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20世纪最为杰出的诗人之一的卞之琳，也在最为重要的翻译家之列。他的翻译观念与实践，集中体现在以《哈姆雷特》为代表的莎士比亚悲剧的翻译中，为介绍西方古典文学，促进中国文学与世界接轨，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卞之琳（1910~2000），南通海门人，20世纪杰出的诗人、翻译家。20世纪30年代初，因徐志摩推荐步入诗坛，抗战初期，曾访问延安并一度随军，先后任教于西南联大、南开大学、北京大学，后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其名作《断章》：“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脍炙人口，影响深远。

　　1954年4月，卞之琳又一次打开了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这回，既不是学生一般的苦读，也不尽是消遣与欣赏，而是他对莎士比亚四大悲剧翻译工程的开端。

　　中国新文学与世界文学接轨，对外国文学的翻译与介绍是最为重要的一环。被公认为西方古典文学巅峰的莎士比亚戏剧，成为文学翻译的一大热点。卞之琳着手翻译《哈姆雷特》之时，已经有21位译者的71种莎剧译本，其中不乏田汉、梁实秋、朱生豪、曹禺这样的名家名译。新的译本若不能有所突破、自成特色，将会显得毫无意义。

　　这一年，卞之琳44岁，阅读莎剧却近27年了。17岁那年，他离开家乡海门去上海念书，第一次读完了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英文原作。两年后，他还译过《仲夏夜之梦》，不满意，全部毁去。二十来岁，他以新人身份照亮诗坛，文学翻译也差不多同步进行。随着诗集《三秋草》《鱼目集》《十年诗草》、翻译作品《维多利亚女王传》《紫罗兰姑娘》《浪子回家集》《窄门》一一面世，奠定了他杰出现代诗人、翻译家的重要地位。直到20世纪80年代，美籍评论家董鼎山还对卞译《维多利亚女王传》推崇备至，说它“几乎达到了十全十美的地步”，既是卞之琳“本人的文学作品，而又不失去原文的准确性”。

　　文学翻译关系到不同语言形式与不同社会、历史、文化、思想、审美信息的转换表达，是一项十分复杂而艰巨的心智工作。如何看待和处理这种转换表达，翻译家们提出了各式各样的工作准则和方法。卞之琳在长期实践中，形成了独特的翻译方法与观念，其要义就是“文学翻译不仅要忠于内容，而且要忠于形式”。

　　莎剧是以诗体部分为主体的“诗剧”，但绝大多数早期译本为了避免诗体翻译的困难，追求文字的可读性，都用了散文体。在卞之琳之前，只有曹未风、孙大雨等极个别译者用诗体来译，但他们或用自由体，或未严格对应原文的行数，不能满足卞之琳对“从内容到形式全面而充分的忠实”的追求。他按照汉语规律，提出了每行十到十五个字，用五“顿”，每“顿”有一个主要重音的翻译模式，最大限度地保持了原作形式，又具备了汉语的韵律之美。这种译法，不仅上升为翻译学中的重要理论，也被视为莎剧汉译的成功典范。

　　在卞之琳之前的21位译者中，以诗人著称的，只有田汉、孙大雨。卞之琳的翻译，完美地传达了莎剧的崇高、华丽之美，这与他作为诗人的艺术感受力与文字表现力是分不开的。比如哈姆雷特著名的台词“To be or not to be:that is the question”，朱生豪译为“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卞之琳觉得只是译出了大意，与原文的格律相差较远，改译为“活下去还是不活：这是个问题”。这一译法既避免了朱译的不足，同时又用两个“活”紧扣出现了两次的“be”，表现出一种犹豫不决的情调。

　　1956年，《哈姆雷特》卞译本出版后不久，正值上海电影译制厂引进译配获得国际大奖的英国电影《王子复仇记》。在反复比较多个译本之后，上译厂选择了卞译本作为底本。1958年，影片在中国公映，由著名演员孙道临为哈姆雷特配音，那忧郁而徘徊不定的语音，成为几代中国观众无比美好的享受与记忆。

　　经过了如此独特的检验之后，卞之琳又投入了莎士比亚另外三部悲剧《奥瑟罗》《里亚王》《麦克白斯》的翻译，前后历时30年。1988年，经过反复斟酌、再三修订，《莎士比亚悲剧四种》出版，为莎剧翻译史树起了一座无与伦比的丰碑。正如另一位翻译家王佐良所说，即使是翻译作品，“字里行间还活跃着……敏锐的诗才”，他是一位“诗人翻译家”。 本报记者严晓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