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敬忠

　　1978年3月10日,40岁的泗阳县棉花原种场农技员俞敬忠接到通知,“准备到北京开会”。

　　虽然过去了40年,但俞敬忠对科学大会上小平同志的话记忆深刻。

　　第一句话,“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第二句话,“科学技术是生产力。”

　　第三句话,“愿意当科技工作者的后勤部长。”

　　“定位、定性、服务!”俞敬忠感慨道,“这40年我参加过很多会,但这三句话记了一辈子!” “我是搞业务出身的,我知道这不仅是科学的春天,也是民族的春天,国家的春天。”

　　1961年俞敬忠从南京农学院毕业。因为家庭出身问题分到了苏北的泗阳。一辈子没改掉浙江口音的他刚到泗阳时最怕在办公室接电话,因为双方都听不懂,他一天到晚都泡在田里。原种场是靠好种子吃饭的,职工和农民都喜欢这个一心要搞出良种的年轻人。

　　育种是优中选优、沙里淘金的事情,在基层有的是土地和劳动力,动辄几十亩上百亩的选种库比科研单位的那点试验田要大得多。虽然毕业时间不长,但俞敬忠业务上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在大单位,上面有导师,由不得你。有个大学同学去泗阳看俞敬忠的实验有点咋舌,“你是不是胆子太大了,有点瞎搞啊。”

　　埋头干,拼命干,大胆干。就这样,俞敬忠研究的泗棉一号等成果逐渐打出了名气,农业部还在泗阳办过学习班,俞敬忠现场授课,新疆还把俞敬忠的讲义翻译成维文进行推广。

　　俞敬忠感慨说,人的一生是无数个偶然组成的,“我幸运地拥有天时地利人和,能够心无旁骛搞科研。正因为在育种上一心一意搞研究,多少出了点成果,才会参加科学大会。”

　　从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位置上退下来之后,俞敬忠又重拾起科研,对于现在的科研他有很多想法——

　　领导重视、社会氛围好多了,投入也越来越多,但总觉得还有点欠缺。

　　“规矩可能太多了一点”,使人放不开手脚、自由度是不是少了一点?

　　报个课题多难,要花多少力气在申请课题要经费上,终极目的就是发表文章、评奖?很多力气花在表面文章上,“实干少了一点。坚持初心少了一点。”

　　但展望未来,俞敬忠还是很乐观,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人大上说的“三个第一”让俞敬忠感受很深。“如何跨过中等收入陷阱?进入发达国家,还要做艰苦的努力。40年的变化任何人都想象不到,中国人多,中国人聪明能干,市场这么大,一步一个脚印,肯定行!”

　　(受访者时任泗阳县棉花原种场农技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