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存的川港

　　现在的界岸村远眺

　　赵顺荣老人现已失智

　　界岸，是张家港川港一带先民围垦长江沙洲时修筑的一条圩岸，作为常兴沙与青屏沙的分界线，已有几百年历史。在这条不宽也不长的圩岸边上，聚居着几十户农民，人民公社时期，这里是一个生产队，后几经调整，村名多次变更，当地人一直称这里为“界岸人家”。

　　而今，界岸的岸基已全部淹入河心，村里的年轻人也搬到镇上去住了，原以为这个小村就会这样被淹没在历史与时间的长河中。然而，一个人，用一本名叫《界岸人家》的书，再次叩开了它尘封已久的往事。

　　这个人就是黄健，从界岸走出，曾官至正厅级，退休后没有诗书自娱，而是回到故乡，以一己之力，用3年时间采访了44位老乡，完成了一部中国基层农村农民的口述史——《界岸人家——一个中国村庄的集体记忆》。

　　用他的话说，“这不仅是为了留下乡愁，为古老家园唱一首怀旧的歌，更多是对陌生未来的向往与祈求。”

　　饥饿的童年与无法释怀的“三农情结”

　　写作此书，用黄健的话说，不仅源自他贫苦农民的出身，以及后来十多年对“三农问题”的宏观研究背景，更是他作为一个界岸人挥之不去的乡愁。

　　黄健记忆中的界岸是个可以“游泳戏水、捕鱼捉蟹”的好地方。但故乡还有不堪回首的另一张面孔，那就是童年的饥饿，这是他对农村记忆的开始。

　　黄健出生于1953年，成长于人民公社时期，一方面，理想那么诱人，似乎触手可及；另一方面，现实却又如此无奈，每一个人都忍受着饥饿。这样的农村养不活自己，揣着这最朴素的感受，黄健开始了走出界岸的人生之路。

　　因为家庭原因，渴望读书的黄健没能上高中，为了谋生，他成为了一个篾匠。

　　虽然已经过去近半个世纪，黄健依然记得父亲让他投师的情形，他哽咽着问父亲，“我就这样拉倒了？”父亲说，“儿子，你晓得的，做大人的也是没有办法啊！”

　　学徒苦，做篾匠活计，经常一蹲就是一天，收工时下肢麻木，几乎站不起来。可比辛苦更苦的是心里苦——前途的无望比贫穷更可怕。

　　“在贫困与焦虑交织、绝望与希望混杂的氛围中”，黄健度过了做篾匠的两年时光，以及之后的六年军旅生涯，直到1979年，借着恢复高考的春风，黄健实现了“书包翻身”的梦想，以全县第一的成绩成为人民大学新闻系的大学生。毕业后，他以优异成绩被国家机关选用，进入国务院机关从事政策研究工作，从北京到江苏，一干就是30年。

　　黄健说，我出生于农村，从小穷怕了，苦怕了，也饿怕了，而这种记忆和经历，让他在做三农问题研究时，有一种特别的感受，仿佛心中的那个三农的缩影就是界岸村。

　　1994年，黄健回到界岸村，岁月悠悠，少年时代的家乡变了模样。多年没有疏浚的河道，河水不再欢快地流淌，残缺的川港，横卧在大地上。川港变了，而这变化背后是中国三农形态的悄然改变。经过长时间的调查研究，黄健完成了《界岸村农民的职业流动和基层分化》报告，以一个经济研究者的身份，首次以界岸为例，对农业、农民、农村问题从宏观到微观加以关注与思考。

　　2014年，黄健即将退休，恰好那几年有人发博文写春节回乡见闻，谈农村的变化及冲突，感叹农村的衰落。但黄健凭借多年的学术敏感意识到，这不是衰落，而是一种巨变，几千年来的传统农村，在最近几十年间发生了重大变化。

　　因此，他想换个角度，以鲜活的、具体的、平凡的个体实例，来透视中国农村的社会变迁，他决定听听农民怎么说。于是，一个以他生活过的界岸村为样本，请村民口述个人的变化、家庭的变化、村子的变化的想法诞生了。

　　从一个村庄看一个国家的变迁

　　黄健认为，历史不仅由精英创造，更由无数普通人推动。在滔滔不息的时代洪流中，每个人、每个家庭、每个村庄，都是历史的参与者与见证者，都有各自不同的体验和感受。以一个生产队为单位，捕捉家家户户的日常琐事，重现底层村民的复杂人生，展示集体记忆的多彩图景，记录社会变迁中普通人的命运沉浮，让沉默的大多数留下历史踪迹，这是他做这部口述史的初衷。

　　“其实，世界上各个民族最早的历史都是口口相传的口述史，这些口述史或许没有后来的正史严谨，却因为有叙述者的情感，更具有鲜活的历史细节。”

　　89岁的赵顺荣给他讲述了年轻时被国民党拉壮丁，从东北战场一路逃回家乡的“生死劫”。被拉壮丁到东北战场，后来和一位老乡跑回家，从春天跑到夏天，中途险被国民党军杀害，后被解放军解救，到天津上不了船急得跳海，破衣烂衫站在家门口时被认作叫花子轰走……旧中国的苦难，就这样从赵顺荣老人口中平平淡淡地道来，成为这个民族一段不起眼却永不消失的疤痕。

　　钱贵贤是另一个让黄健难忘的村民，“在他身上，你可以看到改革开放初期，第一代下海经商个体户的影子。”

　　1981年，政策已经允许私人办企业，钱贵贤夫妇借钱办了眼镜厂，这让他们在生产队里第一个起了楼房。后来眼镜生意不好做了，钱贵贤又做起了赛璐璐（人造塑料）原料生意，结果在湖南误入传销陷阱。后来钱贵贤又转战新疆霍尔果斯口岸做服装外贸，在伊犁做电瓶车生意，回到老家开起了砖瓦厂……钱贵贤的奋斗还没有结束，一行不景气就转行，就像黄健说的，“只要肯吃苦，处处都有致富路。”

　　然而老钱的努力，却不一定得到下一代人的认同。在黄健的记录里，李武这样的80后，和钱贵贤的子女们一样，对老钱这代人吃的苦头，很难理解。就像老钱的女儿，每次打电话一听到老父亲又在养鸡喂鸭，就说，“怎么你们又养鸡啦？”

　　在钱贵贤夫妇看来，年轻一代不知道怎么养家治家，儿子媳妇已经搬到镇上去住，自己不开火，早饭都是买着吃……界岸村人世代为农的历史，也就在这一代宣告终结。土地改革、人民公社、曾经的生产队，过去的一切静静消逝，传统的乡村渐行渐远。

　　对于年轻人来说，更多的是对城市生活的向往与追求。1995年出生的陆瑶瑶，虽然自己也分到了田，但没干过农活，会计大专毕业的她眼下考虑的是进修网络课程，将来能有更多工作机会。比陆瑶瑶大5岁的钱磊磊已是孩子爸了，在电信局做宽带安装工，他更希望和其他城市青年一样去创业，多挣点钱。他告诉黄健，在别人家里装宽带时，他会留心问问人家有什么项目，找找有什么新的机会。

　　再不记录，就来不及了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在老家做村民口述史，黄健说首先是语言上无障碍，土话乡音，分外亲切，可以随意交谈。加上生产队是曾经的命运共同体，大家一口锅里吃过饭，感情上有共鸣，村民从不把黄健当外人，愿意把家中的事、心中的话和盘托出。情感上的亲近与共同的生活背景，让黄健的访谈无拘无束。

　　《失独之痛》一篇就是黄健和村民拉家常中偶得。黄健说，起初他并不知道村里有家庭失独，在对别的村民采访时，聊着聊着知道了周仁健家女儿因为精神压力大自杀的事。后来问周仁健愿不愿意谈，老周说，“跟你有什么不能谈的！”于是，老周面对黄健平静地讲述了女儿去世的前后经过，为研究农村人精神健康留下了一个宝贵案例。

　　黄健说，记录《界岸人家》，他没有预设立场，更没有抽样，而是坐下来自由谈，每次一人或者夫妻俩，手机录音。黄健希望自己的口述记录研究，能成为从微观角度研究江南农村的第一手资料。

　　从2014年9月开始，黄健经常自己驾车回到老家，寄住在哥哥嫂嫂家，和村民聊，上至八九十岁的老人，下到二十出头的小伙子，有些家庭访问三代、四代，便于考察代际更替关系。整个访谈尽量保留生活细节，保持口述特点，保持原生态。

　　3年来，黄健记录的原始素材多达七八十个小时，最终整理出50多个小时的录音资料。黄健说，自己会把这些录音资料连同整理出来的文字记录一起捐给档案部门。

　　“再不记录，就来不及了。”是黄健挂在嘴边上的一句话。黄健说，录音中的老人，有的已经故去，有的已经失智，已经无法讲述了。这份录音除了史料价值，对研究张家港地区的方言，同样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当然，更重要的还是这份记录作为中国农村历史变迁第一手资料的真实性与鲜活性。黄健说，诚然，界岸村民的讲述是不完整的，几十户家庭的状况也难以代表整个中国农村，但如果有更多的人来做这事，那么从村民的集体记忆出发，结合相关历史资料，把它们放到近百年来中国农村经济社会的变迁中考察，那就是一幅中国农村历史变迁的壮丽图景。

　　本报记者 徐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