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今年上半年，学界重点关注了哪些理论问题？

　　何畏：今年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改革开放40周年。在“世界之乱”与“中国之治”的强烈对比中，马克思主义依然是当今世界思想乐章的最强音。今年上半年，国内学者们主要围绕以上几个重要历史节点，对马克思的相关原著文本、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最新实践与发展进行了理论探讨，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一是聚焦共产主义的相关问题研究。有学者从“逻辑体系”“历史运动”“价值追求”三个维度对共产主义的科学内涵做了全面解读，有学者试图澄清质疑共产主义的几个理论困惑，也有学者指出必须警惕把共产主义伦理化的社会思潮。二是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态文明建设等问题都引发学者们的高度关注。

　　记者：围绕这些理论问题，您进行了哪些研究？

　　何畏：十九大以来，中国开启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时代，学界对生态问题的关注度持续上升。我本人的研究工作主要是围绕主持的课题“生态问题的制度根源与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国方案’研究”来展开的。一是梳理、分析了中外学者在生态危机问题认识上的一些偏差：在凸显“责任共担”的观念下去意识形态化，模糊“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的生态问题”和“社会主义生态问题”的区别，以生态中心主义全面否定人类中心主义；二是对生态问题的研究范式及其类型划分做了粗浅的研究。此外，为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撰文回顾了马克思为科学理论与崇高理想奋斗的壮丽一生。

　　记者：生态问题作为您重点关注的问题，能否进行简要解析？

　　何畏：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问题，资源、环境、生态问题存在已久，但生态危机却是工业革命后的事，它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区域性问题扩展为全球性问题。国内外学者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普遍关注这一问题，由此出现了一个关注地球命运的“生态学时代”。国内外学者从不同学科、领域对生态问题的成因、解决方案等做了大量深入研究，取得丰硕成果。但是，纵观半个多世纪生态思想的发展历程，却没有形成能够反映生态问题本质的、便于正确把握生态问题复杂性的总体范式，以便给人们提供在当代生态问题的复杂关系中科学认识其本质、根源的思维工具，为破解生态危机难题提供原则性指示。

　　建立合理的范式是科学认识生态问题的重要方法。我以马克思主义制度分析范式为基础，将生态问题区分为资本主义生态问题、社会主义生态问题、一般生态问题三种类型。资本主义生态问题是由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导致的人与自然的严重对立；社会主义生态问题不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必然结果，而是社会主义国家在特殊阶段所秉持的发展理念及其粗放式发展方式造成的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一般生态问题则是人们由于对自然规律的认识不够、对改造自然行为后果估计不足而引发的人与自然的不和谐，是非制度性、非政策性的生态问题。

　　从理论上区分生态问题的三种类型，其意义在于如下三个方面。第一，在全球环境治理中揭露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态帝国主义，争取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话语权。在全球环境治理实践中，无论现实实践遇到多大的意识形态阻力，我们都必须旗帜鲜明地指出：资本主义制度与生态危机具有内在必然性联系，走出生态危机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正确对待社会主义生态问题，坚持正确的发展观。解决社会主义生态问题，需要在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前提下，协调经济理性与生态理性的关系，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第三，正视一般生态问题，防止生态浪漫主义，将索取自然与保护自然生态平衡统一起来。一方面，在向自然索取的同时，建设自然、美化自然，帮助增强自然界自我修复、自我发展、自我平衡能力；另一方面，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崇尚绿色生活，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 本报记者 魏晓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