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捷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在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
五四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选择有着密切的姻缘关系。五四运动，以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追求救国强国真理的进步性、各族各界群众积极参与的广泛性，推动了中国社会进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为新的革命力量、革命文化、革命斗争登上历史舞台创造了条件，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追求民族独立和发展进步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为什么五四运动的结果最终促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选择？要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从五四运动前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中去找答案。
从历史逻辑看，爱国主义是五四运动高扬的民族旗帜和时代旗帜。而爱国主义恰恰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以广泛传播的中华优秀文化历史基因。近代先进的中国人，曾经把目光长期投向西方，希望西学能够救中国。但是，最终得到的，一是文化自卑的“殖民地心态”，一是长期积贫积弱的被动挨打、束手就擒的局面。正如毛泽东所说：“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的先进人士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不仅意味着找到了救国救民的真理，而且意味着找到了拯救正在崩塌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支柱。有了马克思主义作指导，爱国主义和民族复兴从此真正成为时代的主题，而不再是空中楼阁。也正是从这时起，中国人民在进行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伟大复兴斗争中，同时也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这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中国先进文化。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历史深刻表明，爱国主义自古以来就流淌在中华民族血脉之中，去不掉，打不破，灭不了，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维护民族独立和民族尊严的强大精神动力，只要高举爱国主义的伟大旗帜，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就能在改造中国、改造世界的拼搏中迸发出排山倒海的历史伟力！”
事实证明，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生生不息的爱国主义精神，一经和跨越文化隔阂、超越时代隔膜的马克思主义真理结合，并经过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实现高度融合，就可以迸发出支撑“四个自信”的强大力量，足可以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跨越两个世纪的征程中不断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马克思主义不朽，爱国主义不朽。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选择的一个突出特点。
五四运动和马克思主义中国选择的姻缘关系，还可以从实践逻辑来看。曾经有人把近代中华民族比喻为一头沉浸在睡梦里面的雄狮。真正把这头雄狮唤醒的，正是五四爱国革命运动。五四爱国革命运动用什么来唤醒青年知识分子的自我，唤醒广大民众的呢？不是用西学，不是用传统的中学，而是用爱国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通过什么途径唤醒的呢？一是广大青年知识分子走出书斋课堂，投身于反帝爱国的革命实践活动之中；二是广大青年知识分子冲破阶级的藩篱，走“唤起民众”的道路，使马克思主义不仅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广泛传播，而且在“掌握批判的武器”即找到实现马克思主义、实现民族复兴的阶级力量上取得了关键性的突破。
总结包括辛亥革命在内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经验教训，归结起来，就在于没有懂得“唤起民众”这一条道理。而五四爱国革命运动同以往任何一次旧式民主革命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它第一次最广泛地唤醒了民众，特别是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独立登上中国政治舞台，中国雄狮终于被爱国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唤醒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五四运动改变了以往只有觉悟的革命者而缺少觉醒的人民大众的斗争状况，实现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全面觉醒。经过五四运动洗礼，越来越多中国先进分子集合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1921年中国共产党宣告正式成立，中国历史掀开了崭新一页。”由此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中国选择的又一个特点，就是没有“坐而论道”的土壤，一旦掌握了就要去实践，在实践中深化理解和掌握。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不干，半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
五四运动有力地证明，“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群众掌握，也会变成物质力量。”这个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这个物质力量，就是中国工人阶级及其先进政党领导下的最广大人民群众。这是使东方雄狮觉醒的两个决定性因素，两者一经结合，就会迸发出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之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通过五四运动，中国青年发现了自己的力量，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现了自己的力量。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从斗争实践中懂得，中国社会发展，中华民族振兴，中国人民幸福，必须依靠自己的英勇奋斗来实现，没有人会恩赐给我们一个光明的中国。”
再从内在的文化逻辑看。有人说，五四运动造成了中华文化传统的中断。这实际上是对文化传承发展客观规律的误解。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文化传承与文化变革总是相辅相成的。就拿西方近代文明的发展道路来说，没有资产阶级人文主义精神对中世纪基督教神学统治的挑战，就不会有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就难以发生宗教改革运动，就难以出现民主与科学思想的发展和普及。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破”与“立”的辩证关系。没有“破”就没有“立”，但“破”不是最终目的。“破”是前提，最终目的还是为了“立”。同样的道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产物，是民族民主革命推翻封建专制统治的总要求在文化上和观念上的集中反映。因此，在那个时代，强烈地呼喊出“民主与科学”的时代音符，具有把东方睡狮从封建专制文化统治中解救出来的历史进步意义。
毋庸讳言，“民主”与“科学”两大概念，是从西方传过来的。在当时的中国知识界，的确起了极大的思想启蒙和思想解放作用。同时也要看到，同样的概念，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不同的文化历史背景下，强调的重点也会有很大的不同，所起的实际历史作用也会有很大的不同。如前所述，那时的当务之急，是要冲决封建礼教的思想罗网。因此，那时对民主这个概念强调的重点是“天赋人权”。同样地，对科学概念强调的重点是崇尚理性和独立思考，反对迷信和愚昧。正因为有如此鲜明的针对性，“民主”与“科学”两大口号一出，即得到强烈的社会反响。
然而，这时的思想启蒙运动，由其时代特点所决定，已和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前夕的思想启蒙运动有很大的不同，不可相提并论。一方面，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运动，发生在资产阶级革命之前，为革命的到来作了思想和舆论发动。此时的资产阶级尚处于未掌握政权的上升时期，具有很强的革命性。中国的这场思想启蒙运动，发生在辛亥革命之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易妥协性，在这场革命中暴露得十分充分。这就决定了要在中国实现“民主”与“科学”的理想，必须寻求新的社会力量，寻求新的思想。另一方面，在寻求彻底反封建的思想通道上，“民主”与“科学”非但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没有矛盾，而且前者的深入人心恰好为后者的广泛传播做了必要铺垫。由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和主要矛盾所决定，五四运动所倡导的民主、科学精神，具有特定的含义和明确的指向性。这里所讲的民主，就是要冲决封建专制的腐朽统治，勇敢地去追求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发展道路。这里所讲的科学，就是要冲决封建愚昧的思想牢笼，勇敢地去追求改造社会、救亡图存的科学真理。很明显，五四运动倡导民主、科学精神，是实行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需要，是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这一时代主题的具体体现。由此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选择的第三个特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既是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也是同中华传统文化精华相融合的过程，思想引领、文化传承、文化创新交相辉映，推动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先进文化的培育与发展。
我们今天肩负着构建新时代中华民族精神大厦的历史任务。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就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融为一体，在实践创造中进行文化创造，在历史进步中实现文化进步，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
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同爱国主义紧密结合，同人民实践紧密结合，同铸就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先进文化紧密结合，这既是推动五四运动的内在逻辑，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选择的三个基本特点。这些特点，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进程中更加发扬光大，如今已成为“四个自信”中最为突出的中国特色。这也是五四运动百年间，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的不朽贡献。
徐 琴
学习漫笔
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看望与会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指出，文化文艺和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担负着为国家和民族“培根铸魂”的职责，要“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传递着时代对文艺界社科界的期盼，传递着时代对有担当的学问家的呼唤。
中国进入新时代，站在新的历史方位，立足于新起点上。一方面，我们拥有40多年改革开放积累的丰富成果，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另一方面，中国也进入了一个形势更加复杂、挑战更加严峻的时代。向内审视中国发展，动力转换、三期叠加，前期积累的一些重大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亟待解决，经济发展与社会整合之间的内在张力有可能扩大。如何认识和理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开创的发展道路？中国改革开放历程是否蕴含着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性和内在科学性？中国改革开放再出发的方向如何、应当依托怎样的体制机制？这一系列时代之问，亟待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亟待科学理论提供支持。此外，新时代必然提出更多的新课题，需要哲学社会科学界系统分析、科学解释、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需要一大批反映现实、观照现实的有担当的学问家。
有担当的学问家，须有敢于面对现实问题的勇气。进入新时代的中国，最大的现实是致力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现代化从来就不是一帆风顺和一蹴而就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道路上必然会遇到更多的现实难题。在这样一个矛盾集聚、亟待破解的阶段，尤其需要哲学社科工作者勇敢直面现实问题，基于人类社会发展、世界现代化历程的一般规律，基于中国的具体国情、发展历程和时代特征，冷静分析矛盾性质和发生发展机理，提供合乎逻辑的科学阐释。不因某些方面的漂亮成绩单而回避深层次的矛盾；也不因局部短板的存在和矛盾的出现而简单否定改革开放的成就和基本方向。以科学思维应对纷乱的思潮和汹涌的舆情；以科学理性引导公众认知和社会情绪；以科学智慧解决现代化建设中的现实问题。
有担当的学问家，须有面向实践的务实精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独特道路的开创和体制机制的创新，来源于党和政府实施改革开放的坚定意志，来源于全中国人民的实践创造，同样也来源于一代代学人立足现实、面向实践的孜孜以求、深入思索、高度提炼与阐释推广。中国进入新时代、踏上新征程，必将开创新实践，需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继续保持对实践的尊重和敬意，更加强化问题导向，充分掌握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丰富的实践样态及其经验得失；学人应经常走出书斋，走进实践；提升脚力和眼力，深入中国现实，敏锐发现问题，特别是深化改革与扩大开放中不断涌现的新动态新问题，积极探求各类实际问题的破解思路和解决方案。既要探索中国方案，奉献于中国的发展和现代化进程；又要及时总结中国经验，使其能够为人类社会诸多共同难题提供具有强大说服力的实践样本和宝贵经验，推动人类社会共同进步。
有担当的学问家，需以创造理论新知为天然使命。创造理论新知是科学研究的最高境界，也是每个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共同向往，更是确立理论自信的时代要求。中国有着世界上最古老的哲学史和思想史，拥有最为丰富的人文学科资源。同时，在诸多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国还是一个年轻的后来者和学习者。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形态如此丰富，社会变迁如此急剧和迅速，当西方经典遇到中国实践、中国经验时，出现了明显的乏力与疏离。当代中国学者必须当仁不让挑起创造理论新知的重担。肩负这份时代使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需要不断锤炼脑力，不懈磨砺笔力，深入思考、清晰揭示中国丰富的发展实践所蕴含的科学性和规律性；运用科学逻辑和学术话语，深化理论体系、重构理论范式，提出具有历史穿透力和现实解释力的理论概念和理论学说。
（作者为江苏省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所所长、江苏区域现代化研究院研究员）
王国聘
图为无人机拍摄的吴江北联油菜花田。 濮建明摄 视觉江苏网供图
热点思考
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被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习近平总书记把它概括为“四个一”，即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生态文明建设是其中一位；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中,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其中一条基本方略；在新发展理念中,绿色是其中一大理念；在三大攻坚战中,污染防治是其中一大攻坚战。“四个一”凸显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新的时代特点和要求，充分认清这些新特点和要求，才能更好地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生态文明建设牵涉到生态保护、环境治理、资源节约、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制度体制、文化建构等内容，覆盖面十分广阔。生态文明建设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之一，意味着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宏大机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具有十分重要的独立地位和独立价值，不再是以前的经济建设或者社会建设就能涵盖得了的。按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要求，要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这就使生态文明建设从以前操作层面、依附层面的普通工作上升到宏观战略层面、相对独立层面的重大事业。
生态文明建设确立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核心价值观，目标更加明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核心价值观，是指导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解决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理论基石。生态文明建设把“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纳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体现我们党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高度重视，表明我们党超越了西方生态主义理论，对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是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和自然规律的深刻把握。
生态文明建设致力于绿色发展，道路更加清晰。从当年的“两个文明”到“三位一体”“四位一体”，再到今天的“五位一体”，我们党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的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带来了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式的深刻转变。绿色发展是一场从观念到实践的革命，就其要义来讲，是要解决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问题，关键是协调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全面推动绿色发展乃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治本之策，“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是中国发展方式绿色化转型的本质体现，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致力于积极打造绿色中国、生态中国的执政理念。
生态文明建设进入攻坚阶段，建设任务更加艰巨。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坚决向污染宣战，环境质量改善速度超过发达国家历史同期，但也进入边际效应递减阶段。总体上看，当前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仍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仍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短板，仍是广大人民群众关注的焦点问题。重点地区重污染天气频发，劣Ⅴ类水体治理成本显著提高，城市黑臭水体治理难度不断加大，在30多年持续快速发展中，我国农产品、工业品、服务产品的生产能力迅速扩大，但提供优质生态产品的能力却在减弱，解决这些生态环境遗留问题难度加大，必须集中攻坚，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防治攻坚战，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清洁的空气、干净的水、安全的土壤、优美的环境等更多的优质生态产品。不从根本上解决环境污染的突出问题，就无法满足老百姓的美好生活需要，生态文明建设也就缺乏感召力和群众基础。
生态文明建设“四个一”的定位，为江苏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行动指南。党的十八大以来，江苏牢固树立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鲜明导向，大力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以空前的决心和力度全面向污染宣战，全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生态文明状况不断向好。但必须清醒看到，江苏仍面临着日益趋紧的资源环境约束，总体上还没有迈过环境高污染、高风险的阶段，生态环境依然是江苏全面建设高水平小康社会的突出短板。
面对各种挑战，江苏要充分认识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把推进绿色发展作为鲜明导向，把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绿色革命”作为突出的任务，创造生态文明建设的江苏经验。一是要保护好江苏的森林、湿地、河流和湖泊，展现“环境美”的现实模样，让人民群众在青山绿水中享受发展成果。二是要把握好江苏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把保护生态和发展生产力更好地统一起来。三是要发挥“一带一路”交汇点的优势，加大融入“一带一路”的步伐，以内联外合破解生态环境瓶颈，尽快实现生态环境质量的突破性改善，力争实现生态环境良性循环的拐点早日到来。四是将生态文明建设理念融入到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与公民的日常生活，使公众对生态文明理念，从认识到认同，从熟知到真知，从理念到行动，最终在全社会树立起崇尚生态，爱护自然，践行环保的环境道德情操，让江苏的生态文明建设融入更多民众的智慧和力量。
（作者为中国生态文明研究与促进会理事，南京晓庄学院原党委书记）
李侃桢
声 音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建设质量强国”。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品牌建设，强调要“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这“三个转变”，为推动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打造中国品牌指明了方向、目标、任务和路径，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省委书记娄勤俭强调，要把“高质量”作为全省发展的鲜明导向，立足江苏实体经济优势，推动江苏制造向江苏创造转变、江苏速度向江苏质量转变、江苏产品向江苏品牌转变。
品牌是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共同追求，是供给侧和需求侧的结合点和升级方向，是企业乃至国家、地区竞争力的综合体现。纵观世界现代经济发展，经济强国都是品牌强国。按照“品牌法则”的研究表明，20%的强势品牌占有了80%的市场份额，可见在知识经济、品牌效应日益成为经济发展主导力量的今天，品牌在创新发展和市场竞争中作用之大、影响力之强。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品牌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大力实施品牌发展战略。
近年来，江苏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三个转变”的重要论述和对江苏工作总要求，大力实施品牌发展战略，建立健全品牌培育、评价、宣传和保护工作机制，形成了一批以国家品牌为龙头、省级品牌为主体、市级品牌为支撑的品牌群体，并不断发展壮大。这些代表江苏形象和实力的闪亮的品牌名片，有力推动全省经济从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江苏在品牌建设与传播方面虽然取得了长足进步，整体水平不断提升，但跟国内外品牌发展先进地区相比、跟江苏在全国的经济地位相比、跟江苏品牌发展的现实相比，江苏品牌建设与传播的基础还不够扎实，品牌水平的提高仍然滞后于经济发展。具体表现在省内知名品牌数量与经济总量的地位不相匹配、企业品牌认知及品牌建设水平参差不齐、不少企业对品牌建设与传播的经费投入不够、品牌发展机构活跃度不足。大力推动品牌经济发展，讲好江苏品牌故事，是“时不我待”的责任和担当。应当厚植江苏经济的品牌底蕴，释放江苏产业的品牌力量，为江苏的高质量发展赋能。
企业是品牌建设的主体。质量是品牌发展的基石，是消费者对产品和服务建立信任的前提，要牢牢树立质量意识，实施全面质量管理，构建与国际接轨的标准体系，追求卓越质量。创新是品牌发展的动力，是品牌生命力的源泉，要激发全社会创新热情，搭建品牌创新公共服务平台，推动行业创新发展，持续提升自主创新能力。诚信是品牌发展的底线，是企业发展壮大的基本要求，要加快以社会统一信用代码为基础的信用体系建设，构建守信激励、失信惩戒机制，全面推广诚信经营。文化是品牌发展的精髓，赋予品牌鲜活的个性，要为品牌故事增添灵动元素，增强消费者对品牌文化的认同感，讲好品牌故事，传播品牌文化。人才是品牌发展的支撑，是最具创造性的要素，要统筹推进各类人才队伍建设，调动保护企业家品牌建设积极性，完善品牌发展人才激励机制，培养品牌发展专业人才。营销是品牌发展的手段，是品牌连接消费者的渠道，要深刻认识品牌营销内涵，准确把握品牌定位，丰富品牌营销手段，改变传统依靠广告进行营销的做法。形成主题突出、个性鲜明、奋发向上的品牌发展理念。
在推动品牌建设中，政府部门同样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铸造品牌优势，凝聚江苏力量，必须不断完善法律体系、净化市场环境，构建品牌发展的良好生态，助推江苏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协同推进“品牌强省”。打造更多享誉世界的“江苏品牌”，需要我们进一步加强协同推进、提供高效服务、营造一流环境、加快品牌建设，强化系统思维、整体推进，加快形成江苏品牌的“政府推动、部门联动、企业主动、社会互动”的良好格局。筑牢品牌基础，加快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发展，重点推行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服务型制造和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培育打造一批拥有自主品牌、领跑全国乃至全球的先进制造业集群和产业标杆。优化市场环境，促进市场主体公平竞争，鼓励行业协会和专业机构开展品牌培育、质量标杆等活动，营造良好的质量品牌发展环境。建立完善“市场决定、企业主体、政府推动、社会参与”机制，并进一步优化法规政策环境，切实提高企业竞争力，大力营造良好社会氛围。对于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行为进行严厉打击，依法惩治违法犯罪分子。破除地方保护和行业壁垒，有效预防和制止各类垄断行为和不正当竞争行为，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保障质量投诉和消费维权渠道畅通，增强公众的质量维权意识。夯实服务支撑，继续推动“放管服”改革向纵深方向发展，真心实意为企业家服务，在树立品牌形象、引导资源投入、品牌推广与保护等方面创新服务模式。注重发挥行业协会、商会等社会组织在品牌整合、市场策划、行业自律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发挥品牌专家的智库作用，为品牌培育和发展工作“把脉”“会诊”及开展跟踪式服务，助推品牌建设蓬勃发展。
（作者为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
颜晓红
三做谈
江苏大学具有深厚的农机底蕴和行业背景，农机是学校的发展底色，赋予了学校为农机事业的振兴发展而奋斗的精神追求。学校以农机为特色，在一片荒丘上白手起家，全校师生不畏艰苦、迎难而上，实现江苏大学从教学型学校到教学科研型学校的转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进行学科调整后，江苏大学停招农机本科专业，但坚定的“农”字初心和历代师生艰苦奋斗、厚德质朴的精神品格，共同形成了江苏大学独特的“农机文化”，影响和教育一代又一代江大学子，成为凝聚、激发和引导江大人实现学校发展目标和教育理想的重要精神力量。
深入挖掘校园文化思想引领功能，把爱农教育与校史文化教育、理想信念教育、爱国荣校教育、形势政策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等思政教育结合起来，树立为农机奋斗终生的职业理想和人生信仰。学校充分挖掘校内外资源，陆续推出人文大讲堂、五棵松讲坛、辉煌一课等系列讲座式课程，已开设近200讲，邀请了大批农机专家、名师、学者进校讲学，分享他们的“农”字情怀，以农机人自强实干的奋进史激发师生的光荣感和使命感。大力开展“校园情愫，我心我愿”等系列校史主题文化活动，促进师生了解学校事业发展历程，培养师生的农机情愫。精心组织全国大学生智能农业装备创新大赛、农业机器人创新创业大赛、智能机器人创意大赛等学科竞赛，激发学生对农机学科的兴趣，提高学科技能和专业素养。全力推进“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鼓励学生深入农村、了解农情，主动到农村基层锻炼，到田间地头解决生产一线的实际问题。近5年来，学校有超过200名毕业生活跃在乡镇以下的基层，在选调生、村官和服务西部计划、苏北计划中发光发热，传播着科技兴农之火，创造着农村与个人紧密相连的发展之路。
互融互通，凝聚农机文化合力。江苏大学“工中有农、以工支农”的办学特色凸显，但服务“三农”、实施乡村振兴，同样不能少了人文社会科学繁荣的同行。学校在认真总结、辩证分析自身办学历史和现实条件的基础上，发挥学科齐全、人才密集、成果丰富的优势，建设全面支撑学校人才培养和文化传承的学科新格局。近年来，成立了跨学科、跨学院、跨单位的新农村发展研究院，组织法学、经济管理、公共管理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等师资力量，贴近乡镇乡村、联系农户农民，以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实际需求为导向，提升大学的社会服务能力，促进人文学科涉农成果的“推广转化”，发挥人文社会学科“智囊团”“思想库”作用，一批省部级以上项目资助完成的研究报告获得各级政府部门采纳实施，逐渐形成了具有江大特色的人文社科研究品牌。
资源共享，融合区域行业文化。江苏大学依托农机行业和立足地方的双重优势，加强与地方政府、行业、大型企业等的联系，建立校地、校企融合发展机制，为发展农机事业、服务地方经济形成蓄积深厚、持续强化的文化合力。互动的过程就是校企文化融通的过程，一大批校企合作的教学和实践平台就成为校企文化互通的桥梁。学校近年紧紧围绕国家战略与区域经济发展重大需求，相继建立了江苏省现代农业装备与技术协同创新中心、台州温岭乡村振兴学院、农业装备国际（产能）合作联盟等一系列有鲜明特色的科教平台，这些平台的建立使企业、行业文化自然融入了校园。
主动聚焦，联合世界“农机文化”。着眼于新时期农机行业发展新趋势和新要求，瞄准国家“一带一路”、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战略机遇，学校持续加强国际交流合作，把“农机文化”的种子播撒到全国乃至世界各个角落，使学校“农机文化”在开放交流中彰显生命力。学校为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加强农业国际合作、推动农机企业“走出去”、实现农业优质资源共享，在全国率先成立了“一带一路”国际人才培养产学联盟、“一带一路”国际人才学院和“一带一路”产学合作研究院，有效促进学校教育事业和学科发展，提升办学水平和保持持续竞争力。
（作者为江苏大学校长、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
周 斌
学思用
常州国家高新区是各辖市区中唯一毗邻长江的板块，全市18公里长江岸线均集中在高新区。得益于长江常州港和黄金航道优势，高新区贯彻常州“以港兴市、通江连海”的发展战略，成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增长极。经过27年的快速发展，高新区的资源和环境的容量已经面临瓶颈。当前，围绕落实中央和省、市高质量发展要求，高新区正积极融入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战略布局，努力探索一条生态优先、绿色转型发展的新路子。
以创新发展为动力，加快产业升级和动能转换。全面提升新材料和装备制造两大高新区传统主导产业，特别是大力整治化工行业，近三年已累计关停化工企业超70家，化工生产企业入园率提高至61%。重点打造光伏智慧能源、碳纤维及复合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及汽车核心零部件、新医药及医疗器械等“两特三新”产业，2018年“两特三新”产业产值占规上工业比重已超过40%，到2020年将力争达到1800亿元，占规上工业比重42%以上。在增量上提高准入门槛，围绕“两特三新”产业方向，积极招引世界500强、上市公司、行业冠军等优质重大项目，积极发展节能环保、循环利用、清洁能源、清洁生产等绿色产业，以提高“含绿量”来提高“含金量”，让绿色成为产业转型的重要动力。在存量上提质增效，将工业用地增效作为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有力抓手，确保全区单位建设用地亩均税收年均增幅达到10%以上。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当前全区436家高新技术企业、34家瞪羚企业和2家潜在独角兽企业为基本盘，持续壮大创新型企业队伍，加快国家空间信息综合应用创新服务平台等重大创新载体建设和作用发挥。以高铁新城和创意产业基地“一城一基地”创新资源集聚区建设为驱动，打造国内一流的企业总部集聚中心、高端科研机构集合中心、国家重点实验室（专业检测中心、工程研究中心）集群中心和辐射长三角的区域性现代科创中心。
以协调发展为基础，促进区域均衡和城乡融合。加快推动区域均衡发展，大力实施“西部崛起”行动，推进制造业五大提速工程、服务业五大攻坚工程、现代农业五大优产工程、城乡建设五大提质工程、生态环境五大提升工程、社会事业五大均衡工程，加快罗溪、奔牛空港产业园区和孟河、西夏墅现代农业产业园区发展。深化园镇融合改革，出台《园镇融合改革试点工作指导意见》，合理定位“高新区、开发园区、镇（街道）”各自的权责关系，使园区回归经济建设的定位，推动园区与所在镇（街道）进一步深度融合，发展机制高度合一、运行分工各有侧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制定《关于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行动方案（2018-2020年）》，推进农村党建强基、农村产业提质、基础设施提档、村庄环境靓化、基层治理提效、农村人才集聚、农民增收脱贫、社会事业均衡、民生保障满意、乡风文明提升等“十大行动”，全区公共财政向“三农”大力倾斜，计划投入专项资金超过2亿元，加快孟河中医特色小镇、西夏墅工具智造小镇和市、区两级美丽乡村试点村建设，努力打造“高新气质”的美丽乡村，探索江南特色的乡村振兴新路径。
以绿色发展为前提，落实长江保护和生态修复。打好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扎实推进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和省级环保督察反馈问题的整改落实工作，深入推进“263”专项行动，全力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三大保卫战，2018年全区共整治“散乱污”企业623家，整治区级以上黑臭水体17条及沟塘862座，新建污水管网92.5公里， PM2.5浓度同比下降超过3%。争创国家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示范区。围绕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指示精神和省、市决策部署，高新区将规划落实落细，加紧编制《常州市推进长江大保护三年行动计划（2019-2021年）》。沿江500亩左右的长江大保护启动区即将全面开工建设，2019年底将基本建成，并完成31.2万平方米长江滩涂湿地的生态保育与恢复，以及沿江5公里生态廊道建设。争创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以天蓝水净、低碳清洁、和谐宜居、创新引领为目标，积极打造产业与人居融合的典范、生态与经济共赢的样板。2018年全区新增绿地180公顷、绿道23公里，城镇绿化覆盖率达到38.89%，成为全省首家通过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省级技术评估的区（县）。
（作者为常州市委常委、常州国家高新区党工委书记、常州市新北区委书记）
殷忠勇
学习笔记
2019年2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为第五批全国干部学习培训教材作序时强调，善于学习就是善于进步，我们党依靠学习创造了历史，更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要更加崇尚学习、积极改造学习、持续深化学习。
依靠学习，让我们不断增强“四个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是在实践逻辑、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中形成并经受抉择和检验的。我们只有依靠学习，树立历史观、大局观、整体观，进而在广阔生动的历史视野和框架中建构起鲜活、丰富、立体的宏大图景，更好地把握规律、看清本质、辨识趋势，牢固树立政治上的坚定、党性上的坚定，才能深知“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从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并创新其时代内涵； “一定要有发展的观点，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
崇尚学习，让我们警醒“四大危险”。我们当前面临着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的危险，但是，更大的危险是我们一些党员干部却认识不到这些危险，盲目自信、狂妄自大。今天的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但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行百里者半九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全党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我们只有崇尚学习，才能从历史上其他一些政党的兴衰更替中汲取教训，引以为戒。历史仿佛就在昨天，纵观世界上一些政党失去执政地位，并不是在其失去经济基础，甚至恰恰是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好时失去人民的信任，从而遭到人民的唾弃的。苏东巨变后的一项调查显示，90%以上的人认为苏共代表的是苏共党员和干部，而不是代表人民，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苏共各级党组织几乎没任何作用了，苏联共产党偌大一个党就作鸟兽散了，苏联偌大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分崩离析了。
改造学习，助我们经受“四大考验”。坚持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这是我们的一条基本经验，但是马克思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中国实际更不是静态停止的，只有与时俱进地不断改造我们的学习，才能习得真本领，从容地应对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等各种考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判断意义深远，其深刻内涵需要我们结合中国和世界的实际去准确理解、科学揭示和全面把握。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正确的调查也没有发言权。从实际情况出发，引出其固有规律，作为行动向导的态度，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这种态度才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有了这种态度，就不会像“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也不会像“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了。焦裕禄同志形象说过，“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我们不能人云亦云、朝三暮四，只有敢于改造学习、善于运用规律，才能获得一手的、准确的、全面的材料，从而去找出问题、分析问题，最终解决问题。
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号召全党要深入学、持久学、刻苦学，带着问题学、联系实际学，更好把科学思想理论转化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物质力量。依靠学习、崇尚学习、改造学习，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基本品质和内在要求。
（作者为南京中医药大学研究生院党委书记、副院长、学科建设办公室主任）
圆桌会
5月12日，由江苏师范大学、全国经济地理研究会、江苏省地理学会联合主办的“长三角一体化与淮海经济区高质量发展智库沙龙”在徐州举行。在一带一路、长三角一体化、沿海发展战略中，淮海经济区具有很好的区位优势、机遇和一定的发展潜力。如何把握住机遇，推动区域发展新格局，实现高质量、高品质发展？专家学者就此展开深度讨论。
关键词：区域协同 大都市圈
宁越敏（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区域协同发展有三个重要观点：第一，城市不能孤立地存在，区域内部的各个城市需要整合为相互依赖的城市体系。因此，协同发展有利于城市体系整体绩效的提升。第二，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是客观现象，由此形成核心-边缘结构，并影响区域经济联系的空间格局。一般而言，核心城市具备对外辐射的能力，对边缘地区的依赖较低。相比之下，边缘地区更为依赖核心城市，以获取自己发展不具备的要素资源，这种不对等的关系产生区域合作的障碍。核心-边缘结构具有不同尺度。区域合作能否成功的可能性主要取决于核心城市对区域合作的态度。第三，区域协同要尊重市场经济的规律。一方面要发挥政府的有效管理作用，建立区域协同发展的机制；另一方面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长三角一体化是区域协调发展的代表，进一步实现协同发展，还需区域合作上升到国际层面，城市间的国际合作出现广阔的前景；建立区域合作的新机制，强化中央政府的引导作用；民生改善项目、环境治理成为区域合作的新重点；出现政府与产业、教育、卫生界的跨区域合作，以此，将长三角地区建设成改革开放和科技创新高地，社会和谐、生态宜居的世界级城市群。
刘西忠（省社科联研究室主任、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城市群是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形态，是支撑全国经济增长、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参与国际竞争合作的重要平台。徐州建设淮海经济区中心城市建议在四个层面发力：一是苦练内功，集中精力做好自己的事。建设中心城市，不能简单地、单纯地以地域面积扩大谋求总量的首位度，而是要更加注重以新发展理念实践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首位度，集中做好自己的事，努力在有限空间释放无限可能。二是突破徐州发展的柔性边界，共建徐州都市圈。在长三角一体化这一国家大战略下，徐州要发挥北部龙头城市的作用，争取在一体化的框架下，联合连云港和宿迁，还有安徽的淮北、宿州，共同建设徐州都市圈。三是抓住国家一带一路建设和大力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机遇，联合周边包括山东在内的经济强市，共建跨省域、延伸到长三角地区之外的现代化徐州大都市圈。四是打造淮海经济区中心城市。从中长期看，按照淮河生态经济带规划的要求，共建淮海经济区。顺应长三角地区建设跨省域都市圈的趋势，联合连云港、宿迁和山东南部、安徽东北部城市，共同打造跨省的大都市圈，进一步放大徐州的核心功能和中心优势。增强徐州周边城市的认同感，由“你们徐州”的对立到“我们徐州”的共识。
关键词：要素流动 优势互补
臧建东（省政府研究室副主任）：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需要发挥各省市的比较优势。就江苏而言，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实体经济，区域创新能力和通江达海的交通体系。但也面临不少挑战，如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没有理顺，区域发展不平衡，协调联动性不强，产业同质化现象严重等。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目标要始终放在发展上，一体化只是一种手段。一体化发展不是一样化发展，要根据各地优势明确自身的目标。进一步打破行政壁垒，让资源要素流动更加便捷，建立规划、市场、标准的一体化，推动公共服务和医疗资源的共享。
王志凯（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浙江大学经济学院财政学系主任）：淮海经济区当前迫切要做的是，加强区域城市群内部城市间的联动，形成分工协作和优势互补的发展格局。这是淮海经济区抓住长三角更高一体化机遇，主动对接长三角，实现自身高质量发展的选择。在具体的战略战术上，一是可以结合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在乡村振兴和现代化中高水平对接长三角。乡村振兴首要的是产业兴旺，乡村绿色发展和三次产业融合发展是产业兴旺的本质内容；乡村振兴第二位的是生态宜居，美丽乡村建设和乡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的改善，是乡村宜居的前提。一句话，乡村振兴就是城市和乡村的互动互补，就是城乡融合发展，最终使得乡村又成为城市人向往的生活热土。二是补上民营经济发展的短板。城市化的提升，其目的是带来生产要素集聚，产生集聚规模经济效应。经济要素是否向一个城市或区域集聚，这与一个城市或区域的营商环境密切相关。民营经济的发达与否，直接反映了一个城市的营商环境好坏。淮海经济区高质量发展，需要徐州中心城市首位度的提升，也需要结合国家乡村振兴战略，更需要补上民营经济短板。
关键词：核心枢纽 中心城市
金凤君（全国经济地理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经济地理与区域发展研究室主任）：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我国同国际社会的互联互动也变得空前紧密，我国对世界的依靠、对国际事务的参与不断加深，世界对我国的依靠、对我国的影响也在不断加深。淮海经济区有条件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国际国内两类规则发展地方经济，形成发展新动力，推动新产业、新业态发展。尤其是徐州，作为中心城市，依据区位条件和已经形成的基础，有条件增强其区域中心地位。具体而言，要打造徐州核心枢纽城市，以强化“核心城市、核心竞争力、核心产业、核心企业”为重点，促进徐州实现精明增长；深入挖掘区域历史文化优势，将历史文化与现代文化相结合，创新区域文化品牌，将区域文化与城镇建设相结合，打造区域景观品质，深入挖掘独特文化，打造独有吸引力；谋划以物流业、旅游业、文化产业为代表的新产业；加强区域合作，营造整体优势。
胡小武（南京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副教授）：高质量发展是一种城市综合竞争力的提升，是城市创新发展、提升全面品质的过程。只有徐州市的率先高质量发展，才有淮海经济区的高质量发展。首先，尽快确立徐州特大城市发展定位，加快推动“人口增量”，给人口进城、人才留徐制定更加宽松的政策，以人口增量和人才红利为突破口，推动产业、居住、空间的同步增长。其次，徐州要充分利用十字枢纽型城市的“交通区位”优势，加大引进大工业项目，特别是现代制造业包括装备制造业、智能制造业、大型机械制造业，培育三四个千亿级的制造业产业，并带动就业和服务业的发展。第三，徐州需要深度挖掘徐州历史文化名城的人文优势，通过打造更具文旅目的的战略规划，推动汉文化之都、汉文化产业示范基地的建设，借此带动全域旅游发展，同时提升就业、服务业的发展。第四，徐州需要在政府规划层级上，对接长三角一体化战略。要利用长三角核心地区的制造业外溢、科技成果转化的溢出效应，承接一批重大装备制造、智能制造、新材料制造等生产基地的产业转移项目。第五，徐州需要加速进行自我提升的制度设计。要有打造淮海经济区中心城市，徐州都市圈中心城市的战略雄心，坚定提升徐州在苏北地区、淮海经济区中的区域中心城市首位度，只有如此才能将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淮海经济区中心城市的规划红利融入自身的高质量发展进程。
本报记者 颜云霞
李荣川
智 见
作为贫困地区造血机制的关键一环，产业扶贫如何更好地助力贫困地区早日完成脱贫攻坚战？有些贫困地区已经“摘帽”“出列”，产业扶贫下一步的工作方针又该如何制定？更重要的是，产业扶贫如何建立起长效机制，持续地为农村地区发展注入动力？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学子赴江苏宝应、贵州黎平、山西壶关、河南汤阴等地进行相关调研发现，产业扶贫政策带给贫困地区的不只是脱贫与增收，更是当地的生产形态的一次深度转型——由“种粮食为糊口，养猪为过年”的“类小农经济”生产形态，向着“种精品粮卖给顾客，养特色猪供给市场”的农业产业化、农产品商品化的商品经济形态转型。
这种转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两个不同的阶段。初次转型的重点在于“建设”，建好扶贫产业相关配套设施，建立农业产业合作社，完成当地贫困户的组织转型和观念转型。二次转型的重点在于“发展”，在于如何让农特产品对接市场，让扶贫产业具有较强的市场适应性和抗风险能力。很多情况下，建立长期有效的机制比完成短期任务更加困难，需要解决的问题更多，还要在工作中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比如产业发展要实现“一村一品、一县一业”，在项目实施初期比较容易完成，但是随着产业发展，不仅市场竞争加剧，而且产品的质量管理、农民的生产组织都会面临许多新的问题，需要采取新的政策措施。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邓海林
决策眼
由于网络空间具有平等性、自由开放性、虚拟性等特征，在扁平化的权力结构中，作为一种软实力，文化治理在网络空间治理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突出，为新时代加强网络空间治理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维度，开创了网络空间治理的新视域和新境界。
在物态文化层上，以“自主研发”增强网络空间治理技术支撑能力，构筑坚实可靠的物质文化。从物态文化层出发，进行网络空间文化治理，首先是要重视信息技术的自主研发。网络空间治理需要迅速适应新技术的发展，打造灵活治理、协作治理、创新治理的新型治理模式，构筑和谐稳固的网络空间文化秩序。推进实施技术管网治网，运用先进技术手段，提高互联网内容监测预警、引导调控、综合研判、应急指挥和管控处置能力，办好用好信息技术平台，全面提升网络空间综合治理的技术系统建设的水平。
在制度文化层上，加快推进网络空间法治化建设，构筑良法之治的制度文化。要主动适应互联网技术快速发展的现实要求，从网络空间的本质特点出发，不断建立健全相关法律制度，力争让互联网法制建设走在问题的前面，为网络空间治理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依据。依法加强治理，规范互联网传播秩序。一方面，要加强网络空间执法，支持网信部门敢于“亮剑”、公正执法，为敢于担当者担当。另一方面，要加强网络空间司法，及时总结各地经验，适时在检察、审判机关推广设置互联网专门机构、配备专门力量。要强化法治思维，营造依法治理网络空间的良好生态。在全社会形成崇尚和遵守网络管理法律、维护网络管理权威的氛围，引导广大网民树立法律意识，理性认知社会，提高辨别能力，自觉抵制有害和不良信息，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
在行为文化层上，引导规范网络行为方式和行为习惯，构筑健康理性的行为文化。培育网民良好的上网习惯和行为习性，自觉远离越轨性的网络行为。人们的网络交往行为并非孤立的，而是与现实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具体而言，人们的网络交往行为和方式，往往直接反映了现实社会中的矛盾和问题，是现实社会关系和结构在虚拟空间的体现。与此同时，人们的网络交往行为所产生的效果也会向现实社会蔓延，最终以现实意义上的社会问题表征出来。因此，加强网络空间治理需要真正把线上与线下有机结合起来，切实规范和培育健康理性的交往行为文化。
在心态文化层上，以核心价值观引领网络空间治理全过程，构筑积极向上的心态文化。加强网络空间的内容供给。面对日新月异的互联网技术对网络空间的内容供给产生重大影响等新情况，迫切需要探索将人工智能运用在新闻采集、生产等环节中，用核心价值观“驾驭”算法。提升网络空间的传播实效。要增加网络空间内容传播的“广度”，深入推进“宽带中国”“智慧中国”建设，努力消除“数字鸿沟”，在网络空间传播环节充分体现自由、平等。要增加网络空间内容传播的“深度”，加快推动媒体融合发展，构建全媒体传播格局。要提升网络空间内容传播的“高度”，借助新媒体应用推动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积极宣传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当代中国价值观念，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完善网络空间的服务机制。大力倡导文明上网、文明办网，深入开展“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中国梦”“争做中国好网民”等主题文化活动，引导广大网民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优化网络空间的治理方式。在立法环节，使互联网管理法律法规更好地体现国家的价值目标、社会的价值取向、公民的价值准则。在执法环节，坚持文明公正执法，坚决铲除网上造谣欺诈、诚信缺失等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网络空间文化。在司法环节，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严格依照事实和法律办理互联网案件，确保办案过程符合程序公正、办案结果符合实体公正。在守法环节，加强对互联网管理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持续弘扬法治精神，不断增强法治意识。
（作者单位：江苏省委宣传部）
戴海光 李洪天 黄正平 刘学东
成果要报
近日，经教育部审核批准，江苏《高考综合改革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正式出台。这必将成为江苏加快建设教育强省和人才强省、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全新里程碑。
对教育理论和成才规律的遵循。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贯穿其中。《方案》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明确了“深化考试招生制度等方面的改革，使各级各类教育更加符合教育规律、更加符合人才成长规律”的方向，贯彻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确定了公平公正的基本价值取向。《方案》结合江苏考生总体特征，优化了科目设置和赋分办法，尊重并增加了学生的选择权，开启了学生与高校双向选择的总阀门，保障了学生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进一步保障了考试的权利公平、机会公平和规则公平。遵循了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方案》坚持以人为本的学生观，体现了素质教育“面向全体学生、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和主动发展”的基本要求，帮助和引导学生自主确定选考科目，巩固了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制度基础。科学处理教育本质中选择与引导的关系。《方案》在设置6门选考科目的同时先行指定1门选考科目，既体现了对学生选择权的保障，对个体差异的尊重，又体现了对学生正确而必要的引导，这是对教育本质中选择与引导关系的准确把握，符合教育学、心理学和伦理学的基本原理。
对国家政策和选才导向的贯彻。保障了选择性，强调共同基础上的差异发展。《方案》坚持育人为本的教育理念，把学生健康成长成才作为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紧扣学生的自主选择权这一核心，合理设置6门选考科目，有利于推动素质教育的全面实施，促进每个学生在共同基础上的差异发展。在充分保障高校指定选考科目重要地位的基础上，对其他选考科目未设置任何限定条件，是在“6选3”总体框架下的制度设计，不影响学生对未来专业方向的自主选择，符合“文理不分科”的基本导向。强化了综合性，改变评价形式过于单一的现象。无论是高考统一录取方面采用“统考科目成绩+选考科目成绩+综合素质测试”模式，还是高校综合评价录取特别是在特殊人才选拔方面做出的探索和创新，以及高职考试招生方面采用“一依据两参考”和“文化素质+职业技能”的招录模式，《方案》都体现了综合性评价的导向，进一步打破了以往唯分数论的片面追求，将有效改变评价形式过于单一的现象。体现了过程性，破除一考定终身的弊端。《方案》进一步优化学业水平测试、综合素质评价的过程性评价作用，使高考与高中课程学习、素质养成等过程性成效的关联度更强。《方案》为学生参加学业水平测试必考科目考试提供多次机会，有利于弱化一次考试偶然性因素的影响，分散缓解考生的考试压力。
对人才培养和高校招生的影响。顺应新时代创新型人才培养的宏观导向。《方案》从创新型人才培养和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高度出发，在人才培养源头进行科学引导，有助于强化物理学科在基础研究、技术储备和科技创新方面的关键性基础地位，以及历史学科在构建全方位、全领域、全要素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的关键性基础地位，有助于高校培养造就新时代急需的战略科技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和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的哲学社会科学人才。符合我国本专科人才培养的功能定位。我国本专科教育承担着专业教育的功能。《方案》提出的科目设置方案设计，有助于引导学生在报考高校前即对未来的专业方向和生涯规划进行及早思考、研判和设计，这既是对学生即将接受专业教育的有益引导，也能够保障专业教育功能的进一步发挥。遵循基础学科的特点规律。物理在自然科学类专业中、历史在哲学社科类专业中处于关键的基础地位。《方案》首先指定物理、历史为选考科目，体现了其在学科架构中的基础性和重要性，凸显了其对于其他学科学习的关联性和可预测性，是符合和遵循高校专业教育基本规律的制度安排。体现高校在高考综合改革中的作用。从近年来的高考实践看，作为生源挑选方的高校在高考中的引导作用并未得到有效发挥，为了“面子”和“生存”，不少高校提出的专业选考科目要求缺乏科学性。《方案》提出由高校先行指定选考科目、今后逐步实现完全由高校自主提出选考科目，有助于引导高校主动作为、放下思想负担，逐步打破高校招生中“不愿提”“不敢提”选科要求的怪圈，引导和帮助高校切实履行起生源挑选方在高考综合改革中应当发挥的作用。
为此，要切实加强江苏高考综合改革的配套保障。强化政府层面的资源配置扶持和多元评价引导。以实施《方案》为契机和抓手，科学调整高中布局结构，增加配置高中教育资源，提升高中课程实施水平。积极引导高校正确使用多元评价标尺，鼓励高校大胆推进综合评价录取，完善特殊人才选拔机制。强化高中层面的综合素质评价和生涯规划教育。高中要主动顺应“适合的教育就是最好的教育”的要求，在抓好考试性评价的同时，将学生综合素质评价落细落实。应将学生生涯规划教育纳入高中校本课程建设，从学生入校起即开展系统性的教育，帮助学生自我剖析、明晰目标，逐步确立正确的职业生涯规划。强化高校层面的选才责任落实和招生机制改革。高校应自觉承担选拔人才使命责任，进一步推进教学改革、优化培养方案、改进课程设置，使之与高校招生方案相匹配，不断提高育人水平，努力促进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要加快建立适合学校定位的综合评价招生体系，主动研究综合评价的实现路径和方法，探索特殊人才选拔机制创新，将综合考量高考成绩、学考成绩、综合素质评价和自身培养特色等多维度内容的多元录取机制落到实处。
（作者单位：江苏教育现代化研究院）
母亲，一个伟大的名字，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母亲节刚刚过去，在道一声“妈妈，你辛苦了”的同时，也让我们深入思考，母亲节的意义在哪里？如何不做焦虑妈妈，培育良好的亲子关系？社会又应该为妈妈们做些什么？
妈妈为何成了 “最焦虑的人”
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中，“孟母三迁”“岳母刺字”等故事深入人心，映射的是对子女教育极度重视的传统中国母亲形象。都说母亲是孩子的第一位老师，对孩子的一生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进入日新月异的现代社会，母亲的教养责任越发沉重。大部分中国家庭里，不管谁主内，谁主外，母亲都成为孩子成长和教育责任的主要承担者。与之相适应，母亲也被称为“全中国最焦虑的人”。
近年发布的国内首份《中国妈妈“焦虑指数”报告》显示，食品安全、升学入学、二孩压力等问题，都能引发妈妈们的焦虑。婚姻生活中的夫妻关系、婆媳关系等，也成为加重妈妈们焦虑的砝码。而一份关于世界各国劳动参与率的数据报告显示，中国的女性劳动参与率达70%，位居世界第一。大数据分析发现，在职场和育儿身份间转化的妈妈们，职场压力越大，焦虑指数也越高。对于一心扑在孩子身上的全职妈妈来说，她们的焦虑则不只在教导孩子、处理家务，还要承受收入减少而带来的经济压力。
眼下，不做焦虑妈妈的呼声越来越高。避免焦虑，首先，不做控制型妈妈。用让人窒息的爱和焦虑将孩子包裹起来，看似无微不至，实则过犹不及。第二，不做严酷型妈妈。为了不输在起跑线上，为了课内成绩和兴趣特长，宁可错学，绝不放过，只会让孩子迷失方向。第三，不做溺爱型妈妈。宠爱孩子没有原则和底线，只会造成越来越多无法独立的“妈宝男”。最后，不做愧疚型妈妈。孩子，不可能个个都是人中龙凤，也大多成不了“霹雳娇娃”，努力付出了，就接受孩子的成长。
前阵子，一篇《我的妈妈才8岁，原谅她的不够好》在朋友圈受到热捧。一个8岁的儿子在学校这样介绍自己的母亲：“我今年8岁了，所以，我的妈妈也8岁了……8岁的妈妈和8岁的我一样，都不够好，但都很努力。”
作家龙应台说过，养育孩子的过程，就是不断感受挫折的过程。其实，孩子的成长，也是妈妈自身不断感悟、学习和成长的过程。没有谁是完美的父母，没有谁从头到尾都做得很好。也许孩子并不能如你期望的那样成长，但是没关系，学会换位思考，耐心教导，找到亲子间最舒服的相处方式，便可以一起成长。 孙 敏
养育孩子， 不是妈妈的“独角戏”
“听说神不能无处不在，所以创造了妈妈”“每个女人当了妈妈之后，都会变成超人”……每到母亲节，面对铺天盖地袭来的褒奖溢美之语，母亲们除了开心和自豪，或许还会感受到无形的压力和难言的苦涩。
母亲，不只是一个身份，还是一份责任。但不要忘记，母亲不是超人，更不是圣人，除了身为母亲，她就是个普通人。世人千篇一律赞颂的无私和伟大，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可能就是艰辛和压力的代名词，或者是一副镀金的情感枷锁。
今天，伴随女性追求独立和自我意识的觉醒，社会似乎赋予女人、赋予母亲太多期待和太高要求。所谓“为母则刚”，并不是自动炼成的，而是被生活逼出来的。女性特别是职场女性，往往要付出常人双倍甚至数倍的努力，才能勉强支撑上班工作、下班带娃的全天候“战斗”状态。有个段子流传甚广：职场妈妈如何平衡孩子和事业的关系？答案就是——承认自己做不到。虽然，作为母亲，关爱抚育孩子是天性、是义务，也是一种内在成长和丰盈，但母亲这个名字不能被置于高高的“神坛”，尝试理解和接受“母亲并不完美”的现实，可能更有利于营造宽松和谐的家庭和亲子氛围，也有助于女性的自我和解与平衡。
女性创造的社会价值有目共睹，那么，社会应该为母亲做些什么，才能让女性从母亲这个角色中感受到更多的充实和快乐，而不是痛苦和疲惫？要知道，孩子不仅是母亲的，还是家庭的、社会的、国家的。养育孩子，不能成为母亲一个人的“独角戏”。除了通过制度设计，增大女性的就业机会、提高女性的收入水平和社会地位，还应大力发展公共服务体系，提供便利的外在养育环境，为女性从家庭事务中解放出来创造条件。此外，更应提升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形成男女共同持家的风气。若能少一些“丧偶式育儿”“保姆式妻子”体验，少一些职场歧视和隐形偏见，多一些生育保障和政策支持，多一些母婴设施和照护服务，每天都可以是“母亲节”。愿天下所有的母亲，都能心怀暖阳，明媚绽放。
陈立民
坦然说一声 “妈妈，我爱你”
母亲节前夕，中国青年网校园通讯社的一项调查显示：超九成大学生知道母亲节时间，超九成记得母亲的生日、年龄；超八成会在母亲节送礼物，超七成认为陪伴是母亲节最好的礼物；超九成每周至少主动联系母亲一次，电话、微信、QQ、视频成大学生联系母亲的主要方式；半数学生每次与母亲通话时长超过10分钟，超半数曾对母亲说过“我爱你”。
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调查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年轻一代的亲情观念在日益增强。一个人对家庭、对父母、对亲人有热爱、有责任，也就更容易学会关爱他人、尊敬师长。只是亲情并非天生就有，它需要“日久生情”，也需要借助节日的仪式感加以培育。母亲节虽是一个舶来品，但对母亲的爱与情感世人共通、古今共鸣。在这一天，准备一个小礼物，庄重地说声“我爱你”，还是很有必要的。
或许有人说，每一天都应是“母亲节”，对妈妈的爱不是一次性表达，需要长期的坚持并成为一种习惯。诚然，现在多少人上学时忙着同学聚会，工作时忙着加班，成家后忙着陪孩子，留给母亲的陪伴屈指可数。也正因为这样，需要一个特殊的日子去提醒人们，静下心来想想自己有多久没有跟母亲通一次电话，有多久没和母亲吃一顿饭。再者，用心庆祝母亲节，并不是否认日常生活中的表达，而是在平常而琐碎的生活点滴之上掀起一朵小浪花，让母亲收获一份惊喜，也增添一份美好的回忆。
受一些传统文化的影响，很多人认为真正的感情是不需要表达的，过多的形式是矫情的、不诚恳的。其实不然，亲情也需要仪式感，需要一定的经营，需要直接的心灵沟通。否则，很容易在庸常的琐事中被磨损，造成宛若电视剧《都挺好》中所展现的那种家庭冲突。在母亲节这天，大声说出心中所爱，是让亲情在平淡的生活中升温，是对母亲无私付出的庄重感恩。无论是母亲，还是生活，都值得我们倾注精力、郑重对待。
颜云霞
应文禄
瞭望者
科技永不眠。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新一代信息技术已经把产业从量变带到了质变。奇点已经到来，不开放心态，不拥抱科技，我们就会被时代所抛弃。
正如2019年4月10日，我们亲眼目睹了人类历史上第一张黑洞照片，科学已经突破了我们认知的边界，让人类更加认识到科学精神。有科学精神的地方就一定有科技。科技是历史的杠杆，更是未来竞争的制高点。
美国经济学者泰勒考恩在《大停滞》中曾指出，随着像人口红利、基础设施建设等相对容易摘取的“低垂的果实”被逐步利用，一个国家要获取持续的增长动力和活力，必须要瞄准高枝上的果实。而现实告诉我们，摘取高枝上的果实必须要架起科技的云梯。什么能够成为科技的云梯，能够成为国家产业、企业未来竞争力的制高点？
实践反复告诉我们，关键的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也讨不来的，发展科技、创新引领，就成为我们普遍的共识和认知。科技就成了能够让经济这块大蛋糕快速增长的核心引擎。科技同时还是一块吸铁石，能够对人才、资本、产业具有强大的集聚效应。所以科技投资自然也就成了未来这种大趋势下的顺势而为。现在的产业链、人才链、制度链、创新链已经相互交织，为我们创造了一个科技投资非常好的环境。
对于科技投资最大的政策变化是什么？我认为是科创板，科创板可能是不亚于股权分置改革的重要改革，它是中国资本市场真正市场化的开始，也可以说是双轨制并行的开始。科创板提出了三个面向——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除了环境政策支持之外，科技投资最需要的就是人才。政府和投资机构的合作越来越多，设立各种形式的创新基金，不遗余力地引才引智引产业。投资科技在四大要素中，除了环境、政策、人才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元素是资本。资本去向何方？要紧跟科技发展趋势。科技发展趋势大概有四个方向：第一个趋势是工业互联时代，物联网时代和智能化时代已经来临；第二个趋势是“ABC”，“A”是人工智能，“B”是大数据，“C”是云，“ABC”可能会成为科技领域发展的基础设施；第三个趋势是5G时代，将来“5G+”场景运用将会改变很多行业的现有模式；第四个趋势则是进口替代。
未来的中国，互联网经济和实体经济一定会进一步深度融合，科技将会成为这个融合里最大的催化剂，会成为中国经济腾飞的有力臂膀。中国今后的十年，一定是值得期待的十年，一定是追赶的十年。因此，一定要培养牛市思维，大胆布局，该出手时就出手。
（作者为毅达资本董事长）
张 明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如何理解新时代、把握新时代、引领新时代，不仅是重要的理论问题，更是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一步前进与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
科学理解新时代首先需要弄清楚一个基础性的理论问题，这就是以何种思维方式理解新时代？有人谈到新时代，可能不自然会想到是不是有旧时代？这实际上是一种形而上学线性思维模式的错误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判断，不是一个历史学意义上的断代，也不是一个政治学意义上的断代，不存在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旧之分，这是一个基础性理论原则问题。新时代与以往实践之间处于继承、创新与发展的辩证统一关系之中。
辩证全面理解新时代，需要进一步在理论上着重回答三个问题：一是如何衡量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二是如何理解新时代的丰富理论内涵；三是如何辩证理解新时代“变”与“不变”之间的关系。
新时代的历史方位是什么？其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已经用“三个意味着”科学回答了这一问题。“第一个意味着”是从民族复兴的历史线索来衡量新时代，这就是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1840年鸦片战争给近代中国带来的最大冲击就是“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先进的中国仁人志士展开了学习西方的过程，先后经历了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的全方位学习。但这些艰辛探索因为没有科学考量近代中国基本国情和主要矛盾，都纷纷走向失败。实践证明，“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主义，关键看这个主义能否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先进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断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运动，不断推动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第二个意味着”是从社会主义发展的线索来讲，也就是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的生机与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第三个意味着”是从人类走向现代化的多样可能性角度来讲的。长期以来，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学家将西方现代化在时间上的先在性，人为打扮为道义上的优先性与排他性，垄断了现代化的话语权与解释权。广大后发国家一直面临着习近平总书记所讲到的一组矛盾，这就是“既希望加快发展”与“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之间的矛盾。实践证明，西方国家并没有也不可能垄断现代化的解释权与话语权，中国通过自己长期独立自主的艰辛探索，成功开辟了“中国道路”，从根本上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探索人类走向现代化进程中的另一种可能性，凸显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什么是新时代的丰富理论内涵？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用了“五个时代”加以概括。一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时代，这是从新时代总体历史性目标的角度来讲的，也就是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夺取更大胜利的时代；二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这主要是从今后一个历史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具体奋斗目标的角度来讲的，主要是完成“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时代；三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这主要是从共同富裕的角度来理解新时代的内涵；四是全体中华儿女勠力同心、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这是从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的角度出发理解新时代的内涵；五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这是从国际关系与国际地位的角度出发理解新时代的内涵。“五个时代”，其实背后存在着一个本质性的特征，这就是新时代意味着当前对于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达到一个新高度。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社会主义实践探索未能从根本上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本质性问题，改革开放初期关于这一问题的认识也主要是以“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性方式加以展开的。但是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历史经验的积累，当前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已经上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阶段，这是新时代区别于以往任何时期所呈现的本质性特征。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讲的那样，“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把握，已经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的高度，这一点不容置疑。”之所以新时代能够对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主要具有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新时代立足于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之上，具有丰富的感性经验，为从理论层面进行总结并上升到对社会主义规律认识的高度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二是新时代实践具有前所未有的新特点，实践的深度与广度也是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无法比肩的，内在蕴含了对规律认识深化与拓展的可能性；三是新时代的实践坚守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能够以发展的眼光对待经典理论，不断结合变动的实际推动理论创新；四是执政党理论自觉意识——勇于并善于及时总结经验以提升到理论高度，为新时代深化对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提供了重要保障。
如何辩证把握新时代“变”与“不变”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一方面具有基本的历史延续性与继承性，另一方面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又呈现出许多新的阶段性特征。因此，在理解新时代的问题上，必然会遇到如何正确处理“变”与“不变”之间关系，这里就需要运用哲学的辩证思维加以综合分析与思考。什么是新时代的“变”？可以从世情、国情和党情等多方面加以衡量，但最为重要的“变”还是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现阶段生产力水平已经取得巨大飞跃，已不再是生产供给性不足的“落后社会生产”状态；二是新时代人民群众的需求已不仅仅是单纯物质层面的需求，而是有着多元化需求，即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也日益增长，这与现阶段发展的相对不平衡、不充分之间存在着深刻矛盾。什么是新时代的“不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必须认识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从根本上来说，“不变”是主流，新时代仍然从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大框架之中，仍然是一方面既坚持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性，另一方面又凸显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客观实际。“变”是支流，是在“不变”的总体框架下所形成阶段性新特征与新趋向，凸显了经过40多年实践积累与探索基础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起点，正确认识“不变”有助于更为准确地把握新时代的新特点。牢固坚持新时代“不变”的主流与本质规定性，同时又对新时代的“变”保持高度尊重，在“不变”的大框架下把握“变”，在对“变”的理解中深化对“不变”的把握，这就是新时代“变”与“不变”的辩证法。
（作者为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助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副主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