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林七贤”砖画（局部）
“竹林七贤”拓本（局部）
1960年4月的一天，南京南郊西善桥的南京第二钢铁厂内，工人在一座名为“宫山”的小山上取土时突然发现，地下藏有大量古墓砖。施工随即停止，考古队入场，抢救性发掘也随即展开。
经过半个月的紧张作业，一座大型南朝墓葬重见天日。墓室内部，南北墙壁上的两幅巨型砖印壁画令考古队员惊叹：他们从没有发现过如此精美的同类文物。专家将两幅砖画拼接在一起，命名为“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拼壁画。最近火爆荧屏的央视大型文博探索节目《国家宝藏》中，将出现这幅砖画的身影。本周日，它将与南京博物院另外两件镇院之宝“大报恩寺琉璃拱门”“坤舆万国全图”一起亮相《国家宝藏》。
64件国宝禁止出国展出，其中就有它
如今，“竹林七贤”砖画陈列在南京博物院的历史馆内。几乎每一个观众，都会在这件“镇院之宝”前长久驻足流连，慢慢欣赏品味。仔细看的话，你会发现这幅长4.8米、高0.8米的砖画，是用300多块画像砖拼接而成。“这幅砖画就好比六朝贵族玩的大型‘拼图游戏’！”南京市雨花台区文化局的专家朱向东对“竹林七贤”砖画有长期研究，他打了这么一个有趣的比方。
砖拼壁画，是一种带有鲜明六朝地域特色与时代特征的墓葬装饰艺术。通俗地说，就是将几十甚至几百块砖拼在一起，用砖的端面或侧面所模印的不同图案，拼接出一幅大型画面，用以装饰墓室。
六朝考古专家、南京师范大学王志高教授告诉记者，最早的小幅砖拼壁画出自1957年在南京迈皋桥万寿村发现的东晋“永和四年”纪年墓。墓中内壁上，三块墓砖端面组合成一只张口狂啸的猛虎形象，四角各题一字，连起来为“虎啸山丘”。
砖拼壁画出现后，迅速在六朝皇室贵族中流行开来，是他们安排后事时常常会采用的墓室装饰形式。近几十年来，在江苏、河南、福建、浙江等地，考古专家已经发现了数十座带有砖拼壁画的南朝墓葬，涉及车马仪仗、凤凰、狮子、武士、飞天、羽人戏龙、羽人戏虎、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等各种题材，有的画面充满着神秘的玄幻色彩。
发表在1960年第8、9期《文物》杂志上的《南京西善桥南朝墓及其砖刻壁画》，记录着宫山大墓“竹林七贤”砖画出土时的情形：砖画分为两部分，每一部分长2.4米，高0.8米，距离底部0.5米，分布在墓室两面墙上。
此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南京、丹阳两地的考古专家又陆续在丹阳胡桥鹤仙坳南朝墓、丹阳胡桥吴家村南朝墓、丹阳建山金家村南朝墓、南京石子冈雨花软件园南朝墓、南京铁心桥乌龟山南朝墓、南京栖霞狮子冲南朝大墓的考古中相继发现“竹林七贤”砖画的身影。
“对比下来，南京博物院所藏的宫山大墓‘竹林七贤’砖画是迄今为止发现的规格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同题材砖画！”朱向东介绍，2002年，国家文物局印发《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规定全国64件国宝文物永久不准出国展出，江苏唯一一件入选的就是西善桥宫山大墓的“竹林七贤”砖画。
“七贤”变“八贤”，“竹林”去哪儿了
“竹林七贤”砖画分为南壁和北壁两个部分，南壁壁画始于怡然弹琴的嵇康，接下是吹指长啸的阮籍、执杯欲饮的山涛、仰首赤足的王戎；北壁壁画始于闭目沉思的向秀，后面是嗜酒狂放的刘伶、妙解音律的阮咸、悠然自得的荣启期。每个人物都姿态活泼，神情生动，是我国六朝时期绘画的珍贵资料和杰出代表。
细心的观众会发现，“竹林七贤”是七个人，“竹林七贤”砖画却出现了八个人，多出来的一个人是谁呢？专家介绍，多出来的是排在北壁砖画最后一位的荣启期，他是春秋时期高士，曾列入史书中的《高士传》。传说孔子游泰山时遇到荣启期，见其衣不蔽体、鼓琴而歌，好奇他为何如此高兴。荣启期自言自己有三乐：为人、又为男子、又行年九十。这一故事后被引为“知足常乐”的典故。
“竹林七贤”生活的年代则比荣启期晚得多，他们是魏末晋初的七位名士。
春秋时代的荣启期为何“穿越”到这场魏晋名士的“party”上来呢？南京博物院六朝史学者罗宗真研究员认为，荣启期清高遁世的思想和高士风度，与竹林七贤是完全一致的。同时，将荣启期“搬”到画面上来，也解决了构图对称问题，八个人才能两两对称。
“竹林七贤”砖画上还巧妙绘制了十株植物，将人物一一隔开。这些植物分别是5株银杏树、2株垂柳、1株槐树、1株松树、1株阔叶竹。有人发出疑问，既然砖画的主题是“竹林七贤”，为什么画面上没有“竹林”，只是在向秀和荣启期之间画出了1株阔叶竹呢？
朱向东说，其实，所谓“竹林七贤”的“竹林”，并不是真正的“竹子林”。陈寅恪先生在《清谈误国（附“格义”）》中指出，“先有七贤，后有竹林”，“竹林”并不是具体的地名，也不是形容一片竹子林，而是佛教徒在天竺清修隐居地的别称。到了东晋时期，才有好事者附会捏造出“七贤在竹林中悠游”的典故。
罗宗真也提出，六朝墓葬中发现的多幅“竹林七贤”砖画上并没有竹林，是对陈寅恪文章最好的注解。
也有学者认为，在西晋之前，竹子象征女子的悲怨凄苦，与隐逸的高士毫无关系。包括“七贤”在内的名士们对竹子也无特别的审美意向。相反，后世画家创作“竹林七贤”题材时，画出很多竹子，反而是与史实有悖的。
除了人物和植物，“竹林七贤”砖画上还出现了多种道具，如古琴、豹皮褥子、瓢尊（酒器）、凭几、如意、耳杯、阮咸等。每一个观众都能从这些道具中发现有趣的细节。
比如，高士阮咸赤足盘膝，坐在皮褥上弹奏一件四弦乐器。“咸妙解音律，善弹琵琶”（《晋书·阮咸传》），阮咸手中的乐器名为直项琵琶，相传发明者就是他本人，后人因此将这种乐器也称为“阮咸”。现存最早的阮咸实物来自唐代，藏于日本正仓院。宫山六朝大墓“竹林七贤”砖画出土后，对乐器阮咸早期的形状以及如何弹奏，有生动的记录，因此弥足珍贵。
300多块砖，怎么快速拼出这幅巨型砖画
当你站在南博历史馆“竹林七贤”砖画之前，望着砖面上苍劲挺拔、柔和流畅的线条，你会惊叹于六朝艺术家高超的绘画技巧，也会好奇，这三百多块砖的“巨型拼图”是如何制作完成的呢？
朱向东推测了砖画的制作过程：首先在绢上画好“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粉本，然后再分段刻成木模印在砖坯上，待砖头烧成后依次拼成。也就是说，这幅砖画诞生之前有一个粉本，粉本的作者就是砖画的作者。
“竹林七贤”砖画是我国现存极少的六朝绘画实物，它的作者，也就是粉本由谁所画，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谜题。罗宗真认为，“竹林七贤”和《女史箴图》一样，表现出“如春蚕吐丝”般有韵律的线条和典雅风格。画中的银杏、垂柳与《洛神赋图》的手法几乎相同。《女史箴图》《洛神赋图》均为东晋著名画家顾恺之所作，有后人摹本存世。因此，“竹林七贤”砖画的作者很可能就是顾恺之。此外，也有学者认为，作者可能是东晋雕塑家戴逵、南朝刘宋画家陆探微。
几百块壁画砖烧出来后，犹如一块块小拼图，如何快速而准确地拼出完整画面呢？朱向东说，壁画砖的正面有铭文编号，比如“嵇上行卅六”“嵇上行廿八”。“嵇”，是指竹林七贤中的“嵇康”。这些文字指示着营建墓室的工匠，这块壁画砖在整张“拼图”中所处的具体位置，保证他们能够迅速而准确地完成这幅“大型拼图”。
“竹林七贤”装饰的墓葬，等级极高
从1960年南京西善桥宫山发现“竹林七贤”砖画以来，南京、丹阳两地六朝墓葬中发现的该题材砖画（包括残件）已有七八套之多。通过对这些六朝墓葬墓主的推断，专家发现，凡是出现了“竹林七贤”砖画的六朝墓葬，墓主身份都非常显赫，墓葬规格都很高，多为帝陵。
宫山大墓的墓主是谁，至今还是一个谜，学界观点众多。王志高教授认为，墓主可能是南朝陈废帝陈伯宗。也有学者认为墓主可能是南朝刘宋孝武帝刘骏或者刘宋前废帝刘子业。其他出土“竹林七贤”砖画的六朝墓，丹阳鹤仙坳南朝墓被推定为齐景帝萧道生修安陵；丹阳胡桥吴家村南朝墓被推定为齐和帝萧宝融恭安陵；丹阳建山金家村南朝墓被推断为齐明帝兴安陵；南京狮子冲南朝大墓，墓主则被确认为梁昭明太子萧统以及其母亲丁贵嫔。
“也就是说，‘竹林七贤’砖画一般只在帝陵等级的南朝陵墓中出现。墓主即便不是皇帝，也是等级极高的王侯或者帝后。”朱向东说。
那么，南朝帝王为什么会用“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的画像装饰自己的墓葬呢？很明显，“竹林七贤”脱俗超凡的不羁行为，与帝王的高居庙堂之上的统治秩序格格不入。
朱向东认为，六朝时期，士大夫阶层盛行“玄虚淡泊，与道逍遥”的“玄学”，追求“高逸”，崇尚清谈。这种风尚甚至受到皇族的推崇，“竹林七贤”在帝陵墓室中出现，体现了乱世中的帝王对来世洒脱、安定生活的渴望和追求。于 锋
20世纪初的鼓楼还比较荒凉
有636年历史的南京鼓楼，经过将近五年的修缮加固工作，即将于春节之后对外开放。鼓楼是南京重要的城市地标，鼓楼区也因为这座古建筑而命名。笔者收藏着数十张从清末到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鼓楼老照片，旧影重叠，勾勒出这个古建筑的沧桑变迁。
在没有钟表的年代里，人们依靠鼓楼和钟楼发出的“暮鼓晨钟”来大致掌握时间。
明朝开国，定都于南京，洪武十五年（1382），在城中的鼓楼岗上兴建钟楼和鼓楼。这座都城才有的鼓楼，堪称当时的全国之最，它的上部是木构殿宇式建筑，下部是基座，其形制近似于保存至今的西安鼓楼和北京鼓楼。可惜的是，南京鼓楼的木构城楼毁于明末，但基座幸运地留存下来。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重建了基座上的重檐歇山顶木构建筑，但比明代初年的规模已小了很多。
康熙皇帝南巡时，曾登上鼓楼，俯瞰整个南京城。鼓楼之上还有一通记录康熙南巡的御碑，名唤“戒碑”，后人又将鼓楼称为“碑楼”。
作为南京著名古迹，从19世纪末，鼓楼就频频出现在照片中，从最初的身处荒凉郊野，到后来位于闹市通衢中心，这些影像生动折射了南京城市的发展变迁。
1900年左右，鼓楼所在的鼓楼岗一带还非常荒僻，老照片上，鼓楼周围人烟稀少，一条道路从中间的门洞通过，门前还停着一些黄包车。这条路就是南京城区出现最早的马路——江宁马路，由两江总督张之洞于1894年主持修建。江宁马路从下关通往通济门，鼓楼正位于这条路的中段，因此，很多车夫停留于此，招揽生意。另一张照片上，一群德国水兵从下关上岸，包了黄包车游览南京，经过鼓楼时还特地停留拍照。
民国老照片上，可以看到鼓楼四周已经种满了树木，形成了街心花园。据记载，以鼓楼为主体的鼓楼公园建成于1923年，是当时南京五座主要公园之一。
一些照片上，可以看到鼓楼城楼顶部有个木结构的架子，一段隐秘的“鼓楼往事”随之浮现：民国时期，鼓楼曾设有用以天文观测的测候所，以后又成为“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临时办公地，一直到紫金山天文台建成后，才撤出鼓楼。因此有人说，紫金山天文台是中国现代天文学的摇篮，而鼓楼测候所则是紫金山天文台的摇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鼓楼一直作为公园使用。1959年，鼓楼旁边的鼓楼广场扩建。这一时期的老照片上，鼓楼和鼓楼广场往往同时出现，传统古建筑和现代化城市交通道路相映成趣，记录着时代发展的脚步。许 志
夫妻俩在纪念馆
坚守24年，拍摄两万多张有关南京大屠杀题材的图片，再从这些照片中梳理出593张具有代表性的照片，亲手编排成176个画册页面，自费出版《坚守24年的悼念——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祭奠活动纪实》，并赠予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这是南京一对耄耋老夫妻刘健芝、祁恩芝献给自己64周年钻石婚的礼物。
“因为我们是老兵”
刘健芝1927年出生。1943年，年仅16岁的他在老家山东招远参加了八路军，作为一名通信兵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抗战。他亲历了胶东半岛抗战。抗战胜利后，从胶东军区转战华东军区，后就任南京工程兵工程学院训练部副部长。
祁恩芝1951年入伍，曾就读当时的南京工兵学校。1954年1月20日，她和刘健芝喜结连理，后生育4个儿女。
1983年，刘健芝从单位离休。1987年，祁恩芝也从单位退休。从这年起，老夫妻俩背起相机，骑上自行车，一路走一路拍。
对于酷爱摄影的老夫妻来说，可拍摄的题材很多，为何独独对南京大屠杀题材感兴趣？两位老人坚定地说，“因为我们是老兵！”
坚守24年 拍摄两万多张珍贵图片
一间小小的工作间，两台电脑、数个移动硬盘、十多台相机，以及数万张老照片，凝结了刘健芝、祁恩芝老夫妻俩这些年的心血。
翻开老照片，往事一幕幕。每年清明节、8·15、“九一八”、12·13等重大节日或纪念日，以及南京大屠杀史实相关研讨会，都会被刘健芝、祁恩芝夫妻俩定格在相机镜头中。
“最初几年是用胶卷拍，每次拍回来都要拿到照相馆去冲洗，然后骑上自行车，送到南京的各大报社，第二天，报纸就登出来了。后来，我们又成为中新社和视觉中国等一些网站的签约摄影师。有了数码相机后，我们一人配一台相机，再后来更新换代，到现在已经用过10多台相机了。照片一共拍了两万多张，我们按照年份保存在几个移动硬盘里，做好标记，找起来方便……”祁恩芝老人说，他们每人一台电脑，需要查找图片时，两台电脑还会联机操作。
“你看，这是我们1994年拍摄的。那一年，南京首次公开举办集会悼念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祁恩芝老人从电脑中熟练地翻找到文件夹，点开其中的照片介绍，那年公开悼念后，南京还举行了电影《南京大屠杀》开机仪式，他们全程拍照，记录了那一珍贵时刻。
“一名女生用白布擦拭浮雕，低头默哀的场景令我十分难忘。”祁恩芝老人说，从那一刻起，她和老伴就下定决心，坚持拍摄悼念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的各项活动。
这一拍，就是24年。
一本画册寄予一份家国情怀
从1994年南京首次公开集会祭奠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到2017年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整整24年，刘健芝、祁恩芝夫妇用手中的相机见证历史：
1994年12月13日，南京首次集会悼念南京大屠杀遇难者。
1995年12月13日，“狂雪”长诗铜墙落成揭幕。
1999年12月13日，纪念馆举办悼念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62周年和平集会。
2000年2月27日，南京各界人士举行“声援东史郎座谈会”；同年8月15日，日本前总理大臣海部俊树来到纪念馆。当天下雨，刘健芝、祁恩芝夫妇拍下了海部俊树弯腰敬献花圈的镜头，“他的西装被淋湿了，却坚持参观，还写下了‘希望21世纪是和平的世纪’的留言，这是全世界爱好和平人士的共同心声。”
2004年12月13日，悼念仪式上，灾难墙前人们依次驻足、默哀合掌、敬献菊花，一名黑衣日本女性，跪在了坚硬的水泥地上。
2005年5月5日，日本民主党干事长菅直人来到纪念馆敬献花圈。
……
祁恩芝说：“坚持拍摄24年，是我们对生活的这座城市的爱，是对80年前遇难同胞深切的缅怀和告慰。铭记历史、珍爱和平，我们会端着相机一直拍下去。”许晶晶 潘琳娜 俞月花
一部《无问西东》让西南联合大学重回公众视野，然而国难之际，西迁的大学可远不止北平、天津的几所知名高校。当抗日的烽火蔓延至金陵古都，南京大学的前身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同样被迫踏上了西迁的征程。这其中的故事，可歌可泣、可圈可点的太多。其中，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南大故事》就记载了时任中央大学农学院教师王酉亭等带领当时中央大学牲畜家禽西迁的一段特殊经历。
“卢沟桥事变”后，中央大学接到内迁的指令。1937年10月，在罗家伦主持下，国立中央大学7个学院的1500名学生、1000名教职员及家属，总共4000人，随携图书、仪器共1900箱西迁入川，至11月基本完成。在下关码头，中央大学获得民生公司总经理、爱国实业家卢作孚的鼎力相助。
可以说，国立中央大学是当时全国所有高等院校里内迁最成功的典范，不仅损失最小，而且也是复课最早的一所学校。
中大农学院畜牧场中有许多国内外优良的牲畜品种，如从美国和澳洲等地巨资引进的美国加州牛、荷兰牛、澳洲马、英国约克夏猪、美国火鸡等品种，罗家伦等人均觉得应当保留。他们和民生公司商量，将轮船的底舱改造成临时的家禽栖居地，将好的品种，每样选一对，随师生、仪器一起西上。
王酉亭，江苏淮安涟水人，国立东南大学（南京大学前身）农学院畜牧兽医系毕业，1931年起，任中央大学农学院教师、技师、畜牧兽医兼场长，抗战期间，带领师生完成了几乎难以想象的“动物西迁”。
南京大屠杀的预谋，早在日军兵临城下之前就已经显露出来了，罗家伦校长算准了敌人的疯狂。面对在南京无法带走的1000多只中大农学院的动物，罗家伦宣布学校职工自行处理，或吃或卖均可，就是不要落入日军之手，只在每个品种的动物中挑选最好的一对随学校迁走，留给以后实验之用。中央大学也给畜牧场王酉亭、吴谦、曹占庭、袁为民等每人发了遣散费。但王酉亭却和大家一起做出了一个几乎不可能实现的决定：把剩下的动物带到重庆！
残暴的日军于12月13日攻陷南京。在12月9日，南京已成围城之势。千钧一发之际，王酉亭早早带人到城西北的三汊河江边高价雇了四条大木船驶至下关，畜牧场职工除少数人回家外，其他男女职工全部出动，把鸡笼、兔笼置于乳牛背上，分羊群、猪群、牛群三队赶出挹江门，至江边上船。
四艘大木船在枪炮声中迅速驶过长江，动物大军在浦口登陆。一上岸，王酉亭们就带着动物沿浦镇至合肥的公路继续前行。为确保动物安全，日夜兼程不能停。南京大屠杀开始之际，动物大军已行至离南京有百十里的路上，到12月底就过了合肥，算进入了安全地带。
动物们生了病，他们就用带出来的有限医药，和沿途采摘的草药进行诊治。合肥失守后，“动物大军”终于在1938年春节赶到豫皖两省交界的叶集镇，王酉亭致电重庆中央大学告知近况。接到电报后罗家伦惊喜交集，他没想到，这些良种动物，还有希望失而复得。他急电汇款至叶家集邮局转交，并电告“大军”：“不可再去武汉，须沿大别山北麓公路西行，过平汉路，再沿桐柏山南麓迳趋宜昌。”
1938年，这支西迁的“动物大军”一直在赶路。这支队伍前有几人“导航”，牛马开道，猪羊等“后续”；队伍行进时，两侧各随“警卫”多人，以防动物中有越轨行为或相互撕咬；后有押队三四人，并兼收容掉队者。王酉亭身背双筒猎枪，手推自行车，时而引导，时而督促。天寒地冻三千里，失去了一些不耐寒的小动物，也迎来了新的希望——两只小牛犊。一路上，颠沛流离但也故事不断。
1938年11月上旬，这支坚韧不拔的“动物大军”在耗时一年、跨越半个中国、行程约四千多里后抵达湖北宜昌。宜昌交通部门的负责人深为感动，同意挤出舱位并不收运费，输运“大军”至重庆。那是深秋的一个黄昏，重庆街头的难民潮里出现一支奇怪的队伍，澳洲老马背着美国火鸡，英国约克夏猪扛着北京肥鸭，荷兰牛驮着长毛兔……至此，历时近一年的国立中央大学的西迁全部完成。师生们一致誉王酋亭为“中大的‘焦大’”。
罗家伦在回忆文中写道：“……司机告诉我说，前面来了一群牛，像是中央大学的，因为他认识赶牛的人。我急忙叫他停车，一看果然是的……赶牛的王酉亭先生和三个技工，更是须发蓬松，好像苏武塞外归来一般。我的感情振动得不可言状。在沙坪坝见到这批家畜时，就像看到了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一样。当我和这些南京‘故人’异地重逢时，心中一面喜悦，一面引起了国难家仇的无限感慨，不禁热泪夺眶而出了。”（罗家伦《逝者如斯夫集》）
当时，中央大学及附中、附小师生和家属近万人闻讯，全部从教室和家属区里拥出来，排成两行队列热烈鼓掌，就像欢迎从前线出征归来的将士一般。此情此景，盛况空前。
几年后，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感慨道：“两个大学有两个鸡犬不留——南开大学鸡犬不留，是被日本人的飞机投弹全炸死了；而中央大学鸡犬不留，全部都搬到重庆了。” 王 德
新书荐读
中国历史如此悠久，该如何梳理？著名历史学家许倬云在《万古江河》中以“文化交流”为核心，抓住了几次大的转折，重点探讨“中国”之形成。全书分为八章，从目录看关键词：1-3章是“中国的中国”；4-5章是“东亚的中国”；6-8章是“进入世界体系的中国”，从而勾勒出一部简明清晰的中国通史。
第一，上古时代-公元2世纪。在新石器文化基础上涌现的殷商文明，形成“群”的共同意识，表现为视别的群体为外人或敌对团体。周人伐商成功，以“天命”为己任，以“封建”构造秩序。春秋战国，列国交伐。华夏文化圈不断向外扩大，各国的政治体制也进一步脱离亲属血缘的桎梏，走向以王权与官僚组织为基本形态的新国家。至公元2世纪，也就是东汉末年，以忠孝节义等儒家理论所铸造的古代社会秩序完成。
第二，公元2世纪-15世纪。东汉崩解之后，外族入侵造成南北对峙；另一方面，佛教传入中国，与儒家理念由激荡而至交汇，道家思想亦容纳其中，构建三教融合的新的中国思想体系。至有宋一代，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界定了以伦理、道德观念为标准的更加稳定的社会秩序，直至明末，一直支配中国人的行为与思想。这个时期，中原王朝与边疆少数民族经历了多次的裂解与重构，外来文化的挑战与冲突大多被吸收或消弭于无形，中国的华夏文化性格遂有自大的凝固。
第三，15世纪-19世纪中叶，以及随之而至的“百年蹒跚”。从世界史的角度来看，15世纪新航路的开辟代表了新的序幕的拉开。但此时的明清王朝实施海禁与闭关政策，仍以“朝贡”与“抚夷”的观念对待域外种族。固有的社会伦理道德，无法翻旧更新顺应时代变化，原有的“中央之国”的自我投射，暴露其虚弱而不能适应的缺陷，以至于在进入多国多文化的世界体系之时，中国显得张皇失措。
古代部分的论述，许倬云主要依靠考古材料。最重要的源头来自考古学家苏秉琦的“满天星斗”学说。传统的中国文明起源地通常以仰韶文化为中心。苏秉琦说，仰韶文化诚然重要，但“一枝花”代表不了“满园春”，“星星火”比不得“满天星”。苏秉琦在1994年写作《国家起源与民族文化传统（提纲）》时，指出古代文化区系、条、块的观念，建议今日中国疆域之内，至少有六个地区文化。许倬云认同苏秉琦的观点，并据此延展探讨黄河流域的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融合，战国时代南北文化差异的逐渐泯灭为秦汉一统奠定了基础。
中世与近世部分，许倬云主要运用了比较分析的方法。梁启超先生在1925年写过《中国史叙论》，把中国史划分为中国的中国、亚洲的中国以及世界的中国三段时期。梁启超说，中原的中国经过秦汉一统，成为中国的中国；中国的中国经由与印度、日本等接触，成为亚洲的中国；近世以来，中国进入世界舞台，与欧美竞争，而成为世界的中国。梁启超此说，显然是许倬云这部《万古江河》的骨架。许倬云大加发挥，写就成书，并且做了罗马与长安、中亚文明、印度文化圈、东亚经济圈、中国与日本之维新等多种比较。这些不同文化在边缘上犬牙交错、彼此进退，以“接触-冲突-交流-适应-融合”的模式，构成了亚欧大陆数千年历史跌宕起伏的各种剧情。中国在这些剧情中处于核心的地位。
许倬云近年还写了《我者与他者：中国历史上的内外分际》和《说中国：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共同体》这两部作品，继续探讨“中国究竟是什么？我们究竟是谁？”许倬云说：“不论是作为政治性的共同体，抑或文化性的综合体，‘中国’是不断变化的系统，不断发展的秩序。”在全球化的时代，“我们审查自己的归属和认同，也审查族群归属和认同的原则，应是非常严肃的课题”。很显然，“中国”这个概念是演化的，不断变动的，是在漫长的历史变迁中汇江河而成大流。 林 颐
读书管见
司（后）母戊鼎是目前已知中国古代最重的青铜器，其名称是按照惯例依据铜鼎内壁上的铭文而定的。但直到今天，这几个铭文的释读结果依然没有定论，争论最多的就是铭文中最上方的那个字究竟是“司”还是“后”。
这个表面上看似乎最容易辨认的“司”字，为什么却会引起专家学者们的争论呢？
这其实是因为在铸造司（后）母戊鼎的晚商时期，无论是甲骨文还是金文中的用字都存在正反通用的情况。
也就是说，铭文中这个看上去是“司”的字形，其实也完全有可能是“后”的异体。也正因此，司（后）母戊鼎的命名从一开始就陷入了争论。
晚商时期，同一片甲骨上的甲骨文中存在“后”“司”字形混用的情况。
司（后）母戊鼎最初是在1939年被河南安阳武官村的农民所发现，但为了避免文物落入日寇手中，村民们在将它掘出之后又重新埋入地下，直到1946 年4月，这座大鼎才再次被挖出。
在大鼎重新出土后不久，《申报》特派员邵慎之就赶到河南安阳进行了实地采访，在10月27日的《申报》报道中，他最早将大鼎内的铭文释读为“后妻戊”“后戊妻”或者“妻戊”。
但是仅在21天后，古文字学家张凤就在《中央日报》上发表了《安阳武官村出土方鼎铭文考释》一文，认为大鼎内的铭文应该释读为“司母戊”，这一观点后来被官方采用。
同年7月，司（后）母戊鼎被收归国有，并在10月运往南京作为蒋介石六十大寿的献礼，此后收藏于当时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其名采用“司母戊方鼎”。
1948年5月，司母戊鼎作为重要展品在南京中山门内半山园举办的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中央博物院筹备处联合展览会上展出。
1949年4月南京解放，“司母戊鼎”未及运往台湾，留藏当时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1950年3月，“司母戊鼎”入藏刚刚成立的南京博物院。1959年，又被征调至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前身），并在“中国通史陈列”中展出。在此期间，这件文物一直沿用“司母戊鼎”的名称。
不过，尽管官方收藏机构一直采用“司母戊鼎”的名称，但争论却从未停止过。反对者们质疑“司母戊鼎”这一名称的理由除了在字形上“司”也可以释为“后”以外，从铭文含义的解释来讲，“后母戊鼎”比“司母戊鼎”更加合理。
将铭文解读为“司母戊”的观点，普遍认为这里的“司”同“祀”，铭文的含义为“祭祀母亲戊”。但这样的解释却不符合青铜器铭文内容的惯例，在商周时期表示作器者或者受器者的青铜器铭文制度中，并不存在动宾关系的句式。
但如果将其释读为“后母戊”就完全符合惯例。“后”字在古时有“君王”“领袖”的含义，也可延伸为“王后”“母后”之意。如春秋时期的《竹书纪年》中就以“后”指夏朝的君王，即“夏后”；晚商甲骨文中则有将商王武丁之妻妇好称为“后妇好”的例证。
按照这样的解释，“后母戊”即可表示是商王的母亲戊，这样的释文在句式上似乎显得更为合理。
基于以上几点原因，2010-2011年基本完成改扩建工程之后，国家博物馆在出版图录和专题展览中将原来的“司母戊鼎”正式更名为“后母戊鼎”。
不过，国家博物馆的这次更名并没能终结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争论，学术界内的争议仍在继续。 尼 洋
“自由技艺”这个概念有点类似于国内的“人文”教育，然而我们的有些“文科”专业，像金融和会计学，在美国算商科，不算自由技艺。美国大学系统的自由技艺学科，是指历史、政治、哲学、文学艺术这些大学问。今天我们就说说自由技艺在工作中的具体应用。
8月份刚刚出版的一本新书，叫《你能做任何工作：“无用的”自由技艺的惊人力量》，作者是纪实作家乔治·安德斯。用中国话说，这本书就是文科生的就业指南。安德斯写这本书是希望在今天的新形势下，帮文科生更容易找到好工作。
文科生不是死记硬背知识点的人
现在，整个社会都比较崇尚理工科，而安德斯说，最新的调研数据显示了一个趋势，现在美国的就业市场中新创造的岗位中，文科生的优势越来越大。
从2012年到2016年，美国新创造了1010万个工作岗位，其中只有5% 是在计算机相关的领域，就算你所有和互联网、计算机相关的技术岗位加在一起，也不到10%。
那么剩下的90%的新工作是什么呢？大部分都和“文科”有关——也就是需要和人打交道的工作。
比如说“市场研究员”，新增了55万个就业岗位，四年增加了30%，比程序员还热门。类似的还有咨询、教育、娱乐业等等，都不是纯技术的工作。
这其实是技术进步造成的。现在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像计算机领域，它消灭旧岗位的速度和创造新岗位的速度几乎是一样快的，并没有增加多少新岗位。
这个世界可能不再需要更多程序员了——但是只要人工智能跟真人还有区别，就业市场就需要文科生。
不过，这里所说的文科生，并不是那些只知道死记硬背考试知识点的人。
比如有个男生叫乔希，大学学的是人类学。这是一个非常冷门的专业，比如研究热带雨林中的原始部落之类。
乔希在大学的时候，有一天讲课的是一位女教授。教授带了一把指甲刀，当着学生的面剪下了自己的指甲，然后把剪下的指甲放在一张纸上，让全班同学传看。
这时候教授说，指甲还长在我手上的时候，你们都夸指甲好看，可是我把它剪下来，你们就觉得很恶心，这说明什么道理？说明同样一个东西，我们对它的评价并不完全是由东西本身决定的，而是和它所处的环境、文化这些背景条件有关系。我们研究人类学，就要学会理解同样的东西在不同的文化中意味着什么。
这就给了学生一个考察复杂世界的眼光。你学了人类学，就可能拥有一种比直来直去更高级的思维方式。
这就是自由技艺教育的价值所在：它培养的是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
比如乔希学到的一个技能，是他特别擅长听别人说话。哪怕这个人和他的文化背景非常不同，他也能理解这个人。
乔希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开了个小公司，专门帮不懂技术的人用电子产品。他把自己的人类学技能和技术结合在了一起，获得了一个很好的市场定位。现在乔希已经进入人机交流领域，成立了一个公司，专门帮企业设计网站和软件的用户界面，非常成功。
像这样的例子书中有很多，它们的一个共同特点是，你必须把文科的见识和理工科的技术结合起来。比如说:
好奇心+大数据=市场研究
同理心+基因测序=基因咨询服务
文学创造力+互联网=社交网络经理
你可以是个文科生懂点技术，也可以是个工科生同时攻读自由技艺，总之这种通才，才是今天最需要的。
最具价值的五种批判性思维能力
最重要的自由技艺能力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我们曾经说过的“批判性思维（Critical Thinking）”。
安德斯考察了各大公司中好职位的招聘广告，发现几乎所有年薪十万美元以上的工作岗位，都需要一定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安德斯总结，最值钱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大概有五种。
第一是探索新事物。
好的文科教育特别强调调研能力。并不是教授在课堂上讲什么，你考试的时候照着写就能得分——你得能提出自己的观点。除了完成指定的阅读材料，你得会寻找新素材来证明自己的观点。这就要求你具有探索新事物的能力。有这样的能力，你能随时适应新局面。
第二是获得洞见。
给你一堆各种杂乱无章的信息，你能不能获得一个洞察。比如现在有一个商品在市场上的各种销售反馈，那你会不会判断这个商品的前景如何？面对很多信息，你知道选择哪些，忽略哪些，面对很少的信息，你也能像考古学家一样自己分析出大量见解。有这样的能力，如果你去做金融分析师，你就能从财务报表里发现一些别人发现不了的信息，在投资的时候就能够提供一个别人提供不了的视角。
第三是选择和决断。
按照事先定好的规则去完成一件事情，是非常简单的技能。可是如果现在根本没有规则，你能不能自己制定规则，带领别人完成任务？这就涉及到领导力了。你的判断可能会出错，但大量犯错的经验积累起来也是你的财富。
第四是理解他人。
作为团队的领导者，你得知道团队中每个人想要什么，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在哪里——你得能理解人。如果你有这种能力，你就能理解自己的团队和用户。你知道不同的人对一件东西有不一样的看法，你能倾听和你相反的观点。如果你是一个产品经理，你就能很好地把用户、产品和工程师连接起来。
第五是影响力。
你要说服别人接受你的观点，首先你要能够清晰地表达自己，这和写作水平、演讲水平有关。其次你得有共情能力，想要说服一个人，最好站在这个人的角度表达。
“自由技艺+新技术”提升职场能力
这五种批判性思维能力都是非常高级的能力。大学每年毕业那么多学习自由技艺的学生，不可能都具备这些能力。那么，一个典型“文科生”的就业状况是怎样的呢？
安德斯这本书举了很多例子，几乎所有文科生的起点都比较低。如果你大学选择了政治或者哲学，就不要指望一毕业就能拿到高薪。起薪最高的是工程师和学金融的。但如果你真的掌握了批判性思维的这些技能，你的后劲不可限量。
一位学心理学的女性的经历很有代表性。她当初只有高中文化程度，家中非常贫困。她在免费的社区大学偶然选了一门和心理学相关的课程，结果表现优秀，被教授推荐去了伯克利。毕业后进了政府部门，工作几年有了经验出来加入一家公司，因为对政治感兴趣，又回到政府部门，现身居要职，正在主导部门改革。
工程师技术好就行，文科生需要人生经验。年轻的时候多换几份工作，都是非常正常且有必要的，你要学会随机应变，才知道怎么在不同的工作中使用你的核心技能。
当前最好的一条路，就是自由技艺和新技术的结合，因为复杂世界需要复杂的人才。既然文科生的特长之一是人生经验，能不能找到好的工作跟你是不是名校毕业关系不大。
前阵子网上流传一个程序员的悲剧故事，让人看了很难受。这个程序员技术非常厉害，但因为和妻子闹离婚，竟然被逼得想不开而自杀了。如果他了解一些自由技艺的东西，有批判性思维的能力，怎么可能处理不好生活中最基本的问题呢？
在这个时代，你说你只想把技术做好，其他一概不管，那是不行的。你想过简单生活，但这个世界并不简单，不会面对真实世界是危险的。这个世界归根结底，属于那些能处理复杂问题的人。你的关键技能是是否具有“批判性思维”的能力。最佳路线，是把自由技艺和新技术结合起来。
（作者现为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物理系研究员，在知乎、果壳、观察者、得到等国内知名网站上设有专栏）
沈崇诲（中）在清华
《无问西东》中王力宏扮演的沈光耀
《无问西东》正在全国热映，电影中塑造了一个驾机撞向日舰、从容就义的空军飞行员沈光耀的形象，他的原型是曾任国民党杭州笕桥航校教官的沈崇诲。那么，历史上真实的沈崇诲是什么样的呢？
沈崇诲祖籍江苏江宁县，祖父沈味兰是晚清重臣张之洞幕僚。父亲沈家彝举人出身，曾留学日本，在东京帝国大学法科学习。抗战胜利后，出任国民政府司法院大法官。1949年江山易手之际，沈家彝审时度势，选择留下，后担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1954年逝于北京。
沈崇诲出生于1911年7月20日，南开中学毕业后，考入清华大学学习土木工程，很快便成为学校足球队和棒球队队员，还代表北平和华北地区参加过全国运动会。1932年从清华毕业后，他离开北平，选择来到绥远（今内蒙古一带）开发塞外。就在这时，日本侵略东北，垂涎华北，国难当头，沈崇诲产生了从军的念头。
1932年10月，中央航空学校招收学员，沈崇诲回到北平报名。由于身体素质和文化素质都很突出，报名后马上被录取，成为中央航校第三期轰炸科的学员。航校毕业后，成绩优异的沈崇诲留校担任教官，他常对学生宣传他的航空救国理念：“救国莫急于防空。吾辈今后当翱翔碧空，与日寇争一短长，方能雪耻复仇也。”
后来的事实证明，沈崇诲践行了他当初的誓言。
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此时沈崇诲已担任国民党空军第二大队第九队中尉分队长，8月13日，淞沪会战打响，沈崇诲随队参加了战斗，在长江口外狙击日军。
当时日军占据空中优势，经常派飞机袭击沪宁一带，但中国空军毫不畏惧，经常击落日机。8月19日，沈崇诲所在的空军第九队在队长谢郁青带领下，从安徽广德基地飞往长江口外的佘山、白龙港一带海面轰炸日军舰艇。沈崇诲驾驶的是904号飞机，就在当天的战斗中，沈崇诲壮烈殉国。
对于沈崇诲的死因，比较流行的说法有撞机说和失踪说两种。
一、撞机说。此说认为沈崇诲与助手陈锡纯驾机撞击日本军舰“出云号”，与敌人同归于尽，后来一些影视作品包括今天的《无问西东》都采用了这种说法。
撞击日军“出云号”的说法，来自队长谢郁青作为目击者的回忆：“白龙港附近有大批敌舰出现。看见我们雄伟的阵容，惊慌失措，向上海方向蠕动逃去，机会太好，可惜我们的炸弹已投光……那架在我们下方、敌艇上方的孤独的飞机——现在已认明是沈崇诲的904号了——忽然对准一艘最大的敌舰，开足油门直冲下去。一声巨响——强烈的白光水柱，大丛的黑烟，突出海面数百呎，一会儿，烟消火散，敌舰倾侧，舰尾先没，人如青蛙，乱跳入水，轰的一声，火药库爆炸，一切毁灭。”
当时“出云号”就在上海参战，是日本海军最大的巡洋舰，即谢郁青所说的“最大的敌舰”。但谢郁青的说法有几个可疑之处，一是4天后的8月23日，我方在启东县海滨找到了陈锡纯遗体，如果与敌舰同归于尽，找到飞行员遗体就无法解释；二是在日军当天的交战记录中，并无军舰被击沉记录，且日军旗舰“出云号”一直正常服役，直到1945年才被美军击沉；三是撞机说直接证据目前只有谢郁青的回忆，这在历史研究中属于孤证。
二、失踪说。从台湾公布的抗战史料来看，沈崇诲和陈锡纯驾机通过南汇上空时，发动机出现故障冒烟，队长指示其返航，但沈崇诲和陈锡纯执意杀敌报国，没有服从谢郁青的命令。由于机械故障，逐渐落在机队后方，等轰炸任务完成后，发现904号下落不明。因与沈崇诲同机的陈锡纯遗体已经找到，所以中方内部档案将沈崇诲列为失踪人员——这说明当时军方并不认可沈崇诲的撞机说。
今天看来，当时之所以出现沈崇诲、陈锡纯驾机与敌军舰同归于尽的说法，可能是军方或者文艺工作者为提升军民抗战决心而合理想象的。随着史实和细节的逐步厘清，沈崇诲牺牲的真相也逐渐浮出水面。南京市政府网站在“抗战英烈录”栏目如此写道：“轰炸任务执行完毕后，904号机失踪，事后判定为牺牲。沈崇诲牺牲之后，衍生出其驾驶飞机冲击敌舰的传说并且广为人知。”
但不管沈崇诲死因如何，都是为抵御外侮而死，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而死，他是我们心目中永远的英雄。
日前，敦煌和腾讯签署了共建数字丝绸之路的战略合作协议，以敦煌为符号的中国传统如何借力新媒体的科技能力、社交网络和泛娱乐生态，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保护和创新性发展，敦煌的思路是依靠社交平台发动数以百万计的创意者，让我们的文化产品为全世界更多的年轻人所喜爱。
传统文化之所以需要现代化，是因为很多传统文化已经脱离了其原来的文化语境和使用场景，变成了一种“死”的文化，将其现代化的过程就是“救活”的过程，是将其重新赋予使用场景和文化意义、重新融入现代生活的过程。
重新赋予使用场景是当前传统文化现代化的主要形式。这种场景赋予起源于“朕知道了”胶条、朝珠耳机和正大光明充电宝等脑洞大开的文创衍生品，结合了近年来兴起的消费升级热潮，正在重塑消费者，尤其是年轻消费者的消费习惯乃至生活习惯，并影响到不少国际知名消费品牌甚至奢侈品牌的创意设计和生产环节。
更出乎观察者意料的是，原本认为年轻人可能沉浸在“消费社会”的欲望中，对偏向严肃的传统文化不感兴趣，但随着内容表现形式的创新，《我在故宫修文物》《国家宝藏》等节目竟出乎意料地火爆，甚至在这一波知识（付费）浪潮中，传统文化也成为年轻人消费的重要领域。
故宫的实践同样也适用于其他传统文化宝藏。大量丧失了其原有的使用场景的传统文化，无论是宗教、贸易以及相关的音乐和娱乐形式等，都可以通过场景重塑而重新赋予其使用价值。
而在场景重塑过程中，势必会涉及到重新赋予其文化意义，用时髦的语言来说，就是“解构—重构”的过程。解构的基础是理解，理解的基础是保护和研究。最近，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动画片《九色鹿》，借鉴了敦煌壁画九色鹿的故事主线和人物画风，创新使用了中国独特的戏曲音乐和民乐，但淡化了其宗教色彩，更偏向于中华传统文化中劝人向善、恶有恶报的朴素道理阐释。这种重构没有挑战其文化内涵，更多的是重构了表现形式，更易接受。
当下我们的分歧并不在于要不要创新，而在于怎样创新。不改变故事内核而单纯地将传统文化动漫化、游戏化或者影视化，已很难取得好的成效，很多时候需要在理解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对原有的故事进行改编重构，用现代年轻人更喜爱的方式进行讲述。
2017年，习近平主席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中重点提及“数字丝绸之路”，清晰地表明了当前的文化交流，已经不可能脱离数字技术、数字经济而存在。然而，在中华文化的国际化中，过去我们长期关注文化创意产业贸易出口，但在核心知识产权和版权中，我国还是世界最大的进口国和逆差国之一。
事实上，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的产品，其核心并非贸易的总量，而是交流的质量，要素的交流比商品的交流更加重要。依托文化产业，吸纳全球创意者来到中国创意，吸引全球的新技术来到中国创业，并将中国的创意者和创意企业纳入全球分工，让大家在产业合作中加深文化了解，才会有更好的效果。
我们现在处于互联网时代，泛娱乐生态之上人人都是创意者，但是很多人诟病网络创意不好，题材低俗、形式千篇一律，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精神贫穷限制了想象力——没有见过好东西，不能了解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没有素材的积累，确实很难形成好作品。
艺术的本源就是人的体验，人民群众拥有无穷无尽的想象力，愿意接触传统文化，改造传统文化，活化传统文化，甚至创新传统文化，是好事，不仅要鼓励，更要创造渠道满足创意者、赋能创意者，让更多的创意者有意愿、有能力参与传统文化的创意和传播，并能从中获益。
在这样的创意逻辑下，传统文化的传播和表达方式也势必会改变。需要强调发挥更多用户参与创意的过程，强调社群运营之间的互动。这种所谓的快速迭代、强调“会玩”已经成为文化创意的核心能力，也是现行文物利用、版权保护和快速授权等政策的挑战。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东方文化与城市发展研究所副所长）
丁帆
如果没有大起大落的人生落差，曹雪芹是不可能以大彻大悟的心境写就流芳千古的辉煌长卷《红楼梦》的。大凡史诗型的作家都须经历人生的劫难，方才可披阅十载，啼血成书。
一部《红楼梦》可谓写尽了大清帝国由盛到衰的历史。如今许多“红学家”为考证《红楼梦》中所描写的原址，可谓把整个金陵古迹翻了个遍。当然，说南京是曹雪芹的故乡一点不为夸张，自他曾祖父曹玺出任江宁织造以来，曹家三四代人在南京为官生活六十多年。想当年，曹家历经了康熙南巡中四次接驾的荣幸，其“旷典奇恩”盛极一时。
当然，作为作家，他笔下所写景物不可能局限于一处，所以有人说《红楼梦》是“两京记”（即以南京和北京为背景），不乏道理。而就曹雪芹来说，最抹不去的是童年印象，南京的一草一木总关情，可谓亭台楼阁皆是画，历历在目入梦来。据考，曹家在南京的住房有十三处，共四百八十三间，地八处，共十九万顷零六十七亩，仅外面欠曹家的银两就多达三万两千多两。可见曹家当年在南京的显赫地位。
据有些红学家研究认为，曹府在南京的遗迹主要有五处：一是大行宫一带；二是汉府街一带；三是丹凤街一带；四是雨花台一带；五是金星桥一带。
大行宫显然是因曹家接驾皇帝而得名，康熙和乾隆两朝天子为何屡下江南巡视？恐怕除了苏杭天堂的美景外，金陵胜景亦是一个重要缘故。1984年，南京大行宫小学在施工时，发掘了不少文物和印有“大清雍正制”的瓷器，以及假石山等，证实此处正是清代江宁织造府西园遗址，也就是曹雪芹从小生活过的地方。这里紧靠着汉府街，我不知道它在1853年3月太平天国的兵火中是否遭过劫难，亦不知道在1854年汉府街“天王府”（现总统府）扩建中是否遭到拆毁，它究竟毁于何日，我想大约就在这些年间吧。一百年是历史的瞬间，但若想淡忘其中的人和物，是易如反掌的事。
紧邻大行宫的汉府街就是江南织造局的旧址，亦是曹的办公所在地。虽然明迁都北京以后，南京西华门一带历经了一百多年的变故，想必在曹雪芹时代还是很繁华的。而洪秀全为建天京王朝的天王府，于1853年入城后拆毁了大行宫一带的许多旧建筑，曹府当然亦在劫难逃。历史的更迭，湮没了曹家的辉煌，同时也给后来的《红楼梦》研究者们带来了许多考证的困惑。其实，作为文学作品，留下一些谜，似乎更有其距离的魅力。
丹凤街过去叫双龙巷，也就是乳育过康熙皇帝的奶妈——曹雪芹的曾祖母孙氏的住所。上世纪四十年代，著名的小说家张恨水曾以此地写就了长篇小说《丹凤街》，文中第一章“诗人之家”起首就哀叹“现代化的商品也袭进了这老街”，若想追寻“古典意味”，“向这街南的茶馆里赏识赏识六朝烟水气”，那已是件很不容易的事了。
而半个多世纪的今天，丹凤街早已不复存在了，只留下了这一地名。林立的高楼、栉比的商店，更显示出现代都市的风貌，这里是市中心，地皮比黄金还贵，这便道出了精神和物质的二律背反命题。
曹雪芹正是经受了物质的极大丰富后又跌落在一个物质生活极度贫困的境遇中，从挥金如土的显贵生活到瓦灶绳床、举家食粥的贫困处境，才有可能深切感受到两者间的反差给人的心灵带来的极大震颤，才能创作出举世无双的皇皇巨著来。
另外，南京金星桥的“香林寺”原名“杜桂寺”，始建于南朝梁天监年间，明洪武年间朱元璋移建，更名“兴善寺”，有山门、天王殿、正佛殿、伽蓝殿、右祖师殿、藏经楼等建筑。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曹寅陪康熙巡游后买下了此寺，更名为“香林寺”，并给此寺施舍了四百多亩香火田，所以此寺在清代声名日盛，成为南京城的三大名寺之一，如今尚有大殿犹存。我不知道《红楼梦》中王熙凤弄权“铁槛寺”是不是以此寺为背景的，但作为曹家的庙产，足可见曹家在南京的显赫。而位于中华门外雨花岗的曹公祠却早已毁于咸丰以后的兵火之中，无可考稽了。
如今有红学家考证，南京城西的“随园”就是“大观园”的原型，这也是不无道理的，虽然此园早已不复存在了，但从其历史的记载中，可见其一鳞半爪的影像。乾隆十三年秋，袁枚以“三百金”购得清凉山附近的小仓山，在此悠闲地度过了半个世纪，他一口咬定，《红楼梦》“中有所谓大观园者，即余之‘随园’也”。“随园”共有二十四景，风光旖旎，亭阁楼台、竹影花径尽在烟雨之中，“北门桥转水田西，路少行人鸟渐啼；遥望竹云遮半岭，此中楼阁有高低。”（袁枚《答人问随园》）据考，其中许多景观乃与《红楼梦》中的大观园相仿。
就是这么一个极佳去处，却在太平天国后期被夷为梯田，想必是天王洪秀全为解天京被困的粮草危机而不得已为之。战火中的生存问题当然是高于一切的，要这劳什子景色有何用处？
石头城是曹雪芹至死不能忘怀的故乡，虽然他最后穷愁潦倒于北京什刹海附近某王府的马厩里，过着食不果腹、衣不遮体的生活，但是金鼎玉馔、美女如云、笙歌达旦、穷奢极欲的金陵豪华生活景象却永远定格在他的脑海之中，他之所以将《金陵十二钗》作为全书的重要关目，就是因为那种永远挥之不去的怀旧情绪和恋金陵情结久久萦绕在他的脑畔。
六朝烟水在隐退，红楼情踪亦在这个物化的时代淡漠，一些新修的亭台楼阁、水榭画舫都集中在如今夫子庙秦淮河两岸，就连“王谢故居”都已重建，更不必说“媚香楼”一类的仿古建筑了，可是，自然形态的游历已不复存在。穷困潦倒的士子曹雪芹如果返归故里，恐怕亦只能是一声慨叹了。
一不小心，中年危机成了网络热词，随之而来的，是一连串和中年相对应的形容词：油腻、肥胖、庸俗、乏味……对于早已跨入“资深”中年行列的人来说，看到上述形容词，沉重的岂止心情，连带着身体都一起下坠了。
渐渐发现，周围喊自己“姐”的人忽然多了起来。明明昨天我还是那个管别人叫“姐”的小字辈嘛！而真正接受中年来袭这一事实，是在几年后，默默地淘汰掉衣柜里已不合适的衣服。无论面孔如何天使，身材如何魔鬼，中年妇女都不宜再穿过紧或过露的衣服，何况我等只拥有一张大众脸的普通人。
对于从女儿到女人再到大妈的论述，语出独特莫过于《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女儿从水作的骨肉，极尊贵、极清静，到出了嫁，就变出许多不好的毛病来，虽是颗珠子，却没有光彩宝色，是颗死珠了，再到老了，混账起来，比男人更可杀，竟是鱼眼睛了。
这等描述，少时读红楼，会站在宝玉同一阵线，那时没想过自己会老。如今再读，对被锦衣玉食包围的宝玉多了理解，他哪里知道从清爽的女儿变成鱼眼睛的女人，这背后有多少咬着牙的不易？
在颜值和体力双双消逝的同时，中年女人沦陷在更残酷的重重困境之中：青春期不听话的孩子、对话越来越少的老公、日渐老去的父母、无法突围的事业……每一重困境，都是冰冷的铜墙铁壁。
想起一位著名雕塑家，我们的交往在多年前他还未名声大噪之时，在南京金陵饭店的高层餐厅里，说起某某。我说，那是一个年轻有为又漂亮的人。但这位雕塑家只回了我一句：“她很挣扎！”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用“挣扎”来形容一个人的容貌，艺术家的视角果然不同凡响！一个人在步入中年后的容貌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己，和心境有关。中年人得平和相，便是大美。当然，不是微信上几篇心灵鸡汤文章就能让中年变得平和无怨。速炖速成的鸡汤只能满足一时的口腹之欲，谈不上营养，而中年的疲惫又岂是一两碗鸡汤能消除的？不少中年人，表现在热衷于从心灵鸡汤到佛教信仰的武装，轻则频繁转发鸡汤文章，重则室内布阵置剑，暴露出内心的挣扎和无助。
幼童蒙学的《千字文》有“寒来暑往，秋收冬藏”，讲的是世间万物，顺应四时，自然也包括了人。到了中年，是收敛的时候，克制欲望、克制脾气、精简语言，交友、应酬和饭局，都应减量。不要滔滔不绝，言的得体和精炼都很重要， 这世界已很喧闹，一个人年纪渐长，说话做事更该有分寸。
从曹雪芹的“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到孔子所说的中庸之道，我认为都是更适合给中年人的寄语。不指望血气方刚的青年人中庸，他们需要活出极致的色彩，方称得上“青春无悔”。痴长了几岁年纪的人，也别动不动就说，自己吃盐比别人吃的米多。人生都是山一程水一程跋涉过来的，什么年龄就合该看什么样的风景。见多了，自然懂得分辨什么样的风景最美。中年，正是人生行至一半，尝过世间的不易和艰辛，宽容是中年人的一个新起点。一把沙子在手中，拳头握得愈紧， 沙子漏掉的速度就愈多愈快，放放手，沙子和拳头都不累。对事，看大局，勿过于执着细节，不钻牛角尖；对人，多一份“彼亦人子”的理解，怜老惜弱，推己及人。心宽，境界开阔了，天地亦宽。而中年的经历和学养，也最是厚积薄发之时。过去“不求甚解”之事，中年里的某一天总能忽有“会意”。每一个中年人都在负重前行，在谋生与事业、在堂上父母和绕膝儿女之间奔走。
说到底，人生就是修行。不说要经历九九八十一难吧，可时不时地，一个个难题就摆在面前，等待我们用经验和智慧去化解。中年是修平和相、怀宽容心之期。热退凉来的秋天，可以不必萧瑟；暑天的余热，正好用来温暖这个世界。我喜欢的唐代诗人刘禹锡就说：“自古逢秋多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从今天起，把中年的日子过成温暖的诗，鹤飞冲霄，诗情旷远。
一款名为“旅行青蛙”的游戏，最近在手机上火爆起来。这款小游戏的主角是一只小青蛙，玩家通过收集三叶草买道具和食物，之后小青蛙会带着这些东西去旅行。旅行途中，这只小青蛙会邮寄照片并带土特产回家。当然，在你没有为他筹集足够的“旅游资金”之前，他会宅在家里，或在床上，或在餐桌。
有人说，这是一款治愈系游戏。但不管怎样，其实许多人都能从小青蛙身上，看到自己的孤独影子。比如，小时候的自己——在家时独自看书、吃饭、玩耍；现在的自己——独在他乡，认识不同的人；自己的下一代——玩伴可能比自己还少；自己的上一代——唯一的孩子离家后，空留惦念，却无法帮忙。
从1982年到1991年，这10年间全国出生人口每年都超过2000万人，其中大多是独生子女，这一代人如今已经长大成人。他们已经更早地学会了接触陌生人和陌生社会，没有手足兄弟可以交流，自然就要和原本陌生的同学、邻居去接触。动画片《哆啦A梦》里的野比被胖虎欺负那么多次，依然要一起玩；《蜡笔小新》里的风间再看不上小新，也要一起交流。这就是这一代人的童年写照，发生在父母看不到的那个角落里的故事。
所以，我们能够理解游戏中的小青蛙，一声不响地就独自出游，去见各式各样的人。但同时，我们仿佛也对原生家庭有更多眷恋，就像小青蛙走到哪里都会寄出明信片一样，因为除了父母，我们几乎没有多少亲人可供牵挂。
这一代人喜欢的游戏，其实是共同心理在虚拟世界的投影，不论是在桌游吧里与陌生人组队狼人杀，还是在网吧里与陌生人组队英雄联盟，我们玩的不只是游戏本身，也是在与陌生人共同排解着孤独。屏幕那端未曾谋面甚至不知真名实姓的队友或对手，也是如此。
感谢互联网，让我们有了更多认识陌生人的机会，多角度认知世界的机会。
看到网络上一则消息说，英国最近新设了一个部长级岗位，叫“孤独大臣”，孤独大臣要解决的，除了年轻人的孤独，还有孩子的孤独，老人的孤独。换言之，一代人孤独的背后，其实是全年龄层的孤独，对着电视屏幕发呆的退休老人，与对着手机疯狂游戏的孩童一样。已经有研究人员认为，孤独应该被视为公共健康问题。英国红十字会称，孤独就如同“隐形流行病”。
看起来，这是一个世界级的社会现象。排解一个人的孤独，可以靠心理医生，排解一群人甚至一代人的孤独，除了家庭本身，还需要社会和政府形成合力。当然，克服孤独不能只靠物质投入，就好比盖了养老院只是把老年人换个地方住一样，还要在精神层面上有更多投入。
我家在农村，对面是小学，从小在朗朗书声中长大。兄弟三个都爱读书，学习成绩好，奖状贴满一面墙。父亲夸口，三个儿子，将来六个大学生。何故？儿子大学生，对象自然也是大学生，二三得六么。
1968年推荐上学，我上不了高中，因为爷爷、父亲、哥哥都是识字的，要让祖孙三代不识字的人去读。白天在地里劳动，看着昔日的同学上学放学，心里有说不出的滋味。
翻到一本连环画《我要读书》，高玉宝小说改编的。高玉宝家里穷，自己要读书，没钱不能去。他在前面跑，母亲在后面追，急匆匆摔一跤，母子俩抱头痛哭。看到这里，禁不住泪流满面：旧社会穷人上不起学，现在我们为什么还是上不了学？
想想还是学个手艺吧，荒年饿不死手艺人。我学的是篾匠，用竹子劈篾，编竹篮、竹筐、竹席等用品。学徒三年，出师后帮30个工，押金30元，中途逃师押金不还，学满出师置套工具。
5月20日晚，师傅带几个同行，到我家吃投师酒。父亲把我叫到里屋，让我在投师纸上签字。一时悲从中来，我哽咽着问，“爸爸，难道我就这样拉倒了？”父亲也掉泪，“儿子，你晓得的，我做大人的也是没有办法啊！”
学手艺做得苦。在人家织篅条，一天到晚蹲着，下肢完全麻木，收工时站不起来。两个膝盖软的，扭来扭去不好走路，两只手扶着，好一阵才恢复。做篾匠苦，更重要的是心里苦，无望比贫穷更加可怕。
上学的念头始终没有断过，经常重复同一个梦境：坐在教室里，上课前点名；我站起来答“到”，满堂哄笑；老师解释，某人因故学习中断，现在复学；四下一瞧，课堂里都是比我小好多岁的学生……
1978年，弟弟考上大学。我当兵第6年，国庆节到连部看报，《浙江日报》报道全省高考录取情况，当年文科录取分数线是300分。这条十分重要的消息，极其偶然地看到，重新燃起我上大学的希望之火。
部队强调安心服役，我抓紧业余时间自学。节假日躲到连部温习，野外训练休息时在山坡上看书，晚上站岗书本放在口袋里，路灯底下看几眼。退伍返乡时经过上海，日夜商店度过一夜，看完两张试卷。
1979年2月底退伍，在家自学了一个月，下决心到学校插班补习。4月7日第一天到校，与比我小十几岁的学弟学妹一起坐在教室里，过去反复出现的梦境奇迹般地成为现实，那种心情与感慨一言难尽。
我重新规划了高考方案：语文、政治、地理、历史，每门考80分，数学考40分，参照1978年分数线，总分360确保录取。史地政重点揪大题目，语文把作文做好，数学大小题目都要抓。
每天早晨四点起床，摸黑在操场上跑三圈。天蒙蒙亮开始背书，进校半个月，历史、地理两本复习教材从头至尾背出。白天上课听讲，参加各种测验，晚上主攻数学，看懂题目，分析题型，熟记运算方式。
手头有一本南昌铁路局编印的试题集，160多个题目，先看懂解题方法，再默记其解题步骤。反反复复看了五六遍，用理解加背诵的办法攻数学。晚上九点半，宿舍熄灯，买不到煤油，打着手电筒解题。
有过两次这样的经历：深夜解题，解不出来，睡觉；梦中继续解题，仿佛解出来了，起来还是解不出；躺下再睡，恍恍惚惚，仍在解题； 醒过来，真的解对了。人虽然睡着了，大脑还在思考，所以出现梦中解题的现象。
用脑过度，影响胃纳，吃不下东西，辣酱拌米饭，强迫进食。补习辛苦，精神亢奋，效果明显，进校一个月全县统考，我总分第一。最担心的数学，第一次测验16分，此后节节攀升，最后一次测验58分，比预期好。
7月7日高考，各科均在意料之中，考试结束核对答案，估测总分可在380分以上。骑车回家的路上，突然发现田野里稻秧青青，感叹三个月不闻窗外事，浑不觉春去夏来，顿觉天高日丽，浑身轻松，说不出的畅快。
没进家门，父亲一把将我拉到屋前的小菜园里，看并蒂相连、红透了的两个西红柿。他喜滋滋地说，“我天天在园子里转，从来没有发现这两个西红柿。这是一个好兆头，看来家里要出第二个大学生。”
那天中午，我在亲戚家做客，表兄兴冲冲跑来报喜，说已经在县招办看到成绩，我总分407，全县第一，后来知道是苏州市文科第一。国庆节过后，我到北京上学，就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从此开始全新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