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路中的琉璃瓦细节
一条完全用金黄色琉璃瓦片铺成的“金光大道”，出现在一座千年古寺的考古遗址上，意不意外？这是最近南京雨花台区普德寺遗址考古发掘中出现的一幕。
这条长度超过30米，宽度在3米至4米之间的道路上，竖嵌着数不清的金黄色琉璃瓦，铺成鱼鳞纹，醒目耀眼。考古尚未结束，但寺院中轴线上这金色的景观已激发起专家破译的好奇心。有学者推测，金色道路所使用的琉璃瓦，和大报恩寺琉璃瓦来自同一产地，暗示着普德寺昔日曾拥有的不凡地位。
普德寺，这座湮没多年、几乎被现代南京人遗忘的六朝古刹，因为一条道路，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
“出了南门都是事（寺）”，这是南京城南百姓的一句口头禅。虽然是形容琐事太多、不胜其烦，但从字面也传递出这样的历史信息：昔日南京南门（中华门）外佛寺林立，伽蓝遍布。其中，暮鼓晨钟、梵音缭绕的普德寺因其“前后山苍翠环逼，松林茂深”的秀美景色，受到历代文人的青睐。
普德寺到明代正统年间迎来空前规模的重建，也由此获得了“敕赐古刹”的崇高身份。所谓“敕赐”，就是由皇帝下旨建造。鸠工庀材，大兴土木，前述的琉璃瓦金黄色道路，应该与这次由最高领导者授意进行的重修工程有关。
也有史料记载，重修的普德寺是明代正统时期（1436-1449）权宦、司礼监掌印太监刘瑾的生祠，寺内甚至塑有刘瑾雕像。刘瑾死后，普德寺僧人并没忘记他的好处，偷偷将刘瑾的铜像改为伽蓝神。这段掌故记录在甘熙《白下琐言》之中。这座塑像至少在清末民初还存在，但民间已讹为韦陀。名记者、散文家黄裳在南京游历时，特地跑到普德寺探访，“韦陀是有的，但与普通的一样，并无任何特异之点，于是想瞻仰我们的‘九千岁’的目的终于未曾达到。”（《旧戏新谈》》）
普德寺中还有一件宝物——娑罗树，系郑和下西洋时带回，与静海寺西府海棠、大报恩寺五谷树、牛首山红豆树齐名。清末南京史学家陈作霖在《金陵物产风土志》中描绘普德寺娑罗树的神奇：“普德寺有娑罗树，干直而多叶，叶必七数，一名七叶树，茎青紫而花白，与月中倒影相映，皆云来自海外。”
明清两代，普德寺内五百尊铁罗汉名达四方。五百铁罗汉形态各异，栩栩如生。明代民间十二首时曲《劈破玉》中唱到：“四月里玫瑰花红馥馥，猛听得普德寺一对大蜡烛，姐妹们邀我南郊外。泉水桥儿等，去看接引佛。先拜弥陀，先拜弥陀，乖，后把罗汉数。”可知去普德寺游玩，数罗汉，是当时南京市井间流行的民俗。
普德寺也是明清文人来到南京要来“打卡”的去处， 明末大才子王铎、钱谦益，清代著名画家罗聘，都曾慕名前来。明代诗人皇甫汸一首《游普德寺》：“古寺城南访六朝，高台一望几萧条。门前黄叶催年暮，林外青山觉路遥。塔影常圆沙苑月，钟声净带楚江潮。老僧宴坐耽禅定，送客何曾过虎桥”，道出了探访普德寺的闲情逸致。
民国时期，普德寺与栖霞、卧佛、毗卢并称“金陵四大古刹”。上世纪四十年代来到南京的德国女摄影师赫达哈默尔，用镜头记录下普德寺的珍贵旧影，寺内环境清幽，静谧安详。为赫达画册撰写文字的德国人霍夫曼写道：“寺庙最深处的殿堂内，有一尊站立着的阿弥陀佛像，这在佛像中并不常见。一片隐秘的小竹林，装点着寺庙的庭园。两只巨型石龟，提醒着人们这里往昔的地位。”
普德寺遗址位于原来的金陵橡胶厂厂区内，今普德村二号小区1栋北约50米。两座佛殿为晚清所建，曾一度破败不堪，岌岌可危，残存的几根梁柱上，能辨认出云龙纹、缠枝花纹等图案。随着普德寺遗址考古工作的开展，佛殿修缮工作正在推进之中，饱经沧桑的古建筑有望修旧如旧，重现生机。
在普德寺遗址上，还有一只巨大的石龟趺，观其形制，当为明代遗物无疑。老照片显示，普德寺龟趺硕大无朋，气势雄伟，为南京佛寺中罕见。它虽然没有明孝陵、灵谷寺的明代巨型龟趺大，但要大过明初功臣墓神道碑的龟趺座。和琉璃道路一样，巨大的石龟趺也是普德寺昔日崇高地位的体现。
民国学者朱偰《金陵古迹图考》记载，普德寺“寺门前有大龟趺二，碑已无存”，暗示普德寺的巨型石龟不止一座，另一座或在早年间已被埋入地下。此次地下的巨大石龟能够重现天日，也是这次考古待解的一大悬念。于峰
残存的川港
现在的界岸村远眺
赵顺荣老人现已失智
界岸，是张家港川港一带先民围垦长江沙洲时修筑的一条圩岸，作为常兴沙与青屏沙的分界线，已有几百年历史。在这条不宽也不长的圩岸边上，聚居着几十户农民，人民公社时期，这里是一个生产队，后几经调整，村名多次变更，当地人一直称这里为“界岸人家”。
而今，界岸的岸基已全部淹入河心，村里的年轻人也搬到镇上去住了，原以为这个小村就会这样被淹没在历史与时间的长河中。然而，一个人，用一本名叫《界岸人家》的书，再次叩开了它尘封已久的往事。
这个人就是黄健，从界岸走出，曾官至正厅级，退休后没有诗书自娱，而是回到故乡，以一己之力，用3年时间采访了44位老乡，完成了一部中国基层农村农民的口述史——《界岸人家——一个中国村庄的集体记忆》。
用他的话说，“这不仅是为了留下乡愁，为古老家园唱一首怀旧的歌，更多是对陌生未来的向往与祈求。”
饥饿的童年与无法释怀的“三农情结”
写作此书，用黄健的话说，不仅源自他贫苦农民的出身，以及后来十多年对“三农问题”的宏观研究背景，更是他作为一个界岸人挥之不去的乡愁。
黄健记忆中的界岸是个可以“游泳戏水、捕鱼捉蟹”的好地方。但故乡还有不堪回首的另一张面孔，那就是童年的饥饿，这是他对农村记忆的开始。
黄健出生于1953年，成长于人民公社时期，一方面，理想那么诱人，似乎触手可及；另一方面，现实却又如此无奈，每一个人都忍受着饥饿。这样的农村养不活自己，揣着这最朴素的感受，黄健开始了走出界岸的人生之路。
因为家庭原因，渴望读书的黄健没能上高中，为了谋生，他成为了一个篾匠。
虽然已经过去近半个世纪，黄健依然记得父亲让他投师的情形，他哽咽着问父亲，“我就这样拉倒了？”父亲说，“儿子，你晓得的，做大人的也是没有办法啊！”
学徒苦，做篾匠活计，经常一蹲就是一天，收工时下肢麻木，几乎站不起来。可比辛苦更苦的是心里苦——前途的无望比贫穷更可怕。
“在贫困与焦虑交织、绝望与希望混杂的氛围中”，黄健度过了做篾匠的两年时光，以及之后的六年军旅生涯，直到1979年，借着恢复高考的春风，黄健实现了“书包翻身”的梦想，以全县第一的成绩成为人民大学新闻系的大学生。毕业后，他以优异成绩被国家机关选用，进入国务院机关从事政策研究工作，从北京到江苏，一干就是30年。
黄健说，我出生于农村，从小穷怕了，苦怕了，也饿怕了，而这种记忆和经历，让他在做三农问题研究时，有一种特别的感受，仿佛心中的那个三农的缩影就是界岸村。
1994年，黄健回到界岸村，岁月悠悠，少年时代的家乡变了模样。多年没有疏浚的河道，河水不再欢快地流淌，残缺的川港，横卧在大地上。川港变了，而这变化背后是中国三农形态的悄然改变。经过长时间的调查研究，黄健完成了《界岸村农民的职业流动和基层分化》报告，以一个经济研究者的身份，首次以界岸为例，对农业、农民、农村问题从宏观到微观加以关注与思考。
2014年，黄健即将退休，恰好那几年有人发博文写春节回乡见闻，谈农村的变化及冲突，感叹农村的衰落。但黄健凭借多年的学术敏感意识到，这不是衰落，而是一种巨变，几千年来的传统农村，在最近几十年间发生了重大变化。
因此，他想换个角度，以鲜活的、具体的、平凡的个体实例，来透视中国农村的社会变迁，他决定听听农民怎么说。于是，一个以他生活过的界岸村为样本，请村民口述个人的变化、家庭的变化、村子的变化的想法诞生了。
从一个村庄看一个国家的变迁
黄健认为，历史不仅由精英创造，更由无数普通人推动。在滔滔不息的时代洪流中，每个人、每个家庭、每个村庄，都是历史的参与者与见证者，都有各自不同的体验和感受。以一个生产队为单位，捕捉家家户户的日常琐事，重现底层村民的复杂人生，展示集体记忆的多彩图景，记录社会变迁中普通人的命运沉浮，让沉默的大多数留下历史踪迹，这是他做这部口述史的初衷。
“其实，世界上各个民族最早的历史都是口口相传的口述史，这些口述史或许没有后来的正史严谨，却因为有叙述者的情感，更具有鲜活的历史细节。”
89岁的赵顺荣给他讲述了年轻时被国民党拉壮丁，从东北战场一路逃回家乡的“生死劫”。被拉壮丁到东北战场，后来和一位老乡跑回家，从春天跑到夏天，中途险被国民党军杀害，后被解放军解救，到天津上不了船急得跳海，破衣烂衫站在家门口时被认作叫花子轰走……旧中国的苦难，就这样从赵顺荣老人口中平平淡淡地道来，成为这个民族一段不起眼却永不消失的疤痕。
钱贵贤是另一个让黄健难忘的村民，“在他身上，你可以看到改革开放初期，第一代下海经商个体户的影子。”
1981年，政策已经允许私人办企业，钱贵贤夫妇借钱办了眼镜厂，这让他们在生产队里第一个起了楼房。后来眼镜生意不好做了，钱贵贤又做起了赛璐璐（人造塑料）原料生意，结果在湖南误入传销陷阱。后来钱贵贤又转战新疆霍尔果斯口岸做服装外贸，在伊犁做电瓶车生意，回到老家开起了砖瓦厂……钱贵贤的奋斗还没有结束，一行不景气就转行，就像黄健说的，“只要肯吃苦，处处都有致富路。”
然而老钱的努力，却不一定得到下一代人的认同。在黄健的记录里，李武这样的80后，和钱贵贤的子女们一样，对老钱这代人吃的苦头，很难理解。就像老钱的女儿，每次打电话一听到老父亲又在养鸡喂鸭，就说，“怎么你们又养鸡啦？”
在钱贵贤夫妇看来，年轻一代不知道怎么养家治家，儿子媳妇已经搬到镇上去住，自己不开火，早饭都是买着吃……界岸村人世代为农的历史，也就在这一代宣告终结。土地改革、人民公社、曾经的生产队，过去的一切静静消逝，传统的乡村渐行渐远。
对于年轻人来说，更多的是对城市生活的向往与追求。1995年出生的陆瑶瑶，虽然自己也分到了田，但没干过农活，会计大专毕业的她眼下考虑的是进修网络课程，将来能有更多工作机会。比陆瑶瑶大5岁的钱磊磊已是孩子爸了，在电信局做宽带安装工，他更希望和其他城市青年一样去创业，多挣点钱。他告诉黄健，在别人家里装宽带时，他会留心问问人家有什么项目，找找有什么新的机会。
再不记录，就来不及了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在老家做村民口述史，黄健说首先是语言上无障碍，土话乡音，分外亲切，可以随意交谈。加上生产队是曾经的命运共同体，大家一口锅里吃过饭，感情上有共鸣，村民从不把黄健当外人，愿意把家中的事、心中的话和盘托出。情感上的亲近与共同的生活背景，让黄健的访谈无拘无束。
《失独之痛》一篇就是黄健和村民拉家常中偶得。黄健说，起初他并不知道村里有家庭失独，在对别的村民采访时，聊着聊着知道了周仁健家女儿因为精神压力大自杀的事。后来问周仁健愿不愿意谈，老周说，“跟你有什么不能谈的！”于是，老周面对黄健平静地讲述了女儿去世的前后经过，为研究农村人精神健康留下了一个宝贵案例。
黄健说，记录《界岸人家》，他没有预设立场，更没有抽样，而是坐下来自由谈，每次一人或者夫妻俩，手机录音。黄健希望自己的口述记录研究，能成为从微观角度研究江南农村的第一手资料。
从2014年9月开始，黄健经常自己驾车回到老家，寄住在哥哥嫂嫂家，和村民聊，上至八九十岁的老人，下到二十出头的小伙子，有些家庭访问三代、四代，便于考察代际更替关系。整个访谈尽量保留生活细节，保持口述特点，保持原生态。
3年来，黄健记录的原始素材多达七八十个小时，最终整理出50多个小时的录音资料。黄健说，自己会把这些录音资料连同整理出来的文字记录一起捐给档案部门。
“再不记录，就来不及了。”是黄健挂在嘴边上的一句话。黄健说，录音中的老人，有的已经故去，有的已经失智，已经无法讲述了。这份录音除了史料价值，对研究张家港地区的方言，同样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当然，更重要的还是这份记录作为中国农村历史变迁第一手资料的真实性与鲜活性。黄健说，诚然，界岸村民的讲述是不完整的，几十户家庭的状况也难以代表整个中国农村，但如果有更多的人来做这事，那么从村民的集体记忆出发，结合相关历史资料，把它们放到近百年来中国农村经济社会的变迁中考察，那就是一幅中国农村历史变迁的壮丽图景。
本报记者 徐宁
经典重读
江南是中国文人的梦境，江南的一切，都可以用水色来形容。这里地滨大海，又加湖沼星罗，河港密布，一年四季的大部分日子里，空气中总浮动着潮滋滋的水汽。水之对于江南，不仅仅是一道清秀明丽的风景，更是一种具有本质意义的生命情调。
江南运河就在这情调中娉娉婷婷地流过，从杭州到镇江，这段六百余里的航程虽然只占京杭大运河的六分之一，但就美学风貌而言，却是最具魅力的一段。杭州、嘉兴、吴江、苏州、无锡、常州、丹阳、镇江，只要看看这一串名字，就可以令人想到吴越文化的天生丽质和那种近乎无助的娇娆。
这里的河面时窄时宽，大都呈示出天然河道未经雕琢的形态。水是柔软绵长的，一如江南人的性格，有一种婉约温顺的叙事风格。水位却很高，白亮亮地从远方浸漫过来。航船走在水里，也走在平原上远近的视线里。高高的船帆须得仰视，船上的居家生活亦历历在目；若是空载，你甚至可以看到船底上寄生的苔藓和螺贝之类，还有舵板上部和下部深浅不同的色泽——那是由于水的浸泡程度不同形成的。水势盈盈欲泼，所谓的河床便被挤压成柔弱的两条，似乎一不小心，那河水就会溢入两岸的灌木丛、桑园或菜花中去。河坡是壁陡的，那是土质的造化。南方的黏土，可以烧制很好的青砖也可以烧制陶瓷的，太阳一晒硬邦得有如石头；水一泡，又显出一种固执的韧性。因此，那河岸虽也见出嶙峋的模样，却在水的冲刷下经年不坍。村前宅后，那洗衣淘米的石阶也只有两三级，村姑们坐在河岸上，可以映照自己姣好的面影，也可以调皮地用脚丫撩拨水花；若头上戴的野花掉在水里，也是可以舒展身姿去拾取的。江南的水，天生具有一种亲和的品格，总能给人以适时的舒心快意。
水边最常见的是芦苇，它们是大运河一路上的仪仗，亦是大运河风情的眉眼，如果问一声“画眉深浅入时无？”那实在称得上是极富于创意的，或苍黛，或萧疏，或浓妆，或淡抹，把大运河的四时情态勾画得很传神。在大运河的生命中，没有什么比芦苇更忠贞地相伴始终了——不仅仅是江南运河，而是近四千里长河的全程。它那平民化的品格，原本就与大运河很投契的。但江南的芦苇，却又尤为有声有色，那是源于它对季节变换的敏感，在波光云影下摇曳身姿的表现力，以及执着地契入生活底层的温存。当然，在有的时候，它也不失浩大的气势，那是在运河与湖沼的交汇处，澎湃起好大一片芦荡。每年端午节的前几天，孩子们便钻进芦荡去剥芦叶。剥芦叶俗称“打箬子”，虽说是“打”，却并不轻狂肆虐，每根健壮的苇秆上只拣一张最嫩的，用心细细地剥下来。扎芦叶用的是柔韧的菸草，他们固执地认为，若用别的东西，便坏了芦叶的嫩香。芦荡深邃而幽远，天上地下全是望不透的绿色，人入其中，仿佛五脏六腑也被染绿了。打箬子的孩子如同一群小鱼游进了无垠的大海，既为它的神奇而陶醉，又因它的幽深而恐怖。因此，他们先用芦叶卷一支芦号，长可尺许，屏起力气吹一声，其声粗犷如老牛，二三里之内都听得到。若有在满眼绿色中辨不清归途的，将芦号一吹，四处便马上响起接应的号声，那声音此落彼起，甚有气势，惊得芦苇丛中的水鸟扑簌簌地飞去。芦号传到远近的村舍里，家家便开始张罗包粽子了。“闻到粽子香，三岁小囡学莳秧。”一年中最为繁忙的季节就在芦叶和糯米的芳香中拉开了序幕，只要嗅一口那气息，你就会知道江南的先民是多么懂得生活，那是一种善于把眼前的寻常物事和日日生计咀嚼出诗意，让劳作和困厄消解在乡土韵致中的大艺术。
待到秋风萧瑟时，芦花便纷纷扬扬地飘舞起来。于是，偶尔便可以看到腰肢丰满的少妇在运河边采撷芦花，那举止神态，流溢着一种母性的柔静。芦花是预备给新生儿充填小枕头的，芦花枕松软、温存，它和孩子的乳名连在一起，也和童年的歌谣连在一起，它是水乡儿女的第一个保姆，从小枕着它，编织着有如水波和月光一般软软的梦，长大了，走到哪里他也是一个江南人。
除了富于浪漫色彩的芦苇，和大运河忠贞不渝地一路同行的，还有纤道——它那裸露在烈日下或寒风中的瘦骨嶙峋的形象，还有纤夫那极具雕塑感的身影，都凸现着某种生命意味，令人想到人类意志力的坚韧和生活中永无尽头的困厄与无奈。
江南运河的纤道又称为塘路，那是人工修筑的河堤，傍着古运河迤逦而行。塘路最精彩的段落在于大运河穿越湖沼隘口时，纤道如长虹卧波，那种典雅与从容让人总忍不住要多看几眼。若是晴和日子，长堤在水中的倒影仪态万方，连同纤夫的身影都有点吴带当风的味道。这种纤道一律是石块砌成，上面铺着石板，虽是在清波碧水中款款而过，却也时有起伏，连缀起一座座精巧的桥拱，于是那一溜长堤中便有了上坡和下坡，也有了几许天然的巧趣。这固然是为了在下面让出泄水的通道，恐怕也是为了让纤夫们在单调的跋涉中不时有一种新鲜的视觉感受吧。修筑这纤道的都是最底层的劳动者，他们当中或许也有纤夫或其家人的，这种悲悯情怀不可能不渗入他们的审美意识。江南不少有名的古石桥，其实原先就是塘路的一部分，例如苏州的宝带桥和吴江的垂虹桥，前者长三百余米，五十三孔；后者长四百余米，八十五孔。可以想见，那是何等的壮观，又是怎样一种吴侬软语般的雅致，似乎那桥孔里随时可以流出不绝如缕的洞箫声，是昆曲和苏州评弹的韵味。它们都算得上是中国桥梁史上的杰作，也是历代文人雅士们吟咏不衰的题材。像米南宫的“垂虹秋色满东南”和姜白石的“小红低唱我吹箫”都是人们所熟知的名句，同时熟知的还有那些风流放达的浪漫故事。其实对于大运河来说，塘路实实在在的功用是为了解决挽纤、驿运和航行中的风涛之险。所谓大美，从来都是人类在争取生存权利的劳动中诞生的，人们在劳动中“依照美的规律来造型”，使自然人格化，也使人的目的——包括审美——对象化，从而最终实现了一种自由的形式。在我看来，这种“自由”乃是美的最高境界。江南的“白玉长堤路，临河古戏台，乌篷小画船”历来是大运河畔一道令人心醉神迷的风景，它们都是水乡先民们生活中最寻常的创造和拥有，但它们却无愧于美的经典。
（本文摘编自《大运河传》，作者系著名作家、编剧，首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
名家书坊
甲 今天来谈谈读书法，怎么样？
乙 我洗耳恭听你的高见。
甲 我只能讲个真实故事。从前有位教授在大学教第一堂课时抱了一叠书去，在开场白以后便介绍这几部古典名著，一一说明作为基本读物的重要性，要求一学期读完这几本。每堂指定预习多少，下周上课除讲解外还当场提问题要学生回答。他说到做到，毫不客气。恰巧班上有位女学生是从前鼎鼎大名中西兼通的学者的孙女儿。她几乎每回都抢答，而且问题越难，她抢得越快，唯恐失去显露才华的机会。若是比较简单容易的问题，她就默不作声，让给同学。男生又把容易的向女生谦让，仿佛男生总是不如女生反应快。于是那位才女占了首席，其他人也乐得偷懒而且减少露丑。首席学生并不包办，总是留有余地给旁人。课程结束时不仅教授满意，而且全班男女学生个个满意。班上有一个学生是我的朋友，是他对我讲的。这是教学法，也是读书法，对此你有何评论？
乙 这是读书正宗，有教有学，有提问有答复，也就有了讨论和纠正错误。
有师，有友，各得其所，是读书的正轨，学问打基础的正路。我也听到过一个教学故事和这不同，说给你听听。有位教授一上课先作开场白，然后把带来的仅有的一本书向学生介绍。这是一部中国古典名著的校点注释本。他要求学生自己读一遍，将校点和注释及注中评论的错误指出来，写下作为作业，多少不限，详略不限，半月后开始交卷，限期一个月。介绍完了，他便讲课，不再提这本书，一个月之内也不提。请问你对此有何评论？
甲 我很想知道一个月后的结果。
乙 结果很简单。答卷一堆，互有异同。教授看了一遍，上课时发给学生，要求每人轮流通读全班答卷，记下有错未纠的和本来不错而纠错了的，再交来。
甲 这教法省事，等于开讨论会，教师旁听。
乙 也不省事。答卷及学生评语再集中以后，教授便开讲这部书作为他讲的课的举例，对学生的答案不指名而包括在内。结果是学生都熟悉了这部书，教师出版了这本书的新本子，又是各得其所。
甲 讲这两个故事算不算谈了读书法？
乙 也算也不算。读书本无定法，只要各得其所。我们谈的两个故事若算是读书法，那么前一种是提问法，后一种是找错法。有人学外文背字典，有人学外文不记生字而读破一本书再读破一本书，有人学外文把一篇文抄了又抄，烂熟于心，好像是自己写出来的，然后抄另一篇。各有才能偏向，各有目的不同，能适合自己而有效的，我认为就是好的读书法，就可以“得其所哉”。硬套用别人的方法，只怕会“麻雀跟着蝙蝠飞，熬眼带受罪”。
甲 我听说，从前有两位教授同在西南联大开课讲唐诗，讲法大不相同。又有两位教授曾同在北京大学教英文，也是大不相同。一位教过几年后出版了讲义，是一本语法修辞书。他认为不懂语言怎么谈得到内容。一位是翻译家，着重讲授内容及背景，认为不通全文大意怎么理解词句。一个是从外而内，一个是从内而外，各有千秋。是不是一个讲“结构”，一个讲“存在”？
乙 看来读书法也是“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适合自己便能生效，凡事都要讲效率，读书也一样。无效读书不如睡觉。
甲 我们自己不读书而谈读书，那有什么效率？
乙 假如有人听了我们的谈话以后哈哈一笑，那就是效率。读书后欢喜赞叹是正效率，读书后愁眉苦脸是负效率。读书后还能自己想出什么来，那就是超效率。
甲 有人读书只为消闲，还讲什么效率？
乙 怎么不讲？消得了闲，越读越有味。若越读越心烦，还消什么闲，读什么书？不如睡觉去吧。
苏人书事
扬州作为中国漆器发展史上延续时间最长、最未经断裂的产区，目前仍是全国漆器生产和销售最好的地区。扬州漆器的起落兴衰，折射出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审美等方面的变迁史。
近代扬州漆器作坊与店铺都以作坊主家庭为核心。徒工都拜作坊主为师，学徒三年的劳动成果全部归作坊主所得。学徒兼作家佣，听从师娘使唤，所谓“学手艺”，是做完家务杂活之后，站在师傅身后“偷”看得来的。三年满师要办敬师酒，要替师傅再白做三个月，理由是“补学徒三年的望呆工”，即偿还站在师傅身后偷学技术的时间。熬过三年学徒，再熬三年小伙计。行业内流传着这样的俗语：“三年徒好学，三年友难访。”意思是说，满师以后的三年，不管是留在作坊还是另找主户，都必须独当一面，师傅不再过问，伙计间又有竞争。如果学徒期间不是一个处处留心的有心人，做伙计的三年又没有相处到手艺好、立足稳的朋友，立业不成，就只能失业。
漆器作坊的雇工大多是郊区农村的贫苦农民，农闲时进城做短工，农忙时回乡务农。雇工多的作坊，有“息忙”“息冻”的惯例。作坊要在农忙或年关留人，要“贴忙”“贴冻”，报酬高于平日。从闯荡城市当伙计，到自立门户开作坊，成为农村艺徒终身奋斗的目标；城市平民往往不愿为作坊雇佣，宁愿自开连家作坊，为大作坊加工漆木坯或单一成品。
明清以来，中国形成了类似西方行会的工商业组织，称“会馆”，或称“公所”，或称“行”，或称“帮”，执行团结同乡同行、制定行规、限制相互侵吞、排挤外乡人开设铺户作坊等的职能。同乡作坊若违反行规，会受到行帮谴责或是限制。扬州漆器业的行会机构叫“涂物会馆”，在皮市街板井巷内，是扬州漆器制造业为限制竞争、保护同行利益自发组织的。
在近代扬州漆器的历史上，“梁福盛漆器作”留下过深深的足迹。
梁福盛漆器作创业于清同治七年，创业人梁友善，共传五代。仿古雕花门楼后面，有坐西朝东铺面两进。店堂檐梁到水柜台挂一块乌亮的黑漆大招牌，用厚螺钿拼槟榔纹镶嵌“梁福盛”三个闪亮的斗大阳纹字，沿梁挂一块金字横匾“梁福盛仿古漆玩”，左右一对刻漆楹联“福我家邦艺通中外，盛兴基业名振东西”，“福盛”二字被巧妙地嵌在联首。
漆工领作王东亮，江都中闸人，擅长修补古漆器。他往往在反复端详、深思熟虑之后，斩钉截铁地调漆髹涂，很少先打小样下窨。漆膜干固、漆色渐渐吐艳之后，往往能够与原器天衣无缝。高氏承业后，将店内外生产调度发货都交王东亮操持。每天早晨，王东亮将每个工人的日工作量、加工点的发货量一一分派完毕，便逛到富春茶社，沏上一壶茶，点上一碟干丝、几只点心，悠哉游哉，消闲半日。回作坊后，应酬生意，或每张作台转转，不再亲操斤斧。收工之后，泡进浴室，过着扬州有闲阶层“早上皮包水（吃茶），晚上水包皮（洗澡）”的生活。茶馆浴室、烟酒应酬，全都记在梁福盛账下，每月净得封银10多元（约合400斤米），相当于两至四个普通工人的收入。
客串画匠肖竹平，人称肖聋子，能画善刻，有一手默写名人四体手迹的看家本领。他总是在反复端详沉思、连着吸完几袋旱烟、蓄足情绪之后，迅捷捉笔，在屏面上急速挥洒，随即用刀将大的影象刻出，在留存的漆面钩，刻，挑，划，转瞬便从运刀中看出了笔趣，连断简残篇上的虫蛀也被刻了出来，围观者莫不啧啧称叹。这样一个身怀绝技的漆器艺人兼设计师，却无家无小，无人收留无人供养，只能常年背着盛放刀笔的竹筒，在各作坊间走东串西，茕茕孑立。
卷坯工潘仁贵、潘逸民，雕漆工徐圣良，浅刻工季宝亭，周铸工王红脸，螺钿工张政才与潘长桃，钩刀工陈发祥，金漆彩画工陈元红，漆工薛祥明、万祥如、樊圣和、樊麻子（兴贵）、丁小头等。这些技术好手，被作坊主以诨号呼来唤去。他们的本名，在他们尚在人世时就被人遗忘了。但正是这些不为人看重的工匠，延续了扬州的髹饰文化。
（摘编自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年9月版《扬州漆器史》，作者系东南大学艺术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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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玉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内容简介：本书收录了24名抗战老兵口述当年从军的经历细节。通过老兵们的口述，部分还原了桂柳会战、台儿庄战役、老河口大撤退、桂林保卫战以及远征军赴印缅作战的惨烈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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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仁宇
出版社：鹭江出版社
内容简介：本书是历史学者黄仁宇以宋徽宗年间及靖难之役前后的历史为背景，以杭州府学子徐承茵、陆澹园和李功敏三人的仕途为线索，以徐承茵和柔福公主的爱情为铺垫撰写的一部虚构类史学作品。黄仁宇用考据的态度，细腻的笔法，在史料的基础上进行了合理的想象，展示了宋代文化的繁荣与政治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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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 凯文塔尔博特等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内容简介：本书带你近距离观察人工智能这一技术正在如何改变我们的世界，并且解答一些有趣的问题，揭示在未来即将发生的事情。在这个时代，通过机器可以访问到地球上的每个人。本书揭露了这意味着什么，并且解释了又有什么即将到来。
近来“诗和远方”这句话不胫而走，这原是个比喻的说法，有人却误以为诗歌真在远方。某些当代诗人一向持这种观点，他们写诗，尽量避开身边的芸芸众生，惟恐沾染日常生活的烟火气，这是在空间上追求“远方”。我曾遇到一位青年诗人，见我读不懂他写的白话诗，就傲然声称：“我的诗是为五百年以后的读者写的！”这是在时间上追求“远方”。诗歌果真在遥不可及的远方吗？
《诗经》中记载的古代歌谣，无论是“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等民间情歌，还是“昔我往兮，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等征人怨语，都是普通人对眼前境遇的直接描写。汉儒对诗歌功能的定义是“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哪一类不是百姓的日常生活？钟嵘认为诗歌产生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或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似乎有点“远方”的意思，但这是指诗人身临远方，他们的诗歌仍是写自己身边的情事。况且“去境”的“楚臣”屈原在遥远的流放之地日夜思念着郢都：“惟郢路之辽远兮，魂一夕而九逝！”“辞宫”的“汉妾”王昭君则“环佩空归月夜魂”，他们几曾忘却了家乡和故国？彭斯生生死死热爱他的苏格兰高地，他的心声是：“我虽然到处流浪，到处漂泊，那高原的山冈，我将爱之永远！”可见即使诗歌随着诗人的足迹走到远方，对于诗人来说，诗歌仍在他们眼前。试读岑参的《碛中作》：“走马西来欲到天，辞家见月两回圆。今夜未知何处宿，平沙莽莽绝人烟。”这是名副其实的“远方”了，但是当岑参未到之前，“平沙莽莽绝人烟”的大漠中哪有什么诗歌？甚至可以说，当岑参（或其他西征将士）未来之时，那片大漠对于人们毫无意义，更不会具有任何诗意。正像王阳明形容深山中自开自落的鲜花：“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在杳无人烟的“远方”，诗歌是根本不存在的！
当然诗人具备非凡的想象力，他们经常思接千载，视通万里。李白便时常在想象中腾身青云，“先期汗漫九垓上，愿接卢敖游太清。”但他好不容易飞上华山云台峰，对着仙人卫叔卿长揖，忽又“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流血涂野草，豺狼尽冠缨”，他到底还是忘不了苦难的人间！同样，《神曲》中的但丁，虽然游历了天堂九重天，仍然念叨着“奴隶的意大利，痛苦的温床”。李贺擅长吟咏幽冥世界，但他笔下的苏小小墓是“幽兰露，如啼眼。无物结同心，烟花不堪剪”。还说“油壁车，夕相待”。虽然幽僻峭冷，仍然充满着对人间温馨爱情的向往。同样，波德莱尔虽然高呼“死亡，快快扬帆！”但他的忧郁其实源于苦难的人间：“大地变成了一座潮湿的牢房，希望在那里像一只蝙蝠飞翔。”嫦娥飞升入月，从此远离了尘世。但李商隐说得好：“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嫦娥在广寒宫里形单影只，夜复一夜地俯瞰碧海青天，她该多么后悔盗食仙药啊！苏东坡有鉴于此，便断然拒绝白日飞升：“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诚然，滚滚红尘，攘攘人世，确实使人心烦意乱，所以李白要大喊：“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然而“人间”就是由人群组成的，即使有人能逃离人间，又能在何处找到归宿？天文学家倒是在太阳系外找到了几颗宜居的行星，可是一旦人们奔赴那里，立刻会形成新的“人间”，喧嚣和烦扰也会如影随身，接踵而至。况且大地本是人类的家园，东方人相传女娲抟土造人，西方人相传耶和华用泥土造了亚当，还告诫后者：“你本是泥土，必归于泥土。”臧克家怜悯农民说：“孩子/在土里洗澡；爸爸/在土里流汗；爷爷/在土里葬埋。”其实整个人类都注定世世代代离不开泥土，诗人当然也是凡胎泥身，又何必幻想离开脚下的大地？荷尔德林追求“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并不向往虚无缥缈的伊甸园。请看胸怀大志的短命诗人王令，他在酷热难当的盛夏，明知“昆仑之高有积雪，蓬莱之远常遗寒”，却因“不能手提天下往”而“何忍身去游其间”！请读元稹诗中刘晨、阮肇的行迹：“芙蓉脂肉绿云鬟，罨画楼台青黛山。千树桃花万年药，不知何事忆人间？”两人在如画的仙境中有美貌的仙女相伴，过着青春永驻的神仙生涯，却仍然要思念人间！
金圣叹对诗歌的定义是：“诗非异物，只是人人心头舌尖所万不获已、必欲说出之一句说话耳。”华兹华斯也说：“诗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既然如此，诗歌当然源于日常生活，好诗则必定产生于民间大众。喜怒哀乐，皆为诗情。柴米油盐，莫非诗料。“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的美丽是诗；“一奴长须不裹头，一婢赤脚老无齿”的丑陋也是诗。“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的愉悦是诗，“入门依旧四壁空，老妻睹我颜色同”的辛酸也是诗。“大漠风尘日色昏，红旗半卷出辕门”的豪壮是诗，“桃花流水窅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的恬淡也是诗。雨巷中丁香一样结着愁怨的女郎是诗，村庄里提着蚀着青苔的水桶的村姑也是诗。我家住在南京城墙外边的一条陋巷中，小区外沿街开着两家洗车店和五家小饭馆，进进出出都遇到“引车卖浆者”，可谓货真价实的红尘市井。可是我傍晚走出小区去散步，抬头一望，青紫色的钟山峰影映入眼帘，朱湘的诗句便涌现脑海：“路灯亮着微红，苍鹰飞下了城堞。在暮烟的白被中，紫色的钟山安歇。”陶渊明说得好：“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只要“心远”，诗歌就在眼前，又何必舍近求远？
（作者为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近日， 因作家冯唐的一篇文章《如何避免成为一个油腻的中年猥琐男》，网络上掀起了一场“狂欢”。在这场“狂欢”里，对所谓“油腻”的中年男人，有人对号入座，有人极尽嘲弄，有人愤懑不平……
那么，什么是“油腻”的中年男人？概括而言，无非两点：对内心态的自我满足与自我和解，譬如大腹便便、不修边幅、玩手串；对外气质的强侵略性，譬如张嘴闭嘴教你做人，又或讲荤段子，拿肉麻当有趣，拿油嘴滑舌当有文化。
不可否认，“油腻”的中年男人某些行为举止的确粗鄙，容易引起他人的不快甚至厌恶。比如，当众谈性。但更多“油腻”标准，充满的是以自我好恶为中心的偏见和狭隘。比如，肥胖。虽然现代社会以瘦为美，以锻炼为王道，但身体发福关乎的是健康，而不是道德原罪。要知道，在国外公开嘲笑他人肥胖是不被允许的。再如，服饰。戴手串也好，穿唐装也罢，不过个人喜好，只要不违背公序良俗，便不该被挑剔，这是多元化社会该有的包容。
如今“油腻”的中年男人已然成了一个筐，任何人都可以把对中年男人的不满、不屑、不爽、不齿倾倒其间。这样的戏码我们已经看过太多，从“绿茶婊”到“白莲花”，从“直男癌”到“田园女权”，标签化甚至污名化特定群体的游戏，网络上一直乐此不疲。自十九世纪以来兴起的个人主义，在新媒体时代愈是膨胀，“我看不惯”即为恶的，“我不喜欢的”即为坏的。人人都握着自己的麦克风，评判别人，批评别人，嘲讽别人，却唯独没有包容和自省。
在英国作家CS路易斯的小说《魔鬼家书》中，魔鬼发现现代人有个通病：言谈时必有戏笑嘲讽之词，这背后深藏的是人性中一切利己的偏见。正如有观点认为，对“油腻”中年男人的群嘲是一场“媚青”行为。爱好尝试、独立自主、网络化生存、超前消费的年轻人更容易获得资本和技术的青睐，讨好年轻人渐渐成为社会的通病。曾经是社会中坚、但已经荣光不再的中年人，他们的生活娱乐方式已被新生代的人们所鄙弃，对他们冠以“油腻”之名，是中国社会从物质到精神愈演愈烈的“年轻崇拜”的一个注脚。
对很多人说，“油腻”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中年”。冯唐说，“一夜之间，活着活着就老了，我们老成了中年。”就这样，岁月带走了浓密的头发，带走了紧致的肌肤，更带走了蓬勃的激情和梦想。反观当下，“不理解我们年轻人？没关系反正你们都快要死了”的口头禅甚嚣尘上，中年人似乎已渐渐被挤到了世界的边缘，曾经少年终活成了他人眼中的“油腻”模样。“年轻崇拜”固然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但如果溢出合理的边界，就可能变成对某个年龄段人群的年龄歧视。
黑泽明写过一本自传，书名就叫《蛤蟆的油》。意思是说，自己到了晚年回首往事，感觉就像只镜子面前的丑蛤蟆，不禁惊出了一身油。而这蛤蟆油呢，又恰是治烧伤的良药。审视自我是痛苦的，也是必要的。对“油腻”中年男人的群嘲，固然有夸张和歧视的成分，但并不代表就可以听之任之，回望初心、时常自省的工作还是需要的。想想当初那个“青涩少年”如何成为了今天的自己？想想当下的自己，又有多大程度认可当初的自己？这或许比“不戴各种串”“不群发微信”“没有大肚子”“不教导他人”之类更加去“油腻”。
给别人贴“油腻”标签的人，同样需要自省。评判别人是容易的，今天有“油腻”的中年男人，明天会有“肥腻”的中年女人，今天有“恶臭女孩”，明天会有“恶臭男孩”。如果一个人总是看不到自身的丑陋，看不到他人的美好，就很容易变成愤世嫉俗的犬儒；如果一个社会的各类群体总是相互诋毁、相互抹黑，就很容易变得割裂、难以形成利益攸关的社会共同体。日常生活中，每个人难免都会有个人好恶，但要时刻存有敬畏和尊重之心，永远不要把个人标准凌驾于普适标准之上。
苏格拉底说，未经审视过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在不断的反省中成就自己的深刻而非尖刻，成就自己的宽容而非傲慢，在不断的学习中积累自己的经验，形成自己的智慧，当社会在媚俗或媚雅中倏忽移动时，能有自己的定力与坚持，何惧所谓的“油腻”？
第一次到以色列，时间不长，前后8天而已，但震撼不小。这个法定面积比北京市还小的国家，自然资源极为匮乏，60%的国土为沙漠，可耕地仅60万亩，大约一半地方的年降雨量不足200毫米，南部地区甚至不足每年30毫米。
但现在的以色列却是“欧洲菜果厨房”，每个以色列农民可供养的人口，从1955年的15人增长为2014年的400人，高品质、高附加值农产品大量出口，滴灌技术和设施农业称雄全球，连淡水和海水淡化技术也出口。
更了不得的，是它总人口800万，却拥有7000多家科技创业公司，是除美国、中国之外，纳斯达克上市公司最多的国家，拥有比美国、欧洲还高的人均创投资本。2014年，以色列人均GDP 3.5万美元，高科技部门贡献了总出口的50%，就业的10%。
凭什么？就凭人。特别是凭人掌握的知识，凭把知识转成技术和产品的卓越能力。哪来的这套本事？源头还是教育。
难怪以色列成为一个与其资源和人口数量完全对不上的创新国度。到以色列，我们才知晓那些名满天下的硅谷超级科技公司，从微软、Intel、苹果、Google到Facebook，无一例外都在特拉维夫设科研中心。
在以色列研发出来的、真正称得上改变人类生活的关键技术，足可列出一张长长的清单。再问一次，人家凭什么？凭人家的智慧和永不枯竭的那股劲儿，看来这个民族把对信仰转化为对人的知识和能力的信念，敢于在已知知识的基础上探索未知。
还是举几个印象深的实例。先说XCOR，从洛杉矶往北约90英里处，一片半沙漠地带里竖起一座“通往太空的门户”，那就是莫哈韦航天航空港了。XCOR是设在此地的一家科创公司，研制垂直起降、可往返太空飞船的发动机。毫不起眼的仓库式厂房里，40多位科学家和技工已经忙了十几年，除了预售过一批太空游机票（每位9.6万美元，真有美国人来埋单），XCOR连一分钱的进项也没有，就靠投资人烧钱研制着一个型号又一个型号的太空发动机。
我们见到的那些朴朴实实的家伙，他们究竟怎样想未来？据说在莫哈韦小镇上聚集着一帮太空迷，基本共识是地球不堪人类负担，要为太空移民未雨绸缪、早做准备。先向火星移民200万吧，那不过是一个初级目标，可真要实施，还不得天天向太空发定点班车（船）？于是才要“可往返使用的太空飞机”，才要过去根本不可能有的太空发动机。
这事的未来大不确定。问题是干的人不知道吗？为什么还冒得出来那么“离谱的想法”？总结几点分享：
一是发达经济体的前沿创新值得关注，中国人大可从中淘宝；
二是想法比资源重要，因为每个时代的可用资源皆由想法决定；
三是敢想敢做极有意义，而相信未来更好，是敢想敢干的前提；
四是创新创业人群要主动对冲弥漫周遭的各种焦虑——增长焦虑、转型焦虑、教育文化焦虑，还有讲不明白的焦虑，但仅凭焦虑杀不出重围。要让务实的明确乐观抬头，先从创新创业的人群里开始吧。
跟@赵所生老师学历史
【史上没有俞伯牙】
《于丹趣品人生》是好书，但书中误以伯牙为俞伯牙。高诱注《吕氏春秋》“伯牙鼓琴”：“伯姓牙名”。“伯”在上古是很普通的姓。史志载，汉阳流行俚语“子期遇伯牙，千古传知音”，明冯梦龙到汉阳探访，误听为“子期俞伯牙…”于是《警世通言》出现俞伯牙摔琴故事，导致于丹也上当。
【一副对联概括韩信一生】
汉语非常简练，尤其是联语。如后人纪念汉淮阴侯韩信有一名联：成败一知己，存亡两妇人。上联指萧何先是“月下追韩信”，力荐韩信登坛拜将，后又设计诱捕韩信，结果韩信被吕后问斩于长乐宫；下联指韩信因漂母赠食而得生，又因吕后毒计而被杀。寥寥十字，概括了韩信悲壮的一生。
【何谓“治大国若烹小鲜”】
老子的这句名言，含小事一桩的意思吗？非。历代注家对此的解释基本一致，核心仅二字：不扰，即不扰民。为什么呢？南宋范应元解释：“夫烹小鳞（小鲜、小鳞皆指小鱼）者，不可扰，扰之则鱼烂。治大国者，当无为，为之则民伤。”可见，“烹小鲜”与老子无为而治思想是吻合的。
【裤子演变】
古人上衣下裳，男女都穿裙，裙里无裤。春秋出现袴，用两条裤管绑在腿上，中间仍空。人皆跪坐，以免走光。汉初裤仍开裆。《汉书上官皇后传》：权臣霍光欲皇后独享恩宠，让宫女都穿有裆的“穷裤”，再系上几条带，以抑制皇帝性行为。这是最早满裆裤记载。但据考古，宋元仍有部分开裆女裤。
【易误解的名人姓氏】
有本少儿读物讲“叶公好龙”的故事：“从前有个姓叶的老爷爷…”错了，叶公并不姓叶，其真名沈诸梁，因受封于叶史称叶公。类似的还有：“坐怀不乱”的柳下惠，展氏名获，“柳下”是其食邑，“惠”是谥号。商鞅变法，他并不姓商，卫国人，公孙氏，名鞅，受封于商，亦称商鞅或卫鞅。
【“秦晋之好”解惑】
人们将婚姻称为“秦晋之好”，但春秋秦、晋关系并不好，常打仗，为何有此说法？周礼要求诸侯子女只能与诸侯子女通婚，但同姓不婚。晋国姬姓，与东边姬姓的燕、卫、郑都不能通婚。秦、晋、楚异姓，但秦与楚多数地区相距远，而晋是近邻，于是形成秦晋世代通婚惯例，史称“秦晋之好”。
【落款趣事】
书画家吴湖帆一个鼻孔常塞，医治不见效，无奈之下，遂镌印章“一窍不通”，聊以自慰。另一女画家周炼霞一只眼视力很差，作画全凭另一目，所镌一印即为“一目了然”。民国时卢溢芳与冯梦云合租一屋，刘半农为他们居室题名“非驢非馬之室”。意为：卢（盧）少马旁不成驢，冯多两点也不是马。
【“筚路蓝缕”解释】
语出《左传》：“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筚，篱笆，泛指用荆竹编成的器物，如“筚门”。路，通“辂”，指车。筚路，即柴车，简陋的车。“蓝”通“褴”，蓝缕，即破衣。《左传》原文译作：驾着简陋的车，穿着破烂的衣服去开辟山林。筚路蓝缕，形容艰苦创业，不宜用于形容生活艰辛。
【明朝皇帝如何取名】
朱元璋为子孙规定了辈分用字“允文遵祖训……”，但朱棣登基后却另搞一套“高瞻祁见，祐厚载翊，常由……”，如朱高炽、朱瞻基、朱祁镇等。而另一用字，则按太祖提出的依五行相生顺序排辈取名：成祖朱棣取“木”，建文允炆取“火”，宣宗瞻基取“土”……正德厚照又取“火”，再次循环。
若以人格表达、审美特色及历史影响论，李白、陶渊明、曹操、屈原当为诗人典范。在各自时代里，在迥然不同的生存空间里，他们的人格表达皆臻于极致，创造能力亦发挥至极致，成为言说不尽的文化之魂。这意味着，他们肉身已逝却精神不灭，他们有穿越时空的能力。当然，也可以说，我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中不能没有他们，我们的人格塑造正得到了他们源源不断的丰厚滋养。
“心血来潮”可称李白典型人格特征。李白喜用“忽”、“忽然”等词。“蝴蝶忽然满荒草……”李白之前，谁曾见过这等诗句？这个异质混成并瞬时怒放的天才，需要一个心血来潮的人间，还该有位心血来潮的皇帝。这皇帝给他一顶高级官帽，李白一边给皇帝“打工”，一边吟诗逗乐。李白似乎是一个“过家家”的烂漫孩童，对超凡诗才不以为然，却顽强地以为自己有非凡的“治世”才能。大唐还真有心血来潮之时，不经考试不要学历不考察成熟度，玄宗一下就把诗人从蓬蒿间弄进朝廷。诗人的天真立即暴露，皇上以极优雅方式打发掉“不堪重用”的才子：赐金放还。大唐江山甚为广袤，不缺你李太白尥蹄子的地方。皇权历史两千年，哪位失宠文人曾被这样优雅地“处理”过？这就是大唐。好像是为保持诗人那颗赤子之心的纯粹，李白政治上始终不开窍。“忽复乘舟梦日边……”李白大梦不醒，一心再回朝廷，可就是回不去了。大唐在政治上拒绝了李白，却为诗人人格表达准备了最开阔空间。没有大唐，必无李白。
与李白相比，陶渊明的生存空间就逼仄多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人们愿意相信：陶渊明从一开始就是静穆无忧的，他一直呆在上面的诗句里。世上无这等便宜事，人是不可能轻易抵达静穆境界的。陶子一生大多时候需咬紧牙关，入世出世对任何一位士人都是大事，陶子亦不例外。若从来就视仕途功名如粪土，就不会有五仕五隐的漫长努力与徘徊。与许多士人一样，陶子理想人生是“功成身退”。隐士要做，但最好先有功名垫底。所以明知世道险恶，他还是急于斩获功名。
41岁这年，一无所获的陶渊明彻底归隐。安全有了基本保障，贫困却日益加重。诗人对乞食、孤独、寂寞皆以诗文如实记录，读之令人悲酸莫名。他在田园里将人生坚持到了终点。陶子完全不存赢取世人喝彩愿望，但其自言自语却一再穿越时空，抵达后世人心。陶渊明堪称魏晋风度退潮后沉淀下来的一颗珍珠，已近似一粒文化“元种”。陶渊明给中国文化额外增加了一个灵魂——田园魂。陶渊明所实现的美学价值、人格光彩，根源于精神上的坚守与苦斗，根源于对纷纭现实的超越。
与陶渊明的逡巡相比，曹操的字典里似乎就没有一个“隐”字。身处汉末乱世的曹操，跋涉过无数激流险滩的曹操，其诡谲、瑰异、苍茫、雄浑无人能比。与政治操作、军事谋划所需才能相比，那点诗才似乎微不足道。但这诗才却证明，与异常险恶的现实疆场对应，曹操有一个苍茫广阔的精神疆场。枭雄曹操，深情、柔软的诗人曹操，都是曹操。不论曹操曾经操纵了多少不可告人的阴谋，其灵魂的诗情画意却完全可以大白于天下。曹操及建安文人面对的是一个血腥荒原。世界溃败至难以收拾，其间却有勃勃生机，这生机凝结成风神特异的建安风骨。曹操就是建安风骨里那根最硬、最有味道的骨头。在这个文化气质转变生成的时代，曹操成为转变风气第一人。他以寥寥二十余首诗，竟登临审美绝顶，我们从中能读出那个时代的万语千言。豪杰的热情，王者的霸气，诗人的逸气，生成一种审美大气象，大格局。那里有志在千里的慷慨，又有乐极生悲的虚无。
让我们把目光投向历史的更深处，那里有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爱国诗人，他正是屈原。大约没有哪位诗人比屈原的委屈感更为深重，这种紧张压进他生命的深处，却成就了不朽的文化灵魂。屈原生在文化气氛自由开阔的先秦，“邦无定土，士无定主”，可是屈原一定要在楚国受委屈，委屈至死。《离骚》《怀沙》等屈赋楚辞，似乎能将我们带离历史、生活现场，进入一个似真似幻、婉转浩瀚、芳菲迷离、匪夷所思的世界。而这一切竟是因为他承受着超常的现实重压——君昏国危，朝政日非，宫阙日远，他一再被疏被逐，无助绝望日甚一日。
越是绝望，越是把唯一希望投向君王。屈原忠君如用情。忠极则恋，恋极则怨，恋与怨正是一体之两面。然而，屈原之所以成为屈原，正因为他有足够的境界上升到赤子人格，并且一直坚持到人生终点。若能朝秦暮楚，人间必无此屈原。这是解读屈赋异乎寻常美学特征，理解屈原异乎寻常感情与人格的基础。屈原带着南方文化的深邃热烈，猛然楔入华夏文明腹地。他所表达的人格，关联江山天下，世道人心。
李白大喊大叫飞扬跋扈，他把心脏挂到胸膛外面了；陶渊明隐忍内观自言自语，他企盼活出自己的“活”；曹操诡谲茫然横槊赋诗，枭雄之志无碍赤子之心；屈原歌哭无端苍茫无际，甚至愿意献上自己的性命。在特定历史时空里，诗人们皆进行了尽情又独特的“表演”，个性与人格得到淋漓尽致的表达。他们的痛苦与欢乐皆难以复制，荒唐无状是赤子，自言自语是赤子，诡谲权诈是赤子，孤愤决绝是赤子。生存环境迥异，赤子之心相似。真实的有力量的文化创造，必源自真诚的心灵，源自关联广大的人格。
（作者夏立君，散文家，出版散文集《心中的风景》《时间之箭》等，供职于山东某媒体）
我正在房间里翻看夏目漱石的《哥儿》，窗外远远传来似曾相识的乐曲声。放下书，随着曲子，我感到自己心神荡漾。我努力回忆曲名，声音却戛然而止，短短几十秒，留下一串亲切而迷惑的音符在脑子里窜来窜去。
女儿推门进来，打断我思绪。我看了看表，下午五点刚过。我问她音乐的事。她说只知道每到这个点，中野钟楼钟声响起，具体什么曲子，她并没在意。我又问她是不是觉得熟悉，特别像国内一首著名歌曲的曲调？她哦了一声，去忙论文了。
她到东京四个年头了。临近本科毕业，回国次数少，时间也短。我们每年都去看看她。也不远行，三个人一起待个十来天，吃吃饭、逛逛街、聊聊天、看看书。不经意间，还能在街头撞上惊喜。女儿学校附近一家不起眼的饭店旁边，竖着黑黑矮矮一块纪念碑：夏目漱石出生地。
每次到东京，我都随身带几本日本作家的书。然而，夏目漱石、太宰治、芥川龙之介、谷崎润一郎、川端康成等笔下的东京似乎也只有地名仍在了，生活风貌和质地都起了很大变化。我拿着太宰治薄薄的一本《东京八景》，想要按图索骥，找到那些著名风景点。结果，我在飞机上就差点笑出声来。这哪是旅游指南？明明是一篇细腻生动的短篇小说。潦倒、写作、自杀、患病、无所事事。典型的太宰治式颓废。
那天下午，我一个人在中野、高円寺一带闲逛。逼仄街巷、密集房屋尽头，总会有一两片绿地，基本是公园、神社和墓地，面积都很小。比较特殊的是哲学堂公园。东洋大学创始人井上圆建立纪念孔子、佛陀、苏格拉底和康德的“四圣堂”，公园因此得名。我登上纪念庄子、朱熹等东西方贤圣在内的“六贤台”，俯瞰公园全景，园内土丘、绿化、水池、建筑配合紧凑，园外棒球场、网球场、神田川错落有致。都市山野味道凸显。曲折山路，不时提醒人们，行走时要思考选择正确的道路。
这回，是我行走在街上。突然间，空中飘来的乐曲声再度冲击我记忆。我索性停下脚步，随着曲子哼唱。眼看几十秒就要过去，我很着急，却一句歌词都跟不上。我将头高高扬起，此时东京天色已经向晚。云层棉花般被夕阳染得金黄，蓝天延伸到深邃宇宙。“天之涯、地之角”，随着节奏，终于跳出这六个字。我不停默念着，打开搜索软件，《送别》跳了出来。
《送别》歌词行云流水般在中野暮色中回响，我心存疑惑，歌词是李叔同的，曲子难道是国外的？我回到记忆最初，把“天之涯、地之角”发给朋友。朋友很快确认《送别》无疑。并告诉我，原曲是19世纪美国作曲家奥德威创作的歌曲《梦见家和母亲》，上世纪初，日本词作家犬童球溪日文填词，形成日语歌曲《旅愁》。此后，李叔同利用此曲，填写了著名的“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随后记忆像眼前的路灯一样，一盏盏点亮。电影《城南旧事》映在脑际。当时看电影的我，年纪还小。影片留下的印象，只有两个：一是别离，二是童声主题歌。其实，我那时是一个并不快乐的少年，当穿透剧院、黑暗，甚至空气的歌声在苍茫原野中反复出现，我感觉自己就是渐行渐远的那匹不堪重负的瘦马。那首童声歌曲就是《送别》。
突然想起，经典好歌有没有也是改编过来的？网上一搜，果然梅艳芳《曼珠沙华》、张学友《李香兰》、王菲《容易受伤的女人》、张国荣《风继续吹》、莫文蔚《盛夏的果实》等等，原曲都是舶来品。那些原版曲子一响起，我心里浮现的却还是一句句中文歌词，那是多么奇妙的感受，也是最真切的文化交融。《送别》这个版本在国内传播既久又广，我就很不能接受曲子是外来的这一现实。入夜，我找到《梦见家和母亲》《旅愁》《送别》，静静聆听。
三首歌既有相通之处，又各有侧重。它们都以思乡、怀人为主题，展现人最根本的情怀，对亲人、朋友、故乡的眷恋。英文歌里，母亲神圣伟大，她是家庭的精神支柱，但现实却是残酷的，母亲和家，只能在梦里相见。日语歌突出人在旅途，一个人孤独感伤，梦到父母和家乡，短暂的美好，却被窗外狂风暴雨打断。相比而言，我更喜欢中文歌。送友人远行的场面，是一幅美丽又凄凉的画面。深厚的亲情友情，此刻尽在一杯薄酒中，而今后却一直在寒夜别离梦中。
手边正好带着《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往来书简》，我翻到三岛由纪夫自尽前写给川端康成的最后两封信。信里三岛对自尽已经有了充分准备，并请川端在他身后照顾家人。当时，两位亦师亦友的著名作家之间关系微妙。川端获诺奖，使三岛近期获奖无望，促使他加紧组建“楯会”，加速滑向极端道路。川端是唯一一位获准进入三岛剖腹自杀现场的作家，但是他没有看见遗体。为此，他深感遗憾和自责，他错过了最为重要的送别。两年后，川端吞煤气自杀身亡。
日本文化产品上常见“一期一会”字样。我开始认为可能像持螯赏菊、钱塘观潮一样，每到一定周期就会遇见一次。后来，女儿告诉我，“一期一会”是一生只见对方一次，换句话说，当下的别离，就是永别，今后很可能永不重逢。当时我听到这个解释，内心是震撼的。而仔细聆听《送别》之后，对它有了深层次的理解。
人只要身处社会，与亲朋好友就会有聚散。送别、旅愁、乡恋等都自然而然会发生。但是，浮躁使我们很难在别离的时候道珍重，快捷使我们不再认真思考就告别昨天，功利使我们不做精心准备就迎接陌生。我们需要慢下来，静心思考，如果即将发生的事情“一生只有一次”，我们还会这样草率鲁莽，或者顾虑重重吗？
我今年81岁了，与新华日报有着50年情缘，做了一辈子新华日报的通讯员。
1960年9月，我由一位中学老师调入县文教局做全县的农业中学辅导工作，兼做新闻报道。当时，我以《射阳成立农中辅导组》为题写了条简明新闻寄到新华日报，没想到很快发出来了。虽只有百十个字，却让我激动不已。这时，全省第一届农业中学学生全部毕业回农村参加农业劳动，新华日报把此事作为文教宣传的热点。盘湾公社湾坝大队农中毕业生周春泉回乡后，积极参加劳动，先进事迹很多，我就写了篇稿子寄到报社。文教编辑认真地编了个300字小故事《一把大锹》。内容为：
在射阳县盘湾公社湾坝大队，社员们都夸农中毕业生周春泉是个好青年，这里，讲一个最近发生的事情吧！
一天傍晚，社员王雨宏收工回家发现一把大锹丢在田里了，他爱人发了愁，王雨宏不慌不忙地说：“丢不了，一定在周春泉那里。”过了不久，周春泉果然把大锹送来了，他一连问了很多人家才知道这锹是王雨宏家的。周春泉走后，王雨宏的爱人高兴地问：“你怎么知道锹在他家的？”王雨宏说：“春泉总是早上工，迟下工，下工还要帮队里检查农活质量，他在检查时自然会发现一把大锹。”
的确，周春泉从去年10月农中毕业回家，担任了大队副业会计以后，不仅勤勤恳恳地做好工作，把账目搞得清清楚楚，而且，始终坚持和社员一起劳动。由于他思想进步，工作积极，劳动好，最近光荣地加入了共青团。
1969年，我从县文教局调入县革委会政工组，后改为县宣传部，专职搞新闻报道，后担任新闻科长，前后长达21年之久。这期间，新华日报更成为我的良师益友。我采写的特庸乡党建一稿，时任政治处处长的李承邰在小会议室帮我逐字逐句修改，犹如上了一堂新闻课；报社开办各县专版时，时任农村处处长周世康放弃星期天，帮我一起研究修改《射阳专版》；当时理论处的胡学海同志，帮我修改编辑了几十篇理论文章。在纪念长征胜利50周年时，他约我为老红军李本云写篇回忆文章，初稿他觉得不理想，便和我一起重新研究讨论，结果在新华日报上用了近半个版。
新华日报的编辑记者们不仅帮我提高了新闻写作业务，还向我传播了良好的采访作风。新潮九队曾是江苏省旱谷高产的一面红旗，新华日报多次派记者来这个队采访，农村处编辑叶春生和一名记者，吃住在这个队近一个月；原政治处处长张成林和我一起采访老红军李本云，先后采访了四、五次；双洋大队号称“黄海前哨的铁门闩”，时任农村处编辑丁峰同志和我一起去双洋大队采访，在地铺上睡了一个星期。县城离大队80多里，来去全靠“11号”步行。在这些同志的影响下，我每写一篇稿子都要认真调查，一年中有四分之一以上时间吃住在乡下。
到我当新华日报通讯员45年的时候，我发表稿件共计30多万字了。我出了一本书，书名就叫《我和新华日报45年》。时任总编辑周正荣同志亲自写“序”：“通讯员的来稿，来自生活、贴近群众，带着晨露的晶莹和泥土的芬芳，洋溢着一个时代一方水土浓厚的生活气息。这是坐在高楼深院的编辑记者写不出来的东西，如果把党报的宣传比作一部交响乐，那么，通讯员的作品则是这部交响乐不可缺少的美丽和声。”
周跃敏同志接任总编辑后，我给他写了进一步办好报纸的建议，他收到我的信，随即给我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回信：“我为新华日报有你这样一位忠心耿耿的老朋友而感动，为党的新闻事业有你这样一位矢志不渝的老通讯员而欣慰。你的执着，你的追求，值得包括年轻编辑记者和广大通讯员在内的新闻界同行的崇敬和学习。”
退休以后，我依然笔耕不辍，经常给新华日报投稿，很多年轻人都称我是“新闻老太爷”。
十几年前，分了房子，素来懒惰，装修的事宜，顺手交给了一位听说颇懂行的熟人。其间去过几次，木工的活最漂亮。木工师傅姓薛，五十左右，带着两个徒弟，说的是难懂的无锡话。薛师傅很少言语，总是埋头干活，尤其地板铺得特好，花纹，接缝，美观又平整。其余的门呀窗的，也是横平竖直，滑溜可人。还没完工，我就出差了，等再来，已经进入油漆阶段，想和薛师傅道声感谢，也没能如愿。
新房子住了大半年，一天下班，又见到薛师傅，衣着倒是比干活时齐整了些，头发也不见了木屑刨花，提着个鼓鼓囊囊的行李包，但神态却有些萎靡。见到我，一副期期艾艾的样子，无锡方言确实不太好懂，但最终还是弄明白了，那个全包的熟人，欠了薛师傅一笔工程款，大约是六七百元。我有些诧异，该付的钱我早就付清了。我呼那个熟人的BB机，始终不回，再问薛师傅，他更局促不安，面红耳赤，以至于我心生疑惑，怀疑薛师傅是否记忆有错。
当时的六七百元，也的确有点分量，我不得不进行一番仔细盘问。今天回想起来，我的态度，已经有点类似破案的架势，而薛师傅，面对一连串的刨根问底，则是一阵接一阵的慌乱。我觉得我有底了，直接下了逐客令。薛师傅不再吱声，但就是不肯走，不得已，我叫来了物业管理员。薛师傅离开的神情，可以用委屈来形容。好在物业管理员也是那一带的，解释说，薛师傅说欠钱的确实是我那个熟人，但是，债务发生在另外一个工地。此时年关已近，薛师傅找不到债务人，就找我来了。
这件事，已经十七八年了，可那一幕的记忆，并没有随着时间而走远，相反，薛师傅的无奈和委屈，却常常浮现出来，当我望着至今仍然平整光滑的地板，常会莫名发呆伤感，好像丢了一件珍贵的东西。
记忆，本是一具中性的容器，发生了什么，就装进了什么，但记忆又具有时间的魔力，总会在适当的时候，以特有的方式显现于你，看着你，笼罩着你，逼得你无处遁形。
记得小时候的老师，曾经讲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自此，保尔柯察金同志就成了我人生中的第一位英雄。少年时，多次阅读此书，渐渐地，那位美丽柔弱的林务官女儿冬妮娅，在宏大的背景叙事中，愈发地凸显清晰起来，并隐约地感觉，保尔同志拒绝冬妮娅太过鲁莽，是一个英雄不应有的大遗憾。有关保尔和冬妮娅的记忆，仍在持续发酵，即使人到中年，到现在。而且，仔细回忆这本书，别的情节几乎忘光了，只剩下了这两个人，一个如钢似铁，一个柔情似水，一段多么美好的爱情，终成了咫尺天涯。
我与薛师傅，保尔与冬妮娅，一桩琐碎小事和一场革命爱情，确实风马牛不相及，但这些年来却一直难以忘怀。我已经明白，在薛师傅身上，我究竟丢失了什么。而保尔呢？虽然他已不能作答，但我愿意相信，在他的晚年之境，坐在疗养院白桦树下回忆往事的时候，他的心中，一定常常会出现一位姑娘，在池塘边陪着一位少年钓鱼，那姑娘轻柔地喊着，“咬钩了，咬钩了……”
讲保尔故事的老师，在同学的记忆里，是一位美丽大方善良慈爱的母亲。半个世纪过去了，老师已入耄耋，同学们辗转几番，终于寻得老师的新住址，几个同学一道去看她。那个秋天的午后，那位记忆里的老师，正坐在轮椅上，神情木然，眼睛空空的。身旁的先生告诉我们，“你们老师已经丧失了全部记忆，连我都不认得了。”我们黯然，就在我们轮流上前和老师拥抱时，奇迹发生了：两颗清澈的泪珠，从老师脸上缓缓地流了下来。然后，我们真切地听见一个熟悉而亲切的声音响起：同学们好。
有些记忆，如头顶上的青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