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汀

　　我和弟弟5岁前，多是住在爷爷奶奶家，那时小姑才十几岁，和凤英表姐一起读初中。乡下中学的日子极苦，有人去看自己的孩子，小姑让人捎话，说不想念书了。爷爷听了，说不念就不念吧，赶着骡车，跑了四十多里路把她给接了回来。凤英坚持念书，考高中不中，复读，考大学不中，连年复读，终于考到呼市去，毕业后成了国家正式职工，住上了楼房。每每说起这个，小姑都后悔至极，埋怨爷爷去把她接了回来。

　　辍学后，小姑在家里幻想着不一样的生活，烦躁郁闷，我和弟弟总在眼前晃来晃去，她不开心，就会呲我们一顿，或者让我们到院子里罚站。有时候，小姑又同我们玩得很开心。比如她幻想自己是舞蹈演员，在墙头、炕沿上压腿，还指导我们压。听了收音机里的音乐，她幻想自己是个歌手，用一块木头做吉他，结果只做出个类似吉他形状的东西，很快填了灶膛。小姑跟着家人种了几年地，实在熬不住，求了爷爷好些天，终于跟着大姑父去北京打工。可是两个月后就回了家，她说在饭馆里洗碗，活累钱少，还被人瞧不起。

　　小姑有过一次爱情。我记不清是哪一年，夏末初秋，二爷爷家来了一家很远的亲戚，弹棉花的。他们在二爷爷家的仓房里支起弓子，嘭嘭嘭地整夜整夜弹棉花，村里的妇女们把盖了许多年的被子拆了，把发黑发硬的棉被芯拿去，让弹棉花的人把棉絮弹到松软。这一家里有个小伙子，很高的个头，头发略略有些卷，因为走南闯北，见识过许多事情和场面，说话办事都带着一些与众不同的气息。

　　有个晚上，在爷爷家，15瓦的灯泡周围盘旋着许多小蚊虫，小姑和小伙子，一个坐在炕头，一个坐在炕梢，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我同几个弟弟在炕里玩一副几乎烂掉的扑克。小姑几次柔声细语地对我们说：“你们去外面玩吧，外面凉快。”我和弟弟们叫嚷着：外面黑，没有灯！过一会儿，小姑又让我们去西屋玩，我们也没理睬。又过了一会儿，小伙子起身走了。小姑把他送出门，回来冲我们发火：“这群破孩子，整天在这干啥，自己又不是没有家！”她的愤怒很快变成伤心，我们发觉闯了祸，赶紧作鸟兽散，出门的时候，看见小姑趴在炕梢的枕头上。

　　没过几天，村里该弹的棉花全都弹完，这家人收拾家伙什，走了。小姑和那个小伙子再也没见过面。若干年后，我谈起恋爱，才发觉当时我们这群孩子，给小姑留下了多么大的遗憾。这种懵懂、朦胧的情感，或许是小姑一生中仅有的浪漫。

　　有人给小姑介绍对象。她和对象去乡里置办结婚的东西，特意到中学找我，悄悄问我这对象怎么样。我说，嗯，看起来挺好。小姑很快结了婚，生了孩子，身材发胖，性情越来越温顺，除了和最熟的几个人，很少说话，总是无声地微笑着。我和弟弟去给她拜年，她把家里最好的东西拿出来给我们吃。我玩笑道：“小姑，小时候你老打我们。”小姑开心地笑，“谁让你们那时候气人呢。”

　　她大概已经不记得自己当年为什么容易生气了。她如今的生活，被种田、养猪、喂鸡、做饭、伺候丈夫儿女填得满满当当，融进了一个庞大的系统中，缓缓地、无意识地转动着，不再有个人的空隙，也就不再有气了。

　　在农村，时间和空间有时候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日子循环往复，犹如一条田垄掉过头来是另一条田垄，犹如耕种完了收割，收割完了耕种，犹如一代人沿着上一代人的足迹过完一生。

　　2013年7月，我在北京六里桥长途汽车站接小姑和她的女儿。因为遗传，表妹患有先天性心脏病，此前一直不知道，直到初中一次例行体检。我提前给表妹预约了最好的阜外心血管医院的专家号，她们这次来，是要做手术。十几年前，小姑说自己来北京打过工，这一次谈起才知道，小姑当时到的是河北，离北京还差一百多里地呢。

　　我不能每天陪她们，在医院里，好多事情都需要几乎从不出远门的小姑自己办，后来她也都办得挺妥当。她说：假如我没你这个侄子在北京，闺女的病也得看呀。的确是这么个道理。她看透了这道理，因而在担心和恐惧之后，生出了一份笃定。农民的笃定，有时候来自于没有其他选择，只有华山一条路，那就放开胆子往前闯吧。有时候，他们的一生，也是如此。幸好，这条路上并非只有劳作和辛苦，小姑少年时的音乐梦，对远方的试探，短暂而朦胧的爱情，看着儿女们逐渐长大的希望，都是她努力赶路中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