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26”重要讲话精神

　　● “历史性变革”、“新的历史起点”和“新的发展阶段”，这三个关键词相互连接，构成了对我国所处历史方位的重大判断，对于我们深刻理解党和国家事业的历史、现实和未来具有重要意义。

　　● “两个毫不动摇”相互贯通、彼此呼应，其关键工程就是要坚持问题导向，保持战略定力，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其最终目的就是要“办好中国的事情”，确保党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引领承载着中国人民伟大梦想的航船破浪前进，胜利驶向光辉的彼岸。

　　勇于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理论品格，也是我们党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取得不断胜利的重要思想武器。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仍然需要保持和发扬马克思主义政党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勇于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这篇重要讲话在科学分析当前国际国内形势，深刻阐述5年来党和国家事业的历史性变革和历史性成就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重要观点、重大判断、重大举措，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从而形成了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为十九大胜利召开作了思想理论准备。这篇讲话在习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认真学习领会好贯彻落实好讲话精神，首先要把握好讲话所蕴含的理论创新的关键点。

　　一是讲话鲜明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的历史经验和遭受挫折的历史教训，历史性地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开创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道路。1982年9月1日，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从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成为引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面旗帜，改革开放沿着正确的道路不断前进。从党的十三大到党的十八大，6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的主题词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系列重要讲话，开辟了治国理政新实践新思想，续写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新篇章。历史雄辩地证明，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新中国，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没有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基于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进程，习总书记在讲话中明确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定位为“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这一重要思想观点给全社会传递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信号，实际上是对我们党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又一次庄严宣誓。我们要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确保党和国家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胜利前进。

　　二是讲话深刻阐述了“历史性变革”、“新的历史起点”和“新的发展阶段”这三个具有丰富的历史和现实、实践和理论内涵的关键词。党的十八大以来的5年，是党和国家发展进程中很不平凡的5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把握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的发展大势，顺应实践要求和人民愿望，推出一系列重大战略举措，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推进一系列重大工作；特别是通过“两个加强”“七个坚定不移”共9个方面的工作，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5年来，我国进行的一系列关系全局的重大变革，其核心内容是我国正在从一个崛起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向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转变。很不平凡的5年收获了历史性的成就，所以习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发展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历史性变革”、“新的历史起点”和“新的发展阶段”，这三个关键词相互连接，构成了对我国所处历史方位的重大判断，对于我们深刻理解党和国家事业的历史、现实和未来具有重要意义。习总书记在讲话中用“三个意味着”揭示了这一重大判断的深刻含义：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意味着社会主义在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并不断开辟发展新境界，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三个意味着”包含着对实践与理论互动发展的深刻认识，在我国社会发展实现了历史性飞跃的“新的发展阶段”，理当以更宽广的视野、更长远的眼光来思考和把握国家未来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战略问题，在理论上不断拓展新视野、作出新概括，不断开辟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新的历史性飞跃。

　　三是讲话要求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上做到“四个牢牢”。从宏观的社会发展阶段来说，我们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以，习总书记强调全党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与此同时，基于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断发展变化的特点，习总书记更强调要牢牢把握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牢牢把握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前两个“牢牢”强调了我们的最大国情和最大实际，强调了我们依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应该看到，我们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我们丝毫不能忘记的最大国情和最大实际。但是，事物不是静止不变的，历史就是一个流动的过程。经过改革开放近40年的发展，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明显提高；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强烈，人民群众的需要呈现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特点，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因此我们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就要从变化了的新的实际出发，这正是提出后两个“牢牢”的用意所在。既强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又强调要认识和把握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这一重要思想观点正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为指导所得出的正确结论。

　　四是讲话提出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大举措。当前，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已处于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后一公里”。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是我们党向人民、向历史作出的庄严承诺。习总书记指出，我们要按照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各项要求，突出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特别是要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坚定不移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得到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要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而努力，踏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让中华民族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习总书记对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作出的新阐述、提出的新要求，这些重大部署既体现了问题导向，又顺应了人民的向往和期待，是我们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行动纲领。

　　五是讲话要求以“两个毫不动摇”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这个“主义”，集中体现为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和最大优势。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只有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确保我们党永葆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我们党才能带领人民成功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习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出了“两个毫不动摇”的思想，强调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毫不动摇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这“两个毫不动摇”相互贯通、彼此呼应，其关键工程就是要坚持问题导向，保持战略定力，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其最终目的就是要“办好中国的事情”，确保党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引领承载着中国人民伟大梦想的航船破浪前进，胜利驶向光辉的彼岸。

　　（作者为江苏省委党校副校长、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省委党校基地主任）

　　名家文萃

　　后起国家如何创新？有两种不同思路：一种是延续“进口替代”的思路，在采取保护措施的条件下开展创新，这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实践过；还有一种是在全球化的背景和条件下，用开放的视野、开放的政策，通过整合全球资源、全球市场来推动创新，称为开放式创新。新的时代背景下，我们需要大力推进开放式创新。

　　为什么强调开放式创新？因为只有推进开放式创新，我们才能把握住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各种战略性机遇。回顾人类发展的历史，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追赶型经济体，特别是成功的追赶型经济体，往往会在某个特定历史阶段经历一段高速增长。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后起的追赶型经济体通过引进、吸收，在此基础上推进创新，加速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就比别人跑得快，有的经济学家称之为“压缩式增长”。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驱动力是技术，只有后起的追赶型经济体才能通过学习、引进先进技术实现跨越式增长。因此，要发挥我们的后发优势，必须坚持开放，很难想象一个完全封闭的经济体能够实现持续几十年的高速、跨越式增长。

　　过去很长时期内，我们是以“引进来”为主，包括曾经希望“以市场换技术”。在这方面，有成功的行业，也有不太成功的行业。实际上，通过开放，比引进技术更重要的是引进了示范、引进了竞争，让企业在先进技术和产品面前感受到竞争压力，迫使其通过学习、模仿与创新进行追赶。当前，“引进来”面临着许多新的机遇，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创新因素就是人才。另外，我们观察到，中国企业整合全球创新资源和全球市场的能力越来越强，开始大规模地“走出去”整合全球资源。其中对我们的技术创新最有意义的，就是对于具有先进研发能力的技术创新型企业的并购。不管是“引进来”还是“走出去”，我们用一种开放的视野来整合全球的研发资源和市场资源，会使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大幅提升。

　　以创新为主要动力，形成经济增长新动能，势必需要有一套完整的适应新技术革命、适应创新的体制机制。创新的动力来自哪里？从根本上看，来自市场的竞争压力。所以我们说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这既是市场经济的要义，也是转向创新驱动为主的现实需要。因此，从宏观层面说，深化改革就是要为各类企业平等竞争营造一个良好市场环境。改革的重点就是适应创新的需要，把这些创新主体的积极性和活力激发出来，使他们有更充足的动力推动创新。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副主任、研究员）

　　热点思考

　　在焦裕禄精神的诞生地河南兰考，习近平总书记提醒全党警惕“塔西佗陷阱”，反映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人心向背问题的重大思考，意义非同寻常。从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中，我们可以归纳出破解“塔西佗陷阱”的基本思路。

　　站稳人民立场。公权力缺乏公信力原因很多，但就主观方面而言，宗旨意识不牢固、人民立场不坚定是重要原因。在此意义上，要破解“塔西佗陷阱”，首先需要理想信念上的正心诚意，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这是问题解决的前提和基础。在今天面临“四大危险”“四大考验”的时代条件下，进一步加强广大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教育，坚定其人民立场，切实培养其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保障公民权利的思维，可谓意义重大。

　　切实把握民意。公权力要具有公信力，必须要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需。各级领导干部在工作中必须深入了解人民群众的实际利益需要与合理价值诉求，了解社会公众的现实需求与愿望，了解各个群体的性质、特点、力量状况，了解整个社会结构状况。而要做到以上方面，领导干部就必须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还必须要切实加强民主制度建设，积极有序地推进公民参与，使得把握民情民意有充分的制度保障。

　　严格责任机制。如果公权力部门或机关缺乏责任意识，责任规定不严格，责任监督无力度，难以有效履行责任，就必然会导致其信用匮乏。在此意义上，健全公权力的责任与惩戒机制对于破解“塔西佗陷阱”至关重要。当公权力组织或人员对其消极行为承担后果时，其责任便得到最低限度的保证。如果说广义层面的责任是一种积极的责任，意味着公务人员不仅要“正确做事”，而且要做“正确的事”，狭义层面的责任便是一种消极的责任，对责任的追究是为了惩罚不履行应负责任的行为。

　　健全公开机制。公众之所以对公权力丧失信任，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公权力不在阳光下运行，不够透明公开。所以，加强包括政务公开在内的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信息公开的制度机制建设至关重要。实际上，公开本身即可以对公权力的行为构成某种程度的制约。尤其在现代网络社会，面对各类突发性事件时，信息的及时、准确、全面公开更是十分必要。有关部门必须认识到，面对民意激荡的舆论领域，消极应对或加以压制都已不合时宜。形成正确而充分的认识、确立合宜而现实的理念、秉持主动与积极的态度，是公权力有效应对网络舆情的前提。

　　（作者为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特别策划

　　近日，由新华日报《思想周刊》、中国江苏网、南京市委宣传部、南京市玄武区委宣传部联合举办的“喜迎十九大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26’重要讲话精神”理论分享会在南京孝陵卫街道举行。会上，南京审计大学校长刘旺洪，对话南京市军休讲师团成员、市关工委思想道德讲师团成员任西庆以及扬州仪征市大仪镇人武干事沙浩两位“百姓名嘴”，深入探讨交流，分享自己的理解和体会。

　　刘旺洪：改革开放30多年，我们走过了西方国家两三百年的历程。这个发展奇迹是如何实现的？当然是因为我们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以及我们党正确的理论指导。同时，更深层次上来源于民族内在的精神价值和观念体系。这就是文化自信。文化自信好像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实际上它在支配着每个人的思想和行为，从根本上推动民族的发展。

　　任西庆：习近平总书记经常强调的一个问题，就是人的全面发展，而文化自信说到底是解决人的问题。对8900万党员来说，要用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工程不断增强党的自我完善能力；对全国人民来说，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力量、形成共识。

　　沙 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从“三个自信”到“四个自信”，意味着把民族的文化价值体系提升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层面。说到底，文化自信是一种软实力的体现，积淀的是每个人、每个城市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

　　刘旺洪：文化有三个层面的形态：物器文化、制度文化、观念文化。历代仁人志士，为了实现民族复兴国家富强，不断进行探索，可以说这是一条中国道路的试错过程。实践证明，只有一条道路走得通，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相结合的道路。这条道路的内在文化机理和核心内容是什么？一个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以及共产主义理想价值；还有一个是中国传统的文化基因。

　　沙 浩：文化自信不仅仅渗透于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理论自信之中，其实它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比如说，每年的征兵季，最能体会到一个国家、一个军队，在文化自信当中所散发出来的独特魅力。这种“中国骄傲”无形地渗透于每一个热血青年的心中，让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什么是文化自信。

　　刘旺洪：总书记在“726”讲话里面谈到“三个前所未有”，意味着我们进入了一个机遇、挑战和风险并存的新阶段。如果我们能够顺利从中等发达阶段向现代化国家阶段迈进，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就成功了。这个时候我们特别需要一种强劲的动力，怎么获得这种持久的动力，凝聚全社会普遍共识？最深刻的动力源，就是文化。与此同时，我们日益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国到底用什么来引领、影响世界？这时候，我们需要主导新的格局和秩序，需要重建新的规则和标准。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声音、中国的价值要得到充分彰显。所以总书记提出要构建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这实际就是一种文化观念体系和文化价值体系的外在表现形式。 本报记者 陈立民 整理

　　声 音

　　去年以来，特色小镇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也成为各级政府抓产业转型发展的重要创新载体。但究竟什么是特色小镇？江苏为什么要建特色小镇？怎样建特色小镇才能建得成、走得远？在工作实践中，对上述问题认识到位，才能确保特色小镇培育路径和发展模式不走样，才能避免对特色小镇的“一知半解”“误读误解”，才能防止以建特色小镇之名，行开发房地产之实。

　　特色小镇是在新的历史时期、新的发展阶段的创新探索和成功实践。省委李强书记在2017年全省经济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特色小镇不是行政区划单元，而是产业发展载体；不是产业园区，而是同业企业协同创新、合作共赢的企业社区；不是政府大包大揽的行政平台，而是以企业为主体、市场化运作、空间边界明晰的创新创业空间。我们只有准确把握了特色小镇的内涵要义，才能真正把特色小镇建设好、发展好。对于特色小镇的内涵，应该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把握。

　　特色小镇是适应引领经济新常态的重要改革。李强书记说过：“特色小镇生于改革，也只能成于改革。改革是特色小镇的灵魂，必须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全面推进特色小镇建设。”特色小镇建设是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社会等各方关系的改革实践，建设的成败不在于政府是否给帽子、给政策，关键在于企业是否有动力，市场是否有热情，百姓是否得实惠。

　　特色小镇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阵地。特色是小镇的核心元素，产业特色是重中之重，产业选择决定着小镇的未来。产业定位上，要突出独特，避免百镇一面、同质竞争；产业布局上，要突出高端，引进创新能力强的领军型团队、成长型企业；项目投资上，要突出有效，与实体经济紧密结合，聚焦前沿技术、新兴业态、高端装备和先进制造，不要华而不实的增长指标，而要更加注重转型与创新的含金量。

　　特色小镇是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改善人居环境的重要抓手。在城市与乡村之间建设特色小镇，就是要顺应互联网时代和大交通时代发展潮流，打造“产、城、文、旅、智”五位一体发展的新型社区，既云集市场主体，强化生活功能配套，又注重自然环境美化，有效破解城乡二元结构，这既能激发现代人在市场大潮中的创新创业激情，又能满足人们在优美环境中诗意生活的追求。

　　特色小镇是推动文化旅游社区功能融合叠加的重要平台。要发掘文化功能。文化是特色小镇的内核，要把地方文化基因植入产业发展全过程，形成人无我有的区域特色文化。要嵌入旅游功能。拥有旅游功能作支撑，小镇会更有生命力。发展多元化的旅游功能，让更多的人愿意来、愿意推广。要夯实社区功能。要想聚集人才、留住人才，就必须在服务功能上下功夫，着力实现公共服务不出小镇。

　　培育创建一批特色小镇符合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需求，对全省经济转型发展都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一是做强特色经济，由点及面引领产业布局调整。我们一直讲要形成特色经济，但是从来都没有像特色小镇这样聚焦一个细分行业。通过培育特色小镇，选取当地最有基础、最具潜力、最能成长的特色优势产业，进行功能叠加、资源整合和项目组合，推动产业内的协同创新，从而由点及面地引领全省生产力布局调整。

　　二是提升产业层次，由小及大加速产业转型升级。我省要求特色小镇在产业上对标全球发展高地，拉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打造一批具有世界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和知名品牌，形成一批细分行业冠军，构建小镇大产业。在刺绣、水晶、乐器等我省历史经典产业引入现代元素，补齐设计创意、高端研发和商业模式创新等短板，使特色小镇成为传承和展示独特传统文化的创新载体，进而由小及大，带动全省经济加快转型升级。

　　三是集聚高端要素，由内及外激发创新活力。特色小镇是要建设一种新型产业社区，规划控制在3平方公里，强调体量适宜性、产业创新性和环境人本性。搭建各类服务小镇创业人才和骨干企业家的交流平台，激发小镇内部创新活力。通过小镇客厅、小镇故事、小镇镇长、小镇引爆点、小镇生态等，吸引高端要素向小镇集聚。

　　四是高起点规划，由表及里提升城镇化水平。我省明确要求特色小镇以人为核心，统筹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布局，补齐城镇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短板，走生态低碳发展之路。同时，通过产业富民、旅游惠民，努力实现百姓、企业和政府三方共赢。

　　创新打造高品质的江苏特色小镇，我们在学习借鉴浙江经验的基础上，结合省情实际，探索一条经得住历史考验的江苏特色小镇创新发展之路。

　　一是开拓特色产业创新发展新路径。选择我省具有比较优势并符合产业发展趋势的高端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创意创业、健康养老、现代农业、历史经典和旅游风情七大产业，并进行三个阶段的提升：增强特色产业集聚度，提升小镇在细分产业内的集聚度和影响力；加快提档升级转型，提升特色小镇产业发展层次；探索生产端各种资源要素的共享，实现协同创新、合作共赢。

　　二是研究特色小镇分类推进新办法。通过特色小镇的培育，将位于大中城市周边地区的城郊镇打造成城市卫星小镇，承接中心城市扩散功能，实现城市化与逆城市化的平衡；位于各类开发园区内的园中镇，打造成研发总部和双创高地，带动整个开发园区加速转型升级；位于建制镇内的镇中镇，加快城乡一体化和新型城镇化进程。同时，对位于不同地理空间和不同产业类型的特色小镇，制定不同侧重点的产业发展要求和考核指标体系。

　　三是探索特色小镇体制机制新供给。创新建设运营机制和社会治理模式，有条件的地方可探索建立特色小镇合伙人制度。建立政府与市场新关系，坚持市场为主导，做到市场主体不缺位、政府引导不越位。每个小镇要从小镇客厅开始，借助新一代信息技术，通过感知系统，实现对特色小镇产业数据、环境参数、绿色节能、行政服务的全面掌握，并通过多维智能分析，形成江苏特色小镇产业大数据、特色小镇云客厅，提升小镇产业整体竞争优势。

　　古人说：不期修古，不法常可；惟变所出，万变不从。特色小镇建设过程中创新探索的空间很大，还有很多工作需要我们去做，去破题。我们将因地制宜、突出特色，大胆改革，力争通过3到5年的努力，分批培育创建出一批彰显苏派人文底蕴的高品质特色小镇。

　　（作者为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

　　做学习型干部 倡导研究型工作

　　“做学习型干部、倡导研究型工作”，既是破解改革发展重点、难点、堵点问题的根本之策，又是领导干部谋事、干事、成事的不二法门，特别是其间蕴含的领导干部成长成才规律，尤为需要我们悉心观照、用心省思。

　　当今时代，是一个比心智、比创造力的时代。新时期的领导干部，面对的是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擘画的是惠泽后世的历史性蓝图，如果没有广博的学识垫底，就很难洞察时势、多谋善断，就不能驾驭全局、掌握工作主动权，注定会掉队落伍，甚至被淘汰出局。成大事需要大智慧，小聪明不能代替；发展需要思想的勤奋，办事的勤奋同样不能代替。这就警省和倒逼我们，必须自觉把12年制的学校义务教育延长为“80年制”的终身学习，及时掌握新理念、运用新规则、探索新路径，不断扩大知识的外延增量、优化思想的内存容量，提升创新性思维能力。唯有如此，才能更好地顺应时代要求、承载历史使命、创造崭新业绩。

　　领导干部学习不够、研究不深，看似普遍缺点，实为致命弱点。当前，一些干部不善为、不敢为，究其根源还是少知而迷、少思而怯。少知者，充斥着旧观念与新理念的冲突，习惯用工业化初期的思维解决工业化后期的问题，用行政化的手段解决多元化的诉求，结果难免会造成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之尴尬。少思者，观察问题缺少深度分析，解答问题缺乏独到见解，随波逐流、人云亦云，担当作为也就无从谈起。古人讲有胆有识，现实中则是有识才有胆，因为在纷繁复杂的治理情境中，只有敏锐洞见先机、善于审时度势，才能拥有遇事向前的勇气和胆量。聪明人不一定都是热衷学习研究的人，但学习研究确实是让领导干部变得更具胆识、更加高明的重要途径乃至捷径。

　　领导干部讲学习、重研究，不是琢磨官场潜规则、庸俗关系学，而是寻求引领新常态的谋事之道、治事之策、成事之法。领导干部需要外部赋能，更需要激发内在动能，自觉练好破解难题的内功、储备开拓创新的势能。理论要熟稔于心。领导干部不能有书生气，但一定要有书卷气。多读一些开拓宏大襟怀、锻造宏观思维的理论书籍，博采各家之长，构建自己的思维框架，才能从多角度、多层面来观照问题，不断逼近真相、明了本质，窥识“庐山真面目”，就能找到简单而精妙的解决办法，从而使复杂问题简单化。案例要内化于智。治理实践是复杂多样的，个人实践的范围始终是有限的，要增强履职尽责的看家本领，就不能坐等经验的自然积累，必须善于学习借鉴国内外的典型案例，通过举一反三、分析提炼，开阔知识视野，提升应变能力。实情要了然于胸。领导工作最忌情况不明决心大、最怕底数不清办法多。掌握第一手资料、了解最基层情况，才能沉进去思、跳出来看、往根子上抓，才会达到一招破题、满盘皆活的战略效果。

　　争做学习型干部、推动研究型工作，不仅要解决好学什么的问题，还要找准怎么学的路径。现实中，有的干部只能沙里淘金，而有的干部却能点石成金，表面看是学习效果的差异，细寻思则是学习方法的差距。提高学习研究实效，千个师傅千种法，务实管用最得法。对领导干部来说，重在时间管理。时间是最为弥足珍贵的资源，既是最长的，长到万古永恒，但具体到每个干部的职业生涯，又是最短的，短到只是一瞬。这就要求我们善于优化组合，分清轻重缓急，不该用精力的地方尽量少烦心，该用精力的地方一定全身心，把精力分配好就能在忙中有所超脱、有所沉潜、有所积淀。贵在结合实际。领导干部都遇到过这么一种现象：大致相同的理论指导、制度安排、政策设计，不同干部的实践效果往往大相径庭。根本就在结合水平的高下。研究工作某种程度上就是研究结合，必须坚持因时而变、因事而制，就地取材、量体裁衣，冲破程式化的固有思路，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成在实践体悟。只要做有心人，时时处处皆是学问；只要勤于思索，工作就是最好的学习。学习是在与高手对话，研究是在与自己对话，两者融会贯通于实践。只有在实践中自己领悟出来的办法，才是最可靠、最管用的实践智慧。我们共产党人讲实践出真知、干中长才智，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须知书户孕江山。领导干部保持学习能力，事业就有原动力；提升研究能力，工作就有创造力。持之以恒地学习研究，一个能力一般的干部可以走向成功，一个资质优秀的干部可以创造卓越。

　　（作者为盐城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学思用

　　省委书记李强高度重视乡贤作用，在多个重要场合提出，要鼓励和吸引乡贤参与家乡建设，凝聚起江苏发展的强大力量。连云港赣榆区近年来深入开展新乡贤文化建设，深入推动新乡贤荐评、示范、涵育、汇智、传承、礼敬六大工程，让乡贤成为推动发展的一支不可或缺的人才队伍。

　　深挖乡贤资源，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颂传古乡贤，编印《赣榆乡贤录》，全面梳理赣榆古贤人造福家乡的嘉言懿行，提炼出符合时代需要的思想文化。荐评今乡贤，把新乡贤分为“爱乡睦邻、孝贤友善，创业富民、反哺桑梓，崇文兴学、守望乡情，公道正派、促进和谐，热心公益、教化乡民，移风易俗、树立新风”6个类别，在村、镇、区三个层面分别评选出1000、100、20名新乡贤。培育新乡贤，培养有见识、有担当、有威望又自愿扎根乡土的新乡贤，在赣榆大地形成人人学乡贤的浓厚氛围；同时，在媒体开设文化栏目，通过新媒体搭建传播主阵地，传承新乡贤文化。

　　植根百姓生活，持续涵育文明乡风。立体化宣传乡贤。精心制作《走近赣榆乡贤》系列电视节目，讲有温度的故事，组织新闻媒体深入挖掘先进典型，刊登新乡贤拼搏进取、锐意创新、反哺家乡的感人事迹。生活化传承乡贤，用文学、绘画、书法、微电影、情景剧等艺术形式，再现新乡贤嘉言懿行，举办乡愁、乡贤、乡情主题晚会及主题演讲，组建赣榆新乡贤事迹演说团，激发全社会争做新乡贤的热情。大众化崇学乡贤，让乡贤进课堂、进讲堂、进礼堂、进祠堂。进课堂，即编印《人文赣榆》《赣榆乡贤》及乡贤文化校本教材，让乡贤文化在校园广泛传播。进讲堂，即开办乡贤大讲堂，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学者、省市道德模范、中国好人来作报告，引导党员干部践行乡贤精神。进礼堂，即将乡贤事迹改编成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搬进礼堂、走进广场、请上舞台，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潜移默化地入耳入心入脑。进祠堂，即把乡贤文化和家族文化有机结合，使之成为修身持家之本。全方位礼敬乡贤。为新乡贤提供好公共服务，帮助回迁企业降低生产成本，调动新乡贤回乡创业的积极性。启动建设乡贤馆，设立乡贤园、乡贤街、乡贤榜，打造爱国爱乡教育示范基地，并把乡贤文化融入文明城市创建。

　　汇聚乡贤力量，引领推动乡村复兴。一是发挥乡村治理的桥梁作用，助力基层社会治理。乡贤具有人熟、地熟、村情熟的优势，参与乡村治理，既可化解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也能处理事关乡村和谐的大事儿，是农村社会的稳定器。我们在区级和镇级共成立50多家新乡贤会，研究乡贤文化，推进基层政府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引导有条件的镇村，分类组建乡贤智囊团、致富团、和事团、督导团、志愿团、代办团、助学团等，开创村民自治新模式。二是发挥乡村发展的智库作用，探索乡村复兴建设。乡贤人脉广、资源多、信息灵，是重要的智库资源。我们建立了新乡贤信息库，明确人员对接服务，同时通过定期开展乡贤议事会、发展智库会等，联络乡贤乡情、共商发展大计。我们还组织乡贤企业家回家乡考察园区，其中很多企业家回乡投资，对赣榆经济社会发展越来越重要。三是发挥乡风文明的榜样作用，引领乡村精神文明。弘扬乡贤文化，发挥新乡贤的示范引领作用，有利社会治理和社会稳定，促使以爱乡睦邻、创业富民、崇文兴学为内涵的时代正能量在赣榆蔚然成风。

　　（作者为赣榆区委常委、宣传部长）

　　县委书记讲坛

　　太仓坚持把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作为推进“两聚一高”实践的重要内容，全面深化“政社互动”实践，着力推动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治良性互动，社会治理工作取得了一些成效。

　　加快政府角色转变。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主动从政府大包大揽向政府主导、社会共同治理转变。一是向基层放权，做到不越位。严格规范行政事项进入社区，通过制定自治组织依法协助政府管理事项、依法履行职责事项两份清单，让基层更加聚焦服务功能，更加专注自身事务。基层的社区书记感慨地说：“政社互动真正使基层从忙于应付各种检查考核，到能够沉下心来办理社区事务，有更多的精力深入群众、贴近老百姓，为他们服务了。”二是管好该管的事，做到不缺位。政府应集中精力发展好社会保障、教育卫生、公共安全等民生事业。太仓建立大病医疗保险制度，参保群众实际补偿可达90%。在大走访中了解到，有些群众因慢性病产生的门诊费用负担也较重，于是我们把门诊也纳入大病医疗保险，进一步拓展了特惠范围。三是鼓励社会参与，做到不错位。把适合由社会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交由社会来承担，太仓政府购买服务的范围已拓展到包括人民调解、法律服务、养老助残等领域261个子项目。比如，太仓老龄化率近30%，我们把居家养老服务全部交由社会组织承接，去年近2万名老人享受了超过60万小时的专业居家养老服务。

　　发挥社区基础作用。一是优化社区服务供给。通过公益创投、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等形式，精准配置各类公共服务资源，推动社区服务与居民多样化需求有效衔接。着力加强农村社区教育、卫生、文化、体育软硬件建设，促进城乡社区服务均衡、优质发展。创新社区公共服务供给方式，推行全科社工、一窗受理等制度，加快建设智慧社区，全力打造综合性服务平台。二是引导社区居民参与自治。坚持社区的事情要让居民说了算，组织开展社区听证会、社区评议会、居民议事会，通过居民议事协商，解决社区治理难题。比如，太仓城厢镇电站村在安置房建设过程中，村里召集做过木工、泥瓦匠的几位村民组成一支泥腿子监工队，全程监督安置房的建设和分房，消除了村民对安置房建设质量的担忧。三是强化社区文化引领能力。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居民公约、村规民约，引导广大居民群众自觉遵守道德规范，争当模范表率。像庆丰村设立的公德评议团，定期评选群众中的好人好事，评出来的先进典型对周边村民产生了积极影响。举办文明太仓市民大行动、邻里文化节等主题活动及志愿服务行动，营造与邻为善的良好社区氛围。

　　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我们把社会组织当成社会治理不可或缺的重要主体，大力发展社会组织、培育社工人才，努力打造命运共同体。一是培育组织添活力。设立了全省首家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出台政府购买服务指导目录和具有承接资质的社会组织目录，推动社会组织广泛融入社会治理。目前，太仓万人（户籍）拥有社会组织18家，成为全国社会工作服务标准化建设示范基地。二是专业帮扶解难题。连心家园是太仓关爱失独家庭的一个专业性社会组织，他们设计同伴陪伴服务项目，组织专业社工开展心理慰藉，打开了全市220多位失独父母紧闭的心灵，连心家园已成为全省关爱失独家庭社会组织的统一品牌。此外，太仓还有光辉社区矫正事务所、启航青少年事务中心、阳光心理咨询中心等一批专业化社会组织品牌，在不同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三是凝聚合力促和谐。注重引入社会力量参与矛盾纠纷化解，设立乡贤议事厅，让民间的贤达、能人、公益领袖成为矛盾调解主力军，建立了一支200多人的专业调解员队伍和老娘舅、闵阿姨等特色品牌工作室，用柔性手段化解矛盾纠纷。成立了红袖章、手牵手平安联盟等专群结合的群防群治组织，形成了共创、共建、共担、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

　　（作者为太仓市委书记）

　　智库出品

　　● 《农业部办公厅关于开展中国美丽休闲乡村推介工作的通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促进农产品加工业发展的意见》以及2017年中央1号文件都明确提出，加快建设以农产品加工、农业文化旅游、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等一二三产深度融合的特色小镇。在政策导向和支持下，农业特色小镇已成为各地重点培育的特色小镇类别之一。在农业特色小镇成为“创新建设焦点”的形势下，对其进行精准定位，并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出发探索建设思路，对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实现吸纳小镇周边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和带动农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镇是介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一个经济社会单元。镇不同于乡或乡村，它不仅有社会组织功能，也有更强的人口聚集、资源聚集和经济活动功能。因此，镇既是地方经济活动的中心，也是农村联系城市的纽带。所谓“农业特色小镇”，是指依托于农村自然环境、农业特色产业或农业历史文化资源，具有明确的特色农业产业定位的小镇类型。作为以农业产业为特色的小镇，其服务地方经济活动和联系城乡的纽带作用更为突出，带动农村发展和拉动农民增收的目标也更为明确。因此，农业特色小镇应具备以下六个特征：

　　第一，地域基于农村。农业特色小镇在地域上应基于农村，或辐射范围涵盖农村，这样才能将来自城市的资金、技术、信息、市场等要素直接有效地作用于农村发展，同时再经转换，反作用于城市。

　　第二，组织面向农村。培育农业特色小镇涉及到定位农业产业类型、制定发展模式、规划发展前景、控制发展环境等环节，因此组织职能应直接面向农村，以确保培育工作的精准执行。

　　第三，功能服务农村。农业特色小镇是具有明确农业产业定位、农业文化内涵、乡村旅游资源和一定社区功能的平台，这一平台的核心任务在于发展农村经济，促进农民增收，为农业、农村和农民服务。

　　第四，农业产业聚集的平台。农业产业集群化发展是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和提升涉农产业竞争力的有效途径。农业特色小镇是农业产业化、现代化的先导区，因此在培育过程中，更应注重平台功能，使其具备吸引农业相关产业集聚、实现融合发展的环境或条件。

　　第五，农产品加工和交易的平台。特色农产品是农业特色小镇的显著优势，因此在发展农产品的加工、销售、转化升值等方面，农业特色小镇应发挥积极作用，为促进农业提质增效和农民就业增收创造条件。

　　第六，经济文化资源连接城乡的平台。特色小镇由于受到城市与农村的双向辐射，发展具有明显的双向衔接特点，因此作为经济文化资源连接城乡的平台，正是特色小镇担负的重要使命。

　　农业特色小镇有六种类型：一是依托独特自然环境和农业景观的特色小镇。优美的生态环境和独特的农业景观是发展农村生态旅游，优化农民收入来源构成的重要资源。以此为依托的农业特色小镇不仅可以满足城乡居民不断提高和增长的新需求，同时也为农民增收增加新渠道。

　　二是依托优质农产品生产的农业特色小镇。目前，我国农产品供给存在着质量不高、优质农产品不多等问题，将增加优质农产品供给放在突出位置已成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这也是依托优质农产品生产的特色小镇需要肩负的首要任务。

　　三是依托农产品加工的特色小镇。依托农产品加工的特色小镇是实现产城融合发展的有效途径，也是新一轮特色小镇建设中的热点。以“酒都小镇”山西汾阳杏花村镇为例。杏花村镇以汾酒品牌知名度为基础，从种植、酿造、储藏、灌装、包装、物流、会展、质检以及旅游休闲全产业链切入，形成了酒产业为支柱、酒文化为特色、旅游开发为突破口的产业形态，不断拉动全镇经济发展，已成为全国最大的清香型白酒生产基地。

　　四是依托农产品贸易的特色小镇。五泉镇是杨凌区实现科技与农业相结合的基地，依托杨凌现代农业示范区农科教优势，获得了大量科技、经济、政策支撑。五泉镇将现代农业发展作为镇域主导产业，强化“农科”特色，以龙头企业、家庭农场、合作社、现代农庄为引领，积极发展新技术、新品种、新模式，形成了现代农业与二三产业交叉融合的特色产业体系。

　　五是依托历史风貌的农业特色小镇。甪直是一座有着2500年历史的水乡古镇，以水多、桥多、巷多、古宅多、名人多著称。镇内水系纵横，古宅林立、古桥各异，遗迹众多，水乡特色浓郁，历史风貌完整，是“中国历史文化名镇”“中国特色景观旅游名镇”，被誉为“神州水乡第一镇”。

　　六是依托民俗风情的农业特色小镇。中华农业文明历史悠久，农业民俗多彩丰富，它们以不同的文化形式融入到整个民族的精神世界与遗产宝库。尝新节是湘、黔、桂等省区仡佬族、苗族、布依族、白族、壮族等少数民族的传统农事节日，在每年新谷成熟时择日举行，以此庆祝五谷丰登、共享劳动果实。广西隆林仡佬族的尝新节活动最为隆重，每年都吸引来自各地的仡佬族同胞及其他兄弟民族等上万人参加。

　　所谓“特色”，就是区别于其他事物的品质、风格和形式。“特色”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需要依托小镇的资源禀赋状况、经济社会的物质基础以及历史文化的积累等条件。因此，农业特色小镇不能凭空打造，其培育要结合小镇自身的生态环境、文化资源和历史传统，因地制宜、稳步推进、健康发展。

　　政府引导，政策支持。特色小镇培育工作开展以来，中央和多地政府已经出台相关支持政策。如三部委支持符合条件的特色小镇建设项目申请专项建设基金，中央财政对工作开展较好的特色小镇给予适当奖励。特色小镇建设需要精准的产业定位和完善的规划计划，因此政府需要在编制规划、产业培育、财政扶持、配套基础设施、保障资源要素、提供公共服务等方面加强引导和支持，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市场主导，上下联动。农业特色小镇既不是行政区划单元，也不是产业园区，更不是政府包揽一切的平台，而是农业产业发展载体，是农业产业协同创新、合作共赢社区。农业特色产业的培育与创新既要符合小镇自身的发展条件，又要顺应外部经济和市场需求，仅靠政府输血是难以长久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在坚持政府引导的同时，充分发挥市场主体作用，将行政推动与市场化运作相结合，形成自身的造血功能，从而保证农业产业发展和农业特色小镇经济发展的持续性。

　　因产而特，因产而兴。农业特色小镇建设应坚持因地制宜，宜农则农，宜工则工，宜商则商的原则，差异化培育是防止“千镇一面”的有效手段。

　　社会参与，多方支持，融合发展。培育农业特色产业需要大量资金、科技、文化的支撑，单纯依靠传统农业生产自身很难实现，应充分利用社会的多方参与和支持，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作者为南京农业大学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院长）

　　决策眼

　　安全是城市健康发展的基本前提和根本保证。规划和推进扬子江城市群建设，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创新思路理念、方法手段、体制机制，针对城市群建设过程中存在的薄弱环节和短板漏洞，进一步注重公共安全战略规划和体系建设，加大风险预警防范和协同治理力度，提升公共安全有效供给和保障支撑能力，推动城市群融合发展、稳定发展。

　　正视风险挑战，强化城市群公共安全治理。当前我国已进入风险社会，公共安全问题复杂性加剧。伴随着城市化的迅猛发展，城市人口密度大，活动高度聚集，在产生集聚经济和规模经济的同时，也蕴藏了大量安全风险问题，各类城市病特别是公共安全问题也在困扰着城市的健康发展。随着扬子江城市群的规划建设，沿江八市基础设施将互联互通、无缝对接，有利于提高城市群发展效率，实现共赢。同时，扬子江城市群内人财物等要素海量增加、加快流转，城市区域间联系将更加紧密并逐渐融为一体。与此相伴生的是违法犯罪的交织融合，社会治安呈现一体化态势，矛盾风险具有同质同源特征，一地出现违法犯罪现象或发生公共安全事件，极易产生较强的联动、聚合效应，快速波及影响其他区域。如何有效应对违法犯罪新态势和公共安全事件新挑战，已成为规划和建设扬子江城市群亟需研究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

　　创新理念思路，打造公共安全命运共同体。在目前地区分割、部门分割、条块分割的城市治理模式中，公共安全供给具有明显的地域性、行业性特点，公共安全供给水平由城市中心向周边区域依次减弱，呈现圈层化特征，行政区划交界、城乡结合部以及联结各行政区的铁路、公路、江河水域沿线等区域，容易成为形成违法犯罪活动的高发地区或社会治安乱点。在现有公共安全治理体系中，各地区、各部门之间封闭、独享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比较突出，各自为战甚至以邻为壑的现象依然存在。城市群内各城市在公共安全需求方面具有目标一致性，良好的公共安全环境有益于改善投资创业环境、提升生活居住层次，会使城市群整体受益。为此，推动扬子江城市群安全健康发展，城市治理要确立合作、互通、共享的全新理念，围绕打造各负其责、共建共享的安全命运共同体，健全完善城市群公共安全体系，切实增强城市群公共安全工作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高端统筹规划，搭建整体性安全治理架构。城市群基础设施、经济发展、公共事务的一体交融，要求各个城市以相互合作的态度去解决各类问题，在区域内实施整体性治理。这种整体性治理需求与相对分割的行政体系之间存在着诸多冲突矛盾。为此，更好地推动城市群内部交流互动、优势互补和协同治理，需要加强宏观层面的顶层设计。推进扬子江城市群公共安全治理，可从省级层面统筹规划城市群公共安全治理架构，自上而下科学设置权责明确的公共安全危机组织管理机构。制定完善相关政策、法规、制度、规范，推动沿江八市围绕公共安全治理构建区域、部门间信息共享、职能衔接、协调联动机制，实现政府、部门、行业间跨区域合作、无缝隙对接，提升城市群公共安全治理合力。公安机关要按照“常态、共享、联动、共赢”原则，大力加强警务区域协作机制建设，搭建一体化警务协作平台，推动打防联动、资源共享、警务联勤，形成维护区域稳定的工作合力。

　　注重风险管控，健全城市群风险预警机制。经济转型升级，深化改革步伐加快，在从根本上缓解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累积的突出矛盾的同时，也会引发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影响到扬子江城市群的安全稳定。同时，沿江八市总体上处于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的中后期，城市化阶段进入高风险期，面临的风险涵盖方方面面。推进扬子江城市群规划建设，要健全完善城市群安全风险预警机制，加强对城市群的系统性风险评估，制定具有针对性、实用性、可操作性的安全风险应急预案，真正做到关口前移、预防为主。要密切跟踪、深入研究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以及新业态发展中出现的公共安全风险点，有效防控系统性、区域性经济风险、金融风险和涉稳风险。要建立统一的城市群公共安全风险治理综合平台和联合应急反应机制，有效提升风险预防预警能力、信息处理能力、资源整合能力、风险决策能力、应急联动能力等，确保城市群安全健康发展。

　　深化科技应用，运用新手段破解治理难题。提升扬子江城市群公共安全治理效能，离不开智慧化安全城市系统的构建和数据科技的支撑。针对各地区、各部门信息系统建设存在的标准体系不统一、不规范，相关政策法规滞后等问题，省级层面要结合“智慧城市”建设部署，统筹规划扬子江城市群大数据、云计算中心和物联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做到统一规划、整体设计、统筹发展。沿江八市要从源头上推进信息系统标准规范与信息资源共享，实现大整合、高共享、深应用，充分发挥数据的最大效益。要充分依托大数据、云计算中心，善于从多源的、分散的、碎片化的大数据中找到规律，为维护公共安全提供创造性服务。坚持以信息流引导技术流、物质流，运用物联网等新技术，构建危爆品生产、运输、存储、销售、使用等全过程、无缝隙监管体系，把先进的理念、制度转化为程序上的硬约束，实现对各类风险自动识别、预警，预防和减少城市群公共安全事故的发生。

　　（薛宏伟为江苏警官学院副院长、江苏省公共安全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殷建国为江苏省公共安全研究院执行院长；杜永吉为江苏省公共安全研究院副研究员）

　　随着“治理时代”的到来、行政环境的变化，要求政府提高治理能力的趋势不断增加。“政府职能”是一个“职”与“能”互为表里、相互依存的问题。其中，“职”是政府职守，“能”是政府公共行政能力。就“职”与“能”的相互关系而言，如果“职”是标的物和被赋予，要考虑的是政府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的问题，那么“能”就是过程物和自建立，要解决的问题是政府如何去做、什么时候做的问题。“职”与“能”互为条件、缺一不可。不同国家或一个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政府能力配置结构、权重选择以及强弱程度都有所不同，政府在一些管理领域能力强，而在另外一些领域弱。

　　现代政府能力中回应能力是一种积极回应公民需求的能力。回应能力强调公共行政的公共性，即公共行政满足公众和社会的需求。现代政府应该以“公共意识”为基础，持续进行制度、机构、资源管理的能力创新，以满足多元公众利益对回应性的要求，以实际行动获得公民支持。政府回应公民需求的能力不仅是评价现代政府能力重要指标，也是现代公民评价政府绩效的关键要素，是政府治理建设中需要不断加强和提升的能力。

　　但是，回顾改革开放后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国公共行政的主流话语，大致可以用“适应性”这个词对其进行最恰当的描述。这种适应性模式，公共行政学发展的主题也只能停留于解释转变职能、机构改革的适应性调整上，而忽视了行政管理有着自身发展和构建目标的事实。在充满高度复杂性和不确定时代，政府的回应能力已经滞后于公民变化、多样性的需求。政府在强调回应能力的同时，更要具备一种前瞻性、规划性的行政决策能力。

　　有学者主张，公共行政不仅要关注效率和回应能力，更要具备推动社会变迁，主导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能力。以前瞻性替代回应性，并不是说不要回应性，而是试图为一种新的行政能力定位。回应性和前瞻性都只是政府操作性的行为模式。服务型政府的能力责任主要体现在前瞻性而不是回应性上，因为服务型政府本身是以治理结构多中心化为背景的，或者说，多中心治理结构和服务型政府是相互建构的制度结构安排。从组织管理角度，政府要改变现有社会管理方式，由重事后控制和处置转为重前瞻性思考，对其扮演的“救火队”和“消防员”角色逐步淡化或减弱，增强对长期性以及可能发生的问题的预测与判断。同时，政府也要提高行政决策能力，一种分析和正确把握时机和解决矛盾问题；改革、创设和制定特定制度机制和政策方针解决现代社会各种错综复杂的问题和矛盾。

　　实现多中心社会治理，需要重申行政沟通在公共行政中合理的中心地位，并给予应有的关注和尊重。对于公共行政体系而言，来自沟通主体的最大障碍是由于缺乏信任而造成的“信任分裂”，即公共行政体系与公民之间，或者公共行政体系内部各部门之间存在的信任分裂是沟通主体之间进行沟通的根本性障碍。政府部门需要通过不同沟通渠道树立行政体系的良好形象，建立和维持行政体系与其他外部机构之间的信任关系；通过沟通达成与公众的认同、共识，进而自觉构建基于默契的共同行动。

　　（张素红为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孔繁斌为紫金传媒智库副主任、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

　　上周有一个事件成为公共话题：武汉一名男子突发肺栓塞致心脏呼吸骤停，经中南医院急救医生全力抢救，终于转危为安。不过，患者的父亲事后称医生抢救时剪掉了儿子的衣裤并导致其中放置的500元现金、身份证等物品遗失，索要1500元赔偿金。医院当时认为抢救流程并未出错，结果也是好的而拒绝赔偿。患者父亲报警，在警察调解下，主治的4个医生凑了1000元给予赔偿。事后，医方承认，在处置患者财物方面有过失。

　　这件事激起舆论，是因为“抢救生命”和“索赔1500元”两者价值的悬殊，让公众产生了巨大心理落差，甚至有人想到“农夫与蛇”的故事。舆论的一时鼎沸却没有影响事情的“圆满解决”，患者家属拿到了赔款，医生在承认有过失的同时也做了符合医德的表态：“也许这1000元对他们很重要。”

　　这个事情，有必要对涉事的四方——患者的父亲、参与抢救并凑钱赔偿的医生、调解的警察以及医院——分别作“细节复盘”。复盘的结果，可以为如何化解矛盾，打造和谐社会提供一个分析样本。

　　首先就是引起最大争议的患者父亲。他该不该索赔呢？这就需要从法律上来分析。医生剪开患者衣物的行为是为了抢救生命，这在法律上属于“紧急避险”行为，《侵权责任法》明确这种行为是不承担相关财物损失的赔偿责任的。而患者衣裤内的其他物品，就是其父亲声称的“身份证、数据线、银行卡、500元现金”，则和紧急避险无关，不在免赔范围内。所以，患者父亲对于除被剪坏的衣物之外所丢失的财物索赔，并不违背法理。同时他也讲了，对医院救命非常感激，十几万的医疗费再贵也肯定付清。

　　但是也要注意一个前后的微小差别，就是患者父亲最开始，是把“剪坏的衣裤”放在索赔范围之内的。而后来警察调解、医生凑钱赔付后，他打给医生的收条里，已经没有了“衣物”，仅仅是说收到了关于“银行卡、身份证、数据线和现金”的赔偿。这是个回归法律正途的细节修正。

　　接下来是参与抢救并凑钱赔偿的医生。上面已经分析过，医生在抢救行为本身过程中是没有错误的。但是，剪下来的衣裤里有和抢救行为无关的财物。从现场视频看，抢救室里有将近10位医护人员，而最后参与凑钱赔偿的是4个主救医生，也就是说，当时并不急缺把患者剪下来的衣物进行妥善保存的人手。这种情况下，对剪下来的衣服财物处置过于随意的责任是存在的。医生自己也没有否认这个问题：“我们在抢救的过程中疏忽了整理病人衣物，把衣服放在一边了，可能最后工作人员丢进了垃圾桶。”

　　值得称道的是当事医生在掏钱赔偿后的态度：“不怪他们，也许这1000块钱对他们很重要。下次类似情况还是会毫不犹豫剪衣服。”这个表态闪现着医德的光辉。试想，如果医生表现出愤愤不平甚至恼怒，那么患者父亲的索赔行为会不会演化为更激烈的医患矛盾？

　　再来分析调解的警察。警察在舆论中得到的也是偏负面的评价——“和稀泥”。从结果看，警察在调解中把赔偿金额从1500块降到了1000块，但是毕竟是让医生赔偿了，这让很多人不爽。然而，警察的做法并没有超出职责。这不是刑事案件，微小的民事纠纷中“调解”是我国警察的首选手段。这起事件中，警察的调解结果并没有引发任何一方的强烈不满，当然算是成功的。

　　但是如果严格按照法律程序来说的话，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警察是应该让患者父亲来证明这些声称的“失物”是确实存在的。否则，如果某天被剪丢了衣服的患者声称衣袋里有价值连城的钻石珠宝要求赔偿，那么还是只作“砍价”的调解让医生赔偿吗？这恐怕就不会有很好的结果了。当然，反过来说，警察也应该是看到索赔的金额不大才作出“砍价赔偿”的调解决定，这也是执法中的一种随机应变，是节省社会资源的做法。

　　最后是医院。医院的责任有两个地方，一是缺乏抢救时妥善保管患者财物的制度，比如把“封存处理剪下来的患者衣裤财物”写进抢救规程；二是对医生的职务行为应该承担赔偿责任而不是让医生“凑钱赔付”。最新的消息是，医院出面表扬了医生并且承担了赔偿，这是非常合理且合适的做法，值得赞许。希望接下来能看到有危重患者抢救时财物保管方面的完善制度出台。

　　到医院出面表扬医生并承担赔偿为止，这件事情的结果算是不错的。患者方面没有借此欠费，也争取了自己的合法权益；医生救活了病人的同时收获了舆论赞许和上级表扬，精神上足够慰藉，财产上的损失也由医院承担了；警察完成了一次成功的调解；院方成功化解了一场医患矛盾，也收获了正面的形象。

　　为什么能达到这样的结果？从复盘中，已经可以看出起主要作用的几个因素了：一是患者主张的权利不超出法律许可的范围（包括不借此拖赖高额医疗费）；二是医生的医德和气量足以化解矛盾双方之间的怨气；三是警方的调解及时；四是医院对受委屈的医生有奖励性保障。

　　当然，从复盘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如果在几个细节上再做好，那么这件事就会解决得更圆满。比如一开始患者就能认识到被剪坏的衣裤不属于赔偿范围，比如医院有严格的制度让辅助抢救的医护人员有妥善保管患者财物的意识，再比如医院能再早点替医生的职务行为作出赔偿等等。

　　复盘结束，现在我们可以归纳总结此事能得到妥善处理的三大条件了：那就是矛盾双方有健全的法律意识、较高的道德水平，同时背后有完善的法律和制度保障。如何尽可能达成这三大条件，是化解包括医患矛盾在内的各种社会矛盾，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课题，值得社会各方好好思考、探索和实践。李 军

　　据报道，有人吐槽，他大学毕业后当了中学老师，后来辞职去企业，工作几年又以30多岁的“高龄”考研了。他说，研究生毕业后再求职，却发现很多用人单位都不招35岁以上的了！“我学历更高了，阅历更丰富了，为什么人家都不要了？我才30多岁就没竞争力了吗？”

　　《广州日报》：仔细想想，这确实是严肃的话题。翻翻网上的招聘，很多注明了“35岁以下”“40岁以下”。曾有新闻报道过，有家韩国企业只招55岁以上老人，在那里“老员工”表示能学到很多新技能，每天都喜欢来上班。管理者也表示，他们不像年轻人那样对手机、游戏上瘾，不容易分心，工作也很有热情。所以说，年龄根本就不是问题，偏见才是。

　　再评：按照相关法律规定，用人单位应该对求职者一视同仁，在法律规定的退休年龄之前，所有人就业权利平等。即便企业有用人的自主权，但对待这种明显违反法律法规的现象，法律应该站出来，而不是对其听之任之。

　　日前，一篇题为《外卖，正在毁灭我们的下一代》的文章传遍朋友圈引发共鸣。尽管这种说法有些言过其实，但是谁也无法否认如今红火的外卖行业确实制造了巨大的环境污染。这是一个宏大而重要的命题，这个话题的爆出恰恰再次敲响警钟，成为中国进一步提升环境治理手段和治理能力的新契机。各方都需反思，这些年来，是否在不遗余力地推行“限塑令”？自己有没有自律？解决之道需要社会共同发力。污染源一方应当主动承担起社会责任，加大环保投入，合理分担环境治理成本，“谁污染谁治理”；政府部门应当加大宣传力度，大力推进环保材料的研制创新和垃圾分类建设，建立健全相关法律并加强监管；广大民众更应自觉提高环保意识，改变自己的消费理念和行为模式，以实际行动响应环保号召，推动绿色发展。总而言之，环境问题不是哪一个行业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也是一个道德层面的问题。“绿色中国”“生态中国”正在路上，中国人要用青山绿水造福下一代，而不是让黑白污染毁灭下一代。 美国侨报网

　　直播技巧、如何录小视频上热门，娱乐项目走进了一所高校课堂。近日，重庆工程学院开设“网红学院”一事引发关注。重庆工程学院回应称，“网红学院”既不是独立学院，也不是具体专业，而是学校与企业进行“校企共建”的一个培训项目，目前已有19名学生自愿参与，旨在解决一部分学生的就业问题。

　　甲方

　　高校课程的名称 应该严肃点

　　有关教育专家表示担忧，认为高校开设“网红学院”，本身就是一个不够严肃、不够理性的行为。因为“网红”目前还不能称为一种职业，作为一种新兴现象，它没有相关的学科内涵，还不能够成为一个学院或专业的基础。对“网红学院”也应该保持基本的价值判断能力，不能陷入“工作是一件简单的事情”的误区。

　　在大多数人心目中，高校是培养合格人才的殿堂，是不容许有各种哗众取宠、似乎背离主流价值观的教育方式和教育内容的，更不能脱离了高校“象牙塔”式的纯净而单纯陷入金钱和利益的混沌。因此，学校开设“网红学院”，分明就是在迎合当下备受争议的“网络主播”行业，是在教唆大学生走一条备受争议的“网络主播”之路，着实让人难以容忍。事实上“网红学院”不过是高校与企业的一个联合强化培训而已，根本不是什么学院的设置和专业的设置。如果很严肃、很科学、很理性地称之为名副其实的“网络主播培训班”或者“网络主播专修班、研讨班、强化班”等，恐怕也不至于如此备受争议和诟病。因而，“网红学院”之所以触及人们的敏感神经，关键就在于这种“网红学院”不伦不类的不严肃称呼上。这也暴露出高校在人才培养和培训上的认识价值偏移和办学原则处理随意，这不能不说是高校不严肃态度惹的祸。

　　随着网络虚拟经济的兴盛，各类网络经济行为层出不穷，在网络经济领域就业和发展的案例不断刷新，“网络主播”“网红”也成为其中让人关注的行业。但正如任何新兴事物必然面临良莠不齐的原始生态一样，IT行业和网络经营方式在初始阶段也呈现出良莠不齐的一面。毋庸讳言，“网络主播”以及“网红”有让人认可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充当积极角色的一面，也更有行业不自律、行为不规范的一面。从这个角度而言，如果通过正规的、专业的培训教育，让健康清新、合法合规的“网络主播”正式在网络虚拟经济和IT领域发挥出积极作用，其意义又岂能小觑？ 河南 许朝军

　　乙方

　　是好是坏 最好交给时间检验

　　郭德纲有句名言，“相声是世界上最简单的艺术，也是最复杂的。你说你也会说话，干吗要花钱听我说话？”网络直播也是如此，看起来只是坐在摄像头前与网友聊天，实际上对直播者的综合素质要求很高，需要具备一定的才艺，善于寻找话题，懂得心理学，会抓住受众的心理。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教师于亚东指出，电商模特专业是一个多元化专业，学生都应具有“跨界”能力——会走秀、会表演、会拍摄。重庆工程学院“网红学院”开设的课程也与之大同小异，包括“形象设计”“表演”“心理学”等。即使不从事网络直播，相关知识和技能的学习对于学生也是十分受用的，在从事市场营销、电子商务等工作领域乃至于日常人际交往都会用到。

　　此外，开设“网红学院”，有利于引导和规范网络直播。目前网络直播主要通过网友打赏的方式获利，为了获取最大程度关注、增加点击量，出奇招、抓眼球成了个别主播的“吸粉利器”。有的故意打擦边球，靠低级趣味博取眼球；有的传播违法违规内容，还有的违规开展新闻信息直播。“网红学院”则可以传授健康向上的直播技巧，加强从业道德建设，用充满正能量的直播内容占领网络阵地，激浊扬清，正本清源。

　　网络大潮汹涌之下，“网红学院”的出现不应被简单看作是“蹭热点”，而是体现了高校教育的与时俱进，紧跟时代脉搏，进行大胆探索。通过总结教学和培训效果，为将来可能设立网络直播专业积累实践经验。同时，我们也不宜低估学生的价值判断能力，相信绝大多数学生报名“网红学院”都不是冲着一夜成名、一夜暴富。因此，对于“网红学院”，不妨以包容之心去看待，留出足够的成长空间，让时间去检验。

　　河南 张淳艺

　　最近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财经频道（CNBC）和《机构投资者》杂志联合主办的“实现绝对投资回报大会”（Delivering Alpha conference）在纽约举行。会上，美国知名风险投资人吉姆布雷耶表示：“当前世界上最有趣的人工智能投资机遇中，约有一半在中国”。布雷耶如此看好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潜力，源于互联网技术在中国城市和农村地区的加速部署，以及在政府的大力扶持之下，人工智能初创公司蓬勃发展。腾讯、百度、阿里巴巴和京东等科技巨头，正在迅速研究完善自主学习技术，同时也在铆足劲儿、以“惊人”的速度抢夺人工智能人才。“当我思考能够创造巨大价值的伟大机遇在何方时，我就会想起中国，机遇就在那些关注中国市场的中国深科技企业里。”布雷耶说，“它就像是一场美国全国橄榄球联盟（NFL）的四分卫选拔赛，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工智能领域里最优秀的学生、博士后和教授手持决定该行业薪资水平的指挥棒。” 美国彭博社

　　城市的发展正在变得越来越智慧，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让人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便利。然而基于高度发达的云计算技术、物联网技术构建的智慧城市在运行过程中也存在着巨大的网络安全隐患。

　　一方面，在城市智能基础设施上，包括水、电、气等供给网络、公共交通系统以及金融、银行交易等在内的网络系统，一旦遭到网络攻击破坏，将妨碍整个城市的正常运转。另一方面，智慧城市建设以物联网、云计算等大数据技术体系为支撑，其中的数据资源不仅信息巨大，而且具有高度共享性，一旦黑客将植入了病毒脚本文件的安防设备变为病毒源，侵入一些国家重要部门，将对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以及民众生活构成极大的威胁。有鉴于此，我国第一部全面规范网络空间安全管理方面问题的基础性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下称《网络安全法》）明确提出国家要坚持网络安全与信息化发展并重，要进一步加强对网络空间进行规制，并推动城市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防升级与新兴智能产业发展，这就为智慧城市的网络安全治理提供了一些行之有效的途径。

　　途径一：加强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有效保护。关键信息基础设施是指面向公众提供网络信息服务或支撑能源、通信、金融、交通、公用事业等重要行业运行的信息系统或工业控制系统，这些系统一旦发生网络安全事故，就会影响整个行业正常运行，并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维护网络安全，首要任务就是要保障这些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网络安全法》已初步搭建起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的基本制度架构。

　　途径二：筑牢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防线。智慧城市建设本质上是围绕“人”来开展的，故智慧城市建设应以人为本、立足市民生活，在构建现代化的城市治理体系的同时，要兼顾个人信息安全。然而，智慧城市发展在带来决策支持、权力监督、公共服务、社会治理、危机预防等方面的创新与进步的同时，也将市民个人信息和隐私置于半公开的危险状态中，致使个人信息与公共数据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为此，《网络安全法》明确了相关网络安全监管部门的职责权限，将个人信息保护纳入到网络产品提供者和服务运营者实施网络安全风险管理的范围之内，提高了个人对隐私信息的管控程度，增强了针对侵犯个人信息违法行为的威慑。

　　途径三：提升应对网络攻击的防范与治理。建设智慧城市，一方面移动终端设备必不可少，但由于其分布零散，安全性能更为薄弱；另一方面，智慧城市云服务基础架构受到的攻击比以往更为活跃，安全漏洞攻击成为智慧城市网络安全最大的威胁之一。为此，智慧城市建设亟须提升防御能力，最大限度减少安全漏洞可能产生的危害。

　　途径四：规范信息安全等级保护和风险评估。信息安全等级保护和风险评估作为我国智慧城市建设和管理的重要安全机制，它不仅能为智慧城市的信息系统安全建设和管理提供系统性、科学性、可行性的指导，而且有助于在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同步建设信息安全设施，保障信息安全与智慧城市建设相协调。

　　途径五：推进网络安全技术和人才的“双轮驱动”。如果说技术创新、应用创新、服务创新是智慧城市发展的驱动引擎，那么移动安全、大数据安全、物联网安全则是智慧城市建设的支撑保障，而服务于网络安全维护和智能产品开发的复合型人才则是智慧城市发展的又一动力。

　　（作者为华东政法大学中国法治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