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40年来,改革开放这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深刻改变了中国,神州大地变化天翻地覆,改革发展成就举世瞩目。从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从沿海开放到内陆开放,从国企改制到民企崛起,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如何体察40年改革开放的深刻变化?如何把握顺应历史要求、契合时代潮流的改革发展脉动?如何探寻创造发展传奇的“中国密码”?一滴水可以反映出太阳的光辉,一个地方可以体现一个国家的风貌。40年来,城市改革、县域改革和企业改革坚持不懈推进,成果丰硕,有力推动了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为我们观察40年改革开放提供了重要而独特的视角。

  今天起,各大媒体“百城百县百企调研行”专栏开栏。深圳如何从水草寮棚的“小渔村”一跃成为比肩北上广的“新一线”,福建晋江如何以“晋江经验”创造发展奇迹,第一家民营汽车制造商吉利汽车如何白手起家最终荣登“世界500强”,长江三峡集团如何成为中国最大清洁能源集团?……媒体记者将透过典型地区和企业改革发展之路,重温改革开放往事,踏访改革开放地标,聆听改革开放足音,生动反映改革开放40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波澜壮阔的伟大历程,充分激发深藏于历史深处和人民中间的复兴伟力。

  改革开放的40年,是中国实现从“赶上时代”到“引领时代”伟大跨越的40年。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面深化改革取得重大突破,中国的改革之路越走越宽,开放之门越开越大。观一域可晓天下事。从一城一县一企的视角,深度观察各地区各行业改革开放的显著成就、实践经验,我们可以更好领悟“必由之路”“关键抉择”“活力之源”“重要法宝”的丰富内涵,更好把握“正确之路、强国之路、富民之路”的历史规律,更好理解“改革为了群众、改革依靠群众、改革让群众受益”的改革哲学,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涉浅水者得鱼虾,涉深水者得蛟龙。改革开放成就背后有着怎样的理论逻辑、制度原因?各地如何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中增进人民获得感?写好改革开放的新闻报道,媒体记者需要有高素质、好把式、真功夫。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深入改革开放典型地区和企业,用双脚丈量大地、用锐眼洞察实际、用睿智思考问题、用妙笔书写作品,一定能生动展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和感召力,为进一步凝聚改革开放共识、汇聚同心筑梦力量作出新的贡献。

  历史是昨天的新闻,新闻是明天的历史。主流媒体以优秀的新闻作品宣传党的主张、反映人民心声,已经在改革开放的壮丽画卷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还将继续鼓舞和激励亿万人民迈出新时代改革开放再出发的坚定步伐。

  《 人民日报 》( 2018年10月08日 01 版)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40年众志成城、砥砺奋进,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本报从今日起开设“百城百县百企调研行”专栏,派出记者深入各地采访,充分展现典型地区和企业改革发展之路,系统反应改革开放40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波澜壮阔的伟大历程,突出展现亿万人民在改革开放事业中的主体地位和伟大创造力,敬请读者关注。

  地处福建省东北部的宁德,俗称闽东,过去给人的印象是“老、少、边、岛、贫”:革命老区,全国最大的畲族聚居地,地处台海一线,境内大小岛屿643个,曾是全国18个集中连片贫困区之一。因贫困落后,宁德一度被称作中国东南沿海“黄金断裂带”。

  30多年来,宁德始终把“加快发展、摆脱贫困”作为工作主线,以“弱鸟先飞”“滴水穿石”的精神久久为功,推动脱贫攻坚取得明显成效。贫困人口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77.5万人下降到“十二五”末的低收入人口11.5万人,2017年贫困发生率下降到0.028%。作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成功实践,“宁德模式”被誉为“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的典范”。

  培育思想动能,激发内生动力

  吹拂着湿润的海风,钟华杰的身影出现在三都镇的海上渔排上。作为宁德市“理论宣讲轻骑兵”的宣讲员,钟华杰的任务是向渔民宣讲党的惠民好政策。

  “咱三都澳最出名的就是大黄鱼,大家想想,一斤大黄鱼怎么从15元卖到100元?”钟华杰一开口就吸引了渔民的注意。“乡村振兴发展战略,让咱们的海洋养殖业大有可为。”围绕渔民增产增收、海洋保护发展,钟华杰的宣讲让渔民听得津津有味。

  讲清“普通话”、讲好“本地话”、讲活“百姓话”,让理论宣讲活力十足。“到什么山头唱什么歌。”钟华杰说,“目的就是让老百姓坐得下、听得懂、记得住。”

  地方贫困,观念不能“贫困”。扶贫先要扶志。培育思想动能、激发内生动力,“理论宣讲轻骑兵”正是宁德的扶志创新之举。

  “‘轻’就是队员少、力量精,每次安排两三位宣讲员进基层宣讲;‘骑’就是速度快,第一时间将党的声音传达到基层广大干部群众;‘兵’就是范围广,宣讲员来自基层一线,以身边人说身边事的形式解读党的政策。”宁德市委讲师团团长余桑介绍。返乡创业大学生组成的“田秀才”、兴村富民带头人组成的“土专家”、退休老干部组成的“夕阳红”……如今,宁德市县乡三级共有宣讲小分队112支,宣讲员1220多名,实现了区域全覆盖。

  破除“安贫乐道”“等、靠、要”等落后思想,宁德创新传播方式,利用微信、微博等新媒体,深入宣讲党的扶贫政策,讲好微故事,讲活大道理,全市上下形成了脱贫攻坚、啃硬骨头的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全市选树百个“扶贫团队”、百名“扶贫先锋”、百个“脱贫之星”,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激发贫困群众主动脱贫、自力脱贫的愿望和信心,形成了你追我赶、共同致富的良好局面。

  扶志与扶智结合,宁德每年组织实施“雨露计划”等实用技术和就业培训1万多人次,实现转移就业2000人以上。2017年全市共发放各类助学金和补助6198.35万元,惠及3.25万人次。

  瞄准主攻方向,集中优势攻坚

  位于福鼎市的赤溪村,被称为“中国扶贫第一村”。30年前的赤溪村有多穷?“280多户村民住在12个‘五不通’的自然村,住的是茅草房,点的是煤油灯,吃的是地瓜加野菜……”土生土长的村党总支书记杜家住随口道来。

  赤溪村的改变,经历了三个10年。“1984年到1993年是输血阶段。”杜家住说,赤溪村的贫困状况经人民日报报道引起社会关注,村民收到来自各地的树苗和羊羔等,但是因缺乏种植养殖技术,树苗和羊羔都没成活。

  1994年的整村搬迁成为赤溪村发展的转折点。依靠宁德“造福工程”的政策扶持,350多户畲族乡亲全部从山上的茅草棚搬进了山下的砖瓦房。2007年到2017年,是赤溪村的崭新10年,依靠当地资源,2016年村里成立了赤溪旅投公司,开发了旅游集散中心、下山溪溪谷度假区等项目。去年,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6641元,是1984年的100倍。

  赤溪村只是宁德扶贫攻坚的一个缩影。30多年来,宁德牢牢把握“精准”这个扶贫工作的核心要义,瞄准主攻方向、精准施策,集中优势打攻坚战。

  宁德建立大数据平台,确定建档立卡扶贫对象2.12万户,实行细化分类,逐户制定帮扶计划。近年来,陆续对1万多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实施产业帮扶、对4500户实施搬迁扶贫、对3400户落实“兜底”保障,对2.3万名贫困劳动力实施转移就业。

  上世纪80年代后期,宁德实施“造福工程”搬迁扶贫计划,“十三五”以来,全市完成搬迁4.26万人,1.14万贫困群众实现“挪穷窝”。“在政府的帮扶下,我们陆续开发了一批示范旅游项目和生态农业项目,积极引导群众村中创业。”杜家住说,“如今村年接待游客超过了15万人次,在家门口就能赚钱致富。”

  宁德每年统筹2亿元惠农扶贫资金,深入实施精准网底、产业扶贫、信贷扶贫等“十大工程”,组织开展春夏攻势和“百日会战”行动,并确定双月17日为进村入户“帮扶日”,推动扶贫脱贫落细落实。

  创新扶贫模式,因地制宜发展

  隐于青山绿水间,百年老宅遍布村落,宁德市屏南县熙岭乡龙潭村古韵绵长。但全村1400多户籍人口,只有100多人留守,大多为老人和儿童。2014年,屏南县以传统村落为平台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如今龙潭村常住人口增加至400余人,前来创业的人还把咖啡馆、牛排店等“城里货”带到了村里。

  林正碌作为文创人才被首批引进龙潭村。他为村民免费提供油画教学,在此基础上打造艺术教育平台,吸引不少油画爱好者到来。文化艺术让古村落形成新业态,推动了旅游业的发展。

  “我们每年安排专项资金1000万元,用于扶持文创产业,推动文创人才和企业集聚。”屏南县传统村落文化创意产业指挥部张峥嵘介绍,如今村庄热闹了,村民回归了,屏南蹚出了一条“党委政府+艺术家+农民+古村落+互联网”的扶贫新路。

  因地制宜发展经济,是宁德扶贫工作始终坚持的思想。“能人引路”“龙头带动”“电商扶贫”……多种扶贫模式,让宁德的扶贫工作生动而有效。

  柘荣县际头村已是瓜果飘香,游客如织。五姐妹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缪带弟,大学毕业后返乡创业,将所学专业运用到养殖业上,发展“猪—沼—果—蔬”生态循环农业,公司年产值达1000多万元,并带动本村百人就业,10多户贫困户实现了脱贫。曾经荒芜冷清的际头村,在她的带领下发生蜕变。

  宁德充分发挥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的带动作用。安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福建省最大的农源型深加工示范企业,通过农业专业合作社建立44个种植养殖基地,2017年收购农、林、牧、渔、菌原料1.6万吨,辐射带动30个村、4610户农户增收2.1亿元。

  以“百镇千村”建设为抓手,宁德以产业融合推进乡村“旅游增收”模式。目前,全市有14个村被列为旅游扶贫开发示范村。2017年,全市乡村旅游间接就业人数30万人,实现乡村旅游收入81亿元,同比增29.7%。

  “宁德将大力弘扬‘滴水穿石’的闽东精神,‘弱鸟先飞’的追赶意识,‘四下基层’的工作作风,努力以高质量赶超发展,走好摆脱贫困之路,决战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宁德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其春说。

  《 人民日报 》( 2018年10月17日 01 版)

  也许你想不到,在全国省会城市里并不显山露水的安徽合肥,1982年就被国务院确定为全国四大科教基地之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合肥工业大学、中科院驻皖科研机构等一批科研院所,几十年来在这里深耕基础研究。

  也许你更想不到,世界上第一台VCD机、第一台仿生搓洗式全自动洗衣机,我国第一台微型电子计算机等,均诞生于此……

  “可是,以往我们是一流的科研,二流的城市!”合肥市科技局调研员陈伟感叹,长期面临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的尴尬处境,曾让合肥尝尽科研成果“墙内开花墙外香”的辛酸:

  上世纪90年代,合肥研发出世界上第一台VCD机,但这一开创性成果在当时只是昙花一现:没资金跟进、少项目支持、缺产业配套,投产的企业三年不到就倒闭了。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这项成果却在其他地区催生着一批VCD生产企业蓬勃发展。

  “原始成果没有产业化,就好比是捧着金饭碗讨饭。”陈伟边回忆过去,边带记者走访合肥的一些院所、企业,“吃一堑、长一智,做强基础研究的同时,激活原始创新资源、服务区域经济发展,已是合肥今天实践的经验,更是今后发展的方向。”

  改革开放四十不惑,一场打造创新高地的加速跑,在合肥方兴未艾……

  激发科学家的创新创业梦

  任涛是中科院强磁场科学中心研究人员,参与国家大科学装置“稳态强磁场实验装置”相关的科研工作;还是合肥中科普瑞昇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创办企业助推相关成果产业化。兼有科学家与企业家的双重身份,任涛称是沾了制度改革的光。

  20多年前,任涛如果想创办企业,只能从院所辞职,自己出来单干,更大的难题是:科学家办企业,钱从哪里来?

  而现在,任涛非但不必辞职,院所对他的科研考核也从论文、专利,转向产品研发、公司运营管理。公司注册、人才招聘、政策对接等,政府提供一站式服务。

  任涛创办的公司瞄准抗肿瘤新药研发,从前期投入到上市销售,需10至15年时间,预计耗费数亿美元研发成本,还要面临层层试验,困难重重。

  任涛有设想,政府给支持。2015年,安徽省和合肥市政府下设的天使投资基金各出资600万元,帮任涛解了前期资金难题。任涛和其他3名研究人员则以技术入股。

  在陈伟看来,任涛身份转换的背后,是40年来合肥科研大环境的蝶变:

  从1982年被国务院确定为全国四大科教基地之一,到1989年提出“教育为本、科技立市”方针,几十年一根接力棒传递至今,合肥一头扎进基础研究,稳态强磁场实验装置等一批国家大科学装置、中国科学院量子信息重点实验室等先后落地,重大原始创新成果迸发;

  2009年合芜蚌自主创新综合试验区获得国家批复建设,2016年安徽获批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合肥承担多项改革试验工作,2017年初合肥获批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相应地,鼓励科学家创业,引导产学研深度融合,探索构建从原始创新到产业发展全过程、全链条的创新服务体系,一系列激发科研创新的政策出台,使高大上的前沿科技裂变为接地气的高端产业。

  去年底,任涛所在的强磁场中心科研团队,操纵稳态强磁场实验装置通过国家验收。基础研究成绩斐然,成果转化齐头并进:今年6月,任涛公司研制的用于治疗急性髓性白血病的“第一代FLT3激酶”靶向药物进入临床试验,此外还有20多种新药正在研发管线上,进入产业化开发阶段。

  任涛心里有这样一个愿景,“将来的某一天,通过越来越多抑制癌细胞增长的靶向药物研发,把癌症变成像糖尿病、高血压一样的慢性病,让患者通过吃药就能控制病情。”

  构建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发展体系

  合肥工业大学智能制造研究院(以下简称合工大智能院)副院长张晓安道出合肥一度面临的发展之惑:起初,一纸专利转让合同,高校院所部分研发成果就能变现,企业“按图索骥”造产业,简单高效。可随着高新技术产业的蓬勃发展,技术研发的更新迭代越来越快,这样单一的契约式合作,哪儿还有市场?

  企业也烦恼。合肥禄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国君想要开发汽车故障的远程智能管理系统,其中涉及汽车的智能检测技术、物联网技术、大数据云计算等方方面面,“企业团队缺乏研发实力,找高校对接,又很难找到恰好合适的‘综合性’成果。”

  科研、市场两头脱节,高校院所大量科研成果沉淀,企业缺乏产品研发支持。

  2012年以来,安徽省和合肥市与相关国内高校院所、企业,几方合作共建协同创新平台,创新“科研+产业+资本”组织模式,搭建科研成果与产业应用之间的转化桥梁。目前,中科院技术创新工程院、合工大智能院、清华公共安全研究院等一批新型协同平台加快建设,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驶上快车道。

  去年,王国君的企业进驻合工大智能院孵化,双方开展合作:按企业需求,合工大智能院提供技术人员,与企业共同组建研发团队,分领域协同攻关,并根据产品的迭代更新持续跟踪开发。企业出让10%的股份,未来的产出收益,分期分批奖励给参与研发的团队。

  “这就从过去一纸合同的契约式合作,转变为利益捆绑的共生式合作。”在张晓安看来,这么做一举两得:企业得到有力及时的技术支持,解决了研发难题,而高校院所沉睡的技术成果被激活。

  平台搭建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支持国内外高校院所、跨国公司来合肥设立新型研发机构、实验室和创新中心;支持合肥工业大学、安徽大学等高校发展工程管理与智能制造等优势学科,打造智能、绿色产业高端科技成果孵化基地;开展“百所千企”科技成果转化对接……合肥布下一盘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大棋。

  合肥市委政研室副主任范观兵梳理背后的发展脉络:一方面集聚创新资源,对各类在肥高校院所给予大力支持,一方面激活创新资源,构建集高端人才培养、先进技术研发、创新成果转移等于一体的创新生态体系。

  最近,王国君的公司获批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这距公司成立才两年时间。如今,产学研深度结合,助推合肥市高质量发展:2017年新增国家高新技术企业309家,平均每5天就诞生4家;截至去年底全市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总数已达1600多家。

  形成产业创新生态圈

  在合肥安农大驾校,这儿的驾考训练机器做老师:“练习倒库”,话音落毕,车载机器屏幕随即演示操作流程;眼看要撞到障碍物,机器当即启动防撞击系统,自动紧急刹车……说起这款驾培机器人的技术开发,公司负责人李广垒笑言,“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

  “机器听得懂普通话,也听得懂方言,这借助了语音开放技术。”李广垒坦言,公司是小微企业,无力自身研发语音合成、人机交互等技术。

  2016年,李广垒的企业入驻位于合肥市高新区的“中国声谷”,这是工信部与安徽省共建的全国唯一定位于人工智能领域的国家级产业基地,这里搭建了讯飞开放平台、类脑智能开放平台、中文信息(深度)处理开放创新平台、智能写作平台等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免费向基地中小企业开放,政府补贴平台建设成本投入的30%。

  “处于初创期的小微企业研发力量弱,公共技术开放,能为他们提供很大便利。”中国声谷运营单位相关负责人毛媛媛介绍,政府平台投小钱,换来一批上下游企业的集聚发展,也搭建起产业创新的区域发展生态圈。

  从合肥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到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到合肥新站综合开发试验区,几十年来,一家家开发区、产业基地,如雨后春笋般拔节壮大。从企业单打独斗的研发摸索,到龙头企业带动上下游配套,再到共性技术的研发、突破、开放……如今,共享共赢已成为这里产业蓬勃发展的底色。

  近年来,合肥又把方向瞄准创新资源整合,建设关键共性技术研发平台,一批集成电路、人工智能、超级计算、离子医学、大基因等重大研发平台建设正加速推进,它们将会为合肥产业的共享共赢发展,提供更多技术内核。

  “突破一批关键共性技术,以科技创新助推产业创新,以创新驱动引领高质量发展。”范观兵说。

  《 人民日报 》( 2018年10月16日 01 版)

  央视网消息(新闻联播):接下来是《百城百县百企调研行——庆祝改革开放40年》系列报道。改革开放40年来,温州探索出了民营经济发展奇迹的“温州模式”。进入新时代,温州再次勇当改革“探路者”,正在通过创新发展模式、优化营商环境,激发民营经济新活力。

  正在建设的是一家全国500强企业的研发中心,这已经是这家企业2012年回归温州以来建设的第4个项目了。

  把吸引温商实业回归作为“一号工程”,温州专门成立了招商局,引资目标瞄向遍布全球的200多万温商。截至目前,已有70多家大企业回归,累计到位资金超过5000亿元,成为拉动温州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为了让企业留得住、办得好,温州率先推行企业审批“最多跑一次”改革,对98项行政许可等事项实行“证照分离”改革。

  与此同时,温州大胆破除民资准入壁垒,积极引导民资参与社会事业发展。2013年到2017年,温州的民间投资年均增长15.9%,高于全国增速2.2个百分点。

  进入新时代,温州又开始率先创建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的“两个健康”先行区,推动温州深化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配置创新,为温州民营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探索出一条值得推广借鉴的新路子。

  一城春色半城花,万顷波涛拥海来。福建厦门,一座城在海上、海在城中的美丽城市。作为首批四个经济特区之一,改革开放40年来,厦门始终秉持“先行先试、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在经济、社会、生态等多个领域攻坚突破,为我国改革开放事业探索了鲜活的实践经验。

  海风海浪依旧,旧貌已换新颜。如今,围绕经济发展高素质、生态环境高颜值的改革探索,厦门经济社会发展驶入了快车道:全市生产总值比1978年增长280倍,财政收入增长817倍,城市人口增加300万。探索开路、先行先试,作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窗口,厦门正从“小而美”向“美而强”大步前行。

  高素质——创新引领,构筑经济发展新高地

  把20万片石墨烯薄膜叠加,只有一根头发丝厚,硬度却是钢铁的200倍,比钻石还坚硬。被称为“新材料之王”的石墨烯产业如今在厦门蓬勃发展。

  走进厦门火炬石墨烯新材料公共技术服务平台,与石墨烯产业发展相关的专业实验室一应俱全。“目前,火炬高新区内聚集着10余家产业化石墨烯企业,全省过半数进入产业化阶段的石墨烯应用企业也都集中在此。”厦门火炬高新区经济发展处处长彭军锋介绍,“我们先后投入5000万元购入专业设备,打造公共技术服务平台,为厦门及周边地区企业提供技术检测、技术咨询和应用开发等服务。”

  “石墨烯产业研发周期长、投入大,前期产品验证和后期市场开拓,都需要大量数据做支撑,但中小企业大量采购专业设备显然不现实。”朗纳科材料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吴霆仑说,“公共技术服务平台提供的科技服务解决了这一难题,极大降低了企业的研发成本。”

  “如果把石墨烯领域的创新创业人才和企业比作‘种子’,那么,我们已经为他们准备好发展所需的阳光、土壤和水分。”厦门火炬高新区创新创业处处长倪杰表示,“我们为创新创业者提供政策、资金、服务,打造集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服务链于一体的石墨烯创新创业生态。”

  “石墨烯广阔的应用前景,成为火炬高新区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切入点。”彭军锋介绍,截至2017年,火炬高新区高新技术产业营收占工业总营收比例达到84.9%,园区与石墨烯密切相关的新材料企业超100多家。

  厦门坚持把创新驱动作为特区发展的生命线、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的中心环节,着力推进高素质创新创业之城建设。

  2016年,国务院批准厦门以火炬高新区为核心区建设福厦泉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厦门片区。两年来,厦门自创片区先行先试,率先推出69项创新事项,持续激发全社会创新主体活力和动力。目前,已有63项落地取得实效。截至2018年第一季度,厦门自创片区已累计新落地产业科技项目236个。如今,火炬高新区已成为一批国内甚至世界细分行业“单项冠军”企业的聚集地:人脸检测技术行业领先的美图、票据识别技术位居全球前列的商集……

  率先在国内对标世界银行开展营商环境建设并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评估体系,率先推行“多规合一”并拓展应用于审批流程再造,率先形成知识产权综合保护体系……创办经济特区以来,厦门大胆实践、大胆突破,跑出特区发展的“厦门速度”:从1981年到2017年,全市生产总值年均递增15.9%;实现了从以“三来一补”加工贸易为主的传统制造业,向以电子信息为主导的高新技术制造业和以软件信息、金融、商务等为主导的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转变。2017年,厦门规模以上高新技术产业工业产值4241亿元,约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产值的71%。

  高颜值——生态环保,培育践行绿色新生活

  早上7点多,家住湖里区翔鹭花城的孔春华提着两袋垃圾下楼,分别投放到绿色和橙色的垃圾桶内。对她来说,给垃圾分类已经习以为常。“开展垃圾分类以后,小区的苍蝇老鼠少了,环境变得越来越美。”孔春华说。

  在厦门,已经有近2000个居民小区,像翔鹭花城一样推行了垃圾分类,占比超过86%。红橙蓝绿四色垃圾桶,承载着这座花园城市对生态文明的孜孜追求。

  如今的筼筜湖碧波荡漾、白鹭翱翔,成为厦门高颜值的标志。而40多年前的筼筜湖是“臭名远扬”的“龙须沟”。

  20世纪70年代,修堤围海造田,导致筼筜湖变成基本封闭的内湖,加之周边大量污水、垃圾直排湖区,造成筼筜湖水质急剧恶化。

  1988年,时任厦门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的习近平同志牵头,打响厦门治污的第一号硬仗——筼筜湖综合治理,明确提出了“依法治湖、截污处理、清淤筑岸、搞活水体、美化环境”的20字方针。从全面截污控源,定期清淤疏浚,到落实“西水东调”和建设城市公园、环湖步道等治理措施,历经30年的不懈治理,曾经的臭水湖蝶变为“城市绿肺”和“城市会客厅”。

  “厦门蓝”是鹭岛一张亮丽的城市名片,也是厦门人最引以为豪的一抹色彩。厦门在全省率先实施《轻微污染天气应对办法》,AQI超过50即启动各部门联防联控的应对预案。

  为了呵护山清、水绿、城美、天蓝的城市生态大环境,厦门数十年来努力作为,让“清新的蓝”“怡人的绿”成为厦门恒久的骄傲。

  如今,厦门生态文明制度日趋健全,制定了《厦门市环境保护条例》等30余部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法规,还出台了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行动方案,目前已形成48项改革成果。同时,厦门市全面推行生态文明建设“一票否决”,生态文明建设政绩考核权重提升到25%,并在全省生态环保目标责任考核中实现“三连冠”。

  高品质——人文之美,厚植城市文明新底色

  “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每到周末,湖里区金安社区书院都会传来稚嫩的读书声,亲子国学课在这里举行。“80后”妈妈汪艳萍是亲子国学课的铁杆“粉丝”,一节课都不落。“国学教育让孩子变得更加知书达理,懂得感恩回报,社区书院已成了我们的精神家园。”汪艳萍说。

  从2015年起,集学习教育、文体活动、群众议事和组织孵化于一体的社区书院在厦门岛内外6个区蓬勃兴起。“目前,厦门市已建成267家社区书院,覆盖全市过半社区。”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委文明办主任陈高润说,“社区书院除了是课堂,还是居民协商议事的平台、培育精神文明的载体,有力推动了基层宣传文化建设和社区治理创新,促进了文明城市与文明市民共同成长。”

  文化是一座城市的魂,将文化嵌入城市发展,是提升城市文明程度和市民文明素质的重要一环。近年来,厦门以文化凝聚合力,深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闽南文化、红色文化、海洋文化等优秀传统文化,并推出一批市民熟悉的先进典型进行榜样引领,让文化的力量内化为文明自觉,常态长效。

  “改革开放40年来,厦门坚守独特的城市核心气质,形成了深厚的文明底色和特有的城市精神。”陈高润说,老人摔倒众人扶、斑马线前礼让行人等文明行为已经内化为习惯,体现在举手投足之间。

  如今在厦门,每天有近万名“微笑天使”活跃在大街小巷,他们虽身着不同的制服,却头戴一顶同样的“小黄帽”,倡导文明交通,确保安全出行。这一顶“小黄帽”也成为城市文明的标志性符号。

  据“志愿厦门”平台统计,目前,厦门全市共有65万注册志愿者和3000支志愿团体,参与了超过1.4万个志愿项目。

  “厦门的高颜值除了外在美,更体现在人文素养之美。在厦门,最美的风景是人。”汪艳萍的话语中满是自豪。

  “厦门将继续从软件和硬件两方面着手,内外兼修,进一步提升颜值,让老百姓感到越来越美丽。”福建省委常委、厦门市委书记裴金佳说。

  《 人民日报 》( 2018年10月15日 01 版)

  浙江温州,“七山二水一分田”,人均耕地仅0.4亩,在资源型发展中优势不明显。然而,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敢为天下先、特别能创业的温州人,始终走在全国改革创新的前列,成为创新型发展中的弄潮儿。

  今年8月,温州获批创建新时代“两个健康”发展先行区。“两个健康”,即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温州,正在续写民营经济的新传奇。

  家庭工业星火燎原

  1980年12月11日,开小杂货铺的姑娘章华妹,从温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领到“东工商证字第10101号”营业执照。这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份个体工商业营业执照。

  同年,温州在松台街道正式发放1844份个体户营业执照。这批领证者,成为中国第一代个体户。

  这是温州传奇的开端。缺少优势条件的温州人,大胆创新,不断探索,走千山万水,吃千辛万苦,想千方百计,在中国改革开放之路上,创下一个个“第一”:

  1982年,个体工商企业超过10万户,约占全国总数的一成,30万经销员奔波全国;

  1983年,创办全国最早的农村专业市场——永嘉桥头纽扣市场;

  1984年,集资兴建中国第一座农民城——龙港农民城;

  1991年,苍南农民王均瑶兄弟“异想天开”,承包开通长沙至温州的全国第一条私营包机航线;

  ……

  从农村家庭工业起步的“温州模式”,曾经耳熟能详。一台机器,两三个人,家家户户办工厂,家庭工业如星火燎原。1985年4月,温州家庭工业达13.3万个,从业人员33万多人。1987年11月7日,温州市政府颁发全国第一个关于股份合作制企业的地方行政性规定,着力引导家庭工业上规模、上档次、上水平。到1993年,温州股份合作经济发展到高潮,企业数达36845户,占全市企业总数的54.2%。

  从家庭工业起步,温州形成多个产业集群,也形成了竞争优势。鞋革、服装、低压电器、眼镜、打火机……到2005年,温州工业总产值在10亿元以上的产业集群有29个,工业总产值达3178亿元,形成“中国鞋都”“中国电子元器件生产基地”“中国五金洁具之都”等数十个“国字号”工业生产基地。

  凭着“温州模式”,温州创造了令人瞩目的经济奇迹:从1978年到2017年,地区生产总值增长412倍;人均GDP增长248倍;财政收入增长575倍……客观条件不占优的温州,正是汲取了改革赋予的力量,凭借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成为中国民营经济的先发地。

  现在,温州民营企业数量占总量的99.5%,民营经济对GDP的贡献超过80%。全市在册市场主体90.2万户,其中企业22.3万户,相当于每10个温州人中就有一个经商办企业。

  “没有改革,就没有温州。温州取得令人瞩目的巨大成就,一切的前提,归功于改革背景,归功于拼搏不息的温州精神。”市委书记陈伟俊说。

  以“亩均”论英雄

  1987年,杭州武林门广场火烧温州鞋,给温州人当头一棒。痛定思痛,温州自上而下兴起“质量立市”,抓质量、创名牌,迎来一个大发展时期。

  如今,家家点火、村村冒烟的粗放发展早已不见踪影,温州已建成82家小微企业园,接纳3000多家急需拓展空间的企业。在平阳县万洋小微园,入园企业3年内必须达到每亩产值260万元、每亩税收20万元以上,高成长型企业、科技型企业、“机器换人”重点企业等7类企业轻松入园,低小散企业不转型,没有生存余地。“搬进这里不容易,必须是无污染、高成长企业。”乾友科技有限公司刚搬进柳市镇苏吕小微园,总经理朱建佑自信地说,有了场地,他有信心保持年均30%的成长。

  温州市柳市镇是著名的“中国电器之都”,低压电器是其支柱产业。“电气行业的景气,是温州制造的缩影。”浙江省电气行业协会秘书长黄忠平说,发展之初,没有铜铁塑料原料、没有技术,柳市镇硬是靠10万外出大军找回原料,找到老工人,做出了电线,冒出了正泰、德力西、人民电器等产值百亿级的大企业。现在,还有大量生机勃勃的新一代企业不断涌现。“在柳市镇,产值过亿的企业还算太小,不瞄准高精尖,拿不到标准厂房!”黄忠平说。

  温州以深化“亩均论英雄”改革,倒逼企业升级。A级企业供地、用能优先保障并且优惠,考核结果差的企业不但供地可能被收回,用能成本也高出一截。“去年全市关停了5万多家小散企业,整治十几万家,推动发展新旧动能转换。”温州市经信委副主任毛必土说。

  眼前这个小小的断路器不简单,能在没有无线网络的情况下,用声音、手机操作,自动控制所有电源。这款“微断云控”智能断路器,价格比同类产品高出数倍,仍然订单不断。浙江思创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郑建业说:“我们投入了近千万研发费用,就为了早日拿到A级,拿到市里的优惠政策。”

  温州引导和支持中小微企业向“专精特新”发展,争当各自细分领域的“单项冠军”“隐形冠军”。浙江公布的2017年260家“隐形冠军”培育企业名单中,温州市占52家,居全省第一。今年温州申报认定省科技型中小企业1210家,累计5624家,同比增速又居浙江第一。温州的目标是,到2020年,全市培育高新技术企业2000家,科技型中小企业1万家。

  “温州制造”创新不断。顾客在电脑上点击喜欢的服装样式,选好颜色、面料,3D模拟试衣系统很快自动生成预览,顾客满意后点击确定,订单自动发送到生产车间,7天后一套订制西服就送到消费者手中。这样的订制服务,报喜鸟集团的云翼智能制造中心已经实现。

  今天的温州,依然是中小微企业、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试验田。市政府提出:“企业围墙之内少干预,政府没事不上门打扰,随叫随到,不叫不到。”仅在今年,全市就排出2212个企业难题,由营商专员化解。

  “义行天下”谱新篇

  若问温州企业家,温州人最大特点是什么?他们会自豪地说:义行天下!改革开放40年,“义行天下”在温州演化成为诚信战略。不管是当年的“烧鞋”风波,还是2011年的金融风波,温州最终都靠信用走出危机。“温州人能把绊脚石变成垫脚石,总结经验教训后再出发。”温州市政府相关负责人说。

  诚信的温州精神,内化成了温州文化的一部分。温州在全国第一个提出信用作为城市战略,在全国第一个设立地方诚信日。2006年建立的信用信息综合服务平台,已实现市域范围内企业、政府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户籍人口5类主体信用档案全覆盖。今年6月10日,全国首批30个守信激励创新城市出台,温州作为典型向全国推广信用建设经验。

  如今,温州已建立以信用为核心的新型市场监管体系。“‘信易贷’项目已为1.5万名守信主体提供融资服务,总金额达10.5亿元。失信主体在行政审批、招标投标上举步维艰。”市金融办副主任余谦介绍。

  40年,温州屡经曲折与艰辛,但奋斗与拼搏的勇气从未衰减,以不断深化改革来破解发展中的难题,从而使温州成为全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先行者”“探路者”。

  近年来,敏锐的温州人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又作为先行军,以大项目带动国际产能合作。目前共有38万人分布在“一带一路”沿线57个国家,牵头建立4个境外经贸合作区。温州民营经济在“一带一路”沿线开枝散叶。

  《 人民日报 》( 2018年10月14日 01 版)

  上个月,云集全球高科技的杭州云栖大会刚刚落幕;10月11日,杭州“打造全国数字经济第一城”启动仪式又在云栖小镇举行。

  短短几年间,云栖小镇见证着一个个被数字技术、数字经济深刻影响的“新杭州故事”:传统产业携手数字经济,催生“新制造”;移动支付、移动办事日益便捷,给民众生活带来新变化;当绿色成为发展主题词,便有了城市乡村共美、市民农民共享幸福的“新风景”。

  回望本世纪之初的杭州,纵有湖光山色的自然美景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但发展的脚步并不从容:自然禀赋受限、转型升级艰难、环境容量不足……“先天的不足”和“成长的烦恼”倒逼杭州不断思考变革。

  应该优先发展什么?现在受制于什么?如何突破瓶颈?如何抢占制高点?

  杭州厘清思路:走创新驱动发展之路,以数字经济为主线,全面推进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和城市数字化“三化融合”协同发展。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让杭州成为创新创业的“天堂”、和谐发展的“美丽样本”。

  以创新驱动发展

  对杭州许多企业来说,从“一片云”上能清晰看到数字经济作为转型发展“核心引擎”的澎湃动力。

  “做了几十年轮胎,如今通过数字技术让沉默的生产数据‘开口说话’,我们找到了一个‘金矿’。”国内最大的轮胎生产企业中策橡胶与阿里云合作,企业“上云”后,生产效率提高、生产成本降低的优势正在显现。中策橡胶副总经理张利民说,像橡胶密炼这个核心生产环节,以往能耗高、次品率高;通过运用大数据、云计算,找到不同胶种最优化配置的制造参数,现在产品平均合格率提高了3%至5%。

  像疫苗等医药产品,冷链运输时温度要严格控制在2至8摄氏度内。杭州路格科技有限公司把移动物联网技术用于冷链监测,在“云上”全程实时监控,每5分钟测一次温度,一旦发现温度异常,云平台马上发出报警信号,温度监测精度能达到0.2摄氏度以内。

  目前,像这样的“上云”企业,在杭州已有7.4万多家。通过这“一片云”,推动转型升级及降成本、增效益。

  从本世纪初提出“天堂硅谷”战略,大力发展信息软件、网络设备、电子商务、文化创意等新兴产业,到2014年在全国率先实施信息经济“一号工程”,杭州一直在探索创新驱动发展的转型道路。

  在研究者看来,杭州数字经济发展的亮点和优势在于,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并非厚此薄彼、此消彼长,而是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并进齐飞、良性互动。

  杭州不光有电子商务、云计算、数字安防等有全球影响力的高新产业集群,有阿里巴巴、网易、海康威视等龙头企业,站上新经济、新产业、新技术、新模式的发展高地;还有嫁接了数字经济的传统产业,从“机器换人”到“工厂物联网”“ET工业大脑”,从数字化车间到智能工厂,智能制造之路越走越宽。

  位于余杭经济技术开发区的西奥电梯,让传统电梯制造行业不再“传统”:智能电梯有“聪明的脑袋”,通过人工智能自动识别乘客身份,送达想去的楼层;有“智慧的眼睛”,通过监控人流拥挤程度,提高运行效率,分析安全隐患。不久前,西奥电梯还与阿里云合作,将共同打造“会思考、有温度”的个性化、定制化智能电梯。

  数字经济助推经济增长、产业转型。2017年杭州市数字经济实现主营收入8936亿元,增长28.6%;实现数字经济增加值3216亿元,已连续3年保持20%以上增长,占GDP比重达25.6%。

  用技术惠及民生

  对不少杭州市民来说,一个看不见的“城市数据大脑”,带来看得见的“治堵”成效,正折射出“智慧城市”惠及民生的巨大能量。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红绿灯跟交通监控摄像头的距离。它们都在一根杆子上,但从没通过数据被连接过。”阿里巴巴集团技术委员会主席王坚曾举这个例子,说明交通管理乃至城市治理中的痛点。

  从“治堵”入手,杭州在全国率先开展“城市数据大脑”试点。2017年7月上线运行的“城市数据大脑”,现在已升级到更智能的2.0版,管理范围覆盖杭州各城区共420平方公里的区域,相当于65个西湖大小;接入4500路监控视频,优化1300个红绿灯路口,还通过手持移动终端,实时指挥200多名交警。

  每天早晚高峰,位于杭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的“城市数据大脑”平台都快速运转,分析研判路面情况,遥控调整红绿灯时长,还会发手机短信,把拥堵信息反馈给市民,及时疏导交通。像堵车严重的中河—上塘高架道路,平均延误时长减少了15.3%。

  在杭州,数字经济的发展、数字技术的推广应用,撬动了民生难点、痛点的破解,优化公共治理、公共服务,实现技术为民、技术惠民。

  现在,杭州超过95%的超市便利店、80%以上餐饮门店,以及98%的出租车、5000多辆公交车,都支持移动支付。杭州的移动支付普及率、服务覆盖率全国领先,“无现金城市”“移动支付之城”名副其实。

  “智慧医疗”已覆盖在杭的各级医疗机构203家,市县两级平台互联,健康档案可以共享调阅,近年来,近7000万人次在杭州市属医院看病时间平均缩短两小时以上。

  以浙江省“最多跑一次”改革为契机,杭州把涉及59个部门的368.32亿条数据整合共享,打破“信息孤岛”,打造“移动办事之城”。如今,市民“刷脸”就能查纳税、“滴”一下身份证就能自动填好办事表单,一台一体机就能办好营业执照,都已不是新鲜事。凭身份证可以“一证通”办理的事项,已有296项;可以24小时办理的“杭州办事”手机APP,成了“不下班的办事大厅”。

  让绿色释放红利

  以绿色、低碳、共享为特点的数字经济,如何让农村城市共富共美、让城乡群众共享发展改革红利?农村电商这“一张网”带来的巨大变化很有说服力。

  今年9月中旬临安山核桃“开杆”采收以来,昌化镇白牛村25岁的电商经营户汪超一直忙碌不停,最多一天发上万件快递,网店销量比往年增加约20%。这个藏在大山里的不起眼小村,去年电商销售额做到了3.5亿多元。这几年,陆续吸引30多位年轻人回乡创业。

  “每10颗山核桃,有6颗半从网上卖出去”,农村电商带动临安总产值200多亿元的山核桃产业链。当地山核桃干籽收购价也因电商市场红火而水涨船高,实打实地为农民增收、农业增效。不仅村民口袋鼓了,村落环境也更绿、更美。

  要打开青山绿水和金山银山之间的转化通道,走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相得益彰的一条新路,数字经济所代表的绿色发展、和谐发展,正是一把“金钥匙”。

  以数字经济驱动发展变革,杭州人引以为傲的,不仅有亮眼的经济指标,更有绿色发展所释放的生态红利:去年,杭州市区空气优良天数有271天,比上年多了11天;PM2.5达标天数有323天,比上年多了17天;智慧治水让“清流复来”,临安、建德、桐庐、淳安基本实现“全域可游泳”;美丽城乡“全域景区化”,去年仅乡村旅游就接待5650多万人次。

  如浙江省委常委、杭州市委书记周江勇所言,“数字”之于杭州,既是一个个不懈追求、不断续写的创新故事,也是一段段敢为人先、勇立潮头的创业传奇;既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引擎,也是创造高品质生活的重要源泉。

  央视网消息(新闻联播):今天的《百城百县百企调研行——庆祝改革开放40年》系列报道,我们把目光投向浦东新区。上海浦东新区积极提升政府服务意识,打造更优化的投资环境,引导中外企业向创新驱动的高端产业发展。

  这段时间,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的会展业务十分繁忙。中心的负责人德国人迈克尔在上海已经扎根30年,做了多年食品贸易后,前两年他又改行到浦东做起了会展服务业。

  是什么原因让迈克尔放下了老本行?原来,迈克尔注意到,在新一轮的深化改革中,浦东把对外开放的重点从一般生产加工领域扩大到了服务贸易领域,积极打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建立了与国际通行做法相衔接的经济运行法规体系和体制环境。

  在浦东新区的企业服务中心,我们看到了专门设立的“找茬窗口”。

  “对照国际最高标准,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浦东新区让国内企业“走出去”,把国外企业“引进来”,进一步发挥引领示范作用。

  如今,在上海浦东,除了经济特区外,其他如经济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出口加工区、自由贸易试验区等所有“园区形式”都一应俱全。

  以开放促改革、促创新、促发展,浦东不再满足于“国内领先”。

  按照国家战略定位,浦东正在建设世界一流的经济中心、贸易中心、航运中心、金融中心、科创中心,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创新发展不断注入新的动力。

  不久前,江苏苏州市委大院12号楼里召开了一场意在激发干部精气神的会议。会上播出了一段视频,昆山、张家港与工业园区的老干部们纷纷出镜,“我要干,绝不回头”“不等不靠,照样自筹资金办开发区”……历史的画面,恳切的言语,让台下的干部们激情满满。

  40年来,苏州干部群众始终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咬住发展不放松,抓住农村改革、乡镇企业发展、上海浦东开发开放等重大历史机遇,形成“张家港精神”“昆山之路”“园区经验”三大法宝,勇于拼搏,敢于争先,锐意创新,苏州生产总值从1978年不足32亿元,发展到2017年的1.7万亿元。

  进入新时代,面对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命题,苏州如何着力展现发展的创新性、探索性、引领性?老法宝还管用吗?

  拼劲成就发展

  8月6日,全国百强县“领头羊”昆山市党政代表团到苏州相城区考察学习。昆山2017年GDP高达3500亿元。相比之下,相城产业基础相对薄弱,2017年GDP为700亿元。“先进生”向“落后生”学习,学的是什么?昆山市党政代表团称,学的是“拼劲”。

  作为苏州“后发地区”的相城,其产业转型势头却走在各兄弟市区前面。在昆山市科技局局长陆陈军看来,相城的拼劲从沈桥村的环境整治便可窥一斑。沈桥村党委书记沈雪根说,那一阵,村干部都一心扑在这上面,加班加点成为常态。短短一年时间,就完成散、乱、污企业的拆迁工作,并完成土地复耕,实现转型升级。

  苏州干部群众的这种拼劲,始终贯穿苏州改革开放的历程。

  今年82岁的秦振华,在张家港工作了近半个世纪。1992年,56岁的秦振华接任张家港市委书记。当时的张家港,还只是长江边一个不起眼的地方。但在秦振华眼里,张家港港口深水贴岸、不冻不淤,是建设码头、发展保税区的天然良港。

  秦振华在4000人的大会上喊出了“三超一争”的目标——“工业经济超常熟,外贸超吴江,城市建设超昆山,各项工作争第一”。

  一石激起千层浪,张家港的挑战激发了苏州其它县区发展的激情。本报1993年12月15日头版头条《苏州跃起六只虎》写道:“一虎呼啸,群虎出山。张家港的挑战,不但使常熟、吴江和昆山感到了紧迫,连吴县和太仓也坐不住了。苏州大地,变成了‘六虎’争雄的角逐场。”“这是把我们自己推上了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境地,没有一点后路了。”秦振华说,“我把‘官帽子’拎在手上,奋不顾身向前冲,带领市委工作班子和全市人民,没有节假日,没有星期天,全市上下团结一心,艰苦奋斗。”

  张家港保税区规划建设局原局长陈健回忆,当时,每天天刚蒙蒙亮,自己就来到工地,一直干到晚上10点多,每个人都被一种纯粹的精神——“张家港精神”激励着。这种精神创造了让人惊叹的“张家港速度”:3个月,区内4.1平方公里,1284户人家拆迁完毕;9个月,保税区基本建成;当年年底,保税区封关运行。

  改革的激情点燃了苏州干部群众创业的热情。苏州当时6个县市纷纷提出自己的发展目标,抢抓机遇,改革开放,实现经济发展上台阶、大跳跃的奇迹。如今,苏州下辖的昆山、张家港、常熟、太仓等县级市长期稳居“全国百强县”前十名,苏州工业园区在全国开发区中稳居前三,苏州高新区在全国高新区名列前茅,吴江区和吴中区也位列全国城区前列。

  敢闯引领改革

  今年7月初,宣炳龙第五次飞往埃塞俄比亚传经送宝。由昆山开发区负责输送管理、项目、技术的埃塞俄比亚阿瓦萨工业园,于2017年6月正式运营。“昆山之路”铺向非洲。

  宣炳龙是昆山开发区第一任管委会主任。2017年,昆山在927平方公里土地上,创造GDP3500多亿元,进出口总额800亿美元,主要经济指标连续多年位居全国县级市第一。

  “1978年,昆山GDP只有2.4亿元,在苏州当时六县市排名垫底。”原昆山县委书记吴克铨和当时的县委班子意识到,要摆脱穷根,得先解放思想。1984年,经国务院批准,大连等10个国家级开发区应运而生。发展工业区的念头,第一次闯进了吴克铨的脑海。吴克铨说,按照当时国家级开发区建设标准,每平方公里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约1.2亿元,而当时昆山全年财政收入不到6000万元。没有国家批文,意味着得不到上级财政的支持,昆山只能另辟蹊径。

  改革开放需要敢闯敢试的魄力。1984年,昆山打破常规,自费办开发区,在城东规划了3.75平方公里的开发区。“不等、不靠、不要”“敢想、敢当、敢为”,昆山先后成立全国首家县级市投资企业协会、昆山外商投资企业经济纠纷投诉调解中心,实行全天候服务。依靠招商引资和诚信服务,跃上了外向型经济发展的高速路。1992年,昆山开发区正式升格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苏州工业园区从一诞生就肩负着改革开放试验田的历史使命。1994年,中国和新加坡政府在苏州合作成立工业园。从首创全国首批出口加工区、全国首家中外合作办学试点,到首个国家级股权投资基金等,产生了众多“第一”“唯一”,引领开发区在现代物流、科技发展、金融开放等领域的功能创新。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按照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率先在全国开展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综合试点试验等国家级试点。24年来,苏州工业园区形成“借鉴、创新、圆融、共赢”的园区经验。

  一直关注苏州发展的江苏省政府参事室主任王庆五说,从“张家港精神”到“昆山之路”,从“园区经验”到“开放高地”,无一不是“拼闯”的结果,无一不是敢为人先的探索。正是靠着这种敢闯敢试的精神,苏州诞生了全国第一个自主开发的工业小区、第一个与国外合作开发的工业园区、第一个封关运作的出口加工区、第一个设在县级市的国家级高新区、唯一一个深化两岸产业合作试验区和开展开放创新综合试验的开发区。

  “三大法宝”重焕活力

  苏州的发展不是没有危机。2011年,苏州GDP突破1万亿元,在城市GDP排名中居全国第六。但是,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不断加大,苏州外资一枝独大,加工制造业附加值偏低,环境资源压力也越来越大,来自内外两方面的压力,让苏州有些后劲乏力。

  未来,苏州路在何方?今年春节假期刚过,苏州召开全市作风建设大会。苏州的干部很清楚,要实现由“量”转“质”,苏州仍要进一步丰富弘扬“张家港精神”“昆山之路”和“园区经验”,解放思想锐意创新,实现高质量发展。

  昆山拿出当年自费建设昆山开发区的精神和魄力,要在全国率先建成具备县域特点的昆山科创中心。今年3月,投资高达100亿美元的中科院安全可控信息技术产业化基地项目在昆山高新技术开发区启动。这个项目的落户,正是昆山干部拼搏出来的。为帮投资商办理营业执照,昆山高新技术开发区干部孙剑波和同事搭乘早上7点的航班,10点30分准时抵达原国家工商总局,11点30分完成股东登记,当天中午与国家发改委洽谈产业创新中心建设事宜,下午3点去中科曙光公司沟通基地项目规划设计方案,搭乘当天晚班飞机回到上海虹桥机场,回家已是半夜。

  亲商,是“园区经验”的重要内涵,也是苏州工业园区的金字招牌。2015年,以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试点为契机,园区组建行政审批局,实施审批流程再造,推进简政放权,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将114项审批事项分批划转至行政审批局集中行使,将原来涉及的近30个处室、90多名审批人员和16枚审批印章,精简为3个业务处室、30多名审批人员、1枚审批专用章。

  张家港发展的第一桶金来自于乡镇企业,但“分散、低效、高耗、污染”等问题逐渐显现,原先的亮点成为痛点。党的十八大以来,张家港以壮士断腕的勇气,整体关停东沙化工区,转型发展生态环保产业;取缔香山化工品原材料交易市场,取而代之的是携手北影的文创业态。

  改革开放没有终点,“三大法宝”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精神动力——今年上半年,苏州高新技术企业实现产值7350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产值比重达47.5%。

  《 人民日报 》( 2018年10月12日 10 版)

  9月27日,2018上海浦东车展。迈克尔在展馆里看了一遍,人气很旺,他很欣慰。

  作为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的总经理,迈克尔感到无比自豪:28年前,浦东展览业为零,而现在,新国际博览中心已成为世界最繁忙的展览中心之一,收入、利润已列世界同业首位,每年到这里来的专业买手达500万人次,参与观众达1000万人次。

  新国际博览中心仅仅是浦东巨变的一个缩影。

  1990年,浦东的GDP仅为60亿元,2017年已上升到9651亿元,年均增长达15.1%;浦东占上海市经济总量的比重由约1/12提升到近1/3。

  浦东经济的迅速崛起,政府不断对自身进行改革是重要原因之一。顺应大战略、大市场的需求,主动调整政府对企业和市场的角色,是浦东新区政府自身治理的独到之处。

  从“管委会+开发公司”模式起步,“小政府、大社会”治理格局逐步形成

  新国际博览中心成立于1998年,上海陆家嘴股份有限公司和德国展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各占股50%,外资与中资股份比例相当,浦东成为“第一个吃螃蟹者”,展示出高起点、全方位开放的信心。

  浦东开发开放初期,由政府主导。1990年到2000年,高起点编制新区发展规划,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功能区开发,是浦东开发开放的主要特点。这一时期,浦东管委会和开发公司成为浦东开发开放的主体。上海市政府成立了上海浦东开发开放领导小组、设立浦东开发办公室和浦东开发规划研究设计院;经过前期的酝酿和准备,1992年,经国务院批准,浦东新区正式成立。1993年1月1日,浦东新区党工委、浦东新区管委会挂牌,但只作为上海市委市政府的派出机构,负责浦东新区的区域管理。

  在开发区内,新成立的开发公司成为开发主体。1990年9月成立的陆家嘴、外高桥、金桥3个开发公司,分别负责陆家嘴金融贸易开发区、外高桥保税区、金桥出口加工区的综合开发和经营管理。1992年成立的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公司,负责张江高科技园区的综合开发和经营管理。

  这种“管委会+开发公司”的模式,突破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有力地促进了浦东新区的开发开放。

  在这个过程中,浦东“小政府、大社会”的治理格局初步形成。小到什么程度?政府的管理机构就是浦东开发办公室,只下设三处二室——综合规划处、工程规划处、信息处、政策研究室和办公室。办公室太小,人均都没有一张桌子,只有一个抽屉。

  直到2000年9月,浦东新区才正式组建区委、区人大、区政府、区政协四套班子。政府机构少,机构里的人更少。

  2005年6月,国务院批准在浦东新区率先开展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国家14个部门先后在浦东开展21项改革试点,为全国改革开放探索前进方向。

  同时,浦东确立了综合配套改革试点三年行动计划,按照“小政府、大社会”的原则,明确6个方面60个具体改革事项。这标志着浦东新区的改革动力,由主要依靠政策优惠和投资拉动,转为主要依靠体制创新和扩大开放。在这样的转变中,浦东新区政府的角色从经济、市场的推动者更多地转变为服务者。

  把引领发展“高站位”落实到服务群众“低身段”上

  新国际博览中心遇到的第一个“成长的烦恼”便是境外参展商进不来。一个展览涉及十几万到数十万人,这么多人要办理签证手续,光花费的时间就是巨大的社会成本。怎么办?

  “利用自贸试验区,浦东就将签证难的问题解决了,只要有展会邀请函,就可以落地签,并可以停留6至7天,这为我们的展览提供了很大的便利。”迈克尔用流利的汉语感慨道。

  “1998年新国际博览中心组建时,大家都不认为能成功,那个时候,浦东连展览业这个业态都没有。”迈克尔说。新国际博览中心如此火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浦东解决了签证难的问题。

  这也是浦东新区政府主动作为的结果。机构虽小,但服务企业、服务国家战略的能量要大。

  近5年来,浦东努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新高地。浦东在全面落实上海市统一行动的基础上自我加压:企业设立登记再压缩1天,开办企业实现2天领照4天营业;不动产登记从5个工作日压缩为5个自然日;企业投资建设项目审批从取得土地后到获得施工许可证,带设计方案出让项目24个自然日,不带设计方案出让项目80个自然日,逐步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浦东明确提出,着力对接企业群众需求,把引领发展的“高站位”落实到服务企业群众的“低身段”上,不断提高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上海社科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副所长姜佑福分析,浦东新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从来不是以“强政府”或“强市场”为轴心的圆形结构,而是以“政府—市场”同步从弱到强的动态平衡发展为焦点的椭圆形结构。随着开发开放进程的不断深入,浦东新区政府治理朝着市场化、法治化、社会化以及国际化的方向不断发展。

  在这个过程中,浦东新区政府与浦东的企业一道,同步发展。政府自身紧紧围绕上海自贸试验区金融、航运、贸易、经济、科创“五个中心”建设等国家战略,着力在推动高水平改革开放、推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锻造高素质队伍上实现新突破,构筑新优势、打造新高地。

  敢于“自我革命”,为市场松绑

  当然,“成长的烦恼”还有。

  新国际博览中心每一个展览都规模巨大,布展、拆展需要大量卡车。等待布展和拆展期间,所有的大卡车沿着一侧的花木路等候。排队拥堵让司机难耐,附近居民也怨声载道:有的司机把绿化带当厕所。过去数年间投诉电话不断。可要解决这一问题,迈克尔最初不知道该找谁。

  就在这时,新国际博览中心又遇上了浦东新区政府自身的大转变。浦东新区公安、商务委、消防、知识产权以及市场监管局等与展览有关的部门全都下沉到展览现场集合办公,各部门会商处理出现的各类问题。

  浦东为博览中心专门找了一块地方停放布展和拆展的卡车,同时建立了专用APP,用智能方式让司机预约进场,司机候场时也可以放松休息。花木路上的卡车拥堵之患化解了,居民投诉量也大幅下降。

  浦东新区政府全面深化“放管服”改革,对标国际最高水平,大力推进“证照分离”等事前事中事后监管改革,并全力推进“一网通办”。浦东建立了企业服务中心,全部实行一窗受理,办事创业,只要往窗口递一次材料,其余的就交给服务中心办了,实现了群众少跑腿,部门和数据多跑路。这样的局面,正是浦东新区政府自我“革命”、对内“开刀”的结果。

  上海市委常委、浦东新区区委书记翁祖亮给企业服务中心提了一个简单的要求——“只说YES,不说NO”,这一要求成为企业服务中心的承诺。

  这样的态度,成就了一批新企业的诞生。阿里巴巴新零售企业“盒马鲜生”在浦东注册时就遇到一些麻烦,按现有的工商管理规定,它既不是纯粹的商超,也不是纯粹的餐饮,是一种既有商超又有餐饮的业态,此前没有过。怎么办?

  浦东新区政府办副主任、企业服务中心主任蒋红军介绍,依照“只说YES,不说NO”的承诺,出于对新业态的扶持,批准了盒马鲜生的注册。如今,盒马鲜生生意红火,成为一个新兴时尚的零售企业。

  上海市发展改革研究院总经济师赵宇刚说,政府职能转变的首要一点是观念的转变,要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与企业的关系,要敢于“自我革命”,实行刀刃向内的改革,才能真正为市场松绑。

  浦东新区政府的权力小了,企业和市场的活力大了。浦东新区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姬兆亮介绍,2016年和2017年,浦东新增纳税主体与2015年相比分别增长9%和29%。全区地区生产总值连续保持8%以上年增长速度,2018年将突破1万亿元;合同外资金额快速增长,累计近1300亿美元。

  《 人民日报 》( 2018年10月11日 01 版)

  刚刚过去的国庆长假,天津滨海新区人气爆棚。泰达航母主题公园、海昌极地海洋世界、中新天津生态城、“最美图书馆”滨海图书馆,向天南地北的游客展示一个繁荣宜居的智慧新城。

  渤海之滨这片热土,见证改革开放时代传奇:30多年前,这里大部分是盐碱荒滩;20多年前,这里以“一只机(传呼机)”“一碗面(方便面)”著称;10多年前,这里靠传统制造业领衔;5年前,汽车、电子、装备制造业集聚发展,新一代电子信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悄然崛起;而今,绿荫掩映的现代化新城,迈向高质量发展新征程。

  1986年8月,邓小平同志在此题词“开发区大有希望”。201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勉励“要充分利用滨海新区平台,先行先试重大改革措施,努力为全国改革发展积累经验”。

  “滨海一直都在改!”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原副主任叶迪生由衷感叹。

  从窗口到高地

  开发开放,成为血脉和基因

  滨海新区因改革开放而兴,改革开放创新就是滨海新区的根和魂。

  1984年,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应运而生。“我想怎么也得有片厂房吧,到地方一看傻眼了,一片盐碱荒滩。”叶迪生回忆。

  1986年8月,邓小平同志视察不到两岁的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指出“你们在港口和市区之间有这么多荒地,这是个很大的优势,我看你们潜力很大。可以胆子大点,发展快点。”

  胆子大点,发展快点,在盐碱滩上顽强生长的开发区创造出亮眼的“滨海速度”。为满足企业需要,这里安装了天津市第一台程控交换机,“当时家庭装部电话要等3个月,我们提出,企业电话必须3天装好,多出的钱开发区管委会补贴。”叶迪生说。

  快速提升的,还有发展理念。“服务也是生产力”“企业先赚钱,政府后赚钱”“为投资者提供方便,让投资者赢得利润”……盐碱滩上破土而出的改革精神、开放胸襟、创新魄力,成为渤海之滨这片开发开放新高地的血脉和基因。2006年,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上升为国家战略,成为继上海浦东新区之后第二个国家综合改革配套试验区。

  紧紧抓住根和魂,滨海新区成为国内对外开放区域形态最为齐全的地区——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连续19年在全国开发区综合评比中名列第一,滨海高新区成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天津港保税区诞生全国第一个空港保税区,东疆保税港区创全国面积最大保税港区,中新天津生态城建世界上第一个国家间合作开发的生态城市。多年来,滨海新区累计吸引140余家世界500强企业的近400个项目,年实际利用外资超百亿美元。

  201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天津考察时强调,“要以滨海新区为龙头,积极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集成集约集群发展。”滨海新区开发开放获得新动力,跑出加速度。

  2015年4月21日,天津自贸试验区成立,扩大开放实现质的飞跃,截至目前,90项改革任务、175项制度创新基本完成。如今,平均每半小时就有一家企业在这里注册,每一秒钟就有1.7万元资本向这里集聚。

  “空客和滨海新区的合作是全方位的,我们对下一个10年信心满满!”空中客车中国公司首席执行官徐岗说,今年是空客A320天津总装线投产运营的第十个年头,这是空客公司在欧洲以外设立的第一条A320系列飞机生产线,已完成总装并交付飞机近400架。去年,A330飞机完成及交付中心也在滨海新区建成投产。

  “过去有公司想租赁国内组装生产的飞机,要跑到欧洲办手续,现在东疆帮您搞掂!”东疆国际航运与金融发展促进中心副主任李晖说。创新融资租赁模式,地处天津自贸区的东疆保税港区成为继爱尔兰后全球拥有飞机资产最多的租赁聚集地。

  从深水区到无人区

  先行先试,改革永远在路上

  国家博物馆一角的展柜中,躺着一枚公章

  2014年,滨海新区成立行政审批局,109枚公章精简为1枚,在全国率先破解“公章围城”顽疾,取得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重大突破。

  作为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既要搅动“深水区”利益格局,又要和“无人区”新问题短兵相接。

  自2006年纳入国家发展战略后,滨海新区先后实行了两轮大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形成七大功能区,成为全国同类区域部门机构最少、人员编制最少的地区。

  改革永远在路上。七大功能区曾是滨海新区开发开放的主战场,然而随着时间推移,深层次矛盾逐渐显现:机构设置不统一,缺乏战略协同,部分产业发展趋同。“产业规划目录经常撞车,为了一个招商引资项目相互砸价,最终影响新区整体发展。”一位功能区负责人坦言。摊子越铺越大,职能越管越宽,既抓经济发展又搞社会管理,“做大做强主导产业、探索改革发展经验的主业反而弱化了。”

  2017年底,滨海新区刀刃向内打出深化改革“组合拳”:功能区“七变五”,进一步推动资源要素优化配置,错位发展。与此同时,天津开发区经济职能与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市场监管职能分离,采取购买服务的方式委托泰达街道行使社会事业和社会治理职权。

  “改革既有效推动开发区增肌减脂、轻装上阵,增强经济发展活力,又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提升社会治理水平。”滨海新区副区长兼泰达街道工委书记、办事处主任张国盛说。

  改到深处是利益。2018年新年刚过,天津开发区和天津港保税区的干部再次面临新考验:处级干部全员就地起立、对号竞聘上岗,能进能出,能上能下。

  “这里没有官。说起来我是管委会副主任,其实就是全天候服务员,手机一天响到晚,隔三岔五就往北京跑。”滨海—中关村科技园是京津冀协同创新的桥头堡,园区管委会副主任续光介绍,管委会弱化行政级别概念,园区管理充分自主。仅今年头9个月,园区就新增注册企业415家。

  落户滨海20年,天津力神电池股份有限公司从7个人两间房,发展到国际高端市场占有率稳居全球锂电行业前列,客户遍及苹果、三星、LG、一汽。“这些年,滨海新区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了一系列改革成果,让企业放手、放心、放活发展,我们就是深化改革的受益者。”力神董事长秦兴才感慨。

  “如果把滨海新区比作一辆汽车,体制机制就是发动机,只有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持续推进体制机制创新,才能确保发动机马力更强、动力更足。”天津市政府副秘书长、滨海新区区长杨茂荣说。

  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

  以人民为中心,建繁荣宜居智慧城

  废弃矿坑变身碧波涟涟的静湖公园,碱厂旧址拔起靓丽现代的文化中心,能连无线网络的智能公交站,可以“刷脸”结账的无人超市……10年深耕,中新天津生态城长成中国首个绿色发展综合示范区,成为滨海新区形象代言人。

  “来我新家看看!”在北京中关村打拼10多年的王胜彪,将研发留在北京,加速器放到天津,把家从北京海淀搬到了滨海新区。

  30多年来,滨海一直在变。业态提升、生态刷新的背后,是发展观、政绩观的深刻转换。

  “要着力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201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对天津工作提出“三个着力”的重要要求。

  2017年底,滨海新区确立建设繁荣宜居智慧新城的目标,将其细化为12个指标,同时实施协同发展深化、产业聚焦升级、深化改革攻坚、开放环境创优、城市品质提升、民生福祉增进等六大行动,满怀信心迎向高质量发展。

  迎向高质量,就要舍得面子,舍得时间,舍得投入,拼质量、拼效益、拼结构、拼绿色。“以前统计结果一出来,大家抢着问GDP增速是多少,现在呢,首先关心经济质量怎么样。”从事统计工作20年的滨海新区统计局副局长杨永茂印象尤深。

  告别高速度,不等于不要发展。滨海新区提出发展集聚经济、开放经济、智能经济,闯出新常态下新旧动能迭代更替、接续转换的新路径。

  家具厂就该人声鼎沸、锯末横飞?美克美家新厂房内,上料、加工、下料,统统由机器人完成,工人只要扫描一下物料上的跟单,就可自动调出加工程序,原本4个人的活,现在一个人就干了。“预计到2020年,滨海新区智能制造核心产业规模将达500亿元,带动相关产业实现产值2000亿元。”滨海新区科工委负责人介绍。

  从34年前34平方公里的经济技术开发区,到如今2270平方公里、常住人口300万的现代化宜居新城,滨海一直都在改。

  “滨海新区将坚守改革开放先行区的第一定位,牢牢把握改革开放创新这个根和魂,以深化改革激发动力,以扩大开放焕发活力,以持续创新挖掘潜力,用改革回应民生期待,在高质量发展上闯出一条新路来。”天津市委常委、滨海新区区委书记张玉卓说。

  《 人民日报 》( 2018年10月10日 01 版)

  经历了改革开放40年脱胎换骨、凤凰涅槃的成长,大连已经成长为欣欣向荣的创新之城。1978年大连市地区生产总值仅为42亿元,2017年达到7363.9亿元,占辽宁全省的30.8%。今年上半年,大连市高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4.7%和25.3%,分别快于规模以上工业19.7个和10.3个百分点。

  变迁:改革开放大潮下农民的求索之路

  改革开放前,大连市金县(现为金州区)老虎山村的葛治星一家连肚子都填不饱。“我家一共12口人,挤在5间破房里,靠父母在生产队挣工分养活全家。”葛治星记得,他16岁初中刚毕业,就加入劳动队伍,每年拼命干活,最多能挣4000个工分,算下来只有200元收入,除去生产队扣去的各项费用,不欠账就不错了。

  为了能吃饱饭,葛治星于1975年到部队当兵。“当时就是为了能给家里省一个人的口粮。”1982年葛治星退伍回乡时,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大连,农村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从部队转业的葛治星,不满足于吃饱饭,还想要有钱花。可钱从哪来?一番考察后,他和村里一些年轻人率先种植起了大樱桃。当时大部分村民觉得种樱桃要有五六年的空果期,风险大,不愿意干。葛治星偏认准了这条道,并干出了亮眼成绩。2010年,他在村里配套了水电路等基础设施,把灌溉管网和作业路网修到每块地头,成立水果专业合作社。

  截至目前,老虎山村大樱桃种植面积已达7500亩,村里还建起了占地7万平方米的大樱桃交易市场,吸引全国各地800多家水果经销商进驻。今年,全村大樱桃产量达6000吨,销售额达1.8亿元,仅此一项,全村人均收入就突破7万元。葛治星成为带领村民共同富裕的“领头雁”。现在,葛治星正在学习电子商务,想让村里的大樱桃借着互联网“飞”到全国去。

  2001年12月1日,国家实施新《商标法》后自然人可以注册商标的第一天。早上7点,大连市商标事务所还没开门,就有3个人前来排队,排在第一位的是个叫苍峰的农民,专程从老家瓦房店东蓝旗村赶来。当天,他顺利递交了商标注册的相关资料,由此成为大连个人商标注册第一人。

  随着国家商标事务所合伙人制度的推进,苍峰于2006年成立了自己的商标事务所,年均代理注册商标等相关事宜1000余件,已累计完成代理注册商标万余件,客户包括大连银行、大商集团、百年人寿这些知名企业。追逐改革开放的东风,苍峰这个“不安分”的年轻一代农民,完成了“农转非”的华丽转身。

  变革:一种创新基因的发育成长

  在大连市金普新区中轴路金马路中段,一块大理石上赫然刻着“奠基”二字。1984年10月15日,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在此奠基。

  “埋下了奠基石,实际上就种下了改革开放的创新基因。”于怀江当时在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建设公司工作,当年的情景历历在目,“3平方公里起步区为工业区,外加2平方公里生活区,这是国家确定下来的。”

  要建设一个崭新的、听也没听说过的开发区,没有任何经验可供借鉴,怎么建?经过反复争论、商榷,最终敲定不能局限于3平方公里,并破天荒地提出了“控制区”概念——以3平方公里起步区为基点,向周边辐射120平方公里为控制区,为大连开发区后续发展预留可接续的各种“接口”。

  2014年6月,国务院设立东北首个、全国第十个国家级新区——大连金普新区,囊括了原大连开发区、大连保税区、金石滩国家旅游度假区等开放先导区。从当初起步的3平方公里到如今的2299平方公里,大连改革开放的创新基因再次迸发。

  “创新是引领产业不断发展前行的第一动力。”大连光洋科技集团董事长于德海说。在金普新区,一座占地约24万平方米的地下工厂即将竣工,它位于地下十几米深处,通过数控通风装置,实现恒温、恒湿状态。借助这座“地下车间”,光洋的大型机床生产与组装可实现定位精度0.5微米、运动机械分辨率0.1微米,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但运行成本仅是同等规模地上工厂的5%。

  从荒地上奠基到现在,大连金普新区拥有企业近6万家,其中外资企业5000多家,世界500强企业在此投资的项目近百个;2017年实现进出口总额2846.15亿元,同比增长29.13%,占辽宁省四成以上。

  变化:激发创新驱动内生动力

  “最近,习近平总书记在东北老工业基地考察时特别强调,要依靠创新把实体经济做实、做强、做优。经过改革开放40年实践和积累,大连已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正在按照总书记要求,积极寻求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着力鼓励创新创业。”大连市委主要负责同志说。

  大连把重大创新项目作为加速腾笼换鸟、经济转型的落脚点。走进大连长兴岛恒力石化产业园,管廊纵横,储罐林立,吊装繁忙。在6平方公里的施工现场,东北振兴重大产业项目——恒力炼化一体化项目正在紧张进行各种安装与调试,恒力石化(大连)化工有限公司总经理许锦告诉记者:“恒力年2000万吨炼化一体化项目已完成投资450亿元,今年10月底投料试车,现在每天都在加班加点。”

  随着恒力炼化一体化项目、大机车二期机车项目、新机场和地铁5号线项目、大连湾海底隧道、天然气入大连工程等加快推进,一个个品质优、前景好的项目正落地生根,积蓄了大连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今年上半年,大连市生产总值达3520亿元,同比增长6.5%;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比上年同期增加5.2个百分点,高于全国8.3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25亿元,同比增长36.8%。

  《 人民日报 》( 2018年10月09日 01 版)

  9月的合肥街头,多了不少彩旗。市政府大楼周边,以及向西一直延伸到合肥高新区很大一块范围内,醒目的标牌和展板摆放在一些重要路段,其中一块展板上写着:大城名校、携手创新、共创辉煌。

  这是中国科技大学在庆祝建校60周年。1958年,中国科大诞生于北京玉泉路,生日是9月20日。1970年,中国科大南迁至安徽合肥开始了二次创业。

  “我们要坚持科教报国、追求卓越的精神,主动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国科大校长包信和在校庆纪念大会上如是说。

  9月的合肥,沉浸在喜庆氛围中。有人感慨:市民们祝福中国科大,其实是在感谢科技创新给这座城市带来的崭新变化。

  基础创新激发发展加速度

  举国欢庆的国庆节日氛围中,位于合肥高新区望江西路与石莲南路交口西南角的建筑工地上一片繁忙景象。

  这是被安徽省作为科技创新“一号工程”的量子信息与量子科技创新研究院。预计2020年建成使用后,这里将实现全国量子领域优势研究力量的初步整合,代表全国量子领域顶尖水平参与全球竞争。

  量子通信领域研究领军人,是中科院量子信息与量子科技创新研究院院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常务副校长潘建伟。

  “我们在量子通信领域的发展历程,之所以能够做到领先,是因为在整个领域起步的阶段、暂时还看不到实用价值的阶段,我们就赶上了世界的先进水平。”潘建伟感叹,“今天量子通信已经进入了实用化阶段。”

  2017年1月,合肥获批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获此殊荣的另外两座城市分别是北京和上海。合肥也因此引来全国多个城市注意,毕竟这意味着合肥乃至安徽省在全国创新大格局中将占据重要地位。

  目前,合肥拥有同步辐射、超导托卡马克和稳态强磁场三个大科学装置群以及量子科技设施等世界先进的科技基础设施集群。“无论是人才集聚,还是产业转化、结构升级,这些都将对合肥的未来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合肥市发改委副主任程宗好说。

  “人才新政” 吸引人才集聚

  在合肥西北面一个水库中的半岛上,王俊峰与一位“不像领导的领导”聊了一番科研与理想的话后心情澎湃。随即,他给身在大洋彼岸的妻子打了一个越洋电话,说自己“已经找到一个安静的地方,做自己喜欢做的科研工作”。

  彼时,王俊峰正在美国哈佛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那个名叫董铺“科学岛”的地方真正吸引他的,是正在建设中的稳态强磁场实验装置。这个装置是现代科学实验最重要的极端条件之一,在材料科学、物理化学、生命科学等领域的科研中十分关键,目前全世界拥有这个装置的国家不超过5个。

  “不像领导的领导”是当时这个装置的项目负责人匡光力,现任安徽大学校长。在王俊峰面前,匡光力描绘了“一个充满无限想象空间的画面”,在王俊峰成为“岛民”之后,一番连锁效应也被触发。

  如今,在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获批建设后,合肥市出台了“人才政策20条”,并且配套出台“国内外顶尖人才引领计划”“鸿雁计划”等23个实施办法。

  这些政策不可谓不丰厚。从2017年开始的5年内,合肥市将安排不少于20亿元人才发展专项经费;对成长性好、业绩突出的团队项目,合肥市最高可资助1亿元;每年重点引进3000人左右的产业领军人才,符合条件的分期给予每人5万元~10万元生活补助。

  目前,合肥拥有“两院”院士108人。难怪王俊峰后来感叹:这就是一个强磁场!

  “创新基因”激励创业新长征

  曾经以洗衣机、电冰箱等家电闻名的合肥荣事达电子电器集团在经历了多年的市场经济洗礼后,现在已经实现了“华丽转身”, 打造了一个以事业群制、合伙制、双创平台三位一体的“双创”生态圈。到目前为止,这里的创客创业项目实现了“零死亡”,堪称创造了一个创客神话。

  “荣事达双创核心是机制创新。”合肥荣事达电子电器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潘保春很有信心。

  一直将“科教兴市”作为全市发展基本战略的合肥,2005年正式确立了“工业立市”的主战略。2013年,在吸纳了一个以五大淡水湖之一的巢湖命名的地级市撤销后分离出来的两个县区而“扩容”之后,合肥市再次提出“大湖名城、创新高地”的城市发展目标。

  传承一直以来的“创新基因”,历经时间的磨砺,现在,“大湖名城、创新高地”已经成为合肥的城市精神。

  钢琴曲响起,800架无人机编队飞向空中,“大鹏展翅”的编队造型,照亮深圳夜空。

  9月20日,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综艺晚会《追梦——改革开放再出发》上,深圳再次展现科技创新魅力。

  目前,深圳市聚集中国电子信息前10强的企业总部或区域总部;2017年全社会研发投入超过900亿元,占GDP比重4.10%,居全球前列;PCT国际专利申请20457件,占全国申请总量的43.07%,连续14年居全国城市首位。

  “先进技术和装备是买不来的,要培育更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竞争力的创新型企业。”深圳市市长陈如桂表示,深圳将把创新的旗帜举得更高,加快建成全球“创新之都”。

  构建创新综合生态

  “6个90%”凸显自主创新活力

  在220米外就能发现目标、动态识别人脸;一个系统即可完成人脸、手机和车牌的多项识别……光启集团研发的“超级智能系统”,可广泛应用于城市公共安全与城市治理。

  成立仅8年,专利申请总量已超过4400件,光启集团是深圳众多创新企业的缩影。

  深圳自主创新最大的特点是“6个90%”:90%的创新型企业为本土企业、90%的研发人员在企业、90%的研发投入源自企业、90%的专利产生于企业、90%的研发机构建在企业、90%以上的重大科技项目由龙头企业承担。

  在这样的创新氛围中,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龙头企业应运而生:华为成为全球最大通信设备制造商;腾讯成为全球最大互联网公司之一;比亚迪成为全球最大的新能源汽车企业……

  在鼓励企业自主探索的同时,深圳在产业布局上进行引导。近年来围绕5G、新型显示、集成电路、机器人、石墨烯、新能源汽车、精准医疗等新兴产业领域,规划建设了10个制造业创新中心。目前,多个创新中心先后挂牌。

  新兴产业的发展,离不开基础创新的源头支撑。

  今年3月,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切哈诺沃精准和再生医学研究院成立。研究院关注癌症和传染性疾病诊治的精准医疗,以及干细胞疗法治疗中风、帕金森、糖尿病等疾病的再生医学,是港中大(深圳)组建的第三个由诺贝尔奖得主命名的研究院。

  深圳还相继建成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和大亚湾中微子实验室,并启动建设首个国家基因库等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截至2017年底,深圳累计建成创新载体1688家,其中国家级110家,省级175家,覆盖了深圳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领域;培育了93家集科学发现、技术发明、产业发展“三发”一体化的新型研发机构。2017年,深圳新组建诺贝尔奖科学家实验室3家、基础研究机构3家、制造业创新中心5家。

  营造人才创新环境

  人才驱动激发创新源泉

  9月4日,47岁的澳大利亚籍华人、深圳顺丰泰森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审计监察高级经理张威,在深圳前海拿到了永久居留身份证。“出入境和日常生活都会方便很多,这个证让我有了归属感。”张威说。

  这种便利缘自深圳实施的“人才强市”战略。近年来,深圳先后出台《关于促进人才优先发展的若干措施》《深圳经济特区人才工作条例》;今年深圳还将出台实施“鹏城英才计划”“鹏城孔雀计划”等。

  这些措施可谓“大手笔”:支持事业单位科研人员离岗创业;到2035年新增建设筹集人才房、安居型商品房和公共租赁住房不少于100万套。

  “创新驱动实质上是人才驱动。”刻在深圳人才公园语录石上的这句话,昭示着深圳重才、爱才、求才的意志和决心。

  2012年,29岁的斯坦福大学博士刘自鸿在深圳创立柔宇科技。6年来,公司不仅创造了打破世界纪录、厚度仅0.01毫米的全球最薄彩色柔性显示屏,还建成了全球首条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类六代全柔性显示屏大规模量产线,满产规模超过每年5000万片。

  “深圳这个城市充满活力,更多元化、更具包容性,不同的文化会产生很多的火花,而这些往往是创新的来源。”刘自鸿说。

  “人才不断来深创业发展,为深圳未来发展提供了更强的后劲。”深圳市政府秘书长李廷忠介绍,2017年深圳新引进“孔雀计划”创新团队30个,引进各类人才26.3万名,增长42%。目前,深圳人才总量超过510万。

  优化营商政务环境

  政府成为最大的服务员

  “我们公司2312万元的留抵退税到了!”9月3日,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有限公司的税务工作负责人江国强兴奋不已。

  铁汉生态是生态环境建设上市公司。2016年5月至2017年末,该公司共产生留抵税额4625万元。这在以前只能挂在公司账上。今年7月,深圳市税务部门主动告知铁汉生态,可享受退还增值税留抵税额政策,并迅速为其办理相关手续。

  “留抵税额挂账上会占用公司大量资金。”江国强说,“多亏税务部门主动上门,解决了我们扩大研发的资金难题。”

  在深圳,和铁汉生态一样受益于政府服务的企业还有很多。从率先实现商事登记“三十证合一”,到300项“不见面审批”;从建设项目总审批不超过90个工作日,到“企业办事不出区、市民办事不出街”的“全城通办”……深圳密集出台一项项便民利民措施,改善营商环境,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活力。

  深圳市委宣传部理论处处长杨建认为,企业是深圳创新的主体,深圳市政府需要做的,就是为企业发展提供良好服务,“营商环境好了,市场自然有活力。”

  2017年,深圳新登记商事主体55.2万户。全市累计登记商事主体达309.4万户,总量居全国城市首位。每千人拥有商事主体261户,拥有企业151户,创业密度居全国城市首位。

  培育创新创客文化

  吸引全球创新资源汇聚

  9月25日中午,深圳华强北国际创客中心7楼,荷兰人亨克正聚精会神地敲打着代码。亨克2011年来到深圳创业,2016年进驻华强北国际创客中心,从事LED屏幕设计,“在这里定制特殊曲面LED屏只要3周,全球其他任何地方最快也要6个月。”

  全球数一数二的完整电子制造和互联网产业链,为创客发展提供了最好的土壤,也是全球创新资源汇聚于深圳的重要原因。

  当前,深圳正在加速汇聚全球创新资源:ARM中国总部、空客中国创新中心等80个优质项目落户深圳;苹果、微软、高通、英特尔、三星等跨国公司在深圳设立研发机构、技术转移和科技服务机构;诺贝尔奖科学家实验室在深圳陆续挂牌成立。

  2016年底,受南方科技大学邀请,诺贝尔奖获得者罗伯特格拉布斯,在深圳设立了中国内地首个以诺贝尔奖得主命名的研究机构——深圳格拉布斯研究院。“这里与硅谷一样的创新精神和创新环境,是吸引我来的重要原因。”格拉布斯表示。

  2018年1月,在深圳市委六届九次全会上,深圳以“创新”为关键词,提出了未来发展目标——到202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城市;到2035年,建成可持续发展的全球创新之都;到本世纪中叶,成为竞争力影响力卓著的创新引领型全球城市。

  “深圳因改革开放而生、因改革开放而兴,必将以改革开放、创新驱动而强。”广东省委常委、深圳市委书记王伟中表示,深圳将扎实推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加快基础研究、技术开发、成果转化、金融支持的全链条创新,把深圳这座城市的创新基因再强化、再巩固、再提升,努力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创新之都”。

  《 人民日报 》( 2018年10月08日 01 版)

  陆家嘴集团职工姚建良,退了休才有空闲去江边漫步。

  “吓了一跳,居然这么漂亮!吹着江风,看着美景,不要太舒服!”摄影爱好者老姚,从上世纪90年代初坚持同一角度拍摄陆家嘴,见证了浦东的脱胎换骨。

  去年底,黄浦江两岸45公里公共空间彻底贯通开放。其中,22公里位于浦东。过去灰扑扑的“工业锈带”亮了,老码头、旧仓库纷纷变身创意空间,不同颜色区分出骑行道、跑步道、步行道、绿化带,如五彩丝带飘飞江畔。

  还江于民,让上海人心里很暖。

  为了让百姓更暖,上海在全市范围大调研,浦东新区的领导干部和机关工作人员也全压到里弄、村居和企业,细细走访梳理,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调研对象70万余家、收集问题建议5万余条,问题解决率70%左右。

  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全国人大会议上海团审议时表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关键在体制创新,核心是人,只有人与人和谐相处,社会才会安定有序。

  上海治城,核心是人,目标是让城市更有温度。

  从雾锁寒江到两岸通途,住得宽敞交通顺畅,让百姓舒心

  上世纪80年代的上海人,过得捉襟见肘。

  上海媒体曾历数城市建设等方面几个全国“倒数第一”:市区平均每平方公里挤着4.1万人,人口密度之大,全国之最,三代人挤在一间房是常态;人均绿化面积0.47平方米,就是一张报纸大小。建筑之密,厂房之挤,道路之狭,绿化之少,均为我国大城市之最。市区人均4平方米以下缺房户有91.8万多户,占全市户数六成,比重之大为全国之最……

  当时,黄浦江上没有一座桥,浦东孤悬乡下。一起陆家嘴轮渡惨剧,将两岸交通的窘迫暴露无遗。那是1987年12月10日,雾锁寒江,轮渡停航,陆家嘴码头要过江上班的人和自行车越挤越多。很多企业实行打卡制度,迟到就要扣奖金。拥挤中发生踩踏,酿成重大安全事故。

  在浦东陈列馆,还能看到一处实景展览再现90年代初的陆家嘴:东方明珠塔已拔地而起;塔下,一条“烂泥渡路”还分外扎眼。浦东民谣唱道:“黄浦江边有个烂泥渡,行人路过,没有好衣裤……”

  而今,上海人均居住面积已达36平方米,在浦东张江科学城,规划中900多万平方米的人才公寓将是年轻人的居住保障。

  黄浦江上,大桥、隧道飞架穿梭。1991年、1993年、1995年、1997年……上海平均每两年添一座大桥,相继建造了南浦大桥、杨浦大桥、奉浦大桥、徐浦大桥……现在,拥有20余座隧桥互通,浦东与浦西早已融为一体。

  浦东的开放,大大延展了上海的地理空间和心理空间,上海人心气舒展了。

  从“找茬窗口”到家门口服务站,精细化服务,让百姓温暖

  “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这是从前。现在的浦东人烟稠密,人流如织,热闹而有序。过去黄浦江如“天堑”,现在公共交通10分钟就穿越。

  位于浦东的地铁世纪大道站,4条轨道交汇换乘,以日均35.8万人次成为上海最大换乘站——超过冰岛的总人口。十几年来,一个名叫“世纪春霞”的服务团队,提出一套“六心服务法”,为地铁服务建立了高标准;面对超大客流忙而不乱的中控管理,也展现这块发展高地的治理水平。城市治理要用“绣花”功夫,上海和浦东念兹在兹。

  上世纪80年代,深圳已经起飞,浦东尚未开发。为改变外商投资环境,上海聪明地设立“一个图章”机构,把126个图章变成一个大图章,简化审批手续,提高工作效率,直接撬动外资入沪。

  今天,加快智慧政府建设,全力打响“一网通办”政务服务品牌,推动治理能力现代化,浦东推陈出新。

  浦东新区企业服务中心,有个“找茬窗口”,有意见能直说。

  “700多条‘找茬’意见都一一登记在案,会集中查看、研究处理、及时反馈。”找茬窗口专员倪哲一说。企业可以找茬,窗口却无否决权。“不设路障设路标,不打回票打清单,不给否决给路径”“只说Yes不说No”……浦东将服务姿态放得比任何时候都要低,将工作做得更精更细。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上海走出一条符合超大城市特点和规律的社会治理新路子,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超大城市的精细化管理,是世界级难题,上海不断求解。

  二三十年前,上海里弄都有一部公用电话,谁家有电话,居委会大妈扬声传呼,声声传呼联通了上海和世界;今天,精细化管理以另一种方式呈现。陆家嘴街道市新居民区,党总支书记李娟展示了“家门口”服务站的工作原理。借助社工帮助,社区居民能用远程视频完成11项最常用事项的办理。对于高度老龄化的上海,为老年人打通这样的“最后一公里”,很暖。

  浦东启动河道整治、背街小巷整治,有关民生的服务供给和制度供给也更加精准化。一位浦东基层干部说:“为了百姓感受,要用最小细节体现最高品质。”

  在上海人大会议浦东代表团,市委书记李强诚恳交心,希望要从群众最期盼的事情做起,每年抓一些具体项目,一件一件推进落实。“老百姓对城市是否安全、有序、干净,感受往往更直接。要守牢底线、补好短板、夯实基础,通过提高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实现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

  城市,属于它最普通的百姓。

  从补上文化短板到打造“上海文化”品牌,文化建设,让百姓充实

  城市要有温度,必须有人文关怀、文化建设——这是上海领导层的共识。

  改革开放以来,上海有过三次文化发展战略的大讨论。第一次是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围绕加强文化领域立法;第二次是上世纪90年代末,使上海成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理论先驱;第三次是最近,这次讨论以全球城市为愿景,把文化作为体现城市竞争力的核心资源,怎么用好“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资源,让“上海文化”品牌成为金字招牌?

  浦东感到了压力。“浦东人均公共文化场馆面积不足巴黎、伦敦的1/8。”浦东新区区委宣传部副部长黄玮说。既听得出“压力满满”,也听得出“取法乎上”。

  8年前,浦东人看个话剧还要去浦西。2010年的世博会,主会场席设浦东,浦东开始灿烂。

  上海市委常委、浦东新区区委书记翁祖亮在一档“2018对话区委书记”的访谈节目中,不谈经济,单谈浦东一大拨令人惊艳的文化设施,“让全上海人民眼红”。

  “站在地球仪旁思考浦东开发”,浦东人一如既往。

  现在,东方艺术中心每天上演高水准的音乐、舞蹈、戏剧;拖儿带女逛上海的游客绝不会错过上海科技馆;梅赛德斯—奔驰文化中心演唱会盛事不断,还能秒变冰上舞蹈秀场;即使远在临港,都有美轮美奂的“大隐湖畔书局”,“共享图书”7天免费借阅,更不要说能让人玩疯了的迪士尼乐园……

  还有更多属于文化的惊喜正在酝酿:世博文化公园、上海博物馆东馆、上海图书馆东馆、浦东美术馆,加上已经钢结构收尾的上海天文馆——五大世界级水准的文化地标都将在2020年建成。

  有媒体人惊叹,将来,可能全上海人都要去浦东追文艺了!

  浦东还希望,文化无处不在,转角就能撞上。

  陆家嘴融书房,以前是落寞的老图书馆,现在是时尚的文化空间。3元钱,书能快递到家;信用分达标,线上线下都能免证免押金借阅;每周两场名家讲座,讲文化,也讲金融知识……这样的改头换面,年轻金融白领喜欢。馆长凌志荣说:“融书房,是金融的‘融’,也是科技与图书馆的融合,更是融入与包容嘛!”

  年过花甲的姚建良有了小孙女——浦东的新居民,他决定追拍孙女的成长,也不会放弃追拍陆家嘴。记者问他,最满意哪一张照片,他含蓄地笑,“下一张!”

  浦东新区28岁了,人们依然喜欢这样一句话,“站在地球仪旁思考浦东开发。”浦东,最美的在下一程。

  《 人民日报 》( 2018年09月25日 01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