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要论

　　● 对外开放战略要考虑三个基本因素，即国家整体发展目标和整体发展战略、国际环境带来的机遇和挑战、自身的优势和不足。

　　● 高质量发展意味着供给和需求能更好匹配，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 面对高质量发展，要进一步调整对外开放战略。简单而言，就是要以“一带一路”为重点，推动形成全面开放的新格局。

　　对外开放的战略决定开放的成败。对外开放战略要考虑三个基本因素，即国家整体发展目标和整体发展战略、国际环境带来的机遇和挑战、自身的优势和不足。

　　当前，我国由高速增长阶段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要求把效率提升作为发展的新动能。也就是说，要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把资源配置到具有更高效率的部门和企业，推进产业结构升级；要推进技术创新，靠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新的生产方式、新的商业模式带来新经济活动，同时以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推动生产方式发生深刻变革，通过新经济部门与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共同形成经济增长的新动能；要提高管理水平；要提升附加价值，特别是要提升在全球生产价值链上的地位；要改善生产要素质量，特别是改善人力资源，同时发挥一些新的要素如信息（大数据）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高质量发展意味着经济发展更加均衡和协调。一是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更加协调，二是城乡差距、区域差距和收入差距缩小，不同地区、不同职业的百姓能够更加平等地分享发展的成果，发展的包容性明显改善。高质量发展意味着供给和需求能更好匹配，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一方面提供更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以多元化的选择满足人们需求的升级；另一方面不断推出新的产品和服务，以创造和引导新的需求。

　　高质量发展还意味着发展更加可持续，既有金山银山，又有绿水青山，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城市乡村更加美丽。同时，金融风险、社会风险、环境风险不断下降，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能力明显增强，经济社会发展更加稳健。

　　高质量发展对开放提出新要求：要围绕形成经济发展新动能的总要求，促进我国创新能力的增强，促进技术进步与结构升级，推动经济效率提高；要有利于可持续发展，力争做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环境效益的有机统一，这就要求外资项目更加绿色、更加环保；要更好地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带来更有品质的新产品、新服务；要有利于协调发展，这要求开放的空间布局要更加合理；要有利于提升我国全球分工地位，助力我国资本技术密集的高附加值产业增强国际竞争力。

　　从国际环境来看，我国还面临很多挑战，包括外需不足、贸易投资保护主义抬头、全球性的引资竞争、发达国家对我国科技进步的防范进一步增强、新型经济体金融风险增加、全球治理体系发生深刻变化，等等。当然，新的国际发展环境也蕴含着新的机遇，其中最大的机遇是新一轮的科技革命。谁的举措得当，谁的战略精准，谁就能够抓住这些机遇，就能够脱颖而出。此外，在吸引市场寻求性的外资、吸引高端人才、全球性的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新兴服务贸易等方面也存在重大机遇。

　　从国内来看，我们要看到有利条件，看到国内的大市场和发展前景对全球各种生产要素的吸引力以及产业配套能力叠加等优势。同时也要看到不利条件，包括综合成本上升、中美贸易摩擦影响投资者对中国投资的决策、招商引资的干部队伍不会为不愿为不敢为等问题。再好的谋划，再好的战略，真要把它从愿景和蓝图变成现实，关键要靠人。

　　面对高质量发展，要进一步调整对外开放战略。简单而言，就是要以“一带一路”为重点，推动形成全面开放的新格局。这个战略包涵两个层面，一是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在国际上形成互利、共赢、稳定的发展环境，推动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二是打造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培育我国国际竞争的新优势。构建全面开放的新格局，包括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加大西部开放力度，形成沿海、内陆、沿边协同开放新格局；开放对象更全面，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并重；开放领域更加全面，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贸易与投资、实体经济开放和金融开放更加协调，经济开放和全球治理同步推进。

　　那么，如何形成国际竞争新优势呢？一是加快推进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型升级，充分利用智能机器人带来的机会，规避先行经济体曾经碰到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出去后出现的产业空心化问题。二是增强资本与技术密集产业，需要改变原有的进口替代战略，进一步扩大开放、深化改革。三是以服务开放为重点，引进高端产业与生产要素。对内管制过度、对外开放不足，是导致我国服务业国际竞争力不强的重要因素。要通过改革开放，把我国服务业国际竞争力潜力发挥出来。四是支持企业主动去整合外部资源。高质量发展需要搞研发搞创新，要把人才、资本引进来，要去国外并购建立研发中心。五是拓展对外贸易，培育新的模式，加强贸易强国建设。以前靠劳动密集产业把劳动力附着在商品和服务上卖出去，未来要发展资本技术密集产业，把智力卖出去，形成国际竞争新优势。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本文系其在“改革开放和高质量发展”理论研讨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