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要论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讲话中总结的改革开放经验,其中一条就是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并且要求在改革中增强战略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加强宏观思考和顶层设计,坚持问题导向,聚焦我国发展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这可以说是现阶段深化改革所需要掌握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
经过40年的改革后,新时期的改革进一步强调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这就需要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在规律,特别是要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关系,处理好胆子要大和步子要稳的关系。具体要求是,我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最根本的就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既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也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在改革的实践中需要依据科学的方法论,寻找正确的改革道路。
改革的总体方向已经明确,这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方向的市场化改革,其中包括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分配制度等。这些方向已明确的改革已经不需要摸着石头过河,更需要顶层设计,需要加强党的领导,否则会形成体制的紊乱,破坏正常的经济秩序。原因在于:一是进一步深化的改革是要针对难的、体制内的、存量的、全局的体制进行改革。这意味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深水区,需要“涉险滩”,骨头越来越难啃,涉及的利益关系错综复杂、环环相扣。为了避免出现颠覆性错误,更需要顶层设计和加强党的领导。二是进一步深化的改革着力点不是“破”,而是“立”。新时期全面深化改革需要针对过去市场化改革中某些被“破掉”的旧体制而没有“立出”新的体制方面,突出建设性要求,构建起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特别是现阶段的改革较多的是政府对自身进行改革,取消和下放大量的行政审批项目,这是政府的“破”。这些“破”的同时必须要有“立”。
当然,即使是顶层设计,也不能否认摸着石头过河的必要性。摸着石头过河就是大胆探索。改革方向明确后,具体的改革形式和路径选择不可能是事先完全确定的,需要探索和创新。例如完善产权制度和完善资源的市场化配置就可能有多种方式探索;推动创新的体制机制也需要大胆探索;在“互联网+”背景下的市场监管方式也需要群众创造。摸着石头过河的重要方式是试点先行。
归结起来,摸着石头过河和顶层设计的结合,尊重群众首创精神和加强党的领导的结合,就是要求改革有智慧,有创新,步子要稳,注意改革的全面、系统、综合,不犯颠覆性错误。改革的辩证思维可以在习近平总书记所多次倡导的两点论和重点论来说明。就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来说,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就在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两点,克服这一矛盾的着力点(重点)是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在就40年经济改革的理论突破来说,每一个方面都有两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涉及的是政府和市场关系两点,基本经济制度的改革涉及公有制为主体和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两点,即两个毫不动摇;经济运行体制改革涉及的是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点,基本分配制度改革涉及按劳分配为主和按要素分配两点。在这些两点中,都有重点,如果要突出坚持社会主义原则,在每一对矛盾中都会有一个重点。在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中偏重政府更好发挥作用;在基本经济制度更为重视公有制为主体;在基本分配制度中更为重视按劳分配为主体。但是从深化改革的角度讲,重点则在另一方。政府和市场关系,重点是推进市场化改革。基本经济制度改革重点是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基本分配制度改革,着力点是完善按要素分配的机制。经济运行体制改革着力点是供给侧。
在改革的系统性上,以市场和政府的关系为例,明确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不意味着不要政府更好发挥作用。按照系统论的观点,改革不能偏废某一个方面,需要协调推进,从而使整个体制各个方面协同作用。转变政府职能的目的不是取消政府,而是解决政府的“越位”和“缺位”,从而形成一个强有力的有效率的法治型政府、服务型政府。首先,我国现阶段所要面对的发展问题是错综复杂的,不只是单一的增长问题。公平分配、创新、环境、公共服务都是发展问题。这些市场失灵之处都需要政府作用。其次,在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产业结构转向中高端这样的重大的发展问题,不可能都靠市场,必须要政府的参与。第三,就宏观调控来说,为了给市场更大的作用空间,明确了宏观经济的合理区间,相应的宏观调控体系需要完善,如果在合理区间内宏观调控完全无所作为,宏观经济滑出合理区间不是不可能的,由此产生的宏观失控的代价将更为严重。所有这些都说明,在新体制中,不只是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而是又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两者的作用互补冲突,这就是协同。
在重点突破和整体推进的关系上,体制是环环相扣、相互制约的。已有的重点突破的改革在局部环节易于进展,但局部性改革进入到一定深度就会同体制的整体出现不协调。就像进行的经济领域的改革,利益关系突出了,社会体制的改革没有跟上,就会造成社会矛盾的突出,特别是全社会过于注重经济利益,而社会的价值观出现缺失,在此背景下从改革的整体性考虑就要把社会体制的改革和文化体制改革提上日程。再如在所有制改革上,重点突破了非公有制经济那一块,国有经济不作相应改革,不仅使国有经济效益进一步下降,更为重要的是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也可能丧失。这意味着全面深化改革需要处理好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的关系,新阶段的改革更为重视整体推进。
总的来说,现阶段的改革,既要敢为天下先、敢闯敢试,大胆探索,又要积极稳妥,坚持方向不变、道路不偏、力度不减,推动新时代改革开放走得更稳、走得更远。
(作者为南京大学原党委书记、教授,本文是在全省社科理论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座谈会上的发言)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重要讲话精神
热点思考
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上,习近平总书记着眼民族复兴伟业,以深沉的忧患意识,高远的战略视野,就防范化解政治、意识形态、经济、科技、社会、外部环境、党的建设等领域重大风险作出深刻分析,提出明确要求,并强调要“有效防范各类风险连锁联动”。
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风险是个出现频率很高的词,充分说明了马克思、恩格斯对风险现象的重视。中国革命即将胜利之际,毛泽东同志就敏锐地认识到党在执政条件下面临着比战争中更大的危险,必须防止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攻击,坚持“两个务必”。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根据改革开放面临的新情况新挑战,总结苏东国家的教训,要求全党切实防范腐败问题与和平演变的风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完整阐述了发展与安全的辩证关系。他说:“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富国才能强兵,强兵才能卫国”,强调“维护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而且把“统筹发展和安全”上升到“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进而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
“备豫不虞,为国常道”。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被摆在打好三大攻坚战的首位。做好这一工作应遵循哪些原则?习近平总书记明确了“三个既要、三个也要”。首先,既要高度警惕“黑天鹅”事件,也要防范“灰犀牛”事件。在发现澳大利亚的黑天鹅之前,17世纪之前的欧洲人认为天鹅都是白色的。但随着第一只黑天鹅的出现,这个不可动摇的信念崩溃了。相比黑天鹅比喻小概率而又影响巨大的事件,灰犀牛比喻大概率且影响巨大的潜在危机。相对于黑天鹅事件的难以预见性和偶发性,灰犀牛事件不是随机突发事件,而是在一系列警示信号和迹象之后出现的大概率事件。例如,苏联的迅速衰败和中东地区的混乱,在事前均出现过明显的迹象。全球化的当今世界,不但各国利益相互交织,风险也同样交织,要防止发生联动,产生蝴蝶效应。
其次,既要有防范风险的先手,也要有应对和化解风险挑战的高招。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强化风险意识,常观大势、常思大局,科学预见形势发展走势和隐藏其中的风险挑战,做到未雨绸缪。要提高风险化解能力,透过复杂现象把握本质,抓住要害、找准原因,果断决策,善于引导群众、组织群众,善于整合各方力量、科学排兵布阵,有效予以处理。要提高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能力,善于从纷繁复杂的矛盾中把握规律,不断积累经验、增长才干。
最后,既要打好防范和抵御风险的有准备之战,也要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主动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在把情况搞清楚的基础上,统筹兼顾、综合平衡,突出重点、带动全局”,在全面协调统筹的基础上要聚焦重点,抓纲带目,着力防范各类风险挑战内外联动、累积叠加。建立风险防火墙,可以对风险进行细分,并使细分的各个方面的风险分割开来,使得风险隔离更加彻底全面。如:军事安全领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努力把人民海军全面建成世界一流海军”;科技安全领域,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掌握核心技术,抓紧构建安全可控的信息技术体系;经济安全领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深化金融改革,加强金融监管”“不断提高金融业竞争能力、抗风险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推动高质量发展”。
有效防范各类风险连锁联动必须增强斗争精神。党面临的长期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面临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具有尖锐性和严峻性,这是根据实际情况作出的大判断。习近平总书记引用了一句歌词:“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罢艰险又出发。”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要加强斗争历练,增强斗争本领,永葆斗争精神。尤其是年轻干部,更要到重大斗争中去真刀真枪干。
(作者为湖南省委党校教授、图书馆馆长)
学习漫笔
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之所以能够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努力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发展,是因为在文化建设的工程中始终坚持“守正”与“创新”。“守正”守的是初心,是宗旨,这是基础和前提;“创新”是动力,是能力,这是活力源泉和动力根基。
“守正”首先是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马克思主义决定着我国文化事业的性质和方向,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引领,是事关文化改革发展全局的根本问题。必须毫不动摇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其次,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心聚力。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坚持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平、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以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着力点。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可以根据教育对象、服务人群、领域特点,按照轻重缓急分阶段、有差异性地实施。最后,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理念。人民群众不仅是历史的创造者和改革开放事业的实践主体,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的主体。要始终坚持文化发展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始终强调以人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40年来,我们党一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创新发展的引领者、推动者、实践者。首先,对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文化独一无二的理念、智慧、气度、神韵,增添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内心深处的自信和自豪。”习近平总书记不仅对于优秀传统文化给予充分肯定,而且对儒家文化也给予充分肯定,指出:“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如关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关于以民为本、安民富民的思想,关于为政以德、政者正也的思想,关于经世致用、知行合一的思想,关于清廉从政、勤勉奉公的思想,等等。
其次,坚守和创新奋发向上的革命文化。保持革命性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内在要求。从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到雷锋精神、大庆精神、“两弹一星”精神,再到航天精神、北京奥运精神、抗震救灾精神,这些富有时代特征、民族特色的宝贵财富,脱胎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同时又在新形势下不断进行着再生再造、凝聚升华,从而为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文化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再次,推进文化产业转型升级,增强文化竞争力。提升文化软实力,关键是增强文化产业的核心竞争力。一是要加大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构建良好的文化产业发展软环境。应加快实施版权的创造、管理、运用和保护战略,严厉打击盗版假冒行为,使我国文化产业主体将人力物力投入到文化产品的创新上。二是要以项目带动文化载体建设,完善园区功能。近年来,一些地方政府争先恐后用文化去“赚钱”,滋生了一些缺少文化底蕴和背离文化本质的乱象。对此,一方面要警惕“产业化”埋葬“文化”问题,通过推进园区产学研结合,树立以“大产业”“大文化”“大战略”为特征的文化产业发展的新理念和新思路;另一方面要加强公共服务平台建设,通过加强投融资和管理咨询服务,提升园区企业业态。在此基础上要突出区域特色,注重错位发展,以此优化文化产业空间布局,形成文化产业梯度结构。
最后,以创新性举措不断推进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实践经验证明,只有政府和市场的两股力量双向推动,才能实现文化的发展繁荣。一是要加快制度改革和创新。要转变文化管理部门的职能,通过统筹“引导、管理、放权”之间的关系,推动政府从过去“办文化”向“管文化”和“引导文化”等发展方向转变。二是要健全国有文化资产管理体制,积极探索以政府“管理资产为手段、出台行业意见为途径”的管理模式,并坚持“谁主管谁负责,归属谁谁管理”的归口管理和属地管理原则,不断探索和总结主管主办、出资人负责制等为特征的现代资产管理制度。三是要完善对网络文化的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通过转换互联网领域的管理思路,进一步建立健全基础管理、内容管理、行业管理以及网络违法犯罪防范和打击等工作联动机制,并加快构建以法律规范、行政监管、行业自律、技术保障、公众监督、社会教育相结合的互联网管理体系。
(作者为江苏省委党校教授)
专家视点
2019年1月29日,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之一瞿秋白同志诞辰120周年。他是艰苦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优秀先行者之一,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立下了共产党人的革命抱负和使命,并用自己短暂的一生,用其伟岸的革命形象与忠贞坚定的人格操守,彰显着一名共产党人不变的初心。
以执着的共产党人初心展现了共产主义信仰的伟大力量。不忘初心、忠于信仰是瞿秋白的真实写照。信仰是认同。瞿秋白确立共产主义信仰的过程,也是他学习、领会和认同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从早在俄文专修馆学习时初涉马克思主义,到访问苏俄期间的全面接触,再到担任党的领导工作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建设。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坚定了瞿秋白的共产主义信仰。信仰是力量。瞿秋白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一名党的高级干部,面临的不仅是敌对阵营的压力,还要承受着来自党内的多方面考验,他能够坦然直面这一切,恰恰来自内心无比坚定的信仰。信仰是航向。瞿秋白的一生是波折的,有过彷徨苦闷,犯过错误,遭受过排挤,直面过生死,但无论怎样的起伏都没有偏离其从一而终的共产主义事业,坚定的信仰像灯塔一样始终指引着他。信仰是幸福。瞿秋白的身体一直不是很好,但他为了革命工作,常常抱着瘦弱多病的身体废寝忘食。他的内心是幸福的,这种忘我无私的幸福感只有具有崇高信仰的人才能真切地感受到。
以坦诚的共产党人初心塑造了党的优良传统。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可谓历经波折,在党的建设方面还不够成熟,存在诸多问题。瞿秋白是一个善于反思的人,在长期的革命考验和洗礼下,逐渐成长为一名具有批判精神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家。他认为,全党同志要“经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总结实际的经验教训”。对于共产党组织自身存在的缺点,应该开诚布公。党内的领导同志有错误的思想和倾向,也要及时指出。中共五大上,瞿秋白就直言不讳地指出总书记陈独秀的右倾错误。与此同时,瞿秋白也善于自我批评。对于自己在担任党的领导期间的失误和错误,他毫不讳言,能够在公开场合主动承认自己的错误。可以说,瞿秋白心怀一颗红心,不计个人得失,从党的建设大局出发,为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优良传统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
以纯真的共产党人初心展示了共产党人独特的人格魅力。瞿秋白是一位政治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又是一位文学家。他多才多艺,识音律、懂昆曲、会篆刻;他爱好广泛,参加革命活动之余,他著述、翻译、写诗、绘画;他学识渊博,在上海大学任教期间,在课堂上既能旁征博引,又能把道理讲得深入浅出,深受学生欢迎;他富有文采,鲁迅对他的文章极为欣赏,相似的生活经历与共同的文学爱好,让他们一见如故成为挚友。
在个人性格上,瞿秋白也具有诸多的闪光点。他坚韧执着。虽然自幼体弱多病,成年后又长期患有肺病,但他在工作上从不怕苦、怕累。出于革命工作的需要,他经常奔波于各地,最远去过莫斯科。有时“往往十天八天连续的不安眠,为着写一篇政治论文或者报告”。他心胸开阔。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对于王明的责难、压制甚至污蔑,他并没有过多辩解,也没有因为离开了领导岗位而沉沦,而他“最担心的是革命的前途”,体现出了大局意识。他忠诚勇敢。生命的最后时刻,在长汀的监狱中,他多次交锋宋希濂,舌战中统特务,面对国民党密集的劝降攻势始终不动摇,视死如归。
以崇高的共产党人初心显示了共产党人为人民谋利益的宗旨。瞿秋白生性嫉恶如仇,早在求学时期,就表现出对社会不公问题的关注。从苏俄回国后,更是发挥了一名文人的优势,以笔做武器,频繁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揭露工人惨遭欺压的现实,为工人争取合理利益发声呐喊。在瞿秋白建议下,中国共产党创办了第一张日报《热血日报》,为工人和广大群众说话。报纸以通俗易懂的文字,民众喜闻乐见的语言风格,受到了广大民众的喜爱。五卅运动后,农民运动得到蓬勃发展,但是国民党中的右派分子却开始攻击和污蔑农民运动,甚至党内的一些同志也对农民运动加以指责。对此,瞿秋白明确表明自己的态度,为了革命的胜利,为了维护农民的切实利益,支持农民革命。同时,还为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写序,及时表达了对毛泽东观点的赞同。
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谋利益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的一条重要历史经验。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切活动,归根结底是为了人民的根本利益,坚持人民利益至上,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最根本的价值指向。无论是革命战争期间,满足人民大众吃饱穿暖的需求,还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的根本宗旨,始终是共产党人不变的信条。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自觉拜人民为师,向能者求教,向智者问策”,才能激发人民群众参与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和创造力,齐心协力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
(作者分别为常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常州大学近现代史与红色文化研究院院长、教授)
声音
近年来,我们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坚决打赢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仗”要求,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为全局工作的总抓手,贯穿于各项工作始终,目标围绕小康定,工作围绕小康抓,绩效围绕小康考,凝聚起决胜全面小康的强大力量。
洼地抬头,壮大小康方阵。目前盐城仍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加速过程中,实现全面小康,根本之策还是加快发展。我们聚焦重大项目,始终坚持“产业强市”不动摇,连续三年坚持每两个月组织一次产业园区项目载体建设现场推进活动,深入开展企业“争星创优”和园区“等级创建”活动,三年来新开工亿元以上产业项目1098个,超40%的项目当年成为新增长点。去年全市工业开票销售首次突破5000亿元大关,增长17%。项目建设为全面小康带来实实在在的支撑,连续几年民生领域支出占比超过75%,每年办成20件实事。我们聚焦重要板块,强化重大生产力布局对后发地区的支持,特别是在抢抓沿江生产力向沿海转移过程中,发挥响水、滨海区位优势,支持滨海依托宝武钢铁、响水依托德龙公司,建设现代化钢铁基地和不锈钢产业园,加上已经建成的国电投两台一百万的火电机组,正在推进的中海油LNG项目、金光纸业项目,北部沿海板块迅速隆起,呈现加速抬头之势。我们聚焦重大基础设施,加快补齐高铁、航空、港口、高架、高速、农路等重大基础设施短板,打通资源集聚的通道。去年12月26日,盐青铁路通车,盐城正式迈入高铁时代,随着徐宿淮盐和盐通高铁加快建设,盐城全面小康打开快速通道。同步推进农村道路等设施建设,努力建好老百姓家门口的“小康路”,累计提档升级农村公路6258公里、新改建桥梁3837座,实现行政村和主要交通节点、经济节点、教育节点全部通达双车道四级以上等级公路,覆盖率达100%。
乡村振兴,厚实小康家底。盐城是农业大市,没有广大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市面上的小康。这几年,我们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强农惠农富农各项政策,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积极引导更多要素资源向农村流动。夯实“底子”,做足做好土地文章。着力以土地综合效益的提升带动农民收入的增长,一方面,积极推进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调大做强优势产业,推进农业装备水平提升和农业技术集成运用,农业亩均纯效益从330元增加到524元,增长了59%。另一方面,充分挖掘农村资产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实施资源开发型、资产经营型、合作共享型、入股分红型、化债增收型等项目,深化资产收益扶贫模式,形成稳定增收机制。响水县社区股份合作社整合扶贫资金,为经济薄弱村配股,帮助经济薄弱村形成稳定收入,首批入股的村去年每村分红达16万元。提升“面子”,抓好农村住房改善。我们结合“623”灾后重建工作,积极实施农村康居工程,把农村危旧房改造工作从受灾区域扩大到全市范围。在省直部门的支持下,去年已经全面完成康居工程三年行动计划明确的18万户危旧房屋改造任务,在全市面上消除农房安全隐患。目前,我们正按照省委部署要求,在全市开展“十镇百村”试点,进一步提升风貌品质,确保老百姓“住得安心”“住得舒心”。充实“里子”,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坚持从群众的收入端、支出端双向考量,关注工资薪酬、财产收益等“显性”进项的同时,注重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的“隐性”出项,着力用百姓基本公共服务开支的“减”,换取收入含金量的“增”。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积极实施“名校名师”“名院名医”工程,新增11个省示范乡镇卫生院、133个省示范村卫生室,城乡基本养老保险覆盖率达97.5%,顺利通过国家社会保险标准化建设先行城市评估验收。
底部突围,提升小康成色。把精准脱贫作为必须啃下的“硬骨头”,出台了“十三五”农村扶贫开发规划纲要、脱贫攻坚三年行动计划等文件,绘制脱贫攻坚工作责任图谱,落实精准脱贫40条意见,明确职责分工,建立严格的责任包干制度。建立财政扶贫资金逐年增长机制,确保与扶贫开发任务相适应,去年全市共投入各类扶贫资金近30亿元。深入开展市县领导干部挂钩、南北对口挂钩、工作队驻点等活动,建立市县部门结对帮扶经济薄弱村、市县镇村党员干部结对帮扶低收入农户“两个全覆盖”的帮扶机制,积极组织民营企业与经济薄弱村结对共建,构建大扶贫格局,有效凝聚攻坚合力。我们坚持把教育作为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根本途径,去年全市为贫困家庭学生发放助学金1.46亿元,让贫困家庭的孩子都能接受公平的有质量的教育。持续增加医疗报销比例和救助力度,全面实行“先诊疗后付费”一站式结算。目前,剩下的7.6万贫困人口中,大多数是老人户、孤儿户、病残灾户,难以通过产业、就业扶持脱贫。我们切实加强社会保障制度与扶贫开发政策的有效衔接,将这些人口全部纳入低保保障范围,并整体实现城乡低保标准一体化,确保小康路上“一个不少,一户不落”。 (作者为盐城市委书记)
学思用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要运用新媒体新技术让工作活起来,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传统优势同信息技术高度融合,增强时代感和吸引力。加强互联网思想政治工作载体建设,依托新媒体开展网络育人,是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赢得青年的迫切要求。
高校依托新媒体开展网络育人要坚持立德树人的根本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的教育必须把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根本任务,培养一代又一代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奋斗终身的有用人才。这是教育的目的,也是教育现代化的方向。围绕这一根本遵循,依托新媒体开展网络育人工作需要明确新时代对于大学生的基本要求;需要关注当代大学生的思想特质和话语方式;需要创新网络思政教育的有效路径,增强新媒体育人的成效,提高网络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和亲和力。
新时代对于大学生的基本要求是什么?要求坚定理想信念,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增强学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要求学生厚植爱国主义情怀,热爱和拥护中国共产党,听党话、跟党走,扎根人民、奉献国家;要求学生加强品德修养,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修好品德,成为大爱大德大情怀的人;要求学生增长知识,珍惜学习时光,增长见识,丰富学识,求真理、悟道理、明事理;要求学生培养奋斗精神,树立高远志向,具有勇于奋斗的精神状态、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要求学生增强综合素质,培养综合能力、创新思维,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提升审美和人文素养;要求学生弘扬劳动精神,崇尚劳动、尊重劳动,懂得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能够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
在当前开展的网络思政教育中,最大的薄弱环节在于凸显新媒体制高点的立体化的网络思政教育阵地建设不够,依托新媒体壮大主流宣传,增强传播力和引导力不强;新媒体环境下的网络思政教育内容话语方式的创新不够,大学生的接受度和影响力不足;线上新媒体运营与线下思政教育存在脱节,高校思政教育的协同性和整体效果不优。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就是要占领新媒体阵地,实现网络媒介与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深度耦合。加强官微官博的运营,组建新媒体矩阵联盟,打造新媒体制高点,发挥新媒体海量信息、即时传播、互动表达、跨界交流、全程在线的优势,提高思想教育的针对性、时效性、能动性,实现传统思想教育载体由一元向多元、灌输说教向自我教育、朋辈引领的转变。积极推进新媒体与校园网站、电子屏幕、广播电视等传统网络平台和网络资源的交叉整合,构建“互联互通”的网络思政教育阵地,融校园新闻宣传、思想教育、文化建设为一体,发挥校园主流舆论场的功能,形成集群化、系统化、网络化强势的校园媒体宣传工作格局。培育“共建共享”各具特色的新媒体载体,打造以官微为核心的新媒体品牌集群,鼓励引导广大师生积极参与网络文化作品创作生产,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实现“内容为王”的创新。
针对新时代对大学生的要求,坚持问题导向、需求导向,围绕“六个下功夫”创新话语体系,讲好校园故事,弘扬立德树人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宗旨。筑牢话语底线,找准重大政治议题切入口;列举事实,对难点抽丝剥茧地剖析;增加学生身边榜样、生涯规划、学术前沿、思想情感等内容,提升学生多方面素养;完善栏目设置,推送实用信息,增加新媒体的可用性,展示师生风采,传播重大资讯,展示美丽校园,彰显校园精神,实现对师生进行思想教育“润物细无声”的效果。探索网络育人与课程、实践、文化、学科、资助、组织育人等全员参与、全程贯穿、全方位协同“同向同行”的一体化育人机制。从目标、制度、措施入手,解决各自为战、各守一段的分离问题,在大力推进网络育人的同时,协同整体推进思政教育各环节、各系统、各岗位,构建一个大平台,培育一个强队伍,打造一个同心圆,实现一个总目标,提升立德树人的效果,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作者为南京审计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
县委书记讲坛
不负新时代,书写新答卷。海陵聚焦着力提升首位度、致力发展高质量的新时代新答卷,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突出政治导向、问题导向、利长远导向、以我为主导向的工作定位,奋力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之路。
突出四个导向,是新时期海陵跳出城河思维的思想破冰,既要在灵魂深处刻下讲政治的刚性要求,令行禁止不逾矩,又要在实际行动中解难题,低调务实不张扬;既要在繁杂局面中步子稳,风物长宜放眼量,又要在市区一体中自加压,不待扬鞭自奋蹄。只有思想上破得有力、立得有理,破得彻底、立得坚定,才能激发蓬勃向上的新动能,从而为这座城市带来深刻的变化、深远的影响。思想上破冰,行动上才能突围。在明确提出“四个导向”的基础上,我们围绕“四个强化”在行动上同步发力。
强化首位担当。提升首位度,是市委交给海陵的问卷,更是海陵人民最大的期盼。强化首位担当,意味着我们要挑大梁、扛重担。尽管海陵这几年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我们还要久久为功,尤其是要把支撑城市首位度的梁柱建好。这些梁柱中,重中之重是产业发展的首位度、城市功能的首位度、开放创新的首位度,必须抢抓机遇,在传统产业转型、新兴产业崛起中找准动能转换的发力点;也有文化建设的首位度、生态宜人的首位度、民生幸福的首位度,必须在解决欠账短板的基础上,尽快打造独具风格的城市面孔、祥泰之州的幸福样板。首位担当,意味着我们要奉献力量。挑重担,肩头会被压得酸疼,就像转型升级会遇到困难一样。再困难,也要转型升级;再酸再疼,也要挺起腰板挑、步伐稳健挑,千斤重担我们一起挑。
强化政策落地。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营企业座谈会上指出一些政策落地不好、效果不彰的问题。就海陵而言,更应该从自身出发,积极上争,努力将政策红利转化为发展红利。应该说,刚性落实中央和省市委各项政策,既是一种政治自觉,更是当前推动高质量发展、化解矛盾难题的有力武器。作为一线基层,我们的首要工作,就是要将上级的政策学习好、贯彻好、落实好,用好政策活水,润泽海陵大地。近一段时期以来,国家、省市正陆续出台一系列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政策,含金量高。及时学习、充分运用这些政策,进而主动上争政策,不仅能抓住工作的主动权,更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成效。我们要强化主体责任,善于把握政策窗口,用创新的思路、扎实的行动,积极争取于我有利的政策资源,因地施策、综合施策、精准施策,让更多的政策在海陵开花结果。
强化攻坚克难。当前,无论是招商引资、项目建设,还是城市发展、民生保障、三大攻坚战等诸多领域,海陵都存在不少短板和矛盾,必须通过改革来打头阵、找出路,为高质量发展扫清障碍。攻坚克难是一种考验。啃最硬的骨头、挑最重的担子,我们必须首先强化内力,保持定力,以我为主,敢于解题,做到问题不上交、矛盾不拖延、困难不乱推。攻坚克难也是一种能力。关是攻下来的,仗是打下来的,但不是蛮干硬拼,必须善于用系统化思维、动态性思维、市场化思维,厘清复杂的矛盾,破除利益的藩篱。当然,一道道难关更是党员干部的试金石。战将起于硬仗,烈火才见真金。我们的人生需要在尝试和失败、等待和希望、煎熬和奋起中经受千锤百炼。我们的事业同样需要在急难险重、上下求索中砥砺前行。只要事不避艰、行不畏难,难关一定会被攻克,困难一定会被战胜。
强化作风严实。目前海陵干部总体上精神状态不错,但我们也深刻认识到存在三类问题干部。一是折扣型干部,对新思想、新理念、新政策学习不到位,执行不到位。二是畏缩型干部,在矛盾困难面前找理由,干什么都喊难。三是夹生型干部,一知半解,不求甚解,似是而非做不好事情,瞎干蛮干做不对事情。为此,我们必须紧紧围绕解题型干部这根主线,充分激发出干部干事创业的精气神。要针对解题能力不强的情况,继续深化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让广大干部与时俱进学习新政策,一线实践挑起硬担子;针对干部不愿担当的问题,用好“三项机制”,进一步倒逼慢牛奋发作为,助力骏马建功立业,让务实担当成为海陵干部的时代烙印。
(作者为泰州市海陵区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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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系列访谈
记者:江阴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的基本思路是什么?
陈金虎(江阴市委书记、江阴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主任):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打通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关心群众、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其关键还是做好“人”的工作。我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这一思想不动摇,突出目标导向、问题导向、效果导向相结合相统一,始终把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新需求,作为创新探索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记者:请您谈谈具体做法。
陈金虎:在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中,我们创新探索了一系列办法举措。组织体系全域化。设立新时代文明实践指导中心,负责指导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建立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加强协调指导,推动工作落实。以全市域为整体,在市级、19个镇(街道)开放园区、258个行政村(城市社区)分别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组建志愿服务总队、支队、队。同时,在有条件的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集团、“两新组织”、公益文化场所、商务楼宇、村组(小区)等地,设立新时代文明实践点,组织特色志愿服务小组,形成沉底到边的全市域组织体系,把新时代文明实践覆盖延伸到城乡各个角落。志愿服务精准化。江阴自古有“忠义之邦”美誉,志愿服务氛围浓厚。全市注册志愿者达34.75万名,志愿服务累计时长60余万小时,创新打造“香山书屋”等一大批优秀志愿团队和组织。搭建“志愿服务专家库”,组织开展“万名志愿骨干轮训”,不断提升志愿服务的专业化服务水平。在服务形式上,按照“点单、下单、接单、验单”流程,拓宽访“需”的渠道,通过“阳光扶贫”、大走访大调研等活动,“城市啄木鸟”“12345”民生热线等平台,广泛倾听群众心声、关注群众诉求。同时增加“供”的能力,通过“学雷锋、学炎黄、见行动”等主题活动,切实把群众需要的服务送到身边。资源整合便民化。注重不同工作内容相互融合、相互嵌入,提高公共服务资源综合使用效益,形成倍增效应。比如在平台建设方面,在打造理论宣讲、教育服务、文化服务、科技与科普服务、健康促进与体育服务5大平台的基础上,我们还对接群众需求,创新搭建了法律法规服务平台。活动任务主题化。我们详细制定了“讲堂宣讲”“榜样评选”“共建共享”“公益便民”“节日新风”“文明有礼”等6大主题22项具体活动任务,全方位满足群众需求,提升文明素养。创新手段科技化。用好移动互联网、智慧云平台等新技术新手段,打造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点)“一云四屏”(线上智慧云+有线电视屏、电脑屏、手机屏、展示屏),实现线上线下同频共振。
记者:在发动群众参与文明实践方面,江阴有什么特色经验?
陈金虎:提升思想引领,以“讲堂宣讲”武装群众。建好用好红色讲堂、党建讲堂、道德讲堂、法制讲堂、科技讲堂等各类文明实践讲堂,开展具有形式感的宣讲活动,规范活动流程,注重仪式感。发挥典型力量,以“榜样评选”教育群众。广泛发动群众参与评议,突出群众性,开展各类创建评优、各类先进评树、各类道德评议,运用榜样的力量,引导群众见贤思齐,释放强大正能量。鼓励群众参与,以“共建共享”发动群众。引导群众树立集体观念,做实“一约四会”(村规民约、村民议事会、道德评议会、红白理事会、禁赌禁毒会),落实“三公开”制度(党务公开、事务公开、财务公开),实现“村情民知、村事民定、村务民管、村利民享”,进一步丰富和完善村民自治,促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加强关爱帮扶,以“公益便民”服务群众。实施“爱心公益”救助工程,“爱心超市”提升工程,“特殊人群”关爱工程,帮助困难群众脱贫解困。创新传统文化,以“节日新风”引导群众。发挥传统节日对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作用,突出家国情怀和人文情怀,注重“传统节日”庆典活动,聚焦“特色节日”庆祝活动,推动“群众性”娱乐活动,推进“文化涵养”提升行动,推动移风易俗,丰富节日文化内涵。突出行为实践,以“文明有礼”凝聚群众。实施市民修身培训行动、诚信宣传教育行动、未成年人文明礼仪培育行动、文明行为规范行动,大力普及文明知识和礼仪规范,以提升群众文明综合素质为落脚点,抓好践行落实。
记者 袁媛
智库出品
维护金融安全是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战略性、根本性大事。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经济运行中的各种主要矛盾和风险不断暴露，并不断集中传导和体现于金融领域，逐渐演化为系统性与全局性风险因素。
江苏作为东部发达省份和金融强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与防控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安全的新时代实践中，理应走在全国前列。当前江苏省金融业保持平稳运行，金融风险总体可控，但由于周期性、结构性、体制性等原因，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仍是金融风险易发高发期。防控江苏金融风险和维护江苏金融安全，必须坚持谋全局、谋长远，强化目标导向、问题导向，以中央精神为依据、以江苏实际为依托，加快构建平衡高效、安全稳健的现代金融体系。
坚持党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精神，加强党对金融工作集中统一领导，确保金融改革发展稳定工作方向正确。各级党委、政府要将地方金融稳定发展工作纳入年度考核，强化对防控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安全的激励约束。扎实抓好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党的建设，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强化“金融为民”的宗旨意识。加强地方金融监管部门机构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选齐配强各级领导班子，充实金融监管队伍，全面提高地方金融监管水平和风险处置能力。深入推进金融系统与地方党政干部双向挂职交流，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将双向挂职交流作为长期工作机制有效固化，鼓励金融监管部门、金融业企业人才到地方党政机关任职。
坚持“两端发力”，更好发挥市场和政府作用。金融体系的安全稳健运行，既有赖于自身的健康发展，又与其所生存的外部环境休戚相关。一方面，针对金融市场内部，全面排查地方法人金融机构风险底数，掌握真实资产质量状况和风险成因。借助省联社改革的重要契机，帮助农商行通过引进战略投资者等措施提高资本实力，督促其完善公司治理、提升风险防控能力；对于村镇银行，特别是发起行为异地的村镇银行，重点做好与发起行及其所在地监管部门的沟通协作，切实防范风险跨区域传染蔓延。另一方面，打好金融风险防控攻坚战，地方政府、相关部门应凝心聚力、多措并举。坚持市场导向，发挥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政府部门不得干预金融监管部门依法监管以及金融机构合规自主的资金配置决策。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建立健全司法机关、金融监管部门、各级政府“三位一体”的打击恶意逃废银行债务联合工作机制。
坚持“三位一体”，明确金融安全工作方法论。一是坚持战略思维。维护地区金融安全，是关系江苏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大事，应从战略高度出发，主动出击、统筹谋划。要把维护金融安全放在推动江苏高质量发展走在全国前列的战略目标中进行谋划，把维护金融安全放在推动“1+3”功能区战略、推动扬子江城市群协同发展战略中进行谋划，把维护金融安全放在建设南京泛长三角区域金融中心城市、打造以江北新区和河西新城“一江两岸”为核心的高端金融服务集聚区战略格局中进行谋划。
二是坚持系统思维。防控金融风险，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是一个系统工程。在监管力量上，要充分整合一行两会在江苏派出机构、各级地方金融监管部门、省联社等多方金融监督管理资源，多方凝聚监管合力，弥合监管真空，避免监管竞争；在监管任务上，要把打击非法集资与清理整顿互联网金融风险结合起来统筹推进，把大型问题企业债务处置与中小企业互联互保破圈解链结合起来统筹推进。
三是坚持底线思维。政府部门应树立正确政绩观，把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作为核心目标，严控地方政府债务增量，增强忧患意识和担当意识。压实各级地方政府对各类地方金融市场主体和活动的监管职责，明确地方政府为辖内地方金融风险防范处置第一责任人，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底线。
坚持“四个并重”，把握防控金融风险基本原则。一是坚持宏观审慎与微观审慎并重。一方面，积极支持人民银行发挥宏观审慎管理和系统性风险防范职责，支持人行切实履行好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办公室职责。另一方面，充分压实微观审慎管理责任。发挥一行两会在江苏派出机构的行业监管“主业”优势、地方金融监管部门“7+4”行业的属地监管职责以及省联社的管理职能，强化微观审慎监管。
二是坚持严格监管与补齐短板并重。金融风险与金融监管缺位、错位、不到位密不可分，需要坚持严格监管与补齐短板并重。一方面，对不作为、乱作为，干预金融机构经营行为等导致金融风险发生的单位和个人进行问责，推动从严监管落到实处。另一方面，进一步完善对“7+4”行业的属地监管职责、明确监管主体，加强县域地区金融监管力量，充分整合县域地方监管资源，补齐监管短板。
三是坚持防控风险与改革创新并重。通过持续深化金融改革，破除风险产生的体制根源。要重点推动泰州金改取得更大成效，推动昆山、常州等省内更多地区获批金融改革试点。通过稳妥推进金融创新，加大服务实体经济的力度。鼓励和支持有利于加强实体经济薄弱环节的金融服务、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保护消费者权益的金融创新，严格限制严重脱离实体经济需要、过度追逐短期利益、放大风险、逃避监管的“伪”金融创新。
四是坚持短期治标和长期治本并重。金融风险隐患是实体经济结构性失衡、经济循环不畅通、经济金融机制体制不完善的镜像反映，必须坚持标本兼治。一方面，全省金融工作要服务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着力优化融资结构和信贷投向结构，聚焦全省“六个高质量发展”的需求，做好“破”“立”“降”金融支持。另一方面，要加快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积极探索解决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经济金融发展过分倚重房地产等体制机制性问题，夯实金融健康发展的经济基础。
坚持“五方着力”，营造良好地方金融生态环境。金融生态环境是营商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定程度上影响金融风险产生的概率以及处置化解风险的能力，通过打造良好金融生态来管理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一是着力推进县域金融生态环境建设。县域地区既是非法集资和中小企业互联互保问题易发高发区域，也是金融治理体系中最薄弱的环节，要加强县域地区金融风险监测和预警，健全风险处置机制，有效防控金融风险。地方政府要严厉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和恶意逃废债行为，营造良好金融生态环境。
二是着力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加快个人征信向市场开放步伐，坚持政府和市场各司其职、双轮驱动征信市场发展。加快组建省级征信服务公司，加强数据共享和资源整合，积极构建全省统一的企业征信服务平台，着力建设中小企业和农村信用信息服务体系，破除信息交流障碍，防范信用风险。
三是着力加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深入普及金融知识，增强居民金融工具运用能力和风险防范意识，强化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地方政府应充分发挥宣传资源优势，通过电视、电台、平面媒体、网络等媒介，依托基层村、组的强大行政动员力，深入县域、乡村、社区广泛宣传金融知识，及时纠正不实负面舆情，引导公众树立正确的金融风险理念，铲除金融风险的滋生土壤。
四是着力完善农村地区支付体系。深入推进农村综合金融服务站建设，推广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等现代化金融服务渠道。引导金融机构根据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农户文化水平等，创新支付结算产品，研发适合农村地区使用的操作简单、安全稳定的互联网支付产品和离行式的自助服务终端，吸引农户主动使用非现金结算工具。
五是着力健全农村产权交易体系。构建集信息发布、产权交易、法律咨询、资产评估、抵押登记等为一体的农村产权交易体系，活跃农村产权交易市场。探索组建农村资产经营公司，打造农村各类资产资源价值评估、交易流转中介服务组织。
（作者为南京财经大学首席教授、金融学院院长，新华日报《思想周刊》特聘顾问）
决策眼
转型升级、创新发展,培育强劲的内生动力和持续的新发展动能,实现从高速度发展到高质量发展的形态升级和内涵升级,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重大时代命题。高质量发展,是对既有发展形态的系统化重构,更需要从产业、服务、区域等各个方位和多个层面实施转型升级,激发并培育高质量发展动力源。
产业转型升级需重视构建具有植根性的新兴产业链。产业转型升级既是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也是主体内容。目前,产业转型升级的主攻方向非常清晰,以新兴产业的布局、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和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为三大战略目标。与此同时,需高度重视构建具有植根性的新兴产业链。与传统产业相比,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强大的科技创新为基础,其产业链长且产业内涵丰富,产业关联紧密,产业链上的所有企业,与发挥领军作用和核心功能的链主企业共同构成完整的产业生态链,其上端连接着基础制造环节和技术研发环节,下端能够延伸至市场环节。作为一种全新的产业生态链,战略性新兴产业需要关键核心技术的不断突破和自主可控、链主企业的打造,链主企业代表着国家的产业高度、经济体系的竞争力;而基础制造环节,同样是战略性新兴产业不可或缺的基石部分,是知识经济和高新技术红利向全社会和各阶层劳动者普遍分享的重要载体,既具有经济领域的竞争力意义,又具有社会领域的社会结构优化的意义,还是与发达国家进行产业合作的重要前提。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布局,必须围绕链主培育和产业链构建同步推进。
服务转型升级应着力营造亲清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亲清政商关系是国际化、法治化和便利化营商环境的基本内核。在特许经营、土地出让、工程项目、政策扶持、专项资金等各类审批或政策实施以及各类事项的落实过程和工作推进过程中,需严格规范、依法行政,使市场主体能够专注于创业和创新,做强企业和产业,充分发挥创新主体、实践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作用。探索更为科学和常态化的治理方式也日益迫切。长期以来,对经济领域、社会领域、生态环境领域等各类突出问题的解决,主要手段是运动式治理色彩浓厚的专项治理行动。专项治理具有明确而刚性的指标和时间上的限期,易于测量考核、见效快,也确实促成了某些领域的显著改善。但其最大的问题在于,往往为社会带来极大的预期不确定,由此造成信心不足,短期行为盛行。因而应对其予以必要的调整,逐步改变对各类运动式治理的路径依赖。这既是稳定市场信心和社会预期、激发各主体活力的重要保证,也是高质量发展的基本前提。
区域关系转型升级需建立协同性的竞合模式。高质量发展是超越单一行政区的一体化要求,需要建立协同性的新型区域关系。这种区域关系,应为积极竞争、充分合作模式。积极竞争是指竞争的主要标的物从各类增长资源和数量指标,转向竞相为创新创业活动提供良好的环境和大力度的支持政策,转向竞相改善政府服务、改善公共产品品质,转向竞相改善生态环境、提升城市品质,等等。关于区域合作,由于流域治理问题所特有的系统性、地域广、跨政区的复杂性,客观上难度很大,但这正是必须面对的重点方面。未来的重点,是建立市场统一、服务互通、设施互联、环境共保共治为内容的全方位合作,依次保障和促进区域的高质量发展,进而带动全国的高质量发展。
(作者为省社科院区域现代化研究院副院长)
成果要报
江苏省较早规划布局发展特色小镇,并于2017年设立首批特色小镇创建名单。但调研发现,江苏现有的特色小镇正面临着产业定位不够聚焦、规划与实际发展落差大、社区生活配套不足、产业投资强度不高和小镇运营管理能力欠佳等问题。为进一步推进江苏特色小镇建设,笔者建议:
重新设立申报与评估机制。从首批江苏特色小镇存在的问题来看,特色小镇应该采取避免“宽进严出”原则,实行“严进严出”“事后奖励”的方式开展创建工作,即不再以规划方案进行申报与评估,而是以建设成绩与发展趋势来评估,从产业的集聚程度、生态景观的等级、生活配套的完善程度等现状指标,来考核评估认定进入创建名单,启动相关支持政策。再过2年对产业投资与集聚规模、生态景观的旅游吸引力、生活配套设施的满足能力等核心指标进行中期考核,考核合格给予奖励扶持。一定要避免用前期规划文本来申报的“0+1+1”老路,采取先走一步再能参评,再走一步才能考核的“1+2”新路。这样可以避免很多“乱搭车现象”。
加强过程管理和监督。特色小镇作为新型城镇化与地方产业特色化发展的创新战略,不仅要发挥政策指挥棒的效应,更要强调实效性和地域发展带动能力。建立省级特色小镇的专家指导小组,定期对入围的特色小镇开展过程指导。坚决避免为了创建而创建,而是要树立以创建出实绩,以创建特色小镇带动地方发展的鲜明导向。通过特色小镇专家组的定期辅导、指导和检查,实现过程管理的精细化、精确化和成效化,不断夯实各个特色小镇的产业特色、宜居环境和优良生活设施的基础工程,以“过程指导”和“实地监督”并举的方式,切实提升江苏特色小镇规划建设、运营发展的水平和能力。
强化区域发展带动能力。在江苏产业转型升级、城乡一体化加速发展的背景下,江苏特色小镇建设需要更加注重地域发展带动能力,为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以及新型城镇化、城乡一体化发展提供创新支撑和创新载体。特别是那些“市郊镇”和“镇中镇”,更需要关注其对周边区域的产业整合与集聚能力、产业的辐射能力和就业、投资、交通、设施建设等带动能力。在考核此类特色小镇时,需要特别注重其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带动能力与成效。
加强整体营销推广能力。要推动江苏特色小镇的整体品牌营销和招商、旅游推广,需要整合“江苏特色小镇官方网络平台”和“江苏特色小镇网”两家网络平台资源,由省委宣传部、发改委等机构指导,对每一批、每一个特色小镇进行细致的信息编辑、小镇介绍、招商推广、活动报道等全程的营销推广。通过各种媒体资源的合作,拓宽推广渠道、深化营销策略、提升推广能力,全方位提高江苏特色小镇发展的品牌营销与推广成效。
(作者为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走近长江学者
学者简介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清华大学首批文科资深教授;兼任中国伦理学会会长,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专家评审委员。2007年入选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著有《现代西方伦理学史》(上、下卷)《寻求普世伦理》等20余部著作,译有《道德语言》《政治自由主义》等20余部著作,主持编译《20世纪西方伦理学经典》(四卷),迄今用中、英文在海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近300篇。
记者:自1979年考入中山大学哲学系,您进入伦理学领域已经40年了,能否谈谈您当初为什么选择伦理学?
万俊人:人们常说:“对于中年人而言,过多地回忆过去意味着衰老。”好在我还有另一种理解:只要保持学习者的心态,回忆无非是人生学术的自我温习,从容回忆总会有温故知新的感受。
我没想到自己会学哲学,因为1979年我的高考成绩相当不错,总分超过北大文科录取线,还考了两个湖南省第二:历史和政治,当时报的是中山大学中文和历史,根本不了解哲学。但奇怪的是我却被录取到哲学系,所以大学第一年我没有好好念,总是想调系。到了第二学期的后半段,调换专业已不可能,我才开始真正沉下心来学哲学,因为没办法改变,就只能好好学。
大学毕业的那年,我的老师鼓励我考北大研究生,所以1983年我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到了西方伦理学专业导师周辅成先生门下。我非常感激周辅成先生,因为他,我终于走上了伦理学的学习之路,至今尚在途中。
40年过去,我的经历让我确信,走上伦理学道路于我是再适合不过的学术选择。在哲学的知识王国里,玄思是一种永恒的诱惑,唯有道德哲学或伦理学最能让人既可高挂抽象玄思的云帆,又能行进在生活之海的波谷浪尖。时至今日,我很庆幸自己的志业承诺。
记者:简要回顾您的学术研究历程,您是如何“高挂玄思云帆”,在“生活之海”劈浪前行的?
万俊人:从大学本科到研究生期间再到20世纪90年代初,我的学术工作都集中在专业知识的积累和研究上,主要是关注西方伦理学史的发展,尤其注重现代西方伦理学的个案研究。1992年夏至1993年秋,在哈佛大学的访学对我个人的学术发展影响很大,也可以说是我学术经历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一方面,我认识到,做一个伦理学史的研究者可能并不能成为我学术人生的全部;另一方面,作为一名中国学者,出于自身的文化立场和学术背景的考虑,单纯的西方伦理学史的研究仅具有工具价值的意味。从那时起,我就开始有意识地突破自己原有的知识领域,将自己的学术视野转向中国伦理文化。
除了对中国文化身份的自觉认同外,我对自己过去做学问的方式也有一个自觉的反省,我开始计划翻译一些当代西方伦理学和政治哲学方面的著作,将国外的学术资源尽快地引进国内,让学者共享。从1994年至2000年末,我自己翻译和主持编译的著作大概有11本,已经出版了7至8本,其中包括麦金太尔的《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等。著名伦理学家罗尔斯先生说过,做研究最需要了解的是两点,一个是最原点——“基础”,就是古典的东西;另一个是最前面的一点——“前沿”,一个学者如果能两极用力,他的学术思想和理论的张力就非常大,张力大就是创造性强。
可以说,从20世纪90年代初起,我的学术经历发生了从西转中、从上转下的转变,我开始涉足应用伦理的领域,如经济伦理、全球伦理和社会公共管理伦理等。我的考虑是,能够从西方伦理学的知识积累逐渐进入到中西文化比较,根据自己的文化身份来建立与之相符的学术立场,进而做一些具体的研究,对整个现代性道德课题有一个总体的理论解释和把握。
记者:随着社会现代性的日益强化,伦理学的知识边界不断扩展。如果我们重新对伦理学划定范围的话,应该是什么样的?
万俊人:通俗地说,伦理学就是协调人际关系的学问。但发展到今天,伦理学所关注的就不仅仅是单纯的人际关系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群际关系,甚至人与自然的关系都受到伦理学的关切和探讨。法律也要协调人际关系,但法律强调人的彼此对等和正义。伦理学当然也主张公平正义,但其方式和解释却与法律殊为不同。比如,母子关系是天然的伦理关系,婴儿一哭母亲可能就要不顾他人去哺乳,这其实是遵循母性慈爱的伦理“本能”。反过来,婴儿什么都不懂,饿了就哭闹,得到满足了才会停止哭闹。在此情形中,无所谓公平正义,只有母爱。可见伦理关系和法律关系是有差别的,伦理讲的不是简单的对等正义。就拿我刚才举的例子来说,母亲完全是奉献的,婴儿是索取的。所以在伦理学视野里,母亲是天然的利他主义者,而孩子是天然的利己主义者。等到母亲老了,这种伦理关系的内涵就会发生不同的变化。也就是说,伦理学告诉人们的是,人有的时候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放弃一些权利;另一些时候则相反。
记者:我们可以看到,在社会转型发展过程中,存在一些道德滑坡、信仰缺失等现象,如何从现代公共伦理建构角度来看待这些现象?
万俊人:如何认识和料理社会转型期的道德文化和公共信仰问题的确是一个十分复杂艰难的课题,无论是对于曾经的欧美社会还是对于今天的中国社会,都是如此。社会转型有两种形态:一种是革命性、颠覆性的;另一种是结构性、体制创新型的。我把中国当代的社会转型比喻为“火车加速拐弯”,意思是说它既有社会基本结构和体制的转变,又在不断加速中进行。而加速拐弯必定使我们的社会改革风险加大,成本或代价急遽增加,包括政治风险、资源成本、环境代价和教育、道德、文化暂时滞后发展的代价。
用历史的眼光看社会转型期所出现的一些消极的道德文化现象,我们就不会简单地做出“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结论;用辩证的方法分析,我们的眼中就不会只有见死不救、道德冷漠、商业欺诈这些触目惊心的非道德甚至反道德景象。确实,处在社会急剧转型过程之中的当代中国社会,触目惊心与感天动地同样凸显,对照如此炫目,人们产生各种各样的感慨是不难理解的。当下的困难在于以怎样的心态和姿态来看待这些问题,更重要而关键的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我想,我们的心态应该基于健全理性而非片面激进,我们的姿态应该是积极参与社会道德伦理文化的改善和建构。
需要注意的是,与传统社会不同,现代社会是一个日趋公共化的开放社会,传统的家族式、地方性或特殊群体性的道德伦理已不足以料理日益开放的公共道德问题。现代公共道德和社会伦理规范体系则更适应现代社会日趋公共化、组织制度化的普遍伦理要求,因此它必须建立于两个公共基点之上:其一是现代法制体系,其二是现代公共价值理念或信念。立基于健全的现代法制秩序,公共道德才有可能建立并赢得公共信任;确立现代社会的公共价值理念或信念,现代公共道德伦理才能获得其广泛的价值认同和社会引领力量。
记者:作为伦理学大家,您能不能在治学方法上给青年学者提供一些建议?
万俊人:以我的经验,要在学术和科研的道路上走,还是要夯实自己的基础,基础扎实才能行稳致远。从读研究生开始,我就一直读书。我记得当时我读外文原著就读了将近300本,每天的学习和工作时间大概超过12小时。那时候没有电脑,就做读书卡片,把英文翻中文,然后做注释,我的卡片柜里面有将近三千张卡片,读书卡片对我的学术写作和教学都是极其有用的。盛夏的时候没有空调,在家里写文章,凳子烫屁股怎么办?蹲在凳上写。我的第一部“成名作”《现代西方伦理学史》上、下两卷初稿120万字,我抄了3遍,一共360多万字。
对现在年轻人来说,可能有一些不同的地方,但也有相同的地方,就是无论是学术还是科研,基础学识是最根本的。就像武林一样,童子功怎么样,决定了最后的武功境界能够到达什么程度,这一点一定不能忽略。真正有成就的学者或者科学家,我认为是三分天才加七分勤奋。勤奋主要在于知识基础的积累,厚积薄发。
另外,永远保持学习的姿态,向先辈古人学、向同行学、向一切具有先进知识和学术经验的人和群体学习。学习是学者的永恒美德,真正强大者实际上是最平凡的学习者。只有会学习的人,才能使自己变得强大,才能给人类社会留下可供后人学习的资源和经典。
记者:请您用一句话寄语新华日报《思想周刊》。
万俊人:在自媒体时代和信息社会,媒体尤其是传统的纸质媒体,肩负尤为重要的使命——坚守:坚守社会的良知、坚守社会的道德底线、坚守社会的公平正义。
记者 魏晓敏 杨丽
观点1对1
1月14日上午9时许，在浙江温州市区学院路口，交警对斑马线上的“低头族”市民胡女士现场开具了10元罚单。这是《温州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今年元旦开始实施后，行人在斑马线上看手机被处罚的首张罚单。过马路低头看手机，到底当不当罚，引发社会广泛讨论。
甲方 这个毛病该罚了
互联网智能时代，手机方便了我们的生活，也使得越来越多的人们患上了手机依赖症，连过马路的短短几十秒也是眼不离机。当人们无法形成安全过马路的自觉，当柔性的呼吁与提醒收效甚微时，处罚能发挥一定警示和倒逼作用。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这是我们教育孩子安全过马路的童谣。如今，一个个血淋淋的教训，也在教育我们，过马路低头看手机太危险。2016年6月，南京一男子过马路低头玩手机，接连被两辆车撞上，不幸当场身亡；2017年5月，南京一男子因为低头看手机，被有轨电车撞伤……仅在南京每月因“低头族”引发的交通事故就超过200起。
怎样让“低头族”抬起头来过马路？交警、媒体呼吁多年，也有部分地区就“过马路玩手机”这一行为进行了探索式的提醒。例如，把“过马路注意”之类的字眼投影在马路上等等，然而这些呼吁和提醒的效果可谓微乎其微。
当柔性的提醒无法唤醒低头族时，处罚其实是一种强有力的约束。温州交警的10元罚金数额不算大，意义却不小。处罚不是目的，而是通过处罚的形式，倒逼人们安全过马路。早在2017年8月，美国夏威夷檀香山就曾正式通过一项法案，如果过马路时低头看手机，将被处以最高99美元的罚款。无论是10元的罚单，还是99美元的罚款，如果低头族们能自此“抬起头来”，避开可能发生的意外风险，确保人身安全，那这张罚单的价值又该有多大？ 杨丽
乙方 罚款不是万能的
低头看手机一旦造成交通事故，会害人害己，这无可非议。因此，《条例》的出发点是好的，即为了保障行人的人身安全，降低交通事故发生率，对纠正马路上的“低头风”也有积极意义。但是，将此纳入行政处罚，变为公共治理机制的一部分，有几个问题值得商榷。
首先，手机已经成为你我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交流工具，何时何地接打、使用手机其实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自由。作为一个理性的成年人，人们会根据自己的安全意识来判别有没有危险、该不该看手机。因此，在安全范围内低头看下手机也要被罚，法规就显得“反应过度”了。
退一步说，即便对“低头”这种不提倡的行为可通过立法的形式进行处罚和警示，但是，如何做到执法的有效性？究竟看几眼算是“低头看手机”？是看手机就算还是造成了实质性后果才算？这就可能带来不小的自由裁量空间，既增加了执法难度，也可能由此引发争议。同时，为了较自由的裁量空间，会不会出现滥用执法权的问题，也是值得思考的。换句话说，处罚“低头族”面临着处罚标准不清、难以界定的问题。如果单纯“一刀切”，看到低头看手机者就罚款，恐怕也只会降低法律威严。
“低头族”是一种社会现象，我们呼吁减少低头族，特别是马路上的低头族，可以通过宣传教育、社会倡导等多种方式来推进。罚款不是万能的，也并不是任何问题都需要靠立法来解决的。
魏晓敏
评论园
新经济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批量制造着富豪的同时,也在以同样的速度进行产业更迭。共享经济是两三年前的热点,可现在呢?
风潮过后,更能看得清哪些人在裸泳,但一些真实的需求还是能以吹尽黄沙始到金的形式留下来。这些需求是共享经济的本源和硬核,遗憾的是,它们也在被裹挟退潮。因此对于重塑面临崩溃的共享经济来说,在供给和需求两端正本清源是必要的过程。
当风来时,每一家打着共享经济旗号的新兴企业都雄心勃勃地想要满足刚性需求,但经历考验后才发现很多都只是“伪需求”而已。之所以会有这种误判,是因为之前的大多数共享经济,都并非技术引领的商业模式竞争,而是单纯资本的竞争。在“剩者为王”的逻辑下,各方靠补贴跑马圈地,短时间内积攒起庞大的用户群体,从而获得更高的估值。这种途径虽然“攒粉”很快,但吸引的用户往往是价格敏感型的,一旦烧钱补贴的幅度减少,他们就会用脚投票。因此这种候鸟型的需求远非刚性需求,建立在这种需求之上的商业模式,也像建立在沙滩上的大厦。
当然,靠补贴吸引用户也是无可厚非的市场拓展手段,但如何将候鸟型的伪需求,真正夯实基础,增加用户黏性,使之成为真正的刚性需求,就是考验共享经济企业真功夫的时刻。只有最触及共享本源的模式才能赢得用户的长久青睐,而用户则在享受有优势的价格的同时,能收获良好的体验才能逐渐养成固定的消费习惯。
共享经济的供给端同样存在问题,“真共享”和“假共享”并存,后者通常情况下是出租或者租赁的变形。租赁使用并非新鲜事物,从酒店的房间到电影院的座位,都属于这一范畴。之所以共享经济近年来才大行其道,是由于信息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信息不对称的鸿沟,让个人有机会直接发布供给信息,与需求方产生联系。因此从本质上共享经济具有三个特点,首先是个人对个人的服务,而非公司提供的大众化产品;其次是以降低服务提供方自身的使用成本为出发点,而不是以盈利为目的;第三是聚焦于如何减少社会资源浪费,而不是让尽可能多的人使用。
如果以个人提供、降低自身成本和减少浪费这三条回归共享经济本源的标准划线,那么可以有效剔除“伪需求”和“假共享”。而要让根正苗红的共享经济茁壮成长,则需要打破一刀切、各自为政的监管方式。毕竟共享经济仍是一个新鲜事物,虽然在资本的裹挟下出现了虚假繁荣,但泡沫破裂后本源的精神仍没有变化。对这一新事物的管理也要摸着石头过河,尤其是在有公共产品属性的产品方面,要兼顾个人、企业和社会三方面的利益,为共享经济留下长久健康发展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