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乡村小学教师到部编科学课课标专家
曾宝俊说自己与“科学”最初的亲密接触，是哥哥问他：“你知道风是怎么形成的吗？”“空气流动形成风！”刚刚上过自然课的哥哥，自豪地告诉五六岁的曾宝俊。这个问答构成了曾宝俊事业的线索。
曾宝俊说自己是苏北乡下一个典型的农村娃，与大自然格外亲近，田野里那些花花草草，冬日里烧荒时的野火，烙在他的脑海里，其结果在40年后逐渐显现出来——已经是国家科学课课标制定者的特级教师曾宝俊，要把博物课纳入到科学教育领域。
一个安慰奖打开探索之门
1991年，中师毕业的曾宝俊被分到扬州市郊的新河湾小学，在那个只有6个教学班的村小呆了10年。曾宝俊感慨，那是非常重要的10年，自己很多的教学思想就是在那时起步的。
1996年，一场胃病让曾宝俊暂别语文讲台，病愈后，领导让他为低年级教自然课——那时，“科学课”还叫“自然课”。曾宝俊突然想起小时候哥哥问他的那个问题，于是认真研究起来，没想到，一下子就投入了进去。
幸福的人，会找到让自己全情投入的事业或爱好。对于曾宝俊，自然课和后来的科学课便是那个幸福的事业。
在曾宝俊的“收藏品”中，有一帧小小的证书：1996年扬州市郊区自然教学优质课评比三等奖。曾宝俊说，他刚接触自然课就迎来了这个评比，只得了个区级三等奖，“就是个安慰奖，只要参与就有。”
然而，就是这个安慰奖，开启了他科学教育的探索之门。在村小，他进行了一系列尝试：制定了一套《自然》大纲，编了一套“班本”自然教材，设计了一节节新颖的课程。执教《月相观察》，他魔术师一般引导孩子连续一个月观察月相；执教《四季星座》，他建立了世上独一无二的“我的星座”，激发学生连续一年观察星星……此外，《昼夜的形成》《毛细现象》《热胀冷缩》《磁铁的性质》《花的解剖》《食物的营养》《声音的产生》……这些独创新课程使他从扬州同行中脱颖而出。
曾宝俊自己都没想到，这些“尝试”，会使他建构自己的教学体系，会在30年后成为国家科学课课标示范教学案例，影响全国亿万青少年。
2001年，曾宝俊作为一线教师，参加了苏教版科学课教材组，结识了科学课全国名师路培琦、郝京华等。在课标征求意见会中途休息时，曾宝俊在走廊上遇到路培琦老师，谈起自己的想法，路老师说：“你的想法很好，很有创意，一定要发言！”当会议再次开始，路老师首先说：“曾老师有一些新想法，大家可以听一听！”于是，曾宝俊大着胆子介绍了在村小的“尝试”，一下子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当大家对新教材一筹莫展之际，曾宝俊把在村小编写的《自然》大纲提交给教材组，专家们眼前一亮——“这不正是我们想要的吗？”它成为第一版苏教版《科学》的母本。曾宝俊设计的《冷和热》也成为科学课的一个单元，课标附录的6个教学案例，3个是曾宝俊在村小的实验。
来自乡村小学的曾宝俊，不久成为教育部科学课程标准修订组成员，2014年又被教育部课程中心聘为“学术专家委员会委员”。他是唯一一位来自小学教学一线的委员，与教授、学者一起修订义务教育阶段《小学科学课程标准》，并执笔“技术与工程”部分，成为中国科学教育史上将“工程学”引入小学科学教育的第一人。
为制定“技术与工程”课标，曾宝俊疯狂地学习，从入门小册子，到皇皇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光买书就花了两万多块。同时召集专业人士不断进行头脑风暴——每个人把想到的有关概念写在卡片上，然后汇总，400多张卡片摆放在地上进行分类，画概念图，弄清概念之间的关系，归纳出“小学生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技术”。
为保证课标科学、严谨，曾宝俊“日思夜想”地推敲。晚上睡觉，枕边放着笔和本子，生怕灵感溜走；正睡着觉，脑子里突然蹦出一句话，立刻摸黑记在本子上……每形成一稿就拿到课标组讨论，反馈之后再调整……曾宝俊打开电脑里的文件夹，那里边保存着2012年以来每一年课标的修订版，每一年都有约30个修改版本。
2017年，课标正式撰写修订完毕。与此同时，教育部发布改革章程，科学课重回一年级课堂。曾宝俊又想起童年时哥哥的那个问答，不禁感慨万千。在他看来，为了不在最新科技革命浪潮前掉队，必须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培养全民族的科学素养。
做一条跃出水面看水的鱼
从乡村教师到国家课标专家，曾宝俊的“蝶变”，离不开几十年来对课堂教学的“完美”追求。
2004年，他从扬州调到江阴华士实验学校，当校长问他有什么条件时，他说：“让我做专职科学老师！”
曾宝俊说，到江阴，是对自己的“人生清零”，抛弃原先在扬州的所有荣誉和地位，回到原点，定位于一个师范生，埋头于“小儿科”研究（“小学儿童科学启蒙教育”，简称“小儿科”）与课堂教学。
江阴华士实验学校是一所开放的学校，各级各类活动层出不穷，国内的、国际的，竞赛的、研讨的等等，是适合“曾老师”的大舞台。在全国的各种观摩课、调研课上，他执教的《电磁铁的奥秘》《空气的存在》《人脑的研究》《一炷香能够燃烧多长时间》等科学课，让专家们啧啧赞叹，并情不自禁地同学生们一起互动。2008年，才30多岁的曾宝俊获评江苏省特级教师。
一天晚上，曾宝俊和妻子外出散步，捡到一个金属小圆环，边缘缺了一块，如同满月初亏。曾宝俊盯着金属环，沉思良久。妻子问他怎么了？他说：“这个小玩意象征着我目前的状态。我评上了特级教师，事业似乎达到了顶点。俗话说，水满则溢，月盈则亏。这个小玩意像是在提醒我。”他把金属环转了一个方向，“刚才缺口朝右，是月亮由满转亏，现在缺口朝左，是月亮由缺向满。我要让自己记住，我现在还不完满。”
追求“完满”的人总会看到“不满”之处。曾宝俊荣膺特级教师后不久，一次示范课上，一位非特级教师对他的课程提出了批评。
“那真是一剂苦口良药啊！”曾宝俊回忆说，这让他开始反思自己——我的课堂是不是在追求最优化？是不是体现我的思考？是不是有自己的风格？曾宝俊决心把每一堂课都上得“完满”。
此后，每一堂课都成了曾宝俊对自己的“考试”。演示、板书、互动、才情、智慧，调动想到的一切因素，有精心预设的“包袱”，更有意料之外的惊喜。《物体运动和力的关系》是曾宝俊的代表课。他开篇提出这样一个研究任务：用木块表示一个物体来模拟它的运动。标准答案是对木块施加一个力，木块会沿着力的方向运动。然而曾宝俊偏偏从无疑处连续发问：你打算用木块表示什么物体——水平运动的物体、垂直运动的物体、旋转运动的物体？世界如此之大，一块木块怎样表示那么多的物体？哪些东西可以代表木块？6个人共用一个木块，可以怎么研究？……他一步一步，如侦探小说般剥茧抽丝，最后给出一个颠覆性的结论——“一块木头”实质上是大千世界，正所谓“纳须弥于芥子”——科学教学不仅教授科学知识，而且引导儿童学习科学思维，甚至迈向哲学思考。
这堂课上，曾宝俊从提出问题，到给出标准答案，到质疑标准答案，到提出新的问题……顶针般的逻辑推进使人屏住呼吸，紧追不舍，最后拍案叫绝。把科学课演绎得这般好听，固然需要教学艺术，更需要深邃的思考。
很多老师听了曾宝俊的课会有强烈的距离感，曾宝俊说：那是因为长期的教研风格让我们很多时候只愿意欣赏围墙内的风景。爱因斯坦曾发问：一条鱼对于它生存于其中的水有多少了解？曾宝俊愿意做一条跃出水面来看水的鱼。
女孩说：毛毛虫，你好！
2017年，曾宝俊受邀来到苏州大学实验学校，领衔新成立的科学教育中心。新的挑战，让他跃跃欲试。下学期，他将在全国率先开展博物课教学工作。
科学课尚未引起足够重视，为什么要开设博物课？
曾宝俊引用恩格斯的话说，“人是自然之子。”处在自然之中的小孩子，心思会更细腻更敏锐。“你看小孩子观察一只蚂蚁的时候，屁股撅得多高。全神贯注地体会自然，这不仅是学习知识，更是心智的修炼。”
在村小教学时遇到的“毛毛虫事件”，更是触发他教授博物课的灵感。那年6月，学校里出现了很多毛毛虫，曾宝俊灵机一动，让每个学生养5条观察。起初孩子们嫌毛毛虫恶心，后来，毛毛虫变成了美丽的凤蝶，学生们由衷地惊奇、赞叹。几年后，一个养过毛毛虫的女生来学校看望曾老师，遇到一只毛毛虫，她抓住虫子放在鼻尖上，顽皮地笑道：“毛毛虫，你好！”
曾宝俊说，那一幕让他想起《小王子》里狐狸关于“驯养”的名言：“世界上原本完全没有关系的两个事物，由于某些关系能够联系在一起，两者之间的关系就变得互相依存……”当小女孩驯养毛毛虫时，毛毛虫难道没有驯养小女孩吗？
开设博物课，就是不要当教材的“顺民”，不要“以本为本”，而是让孩子有机会对大自然进行最直接的解读，“让想象惊涛澎湃，让创造狂潮怒卷”，这就是曾宝俊希望培养的“科学素养”。
他真诚地对记者说，科学素养不高的国民无法承担民族复兴的重任。梳理人类社会发展史，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蒸汽时代、电力时代、网络时代，文明的迭代总是以科技升级为标志，只有搭上科技变革这趟高速列车，才会迎来伟大的社会进步。
记者 徐 宁
以扬州为控制点的两淮盐，自古是国家财政收入的最重要来源。宋代便有“天下大计仰东南，东南大计仰淮盐”的说法。因专营的垄断性，扬州盐商（官）成为掌握财富最多的群体。盐商（官）们建楼宇、筑园亭、美服饰、精肴馔、玩古董、工博弈、蓄优伶……或因极尽奢侈，或因声色犬马，曾被广为诟病。而盐商（官）们的另一种财富投入行为，将其“盐羡”投入到藏书、编书、刻书和资助文学活动中，则多得赞誉。
一是藏书。扬州盐商（官）是清代藏书的主体力量之一。有清一代，两淮巡盐御史和两淮都转盐运使，都爱好藏书。清初周亮工时就有了这个传统。周亮工本明臣，降清后曾任两淮盐运使，因扬州的便利，广收天下之书，筑“赖古堂”等，以收藏唐宋秘本见长。周亮工之后，以藏书闻名的是曹寅（曹雪芹之祖）。他主持两淮盐务及织造十余年，有“楝亭”藏书近10万卷。因主持修《全唐诗》，曹寅尤重唐诗，广收唐诗总集、别集、选本、注本，形成专藏。曹寅之后，卢见曾的“雅雨堂”藏书10万余卷，丁日昌的“实事求是斋”藏书10余万卷，柯逢时的“柯家山馆”收书30多万卷。
盐务官员而外，扬州盐商藏书也蔚然成风。季振宜，世代经营盐业，其祖为明时“南季北亢”的季家。季振宜父子三人都是进士，藏书甲天下。其收书，多为毛晋“汲古阁”和钱曾“也是园”藏书。单“静思堂”和“辛夷馆”内，就藏有宋元版本100余种27000余卷。马曰琯、马曰璐兄弟，家族累世盐商，均科场失利，二人聚书几十年，建有“小玲珑山馆”和“丛书楼”，藏书10余万卷，多秘本、珍本、孤本。程晋芳，家族几代为扬州盐商，从扬州迁至淮安，仍往来扬州、淮安经营盐业。程晋芳考取进士，倾资购书5万卷，建有“桂宦室”。吴引孙，进士，家族几代盐商，他仿宁波“天一阁”建“测海楼”，藏书24万卷。
扬州盐商（官）的藏书，为中国文化传承做出了贡献。乾隆时开馆编纂《四库全书》，广征天下藏书家秘本。进呈最多的是马曰璐之子马裕，进呈图书776种。程晋芳进呈184部。康熙时御修《全唐诗》，主要以季振宜的《唐诗》为底本增订而成，而季振宜的《唐诗》是他依据个人丰富的藏书，用10年时间，独立编纂而成。《全唐诗》收诗48000余首，作者2200多位，季振宜的《唐诗》已收诗42000多首，作者1859位。可以说，没有季振宜的《唐诗》，就没有今天的《全唐诗》。
二是编书、刻书。周亮工刻有《赖古堂丛书》10种，卢见曾编有《国朝山左诗钞》，刻有《雅雨堂丛书》13种。最重要的编书、刻书活动有二，一是开扬州诗局编刻《全唐诗》。康熙将此事委托给江宁织造兼巡视两淮盐政曹寅。据载，编刻《全唐诗》需耗银60万两，经费来自“盐余款项”。其后，曹寅又陆续刊刻《佩文韵府》《御定历代赋汇》《御定历代诗余》《钦定全金诗》《钦定词谱》《曲谱》等大部头图书10余种，近3000卷。此外，还刻印文字音韵之书《楝亭五种》和艺文杂著之书《楝亭藏书十二种》，又为当时著名的文学家顾景星、朱彝尊、施闰章、汪中等人刻印文集。二是开全唐文馆编刻《全唐文》。嘉庆帝仿效康熙帝辑刻《全唐诗》，下诏编纂《全唐文》，也将此事委派给两淮盐政。两淮巡盐御史阿克当阿、两淮都转盐运使曾燠在扬州开全唐文馆编刻印，历时6年完成。全书收文18000余篇，作者3000多人，“有唐一代文苑之美毕萃于此”（俞樾《唐文拾遗序》）。
扬州盐商（官）编书、刻书，在形式、装帧上，形成鲜明特色；在雕板印刷技术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在整理、校注、辑佚宋元古籍，汇编、撰著新书方面，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编纂《全唐诗》《全唐文》，更是代表了当时文化的最高水平。
三是参与、组织、资助文学活动。很多盐官同时是文学家，如周亮工，诗文大家；曹寅，能诗善文，填词度曲皆工；何世璂，诗文大家；郭嵩焘，诗文家；乔松年，诗人；庞际云，诗文家；杜文澜，词人；江人镜，词人。盐商中，马曰琯、马曰璐兄弟，均以诗文著名，主持诗坛数十年，有“南马北查（查为仁）”之称。从事创作而外，盐商（官）还组织诗歌聚会、唱和等活动。季振宜组织“嘉树”园会，与文学大家陈维崧、朱彝尊、严绳孙、姜宸英等诗酒唱和。马曰琯、马曰璐兄弟以“小玲珑山馆”为诗文酒会之地，创“邗江诗社”，刻“邗江雅集”，著名文学家杭世骏、姚鼐、蒋士铨等都是“邗江诗社”中人。卢见曾的“红桥修禊”全国知名，和诗者达7000多人，编诗300余卷。对文学家的资助也多有记载。朱尊彝过扬州，盐商安岐赠他千金；朱尊彝撰写《经义考》300卷，有130卷未刻，其后人无能为力，马曰琯不惜千金付梓刻齐。厉鹗常住马曰琯家，利用其藏书，著述等身，蔚成大家，但年届六十尚无子嗣，马氏为之割宅蓄婢。全祖望寓居“小玲珑山馆”，曾得恶疾，马曰琯出千金聘名医为其治疗。《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贫困无依，程晋芳“辛酉、壬戌间，延至余家”（《勉行堂文集》卷6），他死后则是卢见曾资助安葬。但明伦，曾任淮南盐运使，极爱《聊斋》，不仅出资刊刻，而且评注《聊斋》，他的评注本被后世称为“但本”。因为盐商（官）们“喜招名士”（徐珂《清稗类钞》第3册），所以，“海内文士，丰集维扬”（谢堃《书所见录》）。
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梁启超说，“淮南盐商”的财力支撑是清代乾嘉时学术发达的助力之一。
国学大师饶宗颐于2月6日凌晨去世，享年101岁。饶宗颐为中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文学家、经学家、教育家和书画家，长期潜心致力于学术研究，先后与钱锺书、季羡林并称“南饶北钱”和“南饶北季”，对国学研究做出重大贡献。今精选其传记《饶宗颐——东方文化坐标》部分章节以怀念饶老——
幼承家学
1917年8月9日，饶宗颐出生于广东省潮安县城（今潮州市湘桥区）。饶宗颐的祖父名兴桐，曾任潮州商会会长，创办了潮州第一所慈善机构“集安善堂”，广布德泽，颇有声名。饶兴桐有四个儿子，饶宗颐的父亲饶锷（1891—1932）排行第三。饶锷是饶兴桐最赏识的孩子，饶锷自己打理钱庄生意，凭借丰富的理财经验，积累了殷实的家产。他既是钱庄财主，又是当地著名的学者，还是进步团体南社的成员。
饶锷在19岁时与府城清末户部主事蔡学渊的次女结婚。出身名门之家的饶夫人，文静贤淑，知书达理。婚后第七年，饶夫人生下饶宗颐。饶锷为儿子取乳名“福森”，后正式定名为“宗颐”。饶锷之所以没有以饶氏十九世“旭”字辈来为儿子命名，是希望儿子将来能够成为像北宋理学派的开山鼻祖周敦颐那样的大学者。
豁达心态
晚年的饶宗颐仍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他有时一天能写万字文章，诗能创作几十首。如他用南山韵写给张大千的祝寿诗，只用了半天时间便创作出来。友人问饶宗颐：您已100岁，握您的手仍感到很有力，这个年纪精力仍如此充沛，有什么养生之术？他说：“也许是有一颗‘童心’吧，加上喜欢写书法，这对养生都很有益。”饶教授对书法情有独钟，他躺在床上能写“空中书法”，用其运气养生，这是他日常健身的一种方法。他曾对记者说，他现在就像坐在葫芦里。记者有些不解，他指出：“这是元代诗人的一句话：‘一壶天地小于瓜。’清静达观，身心愉悦，自然长寿。”他的长寿还得益于他的助人为乐和成人之美之心。
有人把饶宗颐与王国维、陈寅恪等作比较，认为饶宗颐的学艺成就和思想水平更接近于宋代的苏轼。苏东坡不仅在文、史、诗、词方面都能“新天下之目”，而且在书法上成为宋四大家之首，绘画更是开文人画的先气。而饶宗颐的画为其书法之名声所掩，他的书法为其学术光芒所掩。且苏轼是一个“恨事不恨人”的人，饶宗颐亦是如此，能在逆境中坦然处之，有着“此心安处是吾乡”的豁达心境。
在治学上，饶宗颐主张用“忍”的功夫，没有安忍，便不能精进。饶宗颐的精进是不刻意，不勉强。逆境时，他积极面对，以勤奋用功的精进态度去克服种种磨难。当面对荣誉时，他以平常心去对待。豁达的心态让他长寿，保持充沛精力。
治学严谨
饶宗颐认为，进行学术研究，必须搜集资料，但搜集资料也要因人而异，并没有一定之理。最重要是要有吃苦精神，不怕孤独，用自己独特的触角，将大量与学术研究内容相关的资料详加收集，博采略取，对收集的资料再进行精细加工。
饶宗颐平时搜集到的材料都认真细心加以保存，并分门别类装入纸夹或放入纸袋。他对资料收集存放了若指掌，当使用资料时，可信手拈来。另外，他把有关资料用眉批的办法，有空便写上一点，积久之后，把眉批移到纸上，加以整理综合就是一篇完整的文章。
他曾经就同一问题收集各种材料，这些材料分别收藏于大英博物馆、剑桥大学图书馆、瑞士巴塞尔人种学博物馆，他都亲自去读一手材料，亲自校勘，相互比对。这种扎实的做学问方法，至今仍为学界所称颂。
学术生涯
饶宗颐从17岁走上学术道路，80多年治学生涯，其治学有三大特色：第一是渊博。饶宗颐的学术著作包括：史溯、甲骨学、简帛学、宗教学、史学、中外关系史、敦煌学、潮学、目录学、文学、诗词学等14个方面。在语言天赋方面，饶宗颐除汉语之外，还精通英语、法语、德语、日语，以及梵文、希伯来文（也就是钉头字）。他是第一个把印度河谷的图形文字介绍到中国的人。我国少数民族的古文字，如西夏文、女真文、蒙古语，他也熟悉。
饶宗颐治学的第二个特点是求精。“求精”是清人的治学精神，清代朴学“证据周遍”，是饶宗颐年轻时治“清学”学到的读书治学方法。清代朴学“积微”的传统，正是“精”的表现。另外日本学界重视抓“小题目”的学风对他影响很大，这也是“求精”的做法。从饶宗颐于1977年完成的《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一书中，可以看到饶宗颐科学地总结中国史学之精义，使中国传统史学在新时代重放异彩。该书网罗从春秋到明清各朝代有关正统的材料，对中国历史上正统观念的产生、变化，各种正统观点之是非高下，用“求精”的做法，揭示了史学正统精义的重要价值。
饶宗颐治学的第三个特点是新奇。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饶宗颐自始至终置身于20世纪学术潮流的前列。学术界归纳20世纪学术潮流经历了“信古—疑古—证古”三阶段。少年时期的饶宗颐正是在“信古”的大环境中打下了治学的根基。但他并不一味信古，青年时期的饶宗颐即开始接受“疑古”思潮的影响，在顾颉刚的带动下，从事辨明古史与古书的时代和真伪的工作。20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内地相继出土了数以百计的战国至秦汉时期的古书，他不失时机地提出重建古史的工作，始终站在时代潮流的前沿。其次是学术的创新，他的特点是从多个老学科的边缘处切入，开辟出一个新的支撑点，产生一个新的学科。例如“潮学”、“比较史前文字学”及“悉昙学”等，就是这样形成的。在国际上称为三大显学的甲骨学、简帛学、敦煌学之领域内，饶宗颐都是学术的开拓者和重要推手。
（本文摘选自花城出版社2015年出版《饶宗颐——东方文化坐标》（陈韩曦著））
不少人认为，微软这些年因为错过了移动互联网，都快末日黄昏了。可是，大家不知道的是，微软不仅没有像诺基亚、摩托罗拉、戴尔、通用等公司一样走向衰落，反而是自2014年以来它的市值竟然翻了一番。
我们一起回溯一下1997年全球市值最高的五家公司：通用、可口可乐、日本电报电话、埃克森美孚石油、微软。我们再来看一下2007年全球市值排名前五的公司：埃克森美孚、通用、微软、壳牌石油、中国石油。最后再来看2017年全球市值排名前五名的公司：苹果公司、ALPHABET、微软、亚马逊、FACEBOOK。
看完近20年来的全球市值五强，我们不禁惊叹，微软竟然一直保持着全球市值排名前五强。其实真不要说什么谷歌、亚马逊、脸书、推特多厉害，毕竟你还没有活到第三任CEO时代，或者说相对于创始人来说多数的继任者也还没找到北。而微软不仅做到了，并且第三任CEO萨提亚三年内让公司市值翻番。除此之外，萨提亚还从公司的本质上重塑了微软，并且找到了真正可以通往未来的路。
在《刷新》这本书中，你可以看到，萨提亚是用什么理念和方法带领微软重生的。可以说，上一个代际的微软就是那个慈祥的笑眯眯的比尔盖茨和一个铁血的鲍尔默为代表的微软精神的均衡，而以萨提亚为代表的第三代领导团队，创造了全新代际的微软精神，也正是这种精神帮这家巨型公司可以重返荣耀。
我个人认为，书中有三个非常重要的灵魂词汇，重新定义了微软精神与企业文化。
第一，同理心。
《刷新》中萨提亚讲的最多的和最核心就是同理心。这也是中国儒家文化中所讲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萨提亚在26年前加入微软面试，当时他的面试经理问萨提亚，如果你在路上看到一个小孩在哭，你会做什么？萨提亚说我会叫警察。经理跟萨提亚说，你是一个需要培养同理心的人，在路上看到一个小孩哭，你应该做的第一件事是把他抱起来。他在员工大会上不止一次的讲过这件事，当我掌握工具和信息时怎么能够设身处地的为对方着想。
作者萨提亚也在书中写到，他的长子因为宫内窒息患了先天性脑瘫，几个华盛顿大学的学生知道了这件事情之后，专门为他的孩子利用计算机形体识别开发了一个软件，可以更便捷地更新音乐，这是一种同理心。这也是科技人员、开发人员在开发工具时需要去考量的，要让科技产品和技术能够为每一个人服务。
第二，进化思维。
书中说，说微软的操作系统是一个不断进化的产品，这种不断进化的思路让微软保持了非常高速发展的辉煌历程，但是微软也曾因为进化缓慢错过了移动互联网的浪潮。所以，如何培养求知欲，建立进化型思维，成为微软近五年最为看重的价值。
企业文化是企业进化的驱动力，微软四十年的历史中产生了三任CEO，三年以前萨提亚成为了微软的第三任CEO，他接手的微软被整个业界看作是年迈僵化傲慢的一个商业帝国，当萨提亚接手这样一家公司时他着手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从文化上重塑微软。他说我们必须重新找到我们的企业文化，必须开始一场文化的变革，这个文化的变革需要所有员工一起来实现。于是他重新修改和书写了微软的使命——赋能全球每一人，让每一组织成就不凡。
第三，重新定义领导力。
什么是领导力？并不是管人、管事、管钱，领导力是一种要素组合赋能，领导力已经不单单是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它还多了沟通、授权、验收等多个维度的综合能力。没有领导力，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我们将一事无成。
作者也在书中分享了如何在新时代重塑领导力的关键要素：第一，给团队一个清晰的工作目标，做清晰的决策，勇于担当，在困难面前要坚定，敢做决策；第二，要把团队赋能作为领导力的核心要素，一个不能赋能团队的领导者是完全不称职的；第三，他认为我们应当更加开放公开地鼓励竞争，在面对不确定性和威胁时要充满激情，这是获得领导力环境的重要因素；第四，要让每个人的比较优势最大化，如果领导者不能激发成员的最大优势发挥，领导者是失败的；第五，和团队一起寻求达成目标的方法，用结果说话，这意味着不仅仅需要领导者有带动力，而且他还必须推动团队的创新随时发生；第六，帮助团队成员找到长期目标与短期欲望达成之间的平衡；第七，不要简单相信用户，要超越用户去想，但是又不能超越用户太多。最后，领导者要有洞见，又要了解自己，否则洞见等于说大话。
卢 俊
临近除夕，家家户户买张年画，贴在门口，喜滋滋地盼个来年好兆头，这曾是传统中国过年诸多环节中不可或缺的一个。
贴年画是有讲究的，老百姓在大门贴上武将，比如挂上神荼、郁垒来把门护院。但在房门上，则不能用大胡子的男士站在那，而是挂上一个女的，或者是麒麟送子这种比较柔一些的题材。后门上，则很有趣地站着个钟馗，钟馗是抓小鬼的，钟馗站在后门，小鬼就不会进来了，可以保佑家庭安详。东面的门上，贴着金鸡报晓，西面的门贴猫，猫抓耗子。试想，前面有武将，后面有钟馗，房门又是麒麟送子和和睦睦的，东面有鸡迎着光明，西面有猫抓耗子，这家能不和睦吗？
中国的木版年画有四个地区：苏州的桃花坞，天津的杨柳青，山东的潍坊，四川的绵竹。南桃北柳，两大年画中心，说的就是桃花坞和杨柳青。
如今的桃花坞大街只是苏州城北一条极不显眼的街道，曾经的桃花映人红，不知何处去了。除了桃花，这里还有俏比花美的年画。
桃花坞木刻年画是雕版技术成熟后的产物，普遍认为诞生于明朝末年。当时，苏州是国内重要的贸易港口，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再加上苏州自身的吴文化底蕴，都为桃花坞年画的萌芽和成长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在苏州城北有一条大街，叫桃花坞大街，古代这里集中了很多的手工艺人，有刺绣的，搞雕刻的，搞木版年画的，久而久之苏州的能工巧匠越来越多。
文人画对桃花坞年画的影响显而易见，早期的桃花坞木版年画体现了秀雅清淡的风格，颜色朴素内敛，多以灰色、花青、赭石、藤黄为主，人物造型带有插画特点的书卷气，表现题材也侧重于风景花鸟类和戏曲神话类，代表作有《瑶池献寿图》《昭君出塞》《西厢记对屏》等，初现了桃花坞精细工整的特色。到了康雍乾三朝，桃花坞年画达到鼎盛，这一时期的桃花坞作品也被称为“姑苏版画”，精美程度令后人望尘莫及。历史类、戏文类、风俗类和仕女图是当时人们热衷的题材。
明清是苏州桃花坞年画的高速发展时期，木版数量多，雕刻相当精细，尺寸也大型化，一般都要1米多宽，有些达到了2米多宽，2米多高，风格上也凸显工整细腻的特质。
1988 年，在日本与中国合办的“中国古代版画”展上，出现了一幅叫《和合致祥一团和气》的清雍正时期的版画。这幅已经流失海外多年的珍贵画作，就是姑苏版桃花坞的代表作之一。
桃花坞木刻年画的工艺一共是三步：画、刻、印。
从画开始，首先要起稿，稿子分成两种，一是复制，一是创作。复制就是根据已有的图样进行放大临摹，最大可能地接近原样。
刻法，有四种刀法，发刀、衬刀、挑刀和复刀。雕刻的工具刀叫拳刀，即一拳握住的意思，还有些辅助工具如小针凿、韭菜边、大弯凿等等。凿子的作用是根据线条和线条之间的宽度，选择合适的凿子把不要的部分铲掉。
接下来，就是第三步印刷。一般会先印线版，再印颜色版，为了上色清楚，每一个版印两到三遍，这两到三遍要保证没有错位，一旦有重影就是次品。等所有的套色全部印完了以后，还有一步叫开相，比如说印了一个门神，全部印完后，要手工稍微在面部或其他部位加上两笔，让作品形象灵动起来。
时间改变了审美，传统的桃花坞年画从家家户户过年的必备品，变成了艺术品。如今过年，也很少会有人家在大门口贴年画了，但至少，它还在以一种恬淡的姿态存在着。
（整理节选自《江苏特色博物馆揽胜》一书）
内容简介：该书汇聚了中央党校各个部门从事传统文化教学与研究的30余位教授的文稿100余万字，分为哲学篇、理政篇、文化篇、文学篇四部分，以期更多的领导干部学国学、用国学、践国学，对国学充满温情和敬意、尊重和认同，从国学中汲取人生哲理和为政智慧。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内容简介：本书是一本讲“礼”的通俗读本，为彭林教授于东南大学中华礼仪讲座整理稿汇集而成，语言通俗活泼，举例形象生动，阐明了作为中华文明核心的“礼”的文化内涵和现实意义。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内容简介：上世纪二十年代，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来到中国实地考察，见到了中国文明的伟大，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有关言论，全部收集在这本书里，对中国与其他文明比较之差异及其优越性等，都有精辟阐述。 世界知识出版社
与西方文化相比，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是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的重要特征。中国的文化不靠外在的神或造物主，而是靠人道德的自觉和自律，强调人的主体性、独立性、能动性。中国家庭秩序和社会秩序的维护都是靠人的道德的自觉和自律。这就是中国文化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
人本精神是中国文化的“土特产”
在很多人的观念里，人本主义是西方的舶来品，而不知道它原来是中国文化的土产、特产。而西方文化中近代以来所高扬的人本主义思想，与中国文化中的人本思想有着密切的关联。
中国从西周以来就奠定了以人为本的文化精神和文化品格，而西方在公元以后奠定的是以神为本的文化，直至欧洲启蒙运动时期才高举起人本主义的旗帜，启发人不要做神的奴隶，要做人自己。它的思想来源之一是古希腊罗马文化，而更重要的来源是16世纪以后传教士们从中国传回去的中国以人为本的人文文化。他们以中国的人本思想去批判欧洲中世纪以来的神本文化，高扬人类理性的独立、自主，把中国看作是最理想的一种社会。所以欧洲的人本主义受到中国文化很大的影响。
上薄拜神教，下防拜物教
唐太宗说：“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中国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就是通过“以史为鉴”总结出来的，是这个传统的一个成果。
商灭夏，周灭商，在历史上称为“汤武革命”。这两代的历史给了周王朝非常深刻的教训。周王朝一开始就认识到一个道理：“天命靡常”——天命是会被别人革掉的，不让天命转移就要“敬德”，而且要“疾敬德”，努力地、快快地提升自己的德行。这就形成了中国文化的一个根本特性。
中国文化非常强调修身。《大学》的第一句话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几句是《大学》的“三纲领”。《大学》还有“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中间修身是起点和关键。其核心就是决定人的命运的根本因素是人自己的德行，而不是外在的“天命”，人不能成为“天命”（神）的奴隶。
为了保持和不断提升自我的德行，就必须防止物欲的引诱和腐蚀，人不能成为物的奴隶。先秦末期的思想家荀子在书里记载着一条历史上流传下来的谚语：“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意思是说，君子能够控制和管理物，而小人就会被物控制住。所以要成为一个有独立性、主体性、能动性的人，就不应该被物管住，不能被物欲腐蚀，否则会丧失品德。
我曾对中国文化这一以人为本的人文特色做过一个简单的描述，即：“上薄拜神教”，“下防拜物教”。
中国文化可以避免“人类中心论”
20世纪上半叶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发源地都在欧洲。战争的最终目的无非为了得到资源和财富，而不顾道德、不择手段地去相互残杀，人被物欲所左右，人又一次自我异化。
因此两次世界大战后，西方一批有见识的思想家，又一次高举新人本主义的大旗，而且几乎一致地认为，这种新人本主义的思想资源要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去汲取。如果说，17-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时期，从中国文化中汲取到的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文化是为了使人从神的脚下站立起来，做一个有独立主体、理性自由的人，那么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后高举新人本主义的大旗，就是为了使人从物的牢笼中解脱出来，做一个遵循人道、关爱人类、懂得自觉自律的人。
启蒙运动取得了史无前例的科技、人文文化的进步，但在西方，人从神的脚下站立起来以后，就要替代神来主宰天地万物，“科学主义”、“科技万能”的思想日益滋长，人类自以为凭着人类理性的力量，科学、技术的力量，可以随心所欲地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这就异化为“人类中心主义”了。而人类对自然的征服与改造，又异化成了对自然资源财富的过度开发和掠夺以满足人类的物欲，使人沦落为物欲的奴隶。这也是现代西方社会批判“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根本原因。
其实，在中国文化中以人为本的人文文化是不会异化成为“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原因是在中国文化中还有一个重要的优秀传统，即“以天为则”的传统。孔子说：“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中国人非常强调以天地为榜样，向天地学习。道家讲的道法自然也是这样，强调人应尊重事物的本然状态。
天地有很多品德。我们看到天地从来没有因为喜欢不喜欢而舍弃一些东西，天上的太阳、月亮、星星也是光明普照的，“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很多人说中国的文化讲的是天人合一，其实更准确地说应当是“天人合德”，即人与天在德行上的一致。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在中国文化中神最根本的含义是指万物的变化。最典型的是老子《道德经》中说“上善若水”，也就是说，水具有最高的品德：水总是往下流，普润万物，从来不居功自傲，要求回报，这是谦虚的品德；水也能够包容万物，它没有自己的形状，而是随器赋形，所以孔子说“君子不器”；水还有坚忍不拔、以柔胜刚的品德，水滴石穿……很多人认为老子的自然无为是无所作为。其实，无为者非不为也，总起来讲是“推自然之势”，不仅要遵循事物本然之理，还要看所依靠的环境、条件是不是成熟。所以说，自然无为恰恰是积极的有为。
因此，在中国的文化中，一方面强调人不能做神的奴隶，也不能做物的奴隶，而要做人自己，另一方面也不能狂妄自大，去做天地万物的主宰，反而要人们虚心地向天地万物学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这就是中国文化中“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优秀思想，它们与“以人为本”结合，保证了中国文化中的人本主义不可能异化为“人类中心主义”。正确地阐释和弘扬中国文化中以人为本的人文文化的真正意义和精神，将它贡献给世界，是当前继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任务。
（作者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再过几天，一年一度的春节就要到来了。按传统习俗，每年农历的年初一至年初七，分别是鸡日、狗日、猪日、羊日、牛日、马日、人日。这种习俗源于何时？古人为何将六畜日排在前，将人日排在后？
古代历法多变动，
夏历使用时间最长
我们现在所说的春节，是农历正月初一，俗称“过年”，原名“元旦”，因这一天是农历新年的头一天，春季的头一天，正月的头一天，故又称“三元”“三始”“三朝”“元朔”等。
我国历史悠久，历代历法常常改动，据说有99种之多，因此元旦的日期也往往不一样。在上古时期，有“三正”之说。即“夏建寅”，夏代以孟春为正月岁首，以一月初一为元旦；“殷建丑”，商代以农历十二月为岁首，以十二月初一为元旦；“周建子”，周代以农历十一月为岁首，以十一月初一为元旦。孔子曾经说过：“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表明他的治国理念是推行夏代的历法，乘殷代的车，服周代的冕。到了秦代，历法又变，秦历建亥，即以农历十月为岁首，以十月初一为元旦。汉代建立后，前期仍使用秦历，汉武帝元封六年，恢复夏历，以寅月为正月岁首，以一月初一为元旦，又改年号为“太初”，故其所推行历法名为“太初历”，又名“三统历”。此后除王莽和魏明帝一度改用殷历，唐武则天和肃宗曾改用周历外，历代均使用夏历直至清末。现在仍以农历一月初一为“大年初一”，实际上是沿用了在历史上使用时间最长的夏历的习俗。
六畜各有所长
为了让人过上好日子
从年初一到年初七，按古代习俗的说法，分别是鸡日、狗日、猪日、羊日、牛日、马日、人日。据说这种习俗在汉代已有，古代很多著作引用汉东方朔的《占书》，称岁后八日为“一日鸡，二日犬，三日豕，四日羊，五日牛，六日马，七日人，八日谷”。但有学者认为此俗说在“晋以前不甚言”，在晋以后才开始流行。据《北齐书魏收传》记载，晋议郎董勋的《答问礼俗》称民间已有“正月一日为鸡，二日为狗……七日为人”之说。同时还流行各种习俗，如以初一至初六的天气占卜六畜的兴衰，认为鸡日天气晴朗，是年鸡旺，阴晦则鸡有灾病。狗日天气晴朗，是年狗旺，阴则狗有灾病。余者类推。在初一至初六，在鸡栏、猪圈、羊栏、牛棚等处贴红纸，祈求六畜兴旺。此外，还有“正月一日不杀鸡，二日不杀狗，三日不杀猪，四日不杀羊，五日不杀牛，六日不杀马，七日不用刑”之说。
因正月初一为鸡日，古人于元旦当日画鸡于门，以求吉祥。据南朝宗懔《荆楚岁时记》载：“正月一日……帖画鸡户上，悬苇索于其上，插桃符其旁，百鬼畏之。”但古人所画鸡，并非普通的鸡，而是古代传说中桃都山大桃树上的金鸡。《河图括地象》称：“桃都山有大桃树，盘屈三千里。上有金鸡，下有二神，一名郁，一名垒，并执苇索，伺不祥之鬼、禽奇之类。乃将旦，日照金鸡，鸡则大鸣，于是天下众鸡悉从而鸣。金鸡飞下，食诸恶鬼。鬼畏金鸡，皆走之矣。”因正月七日为人日，古人“以七种菜为羹，剪彩为人，或镂金箔为人，以贴屏风，或戴之头鬓”。此外，古人在这一天还要登高饮酒，吟诗作赋。
人为万物之灵，鸡、狗、猪、羊、牛、马是六畜，是人所畜养的动物，但古人偏偏将年初一至年初六定为“六畜日”，且将鸡排在首位，六畜排完了，到年初七才轮到“人日”。为什么古人将六畜排在前面，将人排在六畜之后呢？这种排法有什么特殊含义？民间很流行的一种说法是，女娲在造人之前，为了让人出现以后能过上好日子，先造了鸡、狗、猪、羊、牛、马。鸡能司晨报晓，狗能守夜防患，猪能宴飨嘉宾，羊能供备祭器，牛能俯首耕田，马能负重致远，六畜各有所长，为人类的生活提供了基本保障。
鸡象征时间，
故初一为“鸡日”
除了上述说法外，还有三种说法。一种说法是按人类驯化六畜的次序排，鸡是人类最先驯养的家禽，所以排第一，狗次之，其他依此类推。第二种说法是按六畜的大小来排，小的排前面，较大的依次排在后面，所以鸡排第一，马排第六。但猪不一定比羊小，马也不一定比牛大，这种说法也说不通。第三种说法是按六畜和人的远近排列，鸡、狗养在屋里，接近人居，所以排在第一和第二，猪羊次之，牛马另有栏厩，离居室最远，所以排在后面。这种说法貌似有些道理，但也经不起推敲。
其实，古人在岁首前七天的排列上，将六畜排在前，将人排在后，首先反映了古人对以六畜为代表的万物的尊重。中国古代是农业社会，六畜对人类的生产生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才在一年中最重大的节日里，打上六畜的烙印，让人们世世代代铭记六畜对人类的贡献，提醒人们在天地万物和大自然面前，要永远保持谦卑的态度。表面上看，年初一至年初七鸡日、狗日、猪日、羊日、牛日、马日、人日的排列，只是一种传承已久的民间习俗，其实是古代天人合一观念的形象反映，它的深刻内涵是：人类和万物是互相依存的关系，在喜庆的日子里，不要忘记了六畜对人类的贡献。
至于为什么古人以年初一为鸡日，也有学者给出解释。如叶舒宪在《原型数字“七”之谜》中认为：“神话中第一日所造之鸡，表面看是一种动物，在神话思维中却是某一特定的空间方位——东方的象征。”其实，鸡的重要性不仅仅是因为它象征东方，也不仅仅是因为它有“五德”（文、武、勇、仁、信），更重要的是，它是时间的象征，一唱雄鸡天下白，随着一声鸡鸣，新的一天、新的一年又开始了。
我国古代有一种神兽名为獬豸（xiè zhì）。传说它能辨是非曲直，可识善恶忠奸，故历来被视为司法正义的标志。秦以后的历代执法者，都要以戴“獬豸冠”为身份的象征。
古人用獬豸裁判疑难案件
提起瑞兽，人们自然会想到龙、麒麟、龟、貔貅、白虎等，很少有人会想到獬豸。现在除了政法系统的人对它比较熟悉之外，大多数人还不知道獬豸为何物，不知道它是什么形象，更不知道它就是中国古代司法“正大光明”“清平公正”的象征。
其实，獬豸就是独角兽，但不是西方文化中的独角兽，其形象和文化内涵都不同。在古籍中，獬豸又写作解廌、獬廌、解豸，又称神羊、任法兽等。古人认为，獬豸是一种能够辨别是非曲直的神兽，汉代学者杨孚在其专著《异物志》中对獬豸的特性进行了概括：“性别曲直，见人斗，触不直者；闻人争，咋不正者。”意思是，獬豸的天性能辨别曲直，见到有人相斗，它会用角撞无理取闹之人；听到有人相争，它会用嘴咬挑起是非之人。因此，古人经常用獬豸裁判一些是非难明的案件。
古人用獬豸判案，可谓历史悠久。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称，在上古时期，有神人把“廌”（即獬豸）赠送给黄帝，并说明应如何饲养和使用。苏轼的《艾子杂说》，讲了一个獬豸辨邪僻的寓言。齐宣公问艾子道：“听说古时候有一种动物叫獬豸，你熟悉吗？”艾子答道：“尧做皇帝时，是有一种神兽叫獬豸，饲养在宫廷里，它能分辨好坏，如发现邪僻的官员，就用角把他触倒，然后把他吃下肚子。”即言尧也饲养獬豸。尧之后是舜，舜的“首席大法官”是皋陶，他被今人尊为中国传统司法官的始祖。传说皋陶也用獬豸帮助治狱，汉代王充在《论衡》中说：“一角之羊也（指獬豸），性知有罪。皋陶治狱，其罪疑者，令羊触之。有罪则触，无罪则不触。”
有的法院门口也摆放独角兽
而古代的文字，也证明了獬豸与法律有关。古代的“法”字写作“灋”，《说文解字廌部》载：“灋，刑也，刑平如水，从水。廌，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去。”即言“灋”字由“水”“廌”“去”三部分组成，“水”代表执法公平如水，“廌”代表惩罚不法者，“去”代表坚决除去不平。对于“廌”这种动物，《说文解字廌部》云：“廌，解廌兽也，似山牛，一角；古者决讼，令触不直；象形，从豸省。”学者多认为“廌”就是獬豸。“灋”字自西周便出现，西周时期的大盂鼎铭文中就有“灋保先王”等句，虽然近代学者多训“灋”为“废”义，但自春秋战国以后，“灋”有很明确的“法”的含义。后来，出于便于书写和记忆的需要，“灋”字中的“廌”字被隐去，简化为“法”，然而它所象征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并没有随之消失。
獬豸作为“法”的化身，从春秋战国时期便出现在古代法官的服饰上。据《淮南子主术训》载：“楚文王好服獬冠，楚国效之。”“獬冠”即“獬豸冠”，是模仿獬豸形状制作的一种帽冠，寓意执法者铁面无私、明辨是非、公平公正。明清时，御史等执法者不仅要戴“獬豸冠”，还要穿绣有獬豸图案的补服，“纠劾百司，辨明冤枉，提督各道，为天子耳目风纪之司”。可见獬豸作为司法正义的象征，被历朝历代接受和认可。即使到了现代，很多法院门口也摆放着一只或两只独角兽雕像，以表示对传统法律文化的继承和发扬。
古代建筑装饰獬豸以辟邪
至于獬豸的形象，毕竟是传说中的神兽，自秦汉以后未曾有人亲眼目睹过獬豸，故其形象只能靠想象。有人认为它像鹿，类似麒麟，有人说它似牛，有人说它更像羊。此外，还有獬豸一角、二角等不同看法。与这些不同说法相对应的是，各个时期的獬豸形象也不一样。东汉之前的出土文物中的獬豸都是一角羊的造型，且尾巴很长。东汉之后，獬豸的形象更像牛，也有一条长长的尾巴。而后来獬豸的形象有向麒麟变化的倾向，也许是牛和羊的形象过于朴素，人们才引入麒麟这种瑞兽的形象，以振执法官之威。麒麟是“仁兽”，头上有一角，但“设武备而不为害”，不履生虫，不折花草，与獬豸那种嫉恶如仇、是非分明的性格截然不同。这种形象的转变，反映了人们希望将麒麟和獬豸的特性融合在一起的愿望，即希望执法者既要执法公正，又要有爱人之心。
此外，獬豸不仅是司法正义的象征，也是人们喜闻乐见的吉祥物。古代的建筑装饰、室内物品也经常出现獬豸的形象。如在古代建筑屋顶上的垂脊上多装饰有走兽，其中就有獬豸，人们认为这些走兽有辟邪、避雷等作用。在古代的帝陵前，也经常出现独角兽的形象。而室内的家具、熏炉等物品，出现獬豸图案更是不足为奇。
这个冬天有点冷。从元旦开始，南京下了三场大雪，气温长期在冰点以下，积雪久久不能消融。可是春意毕竟萌动，2月4日进入“立春”节气，春节就要来临。时移世易，我们今天该怎样过春节？这几乎是言人人殊的一个话题。2015年、2017年春节团拜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都发表了讲话；他的讲话既热情洋溢，又文采斐然、引经据典。我们不妨从他引用的诗文切入，这里蕴含了春节的正确“打开方式”。
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一开始就引用了诗句“东风随春归，发我枝上花”。这生机盎然的诗句出自李白的《落日忆山中》：“雨后烟景绿，晴天散馀霞。东风随春归，发我枝上花。花落时欲暮，见此令人嗟。愿游名山去，学道飞丹砂。”
李白有“诗仙”之称，爱好自然山水，曾在多处名山隐居，就如他所说的“一生好入名山游”。他的作品以“山中”为题的有多首，除了《落日忆山中》外，还有两首著名的七言绝句，很多诗歌选本都会选录：《山中问答》——“问余何意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山中与幽人对酌》——“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
《落日忆山中》是五言律诗，前半段描写春天的风日和软：雨后原野一片翠绿，烟景渺茫，晴空里余霞像一幅幅绮锦。东风跟随春姑娘回来了，催开了我家的鲜花。“东风随春归，发我枝上花”，是流传甚广的描写春天的千古名句，呈现的是春风吹拂下，百花渐次开放的情景。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我”字的运用。山中的花树自开自落，本来并没有主人；李白用了一个“我”字，就以主人自居。这一句主观色彩强烈，流露出欣然自得的情绪，体现了物我关系的融洽，用王国维《人间词话》里的话来说，就是“有我之境”。
是啊！春节就是应该走到户外，松散形骸，领略春风的消息。无独有偶，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春节团拜会上讲话的一开始引用了王维《山中与裴秀才迪书》中的句子“草木蔓发，春山可望”。“可”字传达出期盼之情，“蔓”字描绘草叶、树枝的柔软、修长。南朝谢朓《王孙游》也用“蔓”来形容春草：“绿草蔓如丝，杂树红英发。”不到野外，怎知春色如许？
随着社会的变化，“空巢”家庭、“候鸟”家庭越来越多，春节是难得的团聚机会。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春节团拜会上的讲话中引用了孟郊的《游子吟》，并且深情地说：“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紧密结合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扬光大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促进家庭和睦，促进亲人相亲相爱，促进下一代健康成长，促进老年人老有所养，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
孟郊的《游子吟》，饱含深情地吟颂了伟大的人性美——母爱。孟郊一直郁郁不得志、潦倒不堪，五十岁才得到了溧阳县尉这样一个卑微的官职。他一安顿下来，就派人去迎接老母亲。诗的开头两句用“线”与“衣”两件极为常见的东西，将“慈母”与“游子”紧紧联系在一起，写出母子相依为命的骨肉感情。中间两句刻画慈母为游子赶制出门衣服的动作和心理，深化这种骨肉之情。母亲千针万线“密密缝”是因为怕儿子“迟迟”难归，伟大的母爱正是通过日常生活的细节自然地流露出来。前面四句采用白描手法，不作任何修饰，但慈母的形象真切感人。最后两句采用传统的比兴手法：儿女像区区小草，母爱如春天阳光，儿女怎能报答母爱于万一呢？强烈的对比，形象的比喻，寄托着赤子对慈母发自肺腑的爱。这里用“寸草”的“心”来双关儿女的“心”，很容易让我们想起另外一首歌颂母爱的名作，《诗经》中的《凯风》：“凯风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劳。”大意是“和风煦煦自南方，吹在枣树嫩芽上。枣树芽心嫩又壮，母亲养儿辛苦忙。”虽然时代不同，但人“心”是相通的，母爱永远如朝阳、如和风，而子女就如同沐浴着朝阳、和风茁壮成长的草木。
是啊！春节就是应该减少应酬，多陪伴家人，拉拉家常。2014年央视春晚，王铮亮一曲《时间都去哪儿了》打动了多少人！这几天，陈可辛导演的短片《三分钟》刷爆朋友圈，催人泪下。“家国”中，“家”是“国”的基础，家庭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古人说“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这个道理。
亲近自然、敦睦人伦，这应该就是春节的两大主题，古今一揆、上下同心。
每到过年就会想起小时候在老家，祖父祖母平时和蔼得很，对儿孙算得上溺爱有加，过年过节反而严肃起来，让我们处处小心礼仪程式，用祖父常说的话就是，“不能坏了祖宗的规矩”。祖父是大字识不了几个的农民，平常也不见他讲什么，更少对我们耳提面命，祖父说，“我只管供你们上学，说道理是学校先生的事。”但他是个很重仪式的人，逢年过节，总是一边指挥我们忙这忙那，一边滔滔不绝地说着年节种种礼仪的来由，许多做法都伴随着传奇的人物和有趣的故事，我们常常听得着迷，忘了手里的活计。
过年是我们家的头等大事。祖父有句名言：“过年就是把日子过一遍。”意思是说过年虽然就几天，但人生的重要内容都在里面。所以，祖父特别看重这几天，按家乡的习俗，把祖上传下来的仪式一一走过，大小规矩不容我们越雷池一步。长大了，每到过年，总会想到在祖父指挥下过的那些眼花缭乱的“复杂”的年，把祖父的话细细过一遍，觉得许多道理，还是这位老农民说得清、道得明。
刚进腊月，祖父便开始安排，准备过年的家什，置办年货。到了腊月初八，按祖父的说法，这年便开始了。前一天晚上祖母开始选料，腊八早上天还没亮，灶间的风箱便响了起来，祖父祖母开始熬“腊八粥”。我们一边喝粥，一边听祖父讲腊八粥的由来。祖父说：做腊八粥不是为了好吃，比腊八粥好吃的东西多了去了。粥里的八样都很平常，米、黄豆、赤豆、花生、青菜、胡萝卜、芋头、山芋，都是我们田里长出来的，可就是这些庄稼养活了我们。祖父说：过年首先喝腊八粥，这是要记住庄稼对我们的恩情。喝腊八粥时，要在心里盘算一年的收成，检点自己有没有亏待庄稼、得罪土地，是勤快还是懒惰；还要好好地计划来年，腊月虽闲，但要为来年的农活早作准备，千万不能误了农时。
这简直就是自然课、人生课。前些日子，微信上许多人晒腊八粥，为究竟是哪八样争得不可开交。按我祖父的说法，地方不同，庄稼不同，养活人的食物不同，有什么好争的？腊月二十四掸尘，我家也是非常隆重非常忙碌。全家老小齐上阵，扫帚抹布总动员，把家里打扫得一尘不染。祖父说：过了这一天，其实就是新年。掸尘不止是打扫卫生，更要紧的是除旧布新，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屋子一新，人心里也就亮堂了，要的就是这种过日子的新鲜劲。祖父说过的一段话我永远记得：“黎明即起，洒扫庭除。早晨扫地抹桌子，就像一个人早上洗脸刷牙，一清扫，就精神了，一天就有了好的开始。人也是要掸尘的。”祖父摸着我的头说：“你这小脑瓜里有没有坏东西脏东西呀？有就把它掸了。”长大了，每每静夜反思，都会想到祖父的话，祖父是我的人生导师。
中国的传统节日文化就是一系列人生课，老祖宗安排好了每堂课的内容，甚至教具与教学程序也都设计得丝丝入扣。中国曾经是农业大国，农业文明有着悠久的历史，节日文化基本上围绕这一传统来安排，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人与彼岸世界，人生的哪个维度老祖宗没有考虑到？
还说过年。年三十要祭拜祖先，这是慎终追远，不忘来路。大年初一开始拜年走亲戚，中国乡村的社会根基与人伦关系建立在血缘纽带上，这根带子一定要系牢。之后送穷、迎财神，这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送灶迎灶也是重要仪式。灶王爷在民间宗教中并不是大神，我问祖父为什么对灶王爷这么恭敬，祖父反问我有什么比吃更大的事？灶王爷官不大，但有实权。何况，有哪位神仙和我们常年在一起？腊月二十三送灶，大年三十迎回来，除了七天上天述职，灶王爷三百多天都和我们在一起，成了亲人。最让我觉得温暖的是老祖宗没有忘记鸡、犬、猪、羊、牛、马这些动物牲畜，过年它们都有自己的日子，都排在前面，初七才是“人日”。我们的祖先多么谦卑，时刻记着活命路上的朋友，还有比这更和谐、更生动的生态课吗？
过年就是每年都要上的人生课，这才是过年的初心吧。
曾经，时常听到“保卫春节”的声音，现在，这个声音已经显得多余。不只春节，清明、端午、中秋等传统节日，都不再有淡化的担忧。
和从前比，节日的过法真有不同吗？未必。清明踏青祭祖的人群一直在堵塞出城的道路，端午的粽香一直浓郁，中秋月饼一直伴着人们举头望明月，春节也一直在万里归途的脚步中显示团圆的分量。
但“年味”的确改变了。曾经，“年味”是靠日常难得一见的食品堆积出来的，“忙年”何止在腊月，一年到头的劳作都在为过年准备费用。数千年来，人们视“年”为“关口”，过年才有肉鱼和小吃，才有新衣裳，才有梆子戏花鼓戏皮影戏。改革开放以来，过年才有的东西平时都有，过年不再费力，人们可能就有些失重，好像年味淡了，不那么够威够力。苦难能让人适应，这是韧性；好生活更容易适应，这是天性。人们接受了不再是“关口”的“年”，所谓“年味变淡”的说法并无根据。
曾经，伴随“年味变淡”的错觉，还有些关于传统节日的“反思”：过年的核心应该是亲情和文化，却变成了购物与消费；过年是农业时代的习俗，不适合现代生活；传统节日讲究吃，缺乏诗意，等等。这些强作解人的“反思”，其实没有道理。
今日世界上任何一种传统节日，哪一种不伴随着如潮的购物和消费？中国人“备年货”，外国人有圣诞购物，从赶集赶圩到百货商场再到网购，消费本身既是一种经济，也是一种文化。今日世界上的传统节日，绝大多数源自农业文明，是农业时代的习俗，几百年几千年都这么过，难道味道都变淡了？美食供应，几乎是世界上所有传统节日的共性，本身就是生活诗意的一部分。而清明踏春、端午竞渡、中秋赏月、重阳登高，春节人情浓酽、礼俗怡人、安食闲住、社戏连场，更是生活诗意的总汇聚，我们的传统节日哪里缺了文化？
在那些“反思”中，实际上有一种谬误的对照：像圣诞节、情人节才是现代、诗意和文化的。这种参照，忽略了圣诞节也是农业时代的产物，也是购物和大餐的节日，也是大众生活的习俗，而在意洁白的桌布、摇曳的烛光、闪亮的杯盏、低回的絮语、精致的鲜花等等，仿佛这里面充满情调，由此而赋予一种“高级有内涵”、一种“品质被标示”的感觉。
表面看，这种参照是要强化“跟上去、赶上去”的意识，满足一种“与世界同步、与国际接轨”的心理，其实是显示了某种文化的洗脑功能，好像那种生活习俗才是现代、高尚、有格调、有品位，有些人因此产生文化上的改宗和归附态度，以为本土文化落后。这是与事实严重不符的臆想，是没有文化自信的表现。
节日的某些习俗可能随生活形态的流变而赋形，吃穿不再短缺，拜年不再作揖，问候可以用微信。但，初一要互相祝福，春节要走亲访友，只有春节才有力量将人们都调集到回家的路上，这些都是无可改变的。生活将人们送往四面八方，春节将人们送回到母亲身旁，这就是“年味不淡”的标志，也是“年味不淡”的保证。
春节是对历法节令和文化传统上一个重大日子所堆积的期待心理，以及这种心理的突然释放。在这种期待与释放中，人们所有的节奏得以总调节，一年一度，生活的紧张得以清零，人们的情绪得以舒缓，所有人在精神、情感和未来期许上再度启动。春节是中国礼仪和生活规则的总节制，是中国人共有的长时计量单位。时间的流逝本无刻度，昼夜与四季以自然的方式将时间变成周而复始的轮回，节日则以文化的方式量度时间，也度量自己的生命。
春节就是以中国人的方式，来丈量自己的日子。它是与“国际时间” “办公时间”“生产时间”“会计时间”不一样的节律，它使所有时间节律随之而改变。短时间遵从钟表，长时间遵从农历，这种协调的节律也是一种中国智慧。只要春节仍然是中国人生活节奏的总调节，春节就仍然坚实地生长在人心里、土地里。中国人把一年中最隆重、最饱满、最红火的情绪给予春节，年味怎么可能淡得了？
“今年你在哪儿过年？”刚进腊月，几年没见的表哥就打来电话问我。
“还没定呢”，我只能模棱两可地回答，因为还没和妻子“商定”。
“到哪儿过年”能够成为问题，恐怕多是在多子女家庭，弟兄姊妹不在一地工作，或者老家与当下生活工作的地方有点距离，或者夫妻俩老家各在一方，甚至即使在一个地方，年三十晚在男方家还是女方家过也是问题。
元旦前后，朋友圈纷纷晒“18岁”，意思是“00后”也已日趋成熟，到了谈情说爱的“正式年龄”，男女朋友，如果双方父母家不在一地或者相隔较远，也就到了纠结“到哪儿过年”的年龄。国家出台二孩政策，以后兄弟姊妹之间，又会涉及这一问题：回哪个家过年？兄弟姊妹回去了，我们不回去？或者，他们不回去，我们得回去陪父母吧？
看看，“你在哪儿过年”是个简单的问题吗？
四时更替，日月轮回，本来只是个时间问题。但，客观的时间从来就不曾客观过。时间意识是人类的一种生命意识、文化意识，这种意识自诞生伊始，就打上人伦道德的印记。过年，关键在于一个“过”字。除夕到初一，就那么一天，就那么一刻，那么一秒，本来从不间断的时间，被赋予人为的含义——新的一年开始了，那么，你和谁在一起、在哪儿迎来这新的一年？生而为人，没法脱离社会角色，没法脱离家庭这个最小也最直接的组织细胞，这一“过”你怎么“过”，往往表达着一种伦理情怀。
直到今天，不管社会如何在现代化中转型，不管城镇化进程如何加速，费孝通先生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所判定的“乡土中国”那种“人情社会”并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更何况，对传统文化的回归，对传统伦理的自觉，对家风承传与延续的认同也日渐增强。由此，作为中国最重要的节日“年”，必然成为这种家风、传统、人伦、人情（包括亲情、友情、乡情）集大成的仪式。每年，从国家到地方都高度关注“春运”，上亿万人次东西南北中、五湖四海的流动，就是这样一种仪式——一年一度庞大人群的迁徙与流动，不正是一种饱含情感、道德、伦理的仪式吗？不要简单片面地放大所谓“春运”的种种问题，当你意识到这是一种仪式，我相信，这样的仪式怎么说都令人肃然起敬。
如此，“你在哪儿过年”还会是一个肤浅的问题吗？
最终，“在哪儿过年”会落实为一次不得不决定的行动。商量，就是权衡、妥协，而不应该是哪一方以自我为中心。曾经有一位同事，他和妻子双方的老家同在一县，相距不过二三十里。这位男同胞颇为“骄傲”地说：“在哪儿过年？开玩笑，当然是在我家。即使年三十去丈母娘家，吃了中午饭，老婆都必须二话不说‘乖乖’地‘滚’回来过年；即使她不回来，岳父岳母也会责令她回来！”男权中心、男尊女卑的封建残留意识、大男子主义思想溢于言表。时代车轮滚滚向前，这样的情形，我看，该水过三秋了吧。
年近半百，我相信自己的情形在一定范围内有些代表性：母亲走了，父亲还在；岳父走了，岳母还在。我和妻子都在重庆工作，我老家在川南乡下，妻子老家在另一个方向的下川东。如果以我们家为中心，两个老家距离各有两三百公里，不远不近，虽然现在交通便捷，单程也得半天。于是，我和妻子就“过年”自然而然达成了一种平衡：今年你家，明年我家；年前你家，年后我家——两边跑。如果哪一家这年春节期间有大事，比如直系亲属办喜事，就自然而然地相继调整。
所以，最终选择“在哪儿过年”，正是一种家庭协商。和谐社会从家庭开始，我们需要这样的协商。
因为，我们必须携手走过一年又一年；因为，年一过，春天就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