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韩庆祥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最具鲜明的一个亮点和创新点，就是第一次系统总结概括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十三个“显著优势”。这些优势，是从“摸着石头过河”到取得“历史性成就”再到“积累成功经验”之实践和理论发展进程中，提炼概括出来的。这种总结之实质，就是为有效应对“新时代”“大变局”寻求制度和治理支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什么优？ “显著优势”优在哪里？这既需要我们以十三个“显著优势”为基础来加以深入阐述，也需要在对我国发展实践及其历史性成就的总结中加以彰显，还需要从与某些“西方之乱”的比较中使其呈现。
优，就优在党的领导力量——党中央坚强有力的集中统一领导，不迷向。这是最根本、最核心、最具有总体性的优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党。大就要有大的样子。”这个“大的样子”，就集中体现在中国共产党坚强有力的集中统一领导。历史逻辑充分表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改革开放。实践逻辑也充分表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中国共产党正是在探寻中国道路并创造历史性成就的进程中，呈现出集中统一领导的领导力的，也是在运用总体方略实现战略目标的历史进程中，呈现出集中统一领导的领导力的。基于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我们从理论上加以总结提升，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大的优势，中国共产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展开来说，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具有引领力，奋斗目标具有感召力，组织资源具有动员力，汇聚共识具有凝聚力，实现蓝图具有恒定力，组织体系具有执行力，自我革命具有净化力。这要比西方一些国家政党之间的内斗并难以形成领导力和合力具有明显优势。
优，就优在价值导向——以人民为中心，不离民。自中国共产党成立那一天起，就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初心，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根本宗旨。中国共产党坚持把人民当作主体，一切依靠人民；把人民当作目的，一切为了人民；把人民当作尺度，人民至上。因而，中国共产党有一个正确的价值导向，使人民群众有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能赢得民心，得到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具有执政最大的底气。《决定》所讲的第二个“显著优势”，就是这种“优”。
优，就优在它具有战略谋划——能一张蓝图绘到底，不折腾。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一直制定并实施“五年规划”，后来每次党代会也制定五年甚至更长时间的战略目标，每年也有中央全会和政府工作报告，对当年的重要工作作出安排。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又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和战略布局，且紧紧围绕这“两大布局”确定令人向往的奋斗目标及其实现方略。围绕“总体布局”所确定的奋斗目标是“总框架”，具有感召力，它使人们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战略布局”是抓手，它使人们能抓住“牛鼻子”。二者的统一，使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伟大胜利具有恒定力，这就解决了“不折腾”的问题。
优，就优在执行力——汇聚力量抓落实，不落空。目标确定之后，最为关键的，是抓执行和落实，不抓执行和落实，再好的目标、蓝图都是空的。由此，我们既注重目标分解，层层抓落实，又注重汇聚全社会共识，凝聚全社会力量，集中一切力量全力以赴抓执行和落实，为实现奋斗目标注入了强大能量。《决定》所讲的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注重的就是执行力、行动力。中国共产党人抓执行和落实的行动力世所罕见。正因为执行和落实目标行动有力，所以我们才取得一个又一个历史性成就。
优，就优在举国体制——集中力量办大事，不散漫。中国传统社会注重的是“大一统”体制。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一直强调全国一盘棋。邓小平强调要团结一致向前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凝聚共识、凝聚力量。这一切都意味着我们十分注重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集中力量解难题、办大事、加速度。正因如此，我们举全国之力成功办成了一件件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事，我们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就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逐渐在缩小。这要比一些国家内部为办一件事而相互扯皮、相互掣肘，具有明显优势。
优，就优在组织体系——具有上下贯通、运转高效、联系广泛、执行有力的组织架构、组织网络系统与训练有素、努力奋斗的干部队伍，不懈怠。我们十分注重选贤任能，把一批社会精英汇聚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周围，且强调勇于自我革命，从而使“自身硬”，这是一种贤能选拔机制。我们注重领导干部的层层历练和层层选拔，经过层层筛选，能把一大批社会精英和优秀干部用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所需要的岗位上。不仅如此，我们十分注重对领导干部的培养和管理。从中央到地方，各个层级基本上都有党校（行政学院），中央有对各级领导干部进行培训的周密计划和方案，中组部、中纪委也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管理和监督。历史和实践证明，我们所取得的“两大奇迹”，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依靠广大领导干部带领人民群众干出来的。
优，就优在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不摇摆。我们坚持动力与平衡、活力与秩序的统一，既注重防止大起大落，更注重改革创新、与时俱进、扩大开放。我们坚持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能使社会充满生机活力；我们坚持与时俱进、开放包容的品格和格局，因而能赶上时代步伐，能吸纳一切利于我国发展稳定的因素；同时，我们在总体上能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在总体上保持经济社会发展的和谐稳定。就是说，我们能把创新活力与和谐稳定统一起来，避免了左右摇摆。而当经济社会发展动能相对不足、经济社会发展出现某种失衡的时候，正如《决定》所讲的，我们要加强国家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加强系统治理、综合治理。正因如此，我们能激发经济社会发展的创新活力，保持经济社会发展的长期稳定，较好解决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和平衡的统一问题，进而创造了《决定》所讲的经济快速发展的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这与当今世界存在的全球经济发展动能不足、全球发展失衡，形成鲜明对比。
优，就优在基本制度——具有主导性的主辅结合、主次互补、相辅相成的混合型结构，不僵化。我们能根据初级阶段的实际，既坚持社会主义的本质，又能合理运用其它有价值的因素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因而形成了一种具有主导性的主辅结合结构。《决定》所讲的“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把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基本经济制度，就是如此；《决定》所讲的基本政治制度，就是如此。这是一种主辅结合、主次互补、相辅相成的混合型结构。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创造，它蕴含的不是“两极对立”“你死我活”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而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主辅结合”“主次互补”“相辅相成”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超越了“两极对立”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具有开放性、包容性和与时俱进性，避免了僵化保守，因而具有较大优越性。
优，就优在民族团结——坚持“三个共同”，不分裂。国家统一、人民团结、民族团结，事关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复兴。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特别注重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体意识”“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这三个“共同”，是中华民族大团结的优势及其核心要素。中华民族团结统一，与注重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体意识”“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息息相关，而注重“共同体意识”与中国文化有关。中国文化注重和合、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协和万邦、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注重促进全体人民在思想上精神上团结在一起。中国共产党更注重民族团结和共同繁荣，她能把全国各个民族团结起来共同奋斗。
优，就优在治国方略——能自觉抓住社会主要矛盾，解决根本问题，掌握工作重点，不动摇。社会主要矛盾，是判断社会整体状况的主要依据，是判断国情的主要依据之一，是我们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主要依据之一，是党中央治国理政的基本遵循。社会主要矛盾蕴含着我们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解决这一根本问题就成为我们要做好的工作重点。中国共产党注重抓住社会主要矛盾，进而从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把解决问题作为工作重点。习近平总书记既注重准确把握新时代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又注重从中确定治国理政所解决的根本问题，并把解决这一根本问题作为治国理政的工作重点。
此外，优，还优在党指挥枪，确保人民军队绝对忠诚于党和人民，确保国家主权、发展利益安全等。
（作者为中央党校一级教授、中央党校专家工作室领衔专家）
□ 唐爱军
掌握国家制度尤其是政治制度的解释权和话语权极其重要。这些年，“中国奇迹”“中国崛起”引起了西方世界的关注，与此同时，“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也成为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话语试验场”，主要表现为：针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政治制度，针对中国的经济成就、经济制度与经济发展模式，针对中国外交战略、国际活动进行话语设置；用所谓的“普世价值”评判中国制度等。
针对西方的话语设置，迫切需要破除解读中国制度的西方话语霸权，建构“中国制度话语”。《决定》搭建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四梁八柱”，实际上也建构起解读中国制度的话语体系。中国共产党人积极主动建构有效的概念、范式和话语体系解释中国制度，将中国的制度优势转化为话语优势。至少包括这么几个层面：
一是“制度性质”“制度评价”的话语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是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是能够持续推动拥有近十四亿人口大国进步和发展、确保拥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进而实现伟大复兴的制度和治理体系。这“三个是”既是关于“制度性质”的话语体系，实际上也提出了关于“制度评价”的话语体系。评价中国制度的性质，决不能从西方价值和制度体系出发。“自己的制度，自己说”“自己的制度，自己评价”，这才是正确的选择。
二是“制度目标”的话语体系。这里的“制度目标”的话语体系涉及到两个层面：第一，它涉及到的是制度现代化与整个现代化目标体系的关系。制度现代化是“第五个现代化”，它是“中国式现代化”目标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内容，这明确了制度现代化在整个现代化目标体系中的地位。第二，它涉及到的是制度自身的现代化目标。制度建设和治理能力建设的目标是：到2035年，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到本世纪中叶，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三是“制度优势”“制度自信”的话语体系。《决定》明确提出了中国制度“13个显著优势”，这既是系统建构起“制度优势”的话语体系，同时也是关于“制度自信”的话语体系。这些“制度优势”，是我们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基本依据。
四是“制度现代化”的话语体系。所谓的“制度现代化”的话语体系指的是明确了各项制度必须坚持和巩固的根本点、完善和发展的方向，并作出工作部署。在推进制度现代化进程中，“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决定》提出了“13个坚持和完善”。“13个坚持和完善”既是我们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工作部署，也是关于中国制度现代化的理论体系、话语体系。
五是“制度结构”的话语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总集成”，是由不同要素、层次分明的结构构成的一个大系统。中国制度是包括了三个层次、三个结构的制度体系，它们共同组成了一个完整的制度话语体系。一是关于“根本制度”的话语体系。它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制度和全面领导制度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根本领导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文化制度；共建共治共享是我国的根本社会治理制度；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国的根本军事制度。二是关于“基本制度”的话语体系。基本制度是覆盖和体现在各领域各方面的。三是关于“重要制度”的话语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法治、党的建设制度等。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 李彬彬
社会主义方向是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确保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政治方向。推进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之义。我国的现代化与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虽然都是现代化，有共性的内容，但是其根本区别在于我国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现代化。社会主义就是要创造比资本主义更加彻底更加全面的社会公平正义，让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成为社会发展的根本价值指向。在当代中国，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就是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发挥党统揽全局的政治领导地位，切实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推动全体人民自由发展。
确保国家始终沿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前进是我们取得历史性成就和实现历史性变革的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经过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艰辛探索和伟大实践，明确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性。包括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都是在社会主义本质论的理论基础上完成的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体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这一制度所建立的经济基础反映的是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体现的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本质要求。人民当家作主有效地调动了全体社会成员在社会建设中的积极性、主动性，为社会各项事业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实践证明，这些制度卓有成效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极大地满足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美好生活的向往，推动了中国社会整体文明程度的提高和全体中国人的自由发展。在当代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全国人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通过各项举措确保我们的制度能够沿着社会主义的根本方向前进，更好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和自由发展提供各项制度保障。
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确保国家始终沿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前进的根本政治保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的根本方向是内在统一的。中国共产党不仅在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而且立足于中国的基本国情和现代化建设实践，与时俱进地发展了社会主义，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巨大成功，中国共产党事实上成为了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旗手。历史表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而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都离不开党的领导。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 王海滨
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治理能力的关系。十九届四中全会第一次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之间的内在关系，为在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如何处理我国制度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关系指明了方向，为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以及加强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等“四大治理”奠定了基础。
实践活动、思想理论、国家制度的关系。在实践基础上，成熟的思想理论逐步外化和定型为制度体系，制度体系是思想理论的历史性凝结。实践的发展，要求思想理论和制度体系能够与时俱进。思想理论和制度体系，在不断回答和回应实践发展所提出的问题中走向发展和完善。当前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应该坚持和巩固什么、应该完善和发展什么，决不能脱离中国国情和中国实践经验，决不能脱离时代的呼唤和人民大众的需要。这也是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一条基本经验。
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的关系。根本制度，是指反映质的规定性的制度。关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的，如党的领导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制度等，都属于根本制度。基本制度，是框定国家基本形态及其基本运行机制的制度。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等。重要制度，是指那些由根本制度、基本制度派生的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的主体性制度。如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军事、外事等领域的主体性制度。
国家制度、法律体系、党的纪律的关系。一般而言，法律体系比制度体系更细致精密和更具有可操作性。至于法律体系和党的纪律，我们党历来强调党纪严于国法，以及党员要模范带头遵守国法。国家制度、法律体系和党纪，作为不同的规范方式和规范体系，在规范方向和规范范围上有所区别，但涉及到一些内容时也有交叉。
干部队伍、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关系。制度规范与干部的动力活力是一对值得注意的重要关系。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既要规范干部和人才的行为，也要注重发挥干部和人才干事创业的动力活力。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此进行了整体规划，强调把提高治理能力作为新时代干部队伍建设的重大任务。推动广大干部严格按照制度履行职责、行使权力、开展工作。把制度执行力和治理能力作为干部选拔任用、考核评价的重要依据。支持各类人才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
全面深化改革、国家制度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关系。如何处理作为现实秩序规范的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与持续的突破性改革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重要问题。根本制度是应该坚守的，基本制度也应该在一定时期内基本保持不变，重要制度就需要依据时代条件和实践需要敢于调整，具体制度更应该依时依势依事而变。既要保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稳定性和延续性，又要抓紧制定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急需的制度、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新期待必备的制度，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自我完善和发展、永葆生机活力。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 张 旻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称《决定》），开辟了“中国之治”新境界。政务公开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政府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的重要制度安排。在开启“中国之治”新征程中，如何把政务公开制度优势更加充分地发挥出来，释放更大更新更暖人的力量，助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需要每一位政务公开人认真思考并作出回答的时代课题。
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上承担新使命。《决定》强调，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使各方面制度和国家治理更好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力，确保人民依法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这对完善和发展各项民主制度，保障人民当家作主权利提出了更实更深的要求。政务公开作为支撑民主制度落实的基础性安排，承担着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引导人民群众有序政治参与，保证人民群众依法行使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新使命。
在构建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上承担新使命。《决定》提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创新行政方式，提高行政效能，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政务公开一头连着各级行政机关，一头连着人民群众和市场主体，在实行政府权责清单制度，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改善营商环境方面担有天然职责，在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建设，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改善行政管理方面更有大展身手、积极作为的空间。
在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监督上承担新使命。《决定》强调坚持权责透明，推动用权公开，完善党务、政务、司法和各领域办事公开制度，建立权力运行可查询、可追溯的反馈机制。政务公开的一项突出功能，就是通过政务行为公开和所形成记录的公开，对行政机关起到监督作用。《决定》把党务、政务、司法公开放在一起予以强调，体现出对发挥政务公开制约监督权力运行作用的新期待、新要求。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序幕已经拉开，政务公开人应紧紧跟随时代前行的步点，紧密结合自身实际，精心谋划，担当作为。
让一家变成大家，打造政务公开阵线联盟。着力构建政务公开治理共同体，调动各种资源，凝聚社会力量，最大程度提升政务公开成效。建立健全各级政务公开领导小组体制机制，统筹协调、一体推进，带动面上各项工作。在行政机关探索建立政务公开专员制度，打造政务公开联盟，联动为企业群众提供政务信息服务。聘请社会知名人士为政务公开大使，及时传播重要政策政务信息，携手将党委政府声音传入寻常百姓家。
让你们变成我们，放大信息公开制度效能。群众的获得感，就是政务公开的含金量。秉持“政”在你身边理念，提升主动公开质量，增强依申请公开便民性。在主动公开方面，对政务信息进行全生命周期规范管理，把百姓想要的信息作为公开的“头条”，重点公开群众想知想要的政务信息以及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等政策信息，提高公开实效。在依申请公开方面，以新修订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施行为契机，抓住程序规范和实体规范这两个“牛鼻子”，推动全省行政机关依申请办理程序化、规范化、标准化。推行行政机关协商办理制度，减少群众申请次数，方便申请人获取政府信息。
让盆景变成风景，释放政务公开联动效应。总结推广我省7个县（区、市）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试点经验，使试点成果在更多地区生根开花结果，形成满园春光。放大省政府办公厅“政策简明问答”的品牌效应，制定政策简明问答规范，推动全省行政机关开展场景化、问答式政策解读，形成制度性安排。在已设“晓苏政策问答台”基础上，将更多省级部门纳入“朋友圈”，联动回答企业群众政策咨询，随问随答，专问专答，从需求侧建立常态动态的政策解答机制，满足企业群众生产生活需要。
让透明变成开明，构建用权办事公开生态。透明不是目的，开明通达、公平公正才是政务公开治理的高级形态。坚持以制度安排把政务公开贯穿政务运行全过程，进一步完善权责清单制度，推动用权公开。运用移动电子政务、大数据分析技术，健全权力运行过程留痕、查询、追溯机制。完善重点领域办事公开制度，推行企业群众审批服务全节点公开，推动公共企事业单位办事公开，让用权办事像“快递式”服务一样，事项进展到哪里，就公开到哪里，让企业群众明明白白、开开心心办事，释放政务公开暖人的制度力量。
（作者为省政府办公厅政务公开办主任）
□ 姜 超
万里长江，支流众多，穿玉屏而过舞阳河水汇入长江后，终在江尾海头的太仓奔流入海。不远千里，因缘际会，两座小城纵贯时空的悠远连线，又在新时代缔结了一段扶贫共富佳话。2017年太仓市派驻玉屏县前方工作组成立以来，全面落实省市东西部扶贫协作各项决策部署，积极谋划，主动作为，全力推进，高标准完成规定动作，创造性推进自选动作，开创了太仓玉屏扶贫协作新局面，助推玉屏脱贫攻坚取得实效。
坚持以人为本，通过高举旗帜、引才培智、优先扶志激活脱贫内生动力。不断充实脱贫攻坚一线力量，学习借鉴太仓村干部“头雁工程”，强化“两委”干部队伍建设，加强贫困村后备干部选拔、培养、管理、使用，延伸选派熟悉农村工作、富有基层经验、善做群众工作的党员干部为驻村帮扶干部。选树一批脱贫攻坚先进典型和担当作为好干部，用好“三项机制”，激发干部更大动力。
突出人才交流。在教育、医疗、农业产业发展对口帮扶中实施“三支工作”，不搞“一刀切”。在卫生领域，突出紧缺医疗人才支医帮扶，强化重点科室（学科）建设，全面提升诊疗水平。在教育领域，深化双向挂职、教师“一对一结对”，着力提升师资力量。在农业领域，做精“订单农业”，突出技术推广、品种选育，努力实现坝区农业、园区农业与市场的无缝对接。在全省率先引进太仓市教育管理团队，组建玉屏侗族自治县第一中学，开展“组团式”帮扶，直接把太仓的办学理念、管理制度、师资力量复制到玉屏，实现课堂、教师、学生、校貌“四大改变”，玉屏一中教学质量实现大幅跃升。
坚持产业优先，通过项目领动、销售带动、消费拉动释放脱贫强大推力。坚持把项目建设作为扶贫协作的关键支撑，着眼太仓乃至东部发达地区带动性强、示范性强的企业和项目，深入开展招商推介活动。在实施完成2018年18个项目的基础上，2019年新启动实施28个重点扶贫协作项目。2019年实现三次产业项目落户玉屏全覆盖。工业上，签约分别投资5000万元的太阳能新能源生产建设项目和智能家具建设项目。农业上，引进总投资2980万元“千亩白芨”种植项目，已完成一期种植。服务业上，宿联中国精品民宿项目成功落户，致力打造玉屏大湾侗韵民宿目的地。
针对玉屏“油茶、黄桃、食用菌、生猪养殖”四大主导产业规模小、布局散、配套差、见效慢的痛点，坚持把科技增收作为着力点。每年选派10名左右农业技术专家到玉屏挂职，其中挂职半年以上专家不少于2名，一年以上不少于1名。挑选太仓农业技术团队，长期派驻玉屏，帮助玉屏围绕四大主导产业组建产业扶贫技术专家组，全面实施农技推广特聘计划，为贫困农户提供精准决策咨询和生产技术指导。接力上海资源，建设玉屏现代农业科技馆，使其成为玉屏科技农业、高效农业、循环农业、休闲观光农业的示范基地和展示窗口。
提升产品供给质量。加强玉屏农特产品质量安全溯源体系建设，大兴祥瑞黄桃、圆龙野山鸡、侗嘎珍蜂蜜、金箫原味山茶油、贵福油茶菇等县域农特产品实现可溯源。依托玉屏“中国油茶之乡”“中国黄桃之乡”的金字招牌，加大品牌培育，设计农产品包装6款，培育农特产品品牌6个，创建了“玉水屏山”县域电商公共品牌，策划了“侗米坊”“贵圆龙”等多个农产品品牌网络促销案例。
销售带动汇聚发展动能，助推“玉货出山”，破解“果丰伤农”堵点。一方面，组织太仓各类电商企业走进玉屏梳理优质产品资源，通过官微商城、淘宝、微信小程序、邮乐购等销售平台大力宣传和推广销售。另一方面，组织玉屏龙头企业和专业合作社走出去，赴苏州参加“梵净山珍”展销推介会、“黔货入苏”产销对接会，以及贵州农产品招商对接会、铜仁市“第四届网商”年货会、铜仁市农特产品上行对接会等各类产销对接活动。
（作者为太仓市政府党组成员，贵州省玉屏县委常委、副县长）
□ 柏长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榜样是看得见的哲理，哪里有榜样，哪里就有新气象。今年以来，盐城市深入挖掘“先烈、先辈、先进”的感人事迹，将其作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鲜活教材”，激励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确保主题教育学在深处、做到实处。
以先烈为镜，感悟初心。革命先驱李大钊说：“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1921年到1949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中牺牲的烈士，有名可查的就达370多万人。正是这些革命先烈舍小家为大家，毅然担当起时代重任，用奋斗甚至生命诠释初心使命，我们才赢得了古老大国屹立世界东方的尊严。盐城是新四军重建军部所在地，同样有数以万计的人民子弟兵把青春热血永远洒在了这片热土上。目前，全市根据革命烈士名字命名的镇村共有128处，潘黄、特庸、陈涛、步凤……一个个响亮的名字口口相传，已化为盐阜大地上最珍贵的文化标识和红色印记。新时代新征程，没有战火烽烟，没有枪林弹雨，但依然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等着我们去实现，一样需要我们抱着“流血牺牲”的心态，去攻克改革发展中遇到的一个又一个“娄山关”“腊子口”。我们要用好用活“铁军精神”等红色资源，在宣传先烈事迹、学习先烈精神、继承先烈遗志等方面聚力用劲，组织党员干部开展“红色之旅”，引导党员干部时刻铭记历史使命，把对先烈的深切缅怀转化为推动发展的强大动力，使红色基因代代相传，革命事业永续推进。
以先辈为镜，传承使命。我们走过了烽火连天的战争岁月，跨过了筚路蓝缕的建设年代，才有了如今的和平富足。在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艰辛历程中，几代中国共产党人为此接续奋斗，包括那些在新中国成立前入党的老党员，他们始终坚守初心、砥砺前行。他们手掌托起的是历史的沧桑，身上散发的是耀眼的光辉，他们的足迹让生命变得更加厚重，他们的力量给这个时代增添了光彩。在盐城，也有一批年已耄耋的新中国成立前入党的老党员，他们身上流淌的红色基因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最鲜活的红色教材。我们要关心爱护老党员的日常生活，让他们健康长寿、颐养天年，这是应尽义务；也要弘扬传承老党员的光荣传统，将他们的可贵品质转化为投身改革发展事业的不竭动力，这是时代责任。特别是要注重发挥好老党员的政治优势、经验优势、威望优势，搜集整理他们的典型事迹，组织他们讲述初心故事，充分展现他们的心路历程，让更多的党员干部从中汲取营养，找到与老党员们在思想境界、价值追求、担当作为、群众口碑上的差距，寻找不变的初心，扛起肩上的使命，努力展现党员干部在新时代的新担当新作为。
以先进为镜，奋斗圆梦。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宣传党员干部身边可学可信的先进人物。新中国成立70年来，从扎根荒漠油田的“铁人”王进喜到研制“两弹一星”的功勋邓稼先，从丹心献兰考的人民公仆焦裕禄到忠魂埋藏区的改革先锋孔繁森，从32年如一日坚守孤岛的时代楷模王继才到60多年心无旁骛为民造福的战斗英雄张富清，党的事业发展的每个阶段，都有一批先进典型勇挑重担、积极作为，带领广大党员干部把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一个典型就是一面旗帜，引领前行的方向。近年来，盐城市在注重用好全国重大典型的同时，通过实施“党建+能人”发展模式，着力在实战中培养锻炼各类身边典型，全市涌现出脱贫攻坚先锋杨洪雨、生态卫士冯坤乔、优秀基层党组织书记李晓霞、乡土人才标兵鲁曼等受到全国和省表彰的各类典型群体。我们坚持用身边榜样教育身边党员，以身边事感染身边人，引领全市党员干部拿出一个又一个硬招子，啃下了一个又一个硬骨头，有力推动了“四个新盐城”建设。我们要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进一步在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培育树立起一面面旗帜，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从先进事迹中寻找“初心”，在先进带动下践行“使命”，始终做到在推动发展上求实效，在改革创新上显作为，在保障民生上见情怀，以一步一个脚印的姿态实现好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作者为盐城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 李新平
抓住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契机，将近年来机关党组织服务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经验做法上升为制度规范，是长三角地区机关党组织面临的重要课题。特别是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江苏省委十三届六次全会就推动长三角一体化明确了“六个一体化”重点任务后，机关党组织更须从推动机关党建工作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深度融合入手，以高质量机关党建引领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全力服务党中央作出的这一重大战略部署。
强化理念融合，形成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思想共识和推进合力。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是党中央确立的重大战略，当前已经进入到密集实施、加快推进新阶段。长三角地区的机关党组织要积极引导机关党员干部强化“一体化”意识和“一盘棋”思想。要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长三角一体化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对江苏工作的谆谆嘱托，引导机关党员干部从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加深理解和把握，切实当好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深入参与者、有力推动者、积极贡献者。充分运用好近年来抓理论武装方面的新经验，坚持问题导向，解决好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战略实施中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机关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职责使命认识不到位等问题，增强实施新战略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形成支持、参与、共建一体化的“舆论场”“引力波”，为高质量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
强化组织融合，在新战略推进中发挥支部战斗堡垒和党员模范作用。党的力量来自组织，机关党组织强则服务能力强。《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明确了长三角“一极三区一高地”的战略定位，即：全国发展强劲活跃增长极、全国高质量发展样板区、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引领区、区域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这对包括机关党组织在内的长三角区域各级党组织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更是沉甸甸的政治责任。要坚持大抓基层、重抓支部，形成一切工作到支部的鲜明导向，增强机关各级党组织的凝聚力创造力战斗力，把机关党的建设优势转化为服务长三角一体化的优势。省级机关党组织要把推动党组（党委）落实机关党建领导责任清单、机关党建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落实、争创“服务高质量发展先锋行动队”主题实践等工作抓细做实，推动机关基层党建全面进步、全面过硬。以机关党建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作为破解“两张皮”、提升组织力的切入点和新动能，着力锻造坚强有力的机关基层党组织，在服务长三角一体化的具体实践中，让每一名党员都成为一面鲜红的旗帜，每个支部都成为党旗高高飘扬的战斗堡垒。
强化实践融合，以优良的作风全力推动新战略实施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战略呼唤新担当，新任务必须拿出新作为。省委确立加快产业创新、基础设施、区域市场、绿色发展、公共服务、省内全域“六个一体化”。省委关于长三角一体化的“江苏蓝图”已经绘就，能否如期实现这一目标任务，关键看实践、看行动。要引导机关党员干部培育锻造优良作风，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境界和决心，真抓实干，多做让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实事，多干为后人做铺垫、打基础、利长远的好事。今年上半年，省级机关作风办对第十次作风评议中收集到的7000多条意见建议进行梳理分析，形成涉及83个部门的960条具体意见建议，向省委常委会专题汇报后，以书面形式反馈至各部门单位的主要负责同志，形成严管作风的外部压力。面对新任务新使命新挑战，省级机关作风办将进一步发挥职能作用，把基层群众的获得感作为评判标准，把落实“六个一体化”任务作为考评内容，将满意度评价、反馈意见整改作为加强和改进机关作风建设的重要抓手，用基层群众的获得感、满意度为新战略作出生动注解。
强化制度融合，持续不断为长三角一体化新战略实施提供动力。制度建设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提出了明确要求。机关党组织要以贯彻落实全会精神为契机，在服务长三角一体化新战略实践中发挥制度建设的重要作用，着力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搞好制度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立健全务实管用、符合机关特点的机关党建工作制度体系。着力研究制订部门单位党组（党委）落实机关党建领导责任实施办法，弥补党组（党委）领导机关党建工作制度的空白，从顶层入手，推动机关党建与长三角一体化同谋划、同部署、同落实、同检查。着力修订完善省级机关基层党组织标准化、规范化建设的意见，发挥机关基层党组织在长三角一体化的战斗堡垒作用。着力建立机关党组织发挥监督作用的实施办法，健全机关党组织发挥监督作用体制机制，补齐监督不力的短板，进一步发挥机关纪委和支部纪检委员监督作用，推动机关党员干部在长三角一体化新的实践中主动担当作为。
（作者为省委省级机关工委常务副书记）
胡 巍
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提出“强富美高”要求五年来，江苏“经济强”的优势不断彰显，在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宏观背景下，“转型”和“提升”不仅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也是体现江苏经济发展成果的关键词。镇村级工业园区承载了作为国民经济细胞的小微企业，是建设“强富美高”新江苏的重要依托。无锡作为“苏南模式”的发祥地，正率先探索出以“减”促“加”推动高质量发展转型提升的“无锡实践”。
下好规划引领先手棋，着力实现“量”到“质”的跨越。突出顶层设计，各园区以政策引导约束为抓手，顶层设计高屋建瓴，为转型提升提供制度保障。联合知名研究机构，把脉园区发展方向，针对不同园区、企业发展实际，探索给予差异化的资源配置和政府扶持。优化营商环境，以打造全国最优营商环境示范城市为目标，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
凸显多元改造新格局，着力实现“点”到“面”的进阶。各园区遵循历史发展规律、兼顾利益平衡原则，逐步探索形成日益完备的改造体系。集聚发展能级，针对各村级工业园区产权分散、股份经济合作社运转能级不高现状，实行租金托底、政府统筹模式，将村级资产土地收由街道统租统管，制定招商引资准入门槛。实施腾笼换鸟，针对土地使用权多为个人所有、园区载体趋于饱和现状，通过“换、筛、引、育”加快转型升级。激活社会资本，在面临政府债务约束增强、拆迁成本攀升情况下，尝试引入市场化机制，探索“打包开发模式”，政府负责规划引导和产业定位，由社会资本（企业）对园区进行开发建设、运营管理及招商引资等，促进投资主体多元化、资源配置最大化。
用足政策激励工具箱，着力实现“有”到“优”的突破。在园区规划管理、用地配套、产业引育等方面进一步优化相关举措、释放政策红利。鼓励空间换地和土地集约利用，对通过规划调整提高容积率、实施“零增地”技改项目予以补贴或允许增加容积率免补地价，提升工业用地开发强度和效益。支持企业兼并重组和盘活利用闲置资产，对其可能涉及的费用由各级政府财政统筹给予相应奖励。扶持传统产业智能改造和人才培育，对参与智能化改造的企业和提供工业互联网信息服务厂商予以奖励补助，以国资平台为主体，构建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功能性基金群，有针对性地健全完善企业技能人才培养体系和激励政策，增强产业转型升级和企业改造提升的内生动力。
打实管理服务组合拳，着力实现“粗”到“精”的提升。注重发挥政府主导作用，进一步转变镇村级工业园区粗放型管理方式，提升园区专业化管理水平及运营效能。明确管理主体，由街道（镇）成立统一的园区管委会或管理公司，以政府兜底或社会资本合作方负责的方式对园区企业实行“一站式、保姆式”服务。彰显服务优势，深度融合区、镇两级部门条线资源，深化“亩均效益”综合评价体系，加快改造提升园区内基础设施，优化工业厂房立面改造及物业管理水平，为企业提供转型提升方面的发展规划及管理建议，更高程度上凝聚园区改造提升、企业转型升级的发展合力。 （作者单位：无锡市滨湖区）
叶南客 任克强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聚焦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中国之治制定了任务书和路线图。江苏作为GDP全国第二的东部发达省份，承担着为全国发展探路的使命。早在200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调研时就指出，“像昆山这样的地方，包括苏州，现代化应该是一个可以去勾画的目标。”2013年4月，《苏南现代化建设示范区规划》获批复，上升为国家战略。该《规划》提出，到2020年，苏南基本实现区域现代化；到2030年，全面实现区域现代化。通过实施该规划，江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2019年5月以来，江苏在南京江宁、南京江北新区、苏州昆山、苏州工业园区、无锡江阴和常州溧阳6地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试点，全面开启了现代化的实践探索。这6地的现代化探索，致力于实现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和高效率治理，形成了可推广可复制的治理经验。
江苏的现代化是高质量发展的现代化。江苏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构建良好的营商环境和政务服务环境，先进生产力在高质量发展中得到极大解放。在深化改革方面，南京江北新区以知识产权保护和“放管服”改革为抓手，一方面，深化知识产权综合管理改革，构建专利、商标、版权“三合一”知识产权管理体制和最严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另一方面，推进联合图审、区域评估、“信用承诺制”等“放管服”改革，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南京江宁以科技服务业示范区建设为目标定位，建设集创新成果展示、创新服务集聚、创新文化交融于一体的“双创服务综合体”，更好发挥科技服务功能。苏州昆山探索“1330”服务模式，即“1 个工作日完成企业开办、3 个工作日完成不动产登记服务、30 个工作日内取得一般工业建设项目施工许可证”，形成不见面审批的昆山服务品牌。在开放合作方面，南京与淮安共建宁淮特别合作区，推动南京江北新区与淮安盱眙资源互补，探索“飞地”经济管理和跨域联动发展新模式。苏州工业园区则探索“总部+基地”“总装+配套”等多元合作模式，通过经济、税收、环保等的合理调节与分配，推动园区合作共建，融合发展。
江苏的现代化是高效率治理的现代化。江苏不断创新社会治理，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社会活力在高效率治理中得到极大迸发。一方面，改革供给主体，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南京江宁探索“党的建设引领、党员先锋引路、网格治理引入、现代乡贤引导、社会组织引育、惠民实事引赞”等“六引”建设，实现了党的领导、政府供给、精英与社会力量参与、居民需求的多方有效互动和衔接。另一方面，整合服务流程，探索“集成服务”。南京江宁赋予街道部分区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推进基层审批服务改革，优化整合基层行政审批和公共服务职责，探索“集成服务”。无锡江阴则推进市镇两级综合执法改革，形成了标准化、规范化的综合执法“江阴标准”；着力构建便捷高效的政务服务体系、全域覆盖的公共安全体系、沉底到边的基层治理体系、精准有力的社会救助体系和温馨周到的生活服务体系，形成了县级集成改革的江阴样本。
江苏的现代化是高品质生活的现代化。江苏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人的全面发展在高品质生活中得到极大实现。高品质生活需要良好的教育、就业、医疗、社会保障、生态环境等资源要素支撑。在优化民生服务方面，苏州昆山探索新市民子女公办学校积分入学、公办养老机构社会化运营、整合型优质医疗服务体系和创新型医保制度等政策和机制创新，以人民群众的切身感受和满意度为评判标准，勾画了高品质生活的昆山样本。在改善生态环境方面，南京江北新区发力长江大保护，通过长江岸线资源和功能重新规划与调整，推动生产岸线向生活岸线转变，打造长江经济带生态文明示范区和循环型社会先行区。江宁区则注重企业微观主体的转型升级。获国家级绿色工厂称号的南京德朔实业，是国内传统产业向中高端转型升级的典型范例。常州溧阳市则将良好生态环境作为最核心资源要素，探索建立绿色发展的利益平衡机制、生态资源的区域交易体系和生态环境容量评价体系，构建以生态创新为路径的现代化发展模式。
（作者分别为江苏省社科联副主席、创新型城市研究院首席专家，南京市社科院副研究员、南京城市治理研究院副院长）
陶永宏 钱 伟
2018年我国水产养殖面积6449.03千公顷，其中，海水养殖面积2084.08千公顷，远洋渔业产量208.62万吨，全国水产品人均占有量46.37千克，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同时，我国近海养殖环境差，过度捕捞等问题严重困扰我国传统海洋养殖产业。而海洋牧场的建设可逐步将海洋养殖从近海扩展到远海，大大拓展了养殖海域，是我国“海上粮仓”建设的主战场，蕴含了新技术、新装备、新业态、新模式。它改变了以往单纯捕捞、设施养殖为主的渔业生产方式，基本解决了局部污染和过度捕捞带来的资源枯竭、近海养殖引起的病害加剧等问题，是海洋渔业生产方式的重大变革。
大力发展海洋牧场及其装备产业已成为世界主要海洋国家海洋渔业发展的重要战略选择，也是我国海洋渔业发展的主攻方向之一。
海洋牧场可以归纳为基于海洋生态系统原理，利用现代工程技术和装备，在特定海域，通过人工鱼礁、增殖放流、大型网箱等措施，构建或修复海洋生物繁殖、生长、索饵或避敌所需的场所，增殖养护渔业资源，改善海域生态环境，实现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渔业生产方式。
海洋牧场可以分为传统型海洋牧场和装备型海洋牧场。前者包括游钓型海洋牧场、投礁型海洋牧场、底播型海洋牧场、田园型海洋牧场。后者是指由海洋养殖休闲平台、养殖工船和深水智能大型网箱组成的近远海渔业养殖体系。以运用现代平台装备、实施离岸自然养殖为核心特色，根据不同海域环境特点、水动力变化规律、水质特征和适养品种，通过海洋牧场平台和大型智能网箱组成的近海养殖体系，实现养殖生产的生态化、自动化、高效化。从空间来看，装备型海洋牧场主要分布在30米水深以上的浅海和深远海海域。海洋牧场是传统海水养殖转型升级的高级阶段，其发展目标和养殖方式都有较大的差异。
从国际上看，日本在海洋牧场建设及相关领域的研究居于国际领先水平。在鱼苗繁育、放流、固定和浮动人工鱼礁设计建造、鱼类生态养殖等方面，日本取得了大量的科研成果并将其运用到实际渔业生产中。近年来，日本的海洋牧场研究开始向深水区域拓展，开展了基于营造上升流以提高海域生产力为目的的海底山脉的生态学研究，同时开展了深度超过100米水深海域的以诱集和增殖中上层鱼类及洄游性鱼类为主的大型、超大型鱼礁的研发及实践，成效显著。
韩国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制定并实施了《韩国海洋牧场事业的长期发展计划》，委托国家海洋研究院和国立水产科学院，成立海洋牧场管理与发展中心，具体负责该项目的实施工作。这种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制度和技术体系形成的产业链延伸做法，可操作性和推广应用价值均较为明显。
1968年，美国正式提出了建设海洋牧场的计划，并从1972年开始实施。到2000年，人工鱼礁数量达到2400处，带动的垂钓人数高达1亿人，直接经济效益300亿美元。据统计，建设人工鱼礁后，海洋渔业资源是投放前的43倍，渔业产量每年增加500万吨。
从国内看，截至2018年底，我国共创建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64个。全国已建成海洋牧场233个，投放鱼礁超过6094万立方米，海洋牧场建设初具规模。据专家测算，每年可产生直接经济效益319亿元；通过贝藻类增殖养殖，年可固碳19.4万吨、消氮1.7万吨、减磷1690吨，生态效益超过600亿元。
近年来，山东海洋牧场建设走在全国前列。截至2017年底，山东省具有省级以上海洋牧场达到55处，其中国家级21处，占全国1/3；全省海洋牧场综合经济收入2100亿元，居全国首位。另外，还有35座多功能海洋牧场平台，形成离岸装备型海洋牧场发展的立体空间站。
海洋牧场（特别是装备型海洋牧场）的建设离不开装备的支撑。目前来看，装备型海洋牧场将成为我国船舶海工企业拓展海洋渔业装备领域的主攻方向。根据相关政策要求，装备型海洋牧场将运用现代技术装备，发挥离岸养殖核心特色，在深远海建设以海洋牧场平台、大型智能网箱、深海养殖工船、养殖平台为主要设施的装备型海洋牧场，融合应用养殖技术和物联网技术，实现养殖生产的集约化、装备化和智能化。
综上所述，可得出以下结论与建议：
第一，长期以来，受海水污染、围填海工程建设等影响，特别是海洋捕捞强度居高不下，海洋渔业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发展面临严峻挑战，海洋渔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势在必然。其中，最重要和成效最好的发展方向就是海洋牧场。
第二，从《2018年中国海洋经济统计公报》中可以看出，海洋渔业是主要海洋产业中为数很少的持续多年增长率低于海洋经济增长率的产业。2018年，全国海洋渔业实现增加值4801亿元，比上年下降0.2%，而同期全国海洋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6.7%。
第三，从产业政策支持来看，农业农村部（含原农业部）先后出台了系列政策给予支持和引导。从省市来看，山东省走在全国的前列（特别是在装备型海洋牧场方面），山东省人民政府、省发展改革委、省海洋与渔业厅先后出台了《海洋牧场建设规范》《山东省海洋牧场建设规划（2017-2020年）》《山东省现代海洋牧场建设综合试点方案》《山东省海洋牧场示范创建三年计划（2018-2020年）》等系列发展规划和计划，有力地推动了山东海洋牧场特别是装备型海洋牧场的发展。
第四，从海洋牧场发展的现状来看，山东省充分发挥了中集来福士海洋工程有限公司烟台基地在海洋装备领域的研发和制造领先优势，成立了专门从事海洋渔业装备研发设计制造、海洋牧场运营服务、海洋牧场示范区建设的烟台中集蓝海洋科技有限公司，并率先研制开发出多种类型的系列海洋牧场平台和大型网箱。山东省特别是烟台市全力支持，已经建成和规划建设多个类型的装备型海洋牧场示范基地，起到了引领装备型海洋牧场发展的作用。为此，2018年10月25日农业农村部在山东烟台市召开全国海洋牧场建设工作现场会，强调全面推进海洋牧场健康发展，促进海洋渔业转型升级，为实现渔业全面振兴提供坚实支撑。
第五，从海水鱼类养殖产量来看，江苏具有发展增长的巨大空间。2017年，江苏省产量为8.29万吨，远低于海南（12.04万吨）、山东（12.28万吨）、福建（37.18万吨）和广东（50.04万吨）四省，这和江苏人口大省和经济大省的地位不符。而且江苏省海岸线少，滩涂纵深长，辖区海洋面积小，发展装备型的深远海海洋牧场十分必要，大有可为，潜力无限。
第六，装备型海洋牧场潜力巨大，江苏省渔业生产部门需要高度重视，抢抓机遇。在2018年10月全国海洋牧场建设工作现场会上，农业农村部明确提出，在目前全国已建成海洋牧场233个的基础上（其中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64个，以传统型海洋牧场为主），重点推进“一带多区”（近海“一带”和黄渤海区、东海区、南海区“多区”）海洋牧场建设，力争到2025年建设好178个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到2035年基本实现海洋渔业现代化。
第七，海洋牧场装备产业潜力巨大，江苏省船舶海工企业和相关科研院所需要高度重视，抢抓机遇。江苏省不仅是造船第一大省，也是海工装备制造大省，还是船舶海工配套大省，同时拥有全国唯一的以服务船舶海工制造业为主要面向且已卓有成效的江苏科技大学，应该说，江苏省有基础、有条件、有能力在海洋牧场装备领域迎头赶上，大展宏图。
（作者单位：江苏科技大学深蓝研究院）
嘉宾 东南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袁久红 （左一） 道德发展智库行政负责人 王 珏 主持 新华日报社全媒体评论理论部记者 魏晓敏 （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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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学习强国”江苏学习平台、新华日报社全媒体评论理论部共同主办的“强富美高”五年答卷系列访谈，今天推出第四期。本期主题聚焦“社会文明程度高”，相关内容同步在“学习强国”江苏学习平台、中国江苏网、交汇点客户端、“理论之光”网站、“理论之光”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上呈现，敬请关注。
伦理道德“四高”展“江苏气象”
主持人：201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江苏时，对江苏工作提出了努力建设“强富美高”新江苏的要求。“强富美高”是一个有机整体，“高”就是指“社会文明程度高”。过去五年，江苏在提升“社会文明程度”方面，取得了哪些成绩？
王珏：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对文明的理解总是与道德修养和文教昌明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党强调的“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其核心也与促进道德发展密切相关。在建设“强富美高”新江苏战略规划下，五年来江苏伦理道德发展呈现出一种特殊的精神气象或“江苏气象”。
这种“江苏气象”，一方面可以通过感受来衡量——有温度的、有感受度的、有显示度的。从个人到家庭、从乡村到城市、从窗口到行业，我们看到的或听到的道德好人365、道德模范、道德讲堂、志愿者队伍等内容，参与的各种各样的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家庭、文明岗位的评选和创建活动，都让我们感到温暖和自豪。
“江苏气象”更需要通过数据说话，“道德发展智库”下设的“道德国情调查中心”，先后与省委宣传部、北京大学等合作进行了三轮全国道德国情大调查和四轮江苏道德国情调查。调查发现，江苏伦理道德呈现“四高”气象：生活满意度高，伦理道德发展的信心指数高，获得感高，幸福感高。江苏人对所在地的伦理道德状况总体满意度高出全国10个百分点，人际关系总体满意度也高出全国将近10个百分点。
袁久红：五年以来，江苏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勇于担当作为，在增强价值引导力、文化凝聚力、精神推动力上狠下功夫，推动社会文明程度显著提升，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举旗定向坚定有力，培根铸魂成效显著。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高不高，很重要的标准就是思想的高度，与思想文化的先进性密切相关。过去五年，江苏努力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根”（中华民族精神之“根”），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四个自信”的理想信念之“魂”）。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想信念做了大量的工作，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二是道德风尚更加彰显，文明创建硕果累累。在建设道德风尚高地方面，实施道德风尚高地建设“七大行动”，近三年全省有55个先进典型入选全国志愿服务“四个100”，总数位居全国前列；建成17个全国文明城市，总数和占比均居全国第一；建成187个全国文明村镇、301个全国文明单位，总数均居全国前列。
三是文艺生产更加繁荣，文化标识度更加显著。精品力作不断涌现，文学、影视、戏剧、音乐等各类作品屡获全国性大奖。通过编制规划、设立发展基金、编纂《中国运河志》，把运河文化打造成为具有更高显示度的江苏文化标识、文化名片。组织实施江苏文脉整理与研究工程，首批成果86册《江苏文库》出版，着力打造江南文脉论坛、打响江南文化品牌。
四是科教文卫成就斐然，法治建设全面进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绩效和群众安全感满意率持续位居全国前列，江苏被公认为全国最安全的省份之一，2018年全省公众安全感提高到97.6%，法治建设满意度提高到97.5%。
五是公共文化服务更加优化，文化产业更加发达。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日趋完善，文化惠民的精准度和含金量不断提高，已基本建成了“省有四馆、市有三馆、县有两馆、乡有一站、村有一室”的五级文化公共服务设施体系，公共文化服务设施覆盖率超过90%，国家一级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总数居全国第一。
建好“起始一公里” 打通“最后一公里”
主持人：成绩来之不易，您认为，取得这些成绩的原因有哪些？给我们什么启示？
袁久红：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积极参与。江苏始终把为百姓谋福祉、让社会更和谐作为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比如，江苏重点建设的“文化畅通”和“精准惠民”两大工程，前者聚焦在建好“起始一公里”的同时，着力打通“最后一公里”，后者旨在建立健全群众文化需求跟踪反馈机制，让群众成为“定菜单”“评菜单”“加新菜”的主体，让文化菜单更加合口、美味。
加大资源投入，提供服务支撑。近些年政府投入的稳步增长，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强有力支撑。比如，2016年教育支出达到了1845亿元，占整个财政支出的比重达18.5%，高于公共财政支出平均增幅2.6个百分点，是江苏省公共财政第一大支出，2018年增加到2056.5亿元，增长11.43%。公共安全投入从2016年的632.5亿元增加到2018年的826.6亿元，增长了30.69%。2018年医疗卫生投入845.5亿元，比2016年增加18.2%。
强化责任考核，让软任务硬起来。充分发挥绩效考核的“指挥棒”作用，把精神文明建设各项任务具体化、目标化、数量化，作为政绩考核的重要内容，以此引导和推动精神文明建设水平全面提升，实现软实力与硬实力同步提升，精神文明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同频共振。比如将注册志愿者占城镇人口比例、全民综合阅读率、法治建设满意度、公众安全感、社会文明程度测评指数等指标纳入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考核体系。
王珏：江苏长期以来重视精神文明建设，成绩的取得有历史原因，更与江苏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积极推动有关，体现了价值自觉、理论自觉和实践自觉。
2015年省委省政府明确把“公民文明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显著提高”作为江苏“十三五”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同年，省文明委出台《构筑道德风尚建设高地行动方案(2016-2020)》，特意将战略谋划称为“行动方案”，组织实施“七大行动”，在全省各地弘扬真善美、树立新风尚、传播正能量，促进人民群众精神风貌和道德品质的提升。
由于“七大行动”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在“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中，人们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被最大程度激发出来，由此突破了传统道德建设的固有模式，给道德风尚建设高地带来全新的气象。
江苏把社会文明的提升、道德风尚的建设作为系统工程进行谋划和实施。除着眼于把江苏建设成为有温度的人文之地、有显示度的文明之地、有感受度的精神家园的目标定位外，在工作实践中更予以积极推进，对于每一个行动的具体牵头单位和协作单位都一一予以明确。
道德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工程，仅依靠某一方力量无法形成好的效果。如何将多方社会力量集聚起来形成合力，是考量一国一地战略谋划能力的关键。在这方面，江苏道德建设在持续的实践探索中形成了“文明办—道德发展智库—大众行动”“三位一体”战略方案，从而将文明办的行政组织领导、智库的伦理道德理念供给和大众的道德实践行动整合到一个“力的平行四边形”中，以此推进江苏道德建设持续发展。
优秀文化不能养在深闺束之高阁
主持人：江苏是江南水乡，文化底蕴深厚，如何通过文化惠民，不断提升百姓的幸福感、获得感？
袁久红：第一，丰富文化产品，打造文化品牌。优秀的传统文化不能养在深闺束之高阁。要继续走出来，再次活起来，生产一批接地气、贴近群众、贴近生活的文化产品，让文化惠民菜单更丰富。同时，还要注重品牌，菜单丰富了，还要有好菜。比如开展特色乡镇文化站建设和文化品牌建设，“流动博物馆”进基层，在广场、村头、社区听歌赏戏看电影，常年送戏、送书、送电影、送春联等文化惠民活动，让百姓得实惠。
第二，提供财力支撑，让文化消费触手可及。要尽量投入资源创造条件，让人民群众在面对优秀传统文化产品时，不能只是望梅止渴、画饼充饥，可望不可及。一是将传统文化产品纳入“文化畅通”和“精准惠民”工程，实行票价减免。二是完善配套设施建设，加大对厕所、餐饮、购物、停车等周边设施的改造力度，提升文化消费体验。
第三，深度挖掘文化资源，推动文化养民富民。江苏拥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要深入挖掘历史文化资源，推动江苏文化旅游融合发展。比如，围绕江南文化、运河文化、红色文化打造一批文旅融合重点项目，培育一批水乡文化旅游风情小镇，打造一批精品文旅线路，让老百姓一方面感受到传统文化的活力，同时又增加就业机会，不仅经济上富起来，精神上也富起来。
铸就江苏人伟岸的精神丰碑
主持人：国庆前夕，我省多位先进人物获得“最美奋斗者”称号。一代代奋斗者的价值追求，不断丰富江苏的文化内涵，铸就了江苏人伟岸的精神丰碑，您认为这些精神体现在哪些方面，如何传承？
王珏：江苏有着独特的精神风貌和文化特质，这与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文化有关。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江苏区域文化形成了多元格局，并具有勇于开拓、对外开放、重经创业和重教尚文等特征。这些特征实质指向了江苏人做人做事的基本价值取向，就是努力奋斗、敢于拼搏。从江苏的历史发展来看，江苏的经济社会发展在全国始终占有重要的地位。比如明清时期以至鼎盛，粮、盐产量居全国之首；江苏的商品经济发展首开民族工商业之先河；江苏的科举状元几近全国1/3。同时，涌现出诸多思想家和学问大家，如四大名著的作者中就有3位是江苏人，另外还出现了泰州、扬州、常州三大学术流派。应该说，奋斗精神造就了这些辉煌的成绩。
我省多名先进人物获得“最美奋斗者”的称号，也充分说明了这种奋斗精神在江苏的现代发展中得到传承和发扬。“奋斗是对新时代最好的回答”。所以，努力争做“最美奋斗者”实际上就是对我们江苏优秀历史文化的传承和发扬，也是对现代江苏时代精神与社会发展需要的呼应。
奋斗是一种“主动精神”，一种主动拼搏、保持朝气、勇于创新的精神；奋斗是一种“战斗精神”，一种面对困难，不畏挑战、迎难而上的精神；奋斗也是一种“务实精神”，一种脚踏实地、敢于追梦、勇于实现的精神。只有传承这种奋斗精神，人人努力做奋斗者，个人的发展、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会一一实现。
主持人：刚刚召开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一个重要主题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从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角度看，您认为应该如何提升社会文明程度？
袁久红：要加强制度建设，护航精神文明建设。制度建设是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的主题词，其中涉及思想文化的制度建设有五项。结合江苏精神文明建设实际，应着重建立健全资源投入保障制度、文化服务均等化制度、弘扬正能量传递真善美制度、诚实守信制度、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制度等，树立价值导向，明确行为预期，激发全社会向上向善的磅礴力量。
要加强协同治理，构建共建共治新格局。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同样，精神文明建设也需要建立包括党政机构、市场主体、社会组织与公民个人等多元主体在内的协同治理体系，形成推动社会文明程度持续提升的强大合力，提高治理效能。为此，各级政府必须强化社会协同意识，完善协同发展机制，培育社会团队，提升服务能力，实现多元协同治理的新局面。
要强化科技支撑，推动文化与道德治理智能化。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为破解文化治理难题提供了新路径。这些新技术的广泛应用有助于推动治理思维方式的转变，提升治理的精准性和高效性，提升文化与社会综合治理的现代化水平。比如，积极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各类信息化技术手段，提升文明治理的预见性、精准性、高效性。
记者 魏晓敏
策划：刘庆传 孙 敏
美编：朱丹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