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向全党揭示了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的新时代历史使命。“四个伟大”历史使命昭示了中国共产党人为谁谋发展、为什么作奋斗,回答了中国社会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明确了党将领导人民做什么、怎样做。能不能统揽“四个伟大”历史使命,关系到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壮大。新时代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必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伟大实践中统揽“四个伟大”历史使命。
统揽“四个伟大”历史使命,需要从思想上明白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的艰巨性。作为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提出来,“四个伟大”不是短时期的任务,即使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预期目标来说,它至少也要管30多年。显然这是一条漫漫新长征路,我们可以想到和难以预测的问题和困难会很多,将要面临的风险会很多,将要应对的挑战会很大,将要承担的任务会很重。新时代的长征路上,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都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只有深刻认识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的艰巨性,才能保持思想自觉和政治定力, 确保“四个伟大”历史使命的统筹推进。
统揽“四个伟大”历史使命,需要从实践上注重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的整体性。坚持“四个伟大”历史使命的整体性是党引领新时代伟大实践发展大局的必然要求。从党的十八大到党的十九大,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创新实践已经形成思路清晰的大局部署。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的统领下,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及致力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等,以系统完整的发展架构为践履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提供了宽阔的实践平台。践履“四个伟大”历史使命,就是从发展战略的整体上落实党中央治国理政实践的大局部署。
统揽“四个伟大”历史使命,需要从部署上加强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的协调性。党引领新时代伟大实践,已经铺展开一盘大棋,各路棋子只有协同配合才能胜券在握、赢局有望。把伟大工程建设好,是进行伟大斗争、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取得成功的保证,如果不能有效进行伟大斗争、顺利推进伟大事业、成功实现伟大梦想,伟大工程的决定性作用也就无从谈起。“四个伟大”历史使命中的任何一项具体任务执行不力,都会影响其他具体任务的完成,从而阻碍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的整体效能和合力作用。统筹推进“四个伟大”历史使命,就必须把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结合起来谋划、统一起来部署、协调起来执行,“四个伟大”关系协调了,党的历史使命才能在引领新时代的伟大实践中发挥作用。
统揽“四个伟大”历史使命,需要从运作上彰显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的兼容性。“四个伟大”互为条件、互相支撑。进行伟大斗争是基础,建设伟大工程是保证,推进伟大事业是方向,实现伟大梦想是目标。基础、保证、方向、目标是相互兼容的。伟大斗争是完成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的必然方式,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的过程必然充满矛盾,面对矛盾就必须进行各种斗争。伟大工程是完成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的根本保证,它的决定性作用必然表现在对伟大斗争、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的全面领导上。伟大事业是完成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的实践平台,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实现伟大梦想都依托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的实践发展。伟大梦想是完成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的动力源泉,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都因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目标而形成不竭的精神力量。
统揽“四个伟大”历史使命,需要从内涵上领会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的理论性。“四个伟大”不仅是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而且是新时代党进行思想创新的理论载体。理论是行动的先导,自觉的行动来自理论的清醒。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虽然提出的时间有先后,但都已经历了长短不一的实践过程,如果缺乏对“四个伟大”理论上的领会和把握,就容易对新时代党的使命担当出现思想懈怠和行动麻木。习近平总书记围绕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讲话,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内容丰富,涵盖广泛,思想深刻。统揽“四个伟大”,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武装,从理论上深刻把握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的内涵,从而达到行动上自觉执行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的要求。
统揽“四个伟大”历史使命,需要从立场上坚持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的人民性。为民造福是贯穿“四个伟大”历史使命的思想之魂,也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新担当新作为的价值取向。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论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党执政的奋斗目标,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践履新时代“四个伟大”历史使命,就是要以党的责任新担当和实践新作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民生是最大的政治。要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把人民群众的小事当作我们的大事,从人民群众关心的事情做起,从让人民满意的事情抓起”。坚持人民性是新时代统筹推进“四个伟大”历史使命的政治立场。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刚刚结束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分析近期经济形势时有一个新的提法和重大判断,“当前经济运行稳中有变,面临一些新问题新挑战,外部环境发生明显变化”。以“稳中有变”来概括当前经济形势,可谓切中要害,一语中的。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了六个“稳”:“要做好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工作”。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稳”始终在前,是一切工作的基础和前提。那么,在“稳中有变”的环境和条件下,如何积极应对、综合施策、更好地实现稳中有进?
首先,前瞻、灵活、有效地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宏观经济政策从来不是僵化和一成不变的,而是需要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进行相机抉择和逆周期调节。鉴于我们所面临的内外环境的明显变化,中央在继续“坚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的同时,还强调要“提高政策的前瞻性、灵活性、有效性”。这一表述意味着,对宏观政策的调整正在逐步展开。当然,这种调整不是政策的全面转向,不意味着全面放水和宽松。
其次,以消费升级、民间投资和乡村振兴三个方面为突破口扩大内需。要为消费升级营造更加良好的环境和制度,推动收入分配改革,持续增加居民收入,使居民可支配收入能保持与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相匹配的合理均衡的增长。要让民间资本活力充分释放,最重要的是要确保企业的财产权和知识产权得到有效保护,确保市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全面落实乡村振兴战略规划,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实现城乡、区域的协调发展,实现全国大市场的形成。
再次,以补短板为重点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基础设施特别是与乡村振兴密切相关的一些基础设施,未来仍有较大空间;去产能仍存在“制度梗阻”,“僵尸企业”还在无效占用资金,需要坚决出清;降成本,特别是制度性交易成本的降低仍有较大空间,减税降费的长效机制有待建立和完善。
最后,中长期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出路在于改革开放与创新驱动。将改革进行到底,需要彻底推动国企、财政、金融、土地、收入分配等基础性关键领域改革开放,需要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建立一套能够适应和引导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确保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在加快开放方面,要落实扩大开放、大幅放宽市场准入的重大举措,落实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制度,保护在华外资企业合法权益。同时,消除对出口的过度依赖。
未来中国的希望在自主创新。实现创新驱动,首先要打破思想禁锢,有必要再来一次全国各行各业的思想大解放,为创新营造更为宽松良好和更可持续的环境,激发创新创造创业创富的活力和激情。
(作者为中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围绕“马克思主义如何深刻改变中国”这一主题,本报记者邀请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王树荫教授进行访谈。
记者:在人类文明众多理论成果之中,为什么中国需要马克思主义?
王树荫:中国为什么需要马克思主义?第一,其他主义解决不了中国问题。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反帝反封建成了近代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从林则徐到孙中山,从虎门销烟到辛亥革命,无数仁人志士相继登场,各种解决方案纷纷破产。他们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而这一问题又亟待解决。在这种情况下,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给苦苦探寻救亡图存出路的中国人民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全新选择。第二,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能够解决中国问题。五四时期,各种主义、思想、流派、学说纷纷亮相,而马克思主义只是其中的一种。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能解决中国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不仅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而且还揭示了资本主义运行的特殊规律。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社会有其自身无法克服的基本矛盾,它一定会被更高的社会形态所代替。这一点被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充分认识。第三,中国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对的。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三次伟大飞跃充分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只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记者:您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怎样改变中华民族、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并深刻改变中国命运的?
王树荫: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能深刻改变中国,它通过什么路径去改变中国?我有一个深切的体会:中国因马克思主义改变了历史命运,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焕发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那么,马克思主义是怎么改变中国命运的?我认为是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来实现的。马克思主义深刻改变中国命运,是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逻辑和重大成就。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中国赢得了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伟大胜利,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开辟了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目前正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康庄大道上奋勇前进。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说,“马克思主义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使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奇迹。”
记者: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真理,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
王树荫: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必须中国化,我们直接用它来指导实践行不行?这里面有一个转化的历史逻辑在里面。马克思、恩格斯距离中国千山万水,但他们自始至终都在关注着中国,并清楚看到革命火种在中国封建社会内部迅速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高度肯定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进步的贡献,科学预见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出现,甚至为他们心中的新中国取了靓丽的名字——“中华共和国”。马克思主义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与当时中国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相结合,否则很难发挥作用。毛泽东同志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人,他在1930年5月就写了《反对本本主义》,并在全面抗战时期不断论证、说明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习近平总书记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有很多重要论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进程中产生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或许可以这样理解,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有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中国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从毛泽东思想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可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是马克思主义改变中国历史命运的重要环节和历史逻辑。
记者:新时代如何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王树荫: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我认为有三句话必须牢记并坚守。第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动摇,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前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要先继承才有可能发展。第二,坚持反对各种形式的教条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大敌人就是教条主义。恩格斯曾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近百年的中国共产党历史、40年的改革开放历程,基本上是伴随着反对教条主义走过来的。如果不冲破教条主义的束缚,不顶住教条主义者的阻力,不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就不可能发展创新。第三,以解决中国问题为出发点和归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以中国为中心,以中国问题为中心,以中国现实问题为中心。这三句话看似重复,实则是递进关系。毛泽东同志曾指出,我们要坐在中国的身上研究世界的东西。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这一过程就是在解决中国的问题。坚持以中国问题为出发点和归宿,这也是新时代我们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前进的正确导向。 本报记者 陈立民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近年来,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全省科技系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按照省委十三届四次全会的部署,坚持企业是主体、产业是方向、人才是支撑、环境是保障的工作理念,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中理清发展思路,在深化改革创新发展中明确关键举措,在落实政策加大激励中优化创新环境,牢牢把握工作着力点和改革突破口,推动各项工作迈上新台阶,创新型省份建设取得明显进展。2017年,全社会研发投入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为2.7%左右,科技进步贡献率达62%,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产值比重达42.7%,高新技术企业突破1.3万家,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达22.5件,区域创新能力继续位居全国前列,成为我国创新资源最密集、创新活动最活跃、创新成果最丰硕、创新氛围最浓厚的地区之一,科技创新在全省发展大局中发挥了重要支撑引领作用。
省委明确了高质量发展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定位,强调强化创新引领,并对系统推进创新型省份建设作出了新部署、提出了新要求。这就需要我们紧扣新时代战略部署,切实提升创新型省份建设水平,加快推动从科技大省向科技强省跨越,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走在全国前列,为建设“强富美高”新江苏作出更大贡献。从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来看,提升创新型省份建设水平十分迫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就需要我们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上进行思考,把加快建设创新型省份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大举措,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战略需求,致力于破解新的发展难题、提供新的战略支撑,在工作上开创新局面,在改革上迈出新步伐,创造性地推动新时代江苏科技事业蓬勃发展。从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性变化来看,提升创新型省份建设水平十分迫切。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这就需要我们把科技创新放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大局里去思考,主动融入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文明等各领域各方面,以创新理念引领发展变革,以创新供给提升发展质量,为创造美好生活、实现共同富裕提供更加全面、更加及时、更加精准的科技支撑,不断增进人民群众的科技获得感、幸福感。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来看,提升创新型省份建设水平十分迫切。我国经济结构出现重大转变,由过去的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对科技创新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迫切需求。近年来,江苏不断加大科技创新工作的推进力度,取得了明显成效,但对照先进水平,也存在不少亟待破解的问题和短板,如:企业创新能力不强,产品附加值不高,产业结构整体上仍然处于中低端,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发挥还不够充分,等等。这就需要我们有信心、有耐心、有定力地抓好自主创新,加速新旧动能接续转换,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高质量发展厚植根基,努力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
面向江苏未来发展重大需求,全省科技系统将坚定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高水平创新型省份,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在全面创新中的核心作用,努力提升江苏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地位和创新对江苏发展的支撑能力。下一步,重点实施一深化四提升专项行动。一深化,就是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机制创新。坚持需求导向、问题导向、效果导向,着力破解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和政策性问题。进一步推进省产业技术研究院改革发展,吸引集聚一批水平领先或填补空白的重大技术成果转化项目,在全球范围内新选聘一批项目经理及团队,新建一批专业研究所和海外窗口,孵化培育一批研发型公司。进一步加快省技术产权交易市场建设,并构建技术转移信息服务一张网。进一步深化科技“放管服”改革,探索省科技计划(资金)项目科学管理新模式,赋予高等院校更大的科研项目管理自主权。进一步支持地方先行先试,支持南京深化科技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充分发挥常熟、海安县域科技创新体制综合改革试点的示范作用,探索各具特色的创新发展新模式。
着力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加快构建技术创新体系,积极培育科技小巨人企业、“单打冠军”企业。围绕激发企业内生动力,完善科技副总选聘机制,提升企业院士工作站建设水平,引导和支持企业加强专利布局。积极将研发机构建设到企业,依托行业龙头企业新建一批省级企业重点实验室,争创一批国家级企业研发机构。积极将科技服务覆盖到企业,将创新政策落实到企业,最大限度调动企业创新积极性。
着力提升产业科技创新能力。强化原始创新和集成创新,促进创新成果和产业发展紧密对接。聚焦前沿核心技术突破,实施前瞻性产业技术创新专项。融入国家创新体系,积极参与国家重大科技专项。聚焦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培育一批重大自主创新战略产品。聚焦科技惠民富民,启动乡村振兴战略科技创新行动,加快科技资源向苏北集聚。
着力提升区域创新发展能力。坚持统筹推进和特色发展,构筑区域创新发展新优势。加快建设苏南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争创国家军民科技协同创新平台建设试点,打造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创新高地。提升高新区创新发展水平,从规划建设、管理体制、服务保障等方面为高新区发展提供法治保障。完善高新区创新驱动发展综合评价发布、定期通报和动态管理机制,支持有条件的高新区争创国家创新型特色园区、知识产权示范园区和生态工业园区。推动基层科技创新,支持有条件的县(市)创建国家创新型县(市),积极争创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
着力提升创新平台集聚能力。围绕创业孵化平台,推进众创社区、众创空间建设,完善创新创业孵化链条和服务体系。围绕基础设施平台,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支持高校院所建设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围绕开放创新平台,积极参与“一带一路”科技创新合作,着力集聚全球高端创新要素。围绕科技金融平台,启动科技金融进孵化器行动,完善孵化+创投服务模式。围绕知识产权保护运用和服务平台,建设用好国家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完善知识产权运营市场机制,加快建设引领型知识产权强省。大力倡导创新文化,在全社会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浓厚氛围,为“强富美高”新江苏建设提供更加坚实有力的科技支撑。
(作者为省科学技术厅厅长)
今年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也是海州区三区两城建设的基础年,还是海州经济开发区一区五园融合发展的首战之年。海州经济开发区将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新眼界把准新方位,以新担当谋求新作为,以高质量发展后发先至为主线,培大育强主导产业,做到内养精气神、外练“筋骨肤”。
“筋”,人之力也。强筋,就是提升产业质量,让产业筋骨壮起来。产业是开发区发展的基石。按照强化项目支撑、提升园区承载、推动企业发展的要求,突出结构优化、扩大体量质量、坚持分类施策,努力把项目拉动、园区带动、政企联动贯穿于产业升级的各个维度。一是高层次提升产业。加快构建富有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推动新的动能蓄势迸发。坚定不移做强医药健康、装备制造等产业集群,集中力量做强医疗器械产业园、青远智能装备产业基地和日出东方、联瑞新材料等产业项目,推动产业发展向价值链高端环节攀升。二是加速度推进项目。以项目建设推动产业结构优化、经济总量扩张,围绕各板块产业特色,实施更为精准的靶向招商,创新推广产业链招商、优势资源招商等模式。严格实行时间倒排、任务倒逼、责任倒追,保持每位分管领导直接抓、主要领导重点抓的推进机制,确保在谈项目落地生根、在建项目早见成效。三是实举措服务企业。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充分发挥开发区企业创新优势,强化企业家示范引领作用,打造具有战略眼光、开拓能力、创新精神的优秀企业家队伍。大力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创新政企互动机制,弘扬店小二精神,加快“放管服”步伐,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
“骨”,体之坚也。壮骨,就是确保协调发展,让园区基础硬起来。基础设施是推进开发区发展的重要支撑,须以强功能、提品位、优环境为重点,全面深化产城融合,努力把和谐宜居、充满活力、富有特色体现在开发区建设的方方面面。一是精心打造基础设施工程。立足抓大不放小,坚持进度质量并重,全速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动道路提档升级,推进水电气畅通工程,推进棚户区、背街小巷改造等民生基础设施建设,让群众从日常生活中感受变化、获得实惠。二是精致构建公共服务体系。打造更接地气的公共服务,不断拓宽公共服务半径,深化医养融合发展,高标准推进行政村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更好地满足多元化民生需求。三是精细完善园区配套功能。坚持规划引领、同步设施配套,推动开发区功能实现质的提升,高质量推进控规全覆盖及动态更新。同时,全力推进城市综合体、总部经济等建设,让开发区脸谱更加鲜明、形象更加饱满。
“肤”,人之表也。靓肤,就是推进绿色发展,让园区环境美起来。青山绿水共为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我们必须坚持促减排、筑屏障、重保护,努力把天蓝地绿、水清地净、和谐统一融入到项目建设的每时每刻。一是打好生态治理攻坚仗。深入实施“263”专项行动,一刻不松狠抓生态治理,不断改善环境质量。完善污水处理机制,强化河道水质动态监测,推动河长制由巡河向治河、管河、护河发展。二是打好生态建设主动仗。从源头上杜绝化工、印染等高污染企业进驻开发区,高标准打造公共绿地、生态廊道,切实减轻环境承载压力。三是打好生态经济持久仗。突出生态优先理念,坚持乡村振兴战略,切实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生态资源转化为富民资源。
(作者为连云港市海州区委常委、海州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书记)
姜堰地处苏中之中,是泰州市东门户,位于泰州、南通、盐城三市交界处,南倚扬子江城市群、北邻江淮生态经济区,是一个拥有诸多“交汇”特点的潜力新城。我们深入开展思想大解放活动,在“交汇”点上因势利导、靶向发力,努力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行稳致远。
40年的改革开放,姜堰抢抓改革机遇,以开放的心态汇聚各类资源,实现了由农业大县向新型工业城市的迈进。一是市场资源的“交汇”加速了产业现代化进程。坚持以市场为取向,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大办乡镇工业,积极引进外来资本、项目、技术,以双登集团、苏中药业、太平洋精锻、曙光集团为代表的一批重点骨干企业脱颖而出,形成了以新能源、石油装备、机械制造、纺织服装、医药化工等为特色的工业产业体系。二是城乡资源的“交汇”加速了新型城镇化进程。姜堰的城市发展经历了两次跃升,1994年撤县设市,城市建设步伐开始加快,小城镇建设和村镇建设得到重视和加强;2012年撤市设区,泰姜发展加快融合,交通路网加速畅通,城市功能加速提升,良好的市容市貌、便利的生活条件吸引了更多人口向城镇转移。三是社会资源的“交汇”加速了生活小康化进程。人民生活不断攀升,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由1978年的490元、154元提高到2017年的40167元、19208元,城乡居民养老、医疗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8%以上,60周岁以上年老人员基础养老金、80周岁以上高龄老人发放尊老金实现全覆盖、行政村通达公交全覆盖、接通长江水全覆盖,群众安全感和法治建设满意度全省领先。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姜堰发展的每一个重要阶段,都是以思想解放为先导,只有始终不渝地推进思想解放、与时俱进,才能科学认识发展的新趋势新潮流,正确应对面临的新挑战新机遇,准确把握发展的新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新期待,不断开创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局面。
站在新时代、新起点上,我们坚持系统思维,立足高质量要求,把握“交汇点”特征,明晰了“省内学海安、省外学上虞”的目标追求,以更有力的措施,推动姜堰全力争先赶超、全面建成小康。一是构建“一城三区”,带动区域整体联动。分类打造主城区、工业集中区、溱湖生态经济区、通南经济发展区“一城三区”,通过资源要素优化配置,形成区域联动。主城区以泰姜融合为导向,注重品质提升、有机更新,打造更宜居、更文明、更生态的精致城市。中部工业集中区着力集聚高端创新要素,积极引入优质工业增量,做优做强实体经济。通南经济发展区以农业改革为动力,发展高效农业、精细农业,加快贫困户脱贫、贫困村摘帽步伐。溱湖生态经济区以特色为抓手,深入挖掘生态优势,导入高端医疗资源,把生态环境优势转换为生态经济优势。二是实施“三大战略”,推动产业协调发展。把产业发展、产业联动作为提升区域经济竞争力的突破口,大力实施产业强区、科技兴区、环境立区三大战略,突出招商引才局的主体作用,明晰新能源、机械制造以及大健康、电子信息“2+2”产业方向,推行产业链、创新链、资本链、人才链有机融合。新能源产业以新材料为支撑,以双登集团、中来光伏等企业为代表,发展高效光伏,培育锂电池上中下游及应用;机械制造以智能制造为方向,以太平洋精锻科技、曙光集团为代表,借助现代技术改造传统机械制造业;大健康产业重点,依托全国健康旅游示范基地,致力导入高端医疗资源;电子信息产业,依托华芯半导体、易华录华东数据湖等项目,重点发展半导体、光储存等新兴行业。同时,加快发展农副产品精深加工,注重与乡村旅游、电子商务、现代物流有机结合,推动“接二连三”,打造“第六产业”,以新经济、新业态、新模式打造新的增长极,通过三次产业同频共振,充分彰显均衡发展的特质。三是紧扣“三大定位”,持续放大城市品牌。持续放大生态品牌,统筹城乡空间布局、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生态建设和社会管理,严格控制生态红线、城市边界线、耕地保护线,积极推动城市由粗放经营向集约发展转变,打造“生活精致的田园新城”。持续放大教育品牌,充分利用姜堰走出去的专家、院士、学者等资源,加强与大院大所产学研合作,建实新材料产业研究院、石墨烯研究院等平台,促进人才引进与产业发展的良性互动,打造“科教先进的创新乐土”。持续放大旅游品牌,以国家5A级溱湖度假区为核心,结合周边小杨、河横、湖南等特色田园乡村,做足“水”的文章,争创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国家旅游度假区,打造“休闲康养的旅游胜地”。
(作者为泰州市姜堰区委书记)
解放思想圆桌会
嘉宾:
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黄明理
省环保厅生态处处长、宣教中心负责人 张 雷
江苏高投集团副总裁 徐 清
主持人:
新华日报全媒体评论理论部记者
颜云霞
冲破思想樊篱是当务之急
主持人:新中国历史上有多次思想大解放,与前面几次相比,这次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有哪些必要性和紧迫性?
张雷:新中国成立后经历多次思想大解放,感触比较深的是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然后是1992年、1997年围绕资源配比、市场经济的讨论。从江苏来讲,集体经济、开发区、社会治理等方面都有思想解放的光芒。
新一轮思想大解放,最紧迫的、最必要的首先是要把思想统一到十九大精神上来,统一到中央的各项部署和省委省政府的要求上来。二是在行动上要有一种尽快融入新时代的急切心情。三是要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的动员、引领作用,把人民群众投入社会主义事业伟大实践、创造美好生活的热情充分调动起来。
黄明理:思想解放是一个进行时。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几乎每隔十年左右就会有一次思想解放。随着我们进入新时代,新时代有新问题,新问题需要新理论、新思想、新思维。但思维存在惯性,这次思想解放主要是解决跟新时代不相适应的、旧的思想观念。从一般意义上讲,解放思想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需要。没有思想解放,就不会有大的改革。从特殊意义上讲,解放思想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一种需要。“行百里者半九十”,越接近成功,面临的困难就越大,对人的意志力考验就越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想功亏一篑,就必须解放思想。只有解放思想,才能克服重大困难,迎接重大挑战,解决重大矛盾。
徐清:改革开放走过40年,我们进入改革进程的深水区。从国际上来说,中美贸易战对中国形成压力、挑战。从国内来说,无论国资改革还是农村改革,抑或是教育改革,都需要思想的碰撞。解放思想,冲破思想的樊篱,是我们的当务之急。
解放思想须以科学理论为指引
主持人:娄勤俭书记在省委十三届四次全会上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我们解放思想的根本遵循。对此,如何理解?
张雷:开展思想解放大讨论活动,是省委省政府着眼于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强化全省六个高质量发展的思想保证,也是激励我们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一项重要决定。思想是革命的先导,解放思想必须以科学的理论为指引、为遵循。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它是我们解放思想的定盘星,是我们一切行动的指南针。
黄明理:解放思想不是胡思乱想,它是一个政党的理论自觉。这就是说,解放思想是有原则的,有立场的,有方向性的。解放思想是为了在更高层次上统一思想,统一到哪里呢?统一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进入新时代之后,全党、全国人民思想智慧的结晶。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才能使我们的思想统一到实现中国梦这一伟大目标上。如果不以此为遵循,解放思想就会变成思想的混乱,甚至可能在意识形态、指导思想上陷入西化的邪路。
娄勤俭书记就解放思想打过一个比喻。他说,现在影响思想解放的一个最大问题是路径依赖和惯性思维,是身体进入了新时代,但思想还停在“过去时”。比如,口头上讲要坚持发展新理念,不讲唯GDP论,但在行动上常常还是老套路,忘记了质量导向,崇拜增速,甚至搞一些流血的增长速度、冒烟的增长速度、借债的增长速度。再如,有些人嘴上说把人民群众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但在实际生活中并没有坚定立场。这些都是思想落后于现实的表现。只有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内化,我们才能够突破旧的思维,开辟一条新路。
徐清:解放思想一定要有科学理论的指引,而不是宽泛地去解放思想。一方面,解放思想一定要站在中央的高度,高格局、高眼光地来解放思想。要破除圈子思维、地方主义与本本主义,把创新发展放到全国的大局来审视,审视我们江苏的发展,审视我们企业的发展,这样才能把解放思想运用到极致。另一方面,解放思想要破除传统观念,比如重GDP,重数轻质。要做到这一点,一定要坚持久久为功,做到功成不必在我,如此,解放思想才能真正落到实处。
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
主持人:在具体实践中,我们怎样进一步解放思想,特别是把思想统一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上来?
张雷:解放思想凝聚的强大动力推动着我们这个时代稳稳地向前,奔流不息。作为生态环境保护的工作者,解放思想说到底就是要贯彻落实好中央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总动员,落实好省委省政府对蓝天白云保护的主攻要求,尽快把江苏发展的短板拉长,薄板加厚,弱板做强。
一是要把改革创新贯穿于治污攻坚的全过程。注重制度创新、机制创新、思路创新、协调推进、系统思维。坚持问题导向,坚持目标导向,力戒刻舟求剑,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环境的向往。二是贯彻落实省委十三届四次全会的部署,把严管和服务结合起来,坚持两条腿走路,为发展空间划清底线、列好清单,为全省各区域的高质量发展腾空间、扩容量。三是发扬江苏环保人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奉献的精神,为建设“强富美高”新江苏增添新动能。
黄明理:首先要充分认识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创新的伟大意义。解放思想要处理好变与不变的关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唯物史观的基本世界观、方法论,以人民为中心的基本价值观是始终不变的。变的是什么?是在这个世界观、价值观指导下,具体解决问题的方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在坚持基本原则基础之上的一种方法变化与创新。
其次,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还要有一个正确的政治站位和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生活中我们常常看到两极,一极是对我们取得的成就沾沾自喜,盲目自负自大,另一极是把问题无限放大,产生悲观论调。这都是缺乏唯物史观的表现,没有处理好两点论、重点论的辩证关系,没有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如果没有科学的世界观、坚定的政治立场,我们就可能被极左极右的思潮所左右。
最后,解放思想关键在于党员干部,要勇于自我革命,超越自我利益,以为人民谋利益为根本的价值取向,这是思想解放领头人应该做的事情。
徐清:对江苏高科技投资集团而言,解放思想关键是在省委、省政府助推创新创业发展、助推江苏经济转型发展方面,我们怎样做好率先的抓手。近年来,我们成立了江苏人才创投联盟、江苏人才创新创业路演中心,组建了江苏上市培育基地,致力于把江苏的创新创业企业培育好,把江苏和资本市场的纽带联结好。此外,我们与各个设区市、县区市进行深入合作,积极配合各地政府把创新创业的工作做得更好。
本报记者 颜云霞
国家统计局今年初公布,2017年中国大陆全年出生人口1723万,比上一年减少了63万,显示全面二孩政策导致的出生人口高峰很可能已经过去。这一观点从目前各地卫计委披露的人口出生情况中得到验证:2018年上半年的新生儿人数同比下降了约15%-20%。这意味着,2018年的出生人口比2017年还将有较大幅度的下降。更糟的是,按照2010年的普查数据,未来十年内我国的生育旺盛期妇女将减少约40%。在未来二三年内,随着我国第三次人口高峰期的育龄妇女逐渐退出育龄期,以及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导致的生育堆积效应释放结束,我国的人口出生率必然面临断崖式下跌。“少子化”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提高生育率应成为新时代中国人口发展面临的新任务。
我们认为我国鼓励生育的措施可分为短期、中期和长期的应对政策。短期内,应全面放开生育,优先发展幼教产业和公共托幼服务,加强国家义务教育体系。
立刻全面放开生育。我国女性的生育高峰在25-30岁。从人口结构来看,1975-1985年出生人口的生育意愿较强,但目前已过最佳生育期,二孩积累效应将释放完毕。而90年代人口相对减少,加上生育观念改变,指望这部分人担当生育重任不太现实。只有1986-1990年回声婴儿潮出生的人口,总数高达1.2亿,又有较强的生育意愿,且目前仍有2年左右的时间处于最佳生育期。应利用这一时间窗口,立刻全面放开生育。
大力发展幼教产业和托幼服务。目前低龄儿童的照料主要是通过母亲兼职甚至全职照料、祖辈的照料支持,以及分散且昂贵的市场化托幼机构实现的。随着人口老龄化和个人主义的发展,老年人承担儿童照料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应明确国家在公共托幼服务中的主体责任,重建国家公共托幼体系,探索将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的可能性;通过税收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兴建民办幼儿园,并加强政府管理;社区街道也可设立托幼机构,提供基层保育服务。努力形成“公立幼儿园为主,民办幼儿园为辅,社区街道托幼机构补充”的多层次的托幼体系,帮助家庭分担儿童照料责任。
加强义务教育体系。我国很多地区把素质教育理解为早放学,普遍缩短义务教育时间,以至于很多家庭花费大量时间、金钱和精力,接送小孩并奔波于各种培训班,严重增加了家庭抚育子女的成本。要改变现有素质教育的方式,以公办学校为载体在学校内部展开素质教育。可考虑恢复小学生“朝八晚五”的上下学时间和实施弹性放学制度,以便与职工的上下班时间相衔接。也可针对双职工家庭9岁以下的儿童开设寒暑期班,开展素质教育。为此,要努力增加中小学的基础设施和师资供给,并提高教师的收入水平。
发挥基层计生干部的力量,引导舆论宣传。应纠正把人当作负担的片面认识,形成“人既是消费者更是生产者”的科学人口观。发挥基层计生干部的力量,引导社会恢复和树立多子多福的理念。
中期内,建议建立生育基金制度,并妥善利用好存量的社会抚养费,通过花费较小的经济手段来鼓励家庭生育;延长产假并建立育儿假制度;制定鼓励生育的住房政策,等等。
设立生育基金制度,尽量实现二孩生育补贴的自我运转。可规定40岁以下公民不论男女,每年必须以工资的一定比例缴纳生育基金,并进入个人账户。家庭在生育第二胎及以上时,可申请取出生育基金并领取生育补贴,用于补偿妇女及其家庭在生育期中断劳动而造成的短期收入损失。如公民未生育二孩,账户资金则待退休时再行取出。生育基金采用现收现付制,即个人累计缴纳而尚未取出的生育基金,可用于政府对其他家庭的生育补贴支付,不足部分再由国家财政补贴。
提取存量抚养费资金用于生育补贴,减轻财政压力。目前不应再对超生子女的家庭收取社会抚养费,相反我们应提取存量的社会抚养费用于生育补贴。考虑到我国社会抚养费已经征收了30年,存量资金应是一个极为庞大的数字,理论上可以支撑一两年内对二孩家庭的生育补贴。可考虑将存量抚养费资金用于充实生育基金,或作为生育基金的初始资金。
延长产假时间,考虑建立育儿假制度。我国从2016年起,将头胎和二胎产假分别调整为30天和128天,丈夫的陪产假从10天增加到15天。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产假时间仍然较短。可先将二胎产假延长到6-8个月,育儿假延至一年,丈夫的陪产假延至3个月。等时机成熟后,再对生育二胎以上的夫妇延长产假或引入育儿假。为减轻企业负担,妇女在产假或育儿假期间的薪资,可考虑按比例或以固定金额由国家财政或生育基金支付。
制定鼓励生育的住房政策。居住条件对人口生育率有较大影响,可考虑住房政策向二胎或多胎家庭倾斜。如提供长租房,对二胎或多胎家庭优先;对低收入的二胎或多胎家庭提供3年的租房补贴,或房贷优惠,等等。
长期内,待以上政策效应递减时,应充分发挥财税政策的调节作用,对多孩家庭和女性再就业的企业给予税收优惠,并对多孩家庭给予财政补贴。
对二孩家庭减免个人所得税,或是按照孩子数量累进抵扣个人所得税。由于孩子在未来缴纳社会养老保险等税金,家庭已为社会养老体系做出贡献。因此,向二孩家庭抵扣个人所得税,用以弥补家庭的生育成本是合理的。考虑到未来我国人口老龄化加剧,社保基金缺口增大,为长远计,税收抵扣必须适度,并注重其经济效率。建议仅对多孩家庭的第二个以上孩子(六岁以下)集中抵扣税额,也可按孩子数量累进抵扣所得税,同时设立一定的封顶额。
对多孩家庭进行适度财政补贴。税收抵扣仅对中高收入人群有激励,但对边际税率很低甚至是零税率的低收入人群并无作用。在这一阶段,各级财政有必要对多孩家庭尤其是经济困难家庭加大财力支持。包括:生育奖励,如对孕期、哺乳期的妇女给予生育津贴,对家庭6岁以下儿童发放育儿津贴等。为提高补贴效率,可仅对家庭第二个以上孩子发放财政补贴。如果国家财力上仍有困难,建议针对低收入家庭或是在人口老龄化较严重的地区加以实施。
通过税收支持或财政补贴,鼓励企业保留或提供生育后再上岗妇女的岗位,减轻妇女职业发展压力。我国妇女就业率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妇女的就业保障措施尤为重要。由于女性在产假和哺乳期间可能被迫中止劳动,企业为减少损失往往选择解雇怀孕员工,导致女性生育后丧失原有职位,极大削弱了妇女的生育意愿。尤其是高知女性,职业发展压力更大,生育意愿更低。可对企业进行一定的税收支持或财政补贴,鼓励企业保留或提供生育后再上岗妇女的岗位。
最后,生育政策应充分考虑地区的差异性。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人口向中心城市迁移,中小城市的年轻人口大量流失。我国东北地区以及部分计划生育执行较严格的地区,人口老龄化尤为严重。相反,东部一线城市仍然面临着人地资源紧张和极大的人口压力。中央应制定鼓励生育政策的基本框架和原则,各地政府可根据当地的生育率以及老龄化程度,制定地方性的人口政策。这样不仅能促进人口发展的地区均衡,而且可总结各地试点经验,为下一步大规模实施奠定基础。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
江苏“两聚一高”新战略,聚力创新的聚力点应是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提高数字经济在发展中的首位度。通过数字新技术重构实体经济,汇入更多智能,实现实体经济的新升级。通过培育数字化发展新动能,着力提高数字经济规模占总体经济规模的比重,到 2020 年,江苏数字经济规模占总体经济规模的比重(iGDP)达到 50%水平,数字经济逐步占据主导地位,全面提升生产力水平,提高经济质量,把数字经济推进江苏由经济大省向经济强省跨越的作用发挥充分。
主导方向。数字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是智能经济,制高点是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生态系统的构建要以智能化为主导方向,突出智能产品和服务解决方案。人工智能是今后 5-10 年经济社会发展强大的驱动力,江苏必须牢牢抓紧这个战略重点,倾全省之力领先发展人工智能。
生态结构。数字经济生态结构概括起来就是“一大二化四个基础”。“一大”就是建立智能数字大脑。数字大脑用以存储、管理、保护数字经济的基础海量数据,其顶层为省、市两级数字大脑,其功能是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开发政府数据资源,实现对数据资源的集中管理、应用与保护。“二化”就是智能产业化和产业智能化。智能产业化包括智能硬件、智能软件和智能服务;产业智能化包括智能工业、智能农业、智能服务业、智能农村、智能城市等,是实体经济与数字技术的融合,重构传统经济。“四个基础”就是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新一代技术,是数字经济产生发展的动力,是打造高端数字产品,并最终应用于实体经济,使其跨越升级的重要支撑。
产业布局。各地区结合自身产业特点和优势,抓住数字经济发展“风口”,大跨度向以数字为基的新实体经济“换道”,在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方面定好位,谋求奇迹的产生。南京可在现有的软件和信息服务产业优势基础上,重点发展云计算平台以及工业控制软件、研发设计软件、数据分析软件等高端服务软件。苏州可继续扩大语音识别、机器视觉等人工智能技术的优势,探索推进人工智能在智能制造、软硬件终端和服务业等领域的应用。无锡可发挥出物联网及芯片产业的优势,把物联网产业这个龙头高高扬起。常州可加强机器人伺服系统、控制系统以及减速器等关键零部件的自主研发能力,谋求智能制造方面的飞跃性突破。
生态机制。首先,数字经济生态内各要素要充分流动交互。新一代数字技术使得知识、技术、人才以及资本的交互成本大大降低,以往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得到了极大缓解,江苏应构建价值共享机制,搭建共享平台,打破行政、板块等制约,使各要素充分碰撞,提升江苏数字经济整体活力。其次,数字经济各产业间要跨界融合,形成协同效应。产业间的交互协同是资源高效运作以及创新的重要来源,数字经济是产业跨界融合的重要基础和动能,平台型企业跨界融合发展已呈明显态势。江苏要高度重视培育本土平台企业,可以通过设立产业组织联盟、开展企业领导跨界走访、引导本地上市企业跨界并购创新型企业等方式加强产业间的交互协同,实现数字经济平台质的跨越。再次,江苏各市间要开放合作发展,形成整体效应。江苏各市产业特色、基础优势各有不同,盲目多向发展只会造成资源的浪费与错配,各市应基于本地产业优势,重点突破,沿着数字经济生态链深耕,互补发展,形成整体协同效应。
(作者为南京大学教授、江苏沿海发展智库学术委员会主任)
记者:今年上半年,国内学界主要围绕哪些方面展开了研究?
张亮:今年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共产党宣言》公开发表170周年,也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和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利用这些重大历史契机,国内学界围绕四个方面的重要问题展开深入研究,形成了一批有影响的成果。第一,结合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新发展和当代中国的巨变,深入阐述马克思经典著作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划时代意义,在新时代中充分彰显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伟力和恒久魅力。第二,全面学习宣传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阐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丰富内涵、科学体系及其世界历史意义。第三,聚焦新世纪以来国外马克思主义最新进展和重大问题研究,深入探讨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的最新动态、基本格局及其发展趋势。第四,以中国问题为中心,积极推动从中国经验向中国理论的升华,为创新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和21世纪马克思主义贡献智慧。
记者:围绕这些理论热点,您进行了哪些研究,发表了哪些文章?
张亮:我主要围绕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等做了些工作。一是围绕《共产党宣言》的创作史、传播史、核心思想及其当代效应,出版《<共产党宣言>传播史》,发表《<共产党宣言>与新时代理论创新》,在新时代中充分彰显了红色经典的永恒魅力。二是围绕马克思的生平、著作及其思想,发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放射灿烂光芒》《哲学“改变世界”的正确路径》《马克思与我们同在新时代》等,重温马克思的崇高精神和光辉思想,深刻阐述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充分彰显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及其当代生命力。三是聚焦新世纪以来国外马克思主义最新进展和重大问题,先后在《光明日报》等发表《<新左派评论>的“更新”及新左派的再兴》《资本主义当代危机与西方身份政治学兴衰》等,深入探讨英国新左派和新世纪以来国外马克思主义身份政治学、多元文化主义、阶级理论的发展脉络、逻辑演变及其发展趋势。四是围绕西方“马克思学”和MEGA研究,先后完成《西方“马克思学”的方法论演替及其当代走向》《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订版(MEGA2)使用问题的若干思考》《200年后谁作传?——新世纪以来西方学者的马克思传记创作及其批判性评价》等,从中国立场出发,阐述当代中国学者正确对待西方“马克思学”和MEGA的指导思想和方法论原则,为创新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建言献策。
记者:能否围绕您关注的理论热点做一些简要的解析?
张亮:世界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格局正在发生不可逆转的变化,繁荣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重任也必将落在中国身上,这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要以中国问题为中心,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遵循,勇于承担新时代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为创新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贡献力量。
第一,要系统研究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遇到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全面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发展规律及其世界历史意义,实现从中国经验向中国理论的升华,用鲜活的中国实践、中国智慧,创新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
第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要做到“不忘初心”,强化中国立场,充分认识西方模式的局限弊端,扎根中国大地,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要求进行正确取舍,有鉴别地吸收和借鉴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真正建构符合新时代要求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和学术话语体系。
第三,要念好马克思主义的“真经”,系统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研究,深刻领会和熟练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用马克思主义涵养正气、淬炼思想、升华境界、指导实践,不断开创21世纪马克思主义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篇章。 本报记者 杨 丽
记者:今年上半年,学界重点关注了哪些理论问题?
何畏:今年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改革开放40周年。在“世界之乱”与“中国之治”的强烈对比中,马克思主义依然是当今世界思想乐章的最强音。今年上半年,国内学者们主要围绕以上几个重要历史节点,对马克思的相关原著文本、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最新实践与发展进行了理论探讨,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一是聚焦共产主义的相关问题研究。有学者从“逻辑体系”“历史运动”“价值追求”三个维度对共产主义的科学内涵做了全面解读,有学者试图澄清质疑共产主义的几个理论困惑,也有学者指出必须警惕把共产主义伦理化的社会思潮。二是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态文明建设等问题都引发学者们的高度关注。
记者:围绕这些理论问题,您进行了哪些研究?
何畏:十九大以来,中国开启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时代,学界对生态问题的关注度持续上升。我本人的研究工作主要是围绕主持的课题“生态问题的制度根源与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国方案’研究”来展开的。一是梳理、分析了中外学者在生态危机问题认识上的一些偏差:在凸显“责任共担”的观念下去意识形态化,模糊“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的生态问题”和“社会主义生态问题”的区别,以生态中心主义全面否定人类中心主义;二是对生态问题的研究范式及其类型划分做了粗浅的研究。此外,为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撰文回顾了马克思为科学理论与崇高理想奋斗的壮丽一生。
记者:生态问题作为您重点关注的问题,能否进行简要解析?
何畏: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问题,资源、环境、生态问题存在已久,但生态危机却是工业革命后的事,它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区域性问题扩展为全球性问题。国内外学者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普遍关注这一问题,由此出现了一个关注地球命运的“生态学时代”。国内外学者从不同学科、领域对生态问题的成因、解决方案等做了大量深入研究,取得丰硕成果。但是,纵观半个多世纪生态思想的发展历程,却没有形成能够反映生态问题本质的、便于正确把握生态问题复杂性的总体范式,以便给人们提供在当代生态问题的复杂关系中科学认识其本质、根源的思维工具,为破解生态危机难题提供原则性指示。
建立合理的范式是科学认识生态问题的重要方法。我以马克思主义制度分析范式为基础,将生态问题区分为资本主义生态问题、社会主义生态问题、一般生态问题三种类型。资本主义生态问题是由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导致的人与自然的严重对立;社会主义生态问题不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必然结果,而是社会主义国家在特殊阶段所秉持的发展理念及其粗放式发展方式造成的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一般生态问题则是人们由于对自然规律的认识不够、对改造自然行为后果估计不足而引发的人与自然的不和谐,是非制度性、非政策性的生态问题。
从理论上区分生态问题的三种类型,其意义在于如下三个方面。第一,在全球环境治理中揭露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态帝国主义,争取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话语权。在全球环境治理实践中,无论现实实践遇到多大的意识形态阻力,我们都必须旗帜鲜明地指出:资本主义制度与生态危机具有内在必然性联系,走出生态危机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正确对待社会主义生态问题,坚持正确的发展观。解决社会主义生态问题,需要在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前提下,协调经济理性与生态理性的关系,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第三,正视一般生态问题,防止生态浪漫主义,将索取自然与保护自然生态平衡统一起来。一方面,在向自然索取的同时,建设自然、美化自然,帮助增强自然界自我修复、自我发展、自我平衡能力;另一方面,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崇尚绿色生活,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 本报记者 魏晓敏
记者:今年以来,思想理论界主要关注了哪些热点问题?
陈朋:立时代潮头,发思想先声。今年以来,思想理论工作者紧密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主题,集中探讨了党的十九大精神、庆祝改革开放40年、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加强党的建设、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产生了一批重要理论成果。
在“加强党的建设”中,腐败治理及廉政建设是突出的重点问题。总体上看,思想理论界主要是沿着两个方向对这一问题展开分析:一是对其本身的研究。比如,分析当代中国腐败治理及廉政建设的必要性、面临的现实问题、战略选择及主要路径,等等。二是分析其外在支撑条件及相互关系。这主要集中在分析其赖以依存的政治生态。之所以聚焦政治生态,是因为人们大多充分认识到,政治生态影响着党的建设质量,党的建设与政治生态之间保持着动态平衡的关系。任何一个成熟型的执政党要想加强和改善自身建设、巩固执政地位,就必须重视政治生态,并不断改善政治生态。
记者:围绕这些热点问题,您进行了哪些研究?
陈朋:围绕上述热点问题,今年以来,本人以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为基石,对腐败治理及廉政建设进行了集中探讨和研究,在《光明日报》等重点报刊上发表了系列文章。
关于腐败治理。研究认为,它是我们党在巩固自身执政地位过程中必须回答的现实问题,也是党治国理政重要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腐败治理的根本目标不仅仅在于“廉洁”,而且在于“廉洁”+“效能”。简而言之,就是要构建一种廉效政治。廉效政治并不是对廉洁政治的否定,而是在其基础上的深化。它能更好地推动腐败治理走向更高层次,取得更加务实的成效,满足执政党和人民群众的共同需要,贡献于现代国家治理。但是,建构廉效政治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最基础性的环节在于推动权力结构转型和运行方式转变,在坚持问责的同时亦能容错,注重政治伦理教育、优化政治生态。
关于政治生态建设。研究认为,在任何一个长期存在的政治体系中,政治生态始终客观存在并构成与政治相伴生的必然条件和重要支撑力量。但是,任何国家的政治生态都与其自身特定的政治社会结构有关。因此,当前中国的政治生态建设必须考虑中国语境,遵照中国逻辑,探寻契合中国实际的道路。拓展巩固执政地位的战略资源、为腐败治理提供有力支撑、推动政治生态正向演替是中国政治生态建设所要重点考量的现实语境。在这个过程中,充分考虑历史传统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推动政治生态建设的历史轨迹,准确探测和直接回应现实问题、以廉能为目标指向和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最高准则是当代中国政治生态建设须当遵循的历史逻辑、现实逻辑和价值逻辑。基于此,以加强党的领导为轴心、以优化权力结构为基础、以制度体系建设为主线、以锻造良好政治文化为支撑是当前政治生态建设理应坚持的基本道路。
记者:能否围绕您关注的这些问题作进一步解析?
陈朋:其实,腐败自古以来就被称为“政治之癌”“社会之疮”。对于这一毒瘤,人们一直在探寻有效的解决办法。在这个过程中,“反腐败”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并且被不断付诸实践。可以预见,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腐败治理及政治生态建设将成为人们进一步关注的重大现实问题。
其一,学理阐释会更深。客观而言,当前围绕腐败治理及政治生态建设的相关研究尚处于“现状描述及解析”这一层面。这种分析理路固然有助于人们对腐败问题及政治生态形成感性认知,但是要想对这一问题展开深入分析,亟需对腐败现象的发生学原理、演化过程、内在逻辑等问题展开深度阐释。应该说,当前人们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未来必将在这方面形成一些突破。
其二,学科融合会更强。目前,对腐败治理及政治生态建设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学、公共管理等学科。实际上,这一问题需要多学科解读。可以预见,随着对这一议题研究的日渐深入,法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研究会很快跟进,进而形成多学科融合分析的研究局面。显然,这将有助于对这一问题的分析探讨。
其三,对策性研究会稳步跟进。对于一个重大议题而言,学术研究、理论阐述和决策咨询“三支笔”同步推进是理想状态。但是客观而言,当前围绕腐败治理及政治生态建设问题的研究理路主要集中在学术研究和理论阐述两大层面。相比之下,决策咨询类的研究较为薄弱。值得庆幸的是,这种不均衡的研究状况已经引起人们的警醒,并激发出人们作出同步推进的尝试性努力。可以预见,在智库建设日渐受到重视的当前,对腐败治理及政治生态建设问题的对策性研究必将积极跟进、稳步向前,继而为各级党委提供行之有效的决策咨询。 本报记者 袁 媛
如果不是因为可以“毒狗”,很多人怕是对“异烟肼”的读音都不太清楚。自从一家自媒体上刊登了异烟肼这种抗结核药对犬只有致命作用,可以通过有意投放含药片的食物来“倒逼文明养犬,牵绳遛狗”的文章之后,迅速掀起了一场争论,正反双方越撕越凶,至今余波未平。
首先要明确这场争论的前提:投药的对象是“不牵绳的宠物狗”。这就是说,在这场争论中,狗的身份是一种“有主财产”,然后,因为没有犬绳的约束,这些宠物狗对周围的人有惊吓和咬啮的危险。
“药”与“狗”的众议暴露出我们国家的法治建设还不成熟。不成熟在哪里?因为异烟肼对人几乎无害,因此很多人认为投放行为没有罪名。而很多法律人士已经指出,宠物犬有财产属性,针对宠物犬的有意识投药行为显然是侵犯财产权的违法行为。这是普法不够。
有专家呼呼学习欧美国家对养犬行为的立法。完善立法,加重罚则当然是需要的,但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即使是现存的法律法规,对这场争论的导火索——“牵不牵犬绳”都有明确的约束。
现在几乎所有大中城市都制定了养犬条例。以《南京市养犬管理条例》为例,第三章第二十四条第六款规定,“携犬出户的,犬只应当挂犬牌、束犬链,犬链长度不得超过一点五米,由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牵领,遵守交通法规并主动避让行人和车辆。违反此款的,对个人处最高200元罚款,严重的没收犬只,处最高1000元罚款。”——你看,连犬绳的长度,都是有细致规定的!
法有明文,但实践中却极少听说有人因无绳遛狗被罚的,更不要说是犬绳不合格受罚了。这就是执法不严的问题。在犬绳问题上执法不严有历史因素,毕竟宠物犬的普及还是最近的事情,执法部门的意识还跟不上变化,执法资源投入上也存在性价比的考虑。但是必须注意到的是,现在养宠物犬在大中城市家庭中已经非常常见,由此引发的矛盾日益增多,甚至已经产生类似“异烟肼”这样的争论,如果法不严、治不密,那么,就会出现私力救济的空间。“异烟肼”就是一种非常有代表性的私力救济:公权力对无绳犬只造成的潜在危险不管,我就靠自己的力量来消灭这种危险。
私力救济在中国文化中有悠久的传统,“侠文化”一直很发达。各种历史、文学故事中出现的侠客往往受人仰慕,实际上就是反映了老百姓遇到问题往往求不到公权力的支撑,只能转而指望“大侠”的“私力”,而“私力”往往更有效率,也更为“解气”。“私力救济”因为直接点破人群矛盾而显得“快意恩仇”,但其本身就存在合法性危机。比如说劫富济贫在道德上令人向往,而实际操作中却往往伴随着暴力伤人等行为。异烟肼毒狗也一样,一不小心就会越过法律边线。
执法不严有可能产生的另一个后果就是“法不责众”。如果一个违法行为没有公权力约束,也无力通过私力去纠正,同时还能带来实际的便利,那么大部分原本守法的人就会慢慢地学习这种违法行为。对犬主来讲,系合格犬绳无疑是一种麻烦行为,如果长期目睹其他犬主不系犬绳的行为无人过问,显然越来越多的犬主会丢弃这种“麻烦的习惯”。更为显著的例子在交规领域,比如在出现交通堵塞时,随意压实线变道、占用应急车道等交法明文规定了罚则的违法行为如果得不到惩罚,那么这些行为所产生出来的躲避拥堵的便利就会变得极有诱惑力,而这种诱惑力对守法者来说,就是一种看得见的利益损失。长期纵容守法者的利益受损,结果只能是越来越多的人变得不守法、不道德。所以,所谓的“法不责众”其实是在长期的执法不严下逐渐积累而形成的。
一个小小的异烟肼,就折射出普法、执法、立法等方面的不足,依法治国确实任重道远。事实上,我国的法治建设近年来发展非常快,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初步成型,大部分的行为规范都有了法律约束,缺乏的只是执行的力度。一旦执法力度缺失,那么立法、普法上的努力就会付诸东流,法律所固有的调节社会矛盾的“减压阀”作用也会受到严重影响。所以在重视立法程序、普法教育的同时,我们一定要给予“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以同样的重视,尽可能封闭“私力救济”和“法不责众”的空间。 李 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