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见”……这些诗词，中国孩子两三岁就会背诵，奠定一生对美丽故园、美好生活的向往。
传统村落，是人与自然共生的智慧体现，是中华传统经过淬炼的精华，是华夏子孙文化认同的纽带；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保护传统村落是题中应有之义。前不久，江苏在全国率先以“政府令”形式对传统村落进行立法保护。《江苏省传统村落保护办法》强调整体性，不仅要保护古建筑，而且要保护自然环境；在保护与发展中，强调遗存的“活化利用”；强调村民的文化自觉和积极参与，为子孙后代留住乡土文化之根。
“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隆冬时节，在省级非遗玉祁双套酒的故乡——无锡市惠山区玉祁街道，55岁的双套酒技艺传承人嵇伟，带着十余名师傅拉开了酿造季的大幕。浸米、蒸饭、开粑，堆醅、落缸、榨酒，和祖祖辈辈一样，为酿出一坛好酒，师傅们要手工打磨完成30余道工序。
双套酒的发源地是礼社村，2012年入选第一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的江南名村，如她所孕育的双套酒一样，在800多年的历史演进中，礼社始终坚守“天人合一”的自然生长逻辑，不断孕育新的力量。
礼社村始于南宋，寓意“尚礼守法安居之地”。在近千年的时光里，这种以“尚礼守法安居”为核心的“礼”文化，主导着礼社人的生产生活，带来富足和安康。清乾隆年间，凭借“锡澄武中心枢纽，江湖河汇合分流”的交通优势，礼社兴建街市，成为江南著名的“米码头”“茧码头”，催生了中国最早的工商经济。礼社村人才辈出，诞生了 “一门四博士”“兄弟两院士”的传奇，更出现了中国经济界的“双子星”——孙冶方与薛暮桥。
这样典型的江南名村，却没有许多人想象中“小桥流水人家”的“标准化”景观。走在礼社老街上，3米宽的青砖路，两边是修旧如旧的民房。散布各处的名人故居、纪念馆，后面就住着普通的村上人家，晚清风格的木栅花窗里，飘出饭菜的香气。街头的老式理发店里，一位老人在剃头，略显杂乱的格局满溢烟火的气息。
礼社的美，是不加雕琢的质朴之美。“真正的传统乡村，一定是那种原汁原味的美，既不能脏乱破败，也不要精心修饰，该是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玉祁街道党工委书记黄华晟告诉记者，礼社村的建设始终遵循“小规模开发，大范围保护”的理念，尽量保留村庄本来的风貌。房舍、店铺、戏台、河道，一律修旧如旧。修葺后的每栋房子都住着人，礼社是“活”的千年古村。
好看的皮囊难免似曾相识，有趣的灵魂却是万里挑一。乡村之美，建筑可以模仿，风景可以复制，唯有根植于当地历史传统的文化无法拷贝。礼社美得独特，不仅因为双套酒、龙舞、舞凤、大饼制作、礼社山歌等众多独有的非遗，更在于，这些具有区域代表性的传统文化至今仍然深深植根于当地人的生产生活，在人民代代相传中生生不息。
礼社村民吕焕民的一天，从凌晨2点半开始。
天地一片寂静。老吕和妻子已经在自家的大饼店劳作。揉面，发面，放油，入馅，烘烤，一个个新鲜出炉的大饼堆成了小山。6点，天蒙蒙亮了起来，村民们三三两两聚集到饼店门口，买上几只大饼，一只当场咬起来，其余的提回家给孩子当早饭。
吕焕民的礼社大饼店是礼社村最著名的标志之一，2014年入选无锡市非遗名录。每天，500多只大饼从这里销往各地，高峰时达到1000多只。在过去26年里，老吕夫妻俩不仅把这项传统技艺发扬光大，而且推陈出新。
“我们实际上不可能单纯以原生态保护的标准解决非遗的传承和发展问题，否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约’提出的使世代相传的非遗得到创新就成为空谈。”著名非遗研究专家、南京大学高小康教授认为，没有传承和创新的非遗保护，只能是对民间文化传统的临终关怀。而传统村落保护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采取措施，确保非遗的生命力”。
在过去近百年里，现代制酒技术的发展，使黄酒酿造业的传统酿造技法几乎完全湮灭，玉祁双套酒的“大酵法”是全国仅存的独苗。“大酵法”始于清嘉庆年间，用陈年黄酒代替醅水，不加生水，不加酒药，以酒酿酒，故称“双套”。其口感醇香绵厚，因此历经200余年，至今畅销不衰。近年来，玉祁酒厂在“双套酒”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开发出玉祁糟烧、无锡老酒等畅销新品，每年销售额达到四五千万元。
“活”的乡村，拴住眼前人的乡愁，也牵动远方游子的情思。
2015年，34岁的沈静娟放弃城里公务员的“金饭碗”，带着丈夫和孩子回到家乡，在礼社村旁办了一间“脚踏糕国学馆”，借助互联网，把传统糕团和江南文化推向全世界。礼社吸引她的，不仅是记忆中儿时的家常美味，还有脚踏糕背后的守望相助、和谐安居的乡村生活。“我父亲是有名的脚踏糕大师。小时候，每到过年，方圆十里的乡亲都会上门请父亲做脚踏糕，父亲从来没让他们失望过，做的脚踏糕货真价实，口味没有一丝偏差。”
越来越多沈静娟这样的城里人回归乡村，逐渐打破了“半城半乡”的旧有格局，建立起“伴城伴乡”的新型城乡关系。就在这个月，一份以礼社村为核心的“礼”文化生态圈策划方案初稿摆在了黄华晟的案头。这份策划，将在还原田园水乡原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围绕礼社独有的“礼”文化，建构集养老、旅游、会展为一体的“礼”文化生态圈，同时引入中式建筑设计大赛，将乡村与城市、传统与现代链接起来。礼社还将充分挖掘孙冶方、薛暮桥两位经济学家的名人效应，吸引学界、业界前来探讨具有中国特色、乡村特质的现代乡村经济治理体系，打造乡村版“东方达沃斯”。
而无论多么宏伟的蓝图都不会改变礼社人骨子里“顺其自然”的秉性。“振兴乡村，要小心轻放，慢慢来。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都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黄华晟说。记者 马 薇
黛瓦粉墙砖木砌，雕花窗棂板排门；青砖铺街“人”字形，风雨兼程留足痕……800年历史的杨桥村，水网交织，石桥处处，河道上飘荡着小船，酒坊里叫卖着老酒，村民们肩扛着锄头，带着落日余晖回家去……
杨桥村位于太湖、滆湖（又称西太湖）之滨，始建于南宋，是自然环境孕育的宠儿。村庄三面环水，因水而生，依水而建，水系把古街、古宅、古桥连接在一起。张仙浜、朱家浜、观音浜，南杨桥、东虹桥、西虹桥、庄基桥，杨桥北街、杨桥南街、杨桥西街、杨桥东街、桥南西街，河浜、桥梁、街市是杨桥村地图上的主角。
自然环境决定了杨桥村的生产生活方式。人多田少，陆地交通困难，水路十分发达，杨桥头船成了这里主要的交通运输工具。“从前，杨桥人不管男女，都会摇船、撑船。”老杨桥人唐祖厚告诉记者，造船这门手艺，也是杨桥人的特长。与其他苏南商船不同，杨桥头船造型奇特，船头两侧各有一只尖角伸向前方，因而又名“羊角船”。制造杨桥头船，必须选用上等木料，从船头到船艄要用通条长杉木，中间不能拼接，船的中舱底部由三块板料铺成，每一块长度至少1.8米。
纵横的水路使杨桥村成为重要的江南商埠，南杨桥曾为武进南门的门户，有“介宜阳之邑，通南北之衢”之称。杨桥商贸经济兴于明清、鼎盛于清末民初。元末明初时，一条杨桥街，有饭馆、绸布庄、南北杂货、国药、木行、竹器、银匠店、肉庄、糟坊等各行各业商号店铺400多家。每天，常州、无锡的船只往来，千余米的石驳岸壁间，牛鼻孔系缆石上拴满了大小船只。到了清代中期，杨桥成了江南行省常州府西南部的重镇，数万人居住于此，舟船迤逦，一河渔火，十里歌声，被称为“太湖首镇”。杨桥村的总体布局带有典型的江南商埠特色：水街相依、交错有序，房屋滨水而筑、前街后店、前商后宅。
世易时移，漕河改道，常漕公路开通，自1958年起，杨桥的发展慢了下来，却在沉淀中保留了江南水乡古村落的基本面貌：500余间、1.3万平方米的明清、民国传统建（构）筑，千余米完好的石驳岸，一纵多横“丰”字形的街巷体系。村庄的整体格局依然是“三浜四桥环五街”。建筑、街巷、码头都不大，皆是宜人宜居的尺度。比如老街巷，主干道是南北向的长街，总长730米，多条巷弄向外延伸。老街宽不足2米，铺设着“人”字形的青砖，两侧是鳞次栉比的平房和二层楼，两边楼上的居民伸出双手几乎可以隔空相握，最窄处为“一线天”。
今天，杨桥人仍以务农为主，村里仅有一家生产文化体育用品的轻工企业。造船已由主业转化为非遗，“羊角船”也转化为工艺作品。前几年，杨桥人陈仲华用祖传技艺和优质木料打造了两只结构、形状相同的“羊角船”，保存在常州市工艺美术学院里。
杨桥另一非遗是由民俗转化而来的捻纸。捻纸有600多年历史，工艺复杂，需经设计、选材、裁剪、上浆、刮浆、压制、折叠、捻制、拼装、组合等10道工序，才能手工捻成各种题材的作品。捻纸作品造型夸张、色彩鲜明、构图古朴，有着浓郁的乡土气息和地方特色。杨桥捻纸还指集舞蹈、乐理、祭祀为一体的民间风俗。捻纸作品不出售，只在做寿、上梁、祭祀和丧事等仪式中作供品用，供奉之后烧化，烧化时，捻纸匠要穿上专门服饰，戴上面具，围着火炉翩翩起舞。今天，杨桥捻纸的传承人依然谨守不售卖的古训，作品只供收藏之用。
800年，杨桥的村落文化在积累，有时也在失去。唐祖厚带着记者到南杨桥下，指着地上被踩踏得光滑锃亮的石头门槛说，杨桥村本有4扇巷门，建于清朝。动荡年月，为保护村民安全，村里的商家联合起来，在东西南北主要街巷的尽头建造了巷门，天亮开启，天黑关闭。周边一带的村庄里，唯有富庶的杨桥村有巷门。1949年后，天下太平，村民便拆除了巷门——那时人们还普遍缺乏保护传统村落的意识。
800年风雨侵蚀，杨桥村房屋受损、路面坑洼等现象严重，大量乡土资源面临威胁，村庄发展也受到限制。为此，当地政府编制《常州市杨桥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提出以“诗意江南·水墨杨桥”为定位，将杨桥建成具有“原生文化、原真生活、原貌村落、原味体验”的原生态乡村风情体验旅游区。
“规划”依据的正是杨桥的传统村落价值：枕河而居、古朴风雅的江南水乡；三面环水、河巷相依的传统格局；保存完整、明清时期的商埠遗存；源远流长、丰富多彩的民俗风情。“规划”要做的正是保护杨桥的自然环境，包括保护水体、田园风光；保护“三浜四桥五街多节点”的总体格局及其各要素，如传统街巷、传统河道、传统建筑。此外，杨桥村的传统技艺、传统饮食、传统体育、民间信仰、传统舞蹈、民间传说以及生活习俗、历史人物故事等都在保护之列。
保护与发展，看似矛盾，其实相辅相成，正如杨桥的水系，看似限制了村落，其实造就了历史名村。记者 万小珍
苏州市吴中区金庭镇东蔡村村民金旭岐年过八旬，可他不仅博客微信玩得“溜”，还擅长写歌唱曲，当地广为传唱的《西施消夏歌》就是由他作词。做这些事，金大爷可不是为了赶时髦，而是为了守护自己村庄的“宝贝”——消夏渔歌。
金大爷告诉记者，消夏渔歌曾经是东蔡村村民的“拿手戏”，“出去打渔时在太湖上唱，禁渔期在村里大树下唱。”有历史的村庄总有丰富的民间传说，消夏渔歌的起源也上溯至传说：25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吴王夫差携西施在东蔡村一带避暑消夏，常令吴国士兵和越国战俘一边打鱼、一边唱歌以供消遣，由此逐步形成消夏渔歌这一独特的地方民歌。
消夏渔歌传唱的内容多是太湖西山岛风土人情、历史文化、戏曲故事、时事新闻，以敲击竹篙、樯橹、渔具、船板为伴奏，极具地方特色。随着时代变迁，口头文学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消夏渔歌也面临失传的危机。一度让金庭镇文体服务中心主任邹永民痛心的是，5年前，西山岛会唱消夏渔歌的村民仅剩10人，清一色是白发苍苍的老人。
“年轻人没工夫学，好多老年人又不识字，给消夏渔歌的流传造成很大的困难。”金大爷是退休教师，又熟悉地方历史文化，深知消夏渔歌的价值，他跟着文体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四处走访，一起整理出《十二样花名》《消夏采菱》《送公粮》等渔歌歌词。其中，《西山地名山歌》的歌词超过千字，金大爷凭着好记性将之全部还原。为了丰富资料，他还和蔡建云、金米红、朱佛宝、葛阿毛等老人演出并录像，次年，消夏渔歌就被列入吴中区非遗名录。
让古老民歌流传下去，还得靠老百姓口口相传。如今，东蔡村村民朱三毛家里，每周四都会传出消夏渔歌的歌声。在金大爷等老人们的带动下，西山岛上会唱消夏渔歌的村民已经增加到55位，村委会还把擅长二胡演奏的村民聚集起来，成立了鼓乐队，经常在朱三毛家练习。这些年，他们把老东蔡人脑海里消夏渔歌的“记忆碎片”拼凑起来汇编成曲，有时也即兴原创。日积月累，目前，东蔡人已经在酝酿第150首新消夏渔歌。
消夏渔歌“失而复得”，启发了村民们保护古村落的自觉意识。“保护文化遗产的根本是重建文化自信，民众是保护的原动力。村民们起初为消夏渔歌而骄傲，而今爱惜老祖宗留下的一切，我们的工作就容易开展。”金庭镇副镇长王光玉对此感触颇深。东蔡村党总支书记蒋浩杰告诉记者，“村里的古建筑春熙堂年久失修，去年夏天连续暴雨，春熙堂部分倒塌，很多村民找到村委会，提醒我们，里面还有一棵500多年的白皮松，得赶紧想办法保护起来。”
东蔡村地处太湖西山岛南部，因宋朝建炎南渡，贵族们到西山避难定居而形成，至今拥有大量明清建筑遗存，苏州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春熙堂，就是清乾隆年间江南官绅宅第的精品代表之一。春熙堂规模最大时，有门厅、大厅、门楼、女厅、书屋，七间三楼三底的住屋，还有一座大花园，内有四面厅、九曲桥、八角亭等多个建筑。目前，春熙堂还留有大厅、门楼、后楼、书房和两个小花园。此外，东蔡村还有春秋时越国大夫诸稽郢墓、建于清乾隆年间的畲庆堂等丰富历史遗存。东蔡村不仅入选苏州市首批控制保护古村落，还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旅游资源如此丰富，东蔡村却依然是“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尘外净境”，它的一个砖雕门楼、一块文保牌，都是“背包客”们笔下的惊喜。《寻访西山鹿饮泉》是网友“大白云”今年6月发布的一篇游记。鹿饮泉位于东蔡村上方坞上方寺旁，明蔡羽的《酌鹿饮泉记》《三月八日到鹿饮泉》记的就是这口泉。“大白云”写道，从梅园路进入葛家坞，再前往上方寺遗址，一路上遇到暗淡而精致的古宅、依然在用的古桥古井、枝头鲜艳的杨梅李子、碧清的溪水，无一不是惊喜。果农、茶农给她指路，最后找到了鹿饮泉，“大喜过望”。记者前去探访春熙堂，也是一路寻寻觅觅。从西山岛缥缈峰环路走入两栋民宅间狭小的巷子，绕过几栋名宅，直到看见“春熙堂花厅花园”文保牌，才找到入口。
王光玉认为，保护传统村落，其一就是要保护它宁静、安详、朴实的历史面貌。当然，传统村落的环境整治、街面改造、古建筑修复等保护工作，需要大量资金，以金庭镇首批入选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的明月湾为例，镇里前后投入了约1亿元，因此，需要适度开发传统村落旅游，为今后大面积的保护工作积累资金，形成保护、整治、开发的良性循环。王光玉说，“我们镇古村落遍布，需要的资金往往无法一时全部到位。但我们觉得，不能因资金限制耽误保护的最佳时机，应该分类推进工作。”今年，东蔡村获得中央财政支持，可谓雪中送炭，金庭镇立即对春熙堂进行整体保护修复，该工程被评为苏州市村镇建设传统村落保护优秀示范项目。
采访结束那天凌晨，记者意外收到金大爷发来的短信，是他们创作的第150首消夏渔歌《问倷竹高多少长》的征求意见稿。老人家接受采访时说过：“我这岁数了，就怕来不及把所知所晓全部记下来传下去，每一天都得抓紧。”而土生土长的西山人蒋浩杰，对东蔡村的掌故如数家珍，给记者讲过鹿饮泉的传说。邹永民说得好：有政府立法保护、资金支持，有乡民主动参与，东蔡村的根与魂会在乡愁中延续。记者 陈雨薇
吴湖帆和潘静淑
编者按
12月16日，“梅景传家——清代苏州吴氏的收藏”特展在苏州博物馆开幕，展示了苏州晚清收藏大家吴大澂、吴湖帆祖孙的丰富收藏。译林出版社出版了特展的展览图录与同名普及本，为我们深入了解苏州吴氏的收藏历史与藏品流传提供了独特视角，也是吴地文化乃至江苏文化的历史呈现。我们将书中部分内容分享给读者。
自古以来在中国的美术史上出现的丹青夫妻不在少数，元代就有赵孟頫和管道昇夫妇俩。后来常常把从事丹青工作的夫妻比喻为“管赵风流”。苏州大收藏家吴湖帆和苏州大姓潘氏之女潘静淑则是近现代艺坛上出现的又一对著名的丹青伉俪。
吴潘姻缘 富贵联合
吴湖帆和潘静淑都出生于苏州的名门望族。吴湖帆祖父吴大澂为晚清大吏，同治年间进士，精鉴赏，富收藏，对金石书画颇有研究。吴湖帆从小受家学熏陶，酷爱绘画，临摹了很多历代大家名迹，有坚实的绘画基础。早年与溥儒被称为“南吴北溥”，后与吴子深、吴待秋、冯超然在画坛有“三吴一冯”之称，是一位集绘画、鉴赏、收藏于一身的大家。
潘静淑出生于苏州显赫的潘家，曾祖潘世恩为乾隆年间状元，道光时位至宰相。伯父潘祖荫是咸丰年探花、光绪朝军机大臣。潘静淑是三品刑部云南司郎中潘祖年的次女，这位官宦人家的千金自幼饱读诗书，受到良好的教育，不喜交际应酬，却擅长诗词丹青，是一位娴静文雅的名门闺秀。
吴潘两家本来就相识且相交甚好，潘祖荫和吴大澂都好收藏，两人来往频繁，经常通过书信互通信息，关系十分密切。所以在吴湖帆和潘静淑很小的时候就被家人订下了娃娃亲， 1915年23岁的潘静淑嫁给了小她两岁的吴湖帆为妻，婚后两人相知相守，伉俪情深。而吴家和潘家的联姻，也是两个收藏世家藏品的结合，丰富的收藏为吴湖帆在书画创作和收藏鉴赏方面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丹青陪嫁 翰墨结缘
吴湖帆是民国海上收藏大家，他的藏品以品类全、精品多而享“富甲江南”之名。丰富的家藏也让他在鉴定界闻名遐迩，号称“一只眼”，并与收藏大家钱镜塘同称为“鉴定双璧”。
论其藏品来源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祖父吴大澂的遗留。吴大澂家藏颇丰，吴湖帆自幼耳濡目染，对书画名目过目不忘。仅仅8岁的吴湖帆就对书画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吴大澂有意让吴湖帆继承家学，将自己收藏的大部分书画和一些鼎彝都传给了吴湖帆。其中周代邢钟和克鼎，吴湖帆极其喜爱，故有“邢克山房”之斋号。还有一件唐代大书法家欧阳询的《虞恭公碑》，堪称至宝。
二是外祖父沈树镛旧藏。沈树镛乃咸丰九年举人，官内阁中书，精鉴别，平生爱好收藏金石书画。书画收藏又以董其昌居多。虽沈树镛英年早逝未曾见过这个外孙，但他所藏的董其昌书画后来都被吴湖帆所继承。
三是夫人潘静淑的陪嫁。潘静淑嫁入吴家，带上了丰厚的陪嫁品，多数为收藏重器。其中最有名的是宋拓本的欧阳询《化度寺塔铭》、《九成宫醴泉铭》、《皇甫诞碑》，这三件碑拓和吴氏家传的欧阳询碑刻拓本《虞恭公碑》合而为四，并题为《四欧宝笈》，吴湖帆不仅把书斋名命为“四欧堂”，甚至将四个子女的名字中都加了“欧”字。
陪嫁中还有一件宋汤叔雅《梅花双鹊图》，是当年慈禧太后赏赐潘祖荫的，潘祖荫非常喜欢潘静淑，便作为陪嫁品赠予她。在潘静淑30岁生日时，潘祖年又赠送给女儿珍贵的宋刻《梅花喜神谱》作为生日礼物。在《吴湖帆文稿》中记有“光绪己丑，与孝钦皇后临本一幅同时赐潘文勤公，后由外舅仲午公付静淑袭藏，今与宋刻《梅花喜神谱》同贮，名吾居曰梅影书屋。”这就是吴湖帆梅影书屋斋名的由来。
吴湖帆对梅影书屋有着特殊的感情，不光是为了纪念两件梅花神品的集合，更是对夫人潘静淑的情感表达，斋名中的“影”字寓意着形影不离，表达了吴湖帆要和潘静淑相伴相生、形影不离的意思。“影”又通“景”，故也作“梅景书屋”。
四是通过购买或交换所得。吴湖帆婚后的收藏，大都是和夫人潘静淑一起建立起来的，两人都比较热衷于收藏，特别是1924年从苏州搬到上海后，吴氏夫妇收购了很多字画，有时也有通过互相交换来收藏。其中最负盛名的一件作品就是《富春山居图》之残卷《剩山图》，此图便是吴湖帆1939年用自己珍藏的商周古铜器换购而来。收藏到《剩山图》后夫妻两人如获至宝，潘静淑曾题其为 “梅景书屋所藏第一名迹”。 这四个收藏来源使梅影书屋的收藏名声远扬。
吴湖帆一生用过的斋名有二十多个，都是他用喜欢的藏品名称命名的。而在这众多的斋名中唯有梅影书屋是他最喜欢和最常用的，可以说梅景书屋已然成为吴湖帆鉴藏的一个缩影和代称。
阴阳分离 书画合璧
1939年，48岁的潘静淑因病突然去世，吴湖帆悲痛不已，更名为倩，自号“倩庵”。为寄托对潘静淑的哀思，他还陆续做了很多纪念亡妻之事：如将潘静淑的《千秋岁词》稿和摹写的《兰亭序》手迹刻石赠海内书画名家；请当时众多书画名流为其夫人的遗句“绿遍池塘草”作图及题咏，征集书画诗词作品一百二十余件，编印成《绿遍池塘草图咏》一书出版。
在潘静淑留下的百余件画作中选用了她25岁开始创作的26幅精品编撰出版《梅影书画集》，赠予亲朋好友纪念。其中最后一件作品《临王酉室群英图》，乃是潘静淑临摹明代画家王榖祥花卉卷中的荷花之前的一段，原王榖祥长卷中画有折枝花卉二十二种，可惜潘静淑摹写到荷花时便不幸病逝，仅画完十种花卉，留下这未完的画卷成为绝笔。为弥补夫人遗憾，吴湖帆最后将整卷补完，终成一幅阴阳相隔的合璧之作。
潘静淑曾说：知书画者莫如湖帆，知湖帆者莫如余。吴湖帆则曾说：余虽不文，与静淑共事笔研，静淑亦颇有仲姬、墨琴之志。可惜“绿草新词，反成断肠之句；梅花旧影，空照梦离之魂”。己卯7月19日，天大风雨，吴湖帆为题潘静淑遗像作《洞仙歌》词，不觉涕泪满纸：
霎时永诀，殆今生缘满。暮暮朝朝梦魂远。恨只恨亏此一点情天，事不料、真有人生肠断。
影形相共处，廿四年中，辛苦奔波饱经遍。安乐未亲尝，死别生离，从今后我心难遣。愿天上神仙似人间，再盟订来生，白头从愿。
钱莺歌
从古到今，写金陵的文章很多。特别是白话文兴起后的民国，很多文化名人都写过南京，给我们留下了许多金陵印记。
陈独秀的《江南乡试》，记录了他18岁从安徽安庆来到南京参加江南乡试的情景。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陈独秀在家人的陪伴下，骑着驴子，从仪凤门进入南京城。在他的想象中，“南京城内的房屋街市不知如何繁华美丽”,但进城一看，大失所望。尽管道路开阔，但两旁的房子很破烂。真正到了考试那天，“一进考棚，三魂吓掉了二魂半”。在这里，他遇见了一位口中一直在喊着“今科必中”的范进式的考生，他在旁边默默地观察了一两个小时，联想到假如让这样的考生得了志，那国家和人民是如何地遭殃。“一两个钟头的冥想，决定了我个人往后十几年的行动”。这篇文章把我们带进了19世纪末的夫子庙，带进了清朝最后的考场，让我们感受到了贡院里的末世气息。
对于鲁迅、周作人兄弟俩来说，南京是他们人生的起点。1898年5月，鲁迅自绍兴来到江南水师学堂学习，不久转入了陆师学堂下设的路矿学堂学习。1901年8月，他的弟弟周作人也进入了这所学校。他们都在南京待了四五年后先后去日本留学。1926年鲁迅在《琐记》一文中回忆说，他在这里读到了赫胥黎的《天演论》，而且到城南去买了一本，思想上受到了真正的启蒙。周作人也曾写过《南京下关》一文，回忆自己在江南水师学堂学习的情景。
从上个世纪初开始，南京成为国民政府首都，很自然吸引了很多文人墨客前来旅游、观光、怀古。其实，到了晚清及民国初期，秦淮河由于长期得不到清淤，河水已经严重淤塞，秦淮河水的质量也非常糟糕。陈西滢1928年写的《南京》里说，“不怕说煞风景的话，我实在不爱秦淮河。什么六朝金粉，我只看见一沟肮脏的臭水！” 1946年，郭沫若也写过秦淮河，他说：“我是第一次看见了秦淮河，河面并不宽，对岸也有人家，想来威尼斯的河也不过如此吧！河水呈着黝黑的颜色，似乎有些腥味。但我也并没有什么幻灭的感觉。因为我早知道，秦淮河是淤塞了。”
尽管秦淮河水是变质了，但文人墨客们看到的秦淮河，往往不是现实中的秦淮河，而是积淀了文化内涵的秦淮河。比如梁实秋1923年游过南京后在《南游杂感》中写道：“秦淮河的大名真可说是如雷贯耳，至少看过《儒林外史》的人应该知道。我想象中的秦淮河实在要比事实的还要好几倍，不过到了秦淮河以后，却也心满意足了。秦淮河也不过是和西直门高粱桥的河水差不多，但是神气不同。秦淮河里船也不过是和万牲园松风水月处的船差不多，但是风味大异。”梁实秋看到的秦淮河在神气与风味方面是大不一样的，是历史的秦淮河。
1923年夏天，朱自清和俞平伯夜游秦淮河，两人创作了同题文章《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这两篇散文，被奉为五四时期白话散文的圭臬。这两篇散文为秦淮河做了很好的推广，尤其是他们提炼的意象——“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成了秦淮河景致最凝练的概括。
对于文人墨客来说，最感兴趣的还是南京的书卷气。朱自清1936年写的《南京》中说：“逛南京像逛古董铺子，到处都有些时代侵蚀的痕迹。”文学家陈西滢说：“要是有一天我可以自由地到一个地方去读我想读而没有工夫读的书，做我想做而没有工夫做的事，我也许选择南京作为长住的地方，虽然北京和杭州我也舍不得抛弃。”
都知道张恨水是小说家，其实他还是非常好的记者与散文家。张恨水在三十年代曾在南京生活了三年时间。在南京创办《南京人》报，曾产生很大反响。他对南京这座城市很有感情。他的多部小说以南京为背景，如《丹凤街》《石头城外》《秦淮世家》等。他的关于南京的散文有《白门十记》《南游杂志》《忆南京》等等。他写豁蒙楼，写钟山，写明孝陵，写秦淮河边雅集，写白门杨柳，写荒落的城南古巷，写萧瑟的下关荒江，他的很多散文小品写得清新自然，是报纸的即兴补白。
黄裳早年是《文汇报》记者，在1942年就到过南京，并写了散文《白门秋柳》。他当时看到的南京，尽管马路宽广，但十分空旷，加上风沙弥漫，一派萧条景象，很契合白门秋柳的意境。1947年，他作为《文汇报》记者来到南京住了几个月。他在《文汇报》“浮世绘”专刊上发表了一系列写南京的散文《金陵杂记》。改革开放后，他的《金陵五记》一出版，立即受到读者的青睐。 陈正荣
2007年8月1日，美国明尼苏达州密西西比河上的路桥坍塌，事故造成13人死亡，上百人受伤。事后美国调查人员认为，这起事故可能与鸽子粪便腐蚀桥梁有关。
不过，对于这样看似令人忍俊不禁的调查结论，《锈蚀： 人类最漫长的战争》一书作者乔纳森·瓦尔德曼或许并不觉得意外。作为环境调查记者的他，曾踏遍美国南北，着重调查了食品加工、油气管道、钢铁制造、交通运输等诸多领域的锈蚀现象，从而得出这样一个看似耸人听闻的结论，即锈蚀很可能是人类最可怕的敌人之一。尽管形形色色的金属助推人类文明不断攀上新高度，但锈蚀这种看不见的隐形危机，同时也可能是人类文明的“终结者”。
瓦尔德曼列举了大量案例以阐述他的惊人发现：如果不是1980年5月10日两个攀上自由女神像的抗议者，可能人们还一时无法意识到自由女神像已锈迹斑斑，不久极可能变成一堆废铁；上世纪初，因为碳酸饮料腐蚀，易拉罐爆炸伤人事件层出不穷；而在上世纪50年代，美国每年大概有5万人因为锅炉锈蚀引发的爆炸而遇难；锈蚀还可能“击落”飞机、“凿穿”轮船、酿成车祸……只要有金属，便会有锈蚀。因为锈蚀，仅美国每年就得付出4000亿美元的代价，远超其他自然灾害的总和。
别以为没有锈蚀就好，一个没有锈蚀的世界大概也是一个没有金属的世界。假设自然界的金属都不锈蚀，后果同样不可想象。如真这样，我们生活的星球早就被各类金属垃圾占领。要知道，单是粗钢一项，2016年全球产量便高达16.285亿吨。
庄子曾经说过：“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始卒若环，莫得其伦，是谓天均。”其大意是，自然界的一切物体都是由种变化来的，都是以不同的形态相互转换，转换就像是一个圆环，人们要懂得这个道理，这就是自然界的变化规律。庄子对金属的认识，不可能像今天的人们那般具有科学性，他的思想本质是推崇人与大自然的和谐共处。从这层意义上讲，尽管今天我们的科学技术已取得相当成就，但相较于大自然，人类依然极为渺小。也只有顺天时应地利，不断学习并尊重自然规律，人类才可能源源不断地汲取大自然的营养。
锈蚀虽令人头痛，其实人类并非束手无策，早在几千年前古人就曾取得过极其突出的成绩。比如湖北省博物馆，其四大镇馆之宝中就有两件与金属有关。一件是高55.7厘米，宽4.6厘米，柄长8.4厘米，重875克的越王勾践剑，一件是重达2567公斤、由65个大小编钟组成的曾侯乙编钟。这两件宝贝疙瘩主要材质均为青铜，但其中又都加入了其它金属，所以这两件宝贝在地下被埋了2400余年居然不朽。
事实上，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只要措施得当，过去锈蚀所造成的许多危害完全可以避免。比如前面讲到的自由女神像，工程师们让女神像变成一块“电池”后，便大大降低了锈蚀速度。还有今天的许多设计已经注重“腐蚀裕量”。瓦尔德曼还不无调侃地指出，锈蚀确实给金属稳定带来负作用，但另一方面，随着大量金属的应用，千奇百怪的除锈问题又“催生了一门大生意”。
作为一个司空见惯的现象，锈蚀很少被人真正审视乃至像本书这样跨越科学、经济、社会等多门学科的深刻思考，瓦尔德曼能把一本科普作品写得这般意趣横生着实令人印象深刻。确实，万物“始卒若环”，没有人能置身自然之外：既然人类选择接受大自然的恩赐，那么直面与大自然恩赐同时带来的负面影响便是不可回避的选择。 禾 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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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葆全等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内容简介：本书从《论语》《孙子》《墨子》《老子》《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经典中精选先秦诸子代表性的文章进行注释、翻译和解析，揭示其在当代温故知新、借古鉴今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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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胡 适等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
内容简介：盲目读书得到的只是浪费时间，《怎样读书好》从胡适、林语堂、蔡元培、朱光潜等众多名家文库中精选与读书相关的文章，涉及读书的意义、读书的传统、读书的方法、读书的乐趣等多个方面的内容，给你读书方法的启迪。
问（“财富”杂志资深记者卡罗尔·卢米斯）：你们如何定义成功？
巴菲特：成功就是快乐，快乐是我安身立命之本。我庆幸生命里的每一天都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和自己欣赏的人一起工作，我也没必要和令我作呕的人合作。
我跳着踢踏舞去上班，到了办公室以后，总觉得自己如同躺在沙发上绘制着天花板，这简直太有趣了。工作中唯一不喜欢的事情就是，我偶尔必须解雇某个员工，这种事每三四年发生一次。
有人说，成功是得到你想要的东西，而快乐是满足于自己的拥有。我不知道在这一句话中哪一点更适用于我，但我的确知道自己不会去做任何别的事情。
我想建议你们，当你们出去工作时，要与你钦佩的人共事，在他们的组织里工作，因为这将令你兴奋。
比尔·盖茨：我同意，关键在于你能否从自己每天的工作中得到乐趣。对于我来说，这种乐趣是与非常有魅力的人共事，致力于解决新问题。每当解决一个新问题，我们都会觉得：“嗨，我们又获得了一点点成功。”
我们总是从用户那里得到反馈信息，他们告诉我们机器太复杂，用起来不太顺手。解决复杂性的问题、实现技术的突破和研究计算机产业，特别是软件开发，是最有趣的工作，我想我正从事着最称心如意的工作。
问：你们觉得自己是个成功者吗？
巴菲特：就我而言，成功与智商无关，关键在于理智。我一向将智商和天才看作汽车的马力，而最后输出功率的大小则取决于理智。许多人开着400马力的汽车却只发挥出100马力的功率。
“最佳状态”应该是：200马力的车百分之百地发挥出200马力的功率。
首先，不要自己给自己设置障碍。在这儿我有一个小小的建议：先选择一个你最崇拜的人，并写出你崇拜的原因及他身上的优点；然后再选出你最厌恶的人，并写出使你厌恶的地方。只要经过一段实践，你所崇拜的对象的优点就会渐渐地成为你自己的，假以时日，就会全部成为你自己的了。如果坚持这么做，你将会发现你把自己所有的马力都转换成了输出功率。
比尔·盖茨：我在很小的时候就接触到了计算机，这大概就是我成功的缘由及秘密所在。
尽管当时计算机非常昂贵，功能开发也有限，但还是令人神往。一些朋友和我几经探讨之后，一致认定：这个神奇的芯片技术将会发展成为人人都能掌握的东西。我们认为，计算机的发展前途不可限量，编写程序将会成为一件非同寻常的大事。
基于这点“先见之明”，我们就雇用了几个朋友编写软件，想看看计算机这个玩意儿到底有多神奇。结果表明，以计算机为主角的信息革命不仅节省了人们的体能，而且还大大拓展了人的智能。
问：你们是如何使你们的公司走向全球的？
巴菲特：（在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期间）我们不直接使我们的业务走向全球，我们投资的两个最大的公司是可口可乐和吉列公司。
可口可乐公司收入的8%来自国外，而吉列公司收入的2%来自国外。因此，它们正在参与改善全世界的生活标准，而我们依靠它们走向全球。我能安坐在奥马哈，让杜格·艾维斯特（可口可乐公司首席执行官）在世界各地飞来飞去。
比尔·盖茨：我们的业务确实是全球性的。个人电脑标准是一种全球标准。
事实上，我们的市场份额在美国之外比在国内高得多，因为相对说来难于建立当地分公司，也难于了解当地的条件、当地的销售渠道和关系。由于我们的大多数竞争对手来自美国，而且同样不善于经营国际业务，我们在其他国家的业务甚至更兴旺。
问：是什么促使你俩于1995年一起前往中国，那次旅行对你们此后的全球业务决定产生了什么影响？
巴菲特：我的家人对我前往中国感到吃惊。我的旅行从来不越出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县的边远范围。我度过了一段非常美好的时光，还证实了我的感觉，即未来在中国将售出大量可口可乐。
比尔·盖茨：我们有许多理由前往中国。部分是为了休息和娱乐。我们发现在那儿有几家麦当劳餐厅，因此我们不觉得离家太遥远。前去看看正在发生的各种变化，前去看看那个国家的不同地区，前去会晤一些领导人，这也是令人激动的。
问：你们两位都是各自行业的创新者，你们对创新的定义是什么？
巴菲特：实际上，在自己的工作中，我不怎么进行创新。
我只有两项职责：
一项是分配资金；另一项是帮助15或20名高级管理者，使他们在没有任何经济顾虑的情况下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工作当中。
我的职责是帮助我的高级员工，使他们早晨起床就能够点燃足够的工作兴趣，继续以钱包空空和初出茅庐时所抱有的热情投入工作。如果说我做的是这两件事，那么，他们做的事就是创新。
比尔·盖茨：事实上，技术行业有许多曲折的变化。或许根本原因就在于，这是一个如此有趣的行业，所以没有一家公司会固步自封。IBM公司将永远在技术上比任何公司更占优势，但它错过了技术发展道路上的几个转折点。
因此，你每天早晨醒来时就应该考虑：“嗯，我们一定要竭尽所能，不再错过今天技术发展道路上的重要转折。并仔细留意，在语言识别方面或在人工智能方面，正在发生着什么。”
然而，有时我们确实感到措手不及。比如说因特网出现时，我们把它作为第五或第六件优先考虑的事。可是紧接着我们就认识到，因特网比我们的战略规划发展得更迅速、更深刻。因此，作为领导者，我必须营造一种危机感，必须认真倾听微软公司内部所有聪明人的意见。
这就是像我们这样的公司必须吸引许多具有不同思维方式的员工的原因。我们必须容忍许多不同的意见，也必须识别正确的意见，并给予支持。
问：信息时代的到来，使社会发生了革命性剧变。你们怎样做好最充分的准备？
巴菲特：一开始我并没有领悟到这将是一次巨大的技术革命。这次技术革命将以激动人心的方式改变世界，而且速度飞快。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我们对待技术革命的态度与盖茨是截然相反的。
我在技术革命中寻找商机。我想我能通过这些商机预测，在未来的10年、15年或20年之后，世界将会变成什么模样？或许那时的商机将或多或少与今天的商机一样，除了规模可能会更大，国际交易可能会更多。
因此，我关注的中心是不变的。比如，我看待因特网的方式是，尽力确定一个行业或一个公司会受到因特网怎样的损害，或者如何被因特网改变。然后，我就要尽力避免这种情况发生。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否认能从这种变化中赚取很多钱，我只是不认为我会是那个人。
比尔·盖茨：整个世界将大大地受益于计算机的普及。可以预见的变化是，你的收入水平将不是取决于你来自哪个国家，而是取决于所受教育的程度。
今天，一位印度的哲学博士很难赚到与美国的哲学博士一样多的钱。如果我们能使因特网像船舶运输货物那样有效地传送服务和建议，那么，你将拥有一个本质上开放的市场，这个市场既争取印度工程师的加入，也争取美国当地工程师的加入。而且，这有益于每一个人，因为这能使任何人更好地利用资源。
因此，发达国家将是最早从中受益的。然而从长期来看，发展中国家中有幸获得良好教育的人们，完全应该从这一切中获得最大的利益。
问：如今，我们应该给投资者提点什么建议呢？
巴菲特：必须让投资者知道，他们今天读到的所有关于投资策略方面的建议都是可有可无的。
他们的投资策略只应该考虑到以下两点：
第一，即便他们知道整体经济的走向，却未必知道股市将要发生什么。
第二，他们无法挑选到比平均水平优秀的股票。股票是一种适合长期持有的投资品。
一般情况下，他们可能在两件事上出错：买到错误的股票，或者是在错误的时机买进、卖出股票。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根本没有必要频繁换股。他们只要购买美国产业“横切面”中的一组股票，如果这个行不通，那到处搜寻优秀个股就更不会奏效。
另外，他们必须对贪婪保持警惕。我经常跟大家说，应该在别人感到恐慌时变得贪婪，在别人贪婪时感到恐慌。然而，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当然，你起码不应该在别人变得贪婪时变得贪婪，在别人感到恐慌时恐慌。至少，设法远离它。
（本文编辑整理自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年11月出版的《跳着踢踏舞去上班》）
许小年
创新也好，创业也罢，路是要一步一步走的。你尽可以展望前方的目标，但是不应该忽视脚下的道路。说到创新，我们每一个人几乎都可以讲出一些新的名词，谈出一些符合潮流的概念。
比如，当前，人人大谈工业4.0，但是，工业4.0是什么呢？简单地说，工业4.0是智能化时代，而它的前身，分别是机械化和动力化的工业1.0时代、自动化的工业2.0时代、信息化的工业3.0时代。每一代、每一个版本的工业技术都是以前一个技术为基础的，如果不做好3.0，4.0也一样无从谈起。所以，对中国很多工业或者制造业企业来说，工业4.0恐怕不是当务之急，夯实工业3.0或者工业2.0才是当下需要达成的目标。
这就是我想要强调的一点：在展望未来目标的时候，不要忘记我们是从哪里出发的，不要忘记我们站在什么样的基础之上。
当前，年轻人都具有非常敏锐的思维和高涨的热情，能够非常之快地接受新的概念和新的技术，并且能够迅速地把想法付诸实施。但是，对此我也有点隐隐地担忧。这个现象就是“风口”。在我看来，创新并没有风口，反之，凡是追逐风口的行为都不能称之为创新。
我在中欧工商学院教书，经常会问我的学生他们几年前在做什么，现在又在做什么。大致来说，四五年以前大家都在做金融、做VC、做PE。大约三年以前，电商风起云涌，大家纷纷去做电商，他们卖什么呢？有很多人居然在卖车厘子。
两年前，创业的风口又变了，大家都跑去做平台，今天这些平台都跑到哪里去了？而在一年前，大家又一窝蜂地开始做P2P。今年呢？今年流行AI、VR。每年都有一个流行主题，每年都有一个时尚风口，所以，每年都会有一大批创业企业围绕着这个风口跳舞。
但是，这是创新吗？创新应该如何定义？它的重点在于“创”而不在于“新”，尽管它含有“新”的成分，是某种程度的新，但是，传统的行业就不能够创新了吗？我们需要明确的是，创新并不意味着新潮，而在于创造。
我为大家举一个传统行业的例子。贵州的老干妈，是一家创新做得非常好的传统企业。它没有大数据，没有云计算，就是一家使用传统配方、用传统模式制作辣椒酱的企业，并没有什么高科技的含量。但是，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我们都可以买到老干妈的辣酱。在我看来，它的创新就在于，构建了一个全球化的销售网络。
所以，创新不是风口，不是新潮，不一定是当前最前卫、最先锋的技术，而是要做自己和他人没有做过的事情，是带给这个世界、带给市场以新的产品、新的技术、新的商业模式、新的想法和新的服务，是实现差异化竞争。
大多数人眼中的创新就是大数据，就是AI、VR技术，以至于我们如果不谈这些，就没有资格谈创新。但事实并不如此。大家都挤到一个风口不是创新，而是争相模仿，它恰恰与我们所提倡的差异化竞争是相反的。华为这类在技术上、在研发上独树一帜的大企业当然很棒，但传统行业、传统业态同样可以实现创新。
最近，我一直在给学生推荐一本谈创新的书，就是彼得·德鲁克所写的《创新和企业家精神》。他的一个观点是：创新何需高科技，传统行业一样行。
当然，我想，这样讲似乎有一点落后于时代，但是我看到了太多年轻人，凭借自己的一腔热血，闯进了创新、创业的大潮中去，结果碰得头破血流。尽管这种挫折、失败在创新和创业的道路上在所难免，但作为老师，我希望我的学生能够少犯错误，能够比较顺利地实现他对于未来的梦想。
今天，中国的市场和30年前已经完全不一样了。30年前，我们把中国的市场叫做卖方市场，那是一个供不应求的年代。但今天的中国市场是买方市场，假如一个创业公司只能靠一轮又一轮的融资来支撑，而你的产品和技术却不能够赢得买方的认同，那么你的公司只能陷入一个无底洞，更不可能获得成功。
所以在我看来，为了早日实现大家心中的梦想与目标，我们有必要避开风口，关注当下，思考自身的独特之处。只有找到了这个独特之处，为市场贡献别人无法贡献出来的产品和别人实现不了的技术，实现差异化竞争，才有可能被这个市场所接受。而只有赢得市场的认可，你的事业才具备了持续发展的基础。
所以我想，获得市场认可的前提，一定是在展望未来的同时，着眼于当下，必须脚踏实地地从基础开始做起。
（许小年，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曾获中国经济学界最高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常 进
爱因斯坦讲，宇宙中最奇怪的是宇宙居然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只弄清楚了宇宙的5%，但宇宙中有95%是暗物质与暗能量。
全世界投入了大量的金钱去研究暗物质或暗能量，为什么呢？人们认为暗物质和暗能量是现在笼罩在物理学上面的两朵乌云，我们的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也就是一百年前的两朵乌云导致的——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它们的发现导致了我们今天这个世界的变化，所以我们认为，暗物质和暗能量是现在的两朵乌云，如果能够弄清楚它，肯定会导致基础物理学产生很大的突破，所以这是暗物质为什么热门的原因。
我们的“悟空”卫星真正的创新，用一句话概括——是世界上第一次到天上去观察TeV（万亿电子伏特）以上的波段，相当于打开了宇宙新的观察窗口。我们大概在天上2年，把整个天区扫描了4次，找到了35亿以上的高能粒子，我们挑出了150万个高能电子发表了第一篇文章，就刊登在《自然》上。总的来讲一句话，这次是世界上最精确的高端电子能谱。天文学家、粒子物理学家可以根据这个能谱去推测天上暗物质的可能的性质。
我们这个卫星总共有两大挑战，第一个是粒子鉴别，天上的粒子多种多样，打个比方，在一个2000万人的大城市，瞬间找出20个人，一个都不能错，难度很大。我们在这一行干了二十年，有很深的积累，所以这个技术我们很快地攻克了。
第二点是动态范围，因为你不知道暗物质粒子多重，质量多大，现在都是漫天撒网去找暗物质，所以我希望做一个世界上最大的网，专业的说法是单个探测器的动态范围要大，这个范围大到有一百万倍。我打个比方，把“悟空”望远镜当成眼睛，不但能看清一个身高2米的人的五官，还要能看清他身上的血小板，小到2微米，这就是一百倍的动态范围。我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花了十年，最后得到了科大的几个退休老师的帮助，用2年时间列出30种方案，最终选择最优方案。
卫星上天三个月以后，前面三个月最主要是测试标定，结果出来以后，科学院把国内这方面的专家都请过来对卫星打分，我们的得分是100分。两年以后，所有的探测器都在工作，所有的参数和刚上天的时候一样，还是100分状态。
卫星发射以后我流了三次流泪。
第一次流泪是我看到伽马射线天图，当时我在火车上，我流泪了。这个结果证明我们200多人4年的工作没白费，探测器能工作，化解了我最大的担心。
我出生在江苏泰兴农村，当地农民一年的收入大概是两万块钱，我们这个卫星相当于泰兴几万户农民的收入。我父亲现在去世了，他去世之前老担心我会把这个卫星搞砸了，根据他的理解，出这样的事我肯定要被国家抓起来。所以干暗物质卫星的事，我一直小心翼翼、踏踏实实，尽力做好每一件事情。
第二次流泪是在韩国一个国际会议上，看到日本人的结果。暗物质探测属基础科学，基础科学有个特点，只有第一，没有第二。我们两个团队的科学目标一样，我们俩还是好朋友，但是他们发射比我们早几个月，结果是他们的成果比我们小。当时在国际会议上，他的图一出来，我就流泪了。我当时就想，中国人还去日本买马桶盖，但现在这个暗物质，你不需要去日本了，到我们紫金山天文台就行了。
第三次流泪，是从卫星发射到现在已经6年了，压力很大，干航天一定要吹毛求疵，一定要捕风捉影。因为责任太大了，一个焊点的失败可能会导致数亿甚至数十亿的卫星的失败，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这几年我每天都是如履薄冰，团队好多人在这期间生病了，开刀住院是常有的事。最近一次流泪是当我看到短消息，我们有个骨干不明原因被送到医院去了，就是几天以前，当时就感觉干这份工作真的太累了。
最后我要讲的是，尽管我站在这儿很风光，但成果是整个团队的功劳，我一个人没办法把它干出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变成“网红”了，我们后面还有很多的任务需要做，我希望大家对我们表示宽容，让我们安静地待在实验室里把我们该干的事情干好，谢谢大家！
（作者为“悟空”号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首席科学家，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副台长，本文编辑整理自进今年12月9日在央视《开讲啦》的演讲）
本文作者（右）与新华日报通讯员培训班同学。
我与新华日报征文
眼前晃过一盏墨绿色的玻璃台灯，造型古旧，光线柔黄。记忆中的新华日报，就这样明亮地开始。
我生命中某些明亮时段，也留在了这里。
有几个细节穿透时间。
永远记得那个清晨。我斜扣一顶灰色绒线帽去上班，劈面相逢的人，是老前辈X。他看我的眼神，如同发现了版面上的一个错别字，不由谨慎发问：这是党报记者戴的帽子吗？我一怔，随即自嘲：扮演特工呢。
瞧，才起步，我就像“一个错别字”，一个疑问句的开端。那是1982年3月。
回想起来，那顶斜扣的灰色绒线帽，预示了我后来的人生种种。纤弱、豪气全无，绵软、不乏柔韧。如一方闲章，与我的散漫步态相搭配，搁在我头上恰到好处。哪有半点“大侠”的铿锵呢？
好在，编辑部里氛围宽松，头儿很有亲和力。同事之间大多直呼其名，我可以没大没小，称总编老樊、老金……长辈则喊年轻人小王、小赵……
正式入职我先到了记者处。因我以前是报社通讯员培训班的学员，处领导李承邰、刘向东对我寄予厚望。但我有点辜负他们的期待——因我深知自己的弱项：一写新闻或评论就荒腔走板，费尽心力却屡试屡败。记得写一篇“本报评论员”文稿，连改9次仍通不过，我不免气短，干脆认输。
斗胆向老李和老刘请求：让我试试别的吧。我没大格局的手笔，报社并不缺那种路数的高手。我够不着高度，但在意温度，适合娓娓道来。能否开一小块实验田，写写凡人琐事补个白？
当时能上省报的多为英雄模范，我这请求并不合时宜。谁知，老李和老刘商量后，居然接纳了一个小记者的异想，也宽容了一个年轻人的脆弱。为此，我一直心存感念。他们鼓励我扬长避短，去做小人物专访。最记得老刘那一句：沉下去，探寻让你眼睛一亮的东西！
由此我展开了最初的实验之旅：对背影的勘探和发现。我好奇心满满、意气扬扬，走进街头巷尾、田野村庄，听寻常低语、闻大地风声。住过五毛钱一夜的旅店，和赶马车的大妈同睡地铺。几块伤疤、一行清泪……面对诸多不为人知的疼痛，你怎能无动于衷？大妈却用豁然的喜乐平衡困苦，从生存的窄缝里走出来……哲人说“人在苦难中更像个人”，那一瞬所感知的亲切，确实让我眼前一亮。
此段生活弥足珍贵。假如我有过铭心刻骨的记者体验，全在那几年。“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他们校正着我的目光。我后来安于边缘的人生姿态，就得益于这些人的背影，和背影深处的故事。
曾去扬州寻找一痴迷发明而备受压制的小人物，回来写了《扬州一怪》，居然上了头版。因批评对象来头大，莫名恐吓电话突如其来……毫无思想准备的我，真的害怕。事情一波三折，到头来我平安无事，真是奇了。事后得知，是报社领导替记者撑腰，采取了相应保护措施，并坚持发连续报道（期间老李让我再三核对事实）。
《扬州一怪》很快被转载，其素材被某作家改编成电视剧，在央视分上下集播出。里面的女记者，导演请我出演，我拒绝了——宁可选择“背影”来做我的个性标签。
这篇特写发出后，我收到了一抽屉的读者来信，不少是扬州读者，感谢我为当地除了一害。那天我冒傻气数了数来信，一共317封。某读者开篇就是：“文有大侠之风。”
角落。外围。夹缝。我继续在边缘地带穿行。之后又写了系列特稿，有普通工程师参与治理秦淮河遭质疑的，有创业者改革受挫的……
“秦淮河”一稿的结局很戏剧。一方面，有人来报社告我状。一方面，特稿被《报告文学》转载后中央领导批示，更有海外富豪读者写信到南京市委，打算投资整治秦淮河。当时的书记把我请到办公室，表达谢意。
还有件事值得一提。一度风头一紧，我饱受争议。记者处同仁Y用幽默的智慧，化解了一场上纲上线的围攻。他认为我不过是看多了西方名著，放大了人性维度，妇人之见罢了，值不得小题大做……
那天，传达室师傅请我下楼。我去一看，门口五六个人都在找“赵大侠”。我纳闷谁是“大侠”？其中一位说，就是那个写《扬州一怪》的，敢为小百姓说话，准是资深老记者。今天我们特意来提供线索，你看上去像林妹妹，不会弄错了吧，真是“赵大侠”吗？
另一次，参加朋友的喜庆酒会，前后居然有十七八个陌生人来敬酒，众口一词：敬一敬“赵大侠”（后来知道有些是我编副刊时没见过面的无名作者）。
才恍悟：自己真的得了个来自民间的外号“赵大侠”。
317封读者来信、敬酒的陌生面孔、“赵大侠”的外号……这对于我，无异于一次人生颁奖。
我与新华日报征文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在当时的盐城县大纵湖公社做报道员，写了一篇《三与三千》的小品文登上了《新华日报》，从而引起了一段让我终身难忘的佳话。
那时候，露天电影可是乡村百姓最期盼最欢迎的文化享受之一。傍晚，放映队的那块小白布一挂，四乡八里的小孩老人姑娘小伙大哥大嫂，都搬凳子扛椅子，跑来占位子，等着看片子。一天晚上8点多了，小白布前人山人海，可电影还没放映。“时间早过了，快点放吧！”人们不禁呐喊哄动起来。放映员赶快对着话筒说：“大伙不要急，还有几位首长正在晚宴，他们一到，就放映！”“哪里来的首长，好大的架子，咱几千人不顶他几个人！”“哎，不要说啦，要不是人家首长来，咱们今晚还看不到新片子哩！”这当儿，一个等着看电影的人从食堂飞奔过来报告好消息：“菜上第八道了，宴会马快就要结束！”可是足足又过了半个小时，才见几个胖子挺着肚子剔着牙子一步三摇进场了。
是气愤，也是觉得好“玩”，电影结束后，我随晚以“三与三千”为题，写了篇小品文。想不到，发出去没几天，《新华日报》便在副刊显著位置登出来了。
这是篇“豆腐块”也称不上的短文，连标点符号加起来拢共只有248个字，而且是以“文学”形式出现的，文中人物没名没姓，哪知报纸一出反响了得！
乡里个别领导看了不快是显而易见的。由于我又写了篇杂文《九大于十吗》，以“三三进九，不如二五一十”的俗语为立意，批评了上面强推双季稻的长官意志。县领导火了，打电话给乡里书记，又在县“三干会”上点我的名，说：大纵湖那个人，瞎写哎。那天放电影，场上观众明明不止三千人，有四五千，我们后去的也明明不止三个人，而是五个人，说三与三千，不真实嘛。双季稻产量怎比不过单季稻呢，好汉打不过双拳嘛！……礼堂里坐满了县乡村的干部，他越批，我的“知名度”越高。
有人替我担心，怕我要受处理。也许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我倒不觉得什么，因为，“虎”说的不在“谱”上。我坚信，我写的全是替老百姓说的实话、真话、好话，没有一点私心，人民群众可支持呢。确实，乡里领导、身边同事都没有给我加压力，相反暗暗投以赞许的目光。陪几个老书记下乡采访，他们都宽慰我，说：你报上点的那些事确实不对。敢于批评监督，帮助领导改进作风是好事。我所到之处，村组干部群众公开把我当“英雄”待，夸我写得好，反映了他们的心声，争着向我提供新的写作素材。而且，稿子是登在《新华日报》上的，《新华日报》是省委机关报，是党报，腰杆挺硬！这期间，《新华日报》盐城记者站张成林站长还几次登门拜访，为我消虑打气。
不久，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全面拨乱反正，到处气象一新。很快，“三与三千”的现象彻底不见了，农民自主种植，上面也不再压长双季稻了。我因坚持写作，成绩突出，顺利地入了党，由乡里“临时工”正式转为党委秘书，名正言顺抓上了笔杆子，几乎年年被评为党报优秀通讯员，并被省作家协会吸收为会员。原来批我的老书记见到我很是客气，多次向人推荐我为老干部写稿。
有趣的是，事隔三四十年，我退休也已16年，不仅本乡镇，全县乃至全市不少县乡村的老干部以及上了年纪的群众，听说或看到“王洪武”这个名字，往往还说“就是那个写《三与三千》的人啵！”哈哈，“人已远离江湖，江湖还有他的传说”，这是多么令人心旷神怡的事啊！
真是：一篇小稿子，“红”我一辈子。事实再一次告诉我，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能为党和人民做一点实事好事终究是幸事。我当不遗余力，为党的宣传事业奉献终身。
刘 汀
我和弟弟5岁前，多是住在爷爷奶奶家，那时小姑才十几岁，和凤英表姐一起读初中。乡下中学的日子极苦，有人去看自己的孩子，小姑让人捎话，说不想念书了。爷爷听了，说不念就不念吧，赶着骡车，跑了四十多里路把她给接了回来。凤英坚持念书，考高中不中，复读，考大学不中，连年复读，终于考到呼市去，毕业后成了国家正式职工，住上了楼房。每每说起这个，小姑都后悔至极，埋怨爷爷去把她接了回来。
辍学后，小姑在家里幻想着不一样的生活，烦躁郁闷，我和弟弟总在眼前晃来晃去，她不开心，就会呲我们一顿，或者让我们到院子里罚站。有时候，小姑又同我们玩得很开心。比如她幻想自己是舞蹈演员，在墙头、炕沿上压腿，还指导我们压。听了收音机里的音乐，她幻想自己是个歌手，用一块木头做吉他，结果只做出个类似吉他形状的东西，很快填了灶膛。小姑跟着家人种了几年地，实在熬不住，求了爷爷好些天，终于跟着大姑父去北京打工。可是两个月后就回了家，她说在饭馆里洗碗，活累钱少，还被人瞧不起。
小姑有过一次爱情。我记不清是哪一年，夏末初秋，二爷爷家来了一家很远的亲戚，弹棉花的。他们在二爷爷家的仓房里支起弓子，嘭嘭嘭地整夜整夜弹棉花，村里的妇女们把盖了许多年的被子拆了，把发黑发硬的棉被芯拿去，让弹棉花的人把棉絮弹到松软。这一家里有个小伙子，很高的个头，头发略略有些卷，因为走南闯北，见识过许多事情和场面，说话办事都带着一些与众不同的气息。
有个晚上，在爷爷家，15瓦的灯泡周围盘旋着许多小蚊虫，小姑和小伙子，一个坐在炕头，一个坐在炕梢，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我同几个弟弟在炕里玩一副几乎烂掉的扑克。小姑几次柔声细语地对我们说：“你们去外面玩吧，外面凉快。”我和弟弟们叫嚷着：外面黑，没有灯！过一会儿，小姑又让我们去西屋玩，我们也没理睬。又过了一会儿，小伙子起身走了。小姑把他送出门，回来冲我们发火：“这群破孩子，整天在这干啥，自己又不是没有家！”她的愤怒很快变成伤心，我们发觉闯了祸，赶紧作鸟兽散，出门的时候，看见小姑趴在炕梢的枕头上。
没过几天，村里该弹的棉花全都弹完，这家人收拾家伙什，走了。小姑和那个小伙子再也没见过面。若干年后，我谈起恋爱，才发觉当时我们这群孩子，给小姑留下了多么大的遗憾。这种懵懂、朦胧的情感，或许是小姑一生中仅有的浪漫。
有人给小姑介绍对象。她和对象去乡里置办结婚的东西，特意到中学找我，悄悄问我这对象怎么样。我说，嗯，看起来挺好。小姑很快结了婚，生了孩子，身材发胖，性情越来越温顺，除了和最熟的几个人，很少说话，总是无声地微笑着。我和弟弟去给她拜年，她把家里最好的东西拿出来给我们吃。我玩笑道：“小姑，小时候你老打我们。”小姑开心地笑，“谁让你们那时候气人呢。”
她大概已经不记得自己当年为什么容易生气了。她如今的生活，被种田、养猪、喂鸡、做饭、伺候丈夫儿女填得满满当当，融进了一个庞大的系统中，缓缓地、无意识地转动着，不再有个人的空隙，也就不再有气了。
在农村，时间和空间有时候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日子循环往复，犹如一条田垄掉过头来是另一条田垄，犹如耕种完了收割，收割完了耕种，犹如一代人沿着上一代人的足迹过完一生。
2013年7月，我在北京六里桥长途汽车站接小姑和她的女儿。因为遗传，表妹患有先天性心脏病，此前一直不知道，直到初中一次例行体检。我提前给表妹预约了最好的阜外心血管医院的专家号，她们这次来，是要做手术。十几年前，小姑说自己来北京打过工，这一次谈起才知道，小姑当时到的是河北，离北京还差一百多里地呢。
我不能每天陪她们，在医院里，好多事情都需要几乎从不出远门的小姑自己办，后来她也都办得挺妥当。她说：假如我没你这个侄子在北京，闺女的病也得看呀。的确是这么个道理。她看透了这道理，因而在担心和恐惧之后，生出了一份笃定。农民的笃定，有时候来自于没有其他选择，只有华山一条路，那就放开胆子往前闯吧。有时候，他们的一生，也是如此。幸好，这条路上并非只有劳作和辛苦，小姑少年时的音乐梦，对远方的试探，短暂而朦胧的爱情，看着儿女们逐渐长大的希望，都是她努力赶路中的风景。
2017年的诺贝尔生物和医学奖授予了三位时间生物学科学家，他们揭开了生物钟背后的分子机制。“时间生物学”是科学术语，普通人更明白的概念是生物钟。
三位获奖者分别是美国缅因大学的杰弗里·霍尔、布兰代斯大学的迈克尔·罗斯巴什和洛克菲勒大学的迈克·扬。他们发现了三种节律基因，鉴别出激活节律基因所需的蛋白质，并阐明了关键的生物钟机制原理。在时间生物学领域，这三位科学家的贡献是卓越的，但现代时间生物学的开拓者，首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弗朗兹·哈尔伯格，他创立了第一个时间生物学实验室，那里成为时间生物学的发源地。
无论东西方，古人都早就注意到生物的时间节律。植物生长、候鸟往来、鸡鸣司晨，“生气通天”、“万物都有其季节和时间，定时而生，定时而死，栽种有时，拔除有时”等等现象描述，并不新鲜。1647年，一个意大利人设计制造了一个大台秤，在秤盘上放置一个小室，坐在里面研究自己多年，发现体重和尿液浑浊度都有月周期，这被认为是最早的时间生物学“实验研究”。1729年，法国科学家让·德·梅朗发现，即使在隔绝日光的情况下，含羞草的叶片依旧有昼夜活动节奏。1750年，植物分类学创始人林耐，根据花朵的开放时间设计了“花钟”。人们也早就观察到人体的血压、体温等节律现象。但都未能揭示这些节律的成因。直至上世纪50年代以后，现代时间生物学才真正形成，70年代以后才迎来分子水平的突破。
今年的诺奖成果，属于时间生物学中的“近日节律”研究，也就是对生物体大致接近以日为周期（在20至28小时之间）的节律的研究，这是生物体包括人在内最强的节律，睡眠、体温、血压、心率等都有明显的近日节律。生物体的节律还包括“超日节律”，即低于20小时的节律，如心跳以秒为周期，呼吸以数秒为周期。还有大于28小时的“亚日节律”，如器官移植中的排异反应有接近7日的周期，女性排卵则是近月周期。
这些周期不等的节律表明了生物钟的丰富性。一种生物并非只受一种节律的控制。人的身体既有以日为周期的节律，也有短于1日和长于1日的节律，比如心率既有1日内的周期，也有以秒计的周期，还有季节性的周期。
人人都有生物钟，生物钟是外源性的还是内生的？传统的“天人感应”或“天人合一”理论，都是讲环境造成了生物节律，也就是说，生物钟是外源的，是被动形成的，是环境钟作用于生物体的结果，至少也是“关系性”的，是生物适应环境的结果。
对此，现代时间生物学并不明确否认，近日节律、近月节律、近年节律这些名称，就表明生物钟与环境钟之间的关系。但分子水平的生物钟机制研究，实际上默认了生物钟的内在性，即认为生物钟是生物“自备”的。换句话说，如果生物钟与环境钟有关系，可能也要从生命起源和生物进化的遗存意义上来理解，而现存生物的绝大多数生理节律，要从机体自身的“测时功能”来寻找答案。
在与外界隔绝、排除环境因素、没有任何外在时间参考的情况下，受试者的体温仍以接近24小时的节律波动，睡眠-觉醒节律也依然存在，这从实验角度支持“内源生物钟”的认识。有了这样的认识，人们才会到生物体内寻找生物钟的生物学基础——生物钟由哪些“设备”构成，它怎样工作；人们才会去寻找构成生物钟的基因、蛋白质，并完成生物钟基因作用的理论。从1971年发现第一个生物钟基因开始，科学家就在生物体内寻找完备的“钟理论”，解释为什么生物体会产生节律，是哪些基因参与节律的形成，基因起作用的原理是什么，节律的周期到底有多长，等等。现在，科学家已经弄清楚动物和人体的24小时的分子基础，以及“24小时制”怎样在机体内起作用，为什么会这样起作用。但是，为什么这一节律周期是24小时，而不是36小时或者45小时，还未找到答案。
有一种解释说，“也许，这是不证自明的公理，因为地球上的人和生物是在适应地球的自转和公转生活”。地球生物是地球演化的产物而不是天外来客，所以和地球有同样的节奏，24小时节律，有利于植物晒太阳，有利于人和动物工作、休息。这样，问题又回到了“环境决定论”，只是这里讲的是“总体环境”，而非某个具体地点的光照、噪声等环境。
因为今年的诺奖，大家都说起“不要熬夜”，这个仿佛过时的古老劝诫，突然就不显得不入时了，这凸显了科学的巨大训喻作用和时尚化作用。但扰乱生物钟已经成为现代生活态度乃至现代生活制度，夜间工作有夜班费，夜里花钱买醉还乐此不疲。不过，哪怕你已经成为一个“现代人”，生物钟已经调校到“习惯于昼伏夜出”，你仍然逃不出地球的手掌心，你的现代的身体与古人的身体所处的总体处境没什么不同。如果地球规定人必须夜晚睡觉，这可是比基因更加根本的规定，这就是天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