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增强斗争本领要坚持战略判断和战术决断相统一,战略侧重于方向性谋略,具有宏观性、长远性、预测性;战术侧重于方法性实施,具有局部性、及时性、实践性。

　　■ 新时代斗争的特点、内容、策略、目标等诸多方面,都有别于革命年代疾风骤雨式的武装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大规模的群众运动。

　　人类社会总是在各种矛盾运动中前进,有矛盾就会有斗争。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秋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指出:“我们共产党人的斗争,从来都是奔着矛盾问题、风险挑战去的。”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既面临着难得的历史机遇,也面临着一系列重大风险考验。抓住机遇、化险为夷,需要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

　　坚持增强忧患意识和保持战略定力相统一

　　忧劳兴国,逸豫亡身。忧患意识是中华民族的一个重要特质,我们党是生于忧患、成长于忧患、壮大于忧患的政党。事业越前进越发展,新情况新问题就会越多,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就会越多,面对的不可预料的事情就会越多。事实一再证明,不发展有不发展的问题,发展起来有发展起来的问题,而发展起来后出现的问题并不比发展起来前少,甚至更多更复杂。

　　意识到困难、看得见风险不用怕。面对困难挫折、风险挑战,必须做到头脑清醒、立场坚定,牢牢把握正确斗争方向,做到在各种重大斗争考验面前“不畏浮云遮望眼”“乱云飞渡仍从容”。如果缺乏足够战略定力,心理上患得患失、行动上犹豫不决,就会随波逐流、进退失据,甚至丧失行动能力、坐以待毙。越是形势复杂,越是处境危险,越要沉得住气、静得下心、稳得了神,不为外界所干扰所蛊惑,不为一时利益得失而改变长远目标和方向。

　　在新时代的伟大斗争中保持战略定力,必须坚定方向、站稳立场、捍卫原则。一旦出现危害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各种风险挑战,出现危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各种风险挑战,出现危害我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原则的各种风险挑战,出现危害我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各种风险挑战,出现危害我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各种风险挑战,就必须进行坚决斗争,而且必须取得斗争胜利。

　　坚持战略判断和战术决断相统一

　　“善战者,求之于势。”对大局和大势的准确把握,历来是我们党赢得斗争的先决条件。增强斗争本领要坚持战略判断和战术决断相统一,战略侧重于方向性谋略,具有宏观性、长远性、预测性;战术侧重于方法性实施,具有局部性、及时性、实践性。谋子之前先谋势,落子之时稳、准、快。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只有精准把握斗争进程、果断把握出招时机,才能招招命中、稳操胜券。

　　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站在时代前沿观察思考问题,把党和人民事业放到历史长河和全球视野中来谋划。2019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考察时强调:“领导干部要胸怀两个大局,一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一个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我们谋划工作的基本出发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事业,只有站在时代前沿和战略全局的高度观察、思考和处理问题,透过纷繁复杂的表面现象把握事物本质和内在发展规律,才能在解决突出问题中实现战略突破,在把握战略全局中推进各项工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大胆谋划,在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环节,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出新的“两步走”发展战略,锚定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间表和路线图。

　　如果说战略判断侧重于“想”,胸怀“两个大局”要敢想,那么,战术决断则侧重于“干”,肩负“四个伟大”要实干。一旦作出战略判断,就要细化一个个战术,拿定一个个主意,落实一个个任务。一分部署,九分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解答时代问题、担负历史使命,要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切实干出成效来。切实发扬实干精神,出实策、鼓实劲、办实事,不图虚名,不务虚功。既笃定“功成必定有我”的信念,又升华“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以钉钉子的精神撸起袖子加油干,一张蓝图绘到底,不折腾、不反复,做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坚持斗争过程和斗争实效相统一

　　斗争过程具有复杂性、曲折性,会付出一定代价,甚至有生命危险。为了把损失减到最小、把代价降到最低,必须做到斗争过程和斗争实效相统一,进而实现斗争效益最大化。这就要求根据斗争过程的具体情况不断丰富斗争形式,既讲方法,又讲策略;既重落实,也求实效。

　　时代在发展,斗争在变化。新时代斗争的特点、内容、策略、目标等诸多方面,都有别于革命年代疾风骤雨式的武装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当前强调的斗争不是“内斗”“乱斗”“瞎斗”,而是在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中扛得了重活、打得了硬仗。敢于以闯关夺隘、善作善成的意志品质,以动真碰硬、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精神状态,不断攻坚克难,破解各种难题。

　　发扬斗争精神不是逞强好胜、争勇斗狠,也不是鲁莽蛮干、不讲变通,而是在坚持原则、坚定立场的基础上因时因势采取最为有效的行动,实现既定斗争目标。为此,需要做好调查研究。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斗争对象进行辩证分析,弄清蕴藏其中的机遇与挑战、有利因素与不利因素,制定有针对性的斗争方案。需要做到有的放矢。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打好战略主动仗和关键仗。同时注意区分不同性质的矛盾,讲究斗争的政策、策略、火候、成效,有针对性地对症下药。需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在斗争中争取团结,在斗争中谋求合作,在斗争中争取共赢。需要总结经验教训。“前车之鉴,后事之师”。不断从斗争中汲取经验教训,不断深化对斗争规律的认识、增强斗争本领,时刻提高警惕、未雨绸缪,为下一步斗争做好准备。

　　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场伟大社会革命,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几十代人接续不断地奋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要增强斗争本领,科学预见形势发展的未来走势、蕴藏其中的机遇和挑战、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透过现象看本质,抓好战略谋划,牢牢掌握斗争主动权。” 狭路相逢勇者胜。投身新时代伟大斗争,必须讲求策略方法、提高斗争艺术,示强但不逞强,示弱但不软弱,对内做到有理、有力、有效,对外做到有力、有利、有节,在斗争中赢得主动、取得胜利。

　　(作者为首都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本文系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共建项目“全媒体时代加强意识形态工作若干问题研究”[课题号014010033]的阶段性成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顺利发展的根本保障。有了好的制度及强大而高效的制度执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才能得到真正体现,人民群众幸福生活的实现才能真正有保障,进而为坚定“四个自信”奠定坚实基础。

　　十九届四中全会从理论到实践、从现实到理想、从战略到策略等多重维度论证和描绘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和制度强大生命力实现的路径。十三个方面的显著优势中,既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等根本制度或基本制度上的优势,又有理论、信仰等指导思想上的优势,还有组织领导、用人机制和对外政策等保障性制度上的优势,这些概括是基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实践规律的升华,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实事求是的精神和高度的理论自觉与自信。这些优势的实质在于,我们国家始终能够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而党又始终能够坚持以立于真理与道义制高点上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同时,党又通过自觉的自我革命,使其在治理国家中始终能够制定出科学的路线方针政策,并以自觉自愿为人民服务精神为动力,以此来有效建设国家和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遗余力地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进而使这个制度得到了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高度认同。简言之,在党的领导下制定出为人民谋福利的高效制度,并且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这就是我国制度优势的实质。

　　在这些优势中,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我们最大的政治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一组织优势是政治优势实践效能的重要表现。中国共产党立党的初心和使命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它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人民美好生活的实现是每个党员干部人生最高的价值追求,这决不是空洞的政治口号,而是其行为准则。强有力的制度监督和自觉的自我革命精神保证了我们党在人民群众中有着强大的感召力、影响力和领导力,这种力量又使我们党能够有效地动员人民群众来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发展其共同利益和根本利益,这是当今其它任何国家的制度所望尘莫及的。

　　四中全会关于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方面的主要优势的概括,立足于新中国成立以来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是理性、客观的评价。这一概括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为我们从理论上深刻认识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一制度与其它国家制度的比较优势提供了正确的理论指引和方法论指导;它有助于澄清和纠正一些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模糊甚至错误的认识,增强制度共识;它为增强“四个自信”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根据,因为制度自信源于制度优势和在制度安排下的高效能实践。

　　当然,制度是抽象的,它需要一定的载体和平台才能展示出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国家制度最终就要通过治理理念、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来体现。因此,全会指出,要通过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来彰显制度的优越性,将制度优势转化为老百姓看得见的国家治理的高效能。这就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有了更具体而可感的评价标准,也为坚持和完善这一制度指明了方向。

　　四中全会描绘了坚持和完善国家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三个不同阶段的蓝图目标,是阶段性目标与远大目标的统一。可以预见,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我国根本制度的优越性和制度的比较优势将在实践中得到最为充分的彰显。可以预见,届时全世界的人民都会由衷地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好!

　　(作者为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党的科学理论,保持政治稳定,确保国家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的显著优势,这一优势是其他优势的前提,也是凸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基础和保障。

　　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制定和执行的重要基础。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地重视党和国家的制度建设,以制度建设为基础提升国家治理效能。尤其是在党和国家事业面临诸多挑战和转型发展的关键阶段,中国共产党更加重视用制度性的手段来推进各项事业的发展。1949年《共同纲领》奠定了新中国的制度格局,确立国体为人民民主专政、政体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同时确立相应的政治制度,如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各项制度正式确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着力完善各种制度,改革经济体制,推进依法治国。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百年不遇的世界大变局,中国共产党在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把改革开放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以制度完善和治理效能为目标对改革开放进行新的设计和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在战略高度上重新审视了当代中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

　　判断一套制度好不好,归根到底是要看这个制度设计得合不合理,运行效果能不能满足人民不断发展的需求。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而执行力与执行主体的意愿、能力相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探索出来的一整套制度,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党领导得好不好,决定了制度和治理体系执行得好不好。如果只有一套制度,甚至也知道了问题所在以及如何解决,但没有强而有力的执行主体,这个任务也不可能完成。在拥有5000多年历史文化、近14亿人口的大国中,只有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9000多万党员才能带头强化制度意识、维护制度权威,严格、高效地进行制度执行,使各项工作按计划按要求达到预期目标。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所取得的一切成就,从根本上来说依靠的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这一优势是其他优势的前提和基础,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做出了最好的制度选择。

　　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确保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持续凸显的根本保障。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这一最大优势能否保持,是其他优势能否凸显的核心关键。一是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能够做到高瞻远瞩全面统筹,确保制度建设和治理体系建设的基本方向。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具有许多新的内涵和特点,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制度建设分量更重。改革更多面对的是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对改革顶层设计的要求更高,对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要求更强。二是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有利于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三是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可以凝心聚智,在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过程中做到风险最小化、效益最大化。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我们党领导人民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奇迹令世人惊叹,而创造奇迹的领导核心是中国共产党,如果没有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一切的奇迹和优势将无从谈起,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独特优势。

　　(作者为江苏省委党校副教授)

　　“信仰、信念、信心,任何时候都至关重要。”信心比黄金还重要,有了信心就能不为任何干扰所惑,不为任何困难所惧。制度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问题,制度自信是一个国家的精神基础和政治基础。

　　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需要将其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整体系统中来认识,充分认识到“四个自信”植根于中华民族历史与文化底蕴,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做支撑,被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和伟大成就所证明,是历史和时代赋予中国人民应有的精神状态。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从十三个方面全面阐释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何以自信的全面解答。总体上看,制度自信的来源主要是指对制度目标的认同和制度绩效的认可。事实上,坚持人民当家作主、保障人民权益、实现人民利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价值依归,其完全顺应目标高尚的要求。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着显著的制度绩效和治理效能:纵向上能大跨度绘制宏伟蓝图,并能一张蓝图绘到底,几代领导人带领人民接续奋斗;横向上能调动多方力量和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既能推动改革、促进发展,又能保持秩序、维护稳定。

　　历史和实践证明,保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旺盛生命力,重点在于处理好守正与创新的辩证关系。所谓“守正”就是恪守正道,自觉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与规律,坚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和方向,这个方向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独特、独有、独到的特点,其生命力在于“是从中国的社会土壤中生长起来的”。选择符合自己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现实条件和人民意愿的制度,这也是中国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的智慧和方案。“守正”关键是做到“三个坚持”。一要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生命力和优越性的根本保证。要坚持党的科学理论,保持政治稳定,从而确保国家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二要坚持人民当家作主。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用制度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价值立场和根本要求。三要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本质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法律表现形式,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骨干工程。要加快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和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从而切实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和人民权利。

　　“创新”就是要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提下,通过创新,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不是孤芳自赏、敝帚自珍,也不是自视清高、自我满足,更不是裹足不前、固步自封,自信的生命力在于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只有革除体制机制弊端,将完善制度的基点放在创新上,立足本来、吸收外来,才能面向世界、走向未来,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彰显朝气蓬勃的生命力和无可比拟的制度优越性。这就要坚持以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从实际出发,完善现有制度、及时制定新制度,按照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着力固根基、补短板、强弱项,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把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的要求,在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等十三个制度体系的框架下集思广益、创新发展、大胆实践,努力在完善制度、健全机制、创新方式方法等方面有新突破、新举措、新实践。(作者单位:南通市委党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

　　科技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十九届四中全会对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进行了专门部署,提出了一系列重要任务,为加快建设现代科技治理体系提供了路径、指明了方向。江苏是科技大省,也是科技体制改革的先行地区。近年来,我们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江苏时强调指出的“四个对接”要求,以只争朝夕的紧迫感,以为全国发展探路的责任感,坚持自我革命,在科技体制改革上闯“深水区”、啃“硬骨头”,创新体系效能快速提升,区域创新能力始终保持全国前列。

　　着力健全完善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和成果转化机制。聚焦制约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问题,加快完善目标导向的攻关任务形成机制,综合运用定向委托、竞争择优、公开招标等多种方式,选择优秀研发团队,完善多元化项目资助方式,在重点优势领域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突破。推进新型产业技术集成创新试点,在前瞻领域建设一批产业技术创新中心,构建系统性、开放性、长期性的新型产业研发创新组织模式。发挥省产研院“试验田”作用,深入推进项目经理、合同科研等市场化机制,更大力度吸引国际一流领军人才担任项目经理并赋予其充分自主权,推动专业研究所以产业需求为导向强化共性关键技术研发,加快推动产业迈向中高端。加大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的支持力度,建立支持变革性技术创新的有效机制,对重大科学前沿或重大产业前瞻问题进行超前部署,探索和完善新的项目形成机制和管理流程,赋予领衔科学家充分科研自主权,催生一批标志性重大原创成果。加快构建稳定性与竞争性相结合的支持机制,完善以前沿引领技术基础研究专项为牵引、以青年科技人才创新专题为支撑、以面上项目为补充的基础研究资助体系。加快形成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布局和优势科研资源整合机制,强化战略科技力量。

　　着力健全完善开放协同的创新要素配置机制。突出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发挥市场在创新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健全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以高新技术企业培育为重要突破口,强化源头培育,提升研发能力,加大金融支持,优化发展环境,建立上下联动、协同推进的工作机制,完善覆盖创新型企业初创、成长、发展等不同阶段的政策支持体系,努力打造以高新技术企业为骨干的企业创新集群。深化与重点国别和地区的政府间创新合作机制,积极拓展产业技术创新全球合作伙伴关系,完善科技对外开放与国际科技合作新体制。深入参与“一带一路”科技创新合作,积极探索以创新为基础的合作共赢模式。支持在境外建设技术转化和孵化基地,吸引更多全球高端创新要素。加快建设省科技资源统筹服务中心,整合科研机构、科学数据、科技金融、科研条件等重点资源,建立完善共建共享机制,努力打造“一站式、全链条”的科技资源统筹体系。深入推进省技术产权交易市场建设,不断完善“一平台、一中心、一体系”构架,提升技术转移、成果转化、股份转让、融资服务等功能,以高水平供需提升技术成果转移转化能力。

　　着力健全完善科学高效的科技创新管理机制。优化竞争性补助方式,建立“预算编制有目标、预算执行有监控、预算完成有评价、评价结果有反馈、反馈结果有应用”的全过程绩效管控制度。进一步强化项目实施主体的绩效目标责任和奖惩机制,积极探索更加符合科研规律的综合绩效评价机制。深入推进省级科研经费和项目管理改革试点,全面推行综合预算、综合管理、综合评价。简化预算编制方式,下放预算调剂权、经费使用自主权,探索和完善新的项目形成机制和管理流程,加快实现从重数量向重质量、重过程向重结果、重当前向重长远的根本转变,优化提升科研绩效。建立完善创新补偿和援助机制,持续支持有重大价值的产业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项目。建立创新免责机制,对科技体制改革和科技创新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偏差失误,尽到职责的不作负面评价并免除相关责任。实行监督检查审计结果互认共享,进一步减少对科研活动的干扰。

　　着力健全完善富有活力的创新生态培育机制。完善科技人才发现、培养、激励机制,加快构建以创新质量、贡献绩效为导向的人才评价政策体系。围绕重要学科领域和创新方向,造就一流水平的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工程师和高水平创新团队。加强省青年基金、优秀青年基金和杰出青年基金项目组织,为青年科技人才脱颖而出创造良好环境。深入推进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制度和外国人才签证制度实施便利化,开展外国高端人才服务“一卡通”试点,为高端人才提供一站式服务。深入落实“科技改革30条”“人才10条”等创新政策,加强政策宣传,强化部门职责,探索开展政策评估,确保各项政策应知尽知、应办尽办,进一步激发科技人员积极性和创造力。大力弘扬科学精神、创新精神、实干精神,重视科研试错探索的价值,营造激励创新、宽容失败的浓厚氛围。

　　(作者为省科学技术厅党组书记、厅长)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为新时代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作为党内监督、国家监察的专责机关,监督是纪委监委的首要职责。能不能做实做细监督职责、提升监督质量,能不能在日常监督、长期监督上创新突破,关乎党和国家监督体系能否彰显制度优势,关乎纪检监察体制改革能否发挥治理效能,关乎新时代纪检监察工作能否实现高质量发展。

　　进一步明确监督重点,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在稳高压态势的同时,突出制度建设、强化标本兼治。践行“两个维护”,强化政治监督。做到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到哪里,监督检查就跟进到哪里,扎实推进政治监督具体化、常态化。特别是对事关发展和安全的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情况开展监督,压紧压实责任链条。紧盯“四个关键”,强化专项监督。盯好关键人、关键处、关键事、关键时,强化对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集中部门和行业的监督。把干部想什么和做什么统一起来、工作圈和社交圈衔接起来、八小时之内和八小时之外贯通起来,深化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督促干部习惯在受监督和约束的环境中工作生活。

　　进一步整合监督力量,推动纪律监督、监察监督、派驻监督、巡视巡察监督有机贯通、有效协调。纪律监督重在从严从实、唤醒党章党规党纪意识,做到执纪必严、违纪必究,让党员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监察监督重在向基层延伸,紧盯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廉洁履职情况,推动解决地区性、行业性、系统性问题,推动制度刚性执行。派驻监督重在增强“派”的权威、发挥“驻”的优势,按照上级要求稳步推进派驻机构改革,建立健全有效管用的工作运行机制。巡视巡察监督重在深刻揭露问题,高质量推进全覆盖,抓好巡视巡察反馈问题整改,做好“后半篇文章”。常州正着力构建“1+4+N”工作格局,发挥党风政风监督室统筹协调作用,在“一盘棋”中强化监督工作整体合力。

　　进一步创新监督方式,以永远在路上的韧劲斗志,在日常监督、长期监督上探索创新、实现突破。扎实开展调查研究,深入群众、深入一线,抓住本质、把握规律,特别是从政治上深刻研判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发挥信息化平台作用,及时汇总监督信息,完善地区和领导干部廉政档案库,全面掌握“树木”“森林”状况,科学研判政治生态,做到监督常在、形成常态。用好纪律检查建议和监察建议,梳理总结监督发现的体制机制问题和制度漏洞,督促相关地区和部门执行制度、完善制度,强化制度执行力。常州探索建立“五单五化”工作机制,通过制定任务单、开列交办单、下发通知单、提交反馈单、提出建议单,实现监督内容项目化、监督主体清晰化、监督事项精准化、监督质量科学化、监督成果长效化。今年以来,常州市纪委监委立项17个重点监督任务,制定任务单121份,开列交办单129份,下发通知单248份,收到反馈单105份,提出建议单31份,推动监督发现问题整改到位150余个。

　　进一步提升监督能力,以更强的政治担当、过硬的工作成效履行好职责使命。纪检监察工作政治性、专业性很强,监督工作尤其如此,这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不断提高政治能力和专业素养。加强政治建设,以开展主题教育为契机,一以贯之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一以贯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一以贯之贯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方针要求,彰显纪检监察机关的政治本色,增强纪检监察工作的政治效果。增强斗争本领,加强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善于运用辩证思维、战略思维、历史思维和底线思维,熟练掌握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在危机困难面前敢于挺身而出,在歪风邪气面前敢于坚决斗争,依规依纪依法、实事求是开展监督。做执行制度表率,想问题、作决策、抓落实,都自觉对标对表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带头维护制度权威,严格按照制度履行职责、行使权力。打造监督品牌,深化运用“五单五化”工作机制,开展好监督事项定期评估和通报制度,不断推动监督工作高质量发展。

　　(作者为常州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各级机关党组织要“走在前、作表率”。高校发展改革,须臾离不开党的领导。在推进“双一流”建设中,高校机关也要在加强党的建设方面走在前、作表率,持续提升党组织战斗力、凝聚力、向心力,为推动高校健康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提高政治站位,在全面从严治党上走在前面。高校机关党委率先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发挥示范、引领、带动作用,对于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带头抓好政治建设。积极引导机关党员干部坚决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把讲政治作为首要任务,做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表率,确保政治上站稳立场、思想上明辨方向、行动上令行禁止。带头抓好理论武装。把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不断引向深入,聚焦学懂弄通做实,用最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带头履行主体责任。把抓好党建作为首要任务和“最大政绩”,把管党治党作为首要担当和“责任田”,建立健全责任体系。

　　聚焦中心任务,在推进“双一流”建设上走在前面。服务中心,始终是高校机关党建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衡量和检验机关党建成效的根本标准。服务大局。高校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围绕学校党委决策部署,善于“跳高三尺看问题”、立足全局抓工作,坚决把党建工作放到学校立德树人大局中去思考去谋划去推进,推动党建与业务紧密结合、深度融合。敢于担当。推进“双一流”建设,绝不是敲锣打鼓、嘴上说说就能实现的。面对繁重的工作任务,高校机关党员干部必须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以蓬勃向上的朝气、攻坚克难的勇气、昂扬向上的锐气,敢于扛事、愿意做事、能够干事,当好“守门员”,不当“二传手”。

　　树立良好形象,在加强作风建设上走在前面。作风建设是一场持久战攻坚战,高校机关作风直接关系学校各项工作组织、协调、指导和落实。要更加务实。越是对“星辰大海”充满向往,越是需要脚踏实地付诸行动。要坚决克服花架子、表面文章、行动少落实差,做到讲实话、办实事、求实效,合并、减少各类检查评比,突出抓好重点任务落实,制定时间表、路线图、责任人、任务书,确保各项部署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要更加高效。坚决克服作风慵懒、工作拖沓、行动迟缓,突出提升执行力,发扬马上就办好作风,计算时间成本,讲究办事效率。要更加便民。坚决克服高高在上、话难听、脸难看、事难办,践行以师生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机关围绕学院转,职工围绕教学转,走出机关、走入课堂、走近师生,带着微笑办实事,带着感情解难题,让老师潜心教学科研、让学生静心读书学习。要更加严谨。坚决克服松松垮垮、作风飘浮、投机侥幸,自觉加强党风廉政建设,自觉遵守八项规定,自觉严守校纪校规,始终保持“旁若有人”的警醒,习惯在监督下工作、习惯在约束中生活、习惯做一棵低头的稻穗,确保高校党风正、校风清、教风严、学风好。

　　培育机关文化,在凝聚各方力量上走在前面。文化是灵魂,文化兴学校兴,文化强学校强。高校机关党委要努力把机关文化的“软实力”,有效转化为推动学校发展的“硬力量”。要搭建良好的学习平台。通过读书会、报告会、交流会,利用微信、QQ等新媒体,帮助机关党员干部增强学习本领,提高工作水平,提升专业能力、专业素养、专业精神,使每人都有“几把刷子”“看家本领”。要搭建良好的沟通平台。高校机关是机关干部职工共同的家园。要通过多层次的谈心、谈话、互动,掌握“活情况”、了解“活思想”,构建开放、包容、协作、共享好氛围。要搭建良好的活动平台。通过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提升参与度,促进干部职工身心健康,改变“压力大体质差”现状,在丰富的文体活动中激发活力、集聚力量、促进发展。要搭建良好的关爱平台。越是担子重如山,越要爱护挑担人。要通过帮扶慰问、福利采购、“机关之家”建设,加强工会、妇女、共青团工作,把组织的关心做在日常、送在急需,使机关党委真正成为机关“党员之家”。

　　(作者为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文旅融合作为热门话题,有着不同的维度和视角。就基层而言,文旅融合不能仅停留在理论层面,而是需要从当今社会人们所追求的高品质生活目标出发,通过摸索创新形成相对完整的有利于旅游高质量发展、文化高效能传播的有机生态体系。建邺区是南京一个年轻时尚和富有活力的新主城区。区委区政府加速推进文旅融合从理念走向行动,从抓好体制机制建设着手。建邺在全市城区率先改革文旅管理体制,进行文旅等行政管理机构的转隶合并、职责整合。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旅游和相关产业的相互融合,才能形成气势恢弘的“诗与远方结合”交响曲,才能最大程度满足人民群众对文旅产业的需求。过去,建邺区长期处于城乡接合部,与传统主城区相比,都市遗存显性文化资源处于散落、缺失状态。因此,我们在发展文旅产业中除认真梳理和提炼历史积淀的地缘文脉,还紧紧围绕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产业和时尚文化在区内快速落地生根的现实,对标未来现代化国际型城区的发展目标,通过深入挖掘和提炼当代产业和国际化城区中的鲜明时尚文化资源,推动文旅及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的路径逐渐清晰。通过深度整合全区各类文旅资源,进一步明确以会展经济为龙头构建高端文旅产业链,以总部经济为载体推进高端文旅产业集聚发展,以文化创意为引领助推文旅产业升级转型,以高新技术为支撑增强文旅产业创新能力,以商贸服务为依托夯实高端文旅产业发展基础,着力将各行各业中散落的文旅资源转化为可体验可销售的旅游产品。深度整合与创新都市时尚休闲旅游产业业态,着力构建以传统旅游业、文体休闲业、创意设计业、演艺博览业、网络传媒业和休闲商业为主的现代文旅产业体系;通过积聚都市文旅产业业态集群,着力持续扩大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不断提升文旅产业集聚效能和区域文旅体验度,引导区域经济消费升级。

　　以深入探寻建邺全域文旅发展路径和模式为破题点与创新点,高效推进全域文旅产业融合发展。区委区政府将市委市政府关于创建全域旅游示范区的全面部署作为文旅产业深度融合的契机,进一步调动和支持相关部门与产业全面参与,以提升培育全域旅游核心竞争力和文旅融合发展新活力为目标。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创新、积极落实相关政策保障、着力健全公共服务体系、创新培育要素供给体系、大力提升文旅服务品质、全面优化文旅环境质量、有效推进品牌营销措施和强化创新驱动引领示范。力求从发展空间上改变以往以旅游景区为主架构的旅游空间经济系统,构建起以主城区、景区、休闲街区、商业综合体、博物馆群、会展功能区、旅游购物区、中央公园游憩区、文旅产业集聚区、体育运动功能区、滨江风景带、旅游绿道等不同文旅功能区为架构的文旅目的地空间系统。从文旅产业层次上,围绕全区文旅产业方式和类型深化资源配置,形成全新的产业链。

　　在实践中,发挥政府部门的导向和引领作用,调动各类文旅企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创新打造更多的优质文旅产品,丰富文旅产业业态,拓展文旅市场空间,做强做大文旅产业。编制完成《建邺区文化旅游发展总体规划2019-2035及七年详细规划》,提出构建和平研学、会奖商务、体育文娱、生态科技、金融贸易、文创艺术6大产业网链,筑牢国际都市文旅新高地。帮扶文旅企业聚力用劲,推动产业快速发展。政府与市场充分配合,在制定政策细则和协同发力推进下,鼓励社会组织参与加快文旅产业资源的整合经营与产业族群化发展。针对区内拥有16万平方米的国际博览设施和规模密集的商务宾馆集群,文旅部门推动组建会奖企业联盟,组织会奖企业参加省市旅游促销团组和自主促销国内主要一二线城市,提升会奖旅游的市场覆盖能力。以文旅融合为引领,充分利用现有各类空间、载体、场馆、企业族群和行业特色等优势,全年推出近200场丰富多彩的文旅节庆活动,使全区的会展旅游、购物旅游、商务旅游、医疗保健旅游、文体旅游、研学旅行等满足都市消费人群沉浸式文旅休闲度假需求的文旅产品日臻完善,促进了产业增量与产品更迭,形成新的文旅市场增长极和辐射源。

　　(作者为南京市建邺区文化和旅游局局长)

　　江苏在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中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打造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江苏样板”，而“江苏样板”的打造离不开对大运河园林文化的弘扬。

　　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中的大运河沿线生态环境修复也需要引入大运河园林文化中师法自然、融于自然的理念。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按照《方案》要求，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计划用4年左右时间，到2023年底基本完成。而大运河江苏段作为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重点建设区，2021年底前要完成建设任务。江苏在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中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打造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江苏样板”，而“江苏样板”的打造离不开对大运河园林文化的弘扬。

　　按照《方案》，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根据文化遗产和文化资源整体布局、禀赋差异及周边人居环境、自然条件、配套设施等情况，结合国土空间规划，重点建设管控保护、主题展示、文旅融合、传统利用4类主体功能区。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主要有四大任务，包括制定修订法律法规、编制建设保护规划、实施文物和文化资源保护传承利用协调推进基础工程、完善建设管理体制机制。

　　作为国家文化公园试点中的重要项目，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目前还没有先例可循，而大运河园林有极高的文化价值，传承弘扬大运河园林文化是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建设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路径之一。

　　让运河园林文化在主题展示区中显出来。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主题展示区包括核心展示园、集中展示带、特色展示点3种形态。这3种形态都可以借鉴大运河园林的造园艺术。要通过深入研究，提炼运河园林文化的现代价值，留住运河城市园林建筑的记忆，在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上充分体现运河园林文化的特点，植入运河园林文化的元素。对于扬州、苏州等运河古城，运河主题展示区在精神气质与建筑风貌的探索与设计上既要具有传统运河园林的独特古典气质，又要具备现代功能的运河园林建筑风格。要将富有运河园林文化特色的作品运用到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使运河园林文化渗透到城市的方方面面，提高运河城市的空间识别度，彰显运河城市独特的魅力。

　　让运河园林艺术在运河环境修复中扬起来。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中的大运河沿线生态环境修复也需要引入大运河园林文化中师法自然、融于自然的理念。目前，在大运河沿线的生态环境修复过程中，有些地方会照搬照套外地的景区做法，甚至是外国的造景手法，忽视了对运河传统园林文化的传承。有的地方提出要建设樱花园、熏衣草园，有的地方建起了欧洲风格的园林，与大运河传统的文化和环境格格不入。要通过弘扬运河园林文化，加强林草生态系统修复和治理，在核心区范围内建设兼顾景观效果和生态功能的国家级森林公园，在疏林地注重乡土植被的栽植培育，加强人工景观林草地建设，提升大运河主轴林草植被覆盖率，构建功能复合、结构合理、布局自然的大运河绿色生态屏障。利用运河园林文化，构建高质量运河生态廊道，在核心区内建设一批环城绿带、全居绿地、滨河绿地。在保护传承运河文化的基础上，塑造整体和谐、富有个性的城市绿地空间。利用运河园林文化，重塑滨河景观视线，以大运河现有水道为骨架，打造滨河沿线绿道，建设观光休憩、科普教育、体育健身等配套设施，增设大运河主题景观小品和文化设施，构建生态休闲景观长廊，提升大运河沿线生态环境品质。在大运河生态环境修复中，还可以将大运河园林文化与运河文脉相结合，凸显其历史与文化特色，建设历史园林、文化园林、艺术园林。可按编年史，根据不同朝代、不同区域文化，利用不同的河段岸线遍植从古到今的林木、花卉，构建运河千年园林大观。也可以选择一个适宜的地点，采用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运河园林风格，进行不同流派的运河园林再造，以“缩地不缩景”的方式，按照不同地域文化园林的特点，打造一个大运河园林大观园，新建建筑要能体现运河沿线的地方传统特色，形成一个大型的、绿色的、连续的公共空间系统。

　　让运河园林文化在运河文旅融合中活起来。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中的文旅融合工程，就是要对优质文化旅游资源推进一体化开发，打造一批大运河文旅示范区，培育一批有竞争力的文旅企业，推动开发大运河文化旅游产品，组建大运河文旅联盟，开展整体品牌塑造和营销推介。推进运河文旅融合工程离不开对运河园林文化的弘扬，运河园林是大运河重要的旅游资源，许多运河城市的旅游就是以运河园林作为龙头企业的，如扬州在瘦西湖景区的基础上，成立了扬州瘦西湖旅游发展公司，统一管理运营城区的旅游景点。要通过对运河园林文化的弘扬，通过对运河旅游产品的开发，推进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要注重让运河物质遗产和非物质遗产交相辉映。在建设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时要注重文旅融合，物质遗产和非物质遗产的融合，让动态的非遗进入固态的运河园林遗产，在互动的基础上激发出新的活力。要通过文旅融合，一方面使运河园林的旅游更有观赏价值，另一方面又保护传承附着在物质遗产上的非遗，将运河沿线的民俗民风、戏曲歌舞、书法绘画、文学艺术等各有特色的非遗，加以整理研究，融汇到运河旅游项目中，把正在破碎的非遗通过运河旅游连缀起来，成为新的运河旅游资源。还要提取运河园林元素，将运河园林文化转化为多样化、个性化的系列文创产品，并通过运河园林这一窗口将运河文创产品销售出去，在传播弘扬运河文化的同时，促进运河旅游的产业延伸和运河经济的发展。

　　大运河江苏段作为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重点建设区，2021年底前要完成建设任务。打造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江苏样板”，要坚持保护第一、生态优先，坚持文化引领、研究先行，坚持总体设计、两规合一，坚持以人为本、还河于民，着力以经典之作呈现千年运河深厚底蕴，以精品项目焕发运河生机活力，奋力打造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江苏段先导工程和样板工程，努力为全国推进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贡献“江苏智慧”，创造“江苏经验”。

　　（作者为扬州大学中国大运河研究院研究员、扬州市新闻出版局副局长）

　　江北运河北在邳县黄林庄与山东运河相接,南到扬州邗江瓜洲口入长江,长约379公里,以淮安为界,以南称里运河,以北称中运河,是世界文化遗产中国大运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治理体系经历了一个比较复杂的演变过程。

　　为保证漕运,明清时期封建统治者高度重视大运河的疏治,运河治理属于攸关国运的帝王工程,一向由朝廷直管。清朝设置河道总督,负责黄河、运河、永定河治理事务。到鸦片战争时,江北运河建立起总督-道-厅-汛的治理体系,河道总督、道员、副将、参将等各级文武官员负责江北运河治理,力保河道安澜和漕粮北运。

　　1855年黄河改道之后,山东境内运河堵塞不通,加上太平天国战争影响,漕粮改走海运,南河总督所辖流域事务大为减少。咸丰十年(1860年),清政府决定裁撤江南河道总督,此后江北运河治理格局骤变,淮徐扬海兵备道驻地徐州,位置偏北,治理直至长江边数百公里的江北运河,力有不逮。基于此,两江总督又特设堤工局,常驻扬州,专门负责自平桥以下至瓜洲口的运河治理,每年耗工费不赀。江北运河变为中央政府与地方共同治理。

　　辛亥革命爆发后,原有运河治理体系因清朝灭亡而不复存在。民初在淮阴设运河上游堤工事务所,管理平桥以上运堤工程及洪泽湖大堤工程;在高邮设运河下游堤工事务所,管理平桥以下运堤工程及归江归海各堤坝工程。两个事务所的负责人称“坐办”,由江苏省行政长官委派,每年经费不到十万元。1914年8月,经江苏省民政长韩国钧奔走斡旋,在全国水利局下设“筹濬江北运河工程局”,与运河上下游堤工事务所,共同负责江北运河地区的水利治理工作,办公地点设在扬州,负责人称总办,隶属江苏省政府,高邮人马士杰为第一任总办。

　　1919年5月3日,徐世昌总统特派张謇督办江苏运河工程事宜,韩国钧为会办,筹濬江北运河工程局改组升格为督办江苏运河工程局,直隶中央政府。张謇自民国以来即力倡导淮,认识到“运河为江淮水利所关,施治系乡里民生之重”,决定承担此任。张謇担任督办一直到1925年初,其间,一直为运河两岸坝闸和土方工程计划所需300万经费而奔走。

　　北洋政府时期,在张謇、韩国钧等江北名流的呼吁下,苏北运河仍然得到有序治理,成立了专门的治理机构,经费也有一定保障。当然,这种治理的效率还是很低下的,主要是北洋政府时期,政局变幻无常。频繁的人事更替再加上军阀之间的战争,导致江北运河的治理经费常被截留或挪为赈灾等其它用途,江北运河的治理常常中断。

　　北伐战争胜利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1927年6月,江北克复后,督办江苏运河工程局改组为江北运河工程局,胡树鍼担任第一任局长。运河上下游堤工事务所坐办改为所长,仍属江苏省政府,1928年8月,取消上下游堤工事务所,江北运河划为江都段事务所、高宝段事务所、淮泗段事务所、宿邳段事务所,并变所长制为工程师制。1929年1月,江苏省建设厅附设水利局,改江北运河工程局为江北运河工程处。

　　1931年江淮大水,江北运河高邮邵伯段东西两堤溃决数十处,高邮、兴化等县和邵伯镇遭受灭顶之灾。1932年5月21日,江苏省政府召开了运工善后委员会会议,决定恢复江北运河工程局。1932年7月1日,江北运河工程局正式成立,徐鼎康被任命为局长,隶属江苏省政府,局址仍设在扬州。江北运河工程局下设江都段工务所、高宝段工务所、淮邳段工务所,1936年3月,江都段工务所并入高宝段工务所,改称江宝段工务所,所址设在高邮。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江苏省属于首善之区,当局比较重视江北运河治理。每年例有春修工程,如遇大水汛涨,还有夏防工程,盛水之年,要开闸坝放水,汛后,为保证运河水位,又要关堵闸坝,所以,江北运河每年都有修防启堵工程,所需经费由省财政开支。另外,导淮委员会主导的导淮工程也涉及到江北运河,其中主要有邵伯、淮阴、刘老涧三大船闸工程和整理运河西堤工程。至此,江北运河既便于航运,常年可通行900吨位轮船,又可防洪灾、裕农利。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江苏很快沦陷,运河工程停顿,江北运河工程局人员疏散。1938年,国民政府以水代兵,于当年6月9日炸开郑州以北花园口黄河大堤,形成长达8年涉及豫皖苏三省44个县的黄泛区,运河更是千疮百孔。汪伪国民政府先后成立水利总局和水利委员会管理辖内水利行政,伪江苏省建设厅于1940年成立的江北运河江宝段工程处,又于1942年改为苏北运河工程局,下设江防汛、江都汛、高邮汛、永安汛、氾水汛、宝应汛等6汛,负责运河春修夏防工程。但这时期江北运河淮邳段属于华北伪政权,江北运河治理体系一分为二,“治权划分,困难殊多”。

　　综上所述,近代江北运河治理体系多变,经历了由中央直管到中央与地方共管最后变为以地方治理为主的过程,不过,以“汛(段)”为基层治理单位的体制基本没有改变。由于江北运河贯通长江、黄河、淮河三大水系,沟通南北,兼具防洪和航运功能,民生保障和经济地位十分突出,所以,不管政局如何变化,中央和地方统治者都高度重视江北运河治理。

　　(作者为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博士,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研究院扬州分院研究员。本文为扬州大学中国大运河研究院年度开放课题<18DYH019>成果)

　　深入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必须提升站位、坚定信心。尤其是社科类社会组织,更应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加强新时代社会组织党的建设,努力为党的建设工作创造新局面。

　　宣传好党的主张引领中国梦实践。政治在经济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只有通过正确的政治领导、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正确的方针政策,生产力才能不断发展,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才能不断改善,经济建设和社会治理才能获得胜利。要把“讲政治”放在第一位,以“讲政治”为生命线。牢固树立“四个意识”,自觉向党中央决策部署看齐,与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保持一致,为社会经济研究及建言献策“定调”“发声”。

　　社科类社会组织党建工作理应创新。为积极适应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线上线下舆论环境和媒体格局的新变化,社科类社会组织应不断创新方式方法,实现专业性与群众性相统一,夯实人民群众的发展信心,帮助部门、地方以及企业的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做出正确决策。要坚持理论创新,深入观察分析我国社会发展和社会转型中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从思想理论角度搞清和理解一些重大问题,厚植党建根基,夯实护党根本。要坚持路径创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勤于和善于调查研究,向基层老党员学习,向一线干部群众请教。不可以用一个模式和一个想法解决所有问题,更不可以高高在上、以权压人。要坚持方法创新,依靠互联网信息技术建立网上党支部,为党员提供平台,及时交换学习、教育、活动信息,为党员答疑解惑,克服时空限制,方便党员随时随地参加党组织活动。

　　统筹联动推进社科类社会组织党建工作。做好社科类社会组织党建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统筹联动,保障措施到位。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组织部门设立“两新”工委,可进行归口管理的社会组织由相关业务主管单位综合(行业)党委管理,无业务主管部门的由社会组织综合(行业)党委兜底管理。打造“社科之家”,构建由社会组织党建指导平台、服务交流平台、资源整合平台、项目合作平台、人才培育平台、信息传播平台组成的社会组织综合服务网格枢纽。加强党组织标准化和规范化建设水平,将推进党建内容纳入社会组织章程工作,切实落实主题党日、党员谈心、民主评议党员和组织生活会活动;建立有效督查机制,把专项督查与重点督查、抽样督查与全面督查、定期督查与不定期督查联合起来,切实改变少数支部把党建工作当成“软任务”、敷衍了事的情况。大力促进社科类社会组织向学习型组织迈进,坚决克服主观主义、本本主义和经验主义的不良倾向,认真学习党的理论和重大方针政策,做到理论联系实际,用科学理论指导工作实践,形成务实的作风和良好的学风。

　　(作者分别为南京市政府信息中心副研究员,南京市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

　　为规范和正确行使监察权,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建立了特约监察员制度。该制度把纪检监察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作为重点监督对象,既可以强化对纪检监察机关的监督,保障监察权更为精准有效运行,又能切实敦促监察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更加勤于政事、更好履行职责,彰显的是监委作为监督者更要接受监督的理念,是对“谁来监督监委” 这一时代课题的有力回应。

　　相较以往的特邀监察员制度,特约监察员制度的可贵之处体现在实现了多个方面的突破。一是选聘主体的突破。特约监察员制度超越以往特邀监察员由行政监察机关选聘的方式,改为与一府两院并列的国家监察委员会选聘,大幅提升特约监察员的政治地位和监察效度。

　　二是监察主体的突破。特约监察员制度将全国人大代表作为优选聘请人员,既契合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性质,又契合国家监察委员会的权力来自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予的权力属性。特约监察员还将聘请范围拓展到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工作人员、各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代表、专家学者、媒体和文艺工作者、一线代表和基层群众。这不仅强化特约监察员广泛的社会代表性,同时也为特约监察员的监察信息来源和监察角色履行提供坚实的社会基础。

　　三是监察对象的突破。特约监察员制度着重将监察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作为监督对象,实现由谁来监督监察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这一权力监察者的突破。

　　四是监察角色的突破。与以往特邀监察员相对单一的角色不同,特约监察员着重承担对监察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权力监督角色,并在参谋咨询、舆论引导、桥梁纽带等各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监督方面,特约监察员重点对纪检监察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履行职责情况进行监督,提出加强和改进纪检监察工作的意见、建议。参谋咨询方面,特约监察员对制定纪检监察法律法规、出台重大政策、起草重要文件、提出监察建议等提供咨询意见。舆论引导方面,特约监察员借力自身的社会威望优势,发挥舆论导向传播功能,宣传纪检监察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成效。桥梁纽带方面,特约监察员来自社会各个不同岗位,能够促进纪委监委与各行各业之间的有效衔接,进而在社会诉求传达、政策信息社会化等方面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好的制度不仅在于其内容的创新价值,还在于其落地实施的实践效果。特约监察员制度作为一项新的制度方案,重中之重在于形成落地有声的践行成效。

　　着力打造好特约监察员制度的成长平台。特约监察员由监察委员会选聘产生并受其管理,各级监察委员会无疑是践行特约监察员制度最重要的主体,监察委员会效能发挥直接关系到特约监察员制度的顺利落实。特别是县(区)级监察委员会处于四级监察委员会的神经末梢,其能否切实践行特约监察员制度将直接关系到能否打通该制度“最后一公里”。

　　着力厘清好特约监察员制度的职能划分。职能划分既是特约监察员制度践行的目标、方向,也是其践行有效的强力保障。特约监察员工作职能除了着重发挥“对监察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进行监督,提出加强和改进纪检监察工作的意见、建议”之外,还需着力发挥参谋咨询、桥梁纽带、舆论引导等方面作用。

　　着力构建监察力量合力机制,为特约监察员监察塑造好氛围。监察力量的多元协同,有利于实现信息共享,同时也有利于铸就特约监察员积极履职的精神动力。上级监察委员会可考虑设立专、兼职监察员岗位,与下级监察委员会共同构成监察队伍,形成“上下联动、多元协同”的合作机制和监察氛围。

　　(作者分别为江苏省监委派驻苏州大学监察专员,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苏州市姑苏区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

　　编者的话 12月5日，由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学习强国”江苏学习平台、新华日报社全媒体评论理论部共同主办的“‘强富美高’：新起点新征程新实践”专家研讨会在南京举行。专家研讨会一方面对“强富美高”五年答卷系列采访进行了总结，另一方面也对“强富美高”新江苏建设怎么建提出了许多积极建议。本期“前沿版”精选专家观点，以飨读者。

　　本版配图 魏晓敏摄

　　“强富美高”重在补短板

　　周文彰

　　江苏是全国经济最发达的省份之一，2018年地区生产总值9.2万亿元，仅次于广东，位居全国第二位。江苏在很多方面已经达到“强富美高”，然而显著的问题是发展不平衡。

　　江苏下辖13个地级市，以长江和淮河为界，分为苏南、苏中、苏北三个区域板块，南北发展差异较大——地区GDP、财政收入差异大，经济发展差异必然带来分配收入、教育投入、文化建设、民生水平等各方面的不平衡。因此，建设“强富美高”新江苏要着力补短板。

　　第一，确立“补短板”的战略思维。要把握率先发展与“补短板”的辩证关系。江苏早已形成“补短板”的思路。例如，编制2019年省重大项目投资计划时，注重把握“四个突出”：突出创新发展、突出实体经济、突出补齐短板、突出民生导向。其中，后两个“突出”重在“补短板”。例如，江苏发布苏北振兴计划，省政府各部门出台支持苏北振兴的项目、资金、人才等各项政策措施，都是着力“补短板”的实际行动。例如，落实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更多安排在高速铁路、机场、过江通道等基础设施，更多安排在环境治理、乡村振兴等补短板的民生项目，重点支持脱贫攻坚、农业农村、水利、生态环保、社会民生、能源等项目建设。

　　第二，制定“补短板”的战略目标。要细化“补短板”的具体领域和项目。要作为专项工作，认真排查和列出各地区、各领域的“短板”细目。要对“短板”的家底心中有数，否则，若干年后，“短板”还是“短板”。要进行区块排查，即省级的顶层排查、各市的中层排查、县市包括乡镇的基层排查，还有农业、医疗、教育、民生等领域的纵向排查。聚焦重点片区、经济薄弱村和低收入群体，全面排查解决低收入农户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

　　第三，要拿出“补短板”的硬措施。要全面落实“富民33条”政策措施。支持苏北高铁建设，支持连云港战略支点建设。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积极落实乡村振兴规划，加快实施十项重点工程和78项重大工程行动计划。推进农业提质增效，实施8个千亿元级产业规划，大力发展优势特色产业。加快苏北振兴，扎实推进苏南苏北共建园区建设，加快改善苏北农村住房条件。特别是，要激发“短板”地区和领域的内在动力，这就是要加大改革开放力度。

　　第四，制定“补短板”的时间表。没有时间表，就没有硬约束。时间表是“补短板”的举措得以落实、目标得以实现的自我激励和自我监督。关于补齐农村短板，江苏提出，到2020年，全省农业机械化水平达86%以上，农村生活垃圾处理全覆盖，无害化卫生户厕普及率达95%，村区域供水入户率达98%等，这些都是“时间表”的典范。

　　（国家行政学院原副院长、教授）

　　牢牢把握多重叠加战略机遇

　　桑玉成

　　面对当前多重叠加的重大战略机遇，处于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江苏如何把握，是关系到江苏未来发展的重大问题。

　　作为一个在江苏成长、一直关注着江苏发展的读书人，我认为，把握好多重叠加的战略机遇，可以有以下三个方面的考量：

　　一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的江苏定位。根据党中央的战略部署，2020年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既是一个“终点”，更是一个新“起点”。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江苏需要考虑作为一个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相对发达省份的发展定位。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非常现实也是非常迫切的问题。尤其是，根据党的十九大的重要判断，在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演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后，江苏如何提高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供给能力和供给水平。在这方面，江苏可以而且有条件走在全国前列。

　　二是长三角一体化实质性推动中的江苏作为。日前国务院已经正式发布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这是党和国家作出的一个重大战略部署。江苏在一体化进程中如何作为，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大考验。

　　三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的江苏贡献。十九届四中全会就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作出了部署，在这一进程中，江苏该如何贡献？根据党中央的要求，江苏在学习贯彻落实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方面，首先要搞清楚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哪些是需要坚持与巩固的，哪些是需要发展与完善的，哪些是需要遵守与执行的。我们注意到，全会的决定在阐述我国的国家治理体系时，提出了宏大的目标和愿景，也提出了原则性的方略和举措。但同时，需要“发展和完善”的空间还很大。尤其是在国家治理体系的“次体系”领域，其实中央也希望地方积极探索，取得经验。这些“次体系”包括省及以下地方政府的治理体系，包括了诸如基层社会治理、干部人事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具体的制度结构。在这些方面，江苏可以积极探索，创造经验。

　　（上海市政治学会会长、复旦大学教授）

　　抓住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窗口期”

　　成长春

　　当下，江苏生态文明建设正处于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进入应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的“攻坚期”，到了有条件有能力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的“窗口期”。

　　要形成绿色发展方式。第一，要摒弃粗放式的发展方式，从发展源头稳定绿色发展方向。要以绿色GDP作为衡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标准，通过对资源环境损失价值的关注实现各地对粗放发展模式的反思。第二，要推广和完善绿色发展评价。应在市级层面依据各市具体情况重新构建具有针对性的绿色发展评价体系，同时根据发展环境的变化调整完善评价指标和手段。第三，要完善税收倒逼机制。应进一步提高企业排污的纳税成本，促使企业主动选择治理污染而不是缴纳环保税，同时，根据各细分行业的边际治理成本，对高污染行业征收高税率，对低污染行业征收低税率。第四，要重视规划引领，落实“多规合一”，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格局、城镇空间布局、产业结构布局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

　　要协调市场与政府关系。第一，要完善绿色发展价格机制。按照污染者付费和补偿成本并合理盈利的原则，污水处理费、固体废物处理费、水价、电价、天然气价格等收费政策将向环境企业倾斜，创造更加有利于环保投资、营运的环境。第二，探索生态产品价值转化的有效路径。借鉴丽水经验，坚持“点绿”成金，建立“生态+”“品牌+”“互联网+”机制，构建梯度递延的改革体系，通过健全生态价值实现机制、强化生态制度供给体系、创新生态服务互惠模式，推动江苏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核算、调节、服务及文化、制度政策设计等方面的先行探索。第三，完善奖励机制，鼓励低碳技术创新。第四，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利用政策制度规约资本市场的运作机制和效用逻辑。

　　要用法治力量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第一，要建立法制保障体系。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用法律武器治理污染，筑牢生态屏障。第二，要提升司法助力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的能力。建立环境资源审判“外脑”人才库，邀请林业、水利、环保等领域专家参与环境司法，实现环境资源审判专门化。第三，要加大环保执法力度。第四，要提高公众参与度。可借鉴长株潭试验区经验，向社会公开招募“民间河长”，对“官方河长”进行监督，对暴露的重大环境问题的处置情况实行跟踪反馈。

　　此外，新常态下构建生态文明制度体系，需要深入研究重点制度及其实施机制的衔接与配合，发挥制度体系的效益而避免制度“碎片化”。

　　（江苏长江经济带研究院院长）

　　产业培育要重视“从1到N”，更要重视“从0到1”

　　林 康

　　按照“为全国发展探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要求，江苏应在新发展理念的指引下，进一步解放思想，努力实现经济转型发展。

　　要更加重视现代服务业发展。制造业是重要的实体经济部门，服务业中大部分也是实体经济部门，对实体经济发展具有同等作用。实际上，服务业发展得好，对制造业具有引领和带动作用。比如，“十五”末到“十一五”期间，我省大力发展服务业，制造业占比虽然经历了由上升再下降的过程，但制造业的规模和质态保持全国领先，实现了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双轮驱动”。因此，不能狭隘地理解制造业占比，占比低不能说明制造业不重要，应该更多地考察制造业提供产品的数量和质量，在多大程度上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和提高消费者满意度。

　　更加重视创新创业产业培育。从传统的发展思路和路径来看，我们比较关注产业规模扩张，推动产业发展“从1到N”成效明显。打造自主可控的现代产业体系，必须创新发展思路和路径，建立“从0到1”的产业发展新模式，大力发展新兴产业，培育产业“增量”。与之相应的，不仅要招商引资，更要加强招才引智，大力推进“双创”，培育产业的根植性。

　　更加重视产品结构调整。一方面，更多地发展面向消费者的终端产品。消费者的挑剔，使得生产企业时刻把产品创新放在首位。而生产面向中间产品、配套产品的企业，生存和竞争的压力相对较小，容易导致“小富即安”。另一方面，更多地把眼光放在产品上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只有落后低端的产品，没有落后低端的产业。从关企业、停产业向调整产品转变，以产品先进性作为衡量标准，低端产品要坚决淘汰，市场认可的中高端产品要加强环保、安全等能力提升。

　　更加重视人力资本投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提出，人力资本投资对提高产出效果极其重要，其收益往往大于投资于物质资本的收益水平，像美国等发达国家，人力资本投资占比高达75%，远高于固定资产投资。

　　更加重视省级统筹谋划。比如，在新兴产业中有9个设区市提出发展新能源汽车整车项目，如果这些项目全部上马，势必造成新的产能过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业发展是由市场决定的，但空间布局是政府发挥作用的重要手段，需要加强省级统筹，应在项目要素保障方面采取差别化的政策。

　　（江苏省战略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打造升级版“平安江苏”

　　薛宏伟

　　我国的平安建设从江苏开端，“平安江苏”是“强富美高”新江苏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代化社会治理体系中，以高质量平安建设为主体的公共安全是社会发展的重要保障、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石、社会进步的重要内容。

　　在“强富美高”新征程中，高质量平安江苏不断深化，现代化公共安全持续向好。一是有效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实践中，全省公安机关坚决打击境内外敌对势力各种渗透颠覆破坏活动，不断深化反恐怖反分裂反邪教斗争，确保了全省政治社会大局稳定。二是坚决遏制犯罪高发态势。近三年来，江苏的治安形势出现发案总量和重大案件持续下降、群众安全感和破案率不断上升的良好局面。三是不断提升治安防控能力。全省重大安保活动平安有序，大量社会矛盾化解在基层和消除在萌芽，社会新业态出现的治安问题受到高度重视，以技防城为主体的社会治安防控圈基本建成。四是积极打造服务民生平台。全省公安机关树立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和不但使群众享受便捷服务而且更有尊严新理念，开通了大量微信公众号、手机APP，已经上线的一网通公安政务服务平台可以提供548项服务，为更好地服务群众提供了新平台。目前，自助服务、智能服务、集中服务正成为常态，马上办、就近办、一次办成为现实，网上办、刷脸办、自主办成为亮点。

　　平安中国建设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任务。在更高水平和更高质量的“强富美高”新江苏征程中，应以更高质量的平安江苏建设为牵引，为江苏社会经济发展创造更加平安的环境。以创新现代化治理模式为先导，进一步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治理理念，并由过去的治安风险防控向安全风险防控转变，同时，加快公共安全的共建共治共享，如将一些互联网企业遏制网络犯罪的手段与公安机关的组织管理有效融合。以打造升级版平安江苏为根本，在政治安全、社会稳定、社会治安、公共安全、服务民生诸多领域，不断探索适应新形势的治理措施，积极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广泛动员组织群众和社会参与，使平安江苏成为“强富美高”新江苏的风景线。以建设大数据智慧公安为基础，通过数据赋能为建设应用提供新动能，围绕泛感知、云通联、智应用建设智慧城市技防升级工程，汇聚各方资源，实现公安工作的智能化。以营造公正性执法环境为保障，继续深化扫黑除恶，为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创造良好的环境。同时，不断优化执法理念，规范执法行为，切实增强公安机关执法的公信力。

　　（江苏警官学院副院长、江苏公共安全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建设“制度型开放”高地

　　张二震

　　扎实推进“一带一路”交汇点建设，加快推进规则等制度型开放，推动二者相互促进，是江苏发展高水平开放型经济的重要抓手和现实路径。

　　江苏如何加快建设面向新时代的“一带一路”交汇点？从支点构建方面看，支点构建既包括内部支点也包括外部支点。内部支点建设上要着力提升连云港支点地位。为此，需着重做好以下三个方面工作：一是加快支点载体建设，如上合组织物流园等；二是加快发展高铁等交通建设，发展交通枢纽经济，改变在交通上被边缘化的现状；三是进一步明确支点建设的重点方向。外部支点建设上要着重以国外园区和沿线大型项目为依托。

　　从平台搭建方面看，重大的开放必须要有大的平台。江苏自由贸易区已经获批，应以此为平台加快推动“一带一路”交汇点建设。特别是江苏自贸区的连云港片区，在地理位置上本就属于“一带一路”交汇点。江苏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在积极和全面复制已有自由贸易区与自由贸易港的政策、体制和做法的同时，要以更大勇气的改革和探索精神，从体制机制上探索能够更好推动“一带一路”交汇点建设的制度安排。

　　从完善政府服务看，要大力提升政府资源和服务的整合能力。一是统筹驻外机构力量。加强省商务厅、省生态环境厅、省外事办等部门之间的协作。二是强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友好省州的合作与优势转化。三是加强“一带一路”沿线园区招商的组织协调。

　　江苏应抓住自贸区建设的重要契机，将江苏自贸区打造成制度型开放的高地。第一，加强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实施，尤其是在自贸区内进行有效探索。一方面要根据实践需要，进一步缩短负面清单列表，另一方面“负面清单”的管理，必须与消除隐性壁垒同步推进。第二，在营造国际化、法治化、便利化营商环境方面加快实现新突破。第三，密切跟踪国际经贸规则的高标准演进新趋势，并以此为目标导向倒逼自贸区内乃至省内改革，建立和系统推进与国际经贸规则相衔接的改革机制。第四，在营造亲清政商关系方面出新经验。为此，一方面要进一步简政放权，另一方面，要加强政府服务能力，以“互联网+政务服务”为关键抓手，着力破解“材料多、环节多、盖章多、收费多、时间长”等症结和问题，全力打造简单便利的集成改革体系。

　　（南京大学长江产经研究院开放经济首席专家）

　　以大数据推动智慧江苏建设

　　朱春琴

　　江苏积极推动数字江苏建设，通过一系列改革调整，江苏政务数据共享体制不断完善，形成了顶层推动、上下协同、有力衔接的良好工作局面，为江苏高质量发展走在全国前列提供了有力的信息化支撑。

　　接下来，将进一步统筹谋划“数字政府”“智慧江苏”顶层设计。省政府已成立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放管服”改革协调小组，下设6个专题组，统筹推进全省政务信息化和大数据建设。按照《2019年政务信息化和大数据发展工作要点》（苏协调办〔2019〕2号），将按照全省一盘棋、一张网的要求，加强顶层设计，编制我省推进政府数字化转型的指导性文件，分阶段、分目标持续推进建设，统筹建设基础设施体系、数据资源体系、应用支撑体系、业务应用体系等“四横三纵”的政务信息化和大数据发展体系，为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和“放管服”改革提供有力支撑。

　　加快推进基础设施建设。主要包括：一是推动云化基础能力建设。优化升级电子政务外网，完善电子政务内网，搭建统一的电子政务网络体系。建成集约高效、安全可靠的政务大数据云平台，打造“1+N+13”政务云平台支撑体系，为各部门提供计算、存储和灾备等基础环境和服务。二是推动云优先能力建设。全面推行云优先战略，加快各级政务信息系统向政务云平台迁移，实现计算资源、存储资源、服务支撑、安全保障等共性基础资源集约共享。三是推动自主化安全保障能力建设。积极有效落实等级保护和分级保护制度，全面采用安全可控的基础软硬件产品，切实保障政务信息系统的安全可靠运行，在开放的环境中强化自主创新，构建安全可控的信息技术体系。

　　有序推进政务信息资源共享。一是构建优化全省一体化共享交换体系。二是强化目录和清单机制。建立全省统一政务数据资源目录体系，编制行政权力和公共服务事项清单、监管事项目录清单、“不见面审批（服务）”信息共享责任清单等三清单，围绕“一网通办”“互联网+监管”“优化营商环境”等需求，按目录和清单加快推进数据汇聚，加快建设6大基础信息资源库，落地一批、解决一批、见效一批，从高频向中频、低频延伸，加快满足办事事项数据需求。三是提供高质量共享服务。全力推进数据共享，解决行政审批便民服务中的困难问题，实现政府上云、数据上云，以大数据推动智慧江苏建设。 （江苏紫金传媒智库兼职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