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繁会图上的鳌山灯

图为南京夫子庙大成殿前的摩天轮巨型花灯。 新华报业视觉中心记者 万程鹏摄

图为南京秦淮灯会上生肖狗彩灯。 新华报业视觉中心记者 万程鹏摄

  今天是农历正月十五,中国人的传统佳节。吃汤圆,赏花灯,元宵节这两项最主要的民俗已流传千年。对于南京人来说,元宵节的晚上,一家人走出家门,去夫子庙赏灯观景,这个年才叫过得圆满。而年前就已经开幕的秦淮灯会也会在这一天达到最高潮。

  已经传承了1700多年的秦淮灯会,今天既承载着传统文化,又表达着时代精神,成为南京人文化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正值元宵佳节,让我们一起走进秦淮灯会的历史深处。

  秦淮灯会起源于六朝初期

  顾名思义,“灯会”是“花灯”“灯彩”集中展示的盛会。古代的中国人,将传统节日、吉祥喜庆之时悬挂的五颜六色的彩灯称为“花灯”。传说中,木匠业祖师爷鲁班在建造宫殿时就创制过花灯。到西汉初期,宫廷中已出现了高达七尺半的巨型花灯。但在很长时间内,花灯只是皇族赏玩之物。一直到南北朝,伴随着元宵节赏灯习俗的推广,花灯才走出皇宫,飞入寻常百姓家。

  元宵节,又称为上元、元夕、元夜,“一年明月打头圆”,正月十五是新一年中第一个月圆之夜,早在汉代时就已成为中国人生活中极为重要的传统节日。

  元宵节的起源有多种传说,几乎每一种都与灯有关。流传较广的说法是:正月十五是汉文帝刘恒铲平诸吕势力的日子。后来每年的正月十五,汉文帝都要微服出宫,到张灯结彩的街市游玩,与民同乐。这一天遂被定为元宵节。千百年来,吃元宵(汤圆),赏花灯,始终是正月十五不可或缺的两大民俗活动。

  “秦淮灯会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六朝初期。”南京文史作家周安庆向记者描绘了1600多年前六朝都城建康(南京)举办灯会的胜景:元宵之夜,东吴太初宫、昭明宫,后来的东晋建康宫悬挂各式彩灯,秦淮河两岸达官显宦的宅邸也纷纷效仿,挂出各种花灯。“煌煌闲夜灯,修修树间亮。灯随风炜烨,风与灯升降”(东晋习凿齿诗),暮霭四合,华灯齐放,秦淮河上火光倒映,宛若白昼。

  周安庆介绍,南朝时期,元宵节举办灯会的民俗依然延续,梁简文帝萧纲写有《灯赋》《正月八日燃灯应令》等诗,“落灰燃蕊盛,垂油湿画峰。天宫倘若见,灯王愿可逢”,记录了彼时灯会繁盛的场景。

  和南京相关的成语“破镜重圆”,形容夫妻失散或决裂后重新团聚与和好。南陈的乐昌公主在战乱中与丈夫徐德言走失,幸好各自留下一半铜镜作为以后见面时的凭证。若干年后,在正月十五灯节上,奇迹竟然发生,手持半边铜镜沿街叫卖的乐昌公主竟与徐德言重逢,华丽的灯彩映照下,命运多舛的这对夫妻再度团圆。

  发端于六朝的南京元宵灯会,历经隋唐、五代、宋元等历史时期,始终都会在每年正月十五前后“绽放”。史载,最初的元宵灯节仅有一天。唐代开始,灯会改为正月十四到正月十六,持续三天;到宋代,灯节的时间又被延长,从正月十四到正月十八,观灯赏灯的狂欢长达五天。

  “随着灯会的发展,南京市井闾阎间也逐渐形成灯市。”周安庆说,唐代城南笪桥一带已有众多扎制花灯的工匠聚居,这里是南京最早的元宵灯市雏形。到南唐时期,词翰风流的中主李璟和后主李煜大力推广灯彩艺术,他们将能工巧匠聚集到金陵城,每年元宵节,总能营造出千灯争艳、火树银花的热闹场面。

  《南都繁会图》中的灯节盛景

  明代,南京元宵灯会迎来第一个高潮期。周安庆介绍,朱元璋定都南京后,为营造盛世氛围,竭力提倡灯节盛事。“闻太祖初建南都,盛为彩楼,招徕天下富商,以实国本,元宵放灯,多至十余日”(郎瑛《七修类稿》)。朱元璋颁下圣旨,打造了中国古代历史上最长的灯节:正月初八上灯,正月十三试灯,正月十五正灯,正月十八落灯,灯节的时间被扩展到十天。

  至今,南京民间还有“上灯元宵落灯面”的食俗,即正月初八上灯那天家家都要吃元宵,正月十八落灯那天则吃面条,寓意长长久久,幸福安康。

  朱元璋和花灯的故事、传说有很多:洪武五年(1372年)元宵节,他下令在秦淮河上投放万盏水灯,满河明灭,流光溢彩;元宵当晚,朱元璋不满足于宫中悬挂的富丽堂皇的彩灯,常常微服私访,来到街市上,欣赏民间百姓扎制的彩灯。“明代初年的南京,每到元宵节,全城彩楼绵延,花灯烟火闪耀通宵,鼓乐杂耍喧嚣达旦,很多平日里足不出户的妇女也通宵夜游,结伴赏灯。”周安庆说。

  朱元璋的儿子朱棣也是狂热的“灯彩爱好者”。史载,即位之初,朱棣就下旨官员们在元宵节前后放假十天,与家人共度灯节。永乐十年,朱棣又集中能工巧匠,在皇宫午门外,扎制了美轮美奂的“鳌山万岁灯”。鳌山灯辉煌闪耀,灿若星辰,令人叹为观止。“银烛影中明月下,相逢俱是踏灯人”。

  永乐迁都以后,南京依然是明王朝最重要的城市之一,元宵灯会传统从未断绝。《正德江宁县志》记载,明代中后期南京花灯有“楮练”“纱帛”“鱼鱿”“羊皮”“料丝”等品种,元宵夜,“加松棚于通衢,棚中奏乐,上下四旁,缀以华灯,灿若白昼,箫鼓声闻,灯火迷望。士女以类夜行,谚云走百病。”

  被称为南京版“清明上河图”的《南都繁会图》,描绘明代中期十里秦淮两岸的繁华街景。这幅画上就有元宵节南京人上街观看鳌山灯等各色花灯的热闹场面。周安庆介绍,明代南京还出现一种悬挂彩灯的灯船,元宵之夜往来穿梭于秦淮河上,“秦淮灯船之盛,天下所无……薄暮须臾,灯船毕至,火龙蜿蜒,光耀天地。”(余怀《板桥杂记》)。此外,明代南京还出现了夹纱灯、虎灯、蛤蟆灯、鱼灯、虾灯、荷花灯、藕灯等各色花灯,灯彩品种之繁多,灯节场景之热闹,在全国首屈一指。

  灯会“主场”:从笪桥到夫子庙

  进入清代以后,每年正月十五灯会灯市的“主场”主要在笪桥、夫子庙两处。《金陵岁时记·灯市》:“府县学(注:即夫子庙)前,评事街,皆灯市也。”其中又以笪桥、评事街一带的灯市更为热闹。学者甘熙在《白下琐言》中写道:“笪桥灯市由来已久,正月份鱼龙杂沓,有银花火树之观,然皆剪纸为之。若彩帛灯,则在评事街迤南一带。五光十色,尤为冠绝。”

  笪桥为何能成为昔日金陵灯市所在地?周安庆说,是因为这里一直是金陵花灯艺人的聚居地,他们在这里制作花灯、售卖花灯,“谁家见月能闲坐,何处闻灯不看来”,正月十五晚上,人们纷纷来到这里赏灯买灯,传说康熙南巡时,也曾微服来笪桥观灯赏月。

  清代的南京花灯有三星、八仙、聚宝盆、皮球、西瓜、金鱼等各种造型。当时还有一种构思巧妙的走马灯,外面有灯罩,下面有蜡烛。点燃蜡烛,空气持续对流,能够推动风轮旋转,带动灯笼转动,灯笼表面所画骏马就好似飞驰起来一样(《金陵岁时记》)。

  太平天国运动之后,笪桥灯市逐渐衰落,灯会主办地南移至夫子庙,并沿袭至今。

  “百花疑吐夜,四照似含春”“明灯初试九微悬,瑶馆春归不夜天”“两岸红灯射碧波,一支兰桨荡银河”……清末文人留下来的诗文中,勾勒出夫子庙灯会的繁华和喧闹。周安庆说,清末民初的夫子庙灯会,花灯似海,人涌如潮,夜灿若昼,锣鼓喧天。上新河的徽州木材商人们制作的灯彩尤为出名,每年元宵都会组织提灯巡游,满街鼎沸,火光烛天,时人称为“徽州灯”。

  在南京人的话语体系中,过年不到夫子庙,等于没过年;到夫子庙不买盏灯,等于没过好年。元宵前后,秦淮河畔家家走桥,人人看灯。很多“老南京”脑海中难以磨灭童年时到灯市买盏兔子灯拖着四处乱跑的珍贵记忆。

  年味最浓的“文化嘉年华”

  1986年,在中断多年以后,每年一届的“秦淮灯会”恢复举办,十里秦淮水,再度波映花灯红。

  到2018年,“秦淮灯会”已连续举办31届,今年是第32届。2006年,“秦淮灯会”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现有各级灯彩传承人27人,国家级、省级各2人。秦淮灯会成为我国唯一一个集灯展、灯会和灯市为一体的大型综合型灯会。今年的第32届秦淮灯会,还首次办到了100里开外溧水区的秦淮河源头。

  朱元璋“史上最长灯会”的纪录也已被打破。如今的秦淮灯会从头一年的腊月二十六亮灯,到次年的正月十八落灯,加上一个月延展期,总计时长50多天。灯会期间,南京众多民间艺术形式、文化活动轮番登场,成为年味最浓的“文化嘉年华”。

  灯会的火爆,也使得灯彩艺人直接受益。上市花灯数量从每年10多万盏增长到去年的50万盏,销售额突破1000万元,灯彩艺人年收入普遍从几万元增长到数十万。

  万千灯火不夜天,疑是瑶池在人间。如今的秦淮灯会不仅在南京绽放,也早已走出国门,点亮世界。从恢复举办到如今,秦淮灯彩的非遗传承人远赴欧美、非洲、亚洲的40多个国家的知名城市交流办展,推介南京灯彩艺术。秦淮灯彩已成为代言南京、面向世界讲好南京故事、中国故事的最佳载体。 卫 然

南京西山抗日碉堡。黄宝荣摄

  春节期间,两名男子在南京西山抗日碉堡前身穿仿制二战日本军服拍照,引起全社会的强烈愤慨和严厉谴责。2月22日,南京警方将两人抓获,分别予以行政拘留15日。西山,是1937年南京保卫战的战场之一,当时在这里,发生了怎样的激烈战斗呢?

  南京孝陵卫以北,钟山南麓,有座海拔仅75.4米的小山丘,现称邵家山,又名西山。

  民间的中国抗战史研究者丁进和唐恺、汪骏等人经过查阅资料、实地走访,确认这里就是昔日的战场——南京保卫战中的西山阵地。

  1937年12月,日军上海派遣军第16师团扑向紫金山地区,欲从中山门侵入南京城,西山是其必经之地。驻守西山的是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导总队第一旅第一团,团长秦士铨。

  西山,成为中国军人保卫家国、抗击侵略的热土。

  1937年12月10日拂晓,日军第16师团发动总攻。用大炮猛烈轰击我阵地,“坦克分两路引导步兵向前猛冲”,“气球高悬空中观察,指导放炮兵射击”,“空军也时来轰炸扫射助战”。西山及中山陵、陵园新村主阵地上,硝烟弥漫,枪炮声震撼山谷。教导总队第一团等中国守军顽强抵抗,坚守阵地,日军未能前进一步。

  12月11日,战事更为惨烈。敌我双方进行反复争夺,伤亡甚众。日军夜袭,一度侵占了西山阵地。教导总队浴血拼杀,“几乎整夜不停地连续进行了四次反击”,保住了主阵地。

  12月12日,日军不断增援大量部队,用加农炮发射穿甲弹轰击教导总队阵地。“枪炮声在山谷密林中呼啸怒号,响彻云霄。双方伤亡俱众。”在日军近千发炮弹的狂轰滥炸下,西山的一些机枪掩体被击毁。

  下午2时许,日军侵占了我西山防御阵地东面的陵园邮局。6时许,西山阵地沦陷,第一团伤亡过半,官兵不足千人,撤至卫岗,在农场地区(今南京农业大学)继续与日军激战。此时,撤退令已下达。混乱中,部队涌向下关后溃散,不少官兵就倒在日军大屠杀的屠刀下。

  中国将士的顽强、英勇,连日军也不得不承认。

  日军的一部战史中记载:“据守紫金山的敌军(指中国守军)虽然是敌人,但的确很勇猛,他们也战斗到最后一个人。明知结果肯定是死,但还是顽强抵抗,一直奋勇地阻挡我军的进攻。”日军步兵第二十联队第十中队的老兵牧原信夫1937年12月11日在日记中写道:驻守西山的部队“受到如此强大的炮击还仍然顽强地抵抗到最后,实在令人佩服”。

  如今的西山,还保留着多处抗战遗迹,位于正中的碉堡,是当时的一处营连指挥所。以它为中心,周围分布着三个机关枪掩体。它们建造得很坚固,所用的竹节钢筋有二三公分粗。原有的防雨檐已被炸得荡然无存,碉堡外有用来防护的外壳已部分脱落。可以想象,当时日军炮火是多么凶猛,战斗是多么惨烈。

  人们在西山行走,触摸遗迹,情之深深,心之戚戚,铭记国难,珍视和平。

  陶起鸣 丁 进

  那一年我25岁,按照家乡人的传统,这样的年龄是早该结婚了。恰好那时母亲身体开始不太好,她一直希望在她的有生之年看见最小的儿子成家完婚。我想,反正人生总有这一遭,对凡夫俗子来说,迟结不如早结。于是在母亲的一再催促下,决定走进婚姻的殿堂。

  按照我的想法,在外面举行一个简单的仪式就行了,母亲和几位兄长却坚持要在家中举办,这样就增添了许多琐碎而又不得不做的事。就在全家上下忙忙碌碌筹备婚礼的时候,母亲提出要给我做一件棉衣。我说,做什么棉衣,我有毛衣,已好多年不穿棉衣了。母亲说,冬天结婚必须要穿棉衣。我说,即使要棉衣,买一件就行了,不需要做。事实上不仅棉衣,就是其它衣服,也早已不需母亲手工做了。可是母亲坚持要做。做就做吧,姑姑、嫂嫂和姐姐都提出由她们来做。母亲非要自己做,说我结婚那天,必须要有一件衣服是她亲手做的。我说,需要什么材料,我去买。母亲说她自己买,就亲自跑到镇上,选了在家乡人看来比较体面和讲究的一种咖啡色的府绸面料,又买了上好的棉花,开始做起来。

  做棉衣想起来简单,其实比较复杂。和单衣不同的首先是尺寸的把握,只有准确地掌握棉絮的厚度,才能做到衣服不大不小刚合适。尤其是在将棉絮向里翻的时候,要做到不簇堆,不外露,很平整,是很难的。开始学做棉衣的人,往往到这一关就前功尽弃。现在的城里人不消说了,即使农村的许多年轻女人也做不了。母亲的棉衣却做得很好。我小时经常看到村里人穿的棉衣,要么过肥,要么过小,要么前摆上翘,要么棉絮不匀,但是我们兄妹的棉衣始终是周围人欣赏的样板。

  母亲开始做棉衣了。她用软尺给我量体,一边量一边说,多年不做了,也老了,不顶事了,要在过去是根本不用量的,用眼一瞧就知道了。然后又去剪裁,并叮咛我不要走远,说是怕哪儿不合适或者忘了,随时要量,一定要做得很合适。然后就见她戴着老花镜,照着窗外射进的光线穿针引线,把剪下的一堆布片缝在一起,努力地把针脚做得细密而又匀称,不时地停下来叹息或者一边做一边念叨,对所做的活儿表示不满。又说,以后有人给你做了,我放心了,不再给你做了。我说,以后也不做,买。她道,有些东西总是要做的,就是买,有个人替你挑拣才放心。唉,慈母的一颗心哪!我的眼睛湿润了。

  母亲给我做的是过去家乡人常穿的很普通的中式棉衣,最后一道工序是钉纽扣。那纽扣的做法,是用和衣服一样的布条卷在一起,再用很细小的针缝上接口,然后挽成一个很好看的小疙瘩。由于针脚太小,做这些的时候,母亲的眼力明显不济。一旁的嫂嫂要替她做,母亲不让,说要保证这件棉衣的每一针都是她亲手做的。并说,别看最后是几个简单的纽扣,也是做衣服最见功力的地方,一点不能马虎。棉衣终于做好了,试衣服的时候,大家都说做得好,母亲却一边打量着我一边说,还是年纪大了,没以前做得好了。但可以看出,她的眼神里有一种很特别的情愫,温和而安详,又仿佛是终于做成一件大事般地荡漾着难以抑制的喜悦。

  举行婚礼那天,拜客的时候,原本西装革履的我脱去了西装,穿上母亲做的棉衣。临出门的时候,母亲走来,抻了抻我的衣服,去掉上面沾着的一点很小的棉球。说实话,西裤皮鞋配着土气的棉衣,还扎着领带,实在不好看,但我还是果断地穿着走了出去。原以为会很尴尬,然而众多的宾客和乡亲没有笑我,他们似乎都能理解我为什么这样做,一些大婶大娘则悄悄议论,说我懂得母亲的心。当时母亲没有在跟前,但我知道,那一刻她一定十分欣慰和幸福。

  结婚以后,我的棉衣放进衣橱,再也没有穿过。一年后,母亲就告别了人世,棉衣成为母亲留给我的最后一件也是唯一的一件亲手做的物品。后来想起她做衣服时说的那些话,就想母亲是不是那时已预感到自己将要远行,把深切的爱一针一线缝进衣服,留下一片最后的温暖陪伴心爱的儿子。

  后来变动了几个工作岗位,也搬了几次家,而且每隔一段时间,妻就要翻箱倒柜,把家里所有的衣物整理一遍,该做垃圾处理的做垃圾处理,该送人的送人。但不论怎样搬动,不论怎样清理,这件棉衣始终很好地保存着;不论走到何处,不论在做什么,一想起这件棉衣,总会有一股暖流涌遍全身。

  正值元宵佳节,红光影里透琉璃,月色圆中蕴翡翠,买汤圆,煮汤圆,吃汤圆,“吃了汤圆好团圆”,团圆是中国人的幸福配方,元宵节,就是奔着团圆而去,也是随着团圆而来。

  渴望与亲人团圆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生命力量,不管遇到什么样强悍的阻力,仍有坚不可摧的盎然生机,就像一股激流穿行崇山峻岭,在突围之中更加汪洋恣肆。这肯定隐伏着人性的大结构、大趋势,但在中国文化的历史传统中,实现的方式却是那样的纤巧和简单,就是看看父母,看看爱人,看看孩子,看看亲朋好友。人们感觉孤单的时候,那颗心便会往最温暖的地方靠近,其实那个最温暖的地方,就是家。几千年文化的薪火相传,各种各样的节日都逐渐积淀成团圆的日子,元宵节当然也是如此。通过许多名著,我们可以读到各不相同的微妙感受。

  在《红楼梦》第十八回,元春省亲,正好赶上元宵佳节。“昌明隆胜之邦,诗礼簪缨之家”,到处是花团锦簇,灯光灿烂,珠玉生辉,笙歌聒耳,锦绣盈眸,但落脚点还是在于元春与家人团圆。在这看似热火烹油的纷繁世界中,插播一段人伦欢聚的场面,并不是隐喻贵族豪门的花好月圆,而是在银花火树之中寻找普通人家的快乐源泉。到了《水浒传》和《三国演义》中,元宵节就没有那么喜庆了。《水浒传》第三十三回中,宋江前往清风镇观看元宵之夜的花灯时却因此遭劫被捕。《三国演义》第六十九回中,五位大臣联手在元宵节之夜倒戈伐曹,结果死于乱军之中。一个是生离,一个是死别,元宵节里的人世沧桑令人感慨唏嘘。《西游记》的故事虽曲折变幻,但最后还是回到了故事的主脉。第九十一回,唐僧师徒四人进城观看灯会,本应是出文戏,却变成了武打戏,三个妖精化作一阵清风将唐僧摄到洞中去了,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与三个妖精进行殊死搏斗,最终解救了唐僧。这个故事的亮点就在于最后化险为夷,师徒四人重新团圆,不仅可以继续去西天取经,也满足了我们的审美欲望!

  大团圆的结局在中国古典戏剧中几乎遍地开花。《西厢记》是有情人终成眷属,《牡丹亭》是杜丽娘死而复生与柳梦梅还魂团聚,《长生殿》是李隆基和杨玉环在天上相会,《梁山伯与祝英台》是双双化蝶……这一生,遇到过你,便已经是最好的团圆,相知者相爱,相爱者相生。地上连理,天上比翼,空中双飞,人间团圆,如此比肩接踵,联翩而至,定格化,通用化,经典化,也就成了叙事的主导模式。现代戏《白毛女》《王贵与李香香》《小二黑结婚》等,都顺流而下,余波绮丽。西方戏剧迥然不同,无论是《哈姆雷特》《李尔王》,还是《奥赛罗》《麦克白》,绝少出现大团圆式结局。

  “大团圆”作为一种富有民族特色的文化现象,是从不言弃的民族性格及美学观念的艺术折射。在儒家看来,只有奉行中庸之道,才能达到和谐大同的境界。可以说,“贵和尚中”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精髓,是大团圆结局产生的深层次文化根源。但我们更加看重中国文化筋骨中那种矢志不渝的想象性思维,洒得开,活得透,走得畅,挺得住,决不让希望破灭,所有的故事都不应该是悲剧,因为故事还未结束,还要继续,人们又总是渴望超越自我、突破局限,实现自己的理想,大团圆就是坚定信念的肯定,是人们渴望超越自身局限的体现。当然,人生肯定会有许多无法超越的局限性,“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人们对此没有消极,也没有退让,而是更希望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样的方式,去填补情非得已的距离和残缺,希望给人生带来更加鲜艳的亮色。尽管当今网络通讯四通八达,瞬间即至,但最繁华的时刻、最热闹的场面总是免不了对亲人的思念,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无论身在天涯,还是海角,都有血浓于水的感觉!

  盼团圆,庆团圆,对美好向往的不懈追求,经过长期的淘洗转化,积淀于民族心灵深处,成为生命的哲学和艺术的视野,变成了特有的文化心理结构,表现为中国人特有的行为、习俗、观念、信仰、思维方式,无处不在,无时不有,自觉不自觉地指导着人们处理人与人、人与物和人与自己的关系,也常常能够产生画龙点睛的作用。长河悠远,岁月无痕,天地喜乐,家国团圆,中国人对团圆的追求,由来已久,根深蒂固,矢志不渝,生生不息。再远也要赶回家过个团圆年,再忙也要赶回家看一看爹娘,再累也要赶回家吃顿热乎饭,因为我们都有一个红红的中国结,大地不老,月光普照,团圆就是中国文化的神来之笔!

  说来惭愧,我是一个懒散的人,很多经历过的事情就不太想去重复。对元宵节来说,久而久之,就只剩下吃汤圆这个固定动作了。

  这几日问海南的老友们,记忆中的海南元宵节有什么特色?A答,吃鸡;B答,花车舞龙;C答,换花。对,换花还能算当地的特色。

  过去,节日都是小孩子们喜欢,但元宵节不一样,应该是姑娘、小伙们最喜欢的节日。我曾开玩笑说,七夕是给分居的情侣过的节日,牛郎织女是有夫妻名分的。中国传统意义上真正的情人节,其实应该是元宵。

  过去的女性出入不那么方便,出门还得戴着幕篱,媒妁之言为主,难得自己面对适龄异性。元宵灯会是她们可以相约结伴出来游玩的机会,赏花灯猜灯谜之余,眉眼官司就可以打了。

  就凭辛弃疾“众里寻他千百度”的词,他就可以被评为元宵节里最痴情的人。元宵节也可以当选为最浪漫的传统节日,从华南一带的风俗来看,这种说不出的浪漫是有历史的。元夜,花市、灯如昼、人,这些要素在换花节上都有,“换花节”已被列为海南五大民间艺术活动之一。

  每年元宵,约30万人会在海南府城的绣花街、马鞍街、琼台福地等地换花,年轻未婚男女为多。他们手持鲜花,遇到心仪的人便提出与对方交换手中鲜花,口送祝福,若对方也有意,可与之交换,把臂同游,略有点心照不宣的意思,这明显是给有情人过的节。

  不过,近年频有老友们吐槽,现在哪儿是换花,都是“抢花”,年轻男性动如脱兔,冲过去抢走年轻女性的花就跑。其实,换花在海南也不能算很传统,1986年琼山县委县政府将府城元宵活动定位“换花”之前,其实换的是香。

  有民俗专家考证过,旧时本地人会在华灯初上时分走向街头,不分男女老少,每人手中握着点燃的香,提上点亮的灯笼,遇到了就互相换香,口中互祝“发财发丁,子孙平安”。如香燃烧将完时,要说“接香”,意为传续香火。夜里,会清晰地看到人与人之间,香与香之间接触时燃起的微光。

  那缕光,今天的元宵节已经找不到了。那为什么换香会变成换花?海南的府城,源自北宋,今被更名为“城南\城北办事处”,就连古镇府城都换了名字,换香习俗变成换花,大概也没什么不可理解的,一个很自然的理由是为了安全考虑。

  如同人的小名、昵称多多少少能看出其某些特性,元宵节的别称也颇耐人寻味。正月半、月望这种名字,是早期的。隋以后被称为元夕或元夜。唐初道教开始有兴旺之态,元宵大名上元节,唐末才偶尔喊一两声“元宵”。元宵好理解,古人称夜为宵,正月十五,春节过后第一个月圆之夜,所以称之为元宵节。

  这天,人间都要点起彩灯万盏,让花市灯如昼,故而宋以后称为灯夕,清代叫灯节,可见,元宵不能没有灯。我小时候读到“火树银花”这个词,最先想到的就是元宵之夜。

  汉代元宵过节不过短短一日,唐代国力空前强大,张灯结彩的财力大超从前,灯节过三天。宋代视元宵为一个世俗狂欢的节日,官与民同乐,节日长达五天。不然也不会有老辛的描述:“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说的就是宋朝灯节花灯无数,烟花如星雨。

  明代从初八点灯一直到正月十七才能落灯。现在任何节日都能看到花市,都能看到灯如昼,反而没什么新奇。或说,仪式成了日常,就让人失去了感觉。10年前的2008年6月,元宵节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什么节日也能列为非遗?大概也是式微之下的保护。

  身为海南人,已经超过20年没有在海南过元宵节。成人不自由,尤其工作之后,身不由己的事儿特别多。此外,我心底还有一种隐隐约约的担心,不知道还有多少传统能保留下来。今夕元宵何处,我也只能遥祝家乡一声:节日快乐!

  年是中国最大的民俗,以元宵节完美收官。腊月年味渐浓,正月初一最为高潮,初二到初五似乎都有讲究和说道。不过,跨过初五,年味也就开始淡了,有点依依不舍、余音绕梁的味道了。千里迢迢回到村里过年的人,大多准备好行囊又要为了生计星散各地去打工、上班了。这个时候的元宵节,于“团圆”来说就显得五味杂陈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那年到了除夕,学校才极不情愿地宣布放假。物理老师杨耀民先生严肃地向我们宣布:初三开学,不准迟到。那个年代,物质生活的匮乏自不待言,但改革开放给人们带来了希望与憧憬。本来在村子学校里教书的父亲被借调到镇上的学校教书,当时这所学校被称作是公社高中。我和哥哥则跟着父亲到了镇上学校借读,借读的学校,本来是一座古庙,稍事修葺,就成为校园了。接二连三,父亲与哥哥都考到外地去读书了,剩下我一人在镇上备战中考,那种顿然间的无助与失落令我手足无措,茫然心慌。

  那一年大雪塞途,狂风凛冽,初三一大早,邻村殷湾的同班同学青年哥就来到我们家约我一起去镇上学校了。青年哥住在镇上他姑姑家里,我则栖身在父亲原来一个同事也是我的历史老师高明杰先生的办公室里。初三到校,我搭伙的镇上高中食堂还没开张,只能是把带到学校的干馍泡些开水充饥而已,但当时并不觉得有多么艰苦,每天学习的劲头都极为昂扬。尤其是晚上的自习时间,教室里经常停电,每位同学都自备一盏煤油灯。室内灯火荧荧,窗外漆黑如墨。就是在这样的过年时节,我和这些乡野子弟的同学们埋首镇上学校的砖瓦平房内,三更灯火五更鸡,为了前程,孜孜不倦,用心读书。校园内有一株隋唐时代的松柏,高大挺拔,虬枝盘旋,郁郁葱葱。多年后,我再次读庾信的《枯树赋》和宋濂的《送东阳马生序》,想起当年在镇上读书的种种细节,更有当年父亲同事们的无私恩义,心生感激,无语泪流。

  终日沉浸在书本之中,哪记得还有元宵节?闻听家在镇上的同学说是元宵节到了,今天回家有好吃的了,心中颇为艳羡,又不无怅然。那天,有风,天也阴沉,学校的墙角处似还有残雪。我到与学校一墙之隔住的地方,随便吃点东西就又回教室看书了。突然间,听到有自行车铃声响,也没太在意。教室门被推开,我抬头一看,愣住了:弟弟怎么来了?弟弟说,今天是元宵节,你过年离开家太早了,咱妈让我给你送点好吃的。我和弟弟一起推着沾满了泥巴的车子到我住的地方,刚刚读小学三年级的弟弟连忙给我倒开水,说是妈妈煮好的饺子可能有点凉了,要用开水热一下再吃。弟弟瘦小单薄,自行车的横梁,他根本跨不上去,更不用说坐到车座上去了。利索机灵的弟弟总是掏腿骑车子,就这样撅着屁股,爬坡,过河,一路风尘,跑了近二十里的乡间土路,给我送来妈妈包的饺子,元宵节的饺子啊。要上课了,我让他休息一下,等我下课放学,再送他走。他说,不要送,我能行,咱爹咱哥都开学回学校了,妈妈一个人在家,会不放心。弟弟说完这些,就又掏腿骑上自行车,头也不回地走了。

  我看着满头大汗稚气未脱的弟弟,连一口水都没来得及喝,就这样来去匆匆,心疼不已。到了教室,有同学正在读朱自清的《背影》,听着听着,流起泪来。我担心弟弟万一遇到坏人怎么办?自行车坏在路上怎么办?当地人称作高底河的大干渠的坡,那么陡,弟弟能骑上去吗?过了洛冈,还有湛河上的小石桥,弟弟可千万不要心血来潮,到河滩地里去打猪草啊。种种牵挂与担心,萦绕心头。那时候,不要说手机、微信问候了,就连整个村子,也才一部电话,还锁在村支书家里,一般老百姓哪里用得上?

  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大学毕业的弟弟和我已经在南京相依为命了。身怀六甲的妻子也是一时兴起,说是元宵节要去夫子庙看灯展。弟弟听说了,一定要陪我们去。在人流如涌摩肩接踵的茫茫人海中,弟弟自始至终在前面护着他的嫂子,汗流浃背,顾后瞻前,终于到了大成殿,过了瞻园,到了中华路上,才算突出重围。弟弟蹲在路边上,一口气吸了两支烟。望着沉默的弟弟,我看到他的头发居然也开始星星点点地灰白了,突然想起十几年前元宵节他到镇上给我送饺子的情形,不知怎么,眼睛又有点湿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