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要论
● 对外开放战略要考虑三个基本因素，即国家整体发展目标和整体发展战略、国际环境带来的机遇和挑战、自身的优势和不足。
● 高质量发展意味着供给和需求能更好匹配，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 面对高质量发展，要进一步调整对外开放战略。简单而言，就是要以“一带一路”为重点，推动形成全面开放的新格局。
对外开放的战略决定开放的成败。对外开放战略要考虑三个基本因素，即国家整体发展目标和整体发展战略、国际环境带来的机遇和挑战、自身的优势和不足。
当前，我国由高速增长阶段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要求把效率提升作为发展的新动能。也就是说，要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把资源配置到具有更高效率的部门和企业，推进产业结构升级；要推进技术创新，靠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新的生产方式、新的商业模式带来新经济活动，同时以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推动生产方式发生深刻变革，通过新经济部门与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共同形成经济增长的新动能；要提高管理水平；要提升附加价值，特别是要提升在全球生产价值链上的地位；要改善生产要素质量，特别是改善人力资源，同时发挥一些新的要素如信息（大数据）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高质量发展意味着经济发展更加均衡和协调。一是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更加协调，二是城乡差距、区域差距和收入差距缩小，不同地区、不同职业的百姓能够更加平等地分享发展的成果，发展的包容性明显改善。高质量发展意味着供给和需求能更好匹配，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一方面提供更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以多元化的选择满足人们需求的升级；另一方面不断推出新的产品和服务，以创造和引导新的需求。
高质量发展还意味着发展更加可持续，既有金山银山，又有绿水青山，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城市乡村更加美丽。同时，金融风险、社会风险、环境风险不断下降，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能力明显增强，经济社会发展更加稳健。
高质量发展对开放提出新要求：要围绕形成经济发展新动能的总要求，促进我国创新能力的增强，促进技术进步与结构升级，推动经济效率提高；要有利于可持续发展，力争做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环境效益的有机统一，这就要求外资项目更加绿色、更加环保；要更好地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带来更有品质的新产品、新服务；要有利于协调发展，这要求开放的空间布局要更加合理；要有利于提升我国全球分工地位，助力我国资本技术密集的高附加值产业增强国际竞争力。
从国际环境来看，我国还面临很多挑战，包括外需不足、贸易投资保护主义抬头、全球性的引资竞争、发达国家对我国科技进步的防范进一步增强、新型经济体金融风险增加、全球治理体系发生深刻变化，等等。当然，新的国际发展环境也蕴含着新的机遇，其中最大的机遇是新一轮的科技革命。谁的举措得当，谁的战略精准，谁就能够抓住这些机遇，就能够脱颖而出。此外，在吸引市场寻求性的外资、吸引高端人才、全球性的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新兴服务贸易等方面也存在重大机遇。
从国内来看，我们要看到有利条件，看到国内的大市场和发展前景对全球各种生产要素的吸引力以及产业配套能力叠加等优势。同时也要看到不利条件，包括综合成本上升、中美贸易摩擦影响投资者对中国投资的决策、招商引资的干部队伍不会为不愿为不敢为等问题。再好的谋划，再好的战略，真要把它从愿景和蓝图变成现实，关键要靠人。
面对高质量发展，要进一步调整对外开放战略。简单而言，就是要以“一带一路”为重点，推动形成全面开放的新格局。这个战略包涵两个层面，一是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在国际上形成互利、共赢、稳定的发展环境，推动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二是打造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培育我国国际竞争的新优势。构建全面开放的新格局，包括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加大西部开放力度，形成沿海、内陆、沿边协同开放新格局；开放对象更全面，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并重；开放领域更加全面，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贸易与投资、实体经济开放和金融开放更加协调，经济开放和全球治理同步推进。
那么，如何形成国际竞争新优势呢？一是加快推进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型升级，充分利用智能机器人带来的机会，规避先行经济体曾经碰到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出去后出现的产业空心化问题。二是增强资本与技术密集产业，需要改变原有的进口替代战略，进一步扩大开放、深化改革。三是以服务开放为重点，引进高端产业与生产要素。对内管制过度、对外开放不足，是导致我国服务业国际竞争力不强的重要因素。要通过改革开放，把我国服务业国际竞争力潜力发挥出来。四是支持企业主动去整合外部资源。高质量发展需要搞研发搞创新，要把人才、资本引进来，要去国外并购建立研发中心。五是拓展对外贸易，培育新的模式，加强贸易强国建设。以前靠劳动密集产业把劳动力附着在商品和服务上卖出去，未来要发展资本技术密集产业，把智力卖出去，形成国际竞争新优势。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本文系其在“改革开放和高质量发展”理论研讨会上的发言）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重要讲话精神系列笔谈
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诰》曰:“作新民。”《诗》云:“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新民”追求一直以来都是中华文化的成人之道与治国方略。近代中国,面对中国近代化之历史任务,梁启超曾有“新民说”问世。其后,青年毛泽东在湖南长沙创办“新民学会”,寻找改造中国与世界之救世良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我们提出培养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改革开放之后,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成为新的历史任务。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宣传思想工作是做人的工作的,要把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作为重要职责。”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时代精神,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历史使命。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呼唤时代“新人”。
“新人”之新,是波澜壮阔的时代发展之新。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发展的新的历史方位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国人民、中华民族正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波澜壮阔的伟大飞跃。从国际环境来看,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把控世界和平与发展主流的中国理念。从中国社会发展的转型来看,我们经历了从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型,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全新的世界格局,这是一个多元结构并存的全新的中国社会,也是我们“育新人”的物质基础与时代背景。
“新人”之新,是多元统一的文化精神之新。时代是思想之母,多元文化时代的文明对话,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回答两个相互关联的文化精神的一元性问题:什么是打动中国人心灵的精神钥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用什么打动世界?时代新人必须要实现多元统一的文化精神创新。面对前者,我们需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根本方向,造就秉持个性张扬、担负社会责任、传承中国特色、具有世界眼光的世界公民。面对后者,我们应当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吸收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传统以及世界先进文化遗产,实现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现代文明的多元协奏。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时代新人的价值内涵与精神气质。
“新人”之新,是持续发展的育人体制之新。“新人”之新,不是一人之新、一时之新,而是一代之新、一世之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中华民族似乎一直都存在着一个“苦难出英才”的教育周期律。古有司马迁的“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作为也”之历史感慨;今有钱学森的“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的世纪之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就要破解这一教育的历史难题,实现在富足、和平年代培养创新人才的教育革命,探构培育“时代新人”的持续发展的育人体制,从根本上培育时代新人的体制之新与制度自信。
(作者单位:东南大学人文学院、江苏省道德发展智库)
学习漫笔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关于传统文化的一系列重要的思想。尤其是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就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工程的目标和路径问题,我认为应该重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后一公里”。
这里的“最后一公里”是指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工程中的“最后一公里”,指的是在最终目标达成与对传统文化研究的现实之间存在着“最后一公里”的距离。这个“最后一公里”是非常艰巨和漫长的一段距离。
十八大以来,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传统文化的重要论述,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问题上,我们完成了一些基本性的工程。涉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概念界定、内涵内容、地位作用、有机框架以及目标和方向等问题,达成了一些共识。其一,何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里关键概念是“传统”,对传统的理解虽然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基本上学界主流已经形成一种共识。对中华民族来讲,传统文化的特有时间节点应该是一直到近代。其二,如何评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地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深层次精神文化的基因,它和现代先进的文化相比,是源和流的关系,是先进文化的一个源泉。从价值上来讲,它能为先进文化、为社会主义文化的自信提供一种力量支撑。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是价值观和道德观。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就是要通过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两个方法,在这样一个基本遵循下,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接轨,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跨越时空的价值观念通过一种转换和发展变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机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就是我们所要突破的这个艰巨的漫长的“最后一公里”,实质上是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在传统文化中看到了文化孕育的一些共性的东西。在传统文化中,有一些是超阶级的、跨越时空的价值理念、道德观念和人文精神,这是共性的东西,共性的东西是永恒的,永远具有价值。但是这些共性的东西如果不与时代精神相结合,不与具体的个性问题融通在一起,那就不能变成一个活生生的价值实体和道德实体。“创造性转换”就是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到这些共性的东西,然后转换为我们的价值观、道德观中的组成部分。“创新性发展”就是要将共性的东西变成个性的东西,让概念的东西发展出具有个性特点和时代特征,符合现实要求的价值实体。让传统文化中一些优秀的部分,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道德观的建设提供一种力量支撑。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工程,不仅对我们国家的价值观建设和道德观建设具有时代意义,同时对于我们批判错误价值,把社会主义价值观道德观与资本主义价值观道德观区别开来,也具有重大的意义,因此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程。
(作者为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围绕“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路径启示”这一主题,本报记者邀请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陈金龙进行访谈。
记者:今天我们纪念马克思,关键是要真正理解和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
陈金龙: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具体表现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基本方法、理论品格、理论旨趣的当代价值。基本原理体现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性质和整体功能,是对事物本质和发展规律的概括和总结,具有科学性和客观性。如关于社会基本矛盾、关于生产力最终决定作用、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关于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归宿等,这些基本原理至今仍然是有效的。马克思主义既是一种世界观,也是一种方法论,是“伟大的认识工具”,为审视历史、评价历史,为观察、解决当代问题,提供了基本方法。这些方法论为当代中国共产党人认识现实、解决问题提供了基本遵循。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永葆生机和活力,根本原因就在于它具有科学性、人民性、批判性、实践性、开放性等理论品格。这些理论品格使马克思主义具备自我发展、自我超越、自我更新的内在要求与动力机制,这也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应当具有的理论品格。马克思一生坚持面向人民群众,以实现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为己任。可以说,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人的解放,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旨趣。这一理论旨趣依然具有当代意义。
记者: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能够在中国生根发芽?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陈金龙: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在中国生根发芽,主要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真理性使它具有超越时空的魅力,没有因为时间推延、时代变化而褪色;马克思主义适应近现代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理论诉求、理论需要,有效指导了中国的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实现了与中国国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马克思主义创立过程中,表达了对中国问题的关切,为解决中国问题提出了基本思路。
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西方,是西方文化、西方社会的产物,要在中国发挥指导作用,必须与中国国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也是话语方式、表达方式中国化的过程。如此,马克思主义才能脱下“洋装”,为中国的老百姓所喜爱和接受,才能指导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国革命、建设、改革需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作指导,不能照搬照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中国实际相结合,才能展现马克思主义的当代解释力、生命力;只有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通过对中国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升华,才能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记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课题。当前的研究中存在哪些不足?怎样拓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陈金龙:一要加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文献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文献是如何引进中国的,从翻译、出版、刊载的角度进行研究,尚有较大研究空间。马克思主义基本文献译介到中国之后,各方的态度、反映如何,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人从中汲取的理论资源是什么,有待进一步说明。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是以文本为单元推进的,国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阅读、接受与提取也是以文本为单元进行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也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基本文献形成与传播的过程。这些文献是如何形成、修改与完善的,刊发、传播的情况如何,尽管学术界已有一些研究,仍有具体考察的空间。
二要加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是一幅多彩的画卷,学术界对此进行了整体把握和分时段考察,但仍可从多个维度、不同侧面展开研究。同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具体原理中国化的过程,以往学术界对于这一过程的叙述比较笼统,未能呈现马克思主义具体原理中国化的情形。还原这一段历史,可以理论为单元展开研究,如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国家理论、社会形态理论、过渡时期理论、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等的中国化,以呈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生形态。
三要加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理论的研究。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理论,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途径、方法、基本经验等问题,学术界已有相当研究。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的认识仍存在分歧,对时代特征、社会批判、话语建构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需要进一步说明和回答。
四要加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既要回溯历史,也要关注现实,这是彰显马克思主义学科社会功能的需要,也是马克思主义学科自身发展的需要。新时代面临的重大理论问题、重大实践问题、重大经验总结,应该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对象。 本报记者 陈立民
声音
省委书记娄勤俭在高邮市调研时,对扬州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提出了明确指导意见,要求我们要以思想大解放引领发展高质量,“建设人们心目中的扬州,满足世界人民对扬州的向往,争创城市发展的第四次辉煌”。贯彻落实好娄书记的指示要求,必须大力推进“方向对、看得懂、能落地”的思想大解放,以此引领发展高质量,推动建设“人们心目中的扬州”。
以“方向对”的思想大解放引领“人们心目中的扬州”建设。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新时代解放思想,其本质要求是把思想统一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上来,用新思想指导解放思想,把新思想作为建设“人们心目中的扬州”的根本遵循,把新思想贯彻到谋划重大战略、制定重大政策、部署重大任务、推进重大工作的实践中去,以新思想定向领航,从新思想中寻策问道。必须坚持正确的发展方向。城市的发展必须有方向感。围绕城市发展展开的思想大解放必须先把方向搞对,路子才不会走错、发展才不会跑偏、目标才不会游离。扬州经济过去几年一直处于高速发展阶段,经济总量接连迈上3000亿元、4000亿元和5000亿元台阶,在全国GDP百强城市中的排名由第56位提高到第37位。但在用地减量发展、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土地资源和生态承载空间有限,必须以创新发展、减量发展为倒逼,从扬州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城市特质出发,推进高质量发展。为此,我们鲜明提出,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业和软件信息服务业这两个基本产业,加快打造美丽宜居的公园城市、独具魅力的国际文化旅游名城、充满活力的新兴科创名城。必须坚持正确的工作方向。在重大决策前,由市四套班子领导牵头开展17个重点课题调研,并充分征求市人大和政协意见建议,不断提高决策的科学化水平。在一些事关城市长远发展的重大问题上,通过人大立法、部门出台具体规定、实际工作中定规则守规矩来确保不发生方向性、历史性错误。
以“看得懂”的思想大解放助力“人们心目中的扬州”建设。思想解放不是空对空、虚对虚,而应实事求是,虚事实做,让人“看得懂”。扬州的发展,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要有一定体量、一定发展速度,但关键是要有扬州特色。特色之体现就是标识。推进“看得懂”的思想大解放,就是在坚持扬州传统特色的基础上,用心用劲用情打造几个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城市新标识,用一项项看得到、看得懂的工程项目,把建设“人们心目中的扬州”落到实处,做到思想解放一小步、实效进展一大步。让市民看懂民生工作。把高质量就业作为最大的民生,坚决打赢扶贫脱贫攻坚战。把教育作为最重要的民生,扩大优质教育资源供给,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把健康作为最核心的民生,结合体育公园体系建设,加快打造健康中国的扬州样本和美丽中国的扬州样板。把安全作为最基础的民生,大力实施城市建筑安全工程、生命通道畅通工程、公共安全保障工程。让企业家看懂经济发展。深耕旅游、汽车、软件互联网、机械、建筑和食品工业等六大基本产业,实现每一个基本产业都有一个基金引导、一所大学支撑、一套政策扶持。紧紧抓住项目建设这个牛鼻子,加快形成50亿元、100亿元重特大项目推进梯队,更加注重项目的亩均投资、亩均销售、税后和竣工后研发投入等核心指标,推动资源要素向高效益高产出的项目倾斜。坚定不移把建设新兴科教创新名城作为主航道、科技创新作为主动能、高素质年轻人才作为主力军,聚焦打造新兴软件名城和大学生城,大力培育以基本产业为支撑的现代特色产业体系,加快构建以实验室、科技产业综合体、三大创新板块为支点的科技创新生态系统。让外来旅行者看懂城市脉络。坚持跳出扬州看扬州,在扬州2500多年的建城史中理清发展的脉络,在国内外世界名城的坐标系中找准扬州的位置。聚焦江广融合区这一城市高质量发展示范区、东南片区这一城市“双修”样板区,精心打造高铁枢纽、中央公园、三湾公园等一批辨识度高、可读性强、反映当代扬州城市建设水平的永恒城市经典。有序实施古城更新和老城改造。加快建设外高内快、主次匹配、枢纽居中、快连快通、好行好停、高效舒心的现代交通体系,倡导公交+自行车+步行的绿色出行方式,方便外来旅行者进出城市和在市内观光。
以“能落地”的思想大解放保障“人们心目中的扬州”建设。解放思想不是坐而论道、纸上谈兵,而应接地气、能落地,通过一系列推进落实、考评激励机制,把“人们心目中的扬州”由蓝图一步步转化为美好的现实模样。一是完善科学考评体系。以《江苏高质量发展监测评价指标体系与实施办法》《设区市高质量发展年度考核指标与实施办法》为导向,结合扬州实际,制定考核办法,确保目标既科学合理,又跳一跳、够得着,真正把高质量发展贯彻到底,把建设“人们心目中的扬州”的压力和责任传导到底。二是实施可定义、可量化、可操作、可考核、可追究“五可”工作法。抓住中央、省委精神与扬州实际的结合点,项目化、清单式列出建设“人们心目中的扬州”的重点任务,对每一项任务提出清晰的目标和可度量的标准,并在方案制定、体制机制、资源要素等方面强化保障,着力建立责任落实、督查考评、预警追溯的工作机制,推动每一项工作落到实处。三是明确激励担当作为导向。认真贯彻中央办公厅《关于进一步鼓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意见》和省委鼓励激励、容错纠错、能上能下“三项机制”实施意见,抓紧推进实施扬州市具体操作办法。注重实际应用、案例积累和结果运用,以案析理、典型引路,以担当带动担当、以作为促进作为,通过有强度的激励力度和有底线的包容举措,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合力。
(作者为扬州市委书记)
宣传思想文化战线大家谈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提出了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的五项使命任务,为基层立足新方位、找准新坐标、展现新作为指明了努力方向。我们将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气神扛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担当,不断推动宣传思想工作高质量上台阶。
举旗帜,就是要求我们种好意识形态“责任田”,推动党的理论创新成果深入人心、落地生根。各级党委(党组)要切实发挥主导作用,在真学、真信、真用、真行上引领示范,当好理论学习的旗舰。始终坚持把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丰富载体、创新形式,推动家喻户晓、入脑入心。积极发挥十佳百姓名嘴的“明星”效应,试点推出百姓名嘴工作室,打造本土化理论宣讲新品牌。根据《意识形态工作问责办法(试行)》,进一步规范意识形态分析研判、督查考核、通报报告等制度,全面夯实工作基础,着力提升工作水平。
聚民心,就是要求我们更好地围绕中心、突出主题,汇聚成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的工作中心和工作大局,充分发挥融媒体矩阵宣传优势,全方位、多视角、高密度宣传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喜人成果。围绕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第九届中国(泰兴)银杏节,策划开展点赞40年中央省级主流媒体看泰兴、重点网络媒体泰兴行、点赞泰兴好新闻大赛等主题活动,提升泰兴知名度、美誉度和影响力。
育新人,就是要求我们持续深入推进文明城市创建,提升市民文明素质。围绕六大整治行动,聚焦重点、精准发力,对人民群众关切的难点热点问题始终保持严管态势,通过久久为功、持续发力的专项整治,推进创建工作长效常态管理。坚持为民导向,始终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创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对照六大重点建设项目时序进度,抓好项目的推进实施,紧盯目标、倒排进度,确保所有项目能够按期完工,让老百姓尽早受益,切实增进民生福祉。深入推进市民素质提升“3356”工程,持续开展点赞泰兴人评选、我们的节日等主题活动,大力推进道德讲堂、志愿服务常态化,努力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新局面。加大“十个一”文明创建细胞工程和乡风文明建设的推进力度,加快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努力打造有影响的工作品牌。
兴文化,就是要求我们全面推动文化事业产业高质量发展,提升城市软实力。加快襟江书院整体修缮、城市书房以及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等重点文化工程的建设进度,建立健全标准体系和内部管理制度并形成长效管理机制。按照储存一批、创作一批、规划一批、酝酿一批的思路,围绕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等重大题材,推出一批既有泰兴特色、又有艺术高度的精品佳作,力争在国家、省、市获奖。深入挖掘地方优秀传统文化和民俗文化资源,打造一批群众喜闻乐见的地方特色文化品牌。进一步增强发展文化产业的紧迫感和责任感,抓好文化产业项目的招商引资,不断增加文化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贡献份额。
展形象,就是要求我们着力打造一支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求实创新、能打胜仗的宣传思想工作队伍。从严从实把牢选人用人方向盘,以政治标准作为首要标准,把紧把严政治忠诚、政治担当、政治能力、政治自律关,选优配强宣传系统领导班子。围绕培养“四个一批”人才,推进宣传文化人才“百星”培养计划,顺应新形势、迎接新挑战,用好用活政策,有计划地招录一批、培养一批适应时代要求的节目主持人、新媒体制作人、基层宣传干部等专业人才,确保宣传队伍稳定、持续发展。以增强宣传思想工作队伍的“四力”(脚力、眼力、脑力、笔力)为主抓手,着力健全分类别、多层次轮训机制,重点围绕新政策、新理念、新需求开展学习培训。组织宣传干部在大走访、大调研中转作风、提能力,常态化开展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题实践活动,通过到基层挂职锻炼、到上级部门跟班学习等方式,促进年轻干部积累实践经验、增长工作才干。
(作者为泰兴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县委书记讲坛
宿豫是宿迁中心城市“一体两翼”的东翼,近年来我们以优居强村兴产富民为导向,实施鼓励农民进城入镇等系列措施,创成全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示范区、全国电子商务进农村示范县等特色品牌,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打下了基础、探索了路径。
以系统化思维进行谋划。宿豫乡村建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房屋占比70%,接近15%的房屋常年无人居住,农民改善居住条件愿望强烈。为此,我们把城镇村联动作为主攻方向,协同推进人的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精品化建设电商名城,推动乡镇分类特色发展,并对1093个自然村进行重新规划,构建“城乡命运共同体”。我们把点线面结合作为具体路径。点上,优选一批村庄作为乡村振兴示范村庄。线上,重点培育香溢王庄、梨园人家、水韵双河、活力朱瓦、田园河西等五朵金花特色组团。面上,对六塘河流域实行产业、社区、生态、文化、旅游一体推进。同时,把发展全域旅游贯穿乡村振兴始终,打造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先行区。
以集成化理念统筹推进。一是加强政策引导推进集中居住。按照不强制、重引导、多支持等思路,引导农民自愿能进城不留镇、能进镇不留村,构建3个1/3梯次人口布局。2016年下半年以来搬迁农民6382户,其中4329户选择进城入镇、2053户选择集中居住。二是突出效益导向发展高效农业。区级层面重点打造近郊10万亩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核心区,镇村层面深化一镇一业、一村一品培育,培育效益高的富民产业。三是系统安排优化人居环境,以村庄环境整治等为重点,以水环境流域治理为抓手,擦亮乡村振兴最美底色。四是对照标准提升公共服务,集成布局文体活动、社会治理、脱贫致富等功能载体。
以项目化方式推动落实。比如,去年我们实施镇村建设小镇客厅、精品示范街、公益性墓地等10项工程,今年基层党建和社会治理方面党建融合创新等10件事,都采取项目化推进。为解决基层在资源整合上的局限,区级成立乡村振兴委员会和办公室,并实行“五个一”挂钩联系机制。
宿豫乡村振兴已取得初步成效。一是盘活了农村休眠资产,10个特色田园乡村复垦整理出耕地4956亩,平均每年可为村集体带来持续稳定收入15万元左右。二是激发了农村发展活力,关注点在向农村聚焦、资金向农村富集、项目在农村落地、人才向农村集聚,三产融合发展效应逐步显现。比如,去年落户乡镇的国泰集团3个项目,每个可以吸纳1000余人就业,为每个乡镇带来1000万税收。三是带动了农民脱贫致富,农民的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有了较大提高,初步探索实施了精准脱贫“3212”工程。
构建“城乡命运共同体”,推进优居强村兴产富民,宿豫有这样的体会。首先,保障农民利益是乡村振兴的前提底线。乡村振兴,实际是一次农村资产资源的盘点整合、优化配置。在产业发展上,既要招引带动性强的高效农业项目,又不能简单搞土地规模流转,还要让农民参与进来,比如我们正在新庄试点的生产、供销、信用合作。在增减挂钩中,既要保持征收补偿连续性,又要与建设成本挂钩。既鼓励进城入镇,又提供兜底保障。既要加大拆的进度,又要加快建的进度。其次,基层组织建设是乡村振兴的根本保证。没有坚强有力、一呼百应的基层党组织,没有思路清晰、精明能干的乡村干部队伍,乡村振兴就会很难落地甚至出现偏差。三是,基础设施建设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我们坚持区乡村联动谋划,分步实施了一批道路交通、农田水利等项目,打通了制约乡村发展的最后一公里。比如,幸福大道的建设,串联了沿线生态旅游资源,成为了一条观光绿道、康庄大道。最后,坚持以农民为主体是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乡村振兴,不是大包大揽、大拆大建的行政推动,而是群众参与、自下而上的自我振兴。我们坚持行政推动与发动群众双向互动,引导群众积极参与村庄规划建设、高效农业发展、环境整治等,让广大农民在乡村振兴中唱主角、当主力,激发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作者为宿迁市宿豫区委书记)
三做谈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人士健康成长。市场经济的最大优势在于效率,非公有制经济只有在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竞争中,才能充分体现其价值。党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认识渐次改进,实现了从“拾遗补缺”“有益补充”再到“重要力量”“毫不动摇”的飞跃。
作为领导干部,要以“亲清”两字为度。所谓“亲”,就是要坦荡真诚地同非公有制企业接触交往,特别是在非公有制企业遇到困难和问题时更要积极作为、靠前服务,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多关注、多谈心、多引导,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所谓“清”,就是与非公有制企业家的关系要清白、纯洁,不能有贪心私心,不能以权谋私,不能搞权钱交易。必须掏真心、用真力、出真招服务人民,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
一要有底线。领导干部要坚守法律底线、纪律底线、政策底线、道德底线,拧紧政商交往的安全阀,说话做事才会更硬气,干事创业才会更有胆气,为官从政才会更有底气。法律底线不可碰。领导干部任何时候都要遵纪守法,严以用权,在法律之下行使权力,“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纪律底线不可踩。领导干部要心存敬畏和戒惧,坚持理想信念宗旨的高标准,严守“六项纪律”要求,始终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开展招商引资、项目对接、联系服务企业是公事、是好事,但决不能违纪违规、损公肥私。政策底线不可违。领导干部不能以局部或个人利益来决定取舍,有利的就执行,不利的就不执行或变通执行。道德底线不可破。领导干部要崇德尚道,坚守最基本、最朴素的做人做事道德底线,讲操守、重品行,努力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二要有界限。构建健康的政商关系,界限分明是基本原则。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重拳出击、铁腕反腐,一些腐败窝案被挖出,畸形的政商关系衍生出的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的利益同盟被曝光。在高压反腐之下,政商关系又出现另一个极端,一些领导干部和企业家无所适从,企业家遇到困难不敢去找政府,政府官员对待企业家也退避三舍、刻意远离。这不仅损害党和政府形象,也可能使市场关系陷入混乱,形成不公平竞争。过远、过近都是不可取的。在纷繁的物质利益面前,领导干部要做谦谦君子,必须加强党性修养和廉政意识,始终保持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警觉,冷静对待手中的权力和人情往来,从而把握住“工作联系等距离、服务企业零距离、私人交往远距离”的分寸。
三要有规矩。要构建“亲”不逾矩、“清”不远疏的政商关系,彼此清白是交往的基本规矩。政商交往要有度,可以近但不能黏,有交集不能有交换,有交往不能有交易,决不能搞成封建官僚依附关系,不能搞成吃吃喝喝、拉拉扯扯的酒肉朋友关系。本着让企业发展壮大之心提供服务,做好“保姆”和“店小二”。我们要清醒认识政商关系的新变化,主动适应政商交往新形态。当前,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风云变幻的市场环境,企业经营本来就充满一定的挑战和风险,党员干部更应遵守规矩、带头尊法守法。
强化责任担当,建立服务企业高效、守法、诚信工作机制,才能真正实现政商良性互动,打造健康的政治生态,构建公正的市场环境,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亲”“清”,是对权力的约束,对市场的净化,让政商关系回归法制框架。利益从来不是政商关系的润滑剂,纯洁的政商关系、健康的市场环境,才是激发活力、赢得未来的根本,才能真正形成政商交往“相敬如宾”的健康关系。
(作者为泗阳县政府党组成员,县纪委副书记、县监委副主任)
智库出品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为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确立的重要举措,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为践行为民宗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谋划的关键一招。我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近一年来,乡村面貌发生巨大变化,“三农”工作发生根本变革,人民群众对实现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信心倍增。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持续重视不够、工作不很得法、关注存在盲区、底层呼应短缺,等等。建议我省以贯彻全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工作推进会议精神为契机,对推进该项战略持续加力,让各级党政机关始终保持高度关注不减,保持工作热度不减,确保我省乡村振兴走在全国前列。
高度重视火车头建设。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需要乡村内在呼应的战略,需要面广量大而又坚强有力的村级党组织夯基打底。农村工作实践反复说明,“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选好一个人,兴旺一个村”“建好村支部,不愁村不富”。当前有些乡村的振兴工作之所以处于不温不火状态,究其主要原因在于村级基层组织建设还不够完善,不少村党组织缺员情况严重、低能问题突出,其动员发动乃至整合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因此,只有切实解决好“内因”,才会有积极的“内应”。建议各地、各级党委务必要把村级党组织建设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工作抓好抓实:一要始终配齐配强村党组织书记,确保带头人“在岗、在位、在状态”;二要积极组织乡村振兴战略专题培训,使乡村干部知道“是啥、为啥、该干啥”;三要善于细分具体化工作任务,让全省村级党组织在乡村振兴进程中都能“扛活、扛事、扛责任”。以此为抓手,着力推动我省乡村振兴掀起新一轮热潮。
高度重视牛鼻子总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又一轮关于农产资源、农经机制、农村治理和“三农”发展的再认识、再实践、再提升,大忌因“乡村”而降标准,务从能“振兴”而深谋划。规划就是标准,规划就是总揽,必须牢牢扣住统筹规划这个牛鼻子,坚决防止低标准、图省事、随意化的工作作风。从目前看,我省省市一级普遍形成了战略实施规划或方案,但也有部分县(市)区、乡镇缺失高水平“战略”实施规划的引领,无蓝图、少进取、缺章法。针对这些问题,建议省或市以“工作到位”和“工作缺失”两端为重点,组织一轮“县以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工作规划”的检查交流,让工作尽职者得到褒扬,让敷衍失责者受到鞭策,以此倒逼对乡村振兴重视不够、研究不深、谋划不细的地方和单位,重新审视自己的思想认识和工作标准,倒逼县、乡尽快形成或完善本域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总体规划,并用此指导各地乡村振兴工作切实走上科学有序、高水平的发展轨道。
高度重视突破口选择。我国乡村数量规模庞大,资源禀赋千差万别。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既是对宏观层面的普遍期待,又有对微观个体的具体要求。乡村振兴,可以有复制成功路径的“群体效应”,但也要防止因盲目跟风、“水土不服”造成的重复建设和“产品过剩”。因此,帮助乡村选准适合各自实际的突破口,就显得尤为重要。建议省有关部门在指导市、县两级完成总体规划的基础上,还要注意帮助镇村具体分析各地村情实际,认清客观显潜条件,科学确定各村实现工作突破的着力点。有条件的地方还可以成立乡村振兴“专家指导组”和“资源整合协调组”,从专业、信息和渠道等多方面,为各村选准振兴突破口提供有力帮助和支持。需要注意的是,突破口选择既不能离开“四化同步”的总要求,又不能轻视“产业兴旺”的基础依托,乡村振兴的突破口首先只能是给农民带来收入、带来财富、带来底气的“实招子”,而不是其他任何“花架子”。若有可能,全省每个乡村都应设立这样定位明确的切入点和突破口,这是促使我省乡村振兴保持蓬勃开展局面的关键环节。
高度重视中心镇发展。无论从认识谋划意义、突破口选择意义、还是辐射带动意义来讲,都应该把乡镇一级的建设发展、乡(镇)村一体繁荣振兴,作为我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任务。特别我省已开展过多轮乡镇区划调整,基于区位、资源、人文等要素的科学配置,区县以下已基本形成以若干重点镇为中心、对周边村起辐射带动作用的合理布局。建议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省领导应切实指导市县一级牢固确立系统思维,要十分珍惜并善用过往乡镇区划调整成果,以做实、做强、做美重点中心镇为抓手,有效引领所辖行政村、自然村协同发展。要善于为重点中心镇发展准确定位,围绕有限区域面积、重要区位联系、未来区块能级,按“近、远郊”“农、非农”等资源禀赋情况,分门别类实施有针对性的工作指导,将各地确立的重点中心镇分别打造成为适于吸纳各类消费产业落户的“兴业中心”,打造成为利于承载城乡人口交流变迁的“宜居中心”,打造成为宜于发展乡村祥和文明的“善治中心”。总之,要努力把重点中心镇打造成为可以充分彰显各地差异化特色发展的“振兴中心”,从而不断加快乡村振兴战略区域化实践和实现的步伐。
高度重视薄弱点督导。党的十八大以来,“木桶理论”已成为党和政府检验各方面工作绩效的重要理念。同样,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不能有一处短板,不能让一村掉队,否则就不能够奢谈“振兴”。当前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成果之所以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与“盆景”虽好看、未现“百花园”是分不开的。建议各地、各级党政领导同志对此务必保有清醒头脑,务必去除盲目乐观情绪,在重视点上培育先进“盆景”的同时,还要更重视面上薄弱村、困难村、后进村的督查与指导,不能放任自流、听任坐等。提倡领导同志和机关部门直接对接乡村振兴工作薄弱村、困难村,有力组织各类资源向薄弱村、困难村流动;要善于运用典型引路的工作方法,将尊重农民意愿与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结合起来,用成功案例示范和推动落后乡村奋起直追、迎头赶上;要把乡村振兴后进村数量纳入党政工作绩效考评体系,有效鞭策各级干部主动到落后乡村去,到工作艰苦的地方去,与最需要帮助、最需要扶持的村民群众一道,共同想方设法,共同引援借力,共同整合开创,共同补齐我省乡村振兴的短板。
(作者为省政府参事)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了“人才是实现民族振兴、赢得国际竞争主动的战略资源”和“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两个重大论断。高质量发展是能够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它以创新为第一动力,以人才为首要资源,要求树立强烈的人才意识,大力提升人才总量与素质。在这一背景下,江苏各地将人才作为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对人才的重视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南京、苏州、连云港等地纷纷发布“人才新政”,推出力度空前的优惠政策。对此,必须认清“人才新政”在高质量发展中的现实意义,剖析由此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并采取有针对性的对策举措,充分释放“人才新政”的磁场效应,为江苏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
引导人才合理流动,构建互补协作的竞争环境。规范人才流动秩序。制定人才流动管理办法,进一步规范企事业单位人才流动政策和竞争秩序,引导人才合理有序流动,形成政府严格监管、市场公平配置、人才有序流动的人才流动新格局。加强全省人才工作的统筹力度,打破部门利益和信息孤岛,建立分类明确、有效衔接的人才计划政策体系,成立专职部门从事各类人才计划的使用管理和绩效考核,避免人才经费的重复投入和浪费。加强人才诚信建设。开展人才诚信教育,引导广大人才牢牢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提高人才的法律契约意识和诚实守信精神。建立人才信用档案,将恶意违约跳槽的人才列入失信名单,对失信人才申报项目和职称晋升实行“一票否决”。加强对无序甚至是恶性人才竞争行为的管理,强化对人才违规违法行为的监督和惩戒,对骗取补贴资金等不良行为,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置。因地制宜招引人才。鼓励城市间错位发展,推动省内各市结合当地主导产业和优势资源,因地制宜合理进行前瞻性产业布局,进一步强化产才融合发展和双招双引力度,构建既有竞争又互补协作的人才流动环境。依托专业智库和研究机构,建立区域人才需求目录和领军人才大数据平台,绘制重点产业全球人才地图,为城市精准引才提供“定向导航”式的决策信息支撑。
加大苏北扶持力度,鼓励人才向苏北地区转移。加大财政资金倾斜。加大省级财政对苏北人才工作的支持力度,提高“双创计划”“333工程”等省级人才项目的苏北入选比例。制定“苏北人才专项引进计划”,面向苏北五市主导产业和新兴产业,引进一批产业领军人才和高技能人才。鼓励高校毕业生到苏北地区就业,对毕业后到苏北五市基层企事业单位工作和从事艰苦行业的本科以上毕业生,给予工作补助和生活补贴。推动高端平台建设。在苏北五市布局和建设一批高水平大学、双创示范基地、产业研究院等高端平台,推动苏北和苏南合作共建一批省级高新区和特色产业基地,吸引各类高层次人才从苏南地区向苏北地区流动。支持苏北五市设立海外院士工作站、诺奖专家工作站等海外研发平台,通过离岸孵化、远程指导等多种方式共享全球人才资源,打造跨境协同创新和成果转化平台。加强柔性引才力度。加强苏北五市的柔性引才力度,按照“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原则,在不改变外地人才的人事、户籍、社保等关系的前提下,采取短期兼职、技术合作、对口支援等柔性流动方式,聘请各类高层次人才和团队到苏北地区工作。发挥行业协会和人才中介机构的作用,大力发展人力资源服务业,推动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整合各类资源,打造苏北特色的人才招引和服务平台。
推动人才政策优化,完善人才公共服务体系。完善人才政策体系。鼓励省内各市制定分行业人才发展规划和专项行动计划,梳理和整合各类人才引进、培养、使用、考核等方面的政策文件,形成人才“政策包”。支持省内各市尤其是苏南五市在现有人才工程的基础上,制定和实施更具开放性的人才新政2.0“升级版”,进一步撬动企事业单位引才用才积极性,激发各类人才创新创业活力,不断提升江苏人才工作的成效。打造一流公共服务。在省内各级行政服务中心设立人才服务窗口,为企事业单位聚才用才提供各类专项服务,打造省、市、县(区)“三级联动”的便利化人才服务体系,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建立统一的人才综合服务中心。推进“互联网+人才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实现各类行政服务资源在线集成、在线受理,为人才提供职称评定、项目申报、档案托管、公共信息等“一揽子”服务。推进人才金融创新。进一步扩大人才投、人才贷、人才保等人才金融产品的覆盖面,强化金融与人才、人才与产业之间的对接。鼓励省内各市设立人才创新创业风险补偿资金,撬动社会资本进入人才创新创业活动,鼓励各类金融机构实行差异化信贷管理,放宽对人才企业不良贷款的容忍率。鼓励省内各市组建人才创投联盟,为人才企业提供财务分析、市场拓展、资本对接、上市咨询等服务。
完善住房医疗配套,降低人才居住生活成本。加大租房供应力度。支持人才聚集的大型企事业单位和园区,在符合当地城市发展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的前提下,开发自有存量土地用于建设人才公寓或公共租赁房。支持省内各市在新建经济适用房项目中配建人才公租房,鼓励在政府投资建设的公租房中调剂部分作为人才临时租住房。深化土地供给侧改革,推行商品住宅租售并举的出让方式,有效遏制房价过快上涨的趋势,让高房价不再成为阻碍人才落户的屏障。强化购房支持政策。鼓励省内各市设立人才购房专项资金。推动省内各市将拥有当地户籍的无房人才纳入保障范围,在保障房建设项目中拿出一定比例的房源,向符合条件的人才进行专项出售。支持省内各市筹集土地继续新建一批共有产权房,根据人才对当地主导产业的作用,向其销售相应面积的住房,增强城市对人才的吸引力。提升医疗服务水平。鼓励省内各市为各类人才建立健康档案和补充医疗保险,根据人才的年龄、性别、健康需求等信息,为人才提供健康咨询、预约诊疗、专项体检等“定制化”医疗服务。支持外资、国际化医疗管理团队与省内医院合资合作设立医疗机构,健全国际医疗服务结算体系。
(作者为南京理工大学江苏人才发展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
2004年中央提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2005年,中央正式提出了“三农”工作,就是农业、农村、农民工作,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对农民是多予、少取、放活。十九大又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这一战略正是着眼于消除二元结构,城乡良性互动,城乡融合发展这个大格局而提出的。
改革开放以来,城乡间的二元结构一直存在。城市和农村间既存在收入差距,也存在基本公共服务、社会福利方面的差距,这两个差距没有根本地扭转。现在中国的城镇化率约为58%,这就意味着,有六七亿人还是在农村,即使城镇化率到60%、70%,还有几亿人在农村。我们希望未来的乡村,农业是有竞争力的,有比较强势的现代农业。新兴农业的经营主体有相当一部分是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农村是一个繁荣的、基本公共服务能得到保障的、农民的福利能得到大幅度提升的农村。
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是并行不悖的、互补的、良性互动的。绝不是说乡村振兴就不要城镇化,实际上我们现在还是继续在加速城镇化、工业化的进程,消除地区差距,消除大城市、超大城市和中小城市的差距。要实现这些目标,一方面要尊重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要把资源,比如公共服务、社会保障这些公共资源,更多地向中小城市、小城镇和农村倾斜。
谁是乡村振兴的主体?不可能完全靠留守老人、留守妇女、留守儿童。农村未来的经营主体,将是多元并存的格局。
第一,传统的、大量的、小规模的专业农户。这部分人很多都是第一代甚至第二代农民工,为城市贡献了自己的青春年华,却没能被纳入城市的社会保障及整个公共服务网络。因此,他们只有回到农村。在未来的十几二十年,这部分人还将在农村长期存在,不可忽视。他们中的大多数主要是经营自家耕地的小农户。
第二,新兴农业经营主体正在兴起,包括专业大户、家庭农场主、农业企业家等。这部分人原来可能在城市里打工,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经受了洗礼,增加了知识、才干和能力,也积累了一些资本,然后选择返乡。中央为此提供了各种优惠条件和鼓励政策。
第三,返乡不返农的农民工。在返乡的这部分农民工中,有的可能去县城、中心乡镇工作,不一定回到村子里去。
我们必须认识到农民工群体现在已经高度分化,农民工自身需求千差万别。他们有的在单位里、在工厂里、在外资企业已经做到中层管理人员,有的还接受过出国培训。但他的户籍是农村的,家里还有地,这部分农民工也许以后能回家搞点投资。比如在深圳,举家外出的农民工有的已经在这个城市好几年了,虽然没有买房,但是能够享受到单位提供的公租房,有了一定的归属感。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两个新的亮点,一个是城乡融合发展,另一个是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这是以前的文件没有提过的。城乡融合发展、要素互通,彼此之间的要素流动,是未来的新去向。
首先,提倡一二三产业融合,鼓励资本下乡,国家、政府有责任创造一个比较良好的制度环境。这几年的一号文件都曾提出,要为资本下乡、工商企业下乡、一二三产业融合等拨出一定的非农建设用地指标。
其次,一二三产业融合,比如发展旅游业,我们应该保持清醒认识,不能一哄而起,搞全域旅游。比如在成都郊区的一个地方,约有一百多个行政村。如果一百多个村全部搞旅游,客源有限,那样的话谁也发展不起来。真正旅游搞成规模的约有三四个村,其他村可以为旅游业发达的村提供劳动力、提供优质农产品,在这个过程中一起发展。
第三,一二三产业融合过程中,要让小农户搭上现代农业的快车,使他们分享到现代农业发展所带来的红利。可以采用大公司加农户的形式,还可以发展产前、产后、产中的社会化服务,让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要素有机结合。日本也有很多小农户,但是小农户把自己托管给农协,由农协负责把农产品送到超市、专卖店。小农户本身就是从事一些简单的农业活动,包括现在的机械化收割、良种的推广、农业技术的推广等社会化服务,都是外包完成。小农户有时候只是在田头拿着口袋灌粮食就可以了。在这个过程中不要拔苗助长,不要搞让小农户被流转,或者被现代化,否则会适得其反。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原所长)
数 读
还记得“818”促销大战如火如荼的场景吗?还记得“1111”熬夜抢购的激情吗?近几年电商交易额持续增加,2017年全国电子商务交易额达到29.16万亿元,电商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 ——来源:人民网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科研组织处副处长丁宏,南京大学哲学系副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青年学者)张亮,南通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黄正平,新华日报全媒体评论理论部记者袁媛。(从左至右) 邵 丹摄
详细内容请扫二维码
解放思想圆桌会
嘉宾:
黄正平 南通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丁 宏 江苏省社科院科研组织处副处长
张 亮 南京大学哲学系副主任、
教育部长江学者(青年学者)
主持人:
袁媛 新华日报全媒体评论理论部记者
务虚是为了更好地务实
主持人:有思想上的“破冰”才会有行动上的“突围”,解放思想既要务虚也要务实。请嘉宾们谈一谈,什么是务虚与务实?应如何看待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
黄正平:思想是现实的投影,又支配现实。科技改变了世界,而科技正是观念和思想变革的产物,人类文明史也是人类思想的发展史。思想不是凭空出现的、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思想以我们对物质世界的感知为基础。
解放思想的虚实观强调的是虚与实的结合和统一。围绕着思想展开的一系列讨论、研究工作,属于务虚;开展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是虚中求实、虚事实做,目标直指高质量发展,同样是务实。我们必须要以务实的态度对待思想解放,建立当前解放思想语境下正确的虚实观。
丁宏:虚与实,本来是反义词;但务虚和务实,却不是简单的对立关系,而是能够相互促进、转化的辩证关系。务虚是务实的基础,没有好的务虚和谋划,务实就会失去正确方向,变得事倍功半;务实是务虚的目的,脱离务实的务虚,就只是坐而论道,最终一事无成。所以只务虚不务实,不可能成就事业;只务实不务虚,事业就不可能有高度。
既要埋头拉车,更要抬头看路。既要重务实,又要善务虚,把务实与务虚有机结合起来。只有在解放思想的过程中,时刻注重用科学的理论和决策来指导实践,务实的成果才能更加丰硕。
张亮:务虚和务实的统一是我们党优良工作方法的精髓之一。务虚是指通过加强理论的学习、研究,明方向、出思路、谋战略。务实是指从实际出发,解决实际问题,务见实效。工作的性质不同,要务的虚和实也会有所不同。
解放思想大讨论,务虚是指学懂弄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并把这一新思想转化为指引“强富美高”新江苏建设新征程的锐利思想武器。务实是指聚焦制约“强富美高”新江苏建设的主要方面和重点领域,把准脉,开好方。
解放思想要扬长补短
主持人:在实践中,有人擅长务实,对务虚不够重视;也有人偏爱务虚,务实能力不足。请大家谈一谈,如何通过解放思想大讨论,补齐务实与务虚的短板?
黄正平:我们常听基层干部讲,身处基层,就应该埋头拉车,只要使足力、拉好车就行了,其实不然。我们光做到埋头拉车是远远不够的,还要有创新的思想文化,把党的创新理论成果作为行动指南,既要仰望星空,又要脚踏实地,所谓顶天才能立地。力有三要素,方向、大小及作用点。首先是方向,方向正,才能保证着力点对。
在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中,我们从世情、国情和党情的深刻变化出发,围绕新矛盾的判断和新时代的要求,结合自己的思想实际开展对比、分析,找差寻误,就能发现我们思想上存在的距离、认识上出现的误区。
丁宏: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唐朝两位良相,房玄龄擅长提出想法,杜如晦善于分析梳理后进行决断,“房谋杜断”配合无间,传为美谈。在全球化、互联网的时代,专业的细分让我们无法补齐所有的短板,应把一块板做到极致。
我们应把自己务虚和务实的长板做得更长,但同时也不能让短板变成自己的软肋,从而影响长板的发挥。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深化学习、补足短板的机会。实践无止境,发展无止境,解放思想也永无止境。过去的“务虚”经验不等于现在仍适用,今天的“务实”能力也不一定能适应未来。唯有与时俱进、解放思想,打破条条框框,在务虚中增强务实的能力,在务实中提升务虚的视野,才能在破解新难题、改革再出发中有所创新创造,始终保持旺盛的活力,用自己的行动推动我省高质量发展走在全国前列。
张亮:能虚能实、虚实相济是共产党人理想的工作状态。仔细分析那些存在务虚或务实短板同志的实际情况,缺乏大格局、认识不到位是症结所在。以解放思想大讨论为契机,长于务虚的同志可以多下基层,多做些调研;长于务实的同志可以尝试暂时放下手中工作,多读书、多思考、多交流,学一学辩证法。
让务实与务虚相辅相成
主持人:能不能结合岗位实际,来谈一谈怎样发挥务虚作用,以“虚”促“实”,最终开出“务实之花”?
黄正平:南通的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从今年初开始,与大学习和大调研相结合,机关和基层联动,干部和群众积极参加。崇川区狼山街道依山傍江,在这一轮思想解放中,按照长江大保护战略,破立并举,更新了观念、统一了思想。街道搬迁民居和污染企业,做足山水文章,积极引进科技、文旅、金融和养老项目,面貌焕然一新,成为破除路径依赖、实现思想升华的典型。
南通在理论宣传中,注重解决理论武装和思想认知上的“最后一公里”,做到虚事实做,以虚促实。创建了三批党的创新理论传播基地,培育了1400多名理论讲师、百姓名嘴,面对面开展理论宣讲。在社会宣传中,注重树立各级各类典型,涌现了如东税务“爱心妈妈”时代楷模,今年宣传50位新时代通商,使广大干部群众学有榜样、行有示范、干有方向。把务虚做实,实现广大干部群众思想理论的升华和观念理念的嬗变。
丁宏:社科院是省委、省政府的思想库、智囊团。智库研究的选题必须来源于实际,一是来源于党委政府的重大决策,二是来源于群众迫切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智库研究不仅要知道是什么、为什么,还要知道怎么办。要务虚地去探索事物的本质及其存在的规律,更要务实地研究推动事物更好发展的路径,提出有针对性、可操作的对策建议。
一份成功的智库研究报告不能坐而论道,而是必须走出象牙塔,到基层、第一线去了解最真实的情况。大多数解决问题的真知灼见都来源于基层,来自于群众。只有“务实”地从实践出发,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务虚”智库工作者。
张亮:作为哲学教师,我一直在思考如何把文章写在中国大地上,让高度理论化的“务虚”学科服务于建设教育强国“务实”事业。经过认真思考,2014年,我投身慕课建设,基于自己学科优势,先后建成《理解马克思》《走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三门慕课。以前我们的课程在校内1年至多有几百名同学选修,现在1年校内外能有超过2万人选修。目前我正着力推进它们走进西藏民族大学、伊犁师范大学等对口援助的西部高校,看着这些优质的课程资源为几千公里之外西部欠发达地区高校的人才培养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很自豪。
范从来,教授,2000年获博士学位。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005),教育部创新团队带头人(2013)。现任南京大学校长助理,中国经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曾获教育部“高校青年教师奖”、国家级教学名师奖、第十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宝钢教育基金优秀教师特等奖。
主要研究货币政策、公司金融与收入增长问题。主持教育部创新团队发展计划1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2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项。出版学术专著10部,发表论文273篇。
记者:作为经济学研究专家,您在多个领域取得了引人瞩目的研究成果。请您简要介绍一下您的学术研究历程。
范从来:我是1980年考取南京大学经济学系的,1983年本科提前毕业后留校任教,自然而然地走上了经济学的研究之路。经济学是一门经世匡时的学科,经济学的研究需要与时俱进、求实创新。我国经济改革大潮中涌现出的客观经济现象和国家经济运行的现实需要是一个经济学者进行研究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属。
我从事经济学的学习和研究,正值我国经济改革发轫伊始。1978年的改革在全国展开后,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成为我国工业化过程中举世瞩目的伟大成果之一。如何更好地发展乡镇企业成为我早期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
上世纪90年代初,因教学工作的需要,我的工作重心由农村经济学转入金融学的研究。货币理论与政策是金融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经济体制市场化和货币化改革进程中亟需研究的重要现实经济问题。1997年,我开始对通货紧缩问题进行研究。“金融危机的外部冲击导致我国的通货紧缩趋势”成为我的研究重点,形成了我的博士学位论文。这项研究成果获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和第十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上述对通货紧缩的研究是以封闭经济为隐含的研究对象的,随着我国经济开放度的提高,就需要将研究视野向开放的国际经济环境拓展。在2001-2005年期间,我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立项研究“通货紧缩的国际传导机制”,系统研究了外部冲击对中国通货紧缩发生影响的渠道、方式、过程及其内在机理。研究成果经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组织专家鉴定为优秀。2003-2007年,在我的研究中引入了开放经济和制度转型这两个因素,展开对“开放经济条件下货币政策的运行机制”的研究。2013年以来,我们团队作为教育部创新团队立项研究“经济转型背景下稳定物价的货币政策”。
记者:新形势下,金融发展怎样驱动创新?
范从来:创新驱动能否实现,取决于金融等制度的相应调整。怎样的融资安排才能驱动创新?我认为,在中国经济迫切需要创新驱动的现阶段,必须依据创新的风险与收益特征,对融资做出以下安排:
第一,外源融资体系的建立是驱动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外源融资的实现取决于金融体系的发达程度,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方向就是要大力发展金融业。
第二,外源融资中资本型金融相对于债务型金融更适用于创新性项目,应从银行主导的间接融资体系转向市场主导的直接融资体系。
第三,资本型金融中的机构投资是支持早期创新企业的主要金融力量,不同成长阶段的企业需要相应的机构投资主体和相应层次的资本市场来为其融资,机构投资人是金融方面重要的创新驱动者,对其的培育、发展是金融发展的重要方向。
第四,现有的企业应大规模公司化改造,只有经过了这种改造,企业的资本结构才可能是开放的,企业股份的价值才可能是公允的,有了这些,机构投资才能公正公平进入,资本型金融才能和实体企业融合。
第五,创新驱动要将创新链前移,不是鼓励大众投资股票,而是要鼓励人们努力成为机构投资人,投资于创新的前端、中端以及产业化的形成阶段。
记者:当前我国发展正处于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历史时期,如何走向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新时代?
范从来:益贫式增长作为亚洲发展银行减少贫困战略的三项支柱之一在1999年被正式提出。益贫式增长通常的含义是经济增长给穷人带来的收入增长比例大于平均增长率。在走向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新时代,益贫性应该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目标。
只有益贫性才能共同富裕。共同富裕作为未来社会的本质特征,马克思是从生产关系演进的角度加以阐明的。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指出,“资产阶级借以在其中活动的那些生产关系的性质绝不是单一的、单纯的,而是两重的;在产生财富的那些关系中也产生贫困;在发展生产力的那些关系中也发展一种产生压迫的力量;这些关系只有不断消灭资产阶级单个成员的财富和产生出不断壮大的无产阶级,才能产生资产者的财富,即资产阶级的财富;这一切都一天比一天明显了。”马克思这里的分析说明,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性质本身决定了资本主义条件下“两极分化”的制度属性。这样的制度属性因财富积累和贫困积累的同一性,最终会导致整个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崩溃,因而作为“两极分化”对立面的共同富裕就成为未来社会最根本的价值标准。可以说,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在进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的中国,坚持经济增长的益贫性将大大加快我国共同富裕的进程。
益贫性与经济的增长是可以统一的。益贫性是要鼓励每个人创造财富争取富裕的行为,不断解放劳动者推进共同富裕,这种益贫性与生产力的发展是可以统一的。马克思在《1857～1858年的<经济学手稿>》中指出,“生产力的增长再也不能被占有他人的剩余劳动所束缚了,工人群众自己应当占有自己的剩余劳动。当他们已经这样做的时候,那时,一方面,社会的个人的需要将成为必要劳动时间的尺度,另一方面,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以致尽管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所有的人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还是会增加。因为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马克思在这里的分析有三个重要的论断:第一,要使得生产力得到充分的发展,就必须让劳动者占有自己的剩余劳动。第二,益贫性是生产的目的,即“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这层意义上的“富裕”,是指使全体人民共同致富。第三,共同富裕能够促使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这实际上是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指出了益贫性与增长性之间的统一。中国必须强化经济增长的益贫性,在共建共享的基础上,做大蛋糕,实现中华民族的美丽富强。
增强益贫性的思路。当前我国发展正处于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历史时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核心在“全面”,短板仍是贫困人口。解决这个短板,传统思路是先富带动后富,对低收入人群加大转移支付,共享发展成果。事实上先富带动后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其实就是要让经济发展成果自上而下传递到低收入人群,但是这个过程并非自动发生的。因此经济发展成果公平惠及全体劳动者,切实让全体劳动者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根本出路,这需要统筹考虑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使经济增长更具益贫性。在目前经济新常态下,经济增速由高速增长逐渐转变为中高速增长背景下,以人为中心的新型城镇化是促进共建共享的有力抓手,在初次分配当中更加注重提高就业率,增加就业机会。在再分配当中需要更加注重再分配政策的精准性,围绕低收入人群的特征,展开制度设计,达到共建共享,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目的。
记者:请您跟做学问的青年人分享一下您的治学态度与体悟。
范从来:不管过去和将来,攀登永无止境,高度非我所求。在知识结构要广的基础上做到研究领域要专,找到适合自己的某个研究方向认真地做下去。在研究中国经济问题时,需要具备国际视野,瞄准中国现实,运用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分析方法,扎实研究,是能够引起共鸣并做出有价值的研究成果的。
记者 杨丽
评论园
有句话特别发人深思:“错误是用来学习的,不是用来纠结的。”
“夫唯病病,是以不病。圣人不病,以其病病。”意思是,知道错误在哪里,能从错误中吸取教训,就不会“重蹈覆辙”,就会越变越聪明,直到把事干成。换句话说,“不病”无非是善于向错误学习罢了。
科技界人士问:“为了发现王子,你必须与无数只青蛙接吻。对于找到王子前那些错吻的青蛙,我们又该如何对待?”江苏《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简称“科技改革30条”,以制度创新形式回答了“吻错青蛙该如何被原谅”。即建立奖励、补偿、援助、免责、共享五方面机制,对尽到职责的科技创新过程中的偏差失误,不再作负面评价并免除相关责任或从轻减轻处罚,营造激励创新宽容失败的浓厚氛围,让科技人员有信心、有耐心、有定力地开展自主创新。这也是从制度层面激励人践行:“错误是用来学习的,不是用来纠结的。”
《后汉书》中有句话:“夫使功者,不如使过。”孟明是春秋时期秦国将领,吃了败仗自上囚车请求处罚。秦穆公以为,经大风浪才能成长,让他吸取教训再战。孟明痛改轻敌毛病,强化针对性训练,在关键性战役中获胜,秦国成为西戎霸主。可见,“使功不如使过”并非使用有功者不如使用有错者,而是要给以教训为师者干事机会,使其能从吸取教训中走向胜利。“使过”,就是向错误学习。其要义不在宽容错误,而在于把错误用起来。错误本身没有价值,对错误的思考和学习才有价值。
中复神鹰碳纤维项目荣获2017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其实很多人不知道,从立项到突破核心技术难题,问题和“错误”层出不穷。公司董事长张国良带领团队坚持10多年,终于在解决了无数问题后收获了创新果实。这也告诉我们,向错误学习不是容易事,谁能做到“实验虐我千万遍,我待实验如初恋”,谁才有可能把探索性错误变成创新创业财富。
近期我省出台鼓励激励、容错纠错、能上能下“三项机制”。细绎之,这“三项机制”有个亮点:严管与厚爱相结合。既要求“当下则下”,又要求“跟踪了解”,对调整影响期满后,德才表现和工作实绩突出,因工作需要且经考察符合任职条件的,可提拔任职。干不好“下”,干好再“上”,也是在激励善于向错误学习,倾力倾情投身于创新探索。“能下”不是放弃,而是“能力再塑”,关键是能因教训变得聪明起来,用新担当和新作为赢得新认可。
有位专家撰文云:收到份科研成果评审材料,其内容和结果又“圆满”又“平庸”。又有专家告诫:尽管我国科研质量呈现出快速提升态势,但“质量和数量不相匹配、原创能力不足、重大原创成果还不多”。再者,“为干事者兜底”已成共识,但依旧有人遇事习惯于“为了不出事,宁愿不干事”。诸如此类现象无不表明,不少人还没能把向错误学习当成必修课。事实最有说服力,用事实告诉人“善于向错误学习者胜”显得格外重要了。真想创新创业干事者也要少打小算盘,真正以家国情怀来定人生取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