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漫笔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新使命对时代新人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和要求，这就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这一重要思想观点，为新时代教育培养什么样的人、怎么培养人指明了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必须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深化教育改革，满足人民群众对更好教育、更美好生活的新期待，造就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新时代对培养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提出了要求，但还必须看到，当代青少年与新时代的要求还存有差距。一是理想信念不够远大，小目标、小确幸思想开始抬头。二是他人意识、公民责任意识、社会参与意识不强，将个人发展与国家和民族命运相联系的自觉性不够。三是社会担当意识不强，个人主义滋长，缺少为国家、民族担当奉献的精神。四是奋斗精神有待提高。部分青少年贪图安逸，享乐主义滋生，劳动意识不强，缺少艰苦奋斗的精神。五是习惯于死记硬背和盲目接受，缺少反思、质疑和批判精神，创新意识不够，解决实际问题的实践能力较弱。六是文化自信和国际视野有待平衡。一些人盲目文化自信，甚至发展成为文化自负；相反，一些人崇洋媚外，甚至发展为文化殖民主义。
面对新时代的新要求新任务，教育在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上还存在着许多薄弱环节需要改进和加强。重智轻德观念依然普遍，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没有落到实处。应试教育的影响还很严重，评价考核学生、教师、学校唯分数、唯升学率的现象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存在着忽视学生品德培养、人格塑造的状况。同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实效性尚需要提高。虽然做到了进教材、进课堂，但还不够深入；在方法手段上，注重知识学习，实践活动不够丰富，实践体验需要加强，学生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觉性尚需要提高。
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时代新人的培养，引领时代新人的理想信念、道德品质、法治意识、心理发展、文明素养等各个方面，培养有理想、有担当、有责任、重实干、靠奋斗、讲奉献的时代新人。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面融入国民教育全过程，进课程、进教材、进课堂，实现课程育人、课堂育人；融入社会实践，开展道德实践活动，实现活动育人、实践养成；融入学校文化，开展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红色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教育，实现文化育人；融入制度建设，引导学生遵循学习生活中的基本行为规范，实现制度育人；融入青少年日常生活的各方面，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实现生活育人、环境育人。要在全面融入上下功夫，在落细落小落实上下功夫，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日常化、具体化、形象化、生活化，融入社会生活，成为青少年日常的行为规范和生活场景，发挥润物细无声的作用，在实践中感知它、领悟它。
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必须使之从外在的规范转化为青少年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为此必须发挥青少年的教育主体作用，调动他们学习和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积极性，增强价值观自觉。2014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与北大师生座谈时特别谈到广大青年树立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在以下几点上下功夫：一要勤学，下得苦功夫，求得真学问。要勤于学习、敏于求知，注重把所学知识内化于心，形成自己的见解，既要专攻博览，又要关心国家、关心人民、关心世界，学会担当社会责任。二要修德，加强道德修养，注重道德实践。修德，既要立意高远，又要立足平实。要修好立志报效祖国、服务人民的大德。同时，还得从做好小事、管好小节开始起步，踏踏实实修好公德、私德，学会劳动、学会勤俭，学会感恩、学会助人，学会谦让、学会宽容，学会自省、学会自律。三要明辨，善于明辨是非，善于决断选择。要学会思考、善于分析、正确选择，做到稳重自持、从容自信、坚定自立。四要笃实，扎扎实实干事，踏踏实实做人。于实处用力，从知行合一上下功夫，核心价值观才能内化为精神追求，外化为行动自觉。核心价值观的养成绝非一日之功，要坚持由易到难、由近及远，努力把核心价值观的要求变成日常的行为准则，进而形成自觉奉行的信念理念。
（作者为长江学者、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所长 冯建军）
热点思考
贫困是人类社会长期面临的共同难题。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具体体现。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努力，中国这一世界上减贫人口最多的国家，一跃成为全球首个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国家，创造了世界减贫史上的“中国样板”。奇迹的背后，是中国共产党人改善民生的使命担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扶贫道路的逻辑必然。40年的扶贫工作经验同样说明：改革是脱贫攻坚的决胜利器。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形势和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准，不断调整扶贫政策，改进工作模式，从救济式扶贫到开发式扶贫，从粗放式扶贫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从区域性扶贫到贫困县、贫困村整体脱贫再到扶贫入户，提升了扶贫开发的精准性和科学性。40年间，我国实现了7亿多贫困人口摆脱绝对贫困，占同期全球减贫人口总数的70%以上，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伴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扶贫工作转入了攻坚战阶段，目前全国尚有3000万左右的贫困人口存量，脱贫难度大，扶贫任务十分繁重。如果说，扶贫开发的阶段性成就主要得益于我们党不断改革扶贫方式，那么，打赢脱贫攻坚战同样有赖于扶贫工作体制机制的改革。一是推进精准扶贫工作机制改革。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实施精准扶贫方略，找到‘贫根’，对症下药，靶向治疗”，精准识别，区别施策，逐村逐户制定帮扶措施，集中力量予以扶持。全国建立了扶贫信息网络系统，构建了省市县乡村五级一起抓扶贫，层层落实责任制的治理格局。二是推进扶贫工作考核机制改革。实行最严格的考核评估制度，完善贫困退出标准和程序，建立扶贫开发效果评估体系。强化各级政府脱贫攻坚责任制，确保政策落实、任务落实、措施落实。三是推进驻村帮扶机制改革。普遍建立驻村工作队制度，实现了对每个贫困村和每家贫困户的帮扶全覆盖。江苏省在帮扶机制方面进行了可贵探索，推出了“五方挂钩”帮扶协调机制，即省级机关、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大型国有企业、苏南经济相对发达的县（市、区）与苏北经济相对薄弱的县（市、区）挂钩帮扶，这一持续了23年的改革举措成效显著，成为享誉全国的扶贫开发“江苏模式”。
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不断破解难题的历史。千百年来，消灭贫困，追求共同富裕，既是人类社会的共同理想，更是全球一直渴望解决而又没能解决的历史难题。社会主义从它诞生之日起就将发展生产力和消灭贫困作为自己的目标。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言，“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从“解决温饱问题”到“建设小康社会”，再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已经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扶贫开发道路。经过一段时期的脱贫攻坚，我国到2020年将实现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历史性地消除绝对贫困，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确定的减贫目标。但打赢脱贫攻坚战，只是消除了绝对贫困，相对贫困将长期存在，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主要矛盾将长期存在，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新理念、新论述、新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为新时代解决相对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理论指引。习近平总书记将扶贫工作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创新了扶贫工作理念；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提出“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创新了扶贫工作方式；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战略高度出发，强调脱贫攻坚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构建了坚持党的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各方力量参与的大扶贫格局，创新了扶贫工作体系；从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着眼，强调把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 创新了扶贫工作的动力机制；在全球减贫视野下，提出“共建一个没有贫困、共同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创新了国际减贫事业的中国路径。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始终贯穿了改革创新的精神，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扶贫事业推向了新境界。“变革创新是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长远之策。
（作者为扬州大学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薛小平）
意识形态安全是根本性问题，它事关党的前途命运和国家长治久安。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表明，作为国家安全系统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意识形态问题处理得好不好，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全面领导，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旁落，否则就会犯无可挽回的颠覆性错误。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社会生活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出现了不同的利益群体、不同的利益诉求，社会思想文化呈多元多样多变态势。当前，我国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随着全球化和对外交往的加深，我们在面临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的同时也伴随着巨大的意识形态挑战，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正遭遇冲击，影响力整合力凝聚力正被不断弱化。我们要高度重视意识形态的重塑路径工作，保障党始终站在意识形态的理论高地和时代前沿，确保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对中国的现代化和民族复兴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做好新形势下的意识形态工作，必须自觉承担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全党特别是宣传思想战线必须担负起的一个战略任务。”人民既是意识形态建设的价值主体，又是实现其价值的实践主体，为了人民，就必须依靠人民。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挑战，我们必须展开坚决的舆论斗争，主动有效地对错误的社会思潮进行批判，在批判中不断增强马克思主义的地位和话语权。要坚持思想工作“两个巩固”的根本任务，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坚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同时，要不断提升中华文化的影响力，把握大势、区分对象、精准施策，主动讲好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故事、中国人民奋斗圆梦的故事、中国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故事，让世界更好了解中国、认知中国，不断做大做强主流思想舆论，把全党全国人民士气鼓舞起来、精神振奋起来，朝着党中央确定的宏伟目标团结一心向前进。
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要积极探寻更多同世界进行理论对话的途径，用中国的话语体系和理论体系抵消为西方意识形态所主导的对中国现实的“建构”。时代的变化和实践的发展，要求话语体系的构建与创造与之相适应。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坚定‘四个自信’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关键，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地位，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历史表明，社会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我们要实现“四个讲清楚”，更好地讲述中国现代化之路的丰富价值内涵和现实意义以及与世界文明的共通与共融，为中国的和平发展以及互利共赢的外交战略建立意识形态的坚实支撑。中国的崛起不是对世界秩序和他国利益的威胁，而是构建了一种方案，一种寻求更多共识和对话的可能。在意识形态上要不断凸显中国共产党引领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更进一步讲，这种自信来源于通过与不同社会群体在多元社会空间中的协商和互动，在意识形态和执政纲领中始终贯彻以人民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价值内涵和发展理念。
要把握时代脉搏和历史大势，在继承中国意识形态精神和价值内核的同时，总结新的意识形态理论，建构更加生动，更加有时代气息，更加符合互联网时代的传播特点，符合新一代社会受众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不可能找到现成的教科书。”新的意识形态理论既要避免说教式的语言也要避免苍白无力的表达，要加强传播手段和话语方式创新，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更加易于学习、易于传播，推进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主体的主流意识形态的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成功的意识形态需要保持灵活的适应性和开放性，与时俱进地不断更新自我，超越自我，不断借鉴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用心用情用功抒写伟大时代，不断推出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精品力作，把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提炼出来、展示出来，把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书写中华民族新史诗。
我们还要压实压紧各级党委（党组）的责任，发挥各级党组织在意识形态工作中的责任与使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党对宣传思想工作的全面领导，旗帜鲜明坚持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各级党委要以政治建设为统领，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强化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切实负起政治责任和领导责任。中国共产党的先锋队性质不仅体现在社会实践中的带头作用，更体现在其具有先进理论的武装以及对社会主流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不断引领。对执政党而言，政党精英不仅是政党有效运行和政治参与的基本细胞，也是政党基本执政理念和意识形态的直接贯彻者和执行者，更关系着一个执政党能否获得凝聚能力和动员能力。因此，要提升和完善党员干部队伍抓好意识形态工作的大局意识和理论水平，增加他们科学驾驭、运用意识形态治理国家、管理社会、服务民众的能力和水平。我们要高度重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马克思主义核心理论形态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入挖掘和开发。从党的前途命运、执政使命来看，培育和弘扬这些核心理论形态和价值理念都是极其重要的。
（作者为求是杂志社宣传联络部主任 顾保国）
要 论
围绕“新发展理念”这一主题，本报记者邀请南京林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孙建华教授进行访谈。
记者：为什么说新发展理念是引领我国发展全局深刻变革的科学指引？
孙建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不仅是时间轴上的跨越，更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在当前阶段呈现特点的高度概括，那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完成决胜全面小康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战略部署，要重点解决当前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各种矛盾。当前目标追求与前段相比发生了历史性转变，因此我国的发展理念及其顶层设计也必须随之转变，使观念契合新时代的发展要求。新发展理念既基于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巨大成就的总结，又结合当前发展过程中暴露的突出问题，科学地展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未来发展前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今后的发展提出了新要求，划定了新标准，能够有效扭转当前突出问题的矛盾，同时以高标准和严要求为今后的发展设定红线，科学地指引和把握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的发展方向。
记者：新发展理念有哪些丰富的内涵？
孙建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新发展理念，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理论内涵的丰富和提升，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协调是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必须正确处理发展中的重大关系，重点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促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不断增强发展整体性。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体现，必须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必须坚持内外需协调、进出口平衡、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引资和引技引智并举，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
记者：我们党应如何提高贯彻新发展理念的能力和水平？
孙建华：要善于学习，用好理论的前提就是先学好理论，新发展理念的丰富内涵、科学体系与本质要求都蕴含在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讲话与论述之中，只有钻研学习才能得其要领。要加强培训，把贯彻落实五大发展理念的能力作为培训的基础性工程，培养具有专业水平和实干能力的行家里手和专门人才。要勇于实践，将新发展理念贯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创造性地开展工作，狠抓落实久久为功，真正成为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坚定者、奋进者和搏击者。要科学总结，在实践中印证和发挥新理念对我国当前乃至今后发展的巨大作用，并通过实践有效反哺理论，使得新发展理念继续得到丰富和发展。记者 袁 媛
声 音
民营企业从出生开始，从生产经营到市场交易的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市场监管部门的服务和保障。江苏省市场监管局作为省级机构改革中新组建的市场综合监管部门，工作职能与民营企业发展息息相关。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发表后，江苏省市场监管局积极响应，自觉以支持民营企业发展为己任，争当服务民企的先锋。在转变工作理念、队伍作风和监管方式中，做到了认识深，旗帜鲜明地把民营企业当作“自家人”来看待；见事早，第一时间研究谋划贯彻落实措施；行动快，在省级机关和全国市场监管系统率先推出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政策措施；措施实，以实实在在的“干货”政策给民营企业送上“大礼包”，以扎扎实实的刚性措施提高政策执行力。
当服务民企的先锋，要转变工作理念，切实统一思想认识。一方面，要明确市场监管工作思路，树立营造环境、促进发展的鲜明导向。江苏省市场监管局明确提出了“守住底线、营造环境、规范竞争、促进发展”的市场监管工作基本思路，并要求全省市场监管部门在工作中把握好“四个坚持”，处理好“三个关系”：坚持依法监管、坚持科学监管、坚持有效监管、坚持包容审慎监管，并正确处理好加强监管与服务发展的关系、原则性和灵活性的关系、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关系。监管部门正确的工作思路是民营企业发展的强大助力，营造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是对民营企业的最大支持，包容审慎监管是对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最大保护，处理好原则性和灵活性的关系是民营企业对改进执法工作的最大愿望。另一方面，要明确市场监管部门在民营经济发展中的角色定位，强化支持服务的责任担当。从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看，市场监管部门与民营企业有着天然联系和特殊感情。新形势下我们明确提出，要从过去我们是民营企业的“娘家人”转变为民营企业的“自家人”，从市场秩序的管制者转变为与民营企业携手共治的合作者，从偏重事后处罚的执法者转变为注重事前指导、事中规范的引导者，从原先各部门各自为政的多头服务提供者转变为聚合资源优势的综合服务创造者，努力为民营企业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支持和服务。
当服务民企的先锋，要转变队伍作风，迅速落实行动措施。江苏省市场监管局做到了三个关键字：突出一个“早”字。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一发表，我们就迅速组织学习，研究贯彻落实措施，并部署各处室、各单位就制订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政策措施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在一周之内形成了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政策措施的征求意见稿。突出一个“快”字。11月13日，省委、省政府召开全省民营企业座谈会后，11月16日我们就召开了民营企业家座谈会，了解民营企业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征求民营企业家们对市场监管工作的意见建议。11月19日我们召开首次局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11月21日我们以省市场监管局成立后第1号文件正式印发该意见，11月22日我们利用省政府新闻发布平台向社会做了全面系统的政策解读，并通过各类媒体开展全方位宣传。11月26日，由省局领导分别带队到苏南、苏中、苏北三地，深入市、县、乡镇街道市场监管部门和民营企业，认真听取基层监管部门和民营企业对省局出台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政策的宣传和贯彻落实情况，深入了解民营企业对市场监管工作的意见建议。在红豆集团还现场办公，为他们解决了“红豆”“千里马”商标被侵权假冒的问题。突出一个“实”字。加大政策落实力度，把政策落实的责任细化分解到各位分管局领导和各相关处室，明确时间表和路线图，并将政策落实情况纳入对市、县市场监管局年度工作考核体系，从而为政策落实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障。
当服务民企的先锋，要转变监管方式，积极推进政策创新。江苏省市场监管局出台的《关于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共有5个方面18条政策措施，“含金量”较大、操作性较强，既体现了“集成、创新+原创”的要求，也体现了解放思想、勇于担当、敢于负责的创新精神。比如，我省中药配方颗粒生产从2001年开始试点，由于多种原因18年来一直未放开，企业反映较大，这次我们提出了有序放开、扩大试点的要求，药品生产企业非常欢迎。又如，工商登记中的“容缺受理”受到企业欢迎，这次我们提出将在全国首推“容缺受理”服务地方标准，使这项服务更加可预期、可操作。再如，为减轻民营企业负担，我们强制检定水表、燃气表、电表等60项117种计量器具，型式批准加油机、易燃易爆气体检测仪等75项计量器具，落实停征收费政策，此举将为企业一年减少支出4亿多元。为企业解决实际问题的创新政策措施，都会受到民营企业的热烈欢迎。
当服务民企的先锋，要进一步做好政策落实的“后半篇文章”。建立抓督查、抓落实的工作机制，通过对下考核层层压实责任、传导压力，推动各项措施真正落实落地；定期到基层开展座谈调研，听取企业反映诉求，加强政策措施的跟踪反馈；根据认识的不断深化和实践的不断发展，坚持与时俱进、不断“修旧立新”，深挖政策潜力、补齐政策短板，确保政策创新的“红利”持续释放，真正惠及广大民营企业。
（作者为江苏省市场监管局党组书记、局长 朱勤虎）
学思用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宣传思想工作就是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做好高校宣传思想工作，加强高校意识形态阵地建设，是一项战略工程、固本工程、铸魂工程。高校作为意识形态工作的前沿阵地，是思潮激荡、思想活跃之所，要深植厚育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肥沃土壤。
加强高校意识形态阵地建设要赢得大学生的认同感。为此必须筑牢理论根基、强化理论武装、切实理论运用，补齐思政宣传工作之短板。其一，将晦涩的理论简明化，增强大学生的理论认同。“生命之树长青，而一切理论显得朦胧”。将马克思主义简明化，不是简单化，更不是庸俗化，而是赋予其鲜活的现实生命力。“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毛泽东同志将事物的发展是曲折与前进的统一作了高度形象的概括，鼓舞了无数仁人志士；“中国革命的胜利要靠中国的同志了解中国的情况”，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根本要求，有力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其二，将高深的思想现实化，增强大学生的政治认同。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屡出“潮语”，语言平实，近乎白话，但内涵丰富、思想深刻，赢得了大学生的强烈政治认同。“撸起袖子加油干”“幸福是奋斗出来的”，成为大学生qq签名、微信圈分享热词，激发了他们自觉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决心和信心。其三，将传播的平台大众化，增强大学生的情感认同。过去，不同的知识体系往往对应着不同的传播媒介和对象。如今，泾渭分明、以邻为壑早已成为“过去式”。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必须跳出路径依赖的窠臼，热烈拥抱网络“微时代”的到来。“微课”“微小说”“微分享”往往能集聚“大能量”。
加强高校意识形态阵地建设要积极创新。为此必须改变重形式、轻内容，重轰轰烈烈、轻实实在在的弊端，着力打造从内到外、从上到下的立体创新模式。其一，理念创新是前提。理念创新是高校发展的先导，也是宣传思想工作创新的基础和根本。理念的创新必须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树立“互联网+”新思维，洞悉90后、00后的新特质，迎接自媒体不断涌现的新挑战。没有理念的创新作先导，任何外在的创新只会是缘木求鱼、不知所终。其二，文化创新是关键。中华传统文化，虽“古”亦为新；“宅文化”“丧文化”等所谓披着时尚之衣的腐朽生活方式及态度，再“新”亦为旧。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增强，“朝花夕拾”，重拾对历史的温情和敬意，创新中国大学的校园文化，对于做好宣传思想工作至为关键。正如十九大报告所提出的“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如此才能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更好地构筑高校思想宣传工作的根基。其三，技术创新是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要运用新媒体新技术使工作活起来，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传统优势同信息技术高度融合，增强时代感和吸引力。”技术的创新关键在于“活”起来。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平台紧跟自媒体的迭代频率，但往往有“新瓶装旧酒”之嫌，时间一长，往往陷入“半死不活”“一动不动”的尴尬处境。技术创新必须从定位、服务上破除羁绊：定位上要以充分的文化自信回归自媒体的“原旨”，大张旗鼓“报喜”，坦率坦白“报忧”。服务上，要坚持“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思路，并推动“客户参与设计”，引领而非迎合大学生的审美趣味和价值指引。
加强高校意识形态阵地建设要做好正面宣传，为此必须树立三个视角。其一，要有贯通历史的浑厚视角。鉴往知来、树立大历史的“坐标系”，大学生才能体会如今“中国奇迹”的来之不易。如缅怀“民国范”一度成为坊间潮流，仿佛民国是“黄金时代”，但只要通晓历史常识，就知道民国救亡图存的时代。孙中山的“铁路梦”、梁启超的“世博梦”，这些“民国梦”都在改革开放40年间得以实现。树立大历史的视角，才能真切感受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必然性。其二，要有比较中外的宽广视野。过去200多年间，西方列强凭借船坚炮利大肆掠夺，主宰全球经济贸易，维持了长时间的经济繁荣，同时占据国际话语权的顶端。一度全世界都公认“西方”等于“现代”，“西方价值”等于“普世价值”。但随着中国国力的快速提升，“中国模式”“中国经验”成为世界很多国家争相学习借鉴的对象。其三，要有唱响未来的悠长视线。习近平总书记说：“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这个时代大学生的共同愿景。愿景就是目标，愿景就是力量，憧憬未来更能激励当下。
（作者为南京财经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 张为付）
三做谈
一栋土楼，走出1位中科院院士，60多位大学生……这栋土楼就是福建永定的“土楼王子”——振成楼，它不仅以建筑设计精致精美著称，更是客家家训文化的一个缩影。众多楹联牌匾令人深思，一则“党员家规”也引人瞩目。“主动亮身份，时时争先进；以廉立身，修身笃行，不傥一金；忠诚组织，振纲立纪，言法行则……传播正能量，唱响好声音。”内容蕴含传统文化，富有时代气息。家风是社会风气的重要组成部分，客家家训给了我们有益启示。奋斗新时代，需要每一个共产党员以强烈的使命感，担当起该担当的责任。
理想信念要理直气壮讲出来。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揭示了人类社会最终走向共产主义的必然趋势。他没有止步于著书立说，而是深入工人群众广泛宣讲，到英国与正义者同盟代表积极争论，使得科学理论经由群众掌握变成物质力量。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是每一名党员的铮铮誓言。但今天，不少人谈及理想信念却是犹抱琵琶半遮面，甚至平常讲起来，还会有人觉得不可理喻。其实苏共的教训未曾走远，一个政党的衰落，往往从理想信念的丧失或缺失开始；一个党员的堕落，往往也从理想信念的动摇或滑坡开始。所以，每一个共产党员不但要坚定不移信，而且要理直气壮讲。首先要真懂，耐下心来读原著、悟原理，真正学深悟透、内化于心；必须要真信，做到虔诚而执着、至信而深厚，切实增强理论的底气、汲取信仰的力量；关键要真用，用接地气、有温度的语言把理论讲通、把群众说懂，特别是面对错误言论、政治谣言，要当战士敢亮剑，争夺话语权、打好主动仗。
担当作为要当仁不让站出来。今年“温比亚”台风过境，国家某重点试验平台出现重大险情，危急关头，第七六〇研究所黄群副所长带领11名同志组成抢险队进行加固作业。作业中，黄群等三名同志被巨浪卷入海中，英勇牺牲。他们面对台风和巨浪，挺身而出、英勇无惧，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共产党员对党忠诚、恪尽职守、不怕牺牲的优秀品格。迈入新时代、共筑中国梦，迫切需要广大党员同志干在实处、走在前列。每一个党员都要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在改革创新中勇攀高峰，坚决破除思维定势、路径依赖，善谋关键性、撬动力强的具体事项，推动重大机遇落地转化，充分展现高质量发展的探索性、创新性、引领性；在攻坚克难中敢打头阵，拿出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豪情、不畏浮云遮望眼的睿智，勇于担当各类急难险重任务，敢拍板、能决断，当先锋、冲在前；在履职尽责中争当表率，坚持在更大的坐标系中找位次、比贡献、争标兵，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创造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历史的业绩。
党员身份要旗帜鲜明亮出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党同志一定要牢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王继才同志默默守岛卫国32年，用无怨无悔的坚守和付出，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了不平凡的人生华章，支撑他的正是一名共产党员的无限忠诚和坚定信念。“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这正是党性修养的高境界。然而也有少数党员擅于“隐名埋姓”，全然混同于普通群众，有的信奉“不当出头椽子”，有的认为“党员也是人”，有的甚至成为群众的尾巴。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应当平常时候看得出来、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急关头豁得出来，以实际行动展示党的光辉形象。一个党员就是一面鼓，要善于深入群众、组织群众、发动群众，传播新思想，激发正能量，带领广大群众听党话、跟党走。一名党员就是一面镜，心中有底气、做事才硬气，要经常照镜子、正衣冠，时时处处自觉接受群众监督，自觉强化党性修养，自觉为党旗添彩、为党徽增色。
（作者单位：南通市委办 姜 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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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系列访谈
记者：盱眙为什么也叫“善道”？它和现在的试点有什么关系？
梁三元(盱眙县委书记、盱眙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主任):盱眙是管仲、鲍叔牙“管鲍分金”所在地，今天还有管仲、鲍集两个镇，传承着君子之交“重义轻利”的道德风尚。盱眙还是朱元璋出生地，朱元璋“以孝治天下”。今天，在盱眙的乡村基层孝亲敬老蔚然成风。近年来，在全国和省市县级四级树立了30名道德模范，340名“好人”得到表彰，比较典型的是党的十九大代表、中华孝亲敬老楷模提名奖获得者、桂五镇敬老院院长李银江。“善道”二字，既是盱眙古称，也在新时代得到弘扬。
盱眙是江苏为数不多的山水绿城，依托优越的生态环境，连续举办18届龙虾节，让盱眙龙虾名扬天下，品牌价值179.87亿元，是名副其实的龙虾之都。这个红色产业发展，得益于这方红色热土的红色基因。盱眙的黄花塘，是新四军军部旧址所在地，每一次重温《新四军军歌》，它所蕴含的无畏勇气都令人心潮澎湃，激励我们把盱眙发展好。
上善若水。这个向善，既有助人、乐人、容人的小善，也有爱国、爱党、爱民的大善，还有弘扬正能量、传播新风尚、践行新文明的真善。盱眙有幸成为全国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试点，我们既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也倍加珍惜机遇，立足“善道”盱眙品牌，推动试点工作高质量、有特色、走在前。
记者：盱眙将在哪些方面发力去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梁三元：盱眙的新时代文明实践，总体思路是“123456”，总体做法是做好加减乘除。“123456”的1是面向镇街村居农村一线，服务农村群众。2是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3是建立县镇村三级文明实践组织体系和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队伍。4是培育四类先进典型。5是搭建五大平台，围绕五项重要内容开展活动。6是坚持文化搭台组合化、理论宣讲嵌入化、活动开展项目化、四季行动常态化、队伍发展社会化、供需互动网络化的六化工作方法。
记者：加减乘除呢？
梁三元：加法，指的是新时代文明实践+。比如，文明实践+党的建设。我们把文明实践纳入到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来进行系统谋划，站位一开始就一定要高。比如，文明实践+文明创建。我们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以文明创建助推文明实践，以文明实践助力文明创建。又如，文明实践+专业服务。重点针对城乡低保、留守儿童、失独家庭等群体，建立长期志愿服务制度，提供代买、代送、代办等人性化帮办服务。我们还请上海海洋大学提供专业培训，提升志愿服务能力水平。
减法，一是力求务实，减少不必要的形式。二是注重平实，缩减与农村群众的距离，所有项目的设计都贴近农村实际，为群众提供精准化、分众化服务。三是强调扎实，减少各单位的条块分割和工作脱节。尽量不搞新的增量的物理整合，坚持抓好现有存量的化学融合。比如说，马坝镇实践所的智慧养老主要针对80岁以上老人，60岁到80岁的老人就不在范围，但恰恰实际需求更大。于是，镇实践所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提供套餐服务，实现了60岁以上老人的全覆盖。
所谓的乘法，就是努力产生一人、一地引领带动一大片的效应。第一，是3乘以13，盱眙有13个镇街，每个镇街选取3个村作为先期打造的示范文明实践站，也激发其他村居的工作热情。第二，是1乘以X的队伍乘法效应。县镇村正在建立、优化1支志愿服务总队+66个志愿服务支队+N个志愿服务队网络体系，并选树一批典型来示范带动更多社会力量。第三，是X乘以256的项目乘法效应。我们设计了29个服务项目，1个项目可以辐射到全县256个村居社区实施。
记者：除法又是如何做的？
梁三元：这个除法，就是希望达到袪病强身、破旧立新、持续创新的效果。一是消除思想困惑，坚定理想信念。我们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来武装头脑、教育人民。设计发布了“平语话家常”项目，用拉家常的方式与群众面对面交流。二是祛除封建落后，坚持健康美好。特别着力解决农村宗教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成立红石榴党建联盟，激励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密围绕在党周围。三是剔除落后思维，坚守为民初心。我们创新设立“老屋记忆”项目，增强老百姓对这片土地的感情，也增强他们对我们工作的认可度。
记者 周静文
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将给长三角地区带来改革创新开放的巨大动力和发展红利：扎实推进更高起点的深化改革，坚持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全面推进高水平的协同创新，建立区域一体化协调机制，缩小区域内地区差异，推动长三角实现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提升国际竞争力，更好引领长江经济带发展，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为全球经济增长注入持久动能。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上海要发挥龙头带动作用，苏浙皖各扬所长。江苏面临着高质量发展的重大历史机遇，同时也面临着日益紧迫和艰巨的任务，更需勇于担当、发挥所长，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战略实施中发挥更大作用。
发展不充分、不平衡，发展效率和质量不高，仍是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长江三角洲城市群虽然是我国参与全球竞争最具综合实力的世界级城市群，但是城市群发展水平与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美国五大湖城市群、欧洲西北部城市群、英国中部城市群、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等其他五大世界城市群相比，仍有不小的差距，人均GDP只有它们的1/4-1/5。江苏国土面积占长江三角洲一市三省的30%，人口占36%，地区生产总值占42.6%，是经济社会比较发达的长三角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江苏平原为主，水土资源丰富，环境承载优良，十分适宜人居；历史悠久，人文荟萃，科教资源发达，科技创新能力较强；实业经济基础雄厚，是我国最重要的制造业生产及创新中心。充分发挥江苏的比较优势和所长，优化发展要素有效配置，促进江苏充分、有效、健康的经济社会发展，带动中西部地区发展，对提升长三角一体化水平和高质量发展水平，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区域一体化，就是要各地区根据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的区位条件差异性，分工协作、有机配置，形成一个整体合力的过程。分工是一体化的基础，为此，江苏宜以“1+3功能区”的分工发展，充分发挥江苏区域优势和所长，促进区域分工协作和共同发展。立足江苏全省经济地理格局的新变化、新特点，江苏省委省政府提出的“1+3”重点功能区战略，以扬子江城市群为主动力，协同发展沿海经济带、江淮生态经济区、徐州淮海经济区中心城市。这是江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区域格局新谋划，也是新发展理念与江苏实际紧密结合的具体行动，对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建设“强富美高”新江苏宏伟蓝图具有重大意义。
其中，扬子江城市群是江苏高端产业发展的“金色名片”，也将代表长三角制造业最高水平和创新经济的形态模样，着力集聚创新要素资源，推动产业转型和价值链升级，是承载工业化和城镇化开发的核心区域，创新产业、工业经济的“主战场”和经济发展的“主动力”，更是融入上海、联手浙江、带动苏北和安徽沿江乃至长江经济带的重要引擎。江淮生态经济区，是江苏乃至长三角地区永续发展的“绿心地带”，以生态经济发展，增强农产品和生态品生产能力，践行限制开发的农产品主产区和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绿色发展新路径，体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为长三角的农业和生态保护空间的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先行示范。沿海经济带，是江苏向海洋发展的“蓝色板块”，更是长三角沿海发展带的重要组成部分，连云港、盐城和南通积极发展沿海经济、临港经济，不仅符合主体功能要求，也更好地体现了国家陆海统筹的战略意图。徐州，塑造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重要节点城市和国家重要的综合性交通枢纽城市，强化淮海经济区的中心功能，携手连云港传导长三角辐射势能，提高对周边地区乃至中西部的影响力，服务“一带一路”建设。
为了促进更好更高质量的发展，江苏更需要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战略实施中，更大力度地推进改革开放创新，只有这样才能获得更大的一体化红利。为此，需要主动打破阻碍要素流动和一体化发展的行政藩篱，各个城市当以更为开放包容的姿态，在不断提高自身能力的同时，积极参与长三角区域的分工协作，提升要素的集聚辐射能力。南京等科教资源丰富的城市，宜主动担当前沿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的重任，推动宁镇扬及南京都市圈的同城化。苏州、无锡、常州等城市宜在产业创新及技术应用转化生产力以及贸易开放等方面走在前面。南通等临近上海的城市主动融入上海，争取上海全面改革开放的制度、品牌和管理模式向这些城市的复制推广和输出。苏北等城市以务实创新，推动特色发展，力求在长三角一体化进程中占据重要一席。
更高质量的一体化，是差异化的一体化、高效率的一体化、可持续发展的一体化、包容性的一体化。各个城市当以更为开放包容的姿态，强化特色定位分工，积极参与长三角区域的分工协作。
（作者为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研究员 陈 雯）
文化产业以其高附加值、高融合性、低资源消耗的产业属性，在推动地区经济发展、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推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文化产业的协同发展为长三角一体化格局的形成提供认同基础、精神动力和竞争优势，实现文化的协同发展成为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应有之义。
长三角文化产业协调发展具有三大战略意义：一是有利于增强长三角城市群的文化认同感，通过彼此之间的文化交流和联动发展破除文化传递和交融的壁垒，加速区域一体化进程的推进。二是有利于促进长三角城市群产业的转型升级。文化产业可提升传统产业的内在价值、品牌、信息化和集约化水平，不断推动经济发展、优化经济结构。三是有利于提升长三角城市群的综合竞争力。城市竞争力的提升越来越依赖于文化产业的发展。提升长三角城市群的综合竞争力，必须依赖文化产业的发展，促进城市群文化产业的协同，从而提高长三角城市群文化产业的影响力和辐射力，实现综合竞争力的提升。
凭借良好的区位条件和经济优势以及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长三角文化产业发展水平始终居于全国前列，基本形成了文化与创意、文化与科技相融合发展的特色文化产业发展模式，新闻出版、广播影视、原创动漫、网络游戏以及文化旅游等重点门类在全国均具有较大的知名度和影响力。目前，长三角城市群的文化产业竞争已经成雁形方阵展开，初步形成群雄崛起、错落有致的差序化发展格局。但仍存在亟待解决的瓶颈：文化产业的硬件建设成效显著，但文化产业创新能力还需发扬光大；文化产业主体数量多，各主体之间同质化现象严重；各文化创新产业园区缺乏自身的优势产业和特色产业，空置率高，产业链条无法整合；文化产品传播方式滞后，市场拓展能力不强，缺乏具有全球引领性的文化创造力、文化影响力与辐射力，等等。
未来，长三角地区应以江南文化为基础，加强对江浙沪皖四地文化产业的整合与创新，推动文化产业创新联动，促进长三角地区经济一体化发展，不断提升区域整体竞争力。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重点突破：
加大整合优势资源，实现集聚和特色发展并重。长三角城市群在文化产业集聚发展的同时，必须坚持专业化、特色化发展，充分利用现有的文化资源和文化产业，形成具有鲜明特色的文化产业聚集区，从而保持持久的竞争力。一方面要加强对特色创意产业集群的培训，建设一批特色鲜明、优势突出的创意产业基地和园区；另一方面，要注重对长三角区域各城市优势文化资源的整合、挖掘和提炼。
提升文化产业竞争力，促使资源向资本转变。要重点聚焦制约文化产业进一步发展的重点难题，加快打造一批龙头企业，增强产业集聚度和集约化水平。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将丰富的文化资源和地域资源转化为助推文化产业做大做强的现实资本，大力繁荣和发展先进文化，不断提升城市文化的创造力、凝聚力、辐射力和影响力，为长三角城市群文化产业发展提供新的动力，不断增强长三角文化产业的影响力和竞争力。
拓宽投融资渠道，促进文化产业多元发展。健全完善文化产业投融资服务体系，鼓励文化企业合理利用债券、票据、定增、并购等资本市场工具，扩大融资规模。鼓励金融机构设立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专业性组织或业务部门，积极推动文化银行建设。实施“投贷奖”联动，激励社会资本进入文化产业领域。完善文化金融中介服务市场体系和评价体系。
优化政策制度，培育和引进高端人才。优化文化产业人才培养和激励机制，制定出台专门的政策，一方面通过产学研的协同发展，借助高等院校加大对文化产业人才的培育，例如鼓励高等院校设立一批高层次文化艺术人才培养基地，支持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文化企业联合共建人才实训基地；另一方面，要支持和鼓励文化企业的技术创新，加大对高端人才的引进以及骨干人才的激励，集聚海内外优秀文化产业人才。
坚持创新创优，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一方面要破除行政壁垒对长三角区域文化合作的障碍，为长三角文化产业的协同和融合建立强有力的组织协调机制和制度保障，各地政府管理部门应该加快文化管理体制的改革，积极推进制度创新，建立正式的区域文化协调交流组织，充分发挥能动作用，实现长三角城市群文化产业的一体化发展，共同参与国内、国际的文化市场竞争。另一方面，积极推行文化产业与科技的融合发展，推动文化产业的智能化、科技化和高端化，鼓励新兴文化产业和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建立文化产业和科技融合发展平台。
（作者为省政府参事、江苏长江经济带研究院院长 成长春）
长三角一体化在更深层次利益调整过程中，需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才能产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内生效应。首先，需要确保微观主体在长三角一体化中的利益诉求。创造各类平台和氛围，让基层政府、广大企业等利益攸关方在长三角一体化问题上充分发声，表达各自的利益，以保证一体化的思路和方案从最初设计开始就是符合市场内在规律的。其次，要以市场化的原则协调和处理一体化过程中的地方利益冲突。包括机场、港口等基础设施的地点选择和差异化定位、重大科研平台的落地方式、创新载体合作模式、长三角共同基金的募集与使用等深层次一体化合作中的问题。只有让相关主体按照市场的原则、以价格机制作为主要调节手段充分地讨价还价和动态调整，形成的方案才具有生命力。再次，充分发挥企业在长三角经济一体化中的作用。在各地政府对企业跨区域行为限制进一步减少的过程中，行政区划形成的天然障碍能够由企业的一体化来克服。当所有的企业都根据长三角各地比较优势进行企业层面的资源配置，那么一体化的格局就将自然形成。
长三角一体化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我们比以往更有条件将市场化的原则融入到各项工作中去，对此我们积极建议：
以市场化原则打造有形“飞地经济”和无形“互联网平台”，有效整合和利用区域资源。在总结长三角地区南北共建经验的基础上，突破“飞地经济”过去通常以省域内部合作为主的局面，突出上海的龙头作用和苏浙皖的各自优势，将“飞地经济”的模式扩展到更广范围、更多主体，让更多地区和企业受益。随着最严格环保政策在长三角全区域的实施，现阶段“飞地经济”不能再是产业梯度转移的跟随者，而要成为产业价值链和创新链分工的试验区。除了“飞地经济”这样的有型载体，要打造互联网平台载体整合教育、医疗、产业供应链等资源，让参与者真正受益。比如，进一步推进长三角高水平医院医疗的跨省结算；长三角地区大型科研设备通过构建整体平台实现有偿共享；汽车、医药等重点行业的检测检验设备平台构建等。
以市场化原则鼓励企业在长三角范围内兼并收购。长期以来长三角产业同构问题饱受诟病。只要是市场经济，企业投资者根据不完全、不可预测的信息进行决策，就一定会有重复投资、重复布局、产业结构趋同等问题。长三角各个地区形成特色化、差异化的产业定位，并不是要通过行政方式去协调哪个省市搞什么、不搞什么，这种无法调动各地积极性的协调也不可能实现。产业重复和趋同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市场不存在自动结清机制。一般来说，只要在统一大市场下存在兼并收购机制，能够突破人为的市场壁垒，就能自动将产能重复和过剩限制在一定范围内，差异化的产业定位会通过区域内充分的兼并、收购、合作自动形成。
以市场机制发挥大型企业集团的区域协调作用。长三角拥有众多国内外著名的大型企业集团，涵盖了先进制造、互联网经济等多个领域，这些企业是全球价值链和国内价值链的“链主”。大型企业集团进行跨区域投资，按照市场化原则在长三角范围内配置资源，长三角的区域一体化分工就演变为大型企业集团内部的产业链、价值链、创新链的分工，这种企业集团内部的协调难度将大大小于政府之间的协调难度。可以设想，企业集团产业配置将服务环节放在上海为主，制造环节以苏浙皖为主，前者降低长三角商品和服务生产的交易成本，后者则可以降低长三角商品和服务生产的制造成本。在区域对外开放方面，长三角三省一市还可以协调本地企业组团到长江中上游和“一带一路”国家以办开发区的形式投资建设制造基地，本地企业在长三角发展以总部经济为主，构建以我为主的价值链的“链主”地位。
逐步构建长三角地区的市场化竞争规则。长三角一体化的中长期目标是形成统一的市场竞争规则。当前三省一市关于长三角一体化的协同立法工作是一个良好的开端，长三角地区要通过致力于建立以市场竞争为基础、非行政扭曲的竞争体系，推进经济从“发展竞争”逐步转向“平等竞争”，逐步限制地方政府参与市场运作的市场主体功能，确立竞争政策替代产业政策并在市场经济中占据优先地位。当各个成员充分享受到一体化收益的时候，遵守竞争规则就会成为一种动力和自觉行为。在现阶段，可以在交通、环保、公共服务等部分外部性较强的领域，从易到难逐步签订某些具体的协议，达成对各地区竞争规则的协调。在法律层面逐步构建区域竞争规则，将是长三角一体化为全国做出的最大示范。
（作者为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教授 陈 柳）
观点1对1
近日，网络上一则中学生接受“感恩教育”的视频引发热议。视频中，沁阳市第一中学2000多名学生集体身穿校服，排列整齐与父母相对，向父母三叩首。对这样的感恩教育，网友褒贬不一。
甲方
弘扬“孝道”没有不妥
沁阳市学生跪拜父母的视频近日在网上引发热议，有网友留言质疑这是封建形式的“作秀”，遭学校官号怒怼。跪拜父母究竟是“愚孝表演”还是感恩教育？回答这一问题之前，先要搞清楚什么是愚孝。
“父叫子亡，子不亡，子为不孝。”这样的言行才是封建愚孝，其核心思想是剥夺子女的独立人格，把他们当作父母的“私有物”。今天的社会，早已远离这种压制人性的封建氛围，即使子女跪拜父母，也不可能形成倡导“愚孝”的社会共识。今天的中国家庭，面临的问题不是“愚孝”，而是不少子女缺乏对父母的感恩之情，是子女角色缺位导致的“啃老”和“空巢老人”现象。正因此，以特定仪式唤醒子女心中的感恩意识很有必要。跪拜父母是中国人自古以来对父母行礼的一种形式，其核心是向父母表达感恩、敬重的孝敬之情。跪下的是双膝，表达的是情感，跪拜父母有何不妥？
可曾记得小时候，大年初一跪拜父母领取压岁钱，那种阖家欢乐其乐融融的氛围？可曾见过为人子女者在父母逝去时，难以自抑跪地痛哭的悲伤？不少人长大成年再也说不出“爸爸妈妈我爱你”，再也不能接受跪拜这种感恩形式，恰恰说明了今天的社会，多么需要一种仪式感，让人们能够铭记感恩双亲这种朴素感情。
跪拜父母好不好，应当听听参与跪拜的学生心声：“排练时有些抵触，但真正到了跪拜的那一刻，感动得泪流满面。”一次跪拜仪式当然不能解决子女感恩意识淡薄的社会问题，但这样深刻的人生记忆，一定会有潜移默化的激励作用。东亚文明的祖先崇拜传统，早已让跪拜父母深深烙入了中国人的文化基因。孝道文化是值得自豪的中华传统文化，看待跪拜父母这件事，不妨多些文化自信。袁 媛
乙方
感恩教育也应有度
近年来，多次出现中小学学生跪拜父母、给父母洗脚等现象。近日，河南一所中学2000多名高三学生向父母磕头感恩，再次引发争议。
一些学生缺乏感恩和担当，学校通过开展感恩教育改变这种情况，当然是好事，但跪拜父母的做法值得商榷。向父母行跪拜礼，显然是将古代对“孝”的表达方式复制到现代社会，但是时代不同，“孝”的本质也发生了变化。古代的孝，是建立在不平等关系上的伦理，而这种不平等，会通过一系列仪式性活动表现出来，跪拜叩头就是其中一种典型的仪式；现代社会，父母和子女在人格和法律地位上平等，传统跪拜礼在今天就显得不合时宜了。
退一步来说，不同人对“跪”的含义有不同认知，自发跪拜父母也未尝不可，但是，跪拜行为放置在公共空间，成为集体行为时，也会带来个人与集体的伦理冲突。涉及爱国等公共空间的情感如此表达无可非议，但私人情感的集体表达和确认，甚至通过形式主义的表演和强制，其实是相当冒犯和荒谬的。
除了不合理之外，其效果也值得质疑。类似做法即便表面上能展现以感恩为实质的现代孝道，但从现场视频看，学生们跪在父母一旁，一边作揖一边跪拜，整齐标准。如此感恩，传递出来的更多是按照规定动作的“形式”，甚至是一种“作秀式”的表演。孝顺父母是知恩图报的真情流露，而非情感意识的强制，就算学生出于校方“仪式感”的考虑，向父母跪拜，也只是目的性很强的“假感恩”，这不仅背离了感恩教育的初衷，反而会造成适得其反的后果。
感恩的表达是个人的、日常的。真正的感恩教育，在于引导学生在生活点滴中理解父母的辛苦，把担当和责任的种子植入孩子的心中，既能内化于心，又能外化于行，而不是靠一次仪式、一个活动。魏晓敏
何成洲
学者简介
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教授，长江学者，欧洲科学院外籍院士。毕业于挪威奥斯陆大学，获博士学位。入选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工程”、中组部“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主要研究英美文学与文化、欧美戏剧、比较文学、跨文化研究、北欧文学、性别研究、21世纪批评理论。出版中英文学术著作10余部，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中英文学术论文近百篇。曾担任国际易卜生委员会主席，被授予挪威“易卜生奖章”。
记者：简要回顾您的学术研究和教学历程，分为几个阶段？
何成洲：我在南京师范大学外文系读了本科和硕士，1992年留校工作。1997年，到挪威奥斯陆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主要从事易卜生研究。2002年，到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工作。2005年，担任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短期驻院学者，之后留在高研院从事一些管理工作，一直到2012年底。2013—2017年，在南京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担任中方主任。2017年11月，南京大学成立艺术学院，我被任命为首任院长。
在挪威留学和从事研究的6年时间，对我个人的成长至关重要。去挪威学习易卜生，是在掌握挪威语之后再研究易卜生的戏剧和演出的。易卜生是“现代戏剧之父”，在挪威、中国和世界其他地方都产生了巨大影响。易卜生对中国的影响主要体现为：对于中国现代戏剧的启蒙作用。中国现代话剧的奠基人，都或多或少受到易卜生的影响，其中包括曹禺和田汉。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比如鲁迅的《伤逝》中，“子君”这样一个人物被称为《玩偶之家》中“娜拉”的中国版。易卜生与新文化运动，“娜拉”对于中国早期女性主义的启蒙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我的博士论文主要是易卜生和中国话剧的比较研究。这一阶段主要有两个收获：第一，学习并掌握挪威语。研究易卜生，必须通过它的母语来研究，否则就不能完全进入易卜生的文化语境。第二，通过易卜生的研究，能够对西方戏剧从古希腊到当下的历史脉络有一个整体的了解和掌握，为我后期从事戏剧研究和文化批评打下坚实的基础。
我认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有两个关键点，一是跨学科，一是国际化。在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工作期间，我个人在跨学科研究和国际交流方面也取得了一些进展。比如2008年，我与布朗大学王玲珍教授共同建立了南京大学—布朗大学性别与人文研究合作项目。10年来，通过这一项目南京大学整合了一支不同学科的研究队伍，布朗大学也凝聚了一批关注中国、愿意和中国交流的学者。
到了南京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又是一个跨学科的平台。它主要是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不同学科来建构学生跨学科的知识背景。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不仅有更宽广的知识面和视野，同时又有自己比较擅长的领域。在此过程中，我深入了解中美文化差异，跨文化交流的特点，以及中美高等教育的互补性，等等。
来到南京大学艺术学院一年多，虽然才刚刚起步，但是这里的教学和科研充满了活力。不仅有艺术史论研究、文化创意研究和艺术教育，还有美术创作与实践，发展前景巨大。
记者：您近期主要在从事哪方面的研究？
何成洲：目前主要的研究方向是把戏剧表演研究和文学进行交叉，我称之为“文学的操演”。其一，文学研究关注对象应该更宽泛、多元。大家一般认为研究文学，就是研究文学作品。事实上，文学研究除了关注文本，也要研究作家创作活动的过程、读者的阅读、文学的改编、文学奖、作家纪念活动等，这些都应该成为文学的关注对象。社会表演研究认为，人类活动都存在表演的成分，所以应把表演的范畴扩大到人类活动的方方面面，包括文学。其二，关注文学的生成性、能动性和文学的效应，强调文学的行动，文学的施行性，文学对于现实的影响。
关于文学的操演研究，我将它称为我个人的“五个一工程”：开设一门研究生课程“文学的操演性”；开展一个国际合作项目，得到了瑞典皇家人文学院的支持；承担一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举办一次国际学术大会，与国际同行进行交流和合作；发表一个代表性的学术成果。
记者：数字化时代，文学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巨变。面对当下的文学场景，如何更好认识和把握文学发展的现状？
何成洲：做文学研究在方法论上不能循规蹈矩，应该有新的探索。我个人认为，数字人文给我们从事文学研究带来新的机遇。比如说，我之前在研究易卜生与中国小说的关系时，往往是借助于个人研究经历，很难把握全貌。借助数字人文的技术，比如运用“民国文献大全”数据库，对易卜生在中国的接受和影响能够做一些很好的探索。另外，把鲁迅、老舍、曹禺等作家的数据库连在一起，建成了我个人的研究数据库。数据库不仅仅在宏观上有助于对研究对象的整体把握，在微观上也能够提供一些线索，从而顺藤摸瓜，找到有价值的研究方向。
记者：您认为，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中，如何讲好中国故事，树立中国自信？
何成洲：立足中国语境，充分调动东西方的学术资源，利用学术研究的后发优势，“有所为”同时也“有所不为”。首先，要了解和把握自己的优秀文化，这是基础。不仅要了解中华传统优秀文化，更要了解我们当下的文化创新，包括当下文化中的新热点、新趋势、新发展。促进当下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流与碰撞，让西方看到中国发生的巨变。
同时，也要了解西方文化。了解西方文化不是空洞的，不只是读莎士比亚了解西方文化，更要了解西方人的阅读趣味，了解当下西方社会的变迁。捕捉中西方文化相通的话题，从不同的文化语境对于一些普遍的问题进行探索。进一步思考为什么相同的热点话题，在中国和西方有不同的呈现，有不同的理解，有不同的接受。这对于我们了解文化的生成机制非常有价值，对于我们把握跨文化教育的方向和建构跨文化交流的战略，也非常有帮助。
记者：江苏正向文化强省迈进。您认为，在这一进程中，最重要的是什么？
何成洲：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创新。江苏有丰富的文化资源，通过创新引领能够走向世界。比如国粹昆曲如何走向世界，我们做了很多探索。10年前，苏州昆剧院推出新版《牡丹亭》，当时日本歌舞伎大师坂东玉三郎潜心学习昆曲并出演杜丽娘，不仅在国内上演，还在日本、欧洲进行巡演，是非常成功的个案。江苏昆剧院柯军对昆曲也做了很多探索，推出新概念昆曲。2016年，柯军和英国剧团推出《邯郸梦》，中英两国演员同台演出和交流，这些都是很好的尝试。简单来说，不仅“有什么”很重要，还要把有的“用起来”，把这些文化资源通过创新的手段推向世界。
记者：在与青年学者交流中，您最难忘的是什么？对于他们的治学研究，您有何建议？
何成洲：我个人认为，怎么样把自己的学术研究和教学结合起来，是最有价值的。换言之，从事理论研究和教学是一体化的。比如我开设的课程《他者的再现》，讲述当下文化研究中有关他者的概念。这门课当中的每一个专题都是我曾经做过的研究项目。把自己的研究汇到课程中去，教学内容比较丰富，对学生也产生了较大的思想冲击力。同时，对于指导学生如何思考问题和学术批评，也是一种示范和引领。对我个人而言，一方面从教学当中也能够汲取从事研究的乐趣和动力，另一方面，同学们的反馈意见也能够帮助我进一步反思自己的研究成果、研究方向，这是一个教学相长的过程。
做学术，首先是兴趣驱动。但是兴趣不是天生的，一方面靠养成，另一方面靠自己的发现。要靠自己的不断阅读，更重要的是通过交流，通过别人的反馈，无论是正面还是负面的反馈，从中发现兴趣的价值，才能够真正转化为研究的动力。
很多人问我学习外语的经验。对我来说，学习挪威语与研究易卜生是相辅相成的。我在挪威奥斯陆大学学习时，是当时人文学院唯一的中国博士生。所有的课程都用挪威语上课，因此必须去学挪威语，必须得读，必须得交流，必须得写。经过几轮下来，我的挪威语基本上过关。当然更主要的动力就是我要研究易卜生，必须用挪威语把易卜生的全集从头至尾读几遍，像《玩偶之家》，我至少细读了五六遍，这样才能领略易卜生戏剧创作的过程和奥秘。学语言，需要用它来实现一个更高的目标，往往是最强大的动力。
记者：请您用一句话寄语《思想周刊》。
何成洲：让艺术和人文交叉成为思想创新的原动力。
记者 杨 丽 魏晓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