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寻找“慰安妇”
□ 孙磊 姚强
时间刚迈进2022年最后一个月,岳阳市平江县就下起了今冬的第一场雪。
细雨夹着小雪,伴着北风而来。这是一年中最难熬的时节。
12月12日,第九个国家公祭日的前夕,气温骤降,直逼冰点,整个平江县城似乎都被封冻起来。在这个寒冬的早晨,102岁高龄的方巧梅老人溘然长逝。此时,离她被确认为“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仅仅过去半年。
方巧梅跟养子一家住在平江县的大山深处,生活清贫。去年中风导致瘫痪,只能整天坐在轮椅上。
1939年,日军从江西修水方向来到村子里,带走了方巧梅。其时,她刚生完儿子还未满月。直到8天后,饱受日军蹂躏的方巧梅才回到家里,此时襁褓里的孩子因为没有奶吃已经饿死了。
在此后的漫长岁月里,方巧梅始终活在难以纾解的痛苦中,直到程梁找到她。
一
程梁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分馆——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陈列馆的志愿者,他常年奔波于湖南、江西、广东等地,翻山越岭,过江涉河,通过实地走访打捞历史的碎片,寻找“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经程梁发现,由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陈列馆确认的“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多达25名。方巧梅正是他今年新发现的三名“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之一。
程梁第一次接触“慰安妇”这个词是在2013年,彼时,他还是一个寻找抗战老兵公益组织的志愿者。
有一次,程梁坐出租车时,听司机说起,岳阳市梅溪乡有个老太太,是外地人,村里传言她被日本人抓去做过“慰安妇”。
刘慈珍就这样进入程梁的视野。
面对程梁的初次到访,刘慈珍并不欢迎。对于往事,她避而不谈,只是不断重复说:“我不记得了。”
从进村庄的大路到刘慈珍家有一段斜坡,程梁不记得自己来来回回走过多少次,他不再问那些陈年旧事,每次去看刘慈珍,就陪老人坐在屋前,一老一少,聊聊家常。
刘慈珍喜欢戴一顶紫色毡帽,穿戴整齐,搬一张小板凳坐在门口,看着路上车来人往。有了程梁的陪伴,日子似乎也变得不再那么枯燥。
刘慈珍慢慢和程梁熟络起来,她说,自己曾在湖南湘潭帮中国士兵洗衣服、照顾伤员。根据这一关键描述,再加上其他的史料旁证,刘慈珍被确认为抗战老兵。
刘慈珍的故事并没有结束。
在一次聊天中,刘慈珍无意中说道:“我这辈子被日本人害苦了。”
怎么害苦的?程梁刚想追问,刘慈珍却摆摆手说:“几十年前的事了,都过去了,忘记了。”
刘慈珍欲言又止,眼中却噙满泪水。那一刻,程梁才明白,历史的伤口一直都在,只是曾被避而不谈。
2015年12月1日,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陈列馆正式开馆。这是中国大陆首座经“慰安妇”亲自指认的以“慰安妇”为主题的纪念馆,这里见证日军在中国的罪行,承载着“慰安妇”的伤痛和血泪。
2017年,程梁成为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陈列馆志愿者。
与此同时,经过多年的走访,刘慈珍终于对程梁卸下防备,敞开心声,她的人生轨迹逐渐变得清晰起来:刘慈珍,原籍湖南湘潭。1944年日军进犯湘潭,同年6月17日,16岁的刘慈珍在家中阁楼上被日军发现,带至楼下当场强暴后掳走,与其他十几位中国女性一起被关押在易俗河镇,被迫成为“慰安妇”,数月后她被中国军队解救,之后留在部队,成为一名看护兵。
2017年6月17日,程梁陪同刘慈珍回到湘潭。这是老人时隔73年第一次回到湖南故里。一同回家的,还有她的妹妹刘蓉芳。刘蓉芳住在江西萍乡,姐妹俩几十年音信不通,甚至都不知道对方仍然在世。
就在这次回乡聚会上,程梁听当地的志愿者说,刘蓉芳也曾被日军掳去。
和刘慈珍一样,刘蓉芳几乎一生都在极力避免回忆这段痛苦的往事,但姐妹二人的再度重逢,让她悲喜交加,往日的情形一幕幕再度浮现:日军攻占湘潭后,刘蓉芳被日本兵掳走,带到萍乡,饱受痛苦与折磨。后来,她趁守卫换班时,逃离了魔窟。由于这段屈辱的经历,刘蓉芳没有返回故乡,一直生活在江西。
最终,刘慈珍和刘蓉芳姐妹俩都被确认为“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
凌辱之痛,铁证如山。
二
同龄的年轻人大部分都在城市打拼,程梁为何一头扎进田野乡村,做起又苦又累的志愿工作?
程梁把这归结于小时候在农村和奶奶一起生活的经历,“从小在农村长大,和老人特别亲近。”虽然成年后曾外出打工,但他最终还是选择回到家乡。在程梁看来,这片养育湖湘儿女的土地是他的根,他爱这片土地,更爱这片土地上的人。
2017年8月,关注“慰安妇”幸存者的长篇纪录片《二十二》公映,这部电影给了程梁极大的震撼,熟悉湖南抗战史的他深知,像这样的老人,在湖南还不是一个两个。
据史料记载:1938年,日军在侵占武汉后,开始进攻湖南。1938年至1945年间,中国军队在湖南战场上进行了大规模的正面抗战,其间湖南半数以上的城镇都曾陷落。日军在占领地肆无忌惮地抓捕当地妇女充当“慰安妇”,举凡日军所到之处都设立了慰安所。
“慰安妇”如同被日军“困在地狱里的囚徒”,遭受了惨绝人寰的虐待。她们要么悲惨死去,要么生不如死,随后几十年岁月中隐居大山深处,与世隔绝,始终生活在噩梦般的记忆里。
作为同乡,作为后辈,程梁觉得自己一定要为这些饱受苦难折磨的“娭毑”(编者注:湖南方言里对年老妇女的尊称)做些什么。
寻找的过程是艰难与漫长的。
程梁遇到过许多像刘慈珍一样的老人,她们有的人绝口不提过去,有的人一听到“慰安妇”话题就发火,有的人拒绝探望甚至把慰问品扔出屋外……他后来才渐渐懂得,日军暴行终止于1945年,但是伤害并没有终止。和身体的创伤相比,一直困囿于痛苦的记忆中才是对老人最大的伤害。
于是程梁给自己设了一条底线:把每一位老人都当作自己的奶奶一样看待,绝不能对老人进行二次伤害。以真心换真心,那些活过了近一个世纪的老人才会愿意向陌生人打开心扉。
在走访调查中,程梁发现,许多“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因为当年曾遭受暴行,无法结婚生育,只能在福利院或敬老院中度过生命中最后的时光。
2017年,程梁开始排查当地的福利院、敬老院,很快就在岳阳的一家福利院找到了彭仁寿。
1938年,14岁的彭仁寿在岳阳排行李村山上砍柴时被“扫荡”的日军发现,她惊慌地逃回家中,躲在夹墙中不敢出来。第二天,日军来到村里,以村里50多条人命做威胁要求交出“花姑娘”,为了救人,彭仁寿只得听从日军的命令,被带去了位于郭镇的“慰安所”。半个月后,日军士兵用刺刀残忍地在她肚子上划了一道接近一个成年男子手掌长度的口子,把她扔出了“慰安所”。被村民们救回家的彭仁寿已经是奄奄一息。经过救治,彭仁寿保住了性命,却永远失去了生育能力。
彭仁寿带着伤疤、扛着苦痛踽踽独行于人世间,从未对别人提起过做“慰安妇”的事。一直到2017年,93岁的她似乎感受到自己的生命正走向尽头,有些秘密再不说就没有机会说了。
程梁主动和彭仁寿攀谈,发现老人记忆力很好,语言表达也很有逻辑性,说到情绪激动处,她一把掀起衣服,露出腹部一道触目惊心的疤痕,这正是侵华日军暴行的铮铮铁证。
当彭仁寿一口气讲完自己的遭遇后,如释重负般躺倒在床上,不停地抚慰自己的胸口,宛如卸下了桎梏一生的枷锁。
2018年7月,程梁陪同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陈列馆工作人员赴岳阳看望彭仁寿,老人再次强烈要求把她的经历公之于世。
三个月后,彭仁寿因脑梗入院,程梁前去探望她。“老人身体各项机能退化严重,但意识仍然很清楚。我去看她时,她紧紧攥住我的手,她还记得我。”
2018年11月22日,彭仁寿去世,享年94岁。
这位坚强的老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用尽一生的力量,完成了对侵华日军暴行的强烈控诉。
彭仁寿的妹妹彭竹英在姐姐的感召下,也向程梁道出自己做“慰安妇”的经历。
与硬朗的彭仁寿相比,彭竹英性格内向些。以前提及往事,老人会发抖、流泪,甚至还会被噩梦惊扰。但就是这位身材弱小且双目失明的老人,在控诉日军暴行时却迸发出惊人的能量。
2021年,在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陈列馆工作人员刘广建的帮助下,彭竹英以个人名义写给联合国人权问题专家一封信,她在信中写道:“我和姐姐因为日军的暴行都未能生育,我希望让更多的人认清日军这一战争罪行的伤害性,还各国被害女性一个公道。”
看到彭竹英这字字铿锵的信,程梁突然感觉到,“我所做的这一切,是有意义的。”
三
为了寻找历史的真相,程梁孤单地行走在三湘大地。
但是,他并不孤独。
程梁有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
“温暖之家”是一个专门关爱“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的公益组织,大部分成员都是年轻人。他们自发组织起来,定期去走访、慰问老人。
来自长沙的李莉是程梁的最佳拍档。
“我们志愿者有很多,但最辛苦的还是小程。”李莉说,大多数志愿者做的工作都是慰问关爱老人,“我们定期帮老人洗澡、剪头发、剪指甲,收拾家里的卫生,逢年过节送点慰问品,相对来说还比较轻松,而小程是奔走在调查走访的一线,他是最辛苦的。”
在李莉眼中,程梁是个“宝藏青年”。
有一次在走访时,因为老人无法说话,也没有学过手语,大家都在犯愁如何与她交流,没想到,程梁一出马,难题迎刃而解。
原来,程梁的母亲也是一位聋哑人,当地的手语与规范性的手语截然不同,有着一套独立的手势体系,如果不是本地人根本看不懂。而程梁从母亲身上学会了这种手语,可以和老人无障碍对话。
程梁还十分有“老人缘”。
“小程特别擅长和老人打交道,老人们都特别喜欢他。他和老人们聊天也十分随意,就像亲人之间一样,有时候累了就躺到老人床上去休息一会,完全不把自己当外人,就像在家一样。”李莉说。
程梁有一个坚实有力的后盾。
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陈列馆一直十分关注程梁的调查走访工作,根据程梁提供的线索,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陈列馆会派团队专程前往湖南进行调查取证。
个人口述只是调查寻访中的一环,实地走访、文献和旁证也是不可缺少的内容。在程梁的协助下,调查团队要走访老人口中的受害地,寻访老人当年被掳走的地点,搜集周围村民的证言,一轮调查下来才算完成受害事实的确认。
“小程很执着,甚至可以说有些固执,他认准的事就一定要做到。这些年,他提供的线索多,准确性也很高,能看得出来他前期调查很扎实,吃了很多苦。”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陈列馆工作人员刘广建长期在全国范围内从事“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寻访工作,与程梁合作多年,他深知这项工作的艰苦与不易。
刘广建记得,有一年,馆里要把程梁评为优秀志愿者,可他却拒绝了。“他跟我说,他做这事,不图名,不图利。”这句话令刘广建很感动,“如果不是打心眼里喜欢志愿工作,是不可能坚持到现在的。”
程梁有一个经验丰富的前辈。
2019年,在南京的一场民间交流活动中,程梁结识了山西志愿者张双兵。
张双兵从1982年开始走访“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被称为“中国‘慰安妇’民间调查第一人”。程梁是80后,张双兵是50后,程梁把张双兵当作志愿工作的前辈,向他请教,张双兵也毫无保留,把他多年来积累起来的走访调查经验传授给程梁。“我有问题就会在微信上请教张老师,他总是会给我耐心地解答,我受益匪浅。”
两个时代的志愿者,在这一刻实现了传承与接力。
四
从2021年开始,程梁加快了寻找的步伐,他的身影不断出现在平江、长沙、郴州等地,核实线索,走访调查。
雷金莲、雷金二、李秀青、易菊连、李淑珍,还有两位不愿意公开身份的受害者——仅这一年,经程梁找到并由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陈列馆确认的“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就达到7位。
2022年,程梁又找到方巧梅、沈建美、欧阳爱连三位老人。
92岁的沈建美是一位聋哑人,因为“慰安妇”的经历,终身未婚,和弟弟一家住在长沙县郊的大山深处。
2022年初,程梁在长沙县走访调查时,听当地老人说起沈建美的遭遇。
“娭毑,还记得从前的事不?”程梁小心翼翼地试探着,打着手势问沈建美。
老人毫无回应。
为了唤起沈建美的记忆,在征得家人同意后,程梁用手机从网上搜索了一张“二战”时期日军的人像照片,当沈建美看到照片后,情绪立刻变得激动起来,手指照片,不断发出“啊啊”声,接着,她用手势比画着回忆了当年的情景:日军就是穿着那样的黄色军服,戴大檐帽,背着枪,扯她的衣服,并拔出刺刀进行威胁。就这样,她被迫沦为“慰安妇”。
欧阳爱连住在离平江县城30公里外的一个小村庄,虽然已是96岁的高龄,但她手脚依然十分利索,摘菜、浇水、喂鸡,样样拿手。
1941年底,尚未成年的欧阳爱连被日军抓走并实施性暴行,被迫沦为“慰安妇”。经解救回家后,父亲将她早早嫁人。
老人平静的脸上除了岁月的痕迹,几乎看不到任何的喜怒哀乐。但程梁知道,老人所受的苦痛,是时间无法抹平的。
“我们是和时间赛跑的人。”程梁说。
今年以来,除了方巧梅,还有两位老人相继离世。
2022年3月11日,108岁的李淑珍去世。
2022年6月30日,98岁的雷金二去世。
程梁最怕这样的离别:历经磨难的老人们,鼓足勇气,向世人展示创伤,最终却等不来一个道歉。但他更怕的是,老人独自带着痛苦与秘密离开世界。
今年年初,程梁曾接到一个线索,湘乡市月山镇有一个姓周的百岁老人,曾经被日军掳走当“慰安妇”。但因为受疫情影响,程梁无法到现场走访调查。疫情有所缓解后,程梁马上前往月山镇,由于没有具体地址,程梁只能一路走一路问,终于找到周奶奶家,结果家人告诉他,老人刚去世没多久。据家人说,周奶奶两妯娌年轻时都曾被日本兵抓去迫害,但老人觉得丢人,从未对别人说起那段经历。
看着老人的遗像,程梁暗暗自责:“为什么没早点来?”
现实就是如此残酷。
据统计,在1931年到1945年日本侵华战争的14年间,日军强征掳掠了20多万中国妇女作为“慰安妇”,20多万个“她们”,20多万个“伤痛”,我们只知道很少一部分。
如今,“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已是风烛残年、日渐凋零,她们中有很多人已经或正在离去。截至目前,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陈列馆认证在世的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者人数仅剩15人。
山河远阔,人间烟火。
一边寻找,一边关爱。
程梁和“温暖之家”的志愿者制订了详细的关爱计划,定期走访了解老人的生活情况,解决她们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并与她们的家属保持联系,时常关注老人的健康状况。
日军暴行曾把这些老人带入人生的至暗时刻,但生命中总会有光亮。志愿者的关爱就像是冬日暖阳,让她们远离冰冷肃杀的苦痛。
“泪洒一面墙”是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陈列馆内以“泪”为主线展陈的其中一个部分,墙上硕大的“泪滴”凝重而悲怆,“泪滴”右侧的墙面上,密密麻麻拓印着当年“慰安妇”的黑白头像照片,每个人的眼中都含着悲愤的泪水……
每次来南京,程梁都会在这面墙前停留许久。“震撼我的不仅是老人的眼泪,还有老人在经历苦痛后,以乐观积极的生活态度,将生命的韧性无限放大。活着就好,也只有活着,才能等待正义的来临。”
历史看似已逐渐远去,但其实又一直在我们身边,记录伤痛也是铭记历史,只有每个人都为它做点什么,才能让惨痛的战争记忆不再重演。这是程梁的宏大理想。但其实,在他内心深处,还有一个更为朴素的愿望:愿每一位娭毑,都能在生命最后的时光里活得更体面,活得有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