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七年,马庄农民乐团代表中国参加意大利第八届国际音乐节。

  离春节还有一个月,徐州市贾汪区马庄村已经热闹得像过大年。一个多月前,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村里调研,马庄成为“网红”,一拨又一拨全国各地的参观团来这里学习。记者走进村委大院,文化礼堂里,农民乐团吹拉弹唱忙表演;手工作坊内,大姨大婶加班加点缝香包。大家伙笑道:如今咱马庄每天都是人山人海热热闹闹。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不能光看农民口袋里票子有多少,更要看农民精神风貌怎么样。”马庄人用了30年,走出一条“文化立村、文化强村”的新路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马庄文化”。

  放下锄头,庄稼汉吹起铜管乐

  马庄村史馆内,有一张照片定格在1988年夏天,几位村民在乘凉晚会上表演铜管乐,其中,一个小小少年格外显眼。

  一晃30年过去,当年13岁的少年孟国栋,已经成为全村的“领头人”。孟国栋对记者说,他头天晚上刚在央视录完节目《我有传家宝》。眼前这位马庄党委书记,可不是印象中土里土气的村干部,而是浑身“文艺范”,一开口更是字正腔圆,典型的“播音腔”。原来孟国栋天生一副好嗓子,毕业于中国音乐学院声乐专业。

  而孟国栋的艺术摇篮就是“纯农民”的马庄农民乐团!那年年初,村里拿出3万多元,买了长号、黑管等西洋乐器,成立了苏北第一个农民铜管乐团,乐团发起人是马庄村原书记孟庆喜。

  71岁的孟庆喜,前年退休了。老孟是典型的乡村能人,走路生风、自带气场,脑子活络、敢想敢干,干了不少别人想不到、干不了的事。当了30年村书记,老孟说起马庄,张口就来,能聊上一整天。当年之所以建乐团,老孟道出了两点缘由:一是摆脱贫穷,二是改变风气。

  1986年,孟庆喜担任马庄村书记,全村只有4台废旧拖拉机,村办砖厂设备也十分陈旧,欠了银行46万元,经济状况全镇排名倒数,村民们自嘲为“第三世界”。当时流行这么一首民谣:“弯弯屯河清悠悠,流去多少泪和愁;多少年来多少代,年复一年血汗流;落后面貌何时了,贫困岁月何时休。”

  穷怕了的孟庆喜,也想“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后来村里摘掉了“穷帽子”,又有了新问题——“有人一切向钱看,村级管理甚至面临停摆,打架闹事的多了,还有人赌博。”孟庆喜想,一味抓经济可不行,要富口袋,还要富脑袋。于是成立了一个10多人的乐团。擅吹葫芦丝的孟庆喜很有信心,村里过去有“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村民们有“文艺基础”,那些西洋乐器,庄稼汉照样可以摆弄好。

  孙建,乐团最早一批成员之一。他领到一把小号,左看右看爱不释手,可是想像吹唢呐那样吹,就是不成调。“这些乐器我们都是第一次见,光自己琢磨不行。”孙建说。村里于是请来徐州歌舞团10多位老师一对一教学,“文艺基础”起了作用,几个月后乐团就能上台了。

  1989年初,乐团参加铜山县春节团拜会,一曲《西班牙斗牛士》引起轰动,一下子家喻户晓,新华日报刊文《农民奏西乐,倾倒高校众讲师》。1997年,马庄农民乐团上了央视7套的春节联欢晚会,他们的故事上了央视的“东方时空”!

  新一代团员王倩见到记者很兴奋,她和姐妹们表演的快板《新思想引领新时代》,获得总书记点赞:“编得好,演得好。”她说,现在固定团员有20多人,全村能登台表演的村民200多人,全年演出不断。千万别以为都是“农家乐”,从民族经典到世界名曲,从崔健的摇滚到黄家驹的流行音乐,他们都能玩得转,还能演奏五重奏。前些年,广西艺术学院器乐系许林教授退休后慕名而来,发挥余热,免费为村民们上了一年多的“大师课”,乐团达到了专业水准。

  文化立村,一“吹”就是30年

  在当年注重经济的大环境下,马庄提出“文化立村”的理念,独树一帜。1989年,他们的演出大获成功,周边各村纷纷效仿,冒出30多支农民乐团,可是没过两年都没了下文,只有马庄农民乐团发展至今。

  “乐团要投入,人员要组织,短期难见效益,长期搞不容易。”孟庆喜说,建团之初就争议不断。“有领导在三级干部会议上,说我是个不务正业的干部。他说,‘你把地种好了,让老百姓有饭吃,把乡镇企业抓好,让老百姓有钱花就行了。你搞个农民乐团,是能吹出粮食还是能吹出票子?’”孟庆喜硬是扛着,他觉得,传播先进文化,不会错。

  于是,乐团一“吹”30年。在孟国栋看来,马庄能有今天的成绩,关键在于多年来的文化坚持。这里也有他自己和家人的坚持。“我是在农民乐团泡大的,后来考上中国音乐学院,就是不想放弃这条路。”孟国栋对乐团是真爱,他把大学同学赵艳芳从外省娶回家,她成了乐团的声乐指导和主唱,两口子一道登台表演,人们夸他俩是绝配:一个吹一个唱,整个一个“二人转”。

  今天回头看,马庄人的坚持有了回报,可在当年,这样的执着堪称难能可贵。特别是在本世纪初,贾汪这座煤城开始走上转型之路,陆续关闭了小煤矿,马庄的经济支柱一下子断了。“一天晚上,父亲打电话让我回趟家,说要谈乐团的事。”那时,孟国栋在江苏省梆子剧院工作。他回家后才知道,在经济压力下,乐团只剩六七个人,很多人甩下一句话走了:“解散吧!”

  “不仅不能散,而且要加强。”孟国栋一咬牙辞去剧院的工作,回到村里搞乐团。年轻人脑子活,他的思路是:一方面坚持公益演出,一方面创办演艺公司闯市场,“以文养文”。

  孟国栋开始为乐团连轴转。“除了吃饭睡觉就是排练演出,总觉得时间不够用。”有一次春节演出前,他连续一周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开着面包车拉设备,眼皮直打架,只好打开车窗,一路吹着冷风唱着歌,保持头脑清醒,装好设备后,他在舞台边刚一坐下就睡着了。

  因为拼命,乐团“活”了。近些年,马庄旁的采煤塌陷地改造成潘安湖湿地公园,贾汪打起了生态旅游牌,对文艺表演的需求更加旺盛,乐团不仅“活”了,而且生机勃发,团员每月收入3000多元不成问题。

  坚持,从来不是一朝一夕。最近,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韩俊谈乡村振兴时说:“乡风文明无法速成,要靠久久为功去养成。”马庄农民乐团坚持了30年,演出6000多场,获得各级各种表彰,精神文明的星星之火终于燎原。

  在马庄,农民乐团今年“30岁”;元宵灯会举办了31届,每年吸引周边三四万人参观;每周末办舞会,“跳”了25年。村里还优先建设公共文化设施,这些年累计投资8000余万元,建了多功能厅、民俗文化广场、阅览室等等。年近5旬的村民胡海玲很骄傲,“我们的文化水平没多高,可我们的文化氛围绝对浓,我们的文明素质绝对高。”

  乡风文明,创农民国际新形象

  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其中,乡风文明是重要内容。马庄正是用30年的文化坚守,留下了乡村的根与魂,展示了新时代农民的新形象。

  马庄农民乐团自从开办就有个“大”目标:“过江进京”——走向全国。没想到,这只是个“小”目标——2007年,他们竟能“漂洋过海”。2006年11月,村里接到个陌生电话,对方自称是意大利东海岸华人华侨联谊总会,邀请乐团到意大利参加比赛。一个苏北农民乐团咋会引起遥远的意大利的关注?孟国栋和大伙儿一合计,觉得打电话的就是个“骗子”!

  可是很快意大利方面再次打来电话:意大利正在筹办第八届国际音乐节,第一次邀请中国乐队参加,于是向意大利华人组织咨询,选中了在国内小有名气的马庄农民乐团。

  “外国人都知道我们,还要去意大利,太激动了!”几乎每个团员都这么说。离比赛只有几个月, 时间紧任务重,而且是代表“中国”,团员们竖了块“倒计时”的牌子,争分夺秒地训练。

  为了练体能,他们每天到村头广场跑步,还沿着村子练习行进演出。“大号有20多斤,鼓有30多斤,可是高兴啊,天天背着也不觉得累。”敲鼓的李红侠回忆说,她炒菜都想着谱子,拿着锅铲会不由自主地敲锅沿,进了被窝还要打会儿拍子,就怕自己拖后腿。

  意大利国际音乐节上,马庄农民乐团中西组合的手法大受欢迎,获得第二名。

  当时只有17岁的小号手徐孝说,在意大利佩斯凯拉市的街道上,他们沿街表演,好多市民围观。两位来自南京的中年人一直跟着他们,走了很远。“他们在当地做生意很多年,看到我们的旗帜上写着‘中国’和‘江苏’,觉得特别亲切,就停下汽车,跟着我们一路走一路唱。”当乐团演奏《欢乐颂》时,街上的当地人跟着放声歌唱,现场那个热烈欢腾,嘉年华一样。

  更让徐孝他们骄傲的是,在比赛的展示环节,意大利观众觉得没过瘾,要求中国队加演,结果,马庄农民乐团一口气用民族乐器加演了7个节目,而正赛节目才不过4个。

  马庄农民乐团还到奥地利、日本演出,与俄罗斯、加拿大、西班牙、法国等国的艺术团体交流,成为增进友谊、促进了解的一面文化旗帜。

  1995年,著名作家乔迈到马庄访问,创作了长篇报告文学《双翼的神马》,发表在《人民文学》上。乔迈写道:“马庄村给我的深刻印象始终是这里的非凡处,即真正的变化是人的心灵和精神的变化。这是开放在这块土地上的最美的花朵,是最耀人眼目的最宝贵的美玉真金。”

  “活要活出个精气神。谁说农民只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我们也要文化生活。” 乐团副团长李红侠说。随着采访深入,记者发现,不独孟家父子,乐团的人个个能说会道。十多年前,李红侠从外乡嫁到马庄,她笑道:别的村子都羡慕我们,说马庄人心特别齐,活得特别有滋味。其实就是长年的文化活动,改变了村民的素养气质。

  乐团培养了一批文艺人才。老孟和小孟,如今分别是徐州市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和江苏省音乐家协会会员,村民中加入省市区音协的有25人。李红侠盘算着,乐团要扩编,要请专业老师来做培训,要加快新作品创作,开春后要进行全国名村巡演。

  马庄,用30年的坚持回应着曾经的质疑:我们可以“吹”出票子,更能“吹”出马庄的精神——一马当先的勇气,跃马扬鞭的速度,马不停蹄的毅力,马到成功的效率。马庄就像一匹骏马,向着更加美好的生活奔驰。

  记者 王 岩

 
苏州画家徐扬的《姑苏繁华图》中,阊门外停泊着各类船只。

  “苏州过后无艇搭”,这句流行于广东、香港等地的俗语,其意是要抓住机遇。

  这句俗语的起源何在?我想,话中包含的三个因子可作分析路径:首先这是粤语,苏州话中没有;二是产生于苏州;三是艇也即小船。也就是说,一个在苏州和搭船有关的广东群体,催生出了这句俗语。

  那么,什么时候广东人在苏州较多呢?看一下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苏州画家徐扬画的《姑苏繁华图》,可见苏州阊门外,河里泊满了货船、客船、杂货船、画舫、木排、竹筏等等,近400只,其中有些大货船显然来自远方。那时,苏州阊门的船只通过娄江经昆山可直达太仓刘家港,那是海江大码头,福建、广东、天津等南来北往的货船经此地进入苏州,到阊门外交易,山塘街、南濠街、上塘街一带有许多外地商人的会馆。

  道光、咸丰时,苏州人顾禄在《桐桥倚棹录》卷十说:“山塘扇肆,多贩于粤东之客,其叶产粤之新会城。”广东的葵叶,上等货装箱运来,普通货打包运来;广东的扇柄,工艺除上漆、雕刻外,有的还用翻黄竹、玳瑁、沙鱼皮之类装饰,颇具粤地风尚。新会即今广东省江门市下属的一个区,当时还有一名产大红柑,其皮是中药陈皮的原料,吴门医派常用、善用陈皮治病,处方有时特地写明需用“广陈皮”。苏州还有商家专做苏州特产陈皮蜜饯,开专店出售,许多原料都来自新会。顾禄讲到陈皮时引用时人《咏吴中食物》诗:“酸甜滋味自分明,橘瓣刚来新会城。等是韩康笼内物,戈家半夏许齐名。”这是说新会陈皮和苏州特色药材戈家半夏一样著名。

  广东葵扇商人在山塘桥东建有冈州会馆,苏州人俗称“扇子会馆”,其建筑至今犹存。苏州一地消费不了这么多葵扇,山塘街是批零兼营的全国性货物集散地,葵扇自此远销更大的市场,当然陈皮等也会在此地分销。一些洋货,还有广东出产的琉璃灯,也由广东商人运来苏州,因此,《姑苏繁华图》上,有店家挂着“苏广杂货,发客不误”“川广云贵杂货老行”等招牌。有专家考证,江南人喜食甜品,食糖需求量大,大多来自广东、台湾,经营者多为闽、粤商人。乾隆时,江南市场上的食糖三分之二来自广东,有相当部分是从苏州销往北方。

  《姑苏繁华图》上,阊门外的护城河,在上世纪80年代前是京杭大运河的关键河段,因为往西不到4公里就是枫桥镇。唐代开始通过大运河进行漕运,苏州既是漕运的重要中转地,也是粮食集散地。明清时,安徽、江西、湖南、湖北等地的皇粮,多从枫桥镇转运京师,苏州成为全国最大的米豆市场,在枫桥要采征数十万乃至百万石漕粮。枫桥兴盛时有米店二百多家,唐伯虎有诗云,“金阊门外枫桥路,万家灯火迷烟雾”(《姑苏八咏》之六),人烟之稠密可以想见。

  漕运船,无论国家还是民间所有,都由有关部门主管,清嘉庆时大约有4600艘。船夫有运丁,也叫漕夫、漕丁、船丁,还有雇佣的水手。他们远道劳勤,寒暑露暴,昼夜不息,非常辛苦,但收入很低,生活困难,许多人没法成家,苏州人称之为“光棍”(不含贬义)。还有一个问题是漕船北上,沿途有总押、分押等官“陋规馈送”,其外尚有种种额外索费,叫浮收勒索,漕船运粮成本加大。朝廷无力解决这个问题,只能出台补偿性措施,准许漕船在起运时,除装载规定的皇粮外,还可带货到北方销售,免税,以所获利润补贴私人船家和漕夫,这些货物叫做“土宜”,即土特产。明万历时每船运500石漕粮可带60石土宜。清顺治、康熙时期沿用明制,雍正七年,“加增四十石,共为百石”,乾隆年间增至126石,嘉庆四年,每艘重运漕船准带南方货物150石。回空船只每船可附载北方货物60石,后增至180石。漕船上的船头、舵工,可以各带3石,运丁无论多少共分20石,其余百来石份额,应该是属于船主或官员们的福利了。

  由于有利可图,漕船“多有夹带,私贩货物”,尽可能多搭货物,包括“苏杭的丝绸,广东的粤绣及雕饰,湘绣,蜀锦,江西的瓷器,福建、安徽的茶叶以及各地的土特产、干鲜果品、手工艺制品等,还有南洋及海外的各种洋货。”土宜并不止这些,纸张、笔墨、糖、桐油,干果如桂圆,调味品如胡椒等,都搭载漕船纷纷北上。北方土特产如东北的人参、塞北的皮货、北京的果脯、山西的煤炭,也跟着南回的漕船,进入江南市场。漕运成了南北货物交流的大动脉,漕船停泊时,货上货下,人来人往,运河沿岸城市淮安、德州、临清、通州、天津等,都因此而商业兴盛。

  当然也有民船北去贸易,但在运河里,漕船的地位甚至高于贡船,河道再拥挤也要确保漕船先走,在苏州的广东商人,自然会去枫桥找漕船载货。艇,是一种轻便的小船,大型漕船后面往往配有小船。四五百石甚至更多的漕粮再加土宜,装满后,漕船载重约有四五十吨,吃水甚深,靠岸不容易,和岸上往来,一般用小船接驳,超过规定的土宜,也用小船甚至竹排装载。

  “苏州过后无艇搭”,当时的含义就是苏州有大量的漕船可供广东人搭载货物运往北方市场如天津、北京,过了苏州,机会就比较少甚至没有。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漕船须按时到达北京,若是沿路时走时停接收货物就会延误,因此广东商人都争取在苏州这个大市场一次装足。其次,若是在江南地区发卖土宜,路途短就利润薄,因此漕船自苏州起航后一路北上,无故不会停留。再次,苏州市场发育比较成熟,商人有货要搭漕船,可通过牙侩(商业中介)、会馆“引装客货”,价格较为透明,且往往联系熟悉的漕船,货物较为安全。所以,广东商人认为,要搭货最好是在苏州找船,过了苏州就不合适了。

  自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起,漕粮逐渐由上海起运,开始了海运新时代。1860年前后,太平天国在江浙境内激烈的战争,导致运河运输中断。战后北方的大运河淤浅堵塞又日益严重,虽然江南大运河包括苏州段还在使用,但河运漕粮的历史谢幕了,在苏州搭运货物的广东商人,转到上海的新天地里去打拼了。

 
百年“清华园”

  最近电影《无问西东》用四个故事串联起了清华大学百年历史的精神,其中,不管是王国维、梁启超、梅贻琦、陈寅恪、钱锺书、闻一多、朱自清、沈从文等一批大师,还是不同时代普通学子们追求进步、奉献牺牲的精神,都折射出中国智慧、中国风骨、中国精神,感人至深。让我们随着几位名人笔下的回忆,共同走进这一段百年历史的瞬间。

  梦萦水木清华

  季羡林

  清华校风我想以八个字来概括:清新、活泼、民主、向上。我只举几个小例子。新生入学,第一关就是“拖尸”,这是英文字toss的音译,意思是,新生报到前必须先到体育馆,几个彪形大汉把新生的两手、两脚抓住,举了起来,在空中摇晃几次,然后抛到垫子上,这就算是完成了手续,颇有点像《水浒传》上提到的杀威棍。墙上贴着大字标语:“反抗者入水!”游泳池的门确实在敞开着。我因为有同乡大学篮球队长许振德保驾,没有被“拖尸”。至今回想起来,颇以为憾:这个终身难遇的机会被放过,以后想补课也不行了。

  这个从美国输入的“舶来品”,是不是表示旧生“虐待”新生呢?我不认为是这样。我觉得,这里面并无一点敌意,只不过是对新伙伴开一点玩笑,其实是充满了友情的。

  我为什么说清华校风民主呢?我也举一个小例子。当时教授与学生之间有一条鸿沟,不可逾越。教授每月薪金高达三四百元大洋,可以购买面粉二百多袋,鸡蛋三四万个。他们的社会地位极高,往往自视高人一等。学生接近他们比较困难,但这并不妨碍学生开教授的玩笑。开玩笑几乎都在《清华周刊》上。这是一份由学生主编的刊物,文章生动活泼,而且图文并茂。有一天,俞平伯先生忽然大发豪兴,把脑袋剃了个净光,大摇大摆,走上讲台,全堂为之愕然。几天以后,《周刊》上就登出了文章,讽刺俞先生要出家当和尚。

  我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学习了整整四个年头,其影响当然是非同小可的。至于清华园的景色,更是有口皆碑,而且四时不同:春则繁花烂漫,夏则藤影荷声,秋则枫叶似火,冬则白雪苍松。其他如西山紫气,荷塘月色,也令人意念难忘。

  清华八年回忆

  梁实秋

  清华园在北平西郊外的海淀的西北。出西直门沿途有几处步兵统领衙门的“堆子”,清道夫一铲一铲地在道上洒黄土,一勺一勺地在道上泼清水,路的两旁是铺石的路专给套马的大敞车走的。

  海淀是一个小乡镇,过仁和酒店微闻酒香,再过去不远有一个小石桥,左转趋颐和园,右转经圆明园遗址,再过去就是清华园了。清华原是清室某亲贵的花园,大门上“清华园”三字是大学士那桐题的,门并不大,有两扇铁栅,门内左边有一棵状如华盖的老松,斜倚有态,门前小桥流水,桥头上经常系着几匹小毛驴。园里谈不到什么景致,不过非常整洁,绿草如茵,校舍十分简朴但是一尘不染。原来的一点儿中国式的园林点缀保存在“工字厅”“古月堂”,尤其是工字厅后面的荷花池,徘徊池畔,有“风来荷气,人在木阴”之致。塘坳有亭翼然,旁有巨钟为报时之用。池畔松柏参天,厅后匾额上的“水木清华”四字确是当之无愧。我在这个地方不知消磨了多少黄昏。

  清华分高等科中等科两部分。刚入校的便是中等科的一年级生。中等四年,高等四年,毕业后送到美国去,这两部分是隔离的,食宿教室均不在一起。学生们是来自各省的,因此各省的方言都可以听到,我不相信除了清华之外有任何一个学校其学生籍贯是如此复杂。有些从广东、福建来的,方言特殊,起初与外人交谈不无困难,不过年轻人学语迅速,稍后亦可适应。由于方言不同,同乡的观念容易加强,虽无同乡会的组织,事实上一省的同乡自成一个集团。我是北平人,我说国语,大家都学着说国语。我一向不参加同乡会之类的组织,同时我也没有浓厚的乡土观念,因为我在这样的环境有过八年的熏陶,凡是中国人都是我的同乡。

  记钱锺书先生

  许渊冲

  钱先生教我时才二十八岁。他戴一副黑边大眼镜,显示了博古通今的深度;手拿着线装书和洋装书,看得出学贯中西的广度。他常穿一套咖啡色西装,显得风流潇洒;有时换一身藏青色的礼服,却又颇为老成持重。他讲课时,低头看书比抬头看学生的时候多,双手常常支撑在讲桌上,左腿直立,右腿稍弯,两脚交叉,右脚尖顶着地,他和叶先生不同,讲课只说英语,不说汉语;只讲书,不提问;虽不表扬,也不批评;脸上时常露出微笑。学生听讲没有压力,不必提心吊胆。

  1939年3月31日,钱先生给我们上第一课。他用一口牛津英语,对我们讲英国音和美国音的不同,要我们学标准的伦敦语音。4月3日,钱先生讲的课文是《一对啄木鸟》,他用戏剧化、拟人化的方法,把这个平淡无奇的故事讲得有声有色,化科学为艺术,使散文有诗意,已经显示了后来写《围城》的才华。钱先生欣赏雅俗共赏的幽默,如4月28日讲的《打鼾大王》,卧车上有人鼾声如雷,吵得旅客一夜不能入睡,大家怒气冲冲要报复;不料清晨卧车门打开,走出来的却是一个千媚百娇的妙龄少女,大家顿时怒气全消,敌意变成笑脸,报复变成讨好。这也写出了人性本身的矛盾,钱先生讲得自己也笑了起来。

  钱先生在联大还为外文系高年级学生开了两门选修课:“欧洲文艺复兴”和“当代文学”。听过课的许国璋(已故)学长说:“钱师致力于理出思想脉络,所讲文学史,实是思想史。一次讲课,即是一篇好文章,一次美的感受。”又说:“钱师,中国之大儒,今世之通人也。”听过课的还有杨周翰、李赋宁、周珏良、王佐良、查良铮等。其中查良铮(穆旦)的成就最为突出,出版了《穆旦诗选》,翻译了普希金、拜伦、雪莱、济慈等的诗集,可惜过早去世。

  本报综合

  我国古代多将谷物做成米饭,即所谓粒食;商、周时的甗和汉代的釜—甑都是蒸饭用的。旅行时携带的则是晒干或炒干了的米饭,叫糒或糗,多盛在竹器里。食用时须和以水浆,水则装在瓦壶里。二者可统称为“箪食壶浆”。

  饼字最早见于《墨子耕柱篇》,磨面制饼战国时逐渐推广,西汉时城镇里卖面饼的已经常见。汉、唐时将面食皆称为饼,烤制的叫炉饼或烧饼,加芝麻的叫胡饼,用水煮食的叫汤饼,蒸食的叫蒸饼或笼饼。

  但蒸饼起初并不发酵,古代蒸制发酵的面食,须掌握酵母菌生化反应的特性才能做到。生活于3世纪上半叶的何曾,“性奢豪”,“蒸饼上不坼作十字不食”。他要求蒸饼上面得裂开一个“十”字,看来和现代的“开花馒头”差不多。这时的发酵面食已如此讲究,则它的出现或当不晚于东汉末。

  现代蒸制的发酵面食中最普通的是馒头。但馒头起初指的却是全然不同的另一种东西。宋高承《事物纪原》说,三国时诸葛亮征孟获,改革了当地以人头祭神的恶习,用面包着牛、羊、猪肉来代替,“后人由此为馒头”。馒头应为“蛮头”的谐音(见明郎瑛《七修类稿》)。馒头也有无馅的。为了使有馅的和无馅的相区别,或称有馅的为包子。南宋耐得翁《都城纪胜》中说,临安(今杭州)的酒店分茶饭酒店、包子酒店、花园酒店三种,包子酒店专卖鹅鸭肉馅的包子。进而馒头与包子遂逐渐分道扬镳。

  饺子出现得比包子早,但起初统称之为馄饨。汉扬雄《方言》说:“饼谓之饨”,“或谓之馄”;表明汉代已有类似馄饨的食品。《齐民要术》中记有“水引饨法”,清楚地指出此种食品是用水煮食的。隋初颜之推《颜氏家训》说:“今之馄饨,形如偃月,天下通食也。”可见这时饺子已开始推广。

  面条起初就是上面提过的汤饼,不过宋以前的汤饼,实际上是一种片儿汤,面不是用刀切,而是用手撕。制作时要用一只手托着和好的面,另一只手往锅里撕片。所以汤饼又叫托或饦。至唐代则使用案板切面,故改称不托或饦。但饦起初还是切成片状。切成细条的面叫索面,到北宋后期才流行开来。至元代,又将面条加工成挂面。《水浒全传》第四十五回记一位送礼者的话说:“无甚罕物相送,些少挂面,几包京枣。”可见此时挂面已不被视作“罕物”了。

  提起做菜的方法,常概括为煎、烤、烹、炸。现代的煎和炸要过油,出现得晚些,而烤和烹(即煮)早在原始社会中已经有了。古代管烤肉叫炙。《孟子》中曾说“脍炙”好吃,从而在日后演变出“脍炙人口”的成语。

  烹肉可用镬,但也见过用大鼎烹煮食物的图像,如果不动用这类大家伙,小规模煮肉则叫濡。濡亦作臑,类似现代的白煮肉。但第二步还要“以汁和”,此“汁”即醢。醢指肉酱,亦可泛指一般的酱。煮好了的白肉要再放进热酱汁中濡染加味,即所谓“煎”,之后方才进食。

  在烹、濡的影响下,羹也是我国古代主要的菜品。上古时代的“大羹”是不加调料的肉汤。周代人祭祀时要用大羹,以示不忘本初。但随后出现的“和羹”,乃变得有些滋味。《尚书说命》:“若作和羹,尔唯盐梅。”盐代表咸味,梅代表酸味。而在马王堆1号墓的遣册里,所记之羹的种类就很多了,其中大部分为各种肉羹,也有肉与菜、肉与粮食混合烹制的羹。

  但普通百姓日常很少吃到肉羹。农民的副食只是菜,为了蓄菜御冬,进而发明了加工泡菜的方法,这种方法叫菹。杜甫诗“长安冬菹酸且绿”,同样在强调它的酸味。汉代以后,制泡菜的双领罐在湖南衡阳东吴墓、江西瑞昌西晋墓、广西恭城南朝墓、湖南衡阳五代水井、江苏扬州宋船中均出,而且一直沿用至今。

  南北朝以前,烤和烹仍然是菜肴的主要做法。由于这时的食用油取自动物脂肪,温度稍降就会凝滞,所以不流行炒菜。直到4—5世纪,由于植物油料的使用,滚油快炒的技法才发展起来,在《齐民要术》中才有明确的反映。而炒菜的流行,又使箸即筷子的用途进一步扩大。在西汉前期,不用箸而用手不一定是十分丢脸的事。然而吃炒菜时,要夹起油汪汪的滚烫的菜肴,不用箸是很不方便的。所以,隋唐以降,其出土的数量大增。浙江长兴下莘桥出唐代银箸三十支,江苏丹徒丁卯桥出土唐代银箸三十六支,四川阆中出土宋代铜箸二百四十四支。更不用说实际生活中数不清的竹木筷了。现代拿筷子吃饭的,除了中、日、韩、朝、越、新加坡的十六亿人以外,还有海外华人五千万,以及十六万家中餐馆。加在一起,每天在餐桌上大约会举起十七亿双筷子。

  孙 机(本文选自中华书局出版《中国古代物质文化》)

  金陵驿建于南宋淳熙十二年(公元1185年),距今已830余年,为时任建康(今南京市)留守钱良臣所营建。元至正《金陵新志》、明万历《上元县志》、清同治《上江志》均有相关记载,今遗址不存。为缅怀民族英雄文天祥,开展中华爱国主义传统教育,南京市文管会于1991年在金陵驿故址——蛇盘(佘婆)今马群街道原蛇盘村南小山岗上,距旧宁镇公路西侧约50米,兴建文天祥诗碑亭。

  祥兴二年(公元1279年)六月十二日,文天祥一行自广东北行,被羁押至建康金陵驿。文天祥时年43岁。时值南宋政权甫亡、建康城(南京)亦被元军攻破四年之久。文天祥与同在广东被俘的狱友邓剡被羁绊金陵驿二月有余,并于此留下了以《七律金陵驿》为代表的著名诗章。

  一

  草合离宫转夕晖,孤云飘泊复何依?

  山河风景元无异,城郭人民半已非。

  满地芦花和我老,旧家燕子傍谁飞?

  从今别却江南路,化作啼鹃带血归。

  二

  万里金瓯失壮图,衮衣颠倒落泥涂。

  空流杜宇声中血,半脱骊龙颔下须。

  老去秋风吹我恶,梦回寒月照人孤。

  千年成败俱尘土,消得人间说丈夫。

  文天祥《金陵驿》二首,成诗于相同时间、同一地点。两诗都表达了对朝廷倾覆、金瓯崩坏、对元兵所到之处物是人非惨景的悲叹;对自己经年努力、呕心沥血、出生入死、壮志未竟,视为一生憾事。文天祥虽然身陷囹圄,但不做贰臣的决绝与舍生取义的抉择,与《过零丁洋》“留取丹心照汗青”之诗意一脉相承,将取义成仁之浩然气节,展现得淋漓酣畅。

  羁绊建康金陵驿期间,文天祥偶然读到宋行宫昭仪王清惠随宫人被掳北迁途中,作于馆驿的《满江红太液芙蓉》词。感慨良多,于是步其原调原韵填词一阕《满江红和王夫人满江红韵,以庶几后山妾薄命之意》。

  燕子楼中,又捱过、几番秋色?相思处、青年如梦,乘鸾仙阙。肌玉暗消衣带缓,泪珠斜透花钿侧。最无端蕉影上窗纱,青灯歇。曲池合,高台灭。人间事,何堪说!向南阳阡上,满襟清血。世态便如翻覆雨,妾身元是分明月。笑乐昌一段好风流,菱花缺。

  “笑乐昌一段好风流,菱花缺”,——暗指南朝陈(其都今南京)太子舍人徐德言与乐昌公主“破镜重圆”的故事,文天祥并不认同这个故事的结局,认为在爱故国的态度上,徐德言与乐昌公主“于节有亏”,所以用一个“笑”字,视这“一段好风流”为不屑,表明了文天祥被俘后与王清惠不同的态度。

  文天祥写罢仍觉意犹未尽,用了王清惠的身份和经历,化用和糅合了汉代王昭君出塞的典故又填词一首,题为《满江红代王夫人作》。

  试问琵琶,胡沙外、怎生风色。最苦是、姚黄一朵,移根丹阙。王母欢阑瑶宴罢,仙人泪满金盘侧。听行宫、半夜雨淋铃,声声歇。彩云散,香尘灭。铜驼恨,那堪说。想男儿慷慨,嚼穿龈血。回首昭阳辞落日,伤心铜雀迎新月。算妾身、不愿似天家,金瓯缺。

  文天祥将自己对今后命运的抉择寓于其中,凝练了他对于生活情思的感受和品格精华,表达与原作之间在志向上的不同。

  元朝至元十五年八月二十四,被羁押于建康金陵驿七十余日的文天祥,将渡江转道北去。临别之际,文天祥取杜甫《别唐十五诫,因寄礼部贾侍郎》《戏简郑广文兼呈苏司业》《巫峡敝庐奉赠侍御四舅别之澧朗》《送韦书记赴安西》四诗各一句,集成五绝“《酹江月》诀别江南路”赠送给因病留医建康天庆观的狱友邓剡。

  南宫吾故人,才名三十年。

  江城秋日落,此别意苍然。

  浓缩了千言万语,有珍重至嘱,有与生死相交的挚友之间诀别悲壮,也有初心不改的决然和视死如归的豪情。

  文天祥临行之际,邓剡强忍哀伤,赋词一阕,《念奴娇驿中言别》以送其行。其中有“水天空阔,恨东风不惜世间英物。”之语。

  见此,作为唱和,文天祥又依原韵和词一首。

  乾坤能大,算蛟龙元不是池中物。风雨牢愁无着处,那更寒蛩四壁。横槊题诗,登楼作赋,万事空中雪。江流如此,方来还有英杰。堪笑一叶漂零,重来淮水,正凉风新发。镜里朱颜都变尽,只有丹心难灭。去去龙沙,江山回首,青山如发。故人应念,杜鹃枝上残月。

  文天祥自喻为水中蛟龙,化用“龙非池中物,乘雷欲上天”之意,在离秦淮河不远的金陵驿,在风雨中的羁禁之所,仍然壮志未泯,丹心未改,此行抱慷慨赴死之决然,那种“舍生取义”,即便是“英雄末路”也威武不屈,即便为故国之千秋雄鬼,其志也绝不可夺的形象跃然纸上。 张双全

  《韬略平天下》

  谭汉生等著

  内容简介:丛书按照年代,再现了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代、清代中国历经的风云巨变。史学专家团队,让这里的韬略历史更丰满有趣,韬略点评更麻辣有味。 崇文书局

  《古今名人读书法》

  张明仁

  内容简介:本书采集古今三百余位名人读书心得,列为八百余则,以时代为序,便于检索。书末附相关书目数十种,并介绍其作者、版本、存佚,乃至内容之优劣,给读者带来读书方法的启迪。 商务印书馆

  《百年风雅》

  刘宜庆

  内容简介:本书选取陈寅恪、黄炎培、张君劢、费孝通、钱玄同、邓稼先、朱希祖、胡适八个名门望族,讲述百年中国的家国变迁。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谢维和

  我今天跟大家一块要来讨论的一个话题叫《大学之道拾遗》。“拾遗”顾名思义就是把那些你自己丢掉的东西捡回来,当然我在这里讲的肯定不是我们丢了一个钱包或者手机或者丢了一个什么物件你把它捡回来。我在这里讲的更多的是在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里面,有没有一些可能我们不自觉丢掉的东西?我们要把它捡回来。

  优秀传统文化中被不小心丢掉的东西

  现在大家都很关心优秀的传统文化的传承,但是,在现实中,人们在学习和了解优秀的传统文化时,往往有那么一点丢三忘四。丢掉一两个字无关紧要,可是要丢掉一段话,或者有些句子弄得不完整,那可就出麻烦了。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我们现在满大街都能看到“和为贵”,这是《论语》里很重要的一句话,中国人讲究和谐,遵从这样一种和谐。但是请大家注意,“和为贵”这句话可不是孤立地讲的,它前面还有一句话叫“礼之用”,“礼之用,和为贵”讲的是规矩、规章制度实施效果好不好,关键要看能不能让大家更加和谐,所以“和为贵”的前提是我们怎么去贯彻落实一些规章制度。

  如果说我们大大小小都去讲和谐,而不用规矩、不用制度、不用道理来节制、引领的话,其实想“和”也“和”不到哪儿去。所以把前面的“礼之用”丢掉以后,这句话的意思就完全变了。

  还有一个例子,有的时候你挖苦别人,会说:“怎么这么蠢,真是愚不可及!”你可不知道,其实你这是在表扬他。为什么这么说呢?实际上在“愚不可及”前面还有一句话,叫“智可及”。这是曹操在评他的大臣荀攸时说的:“公达外愚内智,外法内勇,外弱内强,不伐善,无施劳,智可及,愚不可及,虽颜子、宁武不能过也。”意思是一个人的聪明、才干也许我们可以通过学习、锻炼去比肩,但是一个人的大智慧,即大智若愚的这样一种愚,可学不会,因为那是做人有境界的品位。但如果你要是忘了“智可及”,只说“愚不可及”,这种不完整的表达,就容易闹笑话。

  大学之道中被遗忘的究竟是什么

  今天我们更多的是讲大学文化里,有没有遗失一些非常重要且需要我们捡起来的东西。

  我给大家郑重推荐《大学》这本书,如果说儒家传统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那么《大学》可谓是儒家的开篇之作。朱熹曾说,如果一个人要去了解儒学的话要“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然后在这个基础上读《论语》,了解儒学的根本精神、主要观念,之后再去学《孟子》,而如果要研究里面很精深的东西,就要学《中庸》了。但是开头的部分一定要读《大学》。在《大学》中我又推荐大家一定要看第一章,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大国学家熊十力,在《十力语要》中曾经说过:“《大学》首章,三纲领,八条目,其间处处有无穷义蕴,世儒只是忽悠过去……此篇确是圣学提纲,于此不通,六经未许讲也。”所以《大学》重要,其第一章更重要。

  但是我发现在很多场合,对《大学》首章,很多人只背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后面还有一段很重要的话,却没有记住,这段话是“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这段很重要的话经常被忘记,所以我们还真得去想一想,这些被遗忘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实际上我们丢掉的是为学之本的修身。在《论语》里,在中国传统文化里,人们常常说“物有本末”。什么叫“本”?修身是为学之本。《论语》说“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就是所有的东西都是以修身为本。《论语》说到的三纲八目,三纲是指“明德、亲民、至善”。“明德”包含“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这都属于内修的境界和内涵。“亲民”就是讲外治,包括“齐家、治国、平天下”。连接内修和外治的是什么呢?这就是修身。习近平总书记在讲到“三严三实”的时候,第一个就是“严以修身”,所以修身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不要忘记学习的初心是“学以为己”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遗忘?这里很关键的就是忘记了教育或者学习的初心,即“学以为己”。《论语》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在古人看来,“为己”的含义是讲你学到的东西首先要去修养自身、陶冶自己的品格和德性,而不是去追求外在的名利。荀子说“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意思是君子通过学到的东西让自己本身的格调、品位能够显得高一点;他又说“小人之学也,以为禽犊”,意思是小人学到东西是为了跟别人做交易。

  《太平御览》说:“古之学者得一善言以附其身,今之学者得一善言务以悦人。”意思是,古代学者学到一个好的东西,首先考虑怎么身体力行,而现在有些学者得到好的东西是想着怎么取悦别人,追求功利。《颜氏家训》说:“古之学者为己,以补不足也,今之学者为人,但能说之也。”这些话似乎就是针对我们今天的现状说的,非常值得我们反思——什么是为学之本?修身是为学之本。

  如何将遗失的大学之道重拾起来——定、静、安、虑、得

  这些既然如此重要,我们有什么办法把它捡起来?潘光旦先生有一句很经典的话:“定、静、安、虑、得,是修身的五步功夫,而所谓修养者,固非履行此五步功夫不办也。”

  1. 定——始终如一地做一件事

  什么是“定”?按照朱熹的说法,所谓的“定”就是“志有定向”,用我们通俗的话讲,就是这个人有定力,你能抵御外部对你的各种诱惑而始终不渝地从事你所相信的事业。

  在今天这个社会中,诱惑很多,我在清华担任主持文科工作的副校长时,跟大家说:“希望大家少做事。”大家一听就纳闷,都说多做事,你怎么让我们少做事?我后面还有一句,“你真正做几件在历史上留得下的事”。

  《礼记中庸》里有一句话“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意思是真正有所作为的人就是把当下的事干好,他不是心有旁骛,这山望那山高。庄子也说:“虽天地之大,万物之多,而唯吾蜩翼之知。”意思是要做一件事,就把这件事情看作自己的生命,而不能用其他的事情跟它做交换。一个人有没有定力,我坦率地说这是一个人修养的第一步。

  2. 静——心不妄动

  如果说定力是抵御外部诱惑的话,你怎么抵御自己内心的躁动呢?这就是第二个字“静”,“定而后能静”。

  有时经常是内心的躁动使一个人难得安分。“静”如果按照朱熹的说法,是“谓心不妄动”。老子《道德经》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所谓“为学日益”,就是说我去学习各种知识而不断地积累,不断对自己有所增益,能够更多地了解这个世界。“为道日损”是指如果真正要体会这个世界的道、规律,有的时候你每天都要做减法。也就是说,要把自己内心的一些杂念、欲望都要去掉,你才能真正静下来。做人做事,不能有太多的想法。想法太多,动作就容易变形。有些网球运动员、乒乓球运动员,往往打最后那几局关键比赛的时候会失手,为什么呢?想法太多,导致失误增多。

  汉代有一个很有名的思想家叫河上公,说:“人君不静则不威,治身不静则身危。”就是说当君王的,你不能浮躁,不能乱动,如果要乱动的话就缺乏威信;要是自己人生缺乏这样一种静的话甚至都有生命危险。宋代范应元说:“重可载轻,静可制动,故重为轻之根,静为燥之王。”“静”对于人的思维、包括人的生命都很重要。

  3. 安——踏踏实实地做事

  修身的第三步就是“安”。朱熹“谓所处而安”,意思就是有了“定”和“静”以后,才能真正安下心来做事。对此,熊十力先生有个特别好的解释,所谓的“安”即“收摄精神,不令驰散,此时心地炯然,不起虚妄分别。”(《十力语要》)你能不能“安”,能不能把自己的精力集中在这里,这对于修身来说特别重要。有的学校的个别教授,一年1/3的时间在外面讲课、开会、评审,出席各种活动,这样还有多少心思能放在学校里做研究、教书?我在这里再冒昧地说一句,在座的各位,你们能不能计算一下每次看手机的间隔时间有多长?能不能每次把这个间隔时间拉长一点,让自己收摄精神的时间长一点?“安”的关键就是能够真正踏踏实实地做事。

  4. 虑——有长远的思考

  “安”之后我们就要进入另外一种境界“虑”。按朱熹的说法,“虑”就是“处事精详”,要能够深思熟虑。《黄帝内经》有一句话讲得最透彻,说:“所以任物者谓之心,心有所忆谓之意,意之所存谓之志,因志而存变谓之思,因思而远慕谓之虑,因虑而处物谓之智。”什么是慕?就是你要对事物有个前瞻性的考虑,能够把握事物发展的趋势,叫远慕,不是说想到一件事情就很冲动地去做,而是有长远的思考。《论语》说:“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

  5. 得——做人得体,做事得当

  “虑”之后就是“得”。这个“得”不是说你得到了什么样的收获,得到了什么物质上的东西,而是指“得事之宜”,就是能够得到待人处事的最恰当的方式。如果用两个词概括,第一个叫“得体”,第二个叫“得当”。做人很得体,做事很得当,这是一个人的最高境界。别人说你这个人聪明其实没有什么,说你这个人做事很得体,那就是非常高的评价。

  在乾隆皇帝的寝宫养心殿挂着《是一是二图》,上面写着:“是一是二,不即不离,儒可墨可,何虑何思。”“是一是二”什么意思呢?是说你看世界上的事物要知道它可能是这个样子,也可能变成另外一个样子,所以不要绝对、武断,要很客观、很全面地去看,用马克思主义的话说,就是要用发展、变化的观点看问题。第二叫“不即不离”,就是不要靠得太近也不要太远,要有距离感,这叫度,把握好这个度这个事儿才能做成。所谓“儒可墨可”,意思就是儒家学说要参照,墨子的学说也要参照,如果能够做到兼容并包,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

  团体的明智则需要其传统的延续

  一个国家的传统、文化是不能中断的,我们要想一想我们还丢掉了其他什么东西。

  格兰特在《历史的教训》中有一句很著名的话:“个人的明智来自于他记忆的连续性,团体的明智则需要其传统的延续。”如果一个民族的传统中断,意味着这个民族、这个社会将失去它的明智。如果一个人没有了这样一种记忆的连续性,说明这个人本身也就缺乏了明智。

  我非常希望,我们的教育自信、我们的文化自信,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能通过继承、创新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来实现。

  (作者为著名教育社会学家,清华大学原副校长,现任教育研究院院长)

 
郝景芳

  在写《北京折叠》的时候,我曾预测了机器人取代人类劳动后造成的社会影响。当时,我原以为受冲击最大的是底层劳动力,但按照目前的技术趋势看,反而是初级和中级白领的工作最容易被取代。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底层劳动力只有工厂工人容易被取代,而服务业从事者反而很难被取代,因为机器人的灵活性不如人,非标准工作环境会让机器人无所适从。

  但相对而言,很多白领工作因为工作环境简单、工作内容重复、基本上是与数据和文档打交道,很适合人工智能去做。可以说未来只要是标准化、重复性工作,多数都可以交给人工智能来做。

  在未来,白领们需要具备哪些能力,才不会被机器人取代呢?我将这些能力归类为以下三种:

  与人工智能相处的能力

  第一种能力,是围绕人工智能发展产生的。人工智能并不是洪水猛兽,相反,它们可以让我们的工作事半功倍。人类需要理解人工智能,懂得如何与人工智能和谐相处,并利用人工智能更好地服务于自己。

  而与智能世界相处,基础思维能力仍然是重要的。人工智能时代,知识技术更新很快,人们需要不断自我学习,让自身更新的速度与时代匹配。而自我学习能力,最需要的是良好的自主阅读能力、抽象思维能力、自我反思能力。

  阅读和数学抽象思维不是人类本能,必须通过系统化教育打好基础,我不赞成僵化灌输的教学法。学习语文、数学,不是学习背诵和计算,而是要理解语言表达的内涵,抽象思维的逻辑。人工智能程序的基础仍然是语言概念表达和数学逻辑思维。

  在未来,围绕人工智能会有一系列的衍生职业。而普通人即使不懂得人工智能背后的技术原理,只要能充分理解它的应用场景,也仍然可以最大限度利用人工智能工具,改善自己的生活与工作,让社会变更好。

  与人相处的能力

  第二种能力,是围绕人际沟通领域产生的。个人判断,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人与人沟通交流仍然是机器不可取代的。一方面,即使人工智能进一步大力发展,它们离理解人类世界和人类心思仍然有较大差距,因而不可能完全替代人际沟通。

  当人工智能接管大量基础单一型工作之后,人与人沟通会是需求更广的领域,剩下的绝大多数职位和需求可能都集中在需要人与人大量沟通协作的领域。因此,想要跟得上智能时代的发展,与人沟通的能力会变得越来越重要。

  可以想象,未来不可能再像过去一样,一份工作可以一成不变地做一辈子。标准化工作都容易被机器自动化,而非标准化工作,一般都意味着大量不确定性,需要不断磨合、团队协作、沟通、修改、随机应变、相互妥协。

  例如一个节目摄制组,一些形成惯例的机位摄制可能可以自动化运行,一些基础脚本和服务工作可以每期交给人工智能,但是每期节目仍然需要大量现场临时调整、与参与节目的嘉宾沟通、节目本身的创意沟通,人与人协作。

  未来,在情感关怀与陪护、人的社交娱乐方面,也会有更多基于人心灵沟通的需求。

  超越人工智能的能力

  第三种能力,是未来需求的关键性能力:做那些人工智能难以做好的事情,给人工智能指引方向。

  什么是人工智能做不到的能力?核心中的核心是两条:世界观和创造力。

  我琢磨了很久,才想出这两个关键词。人类所拥有的不少能力,是人工智能目前尚不具备的,还需要很长时间发展和算法的突破,才有可能有所进展。

  而那些能力则包括常识、抽象思维、跨学科认知、感知他人心思和情感、元认知、对不确定价值目标进行抉择等等。将所有这些具体的能力汇集到日常生活工作中,就可以总结为两点:世界观和创造力。

  世界观是常识的升级,是我们对世界的全景认知。目前,人工智能理解专业性问题已经非常出色,但综合性问题仍然让其非常困扰。

  围棋人工智能可以下围棋、医疗人工智能可以看病、金融人工智能可以投资、销售人工智能可以推销,然而没有人工智能可以用同一系统学会两个领域的事。它们可以从海量专业数据中总结规律,但是回答不出日常生活中的情境问题——日常生活的问题总是涉及跨多个知识领域的综合常识。

  而人类对此有着天生的本能,我们能够建构整个世界的模型,把人放在大量背景知识组成的常识舞台上,对其行为加以理解。

  常识的升级让我们具有洞察力和世界观。各方面的常识越丰富坚实,相互之间联系越清晰,你越能一眼看到各个部分的问题,找到系统性解决方案,理解全局局势,从而判断出趋势。

  这种系统性趋势理解和基于过去趋势经验的外推不同,它是对多领域知识相互关系的理解,根据各部分关系的走势变化,对整体趋势做出判断。如果只能学习某一模块内的专业知识,不可能对全局有所把握。

  这种能力,绝不仅仅是单纯输入数据能够做到的。IBM的人工智能“沃森”几年前就输入了维基百科的多学科知识,也在知识竞赛中打败人类选手,但它并不能运用这些知识为人类提供有价值的创新。

  而我们的世界观,能让人类有跨专业的创新能力——从物理和生物的结合中做出蛋白质组学;把音乐领域理论带入建筑设计;能将政治、经济知识与生活场景对应,最终以波普艺术的方式呈现出产品。

  构建知识的全景舞台,让多学科门类知识搭配组合,创建更有意义的事物,这是目前的人工智能难以跨越的一步。

  另一方面,创造力是生成有意义的新事物的能力。它是多种能力的综合,一方面要求理解旧事物,另一方面能够想象新事物。对既有数据的学习和遵循是人工智能可以做的,但是对不存在的事物的想象,人工智能远远不如人类。

  说有意义的新事物,是因为目前人工智能有一种“伪创造力”,也就是随机制作或统计模仿。只要一个程序,就可以随机生成一百万幅画,或者统计畅销小说中的语句和桥段,进行模仿和组装。但这不是有意义的创造,它们不懂它们创造了什么。

  真正的创造力,应该是对问题的深刻洞察,提出与众不同的全新的解决方案,或是对想象的极大拓展,让奇思妙想转化为可实现的全新作品,或是对人性的复杂领悟,把人心不可表达的感触转化为可表达的感人艺术。

  创造力让人不断拓展自身的边界。在越来越大的版图中,将重复机械的工作交给机器做,人类才能在新大陆找到存在空间。有创造力的人越多,新版图就越大,能够容纳的人就越多。但进入的前提是,需要具备创造力。

  创造力仍然是人类独特的能力,它需要太多人类特质做基础:审美能力、独特的联想能力、敏锐的主观感受、冒险精神、好奇心和自我决定、发散思维和聚合思维的切换,最后,还需要对事情强烈的热爱。

  (郝景芳,知名科幻作家,凭《北京折叠》获雨果奖)

  那是1941年1月11日,死里逃生的人是不会忘记的。一位在新四军工作过的老同志,用他的日记再一次为我证实,那是日本侵略者对苏北新四军军部所在地盐城的第一次大轰炸。

  凡从苦难深重的旧中国生活过来的人,没有领教过敌机空袭滋味者,大概不多。在抗战期间,有些地区,日寇的铁蹄未曾践踏过,但日本侵略军的飞机,却是在大部分国土上空肆虐过。狂轰滥炸,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灾难,那罪行也是罄竹难书。

  在我儿时的记忆中,对于“八一三”淞沪会战,只有上海市区那颗落在大世界游乐场门前的炸弹,后来广为流传的四行仓库八百壮士的英勇事迹,因为离我家太远,是事后从新闻报道和文学作品中获知详情。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我家从已成“孤岛”的上海逃难到老家盐城郊区,对于战争,我才有了直接的接触。

  逃回老家后,我在离城区不远的村里小学读书。那时,盐城是我党盐阜根据地的政治文化中心,有抗大、鲁艺,有从大江南北来到苏北的新四军战士以及从各地汇集来的爱国青年,到处回荡着嘹亮的歌声,到处书写着革命的口号,到处充满救亡图存、抗日爱国的热烈气氛,一切井然有序,充满生机。

  记不清是什么原因,选我代表学校到盐城参加小学生演讲比赛。带我去的,是我们那所“完小”的校长。那时候,从村里去盐城,交通工具是船。一路上,在桨声和帆影里,校长帮我熟悉讲稿,反复朗读,一直到背诵得滚瓜烂熟为止。

  我现在还依稀记得铿锵有力的演讲稿词句,可见,那时的抗日爱国情绪是多么高涨。那应该是我的作文,但肯定经过语文老师多次改动,再加上校长的得意手笔,显然像一篇社论。为了学校的荣誉,校长精益求精,进城当天晚上,还带我到他朋友那里,大概也是些教育、文化界的人士,请他们予以辅导,从文字到语气,从表情到动作,一边彩排,一边修改。校长平素不苟言笑,严肃得让人不敢亲近,看到煤油灯下他那张冷冰冰的脸,那时的我——一个小学四年级学生,是很有些忌畏和压力的,何况还要参加比赛。

  第二天,也就是1月11日,虽然是冬天,却是风和日暖的“小阳春”天气。在即将进行正式比赛时,11架日军敌机突然从东台方向掠来,在城区上空,向新四军军部和抗大投掷炸弹。集中在抗大分校准备比赛的人们,赶忙四散隐蔽。

  敌机飞得很低,轮番进行机枪扫射和炸弹投掷。前所未有的恐惧,让年幼的我浑身颤抖,校长也惊得不知如何是好。他死死抓住我的手,想拖着我走,然而,我的双腿软了,怎么也迈不开步。纷纷奔逃的老百姓,潮流般涌过来。突然,一枚炸弹落地,离我们也就半条街远,爆炸的强烈气浪,把人们掀得东倒西歪,我和校长失散了,我被挤到了一堵庙墙旁边。

  我仰着脸,只见一个个热水瓶大小的黑影,从天空向地面坠下。尽管吓昏了,但我还明白,这就是炸弹,就在自己头顶上。这时,第二波爆炸又在左近响起,比上一波爆炸力更强,爆炸点更近。炸飞的砖头瓦块,如同弹片,穿墙而过,从天而降,猛烈地砸到人们身上。我力竭声嘶地呼喊着校长,校长也以超过炸弹呼啸的声音,喊着我的名字。就在一连串炸弹落到庙里的时候,他听到了我的回答,扑了过来,用身体护住我。庙墙被震塌,飞起的残砖断瓦,沉重地砸到他背上,他努力躬起身子支撑着,不让我受到任何伤害。

  这位校长,是我一生中,所有给予我教诲的老师中最难忘的一位。他不轻易流露感情,以至于我从未见他笑过。然而,在那生死瞬间,他跌跌撞撞地奔过来,扑到我身上,用手护住我的头,一遍遍说:“别怕,有老师呢!”那时刻,我觉得他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人,是最能够保护我的人。

  飞机投完炸弹飞走了,空袭警报解除,人们从堆积在身上的瓦砾中挣扎出来。校长四下张望,突然说声“快”,一把抱住我,往空地跑去,就在跑开的那一刻,身后的庙墙“哗啦啦”彻底坍塌。如果没有校长的警觉,我俩会被那堵墙给活埋了。站在残垣断壁中间,面对四处燃烧的房屋,看到那一片依然碧蓝的天,我这才知道,什么叫“死里逃生”。

  校长望着我,我也望着校长,他满面尘土,难得地冲我笑了一笑,接着,泪水夺眶而出。他弯下腰,紧紧抱住我,不放手,生怕我再跑得无影无踪。逃过一劫,理应高兴,可是再想一想,实在是后怕。

  那年,我11岁。校长姓左,名山樵。那张满是尘土的脸,至今,犹在记忆之中。

  (作者为著名作家)

  鬼脸城附近的河段上,自从有了步行桥,南来北往的,方便了许多,也热闹了许多。尤其夏天的黄昏,三三两两的,就有不少的人,或扶栏远眺,或席地而坐,如果足够碰巧,能有一阵阵的晚风,沿着河面款款拂来,这就属于那种花钱也买不来的福分了。人在舒服时,往往神经是最放松的,机灵的小贩们当然不会放过,殷勤地替你量血压,往你手上塞小广告,号称卖生态蔬菜,这里俨然成了小集市,保安小李就应运出现了。某日我正好碰上他陷入与小贩的纠缠僵局。小李个子不高,浅浅的平头,嘴里不断蹦跳着“严禁”“规定”之类的言词,把短袖制服撑得涨鼓鼓的胸大肌和粗壮的胳膊,在看热闹的人堆里煞是醒目。小李当然是有理的。他一次又一次将小贩礼送出他辖下的边界,这时的小李,总是面含微笑,抖抖胳膊,丝毫不掩饰他的成就感。

  几乎每天都能看到小李“执法”。小李嗓门不小,一口浓浓的老南京腔,一本正经的劝解中,还透着些许大杂院时代才有的人情味。很快有了成效,小贩明白这个小个儿保安头难剃,只好转移阵地。小李沾沾自喜,自己给自己点赞:“还是领导英明,这种复杂地段,也只有派我小李才能拿下。”小李其实64岁了,但只要听人喊他“老李”,就要立即纠正:我还小,叫“小李”。说着,练健美操那般挺胸收腹,握拳弯胳膊,还真能隆起几块肌肉。桥头清净了,小李仍无丝毫懈怠,在他的两百米辖区内来来回回地巡视,遇到熟人,打招呼聊上几句,实在无事了,便立于大树下,开始朗诵诗歌。是的,就是诗朗诵:“冬天,你被人遗忘,默默无闻地丢在一旁;夏天,你为了别人的需要尽情飞转,人们发出赞叹的目光,你却摇头冷若冰霜……”但小李的口音有了变化,憋起了普通话,也就是俗称的“南普”,听起来,的确有点怪怪的。大概他看我属于他的主要听众,就告诉我,这首诗标题是“电风扇的联想”。我估计是他自己的作品,问他,他急忙解释说,“年轻时瞎写的,笑话笑话”,面色赧然。小李朗诵,得分场合,人少的时候,通常不需招呼,说不了两句闲话,便自动进入程序,又流畅又尽兴,但胸脯和胳膊,仍然绷得紧紧的,而且胳膊稍稍张开,双拳握紧,拳心朝外,可以看见十根指头涨得通红,居然和履行保安职责时的姿态一模一样。我禁不住问他原因。他说:“小时候瘦弱,不甘心,二十来岁开始练肌肉,然后一直就这个习惯,能让自己有一种力量在。”如果看客多了,不管怎么鼓动,小李就是不开口,有几次架不住,期期艾艾来了一段,不是串词就是卡壳,完全失去了原有的风采。问他原因,答案两个:前一个很实际,因为从来没机会正式登台朗诵过,胆怯。后一句却出乎意料——他指着那些失望散去的看客说:“他们就是图个热闹罢了。诗,他们哪里懂得?”

  一来二去,小李抖开了自己的履历:16岁初中毕业,分配到郊区的一座煤矿,他身高不足一米五,体重不足百斤,身单力薄,根本推不动矿车。熬了几个月,矿上要添个写黑板报的,凭着小学时得过一次学校书法奖,小李中选了,很快又被矿上提拔为通讯员,每天跑班组找好人好事。正巧当时从城里来了几个专业的文化工作者,小李写诗的热情从此蓬勃起来……别看时光已经过去将近半个世纪,只要一谈起诗歌,小李一下子就变回当年的文学少年,滔滔不绝。有时聊起他的小学和中学同学,他基本不记得了,聊起十来年前的工作和同事,他也难免差池磕碰,只有聊起他的诗歌历程,才记忆清晰。如他自己所说,写诗,是一个永远无法抹去的梦。后来,煤矿关闭,小李被分到公交系统当了售票员,但做一名文学家的梦想始终没有断念。他自费上了群艺馆的创作培训班,孜孜不倦地写,四处求师投稿。“那个时候,只要有个姓名地址,肯定要上门拜访求教,顶多揣包大前门。老师都很认真,意见一条条地写下,一点架子都没有。我脸皮厚,老师更厚道。”有播种就有收获,这个道理在小李身上同样有效。小李说,诗,他真的发表过,在某某报纸上,就一首,得了5块钱稿费。为了证明曾经登过报纸,他拿出一份复印件,有些模糊的纸面上,确实印着小李的大名,但作者却是别人,写的是公交车售票员小李,在遇到逃票现象时,如何履行职责。小李非常难受地说,登他作品的那份报纸,实在找不到了。我依然充分保持对小李的信任——一个有梦想的人,是不会撒谎吹牛的。

  秋天到了,河边枫红初露,杨柳依旧依依,而瓜果也纷纷上市了,小贩们不管不顾,就是赖着不走,撵走了东边,西头又冒了出来。几次遇见小李,总是看见他或挺身舌战,或低语相劝,两百米的辖区里,一匹小马似的奔走个不停。抽个空,他会很歉意地打个招呼,“今个儿,怕是没空子谈文学谈诗了。”或者,“我一会就能弄好,你稍等等。”

  望着匆匆忙忙的小李,我明白了,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一生劳作,却不忘初心。行使工作职责时,除了敬业,强出同龄人许多的肌体,也给了小李相当大的支撑。虽然朗诵诗的时候,他也不知改变挺胸隆膀的习惯,但他粗拙的肉身里面,还住着一位少年,一位在艰苦境遇里,依然有着诗、有着美梦的小李。

  朋友圈传某人自杀,我十分诧异:何以物质丰厚的同时却是精神的贫瘠?何以生命的尊严为无知与浅陋所漠视?

  每个生命都是上苍的恩赐。上苍赐予凡尘一个生命,是要让他在俗世中接受风霜的洗礼,涤去有形无形的污垢,磨砺意志、品格和精神。等到他内心足够丰厚且回归纯净时,上苍便将他召回。因而,活着是一件严肃的事,是一次修行,途中必然要经受各种磨砺,有时苦难会接踵而至,如何活着,就成了人类必须直面的哲学命题。

  这让我再一次想起史铁生,一个深深震撼我心灵的名字,以及这个名字的意义。上苍在赐予他生命的同时也赐予他最痛苦的磨难:21岁失去双腿,后来又罹患肾病、尿毒症,靠透析维持生命。一度绝望的史铁生万般无奈之下想起了地坛。他安坐地坛十几年,静静地看,静静地想。看古园的荒芜,看蝶飞虫舞,看日落月升;想清平湾,想废弃的双腿,想残缺的生活,想劳苦的母亲,想曲折的人生,领略到了生命的本真,找到了生命的意义——爱与写作。

  在日复一日的思考中,他建构了自己的生死观:“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呵,节日已经来临/请费心把我抬稳/躲开哀悼/挽联、黑纱和花篮/最后的路程/要随心所愿”。人生只是一场来而又往的旅程,面对生命,若能没有悲伤和恐惧,亦无懦弱和退缩,也就能坚忍刚强、豁达乐观。

  “我懂得母亲没有说完的话。妹妹也懂。我俩在一块儿,要好好儿活……”史铁生不再避讳自己残缺的身躯,开始刻苦地写作,深刻地思考,快乐地获奖,无私地奉献,与灵魂对望。他用如水的刚强诠释了生命的柔韧,坚守了生命的尊严。他从未离开过轮椅,但他的灵魂和精神早已坚实地站立在大地上。迷失的人,从他质朴而厚重的文字里,从他平淡而智慧的人生中,找到了生活的勇气与前行的方向。

  再读《我与地坛》,我泪眼婆娑。史铁生留给我们的不只是一个印满车辙留下身影的地坛,而是一个作为人生坐标永不荒芜的精神地坛;他呈现给世人的不只是那些文字,而是彰显生命尊严的精神:参悟生死探求人生的哲学意义,直面苦难思索逆境的生存之道,困而守道追寻生命的终极价值,超越功利建构生存的美学状态。这,就是史铁生的意义。

  洞悉了这一意义,我们就再无理由和权利漠视生命、迷失人生。每一个生命都有尊严,如史铁生般勇敢地生、坦荡地死,便是对生命尊严最好的捍卫。

  天寒地冻,百花将息,唯有蜡梅迎风冒雪,寒香悠长。

  蜡梅非梅。后者指的是传统文化里说的梅花,江梅绿萼、宫粉朱砂、黄香玉蝶、照水垂枝的梅,“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的梅,梅子黄时雨的梅,这个梅是蔷薇科杏属,二月开花,五月结子。

  而蜡梅是蜡梅科蜡梅属,同属还有两种,一是柳叶蜡梅,花期八月至十月;一是山蜡梅,也叫亮叶蜡梅,花期十月至次年一月。这两种都在秋季开花,因此把蜡梅叫做腊月梅,其实没什么道理。

  古人称它为蜡梅,并不是因为它在腊月开花,而是因为它花色金黄,质如蜜蜡,像是蜜蜂酿出的花。宋人有诗咏道:“梅与称名蜡与黄,掩檀欺麝冠群芳。结处定缘蜂力就,开时微带蜜脾香。”明确指出腊梅的名字是蜡,颜色是黄,蜂力造就,故而香气如蜜。

  南宋名臣王十朋是温州乐清梅溪村人,生长在梅村,对梅花很有研究,他有一首咏蜡梅的诗,细细区分了蜡梅和梅花:“天工著意点酡酥,不与江梅斗雪肤。露滴蜂房酿崖蜜,日烘龙脑喷金炉。万松张盖黄尤好,三峡藏春绿不枯。题品倘非坡与谷,世人应作小虫呼。”诗后有注:“宋山甫知县云:大宁监多蜡梅,土人不知贵,呼为狗蝇花。”狗蝇梅是蜡梅的原种,没有经过嫁接,花瓣尖长,颜色浅黄,花香淡薄,花朵稀疏,常作为观赏蜡梅的砧木。嫁接过的蜡梅名种有磬口和檀香,磬口形美,檀香味长,都是佳品。王十朋说如果不是苏东坡和黄山谷品评题名,蜡梅花至今还被人叫做虫蝇呢。

  据说当时人们根据蜡梅色黄的特点,取名黄梅。苏东坡和黄山谷觉得此名不甚雅,因其花瓣似用蜡捻成,便改其名为蜡梅。但宋人笔记《云麓漫钞》中有不同的记载:“今之蜡梅,按山谷诗后云:‘京洛间有一种花,香气似梅花,亦五出而不能晶明,类女功捻蜡所成,京洛人因谓蜡梅。’”显然在黄山谷那个时候,蜡梅已经是普遍的称呼。

  王十朋的“天工著意点酡酥”,是引用苏东坡的蜡梅诗——“天工点酥作梅花,此有蜡梅禅老家。蜜蜂采花作黄蜡,取蜡为花亦其物。”苏东坡说蜡梅像朵奶油花。

  其实蜡梅这个名字的出现不像故事中那么晚,唐朝杜牧诗《正初奉酬歙州刺史邢群》,里面有一句“越嶂远分丁字水,蜡梅迟见二年花。”唐末崔道融有《江上逢故人》诗:“故里琴尊侣,相适近蜡梅。”也就是说,迟至唐末,就有蜡梅之名了。蜡与腊太过相似,古人也常称之为腊梅,明朝王世懋在《学圃余疏》中说:“人言腊时开,故名腊梅。非也。为其色似黄蜡耳。”

  关于蜡字非腊、蜡梅非梅的问题,我常常遇到。有一回我写作蜡梅,有人问,这个腊月梅,你是故意写作蜡吗?我答,它本名就是蜡梅。然后把此名的来历说了一遍,其人说这也太矫枉过正了。还有一回,我母亲说她窗口有棵梅花树,我说那就可以泡梅子酒了。她引我去看,我说,这哪里是梅花,这是蜡梅。还要细说蜡梅与梅花的区别,母亲不耐烦了,说我哪里懂那些,对我来说都是梅花。

  说起来,蜡梅与梅花最大的区别,不在花开有迟早,科目类不同,而在果实。梅花谢了结梅子,生青熟黄,“黄梅时节家家雨”,说的便是。梅子是一种水果,可以做成蜜饯和茶果,可以泡酒;蜡梅谢了结瘦果,黑色,纺缍形,像个编织的小囊,里面有种子数枚。

  腊八节后,春节将近,街市上渐有花农斫来蜡梅三五七枝捆作一束售卖。小小圆圆的花蕾,半含半放,鸡油般润黄,石蜡般半透明,香气幽浮。擎几枝蜡梅回家插瓶,配上殷红的南天竹果子、毛笔头般的银柳芽,便是新年里岁朝清供的最佳搭配。几枝蜡梅,幽香满屋,给素白的冬天带来暖意和颜色。这是我们中国人传了至少上千年的情趣。

  戊戌伊始,寒潮突袭,飞雪漫天。看大江南北,层林尽染,运河薄冰,野鸭齐鸣。沃土银装,冻雨冰凌,山河城乡白一片。阳光出,看万物反弹,三麦展颜。

  城乡喜迎瑞雪,为强富美高齐奋进。喜大道平坦,松柏成林;老店飘香,网购传情。精准扶贫,盘古以来,全民小康几曾见!不停歇,向百年进军,高空摘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