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媛媛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阐述了文化建设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一步明确了新形势下文化建设的战略定位、发展方向和目标任务，形成了主旨鲜明、逻辑严密、意蕴深远、系统完整的理论体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从七个方面阐明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架构和核心要义，对于深入理解、全面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建设的新思想、新论断、新要求提供了理论阐释。
准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战略定位
从“五位一体”到“四个自信”，彰显了文化不仅仅是与政治、经济、社会、生态文明相并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建设的组成部分，而是作为当代中国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基础的精神性、统领性力量。这一理解，是将文化自信置于中国大国崛起过程中的根本性、决定性的地位，作为贯穿中华民族自信的精神主线和引领中国走向世界的价值基座，作为决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的根基性、总体性的问题，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本质。
文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精神支撑。当前，各种社会思潮空前活跃，迫切需要加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引领社会思潮、稳定社会秩序、强化文化认同、促进社会共识，形成一元主导、多元共生的文化生态，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文化为推动当代中国“文明型崛起”提供内在动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应当是一个政治共同体的崛起，同时更是作为一个文明体的复兴。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表达，文化自信既是中国文化传承创新的思想保障，也是在世界文明交往中保持定力的价值基准，更是中国崛起的重要精神支撑，它需要当代中国人接续文化立国的传统，以文明的自我更新来推动民族复兴和世界文明秩序、政治秩序的重建，再创中华文化的辉煌。
全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
历史逻辑：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近代以来，中国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遭遇了深刻的文化危机和价值危机。在艰苦卓绝的奋斗和救亡图存的不懈探索中，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文化传统及中国实践相结合，逐渐摸索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以超越西方现代性的方式解决了发展中国家所面对的现实问题，既实现了快速发展，又保持了自身文化独立性，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使命和文化担当。因此，从历史的维度、文明的高度、现实的角度来审视今天的中国，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来龙去脉进行梳理和解读，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进行融会贯通，是推动文化创新、坚定文化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
工作主线：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意识形态领导权问题，在党的事业中居于关键性、战略性、全局性的位置。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要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马克思主义是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旗帜和灵魂，不能悬置化、空泛化、虚无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要以立为本、立破并举。一方面，应树立底线思维、风险意识，建立意识形态风险防控机制，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另一方面，意识形态安全本质上是政治安全，但不能用简单的政治化的方式去解决。最为有效的方式是通过话语体系、传播方式的创新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推广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要形成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引领力是建立在民众自愿认同、自觉接受的基础上。人心即阵地，意识形态工作说到底是民心工程。
核心要义：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心聚力。以德为核心的价值观历来是中国文化伦理精神的基本立场，是支撑中国人精神世界的意义系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价值追求，是规范个人和群体行为的行动指南。秉承什么样的价值观关乎世道人心，关乎旗帜道路，是政治稳定、社会和谐、国家昌盛的重要保证。在中国国内，核心价值观是个人、社会、国家所共享的信仰，而这套价值观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则是对家国天下传统的扩展和升华，对内有效整合社会意识，对外占据道义制高点。这套价值观既立足中国国情，又有独特创造，连通古今，沟通中外，成为中国建设现代政治文明的精神资源，是决定国家发展方向的最深层次要素。
落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实践要求
返本开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中华文化不仅满足于源远，更要寻求流长。当前，中国与世界处在新的关系之中，中国的现代性转型需要实现“双重超越”，一方面超越古老传统，寻求现代价值转型；另一方面超越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探索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价值建构途径，在此基础上形成新的文明发展道路和新的价值体系。这就要求在保持中国自身的民族性、稳定性和完整性，维护民族凝聚力的前提下，以开放的态度和开阔的视野，在自主和自愿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革新，吸取和借鉴一切对自己有利的文明成果，在革故鼎新、继承发展中建构符合时代和历史要求的文明体系和价值体系。
实践路径：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文化的重要作用，在于其“文以载道”“文以化人”的教化功能，满足人的精神需求，具有强烈的外部性。文化产品是否能赢得人心、占领市场，从本质上说在于其中所传递的文化价值、情感要素、思想观念是否具有感染力和影响力，是否代表一个时代的文化品位和精神高度，体现了一个国家的文化创造力和竞争力。如果不注重提升文化产品的精神内涵，没有高蹈的价值观念作为支撑，片面追求规模效益，那么生产出的文化产品只能带来落后甚至无效产能，产业只能做大，而无法做强。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有通过有感召力、竞争力的产品占领市场，才能占领阵地，只有在实现有效传播的基础上，才能传递人文精神、传承经典价值，也才能切实推动文化强国建设。
内外兼修：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关键是要讲好中国故事，提升国际话语权。习近平总书记在各种重要场合“路演中国”，讲述中国故事、提出中国观点、彰显中国智慧，提供了对外宣传的中国范本。在全球化、信息化浪潮的席卷之下，一国的文化软实力取决于议程设置能力、国际标准的制定能力，以及对国际舆论的主导控制能力，这一切都取决于思想生产和理念贡献能力。要加强对外传播话语体系建设，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形成具有中国特色，又能与国际进行有效对话的话语体系。新时代，中国的软实力提升，需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向世界阐释中国的大国崛起之道、中国的历史发展之道、中国参与世界治理之道，为中国和平发展创造条件。
（作者为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彭怀祖 周 梦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精神文明建设特别是思想道德建设一定要通过看得见、摸得着的方式，创造实实在在的载体，寓教于乐，入耳入脑，深入人心，潜移默化。”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十分注重精神文明建设，榜样教育受到前所未有地重视，选树、宣传和学习榜样已成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由中央文明办主办、中国文明网承办的“中国好人榜”系列活动，自2008年5月开展以来，得到公众广泛参与，引起社会强烈反响，已成为弘扬社会正能量的重要举措。
“好人榜”活动不断取得佳绩，是建立在对时代特征分析和把握的基础之上的，所有的榜样教育都应该研判时代特征，顺应社会发展要求。互联网时代，人们的认知条件、生活方式等发生了质的变化。一方面，互联网交流迅捷、信息海量的特征给予人们极大方便。然而，其虚拟性也给少数人带来了宣泄负面情绪、甚至恶意攻击他人与社会的巨大便利。榜样教育必须审视“互联网+”的特点，充分利用“互联网+”的条件，自觉克服“互联网+”的负面问题。
浓郁的道德氛围，既是榜样教育的目标，亦是检验榜样教育是否取得实效的关键。精准把握榜样行为的内在动因，让广大公众理解并高度认同，才能使公众从感动走向自觉践行道德行为。当今社会现象纷繁复杂、快速多变，人需要的多重性、复杂性决定了道德动因的多元。正义与仁爱的信念固然应该成为道德动因的主旋律，还应看到，责任意识、同情心理、自我完善、感恩回馈、避免惩罚等都是道德动因方面的正面力量。多方面肯定道德动因，就能发挥多层次道德力量的积极作用。
通过分析内在动因确认道德行为，必须对两个方面的问题有所警惕。一是警惕个别人在实施利他行为时，企图“吃小亏占大便宜”，试图通过小的利他行为换取更大的物质利益；二是警惕个别人在实施利他行为时对行为对象提出苛刻的要求，有时甚至要求行为对象牺牲自身的尊严。这两类问题都关乎到社会的正义与公平，是全社会不能触及的道德底线。
全社会道德氛围的形成，需要各方面的合力，它应该包含以下内容。一是指法律、制度、规范建设与道德建设之间的合力；二是指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家庭教育之间的合力；三是指文化场馆等硬件建设和活动宣传两者之间的合力。
宣传榜样时，必须具有辩证思维和全局观念。不能为了突出榜样的不易和典型性，相应忽略组织的力量，忽略展现其他公众的正义感和同情心，不能形成榜样行为是高大上的，其它外部条件均是道德低谷，诸多公众的行为与道德要求相距甚远的认识。过分强调这样的反差，既不利于人们树立道德信心，也不是社会道德水准的真实反映。
榜样的生命力在于榜样的事迹，评选榜样只能从事实出发，根据行为的利他程度、不易程度、感人程度等方面综合作出甄别和判断。然而，怎样在不降低条件的前提之下，注重选树具有广泛影响力人群中的榜样，最大程度提升榜样教育的影响力，是应该探索的问题。比如，诸多党员领导干部，能够自觉牺牲个人利益，积极实施利他行为，选树他们中的杰出代表成为榜样，其影响力是十分巨大的。同时，要注重“非组织群体”的道德引领作用，发现和培育各个群体中间的“道德之花”。
（作者单位：南通大学江苏先进典型研究中心、南通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李 欣 彭安玉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决定》鲜明指出：“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把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确立为一项根本制度，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第一次，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规律的新认识、新境界，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信、信仰追求。
这是真理的选择。以什么思想理论为指导，事关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事关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存亡，事关广大人民的幸福安康。社会主义制度之所以优越和先进，就在于它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为指导。马克思主义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武器，揭示了剩余价值规律，阐述了阶级斗争理论和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论证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客观规律。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一批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尤其是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诞生和发展壮大，极大地增强了世界社会主义力量。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在人类思想史上，没有一种思想理论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人类产生了如此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时至今日，171年过去了，尽管世界政治风云变幻，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日益闪烁着耀眼的光芒，持续指引着人类探索历史规律，寻求人类解放道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坚信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将其确立为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从而成为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
这是历史的结论。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华民族逐渐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无数志士仁人不懈地寻找民族独立和国家强盛的道路。然而，从太平天国到义和团运动，从百日维新到辛亥革命，一次一次努力终究未能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长夜漫漫，路在何方？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犹如冲破黑暗笼罩的一束希望之光，使一大批先进分子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中看到了中国的出路。在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英勇斗争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中，1921年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奋斗的最高理想。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我们党团结和带领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历史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我们所取得的伟大成就，都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伟大创造。
这是现实的必然。其一，政治上的坚定来源于理论上的清醒。放眼当今世界，一些国家动荡不安、政权更迭，往往开始于意识形态的混乱，而意识形态的混乱又源于指导思想的动摇。我们要引以为戒，高度自觉并始终不渝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决不犯颠覆性的错误。其二，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机遇前所未有，风险挑战前所未有，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我们才能统一思想，万众一心，奋力抓住历史机遇，勇敢迎接严峻挑战，有效化解各种风险。其三，意识形态领域各种社会观念、社会思潮和价值取向亟待引导。当今中国，思想观念日益多样，社会思潮日趋多变，价值取向日趋多元，在多样中谋共识、在多变中求大同、在多元中立主导的要求更加迫切。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有助于清除错误思潮干扰，纠正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的不良倾向，从而坚定主心骨、把准定盘星，真正凝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必须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绝不允许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必须深入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在思想理论建设、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教育教学等各方面加强理论武装，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必须加强和改进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始终坚持正确的办学方向，立德树人，通过建立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体制机制，帮助正处于“拔节孕穗期”的青少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更好担当起民族复兴的大任。必须落实意识形态工作政治责任、领导责任，坚持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切实维护政治安全、文化安全、意识形态安全。
（作者分别为南京市信息中心副研究员、江苏省委党校教授）
马运军
《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提出，要通过公民道德建设把全民道德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推进到一个新高度。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是一项长期而紧迫、艰巨而复杂的任务，既要依靠党的领导，更要尊重公民主体地位，充分发挥每一个公民的主体能动性。
明确道德建设责任是发挥主体能动性的基本前提。在社会生活中，有些人对社会道德建设采取一种“旁观者”态度，觉得社会道德问题不是自己造成的，社会道德建设亦与己无关，甚至有时把自己不道德的行为归结为社会风气和社会环境。事实上，社会道德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与每个社会公民息息相关。社会道德问题绝不是少数人的问题，而是社会公众共同作用的结果，社会道德问题的存在正是由于很多人的“合谋”。恩格斯曾指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所以，当代社会的道德水平是每个人的道德水平所决定的，是全体公民道德水平的聚合反应。社会整体道德水平的提升，需要依靠每个公民切实提高道德素养和道德实践水平，这是新时代公民不可推卸的责任。
树立高尚道德追求是发挥主体能动性的关键环节。人在追求物质满足的同时，也在追求精神的满足。从人的本质角度来看，人的精神生活更具根本性。人的精神追求丰富多彩，其中道德追求是人的本质追求。因为人是“社会的存在物”，人的本性是人的社会性，所以在人们社会关系基础上生成的、“人们之间以及个人和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的道德规范，必然成为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必需品。道德追求也就成为人的本质需求，最能证明人之为人的精神生活是人的道德生活。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道德的社会，所以每个人都有义务按照道德规范行动过有道德的生活，这是人们树立道德追求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另外，每个人也具备树立道德追求的可能性。道德认知与道德实践并不需要超人的知识技能和思维能力，每一个正常的人，都可以成为最高尚的道德楷模。新时代公民应当自觉树立高尚的道德追求目标，只有如此，才能获得主动提升道德素养、积极践行道德规范的不竭动力。
道德认知与道德实践结合是发挥主体能动性的根本目标。发挥道德建设的主体能动性，更重要的将道德认知转化为道德实践，过“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有道德的生活，最基本的要求是守住底线。守住底线，最重要的就是“戒贪止欲”，把自己的欲望保持在一个合理合法合德的范围内。一个具有高度主体能动性的公民，应当有守住底线的能力与行动。对社会精英来说，不仅要做守底线的标兵，更要做甘于奉献的道德楷模。社会中的每个个体，并非是一座孤岛，每一个人的行为总是会影响其他人。一个人的地位越高、名声越显赫，道德影响力就越大。“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相对于普通人，社会精英的道德表现具有很强的示范作用，应以高度的自律为社会树立道德追求与道德实践的高度，以此提升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
（作者单位：南京市委党校）
孙洪武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完善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制度政策，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根据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三步走”时间表，到2020年，乡村振兴取得重要进展，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无论从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构建，还是具体思路和实际行动，可以从以下几点进行切入或发力，不断推进乡村振兴。
推进乡村振兴基础在精准识别，先做判断题，再做选择题。推进乡村振兴必须落到具体村或村庄，不能停留在口头或泛泛层面，要“一乡一策”“一村一举”“一庄一法”。截至2017年底，江苏共有68个乡，同级镇758个，街道458个，共有14462个村，分到13个设区市，最多的徐州市有2042个村，最少的南京市只有283个村，具体到县（市、区）和乡镇，数字则更小了。所以，要拿出精准扶贫的精神和干劲，五级书记一起抓，上下联动，对每个乡村从人口规模、产业特色、文化底蕴等各个方面进行梳理、识别，判断每个乡村采取的振兴路径，选择工作时机，确定每个乡村振兴的路线图、施工图和时间表。
推进乡村振兴关键在模式策划，先有策划，再做规划。目前，国家、省、市，甚至县都有乡村振兴战略规划。在宏观层面思路比较明确，但在具体到每个村时，还需要措施具体、能够落地，还要有个操作性规划。但在做这个操作性规划之前，一定要进行策划，构建商业模式。策划与规划不同，策划要解决的是市场分析、总体定位、产业选择、业态组合、开发策略、创意营销、运营模式、创收回报等发展的“灵魂问题”。确保产出的东西符合市场需要，既产得出，也卖得掉。一个乡村要振兴，必须有产业，产业要兴旺，必须进行产业链延伸和产业功能拓展、融合，否则产业就难以兴旺，这也是中央将产业兴旺放在乡村振兴首要位置的应有之义。目前，大多乡村的产业可能都是农业，而农业要兴旺，在巩固其生产功能的基础上，就要尽可能挖掘农业景观、文化、科普、教育、康养、休闲、旅游观光等功能，通过产品创新创意、业态创造组合，推进农村一二三产融合，把二三产的利润尽可能留在乡村，留给一产的农民。种小麦可能不挣钱，养猪人可能会亏本，但卖面粉面条、卖猪肉、卖肉包就会有比较好的效益，这就是农村一二三产融合的要义所在。
推进乡村振兴核心在政策创设，既要政策分类作用，也要统筹集成使用。抓粮食安全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把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建设政策，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实施政策，通过政府主导，用行政力量巩固落实好。而乡村振兴关键在培育特色产业，即使有的乡村选择粮食作为产业培育，也要将重点放在粮食产业链的延长和粮食产业功能的挖掘上。这就要求乡村振兴的制度设计，应该首先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主要发挥市场机制作用，辅以政府引导，利用社会力量，将资金、政策、资源围绕乡村振兴集成使用，改变以往抓农业生产、农村建设“条线各自下达”为“源头集成下达”，使每个乡村对资源和资金总盘子做到心里有数，并作有计划一揽子安排，蓝图既已绘就，只要发扬钉钉子精神和足够的历史耐心，乡村一定会建设得更美好，也一定会振兴。
推进乡村振兴根本在科技创新，动力在科技创新，潜力和希望也在科技创新。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第一动力。创新驱动战略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科技已经从早期经济社会发展边缘日益走近中心，成为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强盛的主要驱动力量。发展方式转变，产业技术升级，新旧动能转换，关键在新科技的创新和应用上。省农业科学院大力加强学科调整和新兴交叉学科的建设，积极招引人才，2017年专门在园艺所花卉学科的基础上组建休闲农业研究所，主要从事休闲农业理论、休闲产业和业态创意设计、休闲产品和服务研发、休闲文化挖掘利用等研究，在传统的农业“吃喝”功能基础上，大力拓展“玩乐”功能。农业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和乡村振兴对科技正迸发出巨大需求，农业科技也正在展示无限的潜力。
（作者为省农科院副院长、研究员）
杨 帆
千秋基业，人才为本。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全局的高度，对我国人才事业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提出一系列关键命题，为人才工作继往开来、创新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昆山从“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的战略高度来认识、定位和推动人才科创工作，解放思想再出发、真抓实干从头越，举全市之力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家一流产业科创中心，以一流城市集聚一流人才，以一流人才创造一流产业，以一流产业提升一流城市，交出了高质量发展的新答卷，蝉联福布斯最具创新力城市30强县级市第一。
建一流城市，让人才感受“家”的温度。近年来，昆山破除一味拼人才政策、拼科技项目的单向思维，对标高质量发展和高品质生活双重要求，全力打造有温度、有秩序、有魅力的现代化精致城市。编制2035版城市总规和“五区一线”城市客厅特色规划，形成“一廊一园一港”（夏驾河科创走廊、阳澄湖科技园、花桥国际创新港）科创空间布局，推出科创产业用地（Ma）管理办法，推动传统园区向科创园区转型。高标准推进智慧城市建设，集成多领域数据，统筹多部门管理，形成线上线下一体化的“城市大脑”运行指挥系统。对标世行评价体系，优化营商环境，打造“1330”不见面审批昆山服务模式，打破部门分割，设立人才科创发展服务中心，清单化提供275项基本服务和增值服务。2019年，1575家内外资企业增资扩产，实际利用外资逆势增长，新增585家企业入选省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库，48个院士项目和一大批高层次双创团队签约落户。
聚一流人才，为产业提升“智”的高度。创新驱动实质上是人才驱动。人才绝对稀缺和相对稀缺的二重性决定了县域集聚人才必须坚持效率优先，由高端引领带动基础夯实。昆山牢牢把握“五坚持五提升”人才工作体系要求，争当揽才聚才的“热血尖兵”。对照光电、半导体、智能制造、小核酸及生物医药四大产业分别绘制产业人才分布图谱、重点企业人才需求图谱，制定专业引才、平台引才、金融引才、活动引才、企业引才和社会化引才“六大工作法”，“按图索骥”、精准猎才。逐步构建起“1+X”政策体系，建立了多领域的专项人才支持计划和多个类别的服务政策配套。创新实施“头雁人才”工程，着力支持具备原创科技成果及转化能力，能够支撑产业链迈向高端的创新团队，首批支持2个中科院院士团队各1亿元“包干式”项目资助。目前，全市拥有国家级创新创业领军人才120名，万人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64件，均位居全国同类城市第一；全社会研发投入占GDP比重达3.3%，人才贡献率达50.9%，人才综合竞争力多年保持全省县市第一。
育一流产业，助城市加高“创”的浓度。核心技术、一流产业等不来、要不来，在建立自主可控产业体系中体现县域的担当作为，必须尊重创新规律，在将创新资源供给侧与需求侧紧密粘合的同时，着力配置一流要素供给、制度供给，打造卓越的创新生态，让一流人才有用武之地，让创新攻坚万事俱备、不欠东风。依托昆山杜克大学设立运行中美（昆山）科创中心，与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共建创新中心、国际先进技术研究院、科技产业园等创新平台；参与G42沪宁沿线人才创新走廊建设，推动沪昆创新券通用通兑；链接深圳创新资源，设立运作昆山人才与科创（深圳）联络中心，围绕主导产业关键技术节点和国际前沿创新方向，揽聚多学科背景团队，积极推动有效半径内的创新交流与合作，切实加高创新浓度，提升创新效率。充分发挥昆山企业规模大、群落完整的优势，大力实施祖冲之自主可控产业技术攻关计划，设立运作国家技术转移东部中心昆山分中心，与中科院、清华大学、南京大学等院校合作共建一批高端研发平台，积极推动昆山工研院改革并强化共性技术的研发支撑。计划实施以来，催生了一大批以猎头机构、咨询机构、成果转移机构、评估检测机构为代表的“创新中间体”，促成产学研合作项目257项，合作金额达3.4亿元。产业圈、人才圈、学术圈互相融合衔接，不仅提升了创新人才归属感，也切实提升了创新环境粘性，形成了“才来昆山、创就精彩”的良好口碑。
（作者为昆山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刘伟冬
“美好生活需要”不仅是物质的，更是精神层面的，包括人民对接受更好的艺术教育的需要。如何在新时代办出人民满意的高等艺术教育，这是我们要主动思考的新问题。新时代高等艺术教育要站在“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全面贯彻落实在艺术教育的理论层面和实践过程，包括溯清本科教育本源、整合艺术学科布局、创新专业学位建设、弘扬中华美育精神，从而肩负起建设文化强国的历史使命。
高等艺术教育需要学术传统、学术积淀的梳理集成，因其地域、初创及发展的历程不同，凝练出有特色和优势的学科方向是艺术大学最为顶层的设计和发展战略规划。定位准、方向明确，艺术学科建设就能事半功倍、优势明显，反之就会在错误的方向上丧失先机、在同质化的学科竞争中难以突破。学科师资队伍的遴选和建设，如同一个支点下的重心，师资队伍强、富有艺术教育经验、正确的学科布局，艺术人才培养的层次就会卓尔不群，科学研究水平、社会服务声誉会得到切实提升，形成学科发展的良性循环。即以一流学科为引领，培养出一流人才，产出一流成果，为社会文化繁荣发展履践使命。
对艺术教育的质量评估，应该着眼于“一流艺术学科”的深广涵义，在国家文化发展战略中去衡量贡献大小、价值呈现；在传播和弘扬主流价值观的宽广场域中评价担当厚薄、功过成败；在文化自信的坚定与推进中去展示成果、评判质效；在世界文化舞台上去比拼“软实力”、衡量“高水平”，这样才能为建成“世界一流、中国特色”的艺术学科，营造更加富有生机、符合艺术规律的建设环境。
南京艺术学院从2013年开始，对研究生培养方案施行改革，将所有实践类专业方向统统归置为“专业型”，只有纯理论研究的专业方向被保留为“学术型”，这样改革的依据是现代社会艺术生产的消费需求，即“艺术生产”与“艺术理论”之间的比例应该大致是70%和30%的关系。70%一定是在实践层面上的艺术人才，他们所生产的艺术成果应该体现在作品和舞台上，为国家人民“歌”与“舞”、为这个时代“鼓”与“呼”；30%致力于艺术领域的理论研究，由是观之，艺术专业学位的人才培养方向才不至于舍本逐末，更符合未来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需求。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央美院八位老教授的回信中充分强调了美育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美育育人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之功，也深刻阐释了艺术教育的根本任务，那就是“立德树人”。所谓“立德”就是要德育为先，培养受教育者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而“树人”就是要在通过教育，使他们在学养上更加完善、艺术技能上精进卓越，这显然赋予了艺术教育更为深广的意义和功能。
强调以上观点，是因为在艺术教育的实践中，往往容易把艺术教育等同于美育，甚至简化为“唱唱歌、学画画、跳跳舞”的音美课。但是，艺术教育所包含的绝大多数专业都相对集中在技能技巧的训练层面上，是形而下的；而美育是绝对的“形而上”，包括价值观引领、世界观涵育，是一种“大道不远人、袭我以异香”的思想和灵魂教育，也是指向“道技合一”与“德艺双馨”的终南险径。
美育育人，不仅要求教师掌握美育基本知识，将中华美育精神贯穿于艺术教育教学全过程，做好“思政课堂”与“课堂思政”；而且应该开设各类艺术理论课程或艺术欣赏课程，以提高艺术教育人才的艺术修养和美育理论素质，这也就是说，“课堂思政”并不是要把“思政课堂”的内容在各类专业课上去进行简单重复，而是在专业课堂上教师必须要把知识、技能所服务的目标引领到正确的轨道上来，让学生知会这些技能和知识的正确用途，在课外活动中广泛自觉地实践形式多样的美育活动，“应该利用自己掌握的知识为人类谋福利，而不仅仅追求自身的经济富足”。这些目标在高等艺术教育中的实践，需要大学履行自身的使命，制定出严谨的教学计划和组织实施方案，同时加大教学投入和执行力度，让美育和艺术教育水乳交融、美美与共。
（作者为南京艺术学院院长、党委副书记）
朱劲松
党中央明确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定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点题、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健全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统筹城乡民生保障制度等改革的重要内容。我们坚持党的领导，注重试点先行先试，统筹各方协同发力，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推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不断走深走实。
坚持党的统一领导。推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是党和国家一项具有战略性、全局性的重要决策部署，党组织的坚强领导是确保改革正确方向的根本政治保证。构建工作格局。省委贯彻中央精神，按照“政治上保证、制度上落实、素质上提高、权益上维护”的总体思路，制定出台了《新时代江苏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实施方案》，将推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纳入省委常委会年度工作要点、省委年度重点督查检查事项，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工作、省委党建工作和省人才工作总体布局，把优秀产业工人入党纳入全省党员发展总体计划，把职工“五小”发明创造纳入省创新体系，把困难职工帮扶纳入政府帮扶体系等“八个纳入”，构建起省委统一领导的推进改革大格局。构建运行机制。省委建立改革联席会议制度，加强改革的宏观指导、综合协调，研究审议推进改革的重大事项、重要安排；联席会议下设办公室，落实联席会议工作部署，拟定阶段性工作任务，推动改革不断深入。强化督查问效。省委将改革纳入重点督查检查事项，对落实《实施方案》情况开展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既督任务、督进度、督成效，又察认识、察责任、察作风，确保改革落到实处，取得实效。
注重试点先行先试。坚持试点先行和全面推进相促进，尊重基层首创精神，将积极开展试点作为推进改革的重要方法。分类确定试点。在苏南、苏中、苏北各选一市作为试点，按照国有企业先行先试，在支柱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民营企业开展试点的思路，先后确定了61家企业作为试点，选取1家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试点单位。试点企业中既有国有企业、也有民营企业，既有传统产业、也有新兴产业，既有大型企业集团、也有中小型企业，确保试点覆盖面。深入调研指导。围绕改革总体要求，深入企业调研，摸准需求，把准问题，指导企业把改革与促进产业工人全面发展结合起来、与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与推动发展结合起来，明确改革目标，制定改革方案，落实改革任务，让企业得发展、产业工人得实惠，实现改革与发展“双赢”。培养骨干力量。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是一项全新的工作，针对企业普遍存在认识不到位、业务不熟悉、工作难开展的实际，搭建线上线下学习平台，举办系列培训班，邀请省委、全国总工会专家领导作专题辅导讲座，提高思想认识和改革业务本领。放大试点效应。在试点取得阶段性成果的基础上，分领域、分行业总结经验成果，在国有企业、非公企业、纺织行业分层分类召开推进会，使试点成为政策的落实地、成果的集聚地、问题需求的来源地、创新政策的策源地、产业工人有获得的实现地。
发挥企业主体作用。企业是产业工人的用人主体、推进产改工作的主体，企业深刻认识、主动作为是前提，发挥企业的主体作用是有效推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重要基础。发挥企业负责人关键作用，引导企业负责人发挥掌舵作用，有大格局、大情怀、大谋略、大担当，把爱党爱国与爱企业爱员工统一起来，把企业的转型升级与员工的素质提升结合起来，把企业的社会责任与员工的成长进步统一起来，把企业的发展战略与员工的理想追求协调起来，让员工的成长与企业发展同频，与祖国繁荣富强共振。发挥企业党组织核心作用，突出政治功能，强化政治引领，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切实担负起企业推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领导责任。推动党建带工建“三创争两提升”活动在企业深入开展，扎实推进把生产经营骨干和劳动模范培养成党员先锋、把基层一线党员培养成生产经营骨干和劳动模范的党工“双培养工程”、劳模支部“双创双提升”工程。发挥企业行政支持作用，完善工资分配制度，探索技术工人长效激励机制，把职工小发明、小创造等“五小”发明创造纳入企业创新体系，构筑职工成长成才的“立交桥”；加大困难职工帮扶力度，建好党群服务中心等活动阵地和生活服务设施。发挥企业工会撬动作用，当好企业党政的产改参谋助手，争取产改工作更多地纳入企业发展的全局中，积极开展劳动和技能竞赛，履行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基本职责；做实党建带工建工作机制，实现党工工作与企业生产经营的双向融合。发挥广大产业工人主角作用，以主人翁的姿态投身产改，为企业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添砖加瓦，在奉献中提升自身的幸福感获得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过程中，成就产业工人个人梦想。
(作者为省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新时代江苏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联席会议办公室主任)
欧阳平凯
化工行业是我国的基础支柱产业，化工总产值约13万亿元，约占全国GDP的17%。我国化工产业仍以石油化工为主。以化石资源为基础的加工模式面临转型升级，化工行业绿色化对于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原料绿色化。我国化工制造业多依赖煤、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资源，结合我国资源状况，原料可持续性供给亟待加强。自然界中生物质通过光合作用固定二氧化碳而来，据统计，仅利用全球生物量的7%，人类就可以解决资源、能源难题。世界经济合作组织（OECD)曾指出：预计到2030年，35%的化学品和其它工业产品将来自生物制造，占行业总产值份额39%。美国以玉米为原料，巴西以甘蔗为原料制定生物制造发展战略。我国粮食安全是基本国策，使用粮食资源作为原料进行大规模生物制造不合适。但我国低劣生物质资源丰富，如每年7亿多吨农作物秸秆、1.6亿多吨废弃林木资源。将这些中低品位生物质进行高值化利用，不仅可以解决生物制造的原料来源问题，还可以降低其对环境的污染。
过程、装备与产品绿色化。合成生物学技术作为未来颠覆性技术，是生物制造产业前沿，是未来化工产业升级的核心技术之一。世界各国将合成生物学作为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之一。首先，合成生物学开展酶与细胞的设计合成，给生命体创造全新的物质识别、生化代谢等能力，突破自然生物进化局限，推动颠覆性技术创新。其次，合成生物学设计合成细胞群体，大幅度提高生物合成产品的过程效率。目前化工产业存在的通用问题包括：化工厂占地面积大，间歇式居多，效率低；设备体积巨大，动辄数十、数百立方米；装载危险物料多，操作失误或不当引发爆炸形成严重的环境安全事故，污染排放严重等。近年来，微化工等绿色化工生产技术与装备有力推动化工技术向绿色化、环境友好发展。比如通过微化工技术，可以实现化工过程连续化，提高反应与分离效果，减少排放；做到轻量化，大大减少系统中危险物料的使用，提高本质安全性；专用化工设备做到微型化，缩小系统空间，减少占地面积，实现“通风橱中的工厂”梦想。研究团队利用3D打印、数控加工等快速精密制造技术提升微流场反应装备开发效率，实现对传统化工生产模式的变革。我国化学品的产品体系难以突破已有传统产品体系的局限，大量化学品依赖进口，部分产品成了“卡脖子”。如尼龙66材料，其核心原料己二胺80%以上依赖进口，自给率严重不足。如何突破己二胺长期依赖进口对相关产业链的限制，需要自主创新。
产业结构绿色化。当前，我国传统产业结构面临很大挑战。大量消费需求和水地资源不足的问题要通过科技创新解决。可以用生物制造来生产蛋白，生物技术生产蛋白效率是植物的1000倍，动物的10000倍。可以实现药用蛋白、食用蛋白以及饲用蛋白的大规模制造，用以生产抗体药物、人造肉等。可以利用生物制造技术将秸秆通过预处理在生物反应器中培养酵母，收获大量蛋白、油脂等，缓解中国对进口大豆的依赖。
在科技竞争的今天，化工行业的转型升级是“两个替代、一个提升”，即以生物可再生资源取代化石资源的工业原料路线替代，实现低碳经济与工业可持续发展；以合成生物学技术、微反应技术等前沿技术、颠覆性技术来取代传统的化学催化的工艺路线替代，实现节能减排、绿色环保；以现代生物技术提升传统化工技术产业，实现产业结构调整与竞争力的提升。化工行业的转型升级对于我国加快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节约发展、清洁发展、安全发展，建立绿色、低碳与可持续的化工产业经济体系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可以有力助推实现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目标。
（作者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江苏产业技术研究院名誉院长）
桑学成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在党的历史上首次用一次中央全会专题研究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现代化问题，并首次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起四梁八柱作用的制度明确为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
排在第一层次的是根本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由五个方面构成：一是党的领导制度。首次明确提出党的领导制度是我国的根本领导制度。二是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三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四是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把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明确为一项根本制度，实现了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的有机统一。五是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制度。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把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上升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项根本制度作出部署，体现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
排在第二个层次的是基本制度。基本制度是体现我国社会主义性质、规定国家基本形态、规范国家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的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主要由六个方面构成，包括三项基本政治制度，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三项基本经济制度，即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第一次把分配方式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纳入基本经济制度范畴，这是一个重大理论创新，过去讲基本经济制度只讲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重要制度是由根本制度、基本制度派生的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的主体性制度。
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总结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13个方面的显著优势，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党的科学理论，保持政治稳定，确保国家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的显著优势；《决定》部署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13个重大任务，首要的也是强调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准确把握国家制度建设和国家治理的关键和根本，最重要的是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以党的领导制度为统领的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我们党领导人民创造“中国奇迹”的根本保障所在，是“中国之治”制度密码所在，也是坚定“四个自信”基本依据所在。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们之所以能够创造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关键在于有党的坚强领导，在于有党的领导制度作根本保障。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首次提出了“党的领导制度体系”这一重大概念，并首次从6个方面对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作出制度安排，即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完善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健全党的全面领导制度；健全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各项制度；健全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制度；完善全面从严治党制度。
这体现了六个有机统一：一是历史经验和现实要求的有机统一，既是总结历史经验特别是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实践经验的重要体现，又是顺应时代要求、实践发展和人民群众期待的新的制度安排。二是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的有机统一，六项制度安排中最大亮点，就是第一次把今年开展的每批三个月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上升为一项全党必须长期坚持且摆在第一位的重要制度。三是加强领导与提高能力的有机统一，既有强化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工作要求，又有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和领导水平的重要举措。四是民主与集中的有机统一，既强调要坚持民主集中制这一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又强调要完善党领导人大、政府、政协、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武装力量、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社会组织等制度，确保党在各种组织中发挥领导作用。五是为人民执政与靠人民执政的统一，体现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成群众自觉行动的群众路线。六是我们党领导伟大社会革命与进行自我革命的有机统一，十九届四中全会把全面从严治党制度作为党的领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之中，深刻揭示了治党与治国、坚持党的领导与加强党的建设、领导社会革命与进行自我革命的内在统一关系。
（作者为江苏省委党校常务副校长、江苏党的建设理论与实践创新研究院院长）
张道根
国内外环境形势深刻变化，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任务艰巨繁重，这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责任重大。
要夯实理论功底，用深刻的理论思维观察世界、研究中国、贡献智慧、服务决策。当今时代，各种智库应运而生，蓬勃发展。不同类型智库要把握自身特色，发挥优势，精准有效地服务党和国家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从事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的科研院所和大学，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必须突出强项长板，发挥理论创新引领的优势。一是要想清楚，理论能研究多深，实践就能做得多好。以科学理论为指导，善于用理论思维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要充分认识，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研究，滞后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生动丰富的实践。二是要想清楚，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研究机构作为智库，最大优势和最大劣势在哪里，如何发挥理论工作者的优势。
要拓展国际视野，善于学习借鉴国际经验和教训，研究中国改革创新发展，服务决策咨询。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14亿人口大国组织现代化建设，不能关起门来摸索。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曾经写道，先发展起来国家的现在，就是后发展国家的未来，英国的今天就是德国明天的景象。从事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的智库，熟悉了解世界上其他国家发展的历史发展趋势和规律，参与国际交流、合作研究比较多，资料信息积累充分，做国际比较借鉴研究有优势，应当发挥好、利用好，为党和国家决策咨询提供智慧。一是要看明白，一个国家或民族国际眼界和视野的宽度，往往决定其发展思路和出路。纵观历史上的世界大国强国，都具备超越其他国家或民族的全球眼光。身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中国，更要拓宽眼界视野，善于学习借鉴世界发展先进经验，洋为中用，后发赶超，追求卓越。二是要看明白，许多领导干部都见多识广，有多岗位多方面的工作经历，对国际国内形势、对国内外大事有敏锐感觉，善于吸收有国际视野的好思想、好主意、好建议，需要我们提供有启迪有价值的决策建议。
要把握大势大局，立足国家战略，见事早、想事深、谋事远，努力为党和国家重要决策出思路、出主意。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有专业理论基础，有较好的理论思维和国际视野，只要深入实际、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可以就许多重要问题提出前瞻性战略性意见建议。以理论研究为基础的智库，要把握大势、把准大局，突出自身优势特长，善于冷思考，更要有远虑，抓超前研究，做前瞻性全局性研判。一是要认识到，服务决策咨询的研究，要适度超前，善于把握变化，见事要早，做到“春江水暖鸭先知”。专家学者如果缺乏超前研究、前瞻思考，就一定会落在决策后面，很难提出及时有用的意见建议。二是要认识到，服务决策咨询的研究，要聚焦正在做的事，但又要超越具体事具体活，注重全局性战略性分析，有更深入更久远的思考。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搞决策咨询，就是要用己所长，综观大势、把握大局，抓主要问题研究，知趋势、知变化、明方向。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
周文彰
文化制度是国家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作出全面部署，指出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13个方面的显著优势，其中就包括文化制度方面的显著优势。今后要把文化继续推向繁荣发展，必须继续坚持并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四字，是相对于两个方面而言的：从理论角度，相对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社会主义理论而言，我们党把它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实践角度，相对于过去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模式和我们曾经尝试过的社会主义实践模式而言。“中国特色”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历史起点上的中国特色。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社会之后一个更高的历史阶段，然而我们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没有经过资本主义阶段的发展，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二是制度设计上的中国特色。我们通过大胆改革，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国家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其他各项政策、制度、法律法规。三是发展道路上的中国特色。这条道路就是改革开放之路，改革开放成为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决策。四是指导思想上的中国特色。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相继创立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接着又创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系列中国马克思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施方案，成为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党的指导思想。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大特色和最显著的优势。
文化制度是国家制度体系中一种重要制度，各种制度的统一构成国家制度的完整整体。文化制度依赖于其他制度，没有党的领导制度、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其他各项重要制度，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文化制度。文化制度在国家制度中具有特殊的地位，源于文化本身所具有的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特点，体现在：第一，文化是政治。文化提供方向指引、信念支撑、思想动力。第二，文化是环境。文化提供昂扬向上的氛围、长幼有序的道德、团结互助的风尚。第三，文化是形象。高素质的管理者和劳动者、高品位的文化创意和文化产品、高质量的文化服务和文化市场，无一不在塑造国家和地方的形象。第四，文化是生活。一部人类生活的发展史就是文化含量不断增加和质量不断提高的历史，文化日益成为我们基本生活需求。第五，文化是经济。文化对经济具有巨大推动作用，同时文化本身就是经济。
文化本身所具有的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特点还进一步体现在，文化是民族的“根家力福”。首先，文化是民族之“根”。我们是一个民族，讲同一种语言，有同样的生活方式、情感方式、道德和价值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是民族的精神血脉。其次，文化是民族之“家”。一个民族要成为完整的民族，必须有物质家园，这就是国土；还必须有精神家园，这就是文化。再次，文化是民族之“力”。即民族文化生产力、竞争力、传播力、凝聚力、影响力。最后，文化是民族之“福”。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人们幸福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离开文化的幸福生活是不全面的。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广泛凝聚人民精神力量，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厚支撑”。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的目标指向，应瞄准“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特别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瞄准“巩固全体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坚定理想信念，普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等；瞄准“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瞄准“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瞄准“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工作导向。
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转化为治理效能，要特别重视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全民的精神标识和日用而不觉的行为准则。第二，文化软实力在国家综合国力中的分量越来越重。2018年，我国文化产业实现增加值占GDP比重由2004年的2.15%提高到4.30%。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山东、广东等经济发达省份均位于全国文化产业发展第一梯队。第三，文化在人民生活中的含量和质量越来越高，人民享有丰富多彩的精神生活。第四，文化短板和地区文化短板加速接补。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展示了中国“制度之治”的伟大魄力、宏伟蓝图和诱人前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也必将在坚持中完善，并在坚持和完善中发挥出无可比拟的显著优势。
（作者为国家行政学院原副院长、教授）
编者的话
12月5日，由江苏省委宣传部、江苏省社科联主办，江苏省社科院区域现代化研究院承办的第四届江苏智库峰会在南京举行。
刘焕明 朱明明
大力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的内生动力、重要内容和必然要求。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宜兴市在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中充分挖掘本地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为满足基层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作出了重要探索和努力。
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发展红色文化服务。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报国情怀，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提供了丰富的涵养。宜兴市充分发挥新四军苏南抗日红色文化展示馆，潘汉年、周培源、徐悲鸿、吴冠中等名人故居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示范作用，学习宣传他们的爱国情怀、革命精神和社会责任感。结合时代要求和地方特色进行创造性转化、创造性发展，大力开展红色文化服务，形成了以西渚镇白塔村为代表的红色电影文化旅游经济、以张渚镇茗岭村为代表的“支前”革命文化旅游经济。
发扬扶危济困、乐于助人的传统美德。中华文化中“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与人为善”“出入相友，守望相助”“扶贫济困”等思想理念，植根于中国人的内心、外化于中国人的行为。宜兴市将志愿者作为新时代文明实践的主体，建立健全基层志愿服务组织运行架构，推动志愿服务智能化推进、标准化建设和精准化对接，打造“菜单+点单”“公共平台+专业团队+常态服务”模式，不断提升为基层群众服务的质量和水平。
传扬忠孝诚信文化，传承家庭美德树良好家风。中华文明历来重视忠孝诚信美德对于国家社会治理的重要性。宜兴深入挖掘本地深厚忠孝诚信文化资源，加强以周处、岳霖、卢象升、于伶等家族为代表的忠孝事迹、家风家训学习传播教育，设立忠孝讲堂，举办孝文化节，树立孝老爱亲、良好家风传承的当代典范，推动形成家庭文明新风尚。创建“诚信”同盟、设立“诚信”公约，倡导诚信商业文化，推动诚信精神为群众的美好生活提供道德支撑。
传承工匠精神，发展陶瓷文化产业讲好陶都故事。工匠精神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宜兴市依靠自身丰厚独特的陶瓷文化，建立宜兴紫砂博物馆，成立紫砂陶瓷专业合作社，举办“宜兴国际陶瓷艺术文化节”“东方紫砂文化节”“首届世界壶艺大赛”等系列特色文化活动，构建“创造+创意（服务平台）+体验=产业链”的模式，发展紫砂文化创意产业，开展“指尖上的传承——与大师面对面”等系列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传承工匠精神，讲好陶都故事，增强文化自信。
举办曲艺、杂技、书法、绘画等传统技艺文化活动，丰富乡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传统的曲艺、杂技、书画等技艺以及经典文化节日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宜兴市不断建立健全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机制，以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有机融入文艺活动之中，丰富老百姓精神文化生活，增强老百姓精神力量。例如，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幸福宜兴文化民生”文化区域互动活动，开展系列新时代文明实践文艺志愿村村行活动，将文艺活动送到农民家门口，不断满足乡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作者单位：江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宜兴新时代文明实践研究院。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研究”〈16JZD001〉的阶段性成果、中共宜兴市委宣传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研究成果）
朱帮助 魏向杰
我省是制造业大省，工业企业数量众多且硬软件水平参差不齐，安全生产面临巨大压力，亟待充分利用大数据等现代技术手段重塑传统安全生产应急管理模式，改进新形势下安全生产应急管理的能力和效率。
树立数据安全生产应急管理新思维。面对可能的风险或突发事件，大量真实有效的数据以及科学的决策可以使政府有效地开展风险控制和应急管理工作，提升风险控制的能力和应急管理的效率，因此数据理念的提倡是政府开展应急管理的前提和基础。加强管理人员培训，牢固树立数据思维。以全省各级应急管理部门工作人员为主要对象，围绕大数据在应急管理工作中的应用，委托党校和高校院所进行定期培训，提升其收集、整理和应用大数据的能力。深入研究分析历史数据，提高防控能力。应急管理部门加强对重大灾害的数据学习，分析总结原因和教训，增强当前政府应急管理工作人员对数据的学习意识，提升应急管理的事前预防和预警预测能力。加大宣传力度，形成全社会通过数据参与应急工作的意识。应急管理部门发挥互联网的覆盖面广、传输速度快等作用，面向工矿企业、居民和社会组织等宣传预防和降低灾害的损失，形成群防群治的联动效应。
构建大数据安全生产应急管理新平台。政府在突发事件中是主要的救援组织实施者，政府的应急管理需要在第一时间控制突发事件的发展，同时尽可能地减少损失。当前我国政府应急管理工作中预警预测能力比较欠缺，大部分政府的应急管理工作能力还相对薄弱，因此有必要建立起以大数据为支撑的应急管理平台，形成收集、分析、监测、报送一体化应急管理体系，增强政府的应急管理能力。完善安全生产数据库。应急、工信、建筑、交通、民航等具有安全监管职责的部门，按照标准统一、互联互通的原则，建立和完善包括事故、监管信息等安全生产相关数据库，构筑安全生产应用大数据的基础。建立先进物联网监测系统。省有关部门、各设区市围绕遏制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高起点规划、有重点有步骤地推动高危行业领域企业和重点地区提升重大风险智能监测系统覆盖密度和建设质量，并将所有隐患信息上传至相应的数据库。深化安全生产基础信息的分析和应用。加强对应急大数据的科学分析，一方面提升应急智能预测预警水平，最大程度预防和减少灾害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另一方面强化应急指挥辅助决策，有力保障应急指挥决策的科学高效。加强安全生产基础信息的统一发布。应急主管部门按照预警级别、紧急程度、发展态势和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及时发布传播应急基础信息，发布后要加强对相关舆情的监测分析，及时发现处置各类舆情事件。
建立以大数据为基础的安全生产应急管理新体制。应急管理工作涉及到应对、预防、缓解、评价、学习等环节。传统体制的重心聚焦于应对环节，忽视其他环节，以至于同类问题反复发生，不断带来严重的生命和财产损失。因此，亟待从全程管理的角度处置应急管理实务，以大数据技术构建符合应急管理规律和要求的新体制。建立安全生产 “行政首长负责制”。各省辖市、县（区、市）行政首长担任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负责利用大数据安全生产信息平台建设，并通过平台协调辖区相关职能部门和各板块。赋予应急管理部门更多职能。未来，省级及以下层面的应急管理部门不限于权力协调者的职能设定，而应该将自己的职能设定为应急管理信息服务者，帮助各级地方政府构建以大数据技术为基础的包括安全生产在内的整个应急管理系统。建立首席数据科学家制度。现代应急管理是一个高度专业化、技术化的理论和实践领域。政府部门和公务员很难有效承担起现代应急管理的专业技术事务。针对我省省情，应招募顶尖技术专家及其团队，聚焦海量数据，对安全生产风险的预测、预警、应急、救援、善后进行分析，为应急管理部门提供决策和执行依据。
完善长三角大数据共享安全生产应急管理新机制。以有效应对区域性风险为目标，建立应急响应迅速、机制高效的区域联动机制，协同应对重大事故灾害。加强与周边省市的沟通联络，开展“长三角”区域间应急合作，推动应急大数据等资源共享。加强长三角一体化应急救助能力建设。着力强化危化品、交通航运、食品安全等长江经济带等基地建设，强化数据互联互通、适时共享，形成区域重大安全生产预警、处置联动。推进长三角安全生产应急信息资源共享机制建设。建立长三角有关部门共同参与、各负其责的数据交换、维护、更新长效工作机制，对涉及跨区域安全生产重大安全隐患及重大事故，由长三角联席会议办公室对风险隐患、重点目标和治理资源等数据进行空间化整合。利用大数据、互联网等技术，提高长三角安全生产应急物流调控能力。加强长三角安全生产应急物流基地和配送中心建设，逐步建立多层级的应急物资中转配送网络；大力推动安全生产应急物资储运设备集装单元化发展，加快形成应急物流标准体系，逐步实现应急物流的标准化、模块化和高效化。
（作者分别为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商学院院长、教授，江北新区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商学院副教授，江北新区发展研究院院长助理）
省委研究室党建法治研究处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构建营商环境，核心在于法治化。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正在成为江苏招商引资的关键吸引力、区域竞争的核心竞争力，是江苏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不可或缺的重要保障。
健全法规政策体系 架构维护市场主体权益的防护网
法治化是优化营商环境的长久之策。以保护产权、维护契约、统一市场、平等交换、公平竞争、有效监管为基本导向，我省形成了保障市场主体权利的一系列营商环境法规制度。
顶层设计地方性立法。在立法思路上，我省坚持既贯彻中央要求，又体现江苏特色；既立足江苏实际，又衔接国际规则，确保形成高水平的法规政策。在立法操作上，既注重把握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大方向”，又聚焦市场主体关注的“小切口”，通过“试点—成功—立法”的渐进模式，架构营商环境法规体系。近年来，我省已制定修订了《江苏省社会信用条例》《江苏省中小企业促进条例》《江苏省开发区管理条例》《江苏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等地方性法规。
因地制宜出台配套政策。对照法律法规，各级各部门制定政策措施，规范行政自由裁量权，提高法规规章的可操作性和实施的透明度。省级层面出台了《加快推进“不见面审批（服务）”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的实施意见》，对开办企业、不动产登记、办理施工许可、纳税、获得信贷等指标，提出力争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南京研究出台《南京市优化营商环境100条》，多条措施为全国首创，并提出要努力做到“受理前服务指导最优，受理后办结时限最短”。
积极探索制度创新。法律的滞后性与市场经济快速发展之间存在天然鸿沟，需要制度创新进行适度的弥合。地方政府直接与企业“打交道”，对营商环境中的“痛点”“堵点”“难点”感受得更早，创新实践也最为积极主动。徐州市首创《提升营商环境评价办法》，科学设置一级指标20个、二级指标89个，将“有求必应、无事不扰”的服务企业工作机制以制度形式固定下来。昆山市在全国县级市中率先制定发布《昆山市营商环境建设白皮书》，推出优化营商环境23条政策和10项配套措施，形成了昆山版“1330”不见面审批服务模式。
规范政府依法行政
当好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守夜人
调研中，企业家反映，相比特殊政策照顾，民营企业更渴望公平公正的市场秩序。我省以“放管服”改革为突破口，推进行政权力运行法治化，使政府在市场活动中扮演好监管者、调控者和服务者。实践中大家反映“放管服”改革产生了三个“没想到”的效果。
没想到审批效率这么高。“时间意味着利润”，审批多耗一天时间，企业就多增加一分成本。我省通过再造优化、协同、高效的审批流程，最大限度降低审批时间。实现审批流程再造，首先就是“放权”。2013年以来，省政府累计取消行政权力事项789项、下放273项、委托市县行使126项，并全面清理省级部门原有的224项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同时，还要“确权”。自2016年起，我省编制完成《省市县（市、区）政府部门行政权力清单》，基本实现“三级四同”，让政府权力运行纳入法治轨道。在此基础上，我省打造以“网上办、集中批、联合审、区域评、帮代办、快递送”等为主要方式的“不见面审批”改革，用政府减权限权换取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的释放。
没想到惠企服务这么好。我省坚持需求导向，研究出台人工、土地、融资、科研等一揽子具体措施，提升减税降费政策的“执行力”“知晓率”“到达率”，把政策“温暖”和惠企“礼包”直接传递到企业。针对融资难、融资成本高的问题，我省出台《促进金融高质量服务民营企业的若干政策》，设立省级融资担保贷款风险代偿补偿资金池，3年内实现对中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500亿元的融资担保责任余额；打通共享省级企业征信平台和各领域的企业信用数据，实现小微企业首贷率提高到5%以上。
没想到市场环境这么公平。公平公正的法治环境，让企业在同一“跑道”上平等参与竞争，遇到问题时同一“尺度”加以解决。我省以建设公平公正的法治环境为目标，实施公平竞争审查、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等制度，全面清理违反公平、开放市场规则的地方性法规和政策文件，加快产业政策由差异化选择性向普惠化功能性转变；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执法全过程记录、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推进“双随机、一公开”监管与信用监管、重点监管等结合；全面深化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加大失信惩戒力度，营造诚信江苏环境，让各类市场主体放开手脚参与市场竞争。
维护司法公平正义
托起调节利益纠纷与诉讼的公平秤
司法是国家为市场主体提供的最为理性、平和的权利救济方式。江苏着力发挥司法示范、引领和保障作用，通过公平正义的司法行为稳定预期、提振信心、激发活力、促进发展。
司法服务更有精度。针对我省司法实践，制定出台加强产权司法保护、支持中小微企业健康发展、促进金融秩序稳定、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的规范性文件；针对诉讼中发现的法律风险，及时发送司法建议；针对企业关注的热点领域，定期发布公司、金融、破产、保险、知识产权等审判白皮书以及典型案例，为市场主体提供行为指南与规则指引。省级成立民营企业维权平台、税法执行咨询委员会平台，得到民营企业家的一致好评。无锡中院开展“连心富民、联企强市”、连云港中院开展“法进千企”等活动，通过法律培训、提供咨询等方式，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
司法办案更有力度。一个鲜活司法案例的出现，就是一次营商环境的优化。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我省审结涉巴洛克地板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全额支持权利人主张的1000万元赔偿，维护了权利人合法权益。在企业破产保护方面，长航油运集团重整案系全国首例退市央企破产重整案，重整让长航油运115.46亿元债券得到全额保护，3064名职工以及12.1万户中小股东权益得到维护。在金融类纠纷方面，依法遏制民间借贷高利贷和投机化倾向，妥善处理股权融资、保理合同、让与担保等新型纠纷案件，审结各类扰乱破坏金融市场秩序刑事案件3716件，有效维护金融秩序。
司法裁判更有温度。很多民营企业生产经营系于企业家一人，企业家一旦遭受强制措施，企业经营就会受到影响，生产发展就会面临风险。对此，江苏检察机关制定出台服务保障民营企业健康发展的20条意见，既坚决打击侵害企业利益的各类违法犯罪行为，又切实转变司法理念和办案方式，特别在办案中注意把握三点：不轻易使用逮捕和羁押的强制措施；在适用法律上，树立平等保护不同所有制企业的理念；坚决依法纠正冤假错案，实实在在保障企业的合法利益。
浓厚全面守法氛围
打出一系列尊法普法的组合拳
江苏把构建法治化营商环境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强化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各项工作，引导全社会共同参与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营造尊法、知法、守法、护法的浓厚氛围。
健全法治宣传、法治教育的普法体系。全民守法、尊崇法治，是法治化营商环境赖以构筑的土壤。我省始终将培育公民法治意识作为法治建设的先导性基础性工作，围绕“谁执法谁普法”“以案释法”“媒体公益普法”三大机制和领导干部、青少年、企业经营管理人员三个重点群体，出台了以“七五”普法考核验收办法为核心，以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意见、青少年法治教育大纲意见、企业社会责任建设指导意见、“法律进家庭”指导大纲为主线，以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实施办法、法治宣传教育重点单位普法责任清单、国家工作人员学法“一本通”、媒体公益普法宣传实施办法等为补充的规范性文件，形成了较为完备的“323”普法责任体系，推动普法由“软任务”向“硬指标”转变。
打造带头尊法、模范守法的法治政府。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是否依法行政，直接关系市场主体合法权益的保障和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形成。我省把政府工作全面纳入法治轨道：以政府权力清单制度为基础，推进机构、职能、权限、程序、责任法定化；以构建法治化的决策机制为目标，推进重大行政决策规范化管理试点；以完善执法程序为重点，改进执法方式，实现执法要求与执法形式相统一、执法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以加强行政权力制约监督为保障，不断提升行政执法标准化、行政复议规范化工作水平，更好发挥政府在宏观调控、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环境保护等领域的职能。
形成守法光荣、违法可耻的社会共识。调研中，我们切身感到，党员干部、企业家、普通职工等法治意识越来越强，遵法守序观念正在成为内化于心的思维自觉。在法律规定比较原则或存在空白的情形下，企业也能遵守诚实守信的基本原则，积极援用公共秩序要求、区域内各类习惯进行市场交易和管理。海安铁锚玻璃集团、丹阳万新光学集团都分别因忽视知识产权保护、随意为人担保，陷入有关案件纠纷。两家企业痛定思痛，纷纷设立法务顾问，帮助企业保护权益、规避风险。
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结合国务院《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实施，对于江苏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我们建议：一要处理好审慎立法和先行先试关系，构建更加系统的法规体系。充分借鉴国家和各省立法经验，尽快出台《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的“江苏版”。同时，应更加积极主动创新，支持自贸区、开发区等积极开展法治化营商环境试点创新，为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提供更多“江苏经验”。
二要处理好刚性执法和柔性执法关系，实施更加有效的法律监管。地方政府要在理解吃透中央精神的基础上，从有利于高质量发展大局的角度出发，既要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行为，也要注重保护企业正常经营生产秩序，坚决避免集中停工停业停产等简单粗暴行为，让监管真正监到“点子上”、管到“关键处”。
三要处理好司法裁判和司法执行关系，形成更具获得感的司法效果。司法机关要严格审限管理和流程节点跟踪，防止案件久拖不决。要推动“基本解决执行难”改革措施落地见效，促进商事裁判胜诉当事人权益及时实现。对于知识产权侵害，也应从市场价值来确定侵权赔偿，让企业家真正从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光辉。
四要处理好“亲”和“清”关系，营造更加融洽的政商环境。一方面，公权力必须依法行使、受到制约，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另一方面，要明确政商互动边界，列出“可为”与“不可为”的清单，梳理总结典型案例，旗帜鲜明为敢于担当、不谋私利的干部撑腰鼓劲。
（调研人员：朱雪华 臧佩洪 周兴年 许洁冰 王海军 姜 维 王 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