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要论
“未来法治”已经成为法学领域的一个时尚词汇,也成为法学家们的日常话语。“未来法治”既是一个新概念,也是一个新命题,更代表了一种新思维。
未来法治是“面向未来”的法治。就是说,我们从事法治建设、法治改革,要有未来意识、未来眼光,要把握科技、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和趋势,把握国家治理体系和社会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方向。着眼于未来,才能有战略思维。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讲过,哲学社会科学要不忘本来,学习外来,面向未来。法治建设也是如此,只有着眼于未来,顺应科技、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潮流,才能使我们的法治体系具有预测性和前瞻性,才能科学有效地应对未来的社会问题,满足未来的社会需求。
未来法治是“走向未来”的法治。我们今天提出“未来法治”,这个“未来”并不是纯粹的“将来时”概念,并不是遥望或预设将来某个时期某个时段的法治,比如说10年、20年、50年以后的法治,而是把当下正在做的和将要做的连结起来,把握法治在时间上的开放性,在实践中的动态性,以及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历史连续性,把现代性与未来性统一起来。事实上,我们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就是从现在做起,从现在走向未来。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我们提出全面依法治国,坚定不移厉行法治,一个重要意图就是为子孙万代计、为长远发展谋。”
未来法治是“引领未来”的法治。即以法治点亮未来、引航未来。法治的功能不限于规范现有的行为,调整现有的关系,也在于要引领科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们的思想行为。例如,我国民法不仅起到规范现有的民事主体行为、调整现有的民事法律关系的作用,也承担着以民法法理及其原则和规则引导民事行为的功能。
如何理解和表征“未来法治”,理论界还没有形成共识,更没有法哲学(法理学)层面的智识贡献。同时,对于如何规划和建构“未来法治”,目前也没有形成系统化、科学化的理论和方略。“未来法治”是建立在未来社会之上的,研究“未来法治”必须以把握未来社会为前提。研究未来社会的切入点,不妨选择一些具有共识性的概念,如“智能社会”“共享社会”“风险社会”。
未来社会是智能社会。以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为代表的现代信息科学技术,推动人类社会跨入了智能社会。万物互联、自动化智能系统与人类在社会中共同存在,将是未来人类社会的图景。人类在经历了原始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之后,迎来了一个智能社会的崭新时代。人类社会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联系方式、思维方式都发生着深刻的变革。与此同时,法治和国家治理、社会治理也迅速呈现出智能化的发展趋势。例如互联网立法,即通过互联网体察民意、集中民智、凝聚共识,推进良法善治。再如,互联网执法和司法,利用基于云计算和大数据的人工智能与行政管理、行政执法和司法审判的深度融合,可做到高效执法司法、公正执法司法、精准管理服务。
未来社会是共享社会。随着生产力的大幅度提高和人口规模的相对稳定,人们共享资源和收益有了物质前提。共享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要求,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奉行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施政理念和公平正义的核心价值观,为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奠定了稳定的可预期的思想和政策前提。而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等为共享社会的到来创造了关键的技术前提。进入21世纪以来,现代信息科技创造了数字经济,数字经济是典型的共享经济,带有公共服务的色彩,人们不太在意物品的占有权,而在意其使用权,不求所有,但求所用。数字经济也是富有效率的经济,各种APP通过时间、地点、技能的匹配将物的使用权分配到最需要它的地方,使资源的利用率最大化。同时,新的信息科技也助推了人的发展,使公民基本权利的实现有了新的可能和保障,例如通过互联网,人们能够在更大范围内选择职业,更加精准地投资和经营,自由度和获得感明显增强。伴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社会变迁,共享经济和共享社会正在成为现实。
同时,未来社会也是风险社会。风险丛生、风险叠加、风险度高是未来社会的显著特征。人类面临的风险,首先是大自然带来的风险,例如,地震、飓风、辐射、气候变化等;其次是人类自身制造的各种风险,这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风险,例如战争、饥荒、难民潮、恐怖主义等。而在社会风险当中,最大的风险当属科技风险,例如,原子能技术的开发利用形成了核战争的风险;基因技术的泛滥使人类面临异化、变异的危险以至生存的危机;互联网、人工智能等信息科技的发明运用,很可能使芯片代替肉体成为承载人类灵魂的物质,那将导致人类精神世界的空虚,并可能颠覆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更可怕的是,大数据、区块链技术的使用正在悄悄地甚至公然地侵袭公民的信息权利,个人的隐私、尊严、安宁面临不复存在的严重危机;人工智能算法天然的封闭性、暗箱性、选择性本质很可能造成有违公平正义、有悖公序良俗的歧视性后果。除了上述技术风险,公共风险和管理风险也是很大的。例如,在传统社会,很多风险属于个别性、局部性,而在信息社会和智能社会,大多数风险具有广泛性、快速蔓延性、急剧增强性,很容易演变为大规模公共风险;人工智能数据管理方面的安全风险越来越大,研发和企业内部人员违规使用数据,外包人员数据泄露,互联网数据交换和交易缺乏有效监管等。仅以上述例举,就足以说明预防和控制社会风险将成为未来社会的根本任务。
马克思曾经预言,人类社会将经历三种主要形态:即人对人的依赖到人对物的依赖再进步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形态。但是,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现代科技正在改变人类社会发展的轨迹,在人对人的依赖、人对物(即财产、资本)的依赖还没有完全消除的情况下,出现了人对“网”的依赖。在互联网高度发达的社会,已经出现了网络对人的控制和奴役,并演化为互联网“专制”。如果说,人类社会还将有一场巨大的社会革命的话,那就是规制数字帝国的法治革命。面对科学技术的双刃剑及由信息技术引发的风险社会,必须把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的开发运用置于法治的规制之中,使之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将其对人类有利的一面发挥到极限,而将其对人类有害的另一面及时拦截于外。这是法学界、科技界和信息科技企业的共同使命和责任。
(作者为中国法学会副会长)
名家文萃
改革开放走过40年历程,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复杂程度、敏感程度、艰巨程度不亚于40年前。因循守旧没有出路,畏缩不前坐失良机,要以壮士断腕的勇气、凤凰涅槃的决心,敢于向积存多年的顽瘴痼疾开刀,敢于触及深层次利益关系和矛盾,把改革进行到底,牢牢把握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开辟党和国家事业全新局面。
要把握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政治方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改革开放的方向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他说:“我们全面深化改革,不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好,而是要使它更好;我们说坚定制度自信,不是要固步自封,而是要不断革除体制机制弊端,让我们的制度成熟而持久。”我国40年改革开放最主要的成果是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强大动力和有力保障。必须完整理解和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两句话是一个整体,前一句话规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根本方向,后一句话规定了在根本方向指引下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鲜明指向。
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这个改革方向的核心在于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既要“有效的市场”,也要“有为的政府”,努力在实践中破解这道经济学上的世界性难题。一方面发挥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效率优势,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用市场经济的办法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另一方面发挥政府的科学的宏观调控和有效治理,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确保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主要通过经济体制改革实现,但必然会影响到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个领域。要使各方面体制改革朝着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方向协同推进,同时也使各方面自身相关环节更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提出的新要求。
要坚持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成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伴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人民群众的公平意识、民主意识、权利意识不断增强,对社会公平问题反映越来越强烈。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着眼创造更加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不断克服各种有违公平正义的现象,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最主要的还是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我国现阶段存在的有违公平正义的现象,有许多是发展中的问题,是能够通过不断发展加以解决的。我们必须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多推有利于增添经济发展动力的改革,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既进一步把“蛋糕”做大,为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奠定更加坚实物质基础,又要把“蛋糕”分好,在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尽量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事情做好,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努力使全体人民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取得新进展,通过改革给人民群众带来更多获得感,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改革开放的全面领导。加强和改善党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集中统一领导,是改革开放这一当代中国最广泛、最深刻社会变革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证。改革开放40年的实践证明,党的领导是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关键。我们党是改革开放的领导者和推动者,没有党的全面领导,改革开放不可能走到今天,更不可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没有党的坚强领导,改革开放很可能迷失方向,要么回到封闭僵化的老路上去,要么走到改旗易帜的邪路上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将全面深化改革进行到底,必须保证全党服从中央,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把准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定位、政治大局,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不动摇,提高党的全面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确保改革开放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确保改革取得成功。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特中心副主任)
热点思考
当代中国人的道德水准得到了普遍提高,但现实生活中不道德行为时有发生,道德高尚行为缺乏保护。解决道德领域的突出问题,依靠教育和感化自然是必要的选择,同时也要有更为直接有效的手段来解决问题,以更为有力的法律措施对道德卑鄙者进行规制、处罚,对道德高尚者进行激励、奖励。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核心价值观是一个民族赖以维系的精神纽带,是一个国家共同的思想道德基础。”在法律中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是道德建设的要求也是法治建设的要求,是对道德卑鄙者的更严惩罚和对道德高尚者的更高保护。
培育和弘扬核心价值观,有效整合社会意识,是社会系统得以正常运转、社会秩序得以有效维护的重要途径,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方面。2017年通过的民法总则第一条就将“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基本原则,并在诸多条款中增加体现我国优秀传统道德精神的内容,如其中关于对见义勇为行为的鼓励和宽容,是传统美德在民法典具体规则中的体现。今年全国人大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将“国家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写入宪法,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入法提供了根本大法支持和保障。
哪些方面的道德可以入法应该遵循一定的基本要求,从学理上看主要有如下几方面标准:一是保护个人自由的标准,个人的自由一般属于道德领域的问题,只有涉及到他人的自由或利益并对他人构成威胁时,法律才予以干涉;二是发生损害结果的标准,不道德的行为只有产生了损害结果才能用法律加以制止,如一般的骂人是道德调整的领域,但是如果诽谤造谣,致使他人身心受到较大损害,那就可能构成违法甚至犯罪;三是“家长”主义标准,一些严重的不道德行为虽然只是损害了自己而没有危害他人,但为了保护人类不受非理性行为的危害,法律应承担爱护“子女”的“家长”责任;四是特殊领域标准,对社会影响力大的公众人物,应赋予更高的道德要求。
道德入法并不是将所有的道德归入法律调整,而是将一些基本和公认的公共道德、职业道德和商业道德等道德要求纳入法律进行调整,法律与道德的分野仍然是现代社会的基本遵循,在这一问题上切忌法治浪漫主义的幻想。因此,在法治实践中必须把握道德入法的基本限度,道德入法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不得已的无奈选择,并不是道德入法越多越好。一方面,要注意避免把较高道德标准入法,那样会使制定出来的法律为社会大多数成员不可企及,最后使道德难以推进、法律难以实施,如一些国家设立见危不救或见死不救罪,但在实践中就显得要求过高,不如通过奖励见义勇为的正向激励更为现实和有效。另一方面,立法也不可过分降低道德标准,去一味地迎合社会中一部分较低道德观念者,那样会使制定出来的法律对社会的基本道德准则得不到确认,从而丧失了法律促进道德、促进文明进步的功用。立法实践中要适时和适度地把控道德入法问题,精选立法内容,注重把一些基本道德规范转化为法律规范,把实践中行之有效的政策制度及时上升为法律法规,推动文明行为、社会诚信、见义勇为、尊崇英雄、志愿服务、勤劳节俭、孝亲敬老等方面的立法工作。
(作者为扬州大学法学院教授)
新时代 新思想 新实践
对话全国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围绕“人民中心观”这一主题,本报记者邀请中国药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王儒年教授进行访谈。
记者: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认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如何贯彻这一唯物史观的?
王儒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明确强调:“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我们共产党人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这个历史唯物主义最基本的道理”,这是对马克思唯物史观承继的直接宣示。人民主体地位通过回答两个问题体现,一是我党执政“为了谁”?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带领人民创造幸福生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尊重人民主体地位,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我们党的一贯主张。”“我们要始终坚持以民为本。”二是我党执政“依靠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充分调动最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同时,我们把评价执政党的尺子交给人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群众满意是我们党做好一切工作的价值取向和根本标准,群众意见是一把最好的尺子。党的一切活动的效果,要以人民群众是否赞同、是否支持、是否拥护、是否满意为基本判断标准。把我党工作的成效好坏交给人民来评价,接受人民监督,充分体现了服务人民、相信人民、依靠人民的人民中心观。
记者: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实现共同富裕,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新时代这一目标应如何实现?
王儒年:“人民的美好生活”包含五个层面的需求。一是充裕的物质条件,这个是美好生活的基础性、关键性和决定性的因素。美好生活的首要性特征是“拥有温暖住房、充足食物” “安居乐业、衣食无忧”。实现的办法就是持续不断地发展经济,实施精准扶贫、脱贫,最终实现全面小康。二是当家作主的政治权利。享有政治权利的广度及实效度直接影响着人民群众的社会地位和生活质量。人民只有拥有了当家作主的权利和感觉,才会有生活美好的感受。实现途径是健全法制、全面依法治国。三是丰富的精神食粮。让人民的精神生活丰富多彩,实现的途径是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鼓励人民群众生产优秀的文化成果。四是良好的社会秩序,包括社会的公平公正。保持社会稳定,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是实现良好社会秩序和公平公正的途径。五是优美的生态环境。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优美生态环境的途径就是保护环境,治理污染。让民众在“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中生活。
记者:怎么理解十九大报告强调的“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中”?
王儒年:我们党治国理政活动的所有目标都指向为人民服务,心中始终装着人民的利益。我们党在治国理政过程中始终依靠人民,包括政策制定、计划实施、过程监督和成果评价。要牢记“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始终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为此,我们要保证人民当家作主落实到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坚持文化为人民服务,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记者 袁媛
声音
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只有把政治建设贯穿机关党的建设始终,才能使机关党的建设质量真正实现全面提高。近年来,江苏省级机关党组织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坚持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年和机关党建质量提升工程为抓手,把握机关党建新形势新任务,创新举措,完善机制,力求在解决机关党建灯下黑、两张皮等问题上取得新突破,不断提升机关党的建设质量,为江苏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把握机关党建领导体制调整变化,明晰党组领导责任,为全面提升机关党建质量提供政治保障。党的十九大党章修正案明确,党组领导机关和直属单位党组织的工作。针对机关党建领导体制这一重要变化,如何促进党组(党委)履行好机关党建的领导责任,更好地实现机关工委和党组(党委)领导“1+1>2”的效果,我们必须厘清责任、压实责任,确立起机关党建工作鲜明的责任导向。一是明确责任归属。责任不明确,推进就缺乏力度。我们探索建立党组(党委)领导机关党建责任清单制度,进一步明确并压实机关党建领导责任。经省委常委会研究同意,由省纪委机关、省委组织部、省级机关工委共同研究,省委办公厅转发《2018年部门单位党组(党委)落实机关党建领导责任清单》,从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加强机关政治建设、健全机关党建责任体系等6个方面,明确了22项具体任务。这一举措有效促进了各单位党组(党委)落实机关党建领导责任,带动机关党组织高质量推进机关党建工作。二是督促责任落实。在机关党建实践中,我们发现督促落实的周期越长,责任意识衰减就越明显,越容易产生“疲劳感”和“虎头蛇尾”现象。为解决这一问题,我们注重改变过去重谋划部署、轻跟踪问效,重年底考核、轻平时掌握的状况,每年年中由省级机关工委领导班子成员分头带队开展督查,采取走访调研家家到、全覆盖的方式,深入120多个部门单位,全面了解掌握任务进展和责任落实情况。同时,调研中注重创新方式方法,增强调研科学性。比如,开展扦样式调研,先沉到直属单位或基层一线单位、再到机关了解基层党建工作情况,最后向党组(党委)书记或机关党组织负责同志反馈,努力做到听真话、察实情、真较劲。三是强化责任考评。我们坚持推行并规范三级联述联评联考,即机关党委书记向省级机关工委述职,在全部书面述职的基础上,再随机抽取16名机关党委书记现场述职,由专家、领导和相关部门单位机关党组织负责人代表评分、点评;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分片述职考评,由省级机关工委领导及各部门负责同志评分;机关基层党支部向上级党组织述职。我们还将依据《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细化实化相关措施,对抓机关党建失责缺位、质量不过关甚至存在严重问题的党组织和负责同志,严格责任追究,激发省级机关各级党组织和负责人履行政治责任的内在动力。
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强化思想教育实效,努力从政治建设着手提升机关党的建设质量。党政机关首先是政治机关,理应在推进机关党的政治建设中标准更高、要求更严,走在前、作表率,努力做到真讲政治不含糊、敢讲政治不让步、实讲政治见行动、严讲政治有实效。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作为重中之重,通过组织系列专场宣讲会、举办专题培训班等形式,推动机关党员学懂、弄通、做实。坚持以讲促学、互学互进,广泛开展机关讲坛、党员大家讲、书香机关和解放思想大讨论等活动,机关党员2万多人次走上讲台,交流学习体会,分享心得感悟。在有关教育培训基地现场教学,用红色经典资源激励机关党员干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打好意识形态主动仗。近年来先后3次组织开展思想动态大调查,把准把实机关党员思想脉搏,注意研判机构改革可能引发的思想波动和工作矛盾,及时校正纠偏。组织开展意识形态工作专题讲座及培训、马克思主义青年说等系列活动,组织开展意识形态领域风险点排查工作,在机关党支部组织开展意识形态工作专题组织生活会,印发省级机关党员意识形态“十不”提醒,引导党员干部自觉抵制和反对各种错误思潮的干扰侵蚀。构建网络教育新阵地。通过以机关党建网为核心、手机APP客户端、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为支撑的机关党建信息化学习平台,学习教育的覆盖面不断扩大、实效性不断增强。理论上清醒,政治上才能坚定。思想上同心同德,目标上才能同心同向,行动上才能同心同行。我们将扎实推进理论武装工作,帮助机关广大党员干部把准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更加坚定地践行“两个维护”。
深化政治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工作,强化政治担当意识,解决影响机关党建质量提升的各种问题。去年以来,针对中央和省委政治巡视发现的机关党建工作方面存在的问题,我们牵头制定100多项整改措施,较好地解决了政治建设不力、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不严肃等突出问题。一是推动机关党组织按期换届全覆盖。通过发送换届提醒通知书、整改通知书以及约谈重点单位等形式加强督促推动,实现机关党组织100%按期换届。二是推动机关党支部书记培训全覆盖。实现对省级机关5400多名党支部书记培训全覆盖。今年又实现省级机关专职党务干部培训全覆盖。三是推动机关纪委设立全覆盖。推动省级机关93家部门单位设立机关纪委,其他均设立纪检委员,协助党组(党委)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四是推动特困党员和职工关怀关爱全覆盖。建立省级机关特困党员和职工日常关怀帮扶机制,开展“关爱月月送”工作,1800多名困难党员职工得到及时帮扶。从巡视整改实践中我们得出重要启示:机关党组织要加强与巡视巡察部门的互动,推动解决机关党组织无力解决的老大难问题;同时,将机关党建存在的各种问题作为线索提供给巡视巡察部门,通过巡视巡察上门督办推动问题解决,事半功倍。我们将始终坚持问题导向、需求导向和目标导向,着力加强机关党支部建设,持之以恒改进机关作风,不断巩固和拓展政治巡视整改成果。
(作者为省委省级机关工委书记)
学习贯彻宣传思想工作会议精神笔谈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关于“兴文化”的论述,从新时代发展的战略和全局高度,深刻揭示了当下文化建设的遵循、宗旨和使命。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共同血脉,是人民群众共同的精神家园。当前,须夯实文化振兴基石,用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先进文化作为引擎,为县域经济社会改革发展提供充足的思想文化供给。
激活优秀传统文化内生力,为城市发展立兴盛之本。优秀传统文化矿藏资源丰富,让传统文化之源续航新时期发展,实乃“兴文化”当务之急。首先,要激活传统文化价值基因。赣榆自古以来深受孔孟思想影响,儒家文化熏陶源远流长。一是建设风尚高地。探索设立新时代道德风尚建设基金,推出连云港市首位全国道德模范、现代乡贤方敬,江苏“时代楷模”钟佰均等一批先进典型,叫响了美德赣榆、好人赣榆。二是扮靓文明风景。赣榆在全国率先突破新乡贤文化建设,建设经验被评为中宣部创新奖,入编全国宣传干部学院创新案例。攻坚决战全国文明城市,创造性开展乡风文明立树传晒移风易俗三年行动,使文明成为乡村最靓丽的风景。三是打造好人福城。赣榆是徐福的故里,被称为福城。近年来,学习好人、崇尚好人、争当好人蔚然成风,先后有22人获评“中国好人”、26人获评“江苏好人”,全省12位时代楷模中2位在赣榆。其次,释放传统文化道德因子。一是筑牢忠诚干净担当争先的大德,引导广大干群坚定理想信念、坚持价值理念、坚守道德观念,面对改革攻坚砥砺前行。二是守好正民风淳乡风铸家风的公德,用历史上的乡贤故事、英雄精神教育引导干群。三是严实自律自警自醒的私德。赣榆的秦风汉韵、山海大爱、团体之善,凝聚成全社会的向上向善之力,汇聚成薪火相传的时代正能量。
激扬革命文化原动力,为区域崛起筑发展同心。习近平总书记曾在多个场合多次强调,“红色基因不能变,红色江山代代相传”。革命文化上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下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孕育着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首先,大力弘扬抗日山精神,打造红色教育基地,放大全国抗日第一山的影响,让更多人了解抗日山、走近抗日山,在全国叫响抗日山精神。其次,放大红色资源影响力,向全国传播抗日山精神。开展我是党员初心讲堂、追寻红色足迹讲述红色故事等主题教育活动,让抗日山精神融入干群血脉。再次,擦亮红色文化名片,大力推进铸造工程。在赣榆这片红色热土上,青口战役、小沙东海战等90多场抗日战役在此发生,谱写了气壮山河的英雄诗篇,赣榆拍摄多部纪录片和电影,创作大型现代京剧《德耀中华》,记录红色足迹,讲述红色故事,传播红色精神。
激发先进文化引领力,为后发先至塑精神梁柱。首先,强化典型示范,持续放大先进典型影响,用身边人、身边故事引导干群;创新打造乡“理”乡亲理论走基层等新平台,让宣传教育有深度也有温度、有意义也有意思;创新打造好人礼遇等品牌,在全社会形成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良好风尚。其次,深入挖掘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焕发社会文明新气象;培育文明乡风,在全国率先破题新乡贤文化建设,发挥新乡贤在乡村治理中的桥梁、榜样作用。再次,塑育良好家风,涵育淳朴民风,开展美好人家评选活动,超越传统五星文明户、文明家庭评选内容,呼应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新内涵,让文明新风成为家家户户共同的价值追求。此外,实施文化建设双“五个一”工程,构建城市“15分钟文化圈”和农村“十里文化圈”;打造特色文化品牌,挖掘乡土民俗,加快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发展,加快丝路小镇、温泉小镇、赶海小镇等项目建设,让群众在文旅产业发展中得到实惠。
(作者为赣榆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学思用
从“农转工”“内转外”“散转聚”,到“低转高”“大转强”,昆山的发展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历史进程的生动缩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实践的典型样本。立足新的历史方位和时代坐标,昆山要继续发扬敢于争第一、勇于创唯一的精神,继续奋力闯出一条高质量发展的昆山之路。
把解放思想作为行动先导。要拿出啃最难啃的硬骨头的决心和勇气,坚决消除各种旧思想观念的桎梏,冲破旧习惯势力的禁锢,攻克体制机制上的顽疾,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真正从思想、思路层面破题。要保持自豪而不自满的精神状态,既不迷信过去走过的路,更不迷恋过去取得的成绩,努力在千帆竞发、百舸争流的发展大潮中奋勇争先。要坚持让改革者上、不改革者下的用人导向,全面落实鼓励激励、容错纠错、能上能下“三项机制”,使忠诚、担当、落实、创新、清正成为新时代昆山党员干部的鲜明特质。
把创新驱动作为第一动力。聚力产业升级,培育自主可控的先进制造业体系,全力打造光电、半导体、小核酸及生物医药、智能制造四大高端产业,大力发展共享经济、大数据、现代供应链等新业态新模式,壮大金融、科技、人力资本等高附加值新兴服务业,并用好政策杠杆和市场驱动两个推动力,挖掘和培育一批隐形冠军、瞪羚和独角兽企业。聚焦创新创业,构建国际化人才高地。发挥33条人才新政和人才专项资金效应,大力实施人才科创“631计划”,在引进诺贝尔奖获得者、海内外院士等顶尖人才方面求得突破。聚集创新浓度,打造有国际影响的科创中心。高起点规划建设好杜克智谷小镇,加快建设“一廊一园一港”科创载体,全力打造既具县域特点、又有国际影响力的产业科创中心。
把扩大开放作为重要法宝。支持企业走出去,融入“一带一路”。总结埃塞俄比亚工业园的建设管理经验,努力做到产业合作与资源共享相结合、建工厂与建市场相结合、境外园区建设与物流基地建设相结合,打响昆山走出去品牌。推动开发区创新转型,大力实施打造特色创新集群,着力提升土地产出率、资源循环利用率、智能制造普及率,提升外资外贸质量。同时,全面优化投资营商环境,培育壮大外贸新业态。全面对接上海,实施昆山融入上海“三年提升工程”,推进“4+2”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实践联盟、嘉昆太协同创新核心圈建设,深化青昆吴联动发展战略合作,争创长三角高质量发展示范区。打造两岸深度融合发展示范区,助推在昆台企高质量发展。
把城乡融合作为有力抓手。首先,推进城市建设,借鉴雄安新区组团式发展模式,以宜居宜业大城市为目标,打造功能综合的上海卫星城、苏州重要板块。其次,实施乡村振兴,着力打造昆字号农业品牌,建设智慧农业园区,发展民宿、众创空间等乡村旅游融合产业,开展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挖掘乡村文化和伦理道德价值,着力实现乡风村貌大提升。再次,加强社会治理,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健全激励补偿机制,鼓励引导全社会参与社会治理,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模式。
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时代主题。构建多方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推进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着力提升土地产出率,加快绿色信用体系建设,完善差别化要素价格和绿色信贷政策,开展绿色保险业务,使企业在环保上的投入成为利益获得。全面实施美丽昆山建设三年提升工程,扩大环境容量,拓展生态空间,加强教育引导,使生态文明理念深入人心,勾画美丽昆山新画卷。
把改善民生作为不懈追求。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同时关注最底层,既要集中精力解决百姓生存发展的头等大事,又要重视解决影响百姓日常生活的关键小事,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增加优质公共文化产品、服务供给,引进优质教育资源,并依托上海等地区优质高端医疗资源,深化智慧医疗、分级诊疗、医联体建设。树立安全发展理念,织密社会治安防控网络,加强重点小区整治改造,推进小区居民自治,建设平安昆山,不断增进昆山人民福祉。
(作者为苏州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系列访谈
记者:阜宁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有哪些自己的优势?
徐华明(阜宁县委书记、县长、阜宁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主任):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既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命题,更是一个重要的实践命题,不仅是加强和改进基层思想文化建设的重要载体,还是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举措,更是创新基层党建工作的重要平台。阜宁是道德高地,是好人之城,有16个“中国好人”和1个全国道德模范,阜宁民风淳朴,文明之风盛行,好人文化一脉相承,作为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这项工作的试点单位,我们有自己的“道德优势”。
记者: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阜宁有哪些自己的创造?
徐华明:11月8日,阜宁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正式揭牌,与此同时,全县共成立20个文明实践所、341个文明实践站、68个文明实践点,按照总体构想和县情实际,全面开展理论政策、法律法规、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体育健身等志愿服务活动。总体而言,阜宁重点围绕建网络、壮队伍、立标准、创品牌的工作思路,积极探索推进“4556”工作模式,简单地说,就是四级组织覆盖、五个志愿服务队伍、“五有”建设标准和六大活动品牌。
记者:请具体谈谈“4556”模式。它有什么特色?取得什么样的效果?
徐华明:4级组织体系全覆盖,就是县有中心,镇街有所,村居社区有站。另外,考虑到学校、卫生室、集中居住区的特殊性,它们能够更广泛地辐射到更多的农民群众,同时本身就拥有教育、医疗等职能,所以我们在这些地方建有新时代文明实践点。
“4556”中的第一个“5”,是指理论政策法规宣讲、文化、教育、科技科普、健康促进与体育等5类志愿服务队伍。在县级层面组建服务总队,镇街成立服务支队,鼓励条件许可的村居社区成立服务小队,再往下对应的是服务点。目前招募了5089名专业志愿者,开展了950多场理论宣讲、66场文化服务,以及法制宣讲、关爱留守儿童等活动。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是阜宁志愿服务的一大亮点,我们在各级志愿服务队分别成立党委、党总支和党支部。
第二个“5”是立下了5个标准:有班子队伍,确保中心有6名、所有2名到3名、站有1名以上、点有1名兼职工作人员;有活动阵地,各所、站、点要为志愿服务准备合理固定活动场所;有活动菜单,既有规定动作,又有自选动作,努力创造特色;有统一标识,打造鲜明阜宁特色;有规范制度,人员名单、活动内容、制度设计全部上墙。
“6”是创品牌。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需要有符合群众需求的活动品牌支撑。阜宁正在探索建立六大文明实践活动品牌,包括理论宣传“万千百十”、政策法规进万家、好人之城、欢乐进万家、打造乡风文明六整治六提倡、文明进万家等。每月第一周的周六设为全县文明实践活动日。
记者:活动品牌是服务的基础,怎样通过品牌效应吸引更多的群众参与?
徐华明: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工作就是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关心群众、服务群众。如果没有办法吸引群众,那么工作也就失去了意义。我们主要从注重群众参与,全面实现四个转变入手。一是从县里主导向镇村主导转变。今后,县中心主要担负统筹指导督查功能,镇村将发挥接地气的优势,组织安排群众喜闻乐见、迫切需要的活动。二是从形式单调向活泼多样转变。在活动安排上将做一些调整,努力打造“理论宣讲+”“政策法规宣传+”,增强互动,调动群众参与热情。三是从派单服务向点单服务转变。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要与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相统筹,通过网站点单系统提供各类“菜品”,镇村根据需要“点菜”,志愿服务队“做菜”,让群众“品菜”,改变中心统一派单、镇村被动接受的现状。四是从行政推动向群众自愿转变。县、镇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和村居“两委”主要负责人要带头做好志愿服务,带动社会各方力量一起来做志愿服务,在扩大群众参与覆盖面、增强吸引力感染力上不断探索创新,让群众觉得心里有慰藉,自愿投入到文明实践中来。
记者 周静文
由省委宣传部、省社科联主办,南京师范大学中国法治现代化研究院承办的第三届江苏智库峰会近日在南京举行。会上,专家学者围绕“新时代江苏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构建江苏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江苏高质量发展走在全国前列”“提升江苏新型智库建设质量”等主题进行深入探讨。本期智库摘编三位专家的发言,以飨读者。
在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背后,制造业的崛起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制造业和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曾经占到50%,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将近40年。中国制造业的发展不只是在总量、结构方面迅速崛起,更是整个产业结构、工业比重、服务业比重等发生深刻变化,三次产业结构越来越合理化。同时,制造业内部结构也不断升级优化,其中电子、运输设备、车辆制造、光电、光学产品的制造业比例明显上升。实证研究指出,工业化迅速发展带来了就业人口增长以及人口流动,也极大促进了城市化的历史进程。与世界主要经济体相比,我国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已经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尽管近年来有下降趋势,但是仍然高于世界主要经济体,由此可见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制造业大国。
从人均收入水平来看,上世纪90年代以前,我国都处于前工业化阶段;2000年到2010年十年里,我国快速从工业化初期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2010年后截至2015年,我国成功迈进工业化后期阶段。从产业结构来看,按照人均收入的判断,我国目前处于工业化中后期阶段;从空间结构和就业结构来看,我国目前处于中期阶段;从工业结构来看,我国从2000年始就处于工业化后期阶段。总体来说我国工业化正处在中后期阶段向后工业化跃升的重要阶段。
一般认为,制造业发展到一定阶段,服务业占比更高时,制造业会退出,即所谓“去制造业化、去工业化”,进而整个经济体系实现服务化。根据这个传统认识,中国现在的情况,特别是长三角地区是继续发展制造业,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还是加快“去制造业化”?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值得我们去思考。
总的来说,中国的工业化处在后工业化时代,工业化和制造业必然要实现高质量发展,而不是以往讲的到一定阶段就“去制造业化”。中国制造业一定要继续走大国制造发展道路,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尤其是进入新时代,我国作为发展中大国的地位没有改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改变,我们要继续建设新时代的现代化经济体系。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关键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设高质量高效益的实体经济体系;加快质量变革、效益变革、动力变革,核心是提高制造业产业发展全要素生产率,建立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调发展的产业体系。
同时,中国的工业化,正处在全球第三次工业革命和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重大历史交汇期。从当下全球制造业发展趋势来看,面临着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个性化、本地化、绿色化、平台化等基本特征。在这种机遇下,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工业化走向高质量发展面临又一次历史重大机遇。
长三角地区率先发展新型工业化,有先发优势和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和条件,这里的市场化、国际化、法制化、现代化水平相对较高。长三角地区要实现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实体经济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是基础,也是根本。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发展要引领全国高质量发展、率先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率先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当下需要着力解决如下几个关键性问题:
第一,着力提高长三角地区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高质量发展第一个问题就是解决效率问题,效率的核心问题就是全要素生产率。相较于美国五大湖城市群5.3万美元/劳动力、英国伦敦城市群8.5万美元/劳动力、荷兰兰斯塔德城市群10.5万美元/劳动力的劳动生产率而言,长三角地区目前只有2.2万美元/劳动力。我们的经济体系有规模、有速度、有体量,但是劳动生产率不高,这个缺口非常大。
第二,着力提高长三角地区发展的人均GDP水平和经济能级。根据世界银行2016年数据,2016年美国人均GDP为5.7万美元(现价),是长三角城市群的3.9倍。长三角地区经济规模总量大,但是人均量低,长三角地区产业经济能级不高,亟待进一步提升能级和经济密度。
第三,着力提高长三角地区的创新能力和水平。根据全球竞争力报告2016—2017年数据,和世界五大城市群所在国家的创新水平相比,在知识产权保护、政府行政效率、基础设施、高等教育、金融市场发展等方面,长三角地区还有很大的提升与增长空间。
第四,着力提升长三角地区核心城市综合竞争力,打造城市能级与核心竞争力。根据2016年数据,无论是人口密度还是人均GDP,作为长三角城市群核心城市的上海和世界城市群的核心城市或者首位城市相比较,差距还是非常明显的,其经济活力的世界排名也明显低于其他核心城市。上海要建成全球城市,既要有城市的综合竞争力,又要有城市的核心竞争力。整个长三角地区城市能级水平要提高,核心竞争力要强,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基础和条件。
第五,提高长三角地区的产业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根据世界银行2016年数据,五大世界城市群所在国——PM2.5年平均曝光量都在15微克/立方米以内,而作为长三角城市群核心的上海市却高达45微克/立方米,是美国的4.5倍。这意味着我们在环保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长三角制造业发展要实现绿色可持续,这也是高质量发展的要求。
第六,着力降低全国和长三角地区制造业的发展成本。目前我国土地、能源、通讯、物流、融资成本等依然较高,从可获取的数据看,中国制造业的土地、能源、物流、通讯、融资、环境成本高于一些发达国家,例如高于美国1—2倍。有学者也指出,银行业需要“国退民进”,即国有银行将来要尽可能更多为民营企业提供融资服务,从而让民企融资成本有所下降。
第七,着力实施创新驱动,推动长三角制造业升级转型。要率先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在中高端消费、创新引领、绿色低碳、共享经济、现代供应链、人力资本服务等领域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长三角地区的制造业要率先积极顺应第三次工业化革命潮流,推动数字化、平台化、智能化、绿色化等发展。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理解“一带一路”倡议,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前提和基础。只有提升认知度,才能增强认同感,从而提高推动力。“一带一路”倡议提出5年多以来,国内外对其认识都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一带一路”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从多个维度进行认知。
在时间维度上,丝绸之路古已有之,“一带一路”旨在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继承和发扬丝路精神。同时,直面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难题与挑战,以破解传统全球化不可持续的顽症痼疾为导向,放眼未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顺应时代潮流。
在空间维度上,“一带一路”倡议尊重客观上存在的国内区域、国家、国际区域、全球等不同尺度所具有的空间差异性,强调求同存异、兼容并蓄、和平共处、共生共荣,尊重各国的发展道路和模式选择,加强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面对人类共同拥有的地球,在互联互通的世界网络体系中,人人都在带上和路上,同为起点和终点,建立新型全球化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选择。
在领域维度上,“一带一路”重在推进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其中政策沟通是重要保障,设施联通是基本条件,贸易畅通是重点内容,资金融通是重要支撑,民心相通是社会根基。“五通”彼此依赖、相互促进,关键是要解决“不通”的症结。所谓“痛则不通”“通则不痛”,“一带一路”倡导世界各国探索和建立政治互信、经济互利、社会互助、文化互鉴、生态互保的全球治理机制,符合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也是推动人类社会实现持久和平、普遍安全、繁荣稳定的根本保障。
在性质维度上,“一带一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解决了怎么建、谁来建、为谁建等基本问题;以打造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为重要目标,其中利益共同体是基础,责任共同体是担当,命运共同体是升华,打造“三个共同体”的核心是“共同”,它们相辅相成、互为一体,最终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愿景目标,彰显了人类社会的共同理想和美好追求。
201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江苏时作出重要指示:江苏处于“一带一路”的交汇点上,要主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放大向东开放优势,做好向西开放文章,拓展对内对外开放新空间。在新的起点上谋划江苏“交汇点”建设的新未来,应当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的精神实质,站在全国、全球的高度,准确把握这一“交汇点”的深刻内涵,走出“交汇点”的既有认识误区,从海洋与陆地的统筹点、区域与世界的贯通点、经济与人文的融合点、历史与未来的交织点等层面,全面提升江苏“一带一路”交汇点的战略定位。
具体而言,应结合江苏区域生产力布局特点、双向开放基础与环境以及“一带一路”设施互联互通条件与潜力等综合因素,在全省范围对交汇点建设空间进行优化,构建“一体”主导、“两翼”驱动、“多节点”支撑的网络化空间结构体系。
“一体”:将南京打造成为江苏“一带一路”交汇点建设的主导城市。发挥南京省会城市功能、综合实力和良好区位优势,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更广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开放合作,不断提升对外开放层次和水平,引领全省“一带一路”交汇点建设与布局。
“两翼”:把“江海联动、陆海统筹”打造成为交汇点建设的南北驱动两翼。其中,“江海联动翼”:在发挥南京主导作用的同时,突出苏州、南通的重要节点城市功能,并带动无锡、常州、泰州、镇江、扬州一体化发展,推进形成沿江与沿海联动开放格局;“陆海统筹翼”:突出连云港、徐州的重要节点城市功能,带动淮安、盐城、宿迁融合发展,推进形成沿东陇海线与沿海统筹开放格局。
“多节点”:为全省13个设区市以及由其组合所构成的6组三角联动,形成对交汇点建设与布局的有效支撑作用。着力围绕“江海联动”和“陆海统筹”,以南京为主导和引领,以苏州、南通、连云港、徐州为带动和辐射,与其他8个城市分别构成6组三角联通,包括南京-镇江-扬州、南京-扬州-淮安、南通-常州-泰州、苏州-无锡-常州-南通、徐州-连云港-淮安-宿迁、连云港-淮安-盐城等三角联通,合力构建江苏“一带一路”交汇点建设的空间布局体系。
(作者为江苏师范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执行院长、首席专家)
2017年,江苏省委省政府提出了“1+3”重点功能区战略构想,其中的“1”即扬子江城市群,其作为全省经济发展的“发动机”,侧重产业集群发展。娄勤俭书记在江苏省委十三届三次全会上的讲话中,全面深入阐述了包括经济发展高质量和生态环境高质量在内的“六个高质量发展”。这一重要的“发动机”、产业集群和“六个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构想表明,江苏在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努力建设“强富美高”新江苏的伟大征程中,既要扎实推进扬子江城市群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也要稳步推动扬子江城市群生态环境高质量发展,实现扬子江城市群产业集群与生态环境高质量 “双赢”发展。
扬子江城市群产业集群与生态环境高质量“双赢”发展的突出问题包括:一是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过程中生态环境问题凸显。具有增长机制的产业集群活动对资源需求的无限性与具有稳定机制的生态环境对资源供给有限性之间存在突出矛盾。二是污染协同治理滞后于产业集群发展。与快速发展的产业集群相比,污染协同治理滞后于产业集群的快速发展,导致扬子江城市群整体环境质量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三是同质性产业集群引发的环境保护问题。各产业集群区倾向于吸引热门产业或污染密集型产业的投资项目入园,产业集群的同质性现象较为普遍,加剧了区域的污染排放规模。四是产业集群建设的行政化弱化了产业共生集聚。扬子江城市群的行政区经济对资源要素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具有一定程度的隔离性,导致基础设施共建共享、产业集群协同发展、环境联防联治等方面的协调会商机制不够完善。
扬子江城市群产业集群与生态环境实现高质量“双赢”发展的对策建议如下:
大力集聚高端要素,锻造高质量生态环境本底。扬子江城市群集聚了全省最为丰富的经济、科教、人文等要素资源,可以形成聚合高端要素的发展单元。然而城市群南北有较大的发展梯度差,跨江融合发展是扬子江城市群发展面临的重大挑战。需要在跨江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上进行创新,以便在更大范围内、更高层次上集聚利用高端要素。通过绿色技术创新,实现城市群层面污染排放的集中处理,锻造高质量生态环境本底,为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提供高质量的环保基础。
统筹规划绿色产业链,打造高质量发展一体化区域。在全面推进扬子江城市群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要以生态环境高质量发展为目标导向,通过高质量规划绿色产业价值链,调整不符合生态环境功能定位的产业布局、规模和结构,构建绿色产业链体系。顺应城市间产业链分工的发展趋势,充分利用产业链环节的优区位指向性特点要求,将绿色产业价值链的不同环节布局在不同的城市中,形成城市群内区际绿色产业链,打造高质量发展一体化区域。
推进异质性产业集群,放大高质量集聚的正环境效应。扬子江城市群产业集群区在经历快速发展之后,尤其是在生命周期规律的作用下,产业集群区出现了明显的分化现象,有些产业集群区依然处于成长期,资源要素集聚能力较强,资源要素的持续集聚导致污染排放刚性增长。而有些产业集群区则步入衰退期,为环境友好型产业集群的转型发展提供了良机。政府在推进高质量产业集群过程中,应采取差异化产业集群推进战略,积极推进异质性产业集群建设,在降低产业集群带来的负环境效应的同时,进一步放大高质量产业集群的正环境效应。
坚持产业共生理念,催生高质量产业集群生态化模式。基于产业共生的视角,通过构建城市群或城市内部低污染、循环能量流动系统,形成促进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产业生态化发展模式,是破解产业集群的生态瓶颈约束的有效路径。扬子江城市群高质量产业集群发展应当积极促进跨产业之间的合作共生,提升资源的综合利用效率,构建以资源、技术和管理为基础的产业生态化发展模式,积极探索利用多种形式的共生发展途径,发展经济效益好、污染排放低的生态产业园区。
(作者为国家社科重大项目(15ZDA053)首席专家、南京理工大学教授)
走近长江学者
学者简介 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中国土地学会副理事长,中国自然资源学会教育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江苏省政协委员。主要从事土地利用与规划、土地经济与政策、资源环境经济学等方面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国家科技部科技支撑项目课题、国家公益性行业专项及国际合作项目等20余项,出版专著、教材10余部,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百余篇,获得省部级科技进步或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二等奖10次。
记者:回顾学术研究历程,您主要取得了哪些研究成果?
黄贤金:我更多的是针对中国问题,从国家需求出发来开展研究工作,具有比较明显的阶段性。10年前,我关注的是土地问题、土地政策,包括耕地保护。近10年来,我更多关注的是资源环境经济的一些相关政策,也非常关注国土空间从源头管制的一些重大理论和方法问题的相关研究。
回顾研究历程,比较突出的研究成果可能有几个方面。一是构建了我国土地政策学学科体系。土地政策对中国来讲是一个相对新兴的学科,以前对土地利用、土地经济,包括土地规划的关注较多,但对如何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土地政策体系的研究还比较少,所以我们较早地在上世纪90年代出版了《土地政策学》这一著作,为我国土地政策学研究提供了理论和方法基础,并据此开展了国家土地督察制度实施五周年绩效评估,为探索土地政策绩效评估提供了范例,目前已出版四版。
二是测算全国和省域区域的资源环境承载力,包括江苏省资源环境承载力、长江经济带资源环境承载力以及环太湖区域的资源环境承载力等。自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以来,全国各地都开始注重把绿色GDP、资源环境承载力、资源环境价值评估等纳入到经济发展评价工作中。这也是为了更好地适应十九大报告所提出的,要加强资源环境承载力监测预警工作的相关要求所做的研究。
三是在绿色发展评价方面,十八大提出要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围绕如何科学评价绿色发展这一问题,我们开展了一系列研究工作,包括在省社科联绿色发展研究基地的支持下,从绿色资本、绿色生产、绿色环境、绿色生活等四个方面对江苏省绿色发展做了系统的评估,揭示了不同地区在绿色发展方面的差异性,为地方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
四是在国土空间研究中,我们认为除了“胡焕庸线”外,还有“胡焕庸亚线”。我们发现,“亚一线”“亚二线”正好可以把长江经济带分为苏浙沪、皖赣湘、鄂豫贵和云川这四个国土空间板块,而这四个板块在自然资源禀赋与人口数量、经济规模方面正好呈现差序格局特征,所以我们基于四个空间的差异,测算了各个空间的资源环境承载力,也对在生态大保护的战略要求下,如何科学地规划长江经济带国土空间格局提出了一些具体建议。
五是对环太湖区域耕地退出范围进行划定。环太湖地区曾出现过比较严重的蓝藻事件,那么,环太湖区域哪些空间、哪些类型耕地的利用方式应该退出?据此,划定了环湖一公里、两公里、两到五公里等影响圈,并开展了测算,后来确定了这一区域的退耕范围,并实施一些低化肥的有机农业利用方式,就可以很好地缓解环太湖地区水污染的压力,既协调了耕地利用和太湖污染治理之间的相互关系,同时,也使得太湖区域千年以来延续的农业种植方式可以得到更好的保留和发展。
记者:您近期关注的理论热点有哪些?在从事哪方面的研究?
黄贤金:近期主要在做几方面的工作。首先,如何更好地优化耕地保护政策。具体来说,中美农产品贸易冲突、城乡居民食物结构的变化、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耕地退耕还林还草还湖等,都对中国耕地保护战略提出了新要求。
再者,我们承担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重大项目“大型城市资源环境承载力”研究。特大城市面临着更大的资源环境压力,资源环境承载力超载后,政策如何做一些适应性的调整,包括城市发展边界的划定、城市空间格局的调整、城市经济发展的转型,乃至城市本身整体性的战略转型等。
此外,我们也在做多主体供地相关政策的研究。为了更好地保障居民的住房需求,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实施多主体供地的政策。以前的土地供应是一个池子储水,一个部门管水,一个龙头出水,只能是国土部门一家去供应土地,但是,其实城市里面有很多的城中村、农村集体土地、低效的城市工业用地等用地类型,如果符合城市规划,也可以用于房地产开发,从而更好地发挥多主体供地的政策作用保障城市发展,特别是满足人口对于住房空间的需求,这也是服务国家政策的一项重要的研究工作。
记者:您觉得江苏目前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还存在哪些问题?您对江苏生态文明高质量发展有什么建议?
黄贤金:江苏省是第一个开展生态省规划、循环经济发展规划、生态文明建设规划的省份,也是最早引入排污权交易的省份,所以江苏在生态环境保护的理念方面是走在全国前列的,但在实践方面可能还有进一步探索和提升的空间。
从目前来看,江苏在生态环境建设过程中,比较注重创建生态县、环保模范县,但生态县、环保模范县在建设过程中,由于GDP总量大,单位GDP污染排放强度、资源消耗量等相对较低,所以这些指标是容易完成的,但我们不知道,每个地方的污染排放的总量应该控制在多少,不知道资源开发的上限应该控制在多少。所以我建议改革生态环境创建评价体系,建设有名有实的“环保模范”。
根据2017年国家统计局、原环境保护部等部门的生态文明建设考核来看,我们江苏老百姓对于环境质量的满意度方面与全国其他地方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指标也是靠后的,所以我们需要借污染攻坚战、蓝天保卫战等相关政策的落实、落地,尽快使江苏生态环境有较好、较大转变。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江苏绿水青山比较多,一吨水、一棵树、一亩地的价值,都可以通过自然资源资产价值评估出来,但是我们也在探索,作为固定资产的金山银山如何变成老百姓口袋里流动的“金山银山”,既能保证生态资本的保值增值,又能使生态资本发挥更好的富民效应,实现生态资本推进经济发展。这是江苏在今后实践过程中需要不断创新机制,在发展过程中需要重点考虑的内容。
记者:建设特色小镇是实现生态资本富民效应的有效探索,在这方面您有什么建议?
黄贤金:基于江南历史文化以及风貌开发的旅游特色小镇,既有基于农户不动产权益保有型的,例如昆山的周庄、锦溪;也有农户不动产产权退出,政府统一征收,对农户不动产产权实行一次性补偿做法的,例如嘉兴乌镇;还有农户古建筑入股型的,例如吴中区的明月湾、陆巷等。虽然这些旅游特色小镇,在开发主体上,都引入了政府资金或企业资金,但由于农民不动产产权价值实现的方式不一样,对于农户福利的影响以及可持续生计影响也存在不同的差异。
总体来看,农户不动产产权保有型的旅游特色小镇建设,有效地保障了农户福利功能、福利能力的提升,均等地分享了政府公共投资的绩效,较好地实现了福利公平。创新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形式的实现方式,让农户获得更多福利,是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与发展的重要目标。特色小镇在建设过程中,一定要建设农民自己的特色小镇,改变让农民成为“局外人”的建设模式,使农民成为旅游特色小镇建设参与的主体,融入到特色小镇的建设过程中,成为旅游特色小镇的“局中人”,我认为这才是有意义的。
记者:对于青年学者治学,您有什么心得和体悟可以分享?
黄贤金:在研究过程中,我认为更多地要学会独立思考,就像孔子所讲的,教会你做一个桌子角,那你应该把其他的三个桌子角都会做出来。另外,不要拘泥于一种思想、一种观点、一种方法,要在了解不同的观点、不同的思想之后去思考,究竟哪一种思想、哪一种观点是正确的,然后用相应的方法去进行论证,这样就会为创新性或新思想的提出提供可能。
要经常参与一些学术交流。我们现在习惯于网上获取资料,其实,如果我们注重课堂上师生的交流,注重学术研讨跟专家的交流,注重在实践调查过程中跟具体问题的碰撞,也会对很多的问题产生思考,能够更好地提出指导实践的理论或是丰富我们原有的研究方法。
记者:作为长江学者,也是《思想周刊》的作者与读者,您对《思想周刊》有何寄语?
黄贤金:彰显思想力量,共享思想成果。
记者 魏晓敏 杨丽 文/摄
国学大师季羡林生前有件小事令人心动。有天出门前他要家政工照看君子兰,回来后发现君子兰已枯萎而死。原来家政工看艳阳高照便把君子兰搬去晒太阳,而君子兰最怕高温。与人聊起此事时他却说,“责任也在我”。把这件事交给她又不告知她怎么弄,实在是:“他人犯错,常有己过啊!”
射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反求诸己。这是自我反省,遇事先反思主观原因,在纠偏纠错中进步;也是以他人为师,正所谓: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还是“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这不是揽过纵过,而是既看到别人错误,又能把自己摆进去。于是,“吃一堑,长两智”,双方都能从吸取教训中聪明起来。“他人犯错,常有己过”乃此类反求诸己,也是自我反省更高境界。
“他人犯错,常有己过”,意味着习惯于照照“自我之镜”。不参照他人,自我往往无法被真实描述,别人过错就是“自我之镜”。面对经营质量事故,有位名企董事长先“自罚100万元”;街亭之战失败,诸葛亮“自贬三等”。如此认责,无非是从“自我之镜”中照出“自我之缺”。问责是外在赋予的,认责是内在发生的,是“情有可原”情况下主动担责。问责是刚性的原则,认责是柔性的自觉,勇于认责是对“正人先正己”品质底线的坚守,也是品行和能力提升新起点。
“他人犯错,常有己过”,意味着拒绝沦为他人犯错条件。比如不“迎合”。无论是决策还是科研评审都敢“争于道”,别专说上级或别人能接受的;不“媚下”。对下级宠着护着,廉价赞扬不离口,是非面前不开口,不是关爱而是害,真善者不为。比如不安于“同流不合污”。见污不清污,污会越来越大,“同流”焉能不污?“迎合”“媚下”“同流不合污”软肋就在这里,尽管不会成始作俑者,却容易成错误滋生蔓延条件,直至在推波助澜中顺遂。常思“他人犯错有无己过”,防患未然,是一种明智。
“他人犯错,常有己过”,意味着由“独善”到“兼善”。北宋诗人梅尧臣曾专门写了首《啄木》诗给范仲淹,劝范仲淹拴紧舌头,别像啄木鸟,啄了林中虫却招来祸。范仲淹说: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只求无愧天地。“勿逐名利自蒙耻,善辨伪真羞奴颜。”这是张爱萍将军座右铭,也是张将军平生写照。如此讲“独善”又讲“兼善”,也源于常思“他人犯错有无己过”,把失语当失职。“独善”不易,“兼善”更难。洁身自好,不惧得失,方能“不争轻重尊卑富贵而争于道”,由“独善”到“兼善”。
“错不在我”几乎成了通病。一是“看得见别人身上的草屑,看不见自己身上的树枝”,总是自以为是,从不自以为非,或者只想证明别人有错,从来不知自我反省;二是奉行“天塌下来有大个子顶着”,不把他人前程和公众利益当回事,明知有错也沉默不语由他去;三是习惯于“和尚动得我为何动不得”,与他人拼为人行事下限。或者只知道用事理说人,不知道用同样事理说自己。于是,问题难纠正,小错成大错,昂贵代价难免。常思“他人犯错有无己过”,应成做人行事自觉。
发现他人错误指出来是一种担当,从他人错误中指出自己错误也是一种担当。指出他人错误是“肝胆相照”,承认也有自己过错则是“自我管理”。人生路充满着变数,要想不偏离初心和航线,要想不踩破“行己有耻”底线,每一步都要慎重抉择,“自我管理”就显得尤为重要。正确认识自我,严格管理自我,方能迎来芬芳的人生。“做一个圣人,那是特殊情形;做一个正直的人,那是为人的常轨”。每个人都能在“征服自我”中升华,道德风尚高地和政治生态圣地就会成为现实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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