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40年，既是改革开放取得巨大历史成就的40年，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发展并不断走向成熟的40年。改革开放是一场新的伟大革命，这场革命最主要的成果就是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以实现共产主义作为最高理想。自此，党领导人民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了一场波澜壮阔的社会革命。我们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我们党领导人民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做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这场新的伟大革命不是要改变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而是要在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飞跃。改革开放的最初指向虽然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但它并不局限于生产力方面。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就要对生产关系、上层建筑进行适度的变革和调整，使得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构建起良性的适应和互动关系，从而推动社会发展历史性进步。因此，改革开放既包括经济体制又包括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体制，既涉及生产力又涉及生产关系，既涉及经济基础又涉及上层建筑，是一场更为深刻且全面的社会变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这场革命最主要的成果。一方面，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自党的十二大创造性地提出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之后，我们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关键词镌刻在历次党代会政治报告中。以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1982年召开的党的十二大为标志，我们党做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正式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全新命题，在实践中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轮廓。以1992年春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标志，我们党深化了对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认识，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特色”更加鲜明突出。以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我们党做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决策，改革全面发力、多点突破、向纵深推进，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回顾这40年来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一个事实：改革开放每一步突破，都对应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都围绕着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结合，我们党实现了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革命性变革，成功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改革开放中成功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键在于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全面从严治党；始终坚持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发展的基本经验，也是新时代继续在改革开放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选择。
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邓小平同志从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提出了“解放思想”的口号，并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改革开放以来，正是由于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我们党才能以全新的视野不断深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认识，开创科学社会主义新境界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新局面。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国人民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现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相互激荡、观念创新和实践探索相互促进，充分显示了思想引领的强大力量。”新时代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迫切需要思想大解放。习近平总书记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深化改革问题上，一些思想观念往往不是来自体制外而是来自体制内。思想不解放，我们就很难看清各种利益固化的症结所在，很难找准突破的方向和着力点，很难拿出创造性的改革举措。”
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全面从严治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始终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1979年，邓小平同志就提出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指出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此后我们党一直都把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作为根本性的政治原则加以强调。即使面对东欧巨变、苏联解体这样严重的危机，我们党都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不退让，从而避免了像一些国家那样改旗易帜。与此同时，我们不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自我革命的勇气和执着永葆党的生机活力，为党的领导提供了有力保障。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顽强的意志、空前的力度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实现了管党治党从“宽松软”到“严紧硬”的深刻转变，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显著增强，党的执政基础和群众基础更加牢固。基于改革开放40年的经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上科学指出：“坚持党的领导，全面从严治党，是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关键和根本。”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一以贯之地坚持党的领导不动摇、以自我革命的勇气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始终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和中国具体实际的有机结合。改革开放的初心是寻求社会主义在中国大地上的科学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面对传统社会主义实践模式陷入困境的条件下开辟的。从走上改革开放之路的第一天起，中国共产党就不是为了改弦更张，不是为了抛开社会主义另起炉灶，而是为了摆脱过去的艰难局面，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新路来。早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就一再强调：“现在我们搞四个现代化，是搞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不是搞别的现代化。”40年来，我们始终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时不断以中国实践丰富科学社会主义内涵，赋予其中国特色，终于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之路。新时代在改革开放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依然要实现二者的有机结合。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同时，科学社会主义也绝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只有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本国具体实际、历史文化传统、时代要求紧密结合起来，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才能把蓝图变为美好现实。
（作者分别为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东南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研究院特约研究员、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理性审视我们党面临的纷繁复杂的国内外环境的基础上，从党和国家全局的战略高度出发，针对新时代的政治生态建设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这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政治生态建设规律性认识的进一步深化，是塑造良好政治生态的行动指南。全面把握新时代政治生态建设的丰富内涵，对于切实营造积极向上、干事创业、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始终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更好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新时代政治生态建设是全面提升政党质量的现实选择。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健康洁净的党内政治生态”是生成“党的优良作风”、保持“党的旺盛生机”、“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提高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的重要条件，“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非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标志”。
新时代政治生态建设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迫切需要。政治生态是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的综合体现，风清才能气正、气正才能心齐，心齐才能事成。政治生态同自然生态一样，稍不注意就容易受到污染，一旦出现问题再想恢复就要付出很大代价。有鉴于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形成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是持之以恒正风肃纪、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迫切需要，是锻造优良党风政风、确保改革发展目标顺利实现的重要保障。
新时代政治生态建设基本方略，主要包括七大方向性举措，系统化地形成了七个“一以贯之”的整体布局。
一以贯之地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从严治党不到位是造成政治生态恶化的根本原因。因此，为了全面净化政治生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重整行装再出发，以永远在路上的执着把全面从严治党引向深入，开创全面从严治党新局面。
一以贯之地推进作风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以改进作风来优化政治生态的基本思路，即为了“努力营造廉洁从政的政治生态”，“抓作风问题就要积小胜为大胜，不以恶小而为之、不以善小而不为，通过抓党风政风带社风民风”。
一以贯之地开展反腐败斗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严惩腐败分子……党内如果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政治生态必然会受到污染……必须做到有腐必反、除恶务尽”。“要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坚决纠正各种不正之风，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
一以贯之地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习近平总书记要求，为了“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必须“要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同时，要“要尊崇党章，严格执行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自觉抵制商品交换原则对党内生活的侵蚀”。
一以贯之地坚持正确选人用人。明确选人用人标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这个20字好干部标准。同时，习近平总书记要求严管和厚爱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完善干部考核评价机制，建立激励机制和容错纠错机制。
一以贯之地抓住关键少数。习近平总书记深刻认识到，营造良好从政环境，要从各级领导干部首先是高级干部做起，必须抓住“关键少数”。为此，他对高级干部尤其是中央委员会成员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出了信念过硬、政治过硬、责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 “五个过硬”的要求。
一以贯之地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注重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倡导和弘扬忠诚老实、光明坦荡、公道正派、实事求是、艰苦奋斗、清正廉洁等价值观，旗帜鲜明抵制和反对关系学、厚黑学、官场术、“潜规则”等庸俗腐朽的政治文化，不断培厚良好政治生态的土壤。
（作者为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苏州大学基地研究员、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深刻理解和科学阐释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哲学意蕴，有利于提高我们实现新时代伟大奋斗目标的主动性和自觉性。
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反映了唯物论的客观要求。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告诉我们，我们的意识、认识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来自于客观的自然和社会存在。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提出，首先是基于社会生产力、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总体提高的客观事实。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无论是生产力还是社会总体发展水平都有了极大提高，以温饱为标准的物质文化生活已无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人民对生活提出更高层次、更多方位的要求。其次是基于社会主要矛盾的新挑战以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依然复杂而严峻，尤其是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问题十分突出，成为我国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制约因素。生产要发展、社会要进步、生活要提高，就必须着力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将困难和挑战转化为全面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现实动力。
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首先，人类社会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发展是唯物辩证法的一个总的特征。社会的生产发展和技术进步如此，人民的生活改善也是如此。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不仅体现在数量与范围的扩大上，还体现在质量与层次的提升上，新时代人民的生活需要不断向更广范围、更高层次发展，符合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其次，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动力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而社会变革则是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中国这场深入全面持久的改革开放，是社会发展进步的直接动力，而这种直接动力的产生，就在于不断破除阻碍人民群众需要获得满足的各种困难与障碍。也就是说，继续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向前发展，解决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必须破除影响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实现的制约因素。当前，最主要的制约因素就是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全面推进经济社会发展，有效化解社会主要矛盾，就成为实现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任务。
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需要表达了唯物史观的价值追求。人民史观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其核心内容是坚持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始终坚持人民立场，秉承人民至上的原则，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我们党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深刻总结，无疑是对当前国情的客观分析和准确把握，而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作为主要矛盾的一方，把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这一根本制约因素作为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任务，正是唯物史观在社会主要矛盾的把握和解决中的价值表达，不仅体现了我们党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而且彰显了唯物史观所要求的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根本原则。
（作者单位：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围绕“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真理魅力”这一主题，本报记者邀请扬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佘远富教授进行访谈。
记者：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中国共产党人为什么要信仰马克思主义？
佘远富：习近平总书记曾高度评价：“马克思主义第一次站在人民的立场探求人类自由解放的道路，以科学的理论为最终建立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人人自由的理想社会指明了方向。”今天，我们纪念马克思，追寻马克思的奋斗历程，目的就是感受其为实现全人类解放而奋斗终生的崇高信仰的巨大力量。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从建立新中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实行改革开放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到带领人民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所有这些奋斗正是追寻马克思的信仰、践行其崇高精神的现实体现。
记者：马克思基本原理科学体系是如何建构的？为全人类而解放的崇高理想蕴含着怎样的客观真理性？
佘远富：马克思在确立为人类解放而奋斗终生的崇高信仰之后，并非将这一信仰置于虚无缥缈和无法触摸的精神冥想中，也并不是随意编造或搜罗那些荒诞离奇的谬论为之贴金装潢，而是基于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正确揭示，立足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非人道性、暂时性、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性，以及无产阶级的先天优势和历史使命的理性考察，在对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以及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进行批判继承的基础上，科学构筑了以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为核心内容的真理体系。恩格斯说，“马克思有两个伟大的发现。正是这两个伟大的发现，把社会主义的学说置于牢固的科学基础之上。”“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唯物史观的发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剩余价值学说的发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剥削的本质，指出了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进而实现自身解放和全人类解放的历史使命。这些理论是对客观世界本质与规律的正确反映，具有客观真理性，具有精神引领和精神动力作用。
记者：马克思不仅是“千年第一思想家”，更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马克思又是如何进行不懈抗争的革命实践的？
佘远富：自从马克思确立了为人类解放而奋斗终生的崇高信仰后，残酷的斗争现实就注定了他此生必然会经受一般人难以承受之困苦。自1843年10月马克思迁居巴黎开始，他一生居无定所、颠沛流离。相比于动荡不安的生活，因无固定收入而导致的贫病交加以及亲人的离世更是时常考验着马克思对信仰的坚守。在马克思看来，认识世界是为了更好地改造世界，“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在此思想指导下，马克思一方面与亲密战友恩格斯及追随者们不断传播、发展马克思主义，使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真正能运用“批判的武器”进行革命批判；另一方面又亲自参加或指导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暴力机器的革命斗争，使资产阶级走向最终灭亡的历史进程大大加速。诚如恩格斯在马克思的墓前所给予的高度评价：“他毕生的真正使命，就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设施的事业，参加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正是他第一次使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 记者 陈立民
省委书记娄勤俭指出要把解放思想实实在在落到解决深层次问题上，在“抓住用好‘一带一路’机遇”等六个方面解放思想，为我们指明了方向，明确了重点。当前，连云港正在奋力推进“高质发展、后发先至”，迫切需要通过思想大解放来打破制约发展的桎梏，扫除阻碍发展的症结。我们将认真贯彻省委部署要求，高举“一带一路”大旗，用好“一带一路”机遇，做好“一带一路”文章，全力建好“一带一路”战略支点。
以思想大解放推动双向大开放，充分彰显海陆交汇特色，全力打造枢纽城市、枢纽经济。40年的实践证明，对外开放是强国富民之路，也是城市繁荣兴旺之路，谁能站在开放前沿，谁就能赢得发展主动。连云港面向太平洋，背靠大陆桥，拥有联结东西、海陆交汇的独特优势。自改革开放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连云港在全国开放大局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但实事求是地讲，连云港的大交通格局尚未完全形成，对外联通还不够快捷，海陆衔接仍不够顺畅。东西双向开放有待进一步深化，引进来、走出去的力度也需要进一步加强。今后几年，随着高铁网络、国际机场、深水航道相继建成，连云港的交通条件将得到大幅改善，迎来加快发展的宝贵窗口期。我们将抢抓机遇、乘势而上，服务大局、主动作为，大力发展高铁经济、空港经济、邮轮经济、总部经济，加快汇聚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着力打造海陆空立体布局、顺畅衔接、快捷高效的交通枢纽城市。在此基础上，更好发挥向西开放引领作用，高质量打造标杆示范项目。重点拓展向东开放空间，实现更高水平、更大规模的引进来、走出去，加快构建海陆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方位开放格局，在全省开放大局中发挥更大作用。
以思想大解放推动产业大发展，有力发挥临港靠海优势，加快提升综合实力、城市能级。产业兴则城市兴，产业强则城市强，一座城市只有产业发达才能一兴百兴、一活百活。连云港有30万吨级的大港口，形成了一体两翼组合大港布局，拥有200平方公里的临港产业用地、充足的能源和不断完善的集疏运体系，发展大进大出、大运输量、大体量的临港工业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但由于连云港长期处于全省第三板块，部分干部思想不够解放，存在安于现状、不敢争先的落后思想，特别在产业发展上，不敢涉足大产业，不敢涉足高水平，抓项目抓投入力度不够聚焦，临港优势没有充分发挥。在历届市委接续奋斗下，连云港的产业承载力不断增强，龙头项目即将突破，发展大产业迎来前所未有的契机。我们将坚决破小破低、立大立高，全力以赴抓项目、抓投入、抓服务、抓招商，牢牢扭住临港产业这个牛鼻子，按照环保安全、工艺设备、投入产出、品质品牌四个世界一流标准，高水平建设国家级石化产业基地。立足原创化学药、高性能碳纤维、高效低碳燃气轮机等良好基础，加快建设全国领先的新医药、新材料、新能源、装备制造基地；依托港口、综保区，大力发展港航物流、贸易金融等现代服务业，努力形成优质项目快速集聚、产业层次不断提升的发展态势，以更强的综合实力、更高的城市能级，服务国家大战略的落实。
以思想大解放推动环境大提升，切实保护优良生态本底，努力建设宜居家园、魅力城市。连云港山海相拥，生态本底良好，旅游资源富集，具有不可多得的生态优势。但一段时期以来，由于迫切希望改变落后面貌，发展方式比较粗放，产业门槛设定不够高，在生态环保方面积累了不少矛盾问题。进入新时代，生态环境的重要性更加凸显，有了好生态才能吸引集聚高端资源要素、才能赢得群众拥护、才能创造美好生活。我们将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以铁的决心、铁的手腕，彻底整治环境突出问题，严格落实“三线一单”管控举措，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大力开展生态保护修复，真正走出一条经济快速发展、生态非常良好的路子。在此基础上，巩固干净、方便、顺畅、安全建设成果，以建设生态、智慧、健康、文明城市为抓手，努力彰显推窗望海、揽山入城的海滨特色，大力发展旅游、大健康、会展、文创等产业，加快建设环境优美、生活幸福、风气文明、令人向往的国际化海港中心城市。
以思想大解放推动作风大转变，努力激发干事创业热情，着力打造一流干部队伍、工作作风。幸福是奋斗出来的，一座城市想要更好更快发展，背后一定有一群为之拼搏奋斗、无私奉献的干部队伍。连云港近年来攻克了许多难题、实现了长足发展，说明我们有一支想干事、想发展、想改变面貌、有较强战斗力的干部队伍。但与新时代新要求相比，一些干部思路不清、精神不振、标准不高，在能力作风上还有不符合、不适应的地方。我们将通过深入开展解放思想大讨论，对各级干部的思想来一次彻彻底底的大检查、大提升，坚决破除与时代不相融、与使命不相符、与民心不相合的思想观念，引导广大干部切实增强为民负责的责任感、干好本职的使命感、争先恐后的紧迫感，坚持说实话、谋实招、办实事、见实效，大力弘扬埋头苦干、真抓实干、敢抓敢干、善谋善干的过硬作风，落实好“三项机制”，建好基层组织堡垒，全力以赴推动“高质发展、后发先至”，为“强富美高”新江苏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作者为连云港市委书记）
历史遗留问题，矛盾积累时间长、牵扯面广、影响力大，解决起来吃力不讨好。但如果久拖不决，就会小事拖大、易事拖难，将严重影响稳定，阻碍发展。对待历史遗留问题，我们不回避、不推托，紧紧围绕事要解决这一核心，以钉钉子的精神一件一件推动问题解决。
奔着痛点去，着力解开风险防控上的疙瘩。非法集资案件、问题小区、群体性信访事项三大类历史遗留问题，是影响新沂社会稳定的最大痛点，也是风险防控最难啃的硬骨头。对此，我们强化系统思维，将历史遗留问题处置工作，列入市委、市政府年度实施的“363”重点工作，深入开展遗留问题攻坚行动，集中解决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集中了结一批长期积累的信访案件，集中化解一批不稳定因素，为新沂加快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盯准堵点疏，着力解开利益诉求上的疙瘩。一是换位思考，寻求最大公约数。长达7年的永恒非法集资案，涉及金额大、人数多。我们一手抓利益群体稳定，一手抓资产债务清算，做到二见底一公开，即资产核查见底、债权债务见底、处置工作全程公开。目前，处置工作接近尾声，已帮助1000多名债权人挽回经济损失7.7亿元。二是化繁为简，找准问题切入口。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是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法。马陵山第一街区存在工程违规等多种问题，案情复杂，矛盾重重。我们核查厘清相关债权债务关系，明确房屋交易的合法性，处置工作柳暗花明、峰回路转。目前，105户购房村民的合法权益得到了保障，群众的差评变成了点赞。据统计，新沂45件群体性信访事项，已经成功化解42件，年底前将全部化解到位。三是综合施策，打好处置组合拳。新沂有22个遗留问题小区，涉及1.155万户居民，因特定的历史条件及未能按时缴纳税款等原因，住户房屋不动产权证一直未办理，部分小区仍在使用临时用电，我们召集多部门研究会办，开设绿色通道解决小区手续不完备问题。通过财政奖返、费用减免等途径，解决欠缴税费问题。公检法介入依法追缴开发商资产，着力解决资金问题。同时，共同商议解决小区消防和供电新老规范冲突问题。至此，19个遗留问题小区工作基本完成，4500户居民拿到了期盼已久的不动产权证。
突破重点推，着力解开发展稳定上的疙瘩。坚持重点突破，找准问题的关键和节骨眼所在，突出抓好具有撬动性的事项，以重点环节的突破带动全局问题的解决。一方面，坚持纲举目张，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突破。新沂非法集资案件涉及烂尾楼盘9个，我们抓住楼盘续建这个核心，想尽一切办法做好债权人和购房者的疏导工作，利用一切手段寻找综合实力强的房地产企业，加快推进楼盘续建工作。目前，已有4个烂尾楼盘续建完工，多年来难以处置的遗留问题得到彻底解决。另一方面，坚持举一反三，以局部治理促进全局治理。我们总结发现，导致产生遗留问题的五大成因，是行政不规范、监管不到位、化解不及时、处置机制不健全、法治意识不强。为此，我们举一反三、抓实整改，坚决堵塞漏洞、消除盲点，全面提升社会治理水平。
压实责任链，着力解开工作作风上的疙瘩。在推进问题解决中，我们创新实施“三个一”工作机制。一是领导包挂一抓到底。新沂实行领导包案、限时办结制，按照一个问题、一名领导、一套方案、一抓到底原则，定领导、定部门、定时间、定奖惩，把任务落实到责任领导和责任单位，汇聚了解决问题的合力。二是专人专班一担到底。建立“1+3+N”工作模式，即每个案件的工作组由1名组长、公检法3人小组和若干业务人员组成，通过专人专班、跟踪处置，有效提升遗留问题处置的专业化水平和工作精准度。三是全程跟进一督到底。实行月汇总、月通报，用好鼓励激励、容错纠错、能上能下“三项机制”，鼓励引导广大干部在面对遗留问题时不退缩、敢担当，全力以赴把当前面临的问题解决在当下，把历史遗留矛盾变成历史，交出一份群众真正满意的答卷。
（作者为新沂市委书记）
如何适应新时代的新任务新标准新要求，如何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做政治坚定、实干担当的新时代高素质党员干部，是摆在每个党员干部面前的重大政治任务和紧迫课题。
对党绝对忠诚，是新时代党员干部的根本要求。党员干部必须始终坚持对党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以党章党规来规范自身的言行，把对党绝对忠诚作为履职之魂，做到思想上十分清醒、政治上十分坚定、行动上十分坚决，在党爱党，在党言党，在党忧党，在党为党。党员干部在任何时候都要做到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的核心、军队统帅、人民领袖的崇高地位，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绝不做政治上的两面人，绝不说一套做一套，确保党中央一锤定音的权威。要把对党绝对忠诚作为检验信仰、信念的首要标准，并将其融入血液、铸入灵魂，不断增强政治定力、政治自信和政治自觉，坚决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保持高度一致，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中央决定的坚决照办，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确保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动摇信仰、不迷失方向，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执行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不含糊、不犹豫、不动摇。
坚定理想信念，是新时代党员干部的首要要求。党员干部要时刻拧紧思想的总开关，理想信念当坚如磐石，坚持不懈地真正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真正学懂弄通做实。自觉地把理想信念融入党性修养全过程，才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迷茫、不迷失、不动摇，才能形成理想信念坚定的思想自觉，用思想和理论上的坚定保证政治上的坚定，从而在思想上同心、立场上同向、行动上同频。党员干部应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树立“四个意识”的定盘星、铸牢“四个自信”的压舱石、做到“四个服从”的主心骨、践行“两个维护”的指南针，践行共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誓言，筑牢信仰之基，做党性最强、信念坚定的表率。
保持干净纯洁，是新时代党员干部的基本要求。党员干部要严守党的“六大纪律”，务必牢记“五个必须”“五个决不允许”“七个有之”“九种体现”，坚持以淡泊之心对待名利、以谨慎之心对待权力、以警惕之心对待诱惑，慎言、慎行、慎独、慎微，要在复杂诱惑面前经得起考验，要在各种利益面前经得起围猎，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稳得住心神、管得住言行、经得住考验、守得住清白，带头做到既要一心干事、又要一身干净、廉洁奉公，守住清正廉洁的底线。要注重家风建设，自觉净化自己的社交圈、工作圈、生活圈和活动圈，并主动接受监督。要加强道德修养，保持党性纯洁，模范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党章党规党纪，带头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时、处处、事事以德为先，自觉做到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要坚持对标对表、自省自律、襟怀坦白，坚决反对口是心非、虚情假意，经常清除头脑中的思想灰尘，真正做到事前事后一个样、人前人后一个样、台上台下一个样，永葆党员干部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
敢于担当作为，是新时代党员干部的普遍要求。党员干部要增强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的“八个本领”，增强担当的自觉，把工作当成为党尽忠的事业、为民谋利的责任。要树立功成不必在我、建功必须有我的理念，做到在其位谋其事、思其责，要想大局、谋长远，凝心聚力多办实事，以锲而不舍、坚韧不拔的精神，一步一个脚印地把工作做实做好，务求在干事创业中一显身手，真正做到知责、担责、尽责。为官避事毕生耻，领导干部要做到敢于担当，就要勇于作为，自觉做到在矛盾和困难面前迎难而上、攻坚克难，在急难险重任务中，不贪一时之功，不图一时之名，不求一时之利，遇事不躲，遇难不惧，担责不推，关键时刻站得出来、顶得上去、经得住考验，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在肯干事、能干事、干成事上下功夫，以卓越的工作业绩树形象、聚民心、促发展。
（作者为金陵科技学院党委常委、组织部长）
网格化社会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是基层治理的有效形式。盐城公安机关充分发挥社会治理主力军作用，依托警区即是网格的天然优势，创新提出“梳网清格”思路，围绕不放心的人、有隐患的物和有风险的事，用好梳和清两种手段，集中解决非常规、难以解决的问题。通过3年时间努力，全市平安稳定态势持续向优，万人刑事发案数全省最低，信访总量累计下降35.5%，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大幅提升。
在具体实施“梳网清格”的过程中，盐城公安机关主要做好以下三个方面工作。
一是依托社区警务开展常态“梳网清格”。牢牢把握人这个核心和社区这个基本单元，做实做优社区警务。科学规划警区。综合考虑城市社区和农村村庄的地域面积、经济发展等情况，科学合理划分899个警区。做强专业队伍。坚持社区警务、社区警务室、社区民警三位一体，组建社区警务专业队，成立社区管控专业队，推动社区民警全部沉入社区。规范警务内容，明确十个没有、三个决不允许工作标准，建立一日工作清单制度，让社区警务方向更明、任务更清。强化研判分析。组织开展双查双采行动，确保实有房屋梳一遍、重点人员捋一遍、重点部位清一遍，做到底数清、情况明。
二是针对疑难复杂问题发起“梳网清格”集中行动。由社区民警提出攻坚需求，县局层面重兵屯集打歼灭战。全市公安机关近年组织了5次全局性集中统一行动，抓获违法犯罪人员1388人。这其中，重点用好四个手段。“合围”——抽调足够警力封控目标网格以及通道，扎紧口袋，实行封闭式清扫。“检查”——对目标网格内实有房屋进行逐户检查，配合智能采集狩猎战车，搜集研判相关数据。“甄别”——前方民警依托移动警务终端“亮剑一号”实时比对人员、物品信息，后方支撑保障小组第一时间研判核查。“处置”——对发现的嫌疑人及时打击处理，对嫌疑物品及时登记扣押，对重大安全隐患及时落实整改。
三是构建完善“梳清长治”的闭环式治理体系。其一，交办督办机制。对梳清出的问题隐患进行分类，跟进做好督导督办。其二，战果转化机制。对排查梳理出的案件线索、打击目标，实现清单式管理，充分运用法治手段，根据需要组织集中收网，打出声威、打出实效。其三，促发联动机制。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基层社会治理，营造共居一地、共保一方平安的良好氛围。其四，奖惩激励机制。对作出重要贡献的，实行一事一奖、同功同奖，并定期组织开展优秀社区民警评选，增强民警获得感、认同感。
“梳网清格”是盐城公安机关顺应新时代、着眼新目标、把握新要求，以更系统的思维、更准确的定位开展基层社会治理的探索实践，已成为盐城平安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有效解决网格化治理难题提供了可借鉴、可复制的样本。首先，解决了组织难的问题。公安机关担负着网格化社会治理主力军作用，通过日常社区警务直接参与社会管理，以问题导向主动发起专项治理，为基层党组织减轻了压力，给各相关部门提供了载体，精准治理成效日益显现。其次，解决了落实难的问题。公安队伍的忠诚度、责任心、执行力为推行网格化社会治理提供了根本保证，让党委政府各项治理举措能够顺利落实到位、执行到位，使人民群众的反馈和呼声能够及时收集，促进政府公信力不断提升。再次，解决了保障难的问题。公安机关的勤务运行模式是白加黑、五加二，人民群众生活的每一个区域都能实现警务覆盖，公安工作的每个环节都体现了依法规范，公安机关承担网格化治理的主要任务无可替代。此外，解决了联动难的问题。公安机关始终把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着力点，赢得人民群众的信赖和支持，人民群众在配合推进“梳网清格”行动中，积极参与构建长治久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盘点“梳网清格”行动，也有不少有益的启示。首先，社会治理务必要有大视野、小视角。大视野，是郡县治天下安的胸襟气度，把社会治理与国家治理全面联系起来。小视角，是对形势变化给基层治理带来的不安全、不稳定、不放心的因素和问题，实施精准治理，实现由单一治理向综合治理转变。其次，社会治理务必要有大格局、小网格。大格局是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小网格则是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以网格的小平安累积社会的大稳定，实现由单打独斗向多元共治转变。再次，社会治理务必要有大联动、小行动。大联动是全面调动社会治理力量，形成各司其职、齐抓共管的社会治理机制。小行动，则是将矛盾化解在社区，隐患消除在网格，实现向社会治理精准化、高质量的转变。
（作者为盐城市副市长、公安局局长）
建设海洋强国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建设海洋强国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作为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省份，江苏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建设海洋强国的重要论述，应在思想解放中大胆面向海洋，在扩大开放中坚定走向海洋，在经济提质增效中全面经略海洋，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海洋经济强省。
按照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江苏省委十三届三次全会确立了“推动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的目标定位。根据这一目标定位，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把海洋经济这篇大文章做好做深做精，关系全局、意义重大。
首先，这是江苏服务全国大局的使命担当。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江苏“为全国发展探路”。江苏地处东部沿海中心，位居“一带一路”交汇点，发展海洋经济有利于发挥海陆兼备、通江达海的优势，在实施“海洋强国”“长江经济带”等重大战略上当好先行军，更好地担当“探路”的应尽之责。
其次，这是江苏经济提质增效的巨大空间。海洋是资源的宝库，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载体和战略空间。江苏海洋发展资源丰富，海洋发展潜力巨大，发展海洋经济有利于孕育新产业、增创新优势、引领新增长，提升海洋经济发展在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再次，这是江苏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内容。江海联动发展是我省区域协调发展的鲜明特点。发展海洋经济有利于提升以沿海地带为纵轴、沿长江两岸为横轴的“L”型海洋经济带发展层次，使苏北沿海地区更加有效地接受发达地区辐射带动，发挥后发优势，实现跨越发展。
推动江苏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既有有利条件，也有不利因素，必须扬长补短，科学规划，切实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从海洋资源禀赋来看，江苏有良好条件。沿海滩涂总面积约5000平方公里，占全国的1/4左右。近海大部分海域风功率密度超过350瓦/平方米，且强台风出现频率小，适合建设大规模风电场，是全国首个规划建设的千万千瓦级的风电基地。南京以下12.5米深水航道已全线贯通，5万吨级海轮可直达南京。全省8个亿吨大港中7个在沿江，沿江船厂造船完工量占全省的90%以上，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企业以及海洋科研教育单位等也主要集中在沿江地区。海洋资源的劣势是海岸线不长、管辖海域面积小、海岛数量少，海岛仅有26个。
从海洋经济规模来看，江苏有成长空间。近年来，海洋经济保持较快发展势头，去年海洋生产总值达7217亿元，同比增长9.2%，超过全省GDP增速2个百分点。但与发达省市相比还有明显差距。从体量看，去年江苏GDP与广东仅相差约4千亿元，而海洋生产总值比广东差了约1.1万亿元，仅为广东的40%。从占比看，江苏海洋生产总值占全省GDP的比重为8.4%，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从位次看，在11个沿海省份中，江苏海洋生产总值列第六位，与“走在前列”的定位、经济规模全国第二的地位很不相称。江苏海洋经济具有很大提升空间，是全省经济发展的潜力所在。
从海洋产业结构来看，江苏有自身特色。近年来，江苏稳步推进海洋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培育壮大优势产业，形成了不少特色和亮点。一方面，海洋新兴产业快速发展。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总体上位居全国前列，产量约占全国的1/3、世界的1/10。海洋风电产业发展迅猛，海上风电装机容量、年发电量均居全国第一。另一方面，传统产业持续优化。船舶工业造船完工量、新船承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持续位居全国第一。海洋交通运输能力明显提升，亿吨大港数量和港口货物吞吐量双双稳居全国第一。江苏海洋产业的突出短板是仍未能形成“三二一”现代产业结构，三次产业比为6.4∶48.9∶44.7，海洋服务业占不到50%，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从海洋科技创新来看，江苏有发展潜力。江苏科研与技术研发机构数量居全国前列，高校机构数和学科数分列全国第一和第二，6所高校设有海洋学院，海洋博士点和硕士点数量均位居沿海省份第四位，海洋科研和海洋教育有一定的基础。但是，江苏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国家级海洋科研院所，还没有综合性的海洋大学，海洋科研机构数在沿海省份中列第10位，海洋研究与开发人员数量在沿海省份中列第7位，海洋科研力量总体不强，海洋科教资源亟待整合和提高。
实现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强富美高”新江苏建设的一项重大任务，既要科学规划，更要务实推进。
大力培育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当前，海洋经济正处于版图深刻重构、新旧动能转换的阶段，机遇和挑战并存。针对海洋新兴产业规模不大的问题，江苏应坚持陆海统筹、江海联动，推进港产城一体化发展，在形成海洋重大先进生产力布局上实现新突破，努力打造全国海洋先进制造业基地。大力提高海洋工程装备总装集成能力，积极打造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的完整产业链条，加快发展海洋可再生能源利用业，积极提升海水淡化成套装备产业化水平，尽快构建创新引领、富有竞争力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
加快提高海洋科技创新水平。科技创新是实施海洋强国战略的第一动力，应强化海洋科技支撑引领作用，深入实施科技兴海战略，加快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海洋科技创新体系。瞄准海洋科技前沿领域和一流水平，构建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和海洋科技成果转化体系，培育涉海创新型企业集群，高水平建设一批海洋重点技术创新平台，培育一批海洋科技创新策源地和科技成果转化基地，打造一批海洋技术转移中心和科技成果转化示范基地，努力建设全国海洋科技创新及产业化高地。
强化海洋经济发展的要素支撑。聚焦海洋强省建设目标，应集聚资源要素推动现代海洋经济发展。强化财税政策支持，优化财政资金引导机制，健全投融资机制，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运用市场化、企业化运作方式，加大海洋产业发展支持力度。重点实施一批引领功能强、推动作用大的涉海项目，对重大项目库内涉海项目，优先支持申报国家专项资金，优先安排省级资金补助，优先纳入省重点建设项目或参照省重点项目管理。创新招商模式，坚持引资与引智、引技相结合，大力引进高层次人才、核心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大力发展涉海金融、现代航运服务、涉海法律、海洋文化、海事仲裁等附加值较高的海洋服务业，培育壮大海洋旅游新业态，提升海洋服务业比重。
加大对海洋经济发展的统筹协调力度。海洋经济产业门类多、涉及部门广，应建立健全统筹协调机制。加大组织领导力度，强化对规划编制、政策制定、重大项目实施等的指导协调。把加快海洋经济发展，作为实施“1＋3”功能布局、“中国制造2025”江苏行动、构建现代经济体系等战略的重要内容，统筹谋划、协调推进。完善相关规划，促进海洋经济发展规划、海洋主体功能区规划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规划有机衔接，实现在总体要求上指向一致、空间配置上相互协调、时序安排上科学有序。
（作者为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
三年前，扬州超前谋划、率先启动了“江淮生态大走廊”建设。这条纵贯扬州境内长达 100 多公里、划定面积 1800 平方公里的生态“绿廊”到底建设得如何，遇到了哪些难题，还有些什么思考和建议？扬州市委研究室、扬州市环保局、扬州大学苏中发展研究院组成专题调研组展开调研。
调研发现，扬州坚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精心谋划、大胆勾勒， 把国家长江经济带战略、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南水北调东线二期工程和江苏“1+3”功能区战略的实践要求，融汇于区域发展的谋篇布局之中，在江淮之间规划了一条守护全域、福泽后世的清水大走廊、绿色大走廊、安全大走廊、富民大走廊、文化大走廊，勾勒出天蓝水美、土膏微润、物产丰饶的江淮生态轮廓线。但建设江淮生态大走廊，是一个喜乐与痛苦交织、当下与长远纠缠、技术与人文叠加的复杂命题，当前也面临诸多矛盾和问题，包括污水的治理、滩涂湿地保护、产业结构升级、乡村景观维护、流域文化传承、人口去留处理、条块管理突破，等等。
扬州推进江淮生态大走廊建设，不仅需要破釜沉舟式的自我革命，更需要有力的顶层设计和密切的跨界合作。为此，提出如下几点建议：
聚焦水主题，建立高层次领导协调体系。积极推动江淮生态大走廊上升为国家战略，争取国家层面建立协调机制，协调各省市共同抓好跨境生态保护工作。建立省级层面领导协调推进机构，建立跨市联席会议制度，定期对江淮生态大走廊的重大规划、重点项目开展会商。提升项目包装水平，加强与国家级、省级金融机构对接合作，设立专项建设基金，并积极引导央企、国企通过混改吸引各类社会资本参与，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共赢。推动沿线城市共同发起、轮流承办高层次峰会和专家论坛，签订用水排水、污染共治、联防联测等协议，提高江淮生态大走廊建设的国际化、专业化水平。
修复水生态，打造高颜值长廊。着眼于整个生态系统，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治理。一是“分流”而治。在南水北调东线二期工程中安排尾水导流、水系分隔、区域引排水调向、区域生态需水配置等重大工程，让各类水系各有其所、各畅其流。二是“休养”生息。坚定推进“三退三还”，促进河湖休养生息。实施区域主要河道及岸线改造，逐步恢复河湖的生态修复能力。三是“再造”生态。持续增加沿线森林面积和绿化质量， 加强各类湿地建设，营造水绿相依的森林—湿地空间，恢复生物多样性。四是强化“自净”。开展生态养殖应用研究，示范推广清洁养殖技术，构建净水生物系统。五是统筹“调蓄”。强化水资源统一调度，充分利用水库和水闸，保障生态敏感期和敏感水域生态流量和水位，并在江淮交汇处规划建设大型人工湖泊，发挥防洪水、排涝水、保供水的综合效益。六是铁腕“治污”。因地制宜采用人工湿地、毛细管渗滤沟、蚯蚓生态滤池、稳定塘及生物膜处理技术等途径，从源头上减少污水的排放；实施化肥减量技术，推动高效植保机械作业，提高农药利用率，减少面源污染；实施工业废水和农业排水提标工程，提高农村污水处理效率，等等。
突出水文化，打造高品位长廊。建好“一馆”，即中国大运河博物馆。既要充分体现运河文化的至高性，又要融入江淮生态文化的多样性，使之成为最能反映中国大运河文化的标志性工程和充分阐释绿色发展理念的新时代经典之作。塑好“两园”，即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和江淮文化国家公园。对古运河沿线古邗沟、高旻寺、东关古渡、扬子津古渡、瓜洲古镇与古渡等历史文化遗迹进行修复和展示， 规划建设江淮生态大走廊国家公园，用好世界运河历史文化城市合作组织（WCCO）等平台，讲好运河故事和江淮故事，做好江淮生态文章，扩大中国大运河在全世界的影响。打造“一带”，以明清淮扬运河为轴线，修复和提升淮安水上立交枢纽、归江十坝、运河三湾、江都水利枢纽等古今水利工程，系统展示江苏人修运河、治淮河、畅漕运、兴盐运的历史和中国人顺应自然、改造自然的智慧。
做好水经济，打造高效益长廊。做好水鲜文章，适度开展低密度养殖和野生水产捕捞，强化品牌塑造和包装营销，打造全国知名的高品质水产生产基地；推动渔村整体外迁，利用现存民居，打造渔村历史文化展馆和民宿，经营各类特色农产品和湖鲜佳肴，帮助渔民解决就业问题。绘好水景图画，支持发展养老、旅游、文化娱乐等项目，打造湿地公园，做大核心景区；沿江淮生态大走廊轴线有序开发河湖生态资源，利用邵伯湖、高邮湖及切滩堆土区资源，因借湖光水色，建设融水乡生态文化、江淮餐饮文化、体育赛事文化等为一体的重大文旅项目。打好水乡品牌，开展乡村风格设计，提炼里下河民居特色，编制民居建设参考图集，推动农民利用三五年时间集中有序开展新一轮连片、按图建房，改善居住条件，拓展商住功能，助力农业体验、农村电商、乡村旅游发展，释放水乡韵味，展示乡土风情。创新乡村游、区域游发展业态，培育一批具有乡土味、乡菜味、乡亲味的特色民宿、连家酒店、创意农庄、露营基地、温泉度假等。
围绕水问题，制订高效率政策体系。建议国家层面，设立南水北调源头生态补偿基金，以保护源头地区的积极性。跨省层面，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处于上游的省份或作出贡献的地区环境治理达标则由处于下游或受益地区的省份给予补偿，反之则由治理不达标的省份或地区给对方以相应补偿。省级层面，设立生态补偿和奖励基金，并通过向受益地区收取土地出让金、水资源费提成及效益补偿费、损失补偿费等，实现利用效益的公平性与科学性。对重大项目可采取一事一议办法，给予重点支持。市场化调节层面，建议国家和省有关部门制定价格、财税、金融等鼓励政策，强化绿色信贷、绿色税收等经济手段的运用，扶持、激励、引导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江淮生态大走廊建设；探索生态产权交易办法，完善污染物排放许可有偿使用和交易、能源消费量、节能量交易、碳汇交易等制度，并通过土地开发、生态旅游等收益创造能力较强的配套项目，吸引社会资本通过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等方式参与江淮生态大走廊建设。
（调研组成员：徐宏宇 金春林
王 浩 陆建飞 张清山 张荣天）
翟学伟，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社会学系主任，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兼任中国社会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社会心理学会常务理事，《开放时代》《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本土心理学研究》（台湾）《中国研究》等学术刊物编委会委员。
曾担任2009年度国家社科重大招标项目“我国社会信用制度研究”首席专家，现担任国家社科重大课题“儒家伦理的社会化路径”首席专家。在《中国社会科学》《社会学研究》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60余篇。代表作有《中国人的关系原理》《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中国人行动的逻辑》等。
记者：您一直在倡导研究中国社会，开展社会学的本土研究，您如何看待本土研究的重要性？
翟学伟：目前，在国内学术研究中，努力去建构理论的人比较少，因为大家普遍认为，西方的理论是可以用来解释我们的社会现象、社会过程、社会行为的。但是我始终认为这不是一个好方法。它涉及到很多问题，包括一些理论本身有西方文化的支撑，有的概念也是从西方文化中孕育出来的，如果我们总是到西方去拿理论、拿概念，一方面只能看到西方概念能看到的那一部分，另一方面，我们自己想说明的、重要的内容，却因为不在西方，就被放弃了。所以我觉得研究本土的社会科学还是很重要的。
比如“关系”，每个人都认为“关系”很重要，或者说懂中国社会要懂关系，但是如果同西方学者讲这个概念很重要，首先，需要澄清关系概念的含义。其次，如果说清楚了中国人对“关系”的理解，他不会认为很重要； 如果我们展现了对“关系”的很多复杂的理解，那他就更不知道在讲什么了。因为，在西方教材和学术研究中，“关系”是没有的、空缺的。所以，即便“关系”作为一个社会学的概念和理论很重要，学习社会学的人也无法学到，这是目前这个学科面临的缺陷和问题。
我们倡导研究中国社会，做社会学的本土研究，其实就在强调，不要总是拿西方的概念和理论来说中国的事，不要一说中国的事，先想着西方理论和概念是怎么说的，而应该不受西方理论思想的“干扰”。当然，这不是说不去了解西方有关学术思想，而是在全面了解后，看到中国社会自身所展现出来的特点以及和西方社会的差异，然后去寻求怎样来表达它们。
记者：您刚才讲到“关系”的研究是社会学研究中很重要的内容，“关系”的本土化研究历程是怎样的，能否简要介绍一下？
翟学伟：我们在寻找中国人重关系的根源时，通常的方法就是找它的文化根源。从文化来解释人的行为模式是一个常见的、被大部分学者采用的方法。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们太过于沉浸在文化当中，会有一个麻烦——没有办法跟西方人对话。
理论“不讲文化”才可以解释世界。反省我们这样的研究方式，我们常常非常情愿、主动地说我们的文化不一样，用文化去解释特定行为模式。我觉得，这恰恰反映了局限性：不能用一个更开阔的视野来讨论。
那么我要努力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将社会现象先在文化中建立起来，再把文化慢慢从中拿掉，建立一个更高的理论，回过头来，再将文化放进去，就可以解释中国社会，不放进去，就可以解释其他社会。
记者：您有没有形成这方面的理论构架或者设想？
翟学伟：我提出了自己的理论——关系向度理论。以往对关系研究偏爱从血缘和地缘角度来解释，但是这个解释的文化特征就特别强，如果不看重血缘和地缘，往往就解释不了。虽然我们在城市生活，来自不同地区，但我们依然重视关系，但是理论解释不了，因为这里面没有血缘和地缘。
关系向度，我认为就是要讲清楚关系的形式化。那关系的向度怎么去考虑呢？由于时间性和空间性是所有人交往都具备的两个维度，时间性的意思不是物理时间，它有长短之分。空间性也不是物理空间，我想表达的是人的流动性。于是，就可以把时间性分成长程性和短程性，空间分成高选择性和低选择性。关系的时间一旦有长短、空间上有选择，那么我们就会把它们组合成四个象限，就得到了四种不同的关系：短程性和高选择性构成松散关系，短程性和低选择性构成约定关系，长程性和高选择性构成友谊关系，长程性和低选择性构成固定关系。
在这四种关系向度中，最值得思考的关系是松散关系。就是我跟你交往时间特别短，但是我的选择性又非常高。回到现实生活中，比如在车站、码头、地铁、广场、超市等地建立起来的人际关系。
在约定关系中，我们得到的就是时间上依然是短程性，但是它的选择性是低的。说得更生动一点，我们今天的交谈就属于这个情况，在一个规定的时间段里，我们构成了一个短时间性和低选择性的活动。
人的活动，有时候是在松散关系里，有时候是在约定关系里，它是可以从松散关系走进约定关系的。松散关系，还有一种可能，它会走到长时间性和高选择性里。在人类的交往中，什么样的关系是时间拉得很长、选择性更高呢？我们发现最符合标准的就是朋友。不能说我交往的人都是朋友，我要挑一挑，所以选择性很高。
还有一种就是长程性低选择性的固定关系。对照现实生活，我们发现它就是我们中国人特别重视的血缘和地缘关系。这是理论上的一个重大发现，从关系向度看，中国人的关系实际上不只是文化的问题，它是一个属于时间上长、选择性低的关系向度。这就从文化的解释上升到了形式的解释。
记者：这种研究方式需要有所突破，一路走来，您有哪些难忘的经历或感慨？
翟学伟：要说经历，感慨更多的是有时候会觉得辛酸。研究中国人和中国社会实际上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但是在学术圈子内，会被一批崇尚西方理论和概念的人压得没有声音。所以我的抵抗不仅仅是要立下一个志向——研究中国人和中国社会，还要发出声，而且声音要发得大，敢于和只认可西方理论的人挑战，而且还要让他们在挑战中承认，我的研究是有道理的。所以对自己的要求也很高，做得也很难。因为我们现在要完全在中国社会中去寻找概念，去建立理论，去寻找方法，这是一个很难的事。
记者：您在治学方法、学术思想方面都有很多独特的地方，您能不能给青年学者提供一些建议？
翟学伟：我觉得今天的学生，不缺乏聪明和用功，也不缺乏愿意拿出时间来读书。但有的时候研究做得不够好，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学会思考。读书不是为了增长知识，读书是为了思考，对现有的知识提出质疑。未来能够做出一点点成绩的地方，往往是从疑问的地方开始的。没有疑问，只是把研究的现象和现成的理论套在一起，就认为工作做完了，每年可以炮制出成千上万的论文，但意义性不大，因为这里面没有体现思考价值。所以我觉得思考更重要。有了思考，就能带着问题去读书，就会留意到很多重要的见解，并增添新知识；如果没有思考，只是了解讲了什么，那么很多重要的东西也就忽略掉了。尤其在互联网时代，查知识点变得很容易，我们不能够把知识分子变成知道分子，我们也不能把知识分子当成是只了解现成知识的知识分子。
记者：作为《思想周刊》的作者与读者，您有何建议？
翟学伟：希望《思想周刊》立足于中国现实，尽最大努力提出原创性的理论思想。 记者 魏晓敏 杨 丽
日前，我省一位长江学者在接受采访时说：“西方有的学术已经站在了‘悬崖’边，我们应该在西方学术的‘断裂处’起跳。”这个观点，对于做好当前学术研究不无启示意义。
什么叫西方学术的“悬崖边”“断裂处”？过去，西方一直处于学术研究的前沿，不管是自然科学研究，还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西方都处于领先地位。但是，现在的情况也出现一些变化。上世纪末，西方发生经济危机，高校经费严重不足，迫于生存压力，西方学者纷纷转向应用研究，到企业、政府去找经费。这就使得以往宏大高远的理论建构被弱化，相应的理论研究成果也减少，有关学科学术研究由此出现一个“拐点”，或者叫“悬崖边”“断裂带”。假如我们能够站在西方学术的“断裂处”起跳，研究西方学者不愿意或者没有精力能力研究的课题，就能改变部分学术研究“西云亦云”的状况，提升学术研究的时代性、前沿性和前瞻性。
评价一项学术研究有没有价值，一是看实践性、应用性，一是看理论性、前沿性，有的学术研究既有应用性又有前沿性，有的则前沿性很强但至少暂时看不出有何应用性。不管怎么说，学术研究不能“在别人翻过的地上使犁”，不能“重复别人昨天的故事”，嚼“他人嚼过的馒头”，走人家走过的路，而必须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站在学术的“断裂处”勇敢“起跳”，做一些别人没做过却亟待去做的开创性研究。这种研究尽管并不容易，但只要结出“学术之豆”，就可能是“金豆豆”；相反，在人家的“学术熟地”上亦步亦趋，即便“开垦”起来很轻松，成果不断、著作等身，也只是简单的低水平重复，甚至仅仅是浪费财物的“学术泡沫”“学术垃圾”。
我省另一位长江学者在接受采访时也深有感慨地表示，当前学术界的学风作风总体是好的，但也有一种值得注意的情况，这就是“邯郸学步”式地跟在西方学术的背后亦步亦趋，简单移植西方理论，简单套用西方学术概念，简单重复西方学术命题。由此带来的问题一是西方刮什么风，他们就下什么雨，二是学术研究的前沿性、创新性不足，有的学术成果甚至仅仅成为职称评定的工具。
超越这种现象，无非两种办法：一是强化本土意识，立足实际，扎根土壤，善于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广阔舞台中找课题，把论文写在“中国的大地上”；一是找到西方学术的“悬崖处”“断裂带”，站在西方学术的前沿，开展开创性研究，拿出原创性成果。
学术研究是一项需要大量财力物力脑力投入的事业。学术研究的“起跳点”选得对，事半功倍，节省高效；反之，则事倍功半，徒然浪费，甚至撒播“龙种”而收获“跳蚤”。学术研究还是一项崇高的事业、艰苦的事业。树立在西方学术“断裂处”起跳的志向需要担当和勇气，发现、找准西方学术的“断裂处”在哪里同样不容易，需要有深厚的学养、敏锐的触角和良好的作风学风。值得欣慰的是，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我国学界不管是人才储备，还是学术能力，都有了很大提高，许多研究成果已经站在了世界的前沿。从这个角度来说，能不能、敢不敢、会不会站在西方学术的“断裂处”起跳，既是一个学术方法和作风问题，也是一个学术自信和文化自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