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江苏网12月14日讯 去年6月，本报报道了《高邮王引之墓碑在天长找到了 祖孙三人的墓都葬在这一带》。昨天，记者从仪征新城镇获悉，经专家学者现场走访调查，并结合史料记载加以考证，推断仪征三茅王家祠堂就是高邮“二王”的祠堂，三茅王氏为高邮“二王”后裔。
天长找到王引之墓碑
“引出”新的发现
高邮二王，即王念孙、王引之父子，是高邮名门望族。他们将训诂学研究推向顶峰，被时人称为“高邮学”，“独绝千古”。去年，仪征文史学者巫晨专程赴天长寻访，在荒草丛中找到高邮王引之墓碑，为研究王引之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寻访高邮王引之墓碑，巫晨查阅了相关资料，其中，在参阅《王念孙王引之年谱》一书时，他看到“（道光十五年）引之仲子彦和，筑王氏专祠于仪征，请陈奂书祠额”。那么，这里所提到的“王氏专祠”在仪征的什么地方呢?
巫晨经过一年多的走访调查，并结合史料记载加以考证，推断仪征新城镇境内的三茅王家祠堂，就是高邮“二王”的祠堂。
“王家祠堂”史上遭火灾
一对石狮已搬离原址
找到仪征新城镇三茅村的“王家祠堂”的相关信息，是源于今年8月18日巫晨到新城镇政府参加《新城镇志》发布会。会上，他领到《新城镇志》后就打开看，找到了“王家祠堂遗址”条目，对于这一遗址，资料上记载：王家祠堂遗址，位于新城镇三茅村人三组，建于清末民国初，占地约6666平方米。祠堂坐北朝南，前后三进，大门前有对石狮子，每进四间，每进有天井，砖铺地。头进正中为客厅，两侧为住房，二进正间为祭祀大堂，挂有先祖王天官和两位夫人的画像，供奉有列祖列宗的灵牌。第三进为停放灵柩之处，祠堂院内植有树木、花草。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毁于火灾，1958年残垣拆除。
获得这一重要线索后，巫晨很激动，这个“王家祠堂”是不是就是史料中记载的王彦和在仪征修的王氏专祠呢？
巫晨又开始多方走访调查，可惜，资料上记载的新城镇三茅村人三组的“王家祠堂”遗址，只剩一对石狮子，也已经搬离原址。
据当地老百姓介绍，当时有一对石狮子守护着“王家祠堂”，上世纪四十年代祠堂遭受火灾，后来又被拆除，这一对石狮子一直坚守在“王家祠堂”遗址，直至2015年，王氏后人将这一对石狮子捐赠给了附近的东林寺。
从高邮王氏家谱推断
三茅王氏是“二王”后裔
那么，“王天官”又是谁？当地老百姓都说不知道，生活在附近的姓王的村民也不清楚。但是，有些年长的村民说，他们称“王天官”的后人叫“大少爷”和“二少爷”。
于是，新城镇党委委员、宣传科长王秋月牵头，一起走访了生活在仪征的王氏后人赵广华（王训世）和王佐世，寻找线索，得知，王家祠堂最后的主人王保贞和王全贞，当地人称呼为大少爷、二少爷。
同时，王秋月看到一篇介绍高邮王氏世系图的文章，巫晨顺藤摸瓜，希望从中找到三茅王氏与高邮王氏的关系、何人何时迁居来三茅、王家祠堂何人何时建等关键问题的答案。
昨天，王秋月兴奋地告诉记者，经巫晨多方走访考证，已经确认三茅村的王家祠堂供奉的王天官，是清朝道光七年工部尚书王引之；祠堂的倡建者，是王引之次子王彦和；首次迁入仪征的高邮二王后人，是王彦和四子王恩灜。王恩灜生有儿子王秉忠，王秉忠生有儿子王保贞、王全贞，即三茅本地人称呼的“大少爷”和“二少爷”。
此外，从高邮王氏的家谱推断，仪征三茅王氏是高邮“二王”的后裔，是王彦和的后人，而王彦和生有五子：恩宽、恩沛、恩江、恩灜、恩海，三茅的王氏这一支是王彦和的第四个儿子恩灜及其后人。记者 陶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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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邮王氏家族
以王念孙、王引之父子为代表的高邮王氏家族是传统的书香门第。
说到修身，王氏世代为宦，亦世代清正。王念孙之祖曾禄理学湛深，气宇和粹，品节高尚，学者从游甚众。王念孙之父安国尤以清白守身，安国出任兵部尚书和礼部尚书时，曾禄以用人“大中至正，不存成见”相嘱咐。念孙幼年丧母，安国将他带在身边，一边教他读十三经，一边勉励他为人要忠信，要敢于讲真话，教给他做人的基本准则。念孙出任工部主事、吏部掌印给事中后，安国在家书中亦谆谆嘱之以“生平澹泊，寡交通显”等等。安国在临终前更以传承家风之“修心明德，不与流俗”郑重警诫念孙。
王念孙秉性方正，俭以养廉，廉以修身，念孙终几十年仕途殆未敢一刻忘之。王念孙以廉正自律，又以廉正教育王引之。
王念孙、引之父子所以青史留名，不仅在于其为官时的政绩，还有其治学的成就。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的著述，据统计，包括父子各自署名和父子共同署名的，共七十五种。王氏父子在训诂学、校勘学、音韵学以及经学等方面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梁启超誉其父子为“清学第一流大师”“一代所宗”，且认为“训诂学实为高邮王氏学”。
王念孙、引之父子治学之成就，集中反映于其被称为“高邮王氏四种”的《广雅疏证》《读书杂志》《经义述闻》《经传释词》之中。
《广雅疏证》刊成后，王念孙还不断地根据自己和王引之的读书新收获和新见解，对它进行补充和修正，从而在此基础上写成《广雅疏证补正》一卷。经过补正，一些条目的书证更丰富、更贴切了；一些原无书证、“未详”的训诂增加了新内容；提高了可读度；一些有漏洞和错误的地方，也得以改观。还有些条目，“补正”对“正编”作了彻底的颠覆。王引之写作《经义述闻》时，凡遇诸家之说有所不同的地方，都据实作出取舍；凡遇前人之说有误的地方，都依实证予以纠正；凡遇自己无法为其说的地方，都付之阙疑而不强作解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