法行政机关指导下，加强与政府相关部门的沟通协调，主动为律师搭建与政府和相关部门相连相通的服务平台，组织律师参与政府依法决策，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特色小镇建设的政策、规划和规范性文件的制定评估论证、建言献策。各律师协会相关专业委员会要深入有关特色小镇、企业、社区调研，了解特色小镇建设现状和法律服务需求，坚持以规范行业服务标准为导向，以建立科学服务管理流程为重点，以不断满足客户日益增长的服务需求为目的，加强专业合作，研发特色小镇建设法律服务产品，促进研究成果共享。各律师事务所也应组织律师，面向小镇企业和农业合作组织开展“法律体检”，促进律师与企业、农户对接。并且，依托各级公共法律服务中心、村（社区）法律顾问、法律援助绿色通道、法律服务联络点、法律服务工作室等平台，为群众提供法律援助等服务，促进政府治理、社会共建、群众自治良性互动。

　　（作者为党的十九大代表、江苏省律师协会会长）

　　县委书记讲坛

　　党的十九大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这是我国农业农村发展的重大转变，标志着“三农”工作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对照乡村振兴总要求，沛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依然存在，全面建成小康的农业农村短板还比较突出。沛县必须牢牢抓住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机遇，大力推进城乡深度融合发展，让农业特起来、农村兴起来、农民富起来、生态亮起来、文化活起来。

　　以“农业＋”为支撑，加快建设产业兴百姓富的新乡村。生活富裕是乡村振兴的根本目标，也是新时代衡量我们工作的基本尺度。沛县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大力推动适度规模经营，深入推进农村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有效释放了农业农村发展活力。全县累计流转土地62.87万亩，占总承包土地面积的66.8%；发展省市级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45家，农民专业合作社2311家，家庭农场1766家，培育各类新型职业农民5.3万人。大力发展农村电子商务和乡村旅游，全县有农村电商7000余家，电子商务销售额达60.5亿元，直接从业人员2.8万余人。今后，将牢牢把握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积极探索“农业＋加工”“农业＋物流”“农业＋旅游”“农业＋互联网”等路径，统筹推进农业与各个板块深度叠合，大力发展休闲农业、乡村旅游、农村电子商务等新产业新业态，加强以信息化为支撑的农产品现代流通体系建设，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实施“2811”工程，重点抓好大沙河、徐沛快速通道两大产业带，生态稻米、养生牛蒡等八个农业产业集群和农副产品加工物流园区、上海外延蔬菜基地建设。抓好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改革，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提高各类资源要素的配置效率，大力推进农业绿色发展，用绿色品种、绿色环境、绿色工艺生产最优质的绿色农产品，增加绿色优质农产品供给，提高土地产出效益。

　　以“生态+”为方向，建设生态兴家园美的新乡村。生态宜居是乡村振兴的关键环节，是实现人与环境和谐发展的必然要求。沛县牢固树立绿色低碳发展理念，扎实推进生态保护、产城融合、城乡统筹发展，城乡居民的居住条件和生活环境日益改善，在苏北率先通过国家级生态县验收。沛县将继续坚持以“生态+”为方向，积极探索生态＋特色＋产业发展路径，打造江淮生态大走廊最具特色的绿色地标。坚持河湖联动，打通纵横水脉，形成循环活水，突出以水润城、以文化人的生态追求。突出城镇化与社区化双轮驱动，以“地矿融合”为切入点，健全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完善宅基地退出相关政策，构建新型镇村体系。依托发展全面、基础条件好的村，打造一批乡村振兴示范村。依托产业特色鲜明的村，打造一批特色田园乡村。选择庄体面积大、居住条件差的村庄，启动一批乡村振兴试点村。大力发展“生态+旅游”，打造一批令人向往的田园综合体。瞄准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加大各类资源要素科学合理配置，落实各项经费保障机制，加快发展农村教育、医疗、文化、体育等事业，让农民过上更加幸福健康的生活。

　　以“文化+”为引领，建设文化兴民风纯的新乡村。乡村文明是中华民族文明史的主体，村庄是乡村文明的载体，耕读文明是我们的软实力，要保留乡村风貌，坚持传承文化。沛县有儒家传统，具有有情有义的人文环境、平安和谐的社会环境，沛城是首批全国文明县城、江苏省文明城市。今后，将坚持“文化+文明”，持续深化文明村镇、美丽乡村、文明家庭创建，积极培育新乡贤文化，提升村民文化素养和农村社会文明程度，建设农民的心灵家园。以整治群众反映强烈的婚丧嫁娶负担重等问题为切入点，培养良好生活习惯和文明乡风。坚持“文化+民生”，深化群众性文体活动，推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坚持“文化+旅游”，让沛筑、唢呐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活起来，服务百姓生活，服务产业发展。坚持“文化+民主”，完善“一核三体”治理机制，推进村民参与村级事务，形成规范有序、充满活力的乡村治理机制。实施农业科技创新工程，培养新农民、推广新技术，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

　　（作者为沛县县委书记）

　　智库出品

　　●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产业政策的内在要求之一是致力于维护公平市场竞争、激发市场活力，产业政策的目标取向就不能再以产业扶持为主。亦即，政府部门不能再针对特定产业过度使用倾斜政策来人为制造产业间的非均衡发展格局，而应该致力于营造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保障并实现市场主体间的平等竞争。

　　● 大多数新兴产业都是在新一代信息和网络技术背景下产生的新生事物，在这些产业领域我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我国政府部门已没有发达国家的做法和经验可以借鉴，面临着与西方发达国家同样的高度不确定性，也不可能比市场掌握更多的知识和信息来前瞻性地选择“应该”发展和“不应该”发展的产业、“应该”开发和“不应该”开发的技术。

　　经济发展的国内外环境的变化，必然会倒逼产业政策的目标、手段、机制产生相应的变化。在经济新常态下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自然也要求我国现有产业政策必须进行相应变革，要按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在要求，积极推动我国产业政策由传统范式向新型范式转型。产业政策范式转型的重点，体现在目标取向、实施手段、实施主体、绩效评价等多个维度。只有构建起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适应的新型产业政策，才能切实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向深入，逐步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结构的适应性。

　　目标取向转型：从产业扶持为主向保障市场公平竞争转变。产业政策转型首先是因为产业政策的目标取向发生变化。长期以来，出于扶持特定产业加速发展进而做大产业规模的需要，我国多年来实行的是以选择性产业政策为主的产业政策，其实质是一个“挑选输家和赢家”的政策，是一个“优生而非优育”的政策。政府出于扶持某些特定产业加快发展的目的，一般会在土地、财税、金融等方面出台针对这些特定产业的优惠政策，造成了对处于同一市场中的不同主体的政策性歧视，诱发企业间的不公平竞争，进而人为导致产业间的非均衡增长。这种做法虽短时期内可以吸引社会资本蜂拥进入政府扶持的产业部门，促进产业规模的快速扩张，但也可能带来严峻的产能过剩问题。我国的光伏产业即是一个典型的因政府过度扶持而导致产能过剩案例。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产业政策的内在要求之一是致力于维护公平市场竞争、激发市场活力，产业政策的目标取向就不能再以产业扶持为主。亦即，政府部门不能再针对特定产业过度使用倾斜政策来人为制造产业间的非均衡发展格局，而应该致力于营造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保障并实现市场主体间的平等竞争。首要前提是实现政策公平，要彻底清理各级政府针对不同企业实行的油、气、水、电等资源能源价格干预政策，尽快实现同等资源同等价格，彻底清理针对特定行业、特定企业的财税金融优惠政策，使企业真正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公平竞争。在此基础上，积极转变政府职能、强化政府公共服务，加快实现政务公开、依法行政、简政放权，加快构建面向所有企业的普惠性产业政策，切实减轻企业税费负担、引导企业加强自主研发创新和科研成果市场化。

　　实施手段转型：从过多直接干预型手段向主要依靠间接引导型手段转变。产业政策是否有效，取决于其目标取向是否准确，但其实施手段的选择和实施力度的大小对产业政策的效用也会产生很大影响。如果实施手段不合理、实施力度过大或力度不够，就有可能导致“事与愿违”的结果。一般而言，产业政策的实施手段可以划分为直接干预型和间接引导型两种。一直以来，我国的产业政策就具有强烈的直接干预市场色彩，主要采取行业准入、项目行政审批、强制性的目录指导、项目审批与核准、贷款和用地的审批与核准、强制性淘汰（淘汰落后产能）等行政手段直接干预产业发展。政府采取直接干预手段实施产业政策，其预期目标的实现必须建立在两个前提的基础之上：其一，政府部门必须比市场具有更多的知识以挑选“正确”的产业进行扶持；其二，政府部门要在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下确保只对“正确”的产业进行扶持，而不受利益相关方对政府决策施加影响。在工业化发展初中期，我国尚可以在借鉴工业化先行国家的成功做法与经验基础上进行“正确”的产业选择。然而，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快速发展的新时期，新兴产业成为产业转型升级的方向和国民经济的新兴增长点，而大多数新兴产业都是在新一代信息和网络技术背景下产生的新生事物，在这些产业领域我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我国政府部门已没有发达国家的做法和经验可以借鉴，面临着与西方发达国家同样的高度不确定性，也不可能比市场掌握更多的知识和信息来前瞻性地选择“应该”发展和“不应该”发展的产业、“应该”开发和“不应该”开发的技术。

　　同样地，按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产业政策实施手段的内在要求，特别是结合新时期科技革命的特点，我们必须着力推动产业政策实施手段由过多采用直接干预型手段向主要依靠间接引导型手段转变。要加快完善产业政策实施手段，大幅减少甚至摒弃直接干预手段，更多地采用行政立法、环境营造、信息整合与发布等间接引导手段。加强产业政策手段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投资政策、创新政策和贸易政策等领域政策实施手段的协调运用，以提高产业政策的适用性和有效性。

　　实施主体转型：由地方政府主导向中央政府主导转变。与日本、韩国等东亚地区的产业政策制定和实施几乎由中央政府负全责的情况不同，我国地方政府也是产业政策的重要实施主体，即各地方政府可以在中央政府统一的政策安排下结合自身发展实际制定适合本地区的实施细则。在各项政策的具体实施过程中，地方政府必须在促进产业升级、提升本地区经济发展质量的同时，兼顾推动本地经济快速发展和实现社会稳定的任务。产业升级往往会对短期经济增长带来负面冲击，可能会导致本地劳动力就业率的下降、激发社会不稳定因素。因此，地方政府在贯彻落实中央政府制定的产业政策时，必然会在这两个约束条件下作出权衡和取舍。比较普遍的现象是，许多地方政府官员在任期的限制下，在GDP政绩考核导向和晋升制度的激励以及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市场化程度的约束下，往往“更倾向于追求短期经济增长”。地方政府“落实产业政策行为激励的扭曲”，使产业政策的预期目标与实际效果存在较大偏差。换言之，产业政策在实施过程中，作为区域竞争的参与主体和地方行政权力的行使主体，地方政府出于地区利益的考虑可能会运用行政权力去鼓励和支持那些对本地发展有利的企业行为，并限制和减少那些对本地发展不利的企业行为。这种做法分割和限制了全国统一市场的建立与完善，从而与中央追求公平公正市场竞争环境的预期目标相背离。

　　因此，只有让产业政策的实施主体回归中央政府，并着力构建一套中央与地方正向相容的激励约束机制，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所在。为此，要进一步树立中央政府在产业政策实施过程中的主导地位，建立有约束力的政绩考核机制，把是否认真贯彻执行国家产业政策，是否把国家整体利益放在首位作为考核地方政府官员的重要内容加以量化。要加大对地方政府在执行产业过程中的行为和效果的监督与考核，加大对违反产业政策的惩处力度。进一步建立和完善中央和地方的双向沟通机制，消除信息不对称，从根本上杜绝“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象。

　　绩效评价转型：从政府主导向第三方评估转变。政策的可评估性是“避免政策任意性和补贴‘泄漏’的必要条件” 。产业政策的全过程应该是一个从制定、实施到评估、反馈直至退出的完整政策体系。但是在具体实践过程中，我国的产业政策出现了“重制定执行、轻监督评估”的问题，这一方面受制于前述分析中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政策博弈，另一方面也受制于现实社会中我国监督评估力量尤其是社会第三方评估机构不发达等因素的制约。产业政策实施过程中的监督和政策实施以后的绩效评价是产业政策体系的重要一环，既关系到产业政策能否落到实处，更关系到后续政策动态调整的科学性与适应性。从当前我国产业政策实践来看，相当部分的政策是没有进行评估的，即使是在为数不多的已经对产业政策进行评估的做法中，大多还是由制定政策的政府部门自行对政策的执行效果进行内部自我评估。这种既是“运动员”也做“裁判员”的做法，可能导致产业政策制定和执行无法进行结果问责，政策的客观性、专业性、科学性将难以得到保证。

　　产业政策的转型，要以产业政策的有效性为目标。为增强产业政策的有效性，应该着力加强对产业政策实施的绩效评估，重点是要尽快引入和推广产业政策的第三方评估，建立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专业化的第三方评估制度。首要任务是实现产业政策评估的制度化、规范化。通过有关法律法规确立第三方评估的地位，使产业政策第三方评估能够在明确的法律法规依据下开展相关工作。在完善法律法规的基础上，要努力推动产业政策评估的程序化，将第三方评估作为产业政策体系的必经程序，切实解决当前存在的“重制定执行、轻监督评估”现象，切实增强产业政策评估的权威性、减少随意性。要认真对待评估结论，产业政策制定部门要特别注重对绩效评价结果的消化、吸收与改进，使政策评估真正发挥作用。在实现产业政策第三方评估的专业性方面，要注重支持政策评估专业机构和人才队伍建设，积极推进产业政策评估的专业化和职业化水平。

　　（章寿荣为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江苏区域现代化研究院院长；王树华为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区域现代化研究院副研究员）

　　智库论坛

　　目前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处在重要的发展阶段，坚持科学规划、统筹安排和理性推进，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需要着重处理好以下五大方面的关系。

　　一是统筹协调发展和自由发展的关系。一方面要加强智库建设的顶层设计、整体规划和宏观引导，包括不同层级、不同区域等方面的统筹协调，避免出现智库建设的同质化、同类化、同位化。另外要坚持自由自主的发展原则，放宽智库管理政策，加大智库支持力度。减轻智库考核压力，切实推进各类智库立足自身优势和鲜明特色的自由自主发展。智库自身在建设中，也要有立足长远的战略眼光，要有自由自主的发展定力，要有明确、清晰可持续发展的定位。要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避免研究上的盲目跟风。

　　二是智库研究机构与政府决策部门之间的关系。智库要提高质量，提升供给水平，扩大有效供给，离不开政府决策部门需求侧的支持，包括为智库提供政府部门的决策需求，以保证决策咨询能做到有的放矢；及时反馈决策咨询采用情况，以保证智库能根据决策咨询采用情况及其有效性，推动智库的决策咨询研究，为智库发展提供存在的价值动力。政府决策部门，必须充分发挥智库在决策咨询方面的重要作用。处理好智库研究机构和政府决策部门之间的关系，也就是智库建设供给侧与需求侧的关系。要避免一边热、一边冷的情况。特别是政府决策部门，要相信智库决策咨询的水平，主动发挥智库决策咨询的作用，尊重智库决策咨询的成果。其次，避免出现供需错配。

　　三是发展战略研究和公共政策研究的辩证关系。发展战略研究通常具有长远性、方向性，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运行的宏观政策规范。公共政策作为微观的运行策略，通常具有实践性、规范性，是公共权力机关维护公共利益，为政府机关、个人团体制定的相应规范。国家或地区的发展运行，不能没有宏观发展战略，也不能没有微观公共政策。智库绝不能为了发展战略研究上高大上的名，而忽视公共政策研究，更不能为了公共政策研究，而偏废发展战略研究。当然因为两者不同的成果价值，特别是不同的实际效益，发展战略研究需要国家大力支持，公共政策研究更多的以市场为手段。

　　四是软实力建设研究与硬实力对策之间的联系。软实力主要体现为意识形态的凝聚力、科学理论的说服力，价值观念的认同力，政治制度的生命力等精神力量，是一种隐性的和看不见的支配力量。软实力建设具有长远的战略性和宏观的基础性，不仅直接满足人民的精神文化需要，而且为国家的发展提供必要的支撑。硬实力主要体现国家的经济力、军事力，属于国家的物质文明范畴。主要满足人们物质生活需要，是软实力施展物质保障。硬实力对策通常能够带来立竿见影的结果。软实力建设研究需要更长远的战略眼光，硬实力需要更现实的追求。

　　五是发挥决策咨询作用和发挥外交作用的辩证关系。中国新型智库体系建设，在发挥智库重要作用的同时，要发挥二轨外交的作用。学者互访和公开发表研究成果的形式，为政府外交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氛围。构建对外传播话语体系，推进中国理论走出去，为世界各国的更好发展提出有益借鉴，善于承担大国责任。围绕人类社会的重大问题，深入开展研究，参与国际战略合作，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新型大国智慧。

　　（作者为中央编译局办公厅副主任）

　　智库简介

　　首席专家

　　桑学成，现任省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兼省行政学院常务副院长、党委副书记，教授，法学博士；杨明，现任省委党校副校长、校务委员兼省行政学院副院长、党委委员，教授，哲学博士。

　　主要研究方向

　　全面从严治党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江苏党的建设创新研究。

　　特色优势

　　一是重点特色学科的优势。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是省委党校的传统学科和特色优势学科，同时也是江苏省重点培育学科。近年来，本学科成员共承担国家和省社科基金课题30 多项，其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项目1项，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4项。在人民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等高端出版社出版著作30多部，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政治学研究》《中共党史研究》《党建研究》等一流报刊发表理论文章和学术论文50多篇，报送决策咨询成果60多项，50多项成果获得国家和省部级领导批示。

　　二是研究力量的优势。本研究院现有专兼职研究人员63名，其中教授33名，有博士学位者20多名。研究队伍以省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廉政教育研究中心教研人员为基本班底，同时聘请国内著名党建研究领域领导和专家担任顾问和特聘研究员，初步形成以中青年学者为主体，学历、知识和年龄结构均较合理，学术造诣较高的学术团队。

　　三是高端研究基地的优势。省委党校党的建设研究基地系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江苏省决策咨询研究基地。此外本研究院还有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省委党校基地、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研究中心、省情研究中心、调查研究中心、青年学者论坛（“四中心一论坛”）的坚强支撑。

　　四是全省党校系统的整体优势和学员优势。全省党校系统有13家设区市党校和80多家县（市、区）委党校，在开展党建调查研究、进行党的建设理论与实践创新研究等方面，有着独特的优势。

　　观舆情

　　近年来，职场白领对年终奖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年终奖已成为部分白领决定自己是否跳槽的重要因素。那么，2017年终奖是否会影响你跳槽的决定呢？

　　—— 来源：新华网数据新闻

　　公众号

　　全球面临以价值革命、智能化革命、信息化革命、新能源革命等四大革命为代表的科技变革。一是价值革命，传统价值理论强调劳动要素价值；而看不见、摸不着的虚拟互联网空间，使得传统的“平面”的价值变成了“立体化、无形化、多维化”的价值。现有的价值体，革了传统价值观的命。二是信息化革命，信息化发展促使学习速度加快，劳动力素质提升，从而引起生产力内生性的爆发性增长。信息化革命，革了传统产业的命。三是智能化革命，人们从事不能被机器取代的创造性、智慧性的更有价值、更有意义的劳动，手工劳动会变得更加专业化、技术化、艺术化、创新化。智能化革命，革了传统职业的命。四是新能源革命。现有的清洁核能、太阳能、石墨烯、电能等清洁能源上位，将改变传统能源结构。新能源革命将改变传统倒U型能源发展模式、避免能源危机。新能源革命，革了传统能源的命。

　　全球性的科技革命，将引起以下重要变化：一是价值的立体化、无形化、多维化势必使经济变化的“速率”加快，也就是说经济的增长与衰退都会呈现几何级数，宏观调控和防范危机的技术系统与操作系统需要提高。

　　二是信息化革命将加快中国劳动力的学习速度，以原来中国劳动力的学习速度，平均劳动生产率赶上美国需要20~30年的时间，现在互联网和信息化可以把这一时段压缩到5~6年，这有可能使经济出现爆发式的增长，那么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要跟得上，要科学灵活精准，否则就会出现“紧缩性陷阱”。当前，中国要特别当心“流动性陷阱”已经转化为“紧缩性陷阱”。

　　三是科技革命使得“中等收入陷阱”转化为“劳动力价值陷阱”，智能化将改变劳动力价值规律，机器人、工业4.0会使很多岗位被取代，各国的竞争接下来主要转化为劳动力价值的竞争，如果不能及时充分转换模式，就会发生经济塌陷。

　　四是科技革命将改变中国的增长速度，特别是内生的劳动生产率会迅速提高，使得中国经济出现加速增长，因为中国的劳动力人数是美国的3~4 倍，一旦中国的劳动生产率等于美国的劳动生产率，中国的经济就会迅速超越美国，所以经济可能会出现2位数的增长，而且这种增长是基于科技创新和信息化的高质量的增长。那么宏观经济政策势必要作出调整，如其不然，中国会像“关在笼子里的狮子”，狂躁而混乱，产生各种危机。同时，过度的紧缩政策会形成创新性经济增长与国有经济增长对原有实体经济的“双向挤压”。这种问题已经凸显，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作者为中国人民银行首席研究员）

　　评论园

　　“爆竹声中一岁除。”不过，在大城市里长大的孩子们，恐怕是越来越没有机会亲身体会一下鲁迅先生笔下“震耳的大音还没有息，空气里已经散满了幽微的火药香”的过年气氛了——“XX年前的春节才是过年，现在只是放假”，这样的观点不无市场。我们的传统文化基因会随着一些旧年俗的消失而淡化，甚至消亡吗？我们需不需要重拾旧年俗呢？

　　作为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遗产，传统的年俗当然需要保护。但是保护传统年俗，并不代表就一定要把旧的仪式原封不动地再现。因为传统年俗大多数是满足农耕仪式需要的，像祭灶拜土这样的习俗与高度工商业化的现代社会确实已经难以衔接，燃气灶电饭锅里不会也住着灶王爷吧？同时，大多数旧年俗都含有神秘主义的色彩，随着现代科学的启蒙，像“年兽”这样的传说已经很难再让人们真正去“相信”，与之对应的“放爆竹”这样的仪式，就渐渐成了一种娱乐，当这种娱乐的正面效用抵不上污染空气和制造噪音的负面效果之时，人们自然会作出更理性的选择。

　　所以，一些年俗的消失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本质上意味着社会的进步。需要认识到的是，这些消失的东西只是年俗的“载体”，而不是“内核”。年俗的内核，那种中华民族独有的“家国情怀”，那种丰衣足食、天下太平的美好愿望，这么多年来一直没有变过，也永远不会“过时”。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年俗的内核都会有新的载体来表现。

　　所以“旧年俗没了文化基因就流失了”是过虑，但这也不代表我们就可以袖手旁观，任其自生自灭。每一个已经消失或者正在消失的年俗，都记录着我们民族的一段历史，蕴含着浓厚的文化传承。对我们这样的文明古国来说，这些历史和传承都影响着民族认同和国家凝聚力，这些是国家稳定和发展的基础，关系到每个中国人的切身利益。因此我们每个人都有保护年俗的一份责任。

　　对传统年俗的形式，要认真考据整理，以文字记录、视听材料的形式保存进博物馆，给后代留下丰富齐全的文献资料，让这些载体在史料中永续；对传统年俗的内核，则需要主动去寻找新的、与时俱进的载体，让她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永续。

　　那么如何寻找与时俱进的内核载体？首先，需要国力的迅速发展。现在每到春节世界政要和各界明星争相向中国人民拜年，放在我们积贫积弱的年代是不敢想象的。文化的强弱从来都是由背后的物质基础所决定，要保护和弘扬我们的文化，首先就要把她的物质基础打牢，发展才是硬道理。

　　然后，需要创新精神。其实我们的年俗一直就在创新。近两年最成功的创新就是微信发红包，借着“红包”这样一个传统年俗的助力，移动支付迅猛发展，成为中国“新四大发明”之一。可见传统文化一旦找到了合适载体，她的生命力有多旺盛！这样的创新不仅保护了文化本身，还极大地推动了经济发展，多多益善。

　　最后，需要拒绝变异。变异是创新的反面，我们不能把一些违反现代价值的东西带入到年俗里去，搞出各种“陋习”，这会对文化内核产生巨大的破坏。比如过年期间打打麻将之类的游戏如果变成了大肆赌博，给孩子发压岁钱变成了借机大额行贿，年俗就会“背锅”。类似的领域已经产生了很深刻的教训，有的地方闹洞房闹过头，变成了趁机猥亵新娘，这对传统婚俗的破坏力太大了，令人痛心。

　　推广与时俱进的创新年俗，拒绝对年俗的陋习式袭扰，把不合时宜的旧年俗请进博物馆保护起来，让每个人和我们的后代从年俗的形式变迁中体会到永不消逝的家国情怀，感受到国家和民族的不断进步，这才是保护年俗最正确的方式。 李军

　　一评再评

　　岁末年初，正是各单位写总结、汇材料的集中时段。很多基层工作人员在为此忙碌。总结本应是成绩单，盘点成就、分析不足。然而，许多地方依然受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思想影响，热衷于表面文章，注水抄袭，甚至弄虚作假，让成绩单打了折扣。

　　中国青年报：成绩和不足，都可以拿数字说话，辅以必要的文字说明，完全能够做到一目了然。非要把总结写成一篇文章，还要写得面面俱到，“上级正确领导”之类的格式语言必不可少，就是典型的形式主义。其实，上级部门、领导也都知道，这种“年终总结”纯粹就是在做无用功，但套路必须规矩，该走的形式比如领导在大会上照本宣科读报告、下面职工“认真听报告”；打印、装订成册上报……一样都不能少，根本原因是，延续而来的规矩不能改，仿佛遵循了某种“祖宗之法不可变”的逻辑。

　　再 评：形式主义反了很多年，却依然存在，为什么呢？关键在于有的人还是喜欢那么一套，之所以喜欢就是因为某些人还在抱着新抱枕做着旧梦，保留着官僚思维。看中了“形式”，疏忽的一定是内容，其实是拣了芝麻丢了西瓜。更可怕的是，明知道西瓜和芝麻的差别，还要装腔作势，以为别人看不出，就是弄权，里面必有大文章可做。

　　一评再评

　　据报道，文物大省山西省现存2.8万余处古建，由于人力、财力投入不足，大量低等级古建现状堪忧。捉襟见肘的文保工作与数以万计的古建命运，倒逼山西于去年初启动低等级文物“认养”新政。

　　光明日报：问题在于，民间力量是否有能力保护好古建筑呢？须知，保护文物是一项对专业能力要求颇高的工作。若不具备相关资质和足够财力，个体或者民间企业的热心反倒有可能起到反作用。好在，根据媒体报道，一些热心企业家不仅自费投身其中，而且将古建筑保护工作做得有声有色。比如，孝义市民营企业家王铁生一气儿修了3处文物古建，成为文物圈的热门话题。44岁的刘建月出资120万元认养了赵家山村天王庙。可见，在一批爱心人士的共同努力之下，“认养”政策确实正在发挥着作用。

　　再 评：文物认养，从好了说，吸引社会资金，还可以宣传文物保护；从坏了说，文物终究属于国家，认养者的权利和义务如何界定？里面还是存在着相当大的矛盾。有关部门还是应该把相关的东西理清楚了再做决断，而不能摸着石头过河，否则，一旦出现差池，造成的可就是不可逆转的损失。

　　观点一对一

　　据报道，黄山今年将启动有偿救援，对违规逃票私入或不听劝阻擅入未开发开放区域，陷入困顿或危险求救的游客，将由旅游活动组织者及被救助人承担相应救援费用。据统计，仅2016年黄山堵截、查处“驴友”违规达24批212人次。

　　甲方：“救人”永远要 放在第一位

　　近年来，游客、驴友违规进入危险区域涉险事件屡有发生。黄山景区今年将启动实施有偿救援，任性进入未开发区域，陷入困境的游客、驴友将为自己的行为“买单”。消息一经报道，立即引发广泛关注和讨论。

　　黄山景区想通过收费对违规涉险者起到震慑、警示的作用，进而减少事故的发生，出发点是善意的。但收费不是救援的目的，当游客、驴友遇到险情求救时，地方政府、景区都应当把“救人”放在第一位，这是政府和景区应尽的责任。每一个生命都值得尊重和敬畏，生命至上，这一点应该是社会共识。如果政府和景区将应尽的责任让位于收费，恐有推卸责任之嫌。

　　在医疗领域，我们也曾遇到过类似的争议：先救人再缴费，还是先缴费再救人。有偿救援会不会导致没钱就“见死不救”，会不会导致“坐地起价”，走向变相牟利的极端，如何收费才合理？看来，实施有偿救援要先回答的问题还真不少。

　　因此，如果要实施有偿救援还需前提准备和制度保障。前提条件包括：警示标示和提醒要清晰醒目，有效的宣传和引导要先行，景区服务人员做好规劝工作，巡查要到位。其次，救援收费制度要完善，坚持“救人第一、有偿第二”的原则，明确先救人再收费，不能因为没谈好价钱，而耽误了最佳救人时机；厘清无偿和有偿救援的界限，规定哪些情况下无偿救援，哪些情况下有偿救援，公共服务应承担的不能让私人买单；收费有依据，标准要合理，不能漫天要价，让有偿救援的善意初衷走歪走偏。

　　另一方面，我们要规范任意涉险的莽夫行为，但也不能挫伤整个社会的探险精神。探险精神是人们开拓未知领域、推动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的动力。这就需要划清“莽夫行为”和“探险精神”的边界。对于不走寻常路的有经验驴友来说，通过备案和管理，给他们一个相对安全的活动空间，或许也能降低事故的发生。

　　杨丽

　　乙方：用“有偿”唤醒 对大自然的敬畏

　　黄山并非国内第一家实施有偿救援的景区，但黄山新规仍然引发热议。“穷难道就活该挂悬崖？”“任性遇险就该自己买单”等情绪化的言论频频见诸报端。淡化野外救援的特殊性、强调与日常生活经验相联系的普遍性，说明了全社会对野外救援的严肃性和复杂性认识不足。用有偿救援提高人们对野外探险的认识很有必要。

　　安逸的生活、对美景的向往让现代人失去了对大自然的敬畏之心。既然登珠峰都能“量产”，那么登个黄山未开发区岂不手到擒来？非理性的冒险精神，导致每年盲目野游遇险甚至遇难事件频发，去年一年仅黄山景区就应急救援300余起。从都市文明的“婴儿房”进入狂野自然的“角斗场”，未经充分准备和训练的人类个体，其脆弱程度就如同温室花朵骤遇疾风暴雨。

　　鼓励探险精神，前提是有足够的能力应对。野外救援有偿化在国际上是普遍实践，所有对此感到惊讶的人其实都是未经训练、没有探险能力的普通人。本以为挎上背包说走就走的穷游、野游，救援费用动辄数万，这样的心理冲击和震撼是给盲目冒险者的最好一课。有偿救援的目的不是为了平衡公共开支或惩戒任性，在实践中当然应遵循生命至上原则，避免受困者进退失据。有偿救援的意义在于将障碍前置，引起社会的广泛认知和关注，让更多人知道将大自然视为儿戏的代价。建立起“在严苛的自然面前没有无限兜底”的意识，对防范盲目野游、拯救无知生命具有重要意义。

　　野外救援是比野外探险更艰难的征服自然，救援人员的生命安全也暴露在大自然的残酷考验中。2010年复旦大学18名驴友迷失黄山，雨夜救援过程中参与搜救的年轻民警张宁海不幸牺牲。无价的生命不能用救援的有价来衡量，但是如果有价救援能够吓阻无知傲慢的冒险者，将会极大减少这类悲剧发生。弱小不是生存的障碍，傲慢才是。敬畏大自然，也就是敬畏生命本身。

　　袁媛

　　中国某研究团体去年测量日中青少年的身体数据，包括心肺功能、柔软性、瞬间爆发力、反应速度等项目，结果显示日本儿童比中国儿童强壮很多。有专家说，中国青少年身体指标连续25年下降，“虽然长个儿，却是豆芽体格，肌肉太少”。

　　专家列出学业负担重、轻视体育、偏食、运动不足、大气污染等原因。也有声音认为，生活习惯、独生子女、家长的思维方式等也是造成中国孩子体弱的原因。中国学校体育课常让位给语文、数学、英语等，体育成绩被忽视。放学后学生们赶去上补习班或找家教，根本没时间运动。另外，由于大气污染，中国孩子很少在户外玩耍，沉浸在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中，进一步导致他们运动不足。

　　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国民变得富裕，与之相伴的却是儿童体力变差、体质变弱。想立刻改变这种状况并非易事。让孩子参与运动、保持健康的思想深入人心，尚需时日。

　　日本《钻石周刊》

　　深呼吸

　　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1991年俄罗斯名义GDP为5180亿美元，而中国却只有3834亿美元。到2000年，俄罗斯GDP降至2597亿美元，而中国却升至12113亿美元。到2016年，俄罗斯GDP达到1.3万亿美元，而中国为11.2万亿美元，两国间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在俄经济刚刚走出低谷之际，中国经济则继续高速增长。2017年中国GDP增长为6.9%，而俄罗斯的增长率为1.5%。

　　在数字面前，俄罗斯人必须认清现实。而中国的发展起步于更低的经济水准。俄中两国都是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起步的。当初落后的中国如今经济发展远超俄罗斯，关键就在于循序渐进的发展道路。在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俄罗斯用近乎一刀切的方式不仅摧毁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也让自己的转型之路走得无比艰辛。而中国从邓小平时代起进行市场改革，逐渐增加私人资本的份额，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平稳转型。中共中央到目前为止仍实施“五年计划”，从2016年起开始了第13个“五年计划”。

　　俄罗斯“俄罗斯人”网站

　　瞭望者

　　日前，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英语语言文学讲席教授史蒂芬米克（Stephen Muecke）于对话网撰文表示，他近期翻译了比利时学者伊莎贝尔斯滕格（Isabelle Stengers）的作品《另一种科学的可能性：慢科学宣言》，阐释了发展“慢科学”的重要性。

　　“慢科学”最初由一群身在德国的科学家发起，提倡以一种更为悠闲的方式取代急功近利的研究步伐。他们认为，科学需要时间思考，也需要时间失败，科学的发展时快时慢，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科学的作用不完全体现在当下。因此，人们需要给科学空间，科学家也要给自身时间进行思考与消化。

　　米克表示，“慢科学”与慢食文化等其他的慢事物具有共通性，现代科学中存在许多“慢科学”形式。斯滕格认为，“慢科学”正面临威胁。与“慢科学”相对应的“快科学”，试图在一定时间内快速得出结论，一旦研究人员过于犹豫或反复思考，就会被视作缺乏决断力，甚至是在阻碍科学流程。由此，在很多情况下，多问几个探究性的“为什么”的问题，最终让位于“因而断定”等结论。

　　近些年来，商业实验室的数量增加、来自大学的公共资助减少，以及科学研究监管机构功能弱化等因素，使得科学私有化的现象加剧。斯滕格认为，这意味着产业机构可以用金钱买到他们想要的成果，而且他们还希望成果产出的速度要快，最好能比竞争对手的产品更早上市。米克表示，这种急功近利的情绪给同行评议带来了较大压力，专家在评议过程中，甚至忘记了一些有关公共利益的基本问题，如从事相关科研的意义与目的。

　　“快科学”倾向于掌控科学进程，而“慢科学”更加重视多样性。米克表示，从一定程度上说，“慢科学”没有屈服于“唯成果论”，没有特别注重产业的关联性，因此，可以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产生更多的新理念。这也是许多科学家宁愿暂时不出成果，也要放慢脚步进行科学研究的原因。

　　锐词

　　2月7日，就在中国人还在睡梦之际，Space X“猎鹰重型”火箭在美国佛罗里达肯尼迪航天中心首飞成功，携带特斯拉飞往火星。“猎鹰重型”火箭，从指标来看也不是空前绝后，它的推力并不如美国登月时的“火星5号”火箭。其可贵之处，恰是把这种不计成本的突破改变成具有经济理性的行为，大大降低了火箭发射的成本，这也是国家科研与企业创新良性互动的一例。

　　最近，知名酒企泸州老窖开始卖起了香水。泸州老窖卖香水，给消费者有一种怪味的感觉，人们担心“老窖”酒香里有没有香水的味道？让“老窖”变味，正如网友调侃：细闻有淡淡酒香味。其实泸州老窖卖香水，这是多元化经营战略的转变。然而，白酒企业跨界美妆做香水还是头一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