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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观察|新冠肺炎报道中的非典记忆
2021-03-08 20:01:00  来源:新江苏·中国江苏网  作者:龙彦儒 于德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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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国内媒体进行了角度丰富、数量庞大的报道。由于此次疫情和2003年的非典型性肺炎,在病毒特性、致病因素、疫情走势等诸多层面存在一定程度的相似,部分非典记忆内容成为新冠报道中的叙事资源。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于德山教授和硕士研究生龙彦儒在《传媒观察》2021年第2期刊文认为,非典记忆在我国新冠肺炎报道中作为一种叙事资源而存在,相关内容多集中于社会史层面,与报道主题呈现出传承延续、经验借鉴、对比衬托三种关系类型的勾连;不同类型的媒体通过共享记忆资源以及对部分记忆内容的集体阐释,形成了一定程度的话语共同体。考察新冠肺炎报道中的非典记忆,对于我国新闻媒体的非纪念性媒介记忆实践具有启示意义。

 

媒介记忆既包括关于媒介本身的记忆,也包括在媒介上呈现的个体记忆、集体记忆等与社会成员共同过往相关的记忆内容。前者关注与媒介或媒体人自身相关的记忆,后者则将媒介视作一个具象的记忆空间,媒介记忆研究便是考察其中各类社会事件的记忆的书写与实践。这两种类型被称为以新闻业本身为对象的“新闻史”,和以社会事件为对象的“社会史”。

就2003年的非典而言,其在社会史与新闻史两个面向都具有丰富的阐释空间。在社会史角度,非典作为威胁普通民众生命健康的瘟疫,暗含对社会文明中“死亡”阐释体系的冲击,极易引发个体恐慌而造成价值观层面的危机。此外,非典深刻影响我国社会的发展轨迹,既冲击了国人的现代性幻想,昭示了“现代性危机”,也标志我国风险社会的到来,人们自此将舆论眼光转至民主政治、市场经济、民主社会等领域的纵深。因此,新闻媒体对非典社会史记忆的建构或再阐释,关乎社会秩序、社会发展以及政权的合法性维系。而新闻史角度下的非典媒介记忆,涉及对我国新闻界彼时在舆论引导、媒体监督等多个层面的评价阐释,同样具有丰富的记忆资源。

新冠肺炎相关报道将非典作为叙事资源时主要引用了哪些记忆内容?报道如何将“过去”与“当下”勾连?完成了怎样的叙事建构?不同类型的媒体在相关记忆实践中又表现出怎样的特征?以上是本文尝试涉及的研究问题。

基于可行性与代表性考虑,研究选取《人民日报》与《中国青年报》为中央党媒代表;《三联生活周刊》与《界面新闻》为市场化媒体代表;在地方媒体选择上,新冠疫情最先在武汉暴发,因此选取了《楚天都市报》与《长江日报》,考虑到非典对广州、北京两地影响较重,当地媒体的相关记忆资源或更为丰富,故将《羊城晚报》与《广州日报》,《北京青年报》与《新京报》纳为研究对象。通过中文报刊数字平台“中华数字书苑”对上述媒体刊发的报道进行高级检索,以国内公开报道的新冠肺炎病例最早出现日期后一天,即2019年12月9日,至本研究开始日2020年4月17日为时间段,分别在标题、正文中检索关键词“非典”“SARS”,逐一阅读搜索结果后,以“是否属于新冠肺炎相关报道”“是否含有具体非典记忆内容”为标准进行人工筛选,而对于并未收录在此数据库中的两家市场化媒体,则在其公开发布的数字平台中以同样方式进行样本获取。剔除重复出现等无效样本后,共筛选出相关报道236篇构成本次研究的样本。

研究人员对报道中非典记忆文本逐一精读后,借助研究软件Nvivo.12,归纳形成涵盖样本中所有记忆内容类型的节点。同时,根据相关记忆内容与其在新冠肺炎报道中被提及时的报道主题间的关系,提炼出“对比衬托”(用记忆内容对比当下变化)、“传承延续”(当前报道的行为或对象与记忆内容一脉相承)、“经验借鉴”(对照过往记忆内容吸取经验)、“无明显联系”四种关系类型纳入编码表。

非典记忆片段全部为社会史类型

研究发现,236篇报道中的非典记忆片段全部为社会史类型。

整体而言,我国媒体在新冠肺炎报道中使用最多的非典记忆内容,是“医护等具体公职人员的抗疫情况”。这部分内容以医生、警察、环卫工人等个体公职人员为对象,关注他们在抗击非典过程中的行为、心理、作用等。其中,表现公职人员“勇敢、奋战、奉献、有效等积极角度”在这一内容类型中占比89.9%,远超“害怕、逃避、倦怠、低效等消极层面”的部分。此类记忆内容从个体叙事出发,一方面指向政府机构在非典期间的作为,另一方面也代表着疫情之下如你如我般平凡个体做出的抗疫举动,对其进行正面书写符合主流意识形态与疫情期间社会动员的需要。与之相对应,“政府部门防疫相关举措”类型中“应对积极的举措”内容同样多于“应对不力的举措”,占比达到87%。

使用度次之的记忆内容是“非典时期的医疗情况”,可以划分为“具体采用的医疗手段”和“医疗技术与物质条件”两个组成部分。前者突出了非典治疗方法中“效果良好”的角度(79%),后者则着重强调了当时技术与物质的“条件不足”(93.3%)。这种呈现态势或与二者指向相关,相比之下,医疗手段更能体现“尽人事”的主观能动性,彼时成功的经验对于当下抗疫有鼓舞作用;而医疗技术与物质条件则更多指向外在的客观因素,对于习惯了战争隐喻的非典媒介记忆而言,强调条件的艰苦更益于突出“军功章”上的色彩,从而达到提振士气的作用。如《羊城晚报》的报道表述:

黄宝红发现同事有畏惧心理时,将自己当年在隔离病房护理重症非典患者的经历进行分享,不断鼓舞大家的士气,她说:“当年的防护没有现在的好,自己当初对非典的了解也没有那么充分,但我们还是战胜了它。你们看看我,我能做到的,相信你们也能!”

此外,报道中的非典媒介记忆虽然倾向与主流价值观相符、较为积极的内容类型,但在直接体现非典影响的“非典病患与疫区人民境遇”类型中,反映“消极境遇”的内容占据了该类型的绝对主导地位(90%),这或许说明非典作为一场社会浩劫,其所造成的创痛与伤害在媒介记忆中是难以回避的。

“传承延续”“经验借鉴”“对比衬托”

在关系类型的编码中,“传承延续”数量最多(120),其次是“经验借鉴”(100)和“对比衬托”(36),“无明显联系”最少仅有1个编码,过去与当下的勾连方式大多可归入前三种类型之中。

将“内容类型”与“关系类型”相结合有助于我们检视报道中的叙事建构。关系类型“传承延续”中出现最多的内容类型是“医护等具体公职人员的抗疫情况(勇敢、奋战、奉献、有效等积极角度)”,这其中既包括同一位公职人员在当下对非典期间积极抗疫行为的传承延续,如《人民日报》对抗疫典型人物张忠德的报道:17年前,他冲锋在抗击非典第一线,在救治重症非典患者时不幸感染,在生死线上走过一回。这一次,已56岁的他又来到火线,“我只不过是换了个工作地点”。也包括非典时期公职人员“抗疫精神”在不同主体间的传承延续,如《广州日报》报道青年医生奔赴武汉一线时的引用:“2003年非典时正值高考,我被当时很多前辈的英勇事迹所感动,于是报考医学院。今天,能够参加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工作,对我而言是实现了学医的初衷、实现了少年的梦想。”何德全医生说道。

此外,与“传承延续”类型关联较多的均为积极、正面的记忆内容,如非典时期效果良好的医疗手段、政府部门有效应对的防疫举措等。这些内容类型与“传承延续”相结合,塑造了“优良得到延续”的叙事框架。

而在“对比衬托”关系类型中,出现最多的记忆内容是“医疗技术与物质条件不足”。此种叙事多为回忆非典时期医疗条件的欠缺,以此衬托我国医疗技术在17年间取得的进步,通过对比医护条件的差异,完成“我们更加强大”的叙事。如《人民日报》的报道:2003年非典来袭时,20岁的我被抽到北广场临时隔离区,为进站口首次测量体温超高的旅客进行二次腋下测温、为发烧的旅客办理退票、联系救护车把发热病人送走……当时的我谨慎又害怕。17年后的今天,再次面对疫情,我少了份恐慌,多了份坚毅。

非典时期的害怕与恐慌,在“17年后的今天”变成一份“坚毅”,这种对比衬托基于“我们更加强大”的叙事框架,在体现其个人成长的同时,也向读者传递着特定意涵——当下由众多公职人员所构成的,是比过去更为可靠的抗疫力量。

“对比衬托”关系类型下出现第二多的内容是“非典病毒的病理特征”。在这一对比中,新冠病毒多处在更加强势与凶险的位置,如《广州日报》的报道:“当年经历非典时,如果患者到医院被检查出有发烧,加上接触史排查,基本上就可以判定这名患者被感染了。但这一次,很多患者不发烧,或者只是有轻微的症状,比如说只是身体乏力,或者轻微的咳嗽,但做核酸检查也是阳性。这就给这种肺炎的排查带来了非常大的难度。”张继先说,谁都没想到这个病毒会呈现这种程度的暴发。

这段表述对比了两种病毒在临床反应上的差异,相比非典,新冠肺炎更为狡猾与隐蔽,这使得排查工作面临“非常大的难度”。在与非典的对比衬托中,新冠病毒被塑造成更为难缠的对手,媒体也由此完成了“情况更为棘手”的叙事。

在“经验借鉴”关系类型中,出现最多的内容是“非典病毒的病理特征”,由于二者同属冠状病毒导致的肺炎,非典病毒的病理特征因而常被视作理解新冠病毒的经验来源。如《楚天都市报》对防治无症状感染者的判断借鉴了非典时期的类似情况:2003年SARS和前期新冠肺炎流行病学调查的证据,都证明无症状感染者有一定的传染性,但是传染性、传播性有限,不会引起人群的大规模传播。医院、疾控机构只要充分落实传染病防治“四早”要求,就能很好控制无症状感染者的传播风险。

除此之外,在“经验借鉴”类型下我们同样常见这样的表述:

2003年非典时期,扰动的是当年二季度的经济增长,在三季度经济就迅速出现反弹,“所以我们认为疫情缓解以后,中国经济将会迅速企稳,并且随着前期推迟的消费和投资会有一个释放,中国经济会出现补偿性的恢复”。

这是《北京青年报》关于疫情后我国经济局势走向的报道,引用了非典时期我国的社会民生情况作为经验,判断新冠肺炎缓解后我国经济将出现“补偿性的恢复”。疫情暴发期间,封城、封路等一系列隔离防治措施对我国社会民生的冲击较大。以国内经济情况为例,受疫情影响最为严峻的第一季度,我国GDP同比下降了6.8%。疫情之后的国计民生能否迅速恢复、又能得到多大程度的恢复?成为社会各界迫切关注的焦点。因此,非典时期的社会民生情况为这一问题的可能回答提供了参考。在疫情局势尚不明朗的当下,利用非典经验完成此种叙事的报道,对于维护社会各界的抗疫信心与乐观情绪有重要意义。

不同媒体的记忆实践构建话语共同体

不同类型的媒体在报道中存在对某些记忆资源的共享。以“医护典型”张忠德为例。非典时期,张忠德是广东省中医院医生,在抗击非典时意外感染并一度病危,康复后,因贡献突出获“广东省抗非模范”等荣誉称号。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张忠德作为广东省援助湖北医疗队的成员奔赴武汉一线,这使得他在非典时期的经历,成为展现医护人员不惧生死、不忘初心、积极奉献等优秀品质的记忆资源。张的故事首先刊登在《广州日报》与《羊城晚报》,此后,中央党媒与广东之外的地方媒体开始在相关报道中引述张忠德的非典经历,“德叔”出现在越来越多的媒体报道中,成为如钟南山、童朝晖等知名度较高的医生一样,为不同媒体所共享的非典记忆资源。

同时,对于某些特定记忆内容,我国媒体进行了口径统一的集体阐释。例如中央党媒、市场媒体以及广东、北京、武汉三地的地方媒体,都提及了中医药在非典时期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共同将非典塑造成为中医疗效正名的“试金石”;又如各类媒体频频提及的非典病毒来源于野生动物的集体记忆,以此直接或间接地将新冠疫情源头指向对“野味”的食用(即便新冠源头问题至今未有定论);以及,对血浆疗法在非典治疗中积极作用的共同回忆,促进其在新冠疫情治疗中的推广。

不同类型的媒体谈论着同样的英雄、回忆着同样的内容,这些被共享、共用以及共同阐释的记忆资源存在,呈现出我国新闻界在相关记忆实践中彼此间的配合呼应,形成了一定程度话语共同体。而这种“公共知识”的生产,将有助于凝聚社会共识,并促进我国新闻界完善职业边界与“阐释社群”的建设。

(载《传媒观察》2021年02月号,原文约11000字,标题为:“过去”作为叙事资源:新冠肺炎报道中的非典记忆研究。此为节选,图表和注释等从略,学术引用请参考原文。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16AXW008>;江苏省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KYCX20_1225>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龙彦儒,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于德山,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新闻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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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苗津伟 崔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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