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锡城墙是古代无锡城市的主要标志，也是体现城市历史风貌的重要建筑遗迹。在近代口岸城市“拆城墙"、“筑马路”的市政建设示范效应下，无锡与众多的城市一样也逐步将古城墙拆除殆尽。城墙作为一种具有古城象征意义的建筑符号，其兴筑与湮灭，既是无锡城市建设史上的重要事件，也是无锡城市更新发展中值得研究总结的典型现象。

　　无锡古城墙的兴筑及形制

　　西汉高祖5年(公元前202年)，无锡建县。城邑西依梁溪河，距惠山2．5公里，南离泰伯渎(伯渎港)2．5公里。沿古制，无锡城邑分为子城和罗城。子城即内城，为县治外垣；罗城即外郭，又称外城。东汉《越绝书》载：无锡城“周二里十九步，高二丈七尺，门一楼四。其郭十一里百二十八步，墙高一丈七尺，门皆有屋。”这是有关无锡城郭的最早文字记载，表明至东汉时无锡已筑有完整的城墙，并设有城门、城楼。南朝《南徐记》载：无锡“旧罗城周围四里三十七步，子城一百七十步。”与汉代相比，子城与罗城都大为缩小，但两者的比例关系仍大体相当。

　　唐末，吴王杨行密在无锡城东、南、西加筑外郭，并在原来4个正门(东为熙春门、南为阳春门、西为梁溪门、北为莲蓉门)的基础上，开顾桥门、新塘门、董家门3个偏门。以后无锡城郭又多次修筑。宋乾兴元年(1022年)，县令李晋卿重筑子城，子城范围有所扩大，东接运河，西距梁溪。南宋建炎初，无锡外郭倾圮，为据城御敌，邑人仓促筑城。此后，无锡历次城墙修筑皆修外城，子城逐渐废弃。

　　元朝曾实行禁止汉人筑城或补城的政策，到元末时无锡城墙已破损不堪。直到元末农民起义爆发后，元政府才不得不下令要求全国普遍筑城。元至正15年(1355年)无锡重修城墙。元至正17年(1357年)，张士诚占据无锡，增广其制，开始用砖石砌筑城墙，废掉3个偏门，保存4个正门及南、西、北3个水门。《无锡金匮县志》载：元末无锡城“周围九里，城高二丈。”明洪武元年(1368年)，无锡又缮治城墙，周围1620丈，高2丈，4门皆有城楼。弘治元年(1488年)，无锡知县荣华又修缮了3水门，即南、西、北水关。但后来无锡城墙逐渐失修破败，文徵明的长子文彭在嘉靖年间写了一首诗，记无锡城：昔尝经此地，荒草蔽颓垣。狂寇频年至，危城一旦完。此时，无锡城墙的军事防御功能已严重受损。

　　明嘉靖33年(1554年)，无锡知县王其勤为抵御倭寇的骚扰，率领全城人民用了70天时间，修筑了一座条石作墙基、巨砖包砌的坚固城墙。城墙周围1783丈6尺1寸，高2丈1尺。分设4座城门，东名靖海、西称试泉、南为望湖、北曰控江。城门前还加修瓮城，门上修城楼，分别为对育楼、抚薰楼、序城楼、企辰楼。之后，无锡城墙屡损屡修。清康熙、雍正、道光、咸丰年间，都曾作了几次修建，但城墙的形制基本稳定下来，与明代时没有太大的差别。清光绪《锡金县志》载，城周1854丈9尺7寸，合十二里一百十步，稍大于汉时外郭。

　　从无锡城郭的变迁看，在元末之前无锡城墙皆用土筑，时建时废，城墙界址也不固定。明清时期，无锡城墙改为大规模包砖，城墙形制、格局基本稳定，城墙成为城市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明弘治7年(1494年)、清康熙28年(1689年)和清光绪7年(1881年)的无锡县城图都清晰标明城墙、城门的位置和形态，无锡城郭轮廓最终呈现略向东南一西北向倾斜的龟背状。朝向面南偏东的“龟城”，不仅顺应着常年的主导风向，而且体现了用最短的周边围合最大面积的科学建筑构思，同时又表达长寿永固的寓意。明清时期，无锡城墙与内城河、外城河及城中纵横交织的河道交相辉映，营造了浓郁的水城风貌。

　　“拆城筑路”从动议到实施

　　清末民初，随着无锡城市工商业的繁荣发展和人口的增长，城市空间已突破城墙边界，不断向外扩展。另外，在近代新式枪炮面前，城墙传统的军事防御功能逐渐弱化。城墙原有的城市防卫、划分城乡等作用不再凸显，反而成了影响路上交通的瓶颈和阻碍社会经济发展的障碍。受天津、汉口、上海等开埠城市“拆城筑路”的影响，无锡也出现了“拆城筑路”的社会呼声。无锡工商界的代表人物荣德生1912年曾提出“欲辟大市街，不可不拆城”。此后，无锡工商人士及地方名流多次集议“拆城筑路”，并于1929年、1946年先后两次向江苏省政府呈请议案。尽管民国时期“拆城筑路”的两次议案都没得到批准，但此间无锡部分城墙和城门还是被拆除了，古城墙不再完整无缺。

　　1910年，无锡的北门月城部分首先被拆除，后改建为商店，为无锡拆城之始。1912年4月，锡金军政分府拆除城东北角部分城墙，辟光复门，以连接汉昌路、公园路。1927年，国民党无锡县政府拆除了西门外凸出的瞭望台。1928年，在西门旁辟了新西城门。1931年1月20日，南门月城开始被拆除。1938年5月21日，北门月城完全被拆除并改造城门。

　　1947年2月，西门月城、老西门城垛及西城门被拆除。1948年2月25日，开始拆除东门月城，并改建东门吊桥。

　　解放后，无锡市人民政府采纳各界人士意见，集议“拆城筑路”。1949年12月，无锡市第二届人民代表会议讨论通过《关于拆城筑路与取缔违章建筑物的决议》，正式作出“拆城筑路”决策。1950年3月，市政府组成拆城筑路指挥部，4月1日，于吉祥桥堍举行拆城筑路誓师大会，发动7000多人全面实施拆城筑路工程。至1951年3月10日，全长5560米古城墙全部拆除，拓建成16～24米的环城路。整个拆城筑路工程，计拆砖石93940立方米，拆除房屋1281户、3117间、42380平方米(主要是棚户)。拆除的城墙基石，一部分用于建新三里桥至吴桥沿河一带驳岸；一部分由苏南水利局调去，供苏州、松江专区兴修涵闸用。拆下的城砖，分别用于建造无锡市人民大会堂、苏南粮食仓库、苏南日报社房屋、吴桥商场、解放剧场、苏南行署招待所及苏南人民银行，充分做到物尽其用。

　　城墙变迁对城市更新改造的几点启示

　　城墙是标注无锡古城位置的有形建筑，集中展现了古城的形态和格局。如果把古城墙的营筑作为无锡城市建设开端的标志，拆城筑路则是无锡城市建设由传统向现代跨越的起点。作为无锡城市更新发展中最有代表意义的典型事件，古城墙的兴建与毁灭，对无锡城市现代化建设如何处理旧城更新改造与历史文脉延续的关系留下了多重启示。

　　——城市现代化建设亟需走出大拆大建的循环模式。无锡设市后，在区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浪潮下，城市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集聚和辐射功能不断强化，城市更新改造的频率在加快、周期在缩短、范围在扩大。在急风暴雨式的旧城改造下，无锡古城墙变成了宽马路，老房子改成了高楼大厦，古河道、旧街巷格局尽改、踪影难觅。大拆大建的城市更新模式，在加快无锡城市现代化的同时，也割裂了城市的脉络肌理，抹去了城市的记忆。上世纪50年代初的“拆城筑路”可以看作是现代人对古代人遗留建筑的毁灭，而现在我们拆除则是上代人甚至同代人的建筑，城市建筑的生命周期越来越短。与国内众多的城市一样，无锡城市更新发展也步入了建设——拆迁——再建设——再拆迁——再建设……的循环怪圈。这种简单毁灭式的破旧立新方式，固然可以缩短城市由传统向现代演变的进程，但也伤及了城市的根基，给城市留下了永久的伤痛。在“破坏性建设”大行其道的今天，城市有机更新的理性回归，不仅需要城市更新理念的创新，更需要对建设行为偏差的匡正。

　　——城市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城市的地方特色。在古代“依河而建，依水而立”的筑城思想及“天人感应”、“天人合一”思想观念支配下，无锡古城不论是在选址，还是城市形态塑造上，都突出了人工环境与山、水等自然环境的协调，营造了山、水、城相融的城市意境。直至晚清，无锡仍然保持依山临水、运河穿城而过的城市形态，运河两岸建有低层数、坡屋顶、粉墙黛瓦的民居，一派“小桥流水人家”景象，具有浓郁的江南水乡城市特色。在上世纪50年代一哄而起的拆除城墙风潮下，无锡城建丢掉了传统的乡土特色，无可避免地步入了城市建设趋同化的窠臼。而与无锡老城大小相当、形态同为龟背状的山西平遥古城，则保留了完整的城墙和古城格局，并没有放弃本土建筑特色，反而使城市底蕴更加厚重。即使与无锡处于同一区域的苏州市，也没有像无锡一样将古城墙拆得干干净净，而是保留了盘门、金门，作为古迹供后人参观追忆。令人稍感欣慰的是，当前无锡在古运河整治中，已计划恢复重建辛亥革命后开辟的城门——光复门，并计划重修南部的望湖门、南水关以及沿河部分城墙。无锡部分老城门、老城墙的重建，不仅是对古城墙景观价值的重新发现，更昭示着城市现代化建设要继承古代城建思想精髓，彰显吴地建筑文化特色。

　　——城市现代化建设必须顺应城市的生长机制。城市是一个由环境、经济、社会子系统构成的巨大的人工复合系统，只有当各个子系统处于协调发展的状态时，城市才会健康生长、高效运行。清末民初之际，无锡近代工业萌生，并不断发展壮大，无锡城市产业结构的变革撬动了城市经济系统的升级换代，城市经济系统的创新发展为城市生长注入了强大的动力。民国时期“拆城筑路”呼声的弥漫，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无锡城市工商业的发展溢出了城市边界，城墙不再是划分城市与乡村的有形界线。随着无锡城市生产功能的凸显和建成区的不断向外蔓延，城市环境系统的承载压力越来越大，城市社会系统的结构越来越复杂。这时城市建设的重心不再是单纯的拓展城市生长空间，而是统筹修复城市环境系统，优化城市经济系统，调适城市社会系统，推进城市进入可持续发展的轨道。在城市化快速推进的现阶段，顺应城市生长的运行机制，以人的尺度塑造城市空间，建设最适宜居住和投资创业的现代化城市，将成为新一轮城市现代化建设的不二选择。

　　（作者单位：无锡市建设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