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制度竞争是国家间最根本的竞争”。这个重大结论，从制度价值意义与国家治理效能的关联性上揭示国家竞争的比较优势，十分深刻。治理国家，制度是起根本性、全局性、长远性作用的。制度优势就是国家治理的优势，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一个重要精神，就是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紧密相联系，彰显了“中国之治”的制度密钥。

评判一个国家发展的程度，生产力状况、科学技术以及军事力量是基础性的标准，但国家治理状况也十分重要。世界各国之间的竞争归根到底是国家综合国力的竞争。现代化发展趋势表明，一个国家的国力是综合要素的整体展现，经济是基础，生产力发达水平对国家综合国力具有决定作用，但缺乏其他要素的支撑，国家综合国力就会受到影响。

人类社会发展历史表明，现代化的启动萌发于工业化，英国产业革命创造了机器化大生产的时代，资本主义以强大的生产力推动西方一些国家率先进入现代化行列。因此，相当长时间里，人们认识现代化往往更多地聚焦生产力发展的物质层面上，世界各国主要通过发展经济进行国家间的竞争。20世纪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战争形式使军事较量成为国家间竞争的集中表现，军备竞赛激烈上演。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科学技术革命浪潮的掀起，使人才要素日益显示出对提升国家间竞争实力的意义，哪个国家拥有更多更强的人才优势，就能占据世界前列。20世纪末，随着人才竞争的推演，国际舞台上文化的较量开始引起重视，学者们把文化视为“软实力”，强调它在国家间竞争的价值。这样的思想轨迹表明，人们对现代化的认知逐渐超越了线性思维方式的局限，不再停留在某个方面的要素判断上了。现代化是一个综合概念，国家综合国力构成全面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水平的尺度。

建设现代化国家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追求目标。从新民主主义时期提出实现从农业国向工业化国家的转变，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提出“四个现代化”目标，再到新时代提出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不懈奋斗，党领导人民在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以一个又一个胜利不断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在这个过程中，党中央对现代化的认识也日益升华。如回应人才竞争趋势，提出建设人才强国的目标；如回应文化“软实力”发展潮流，把文化作为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回应技术革命浪潮和突出人才培养，提出“科教兴国”等。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命题，意味着把国家治理纳入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考量之中，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国内外形势深刻变动的情况出发对提升国家综合国力的战略新谋划。

鸦片战争后100多年里，中国落伍时代潮流，虽然许多志士仁人“睁眼看世界”，致力于发展近代军事、经济和科学技术以及推动政治变革，但始终跟不上世界现代化的进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以社会主义建设的卓越成就彰显了现代化“后发追赶型”国家的强劲发展势头。尤其是改革开放40多年，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引起全球关注，中国道路、中国经验、中国智慧已经成为世界许多国家政治家和理论家的研究课题。虽然有不少人依然戴着有色眼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保持质疑甚至反对的立场和态度，但是他们却在制度评判标准与国家治理效能显示上陷入了悖论性的困境，无法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事实作出解释。中国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别的国家花几百年时间才走完的路，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中国生产力发展的很多指标、科技领域的许多项目、军事国防一些方面的建设能力，都赶上、达到甚至超过国际先进水平。这些世所罕见的卓越成就，如果没有具有显著优势的制度支撑，是不可能创造出来的。从根本上说，当代中国在国家间竞争中表现的强大实力，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挥出的显著优势。

国家之间的竞争就是优势比较，比较当然是全面的，但制度优势比较具有更重要的意义。从国家间竞争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决不是意识形态之争，而是国家治理效能上的问题。《决定》从13个方面概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显著优势，其中有一些优势是以往党中央领导人就有过论述和强调的，有一些是新作出的概括。认识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显著优势的深刻意义，既要突出首次全面概括的理论创新，更要重视覆盖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的功能定位。《决定》涉及的制度建设内容覆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方方面面，其中提出的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统筹城乡的民生保障制度、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制度、“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等，13个方面的制度建设任务基本上与13个显著优势相对应。由此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与国家治理紧密相联系，是“制度竞争是国家间最根本竞争”的重大结论的内在逻辑。

实际上，国家间竞争不可能在一个当量上，很多因素是不可逆转的，如国家规模、区域位置、地理环境、资源分布等，人的主观力量难以改变。小国某方面的竞争优势大国不一定有，发展中国家有着发达国家不具备的某些竞争优势。全面地看，国家间竞争不是比出谁强谁弱，而是看哪个国家能够在既定条件下发挥出最大限度的发展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间最根本的竞争是制度竞争。制度服务于国家治理，国家治理的效能检验制度作用的效力。一个国家生产力再怎么发达、军事再怎么强大、科学技术再怎么先进，如果政治动荡、人民不满、社会不稳定、恶性事件频发，必定是制度出了问题，这样的国家很难具备竞争优势。

国家间竞争是客观存在，不是你想不想、要不要的问题。在全球化背景下，世界联系越来越紧密，各国交往越来越广泛，国家间竞争因此也越来越激烈。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肩负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责任，首先要把中国建设好、发展好、巩固好。《决定》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科学制度体系，我国国家治理一切工作和活动都依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开，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必须切实把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以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入实践，不断提高国家竞争能力。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只有和最广大人民群众内在情感认同和外在实践自觉紧密融合起来，才能真正在全社会得到全面普及。在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中，积极培育伟大的抗疫精神，全面彰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宣传表彰抗疫战线涌现的先进典型，是当前一项紧要而迫切的任务。

把抗疫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融为一体。面对突如其来的严重疫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亿万中华儿女的全力支援下，在广大医务工作者的全力以赴驰援下，铸就了伟大的抗疫精神。驰援者与被救援者，记录者与传播者，还有许许多多的观察者，都被这伟大的精神深深感动着、震撼着。这是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集中体现和全面彰显。抗击疫情斗争，既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次时代大考，更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精神的一次严峻考验。抗击疫情斗争，既生动展现了中华民族团结一心、同舟共济的精神风貌，更悲壮书写了爱党、爱国、爱民的鲜活教材。要把抗击疫情斗争作为培育民族精神、弘扬人间大爱的伟大实践，用伟大民族精神汇聚战“疫”强大合力，坚决打赢这场和平年代没有硝烟的战争。要把抗击疫情斗争作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时代华章，凝聚众志成城抗疫情的强大力量。

在抗疫战斗全过程生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面对这场疫情，中国以负责任、有担当的姿态向全世界展示出众志成城、坚忍不拔的伟大民族精神，全面彰显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聚焦放大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无穷力量和生动实践，始终贯穿以人为本、大爱无疆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抗击疫情斗争中，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办大事、解难事的优势凸显，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落到人民的心坎里，处处体现了以人为本、生命至上。战“疫”面前，多少医护人员舍小家为大家，冲锋一线，驰援湖北，逆行书写惊天动地的新时代英雄华章。抗击疫情斗争中，党旗始终高高飘扬在一线、在基层、在最危险的地方。各级党组织充分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和战斗堡垒作用，发动和带领群众以各种方式防控疫情，真正成为温暖人心、凝聚人心的坚强指挥部；广大党员干部挺身而出、身先士卒，靠前指挥、公而忘私，充分发挥了模范带头作用。抗击疫情斗争，是全员战役，休戚相关、人人有责成为广泛共识，从而不断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抗击疫情斗争，是集体行为，是整个地区、民族和国家的总动员，服从中央、分工协作成为行动自觉，从而不断强化了全体人民的集体意识和大局意识；抗击疫情斗争，是救援行动，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成为这个春天最美风景，从而有力培养了社会公众的敬畏之心、同情之心、关爱之心和奉献之心。

以抗疫先进典型示范引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在这场抗击疫情斗争中，涌现了一大批典型人物和先进事迹，这是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建设最生动、最鲜活、最感人的教材，是我们在抗争苦难中汇聚的宝贵精神财富，一定要传播好、传承好、弘扬好，充分发挥抗疫典型的模范效应和引领作用，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重要抓手和有效途径，汇聚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磅礴力量和不竭动力。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要大力挖掘、高度凝练、深度解读抗疫精神的科学内涵和时代价值，要充分发挥抗疫典型的榜样力量、示范作用和辐射效应，通过卓有成效的教育引导、舆论宣传、文化熏陶、实践养成、制度保障等，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内化为广大人民群众的价值追求和道德信仰，外化为他们的自觉意识和实际行动，从而全面构建起中华民族精神共同体，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作者为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南通大学基地研究员、江苏先进典型研究中心研究员）

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的讲话，站在时代和全局的高度，突出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勇于担当作为。持续巩固拓展主题教育成果，就必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发扬斗争精神，勇于担当作为，把主题教育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的自觉行动。

必须坚持以新思想解放思想、统一思想。我们要始终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任务，在学习新思想中解放思想，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努力使学习贯彻新思想的过程，成为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的过程，为不断深化党的自我革命、持续推动全党不忘初心和使命提供前进动力。充分总结运用主题教育中形成的结合本职工作调查研究、对照初心使命检视问题、持续深化整改等有效做法，在学懂弄通做实新思想上切实下苦功夫。深刻把握客观规律、破解现实难题、推动改革发展，真正做到以真学促深化，以真信促消化，以真用促转化，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合一，持续巩固好拓展好主题教育成果。

必须坚持以实际行动践行初心、扛起使命。初心就是承诺，使命就是责任，只有与当下所做的事相结合、与个人的岗位职责相结合，才能为初心使命找到实现的载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原则、敢于担当是党的干部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要把主题教育的好做法坚持下去、好经验升华起来，把主题教育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的自觉行动，让人民群众真切感受到主题教育带来的变化。要不断强化宗旨意识和为民情怀，身先士卒冲在前、干在先，知责明责、履责尽责，动真碰硬，聚焦解决问题的“时、度、效”，对已办结事项持续开展“回头看”，做到不断巩固不断提高，形成常态化长效机制。以实施过程中的实事、实情、实绩来考核评估干部，以务实作风彰显党员先锋本色，把巩固拓展主题教育成果这份沉甸甸的责任顶在头顶、扛在肩上、捧在手里，这是对党员干部政治担当意识的重要检验。

必须坚持以更严要求净化自我、完善自我。守初心、担使命首先要管好自己，强化自我修炼、自我约束、自我改造。通过这次主题教育，广大党员、干部信仰之基更加牢固、精神之钙更加充足，受到了一次严肃的党内政治生活锻炼。巩固拓展主题教育成果，一定要坚守人民立场，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真抓实干解民忧、暖民心，让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一定要勇于自我革命，强化担当作为，及时发现新问题、新矛盾，努力做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更加扎实地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作者单位：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打赢这场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必须紧紧依靠人民群众。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团结依靠人民群众，关键在于人心。只要人心安定、团结、振奋，我们就一定能够取得疫情防控阻击战的最终胜利。

安人心。人心安定，社会才能安定。面对疫情，人心如果动摇，不但会引发恐慌，还可能使社会陷入混乱无序的境地。正因此，疫情暴发后，安定人心就成为防疫抗疫最迫在眉睫的任务。要安定人心，权威部门和人士必须第一时间介入调研并向公众及时发布疫情相关信息，让真相传播，让谣言消弭。此外，权威部门还需要尽早出台科学、合理、有效的防控方案，让慌乱无助的公众吃上“安心丸”，为在全社会组织起一场有效的抗疫之战奠定政策基础和社会心理前提。所幸，疫情发生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多次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对疫情防控等各项重大工作做出统一部署，主流媒体也第一时间发布权威信息，让民众了解党和政府的有力举措，了解防治新冠肺炎的科学方法，这些举措都大大安定了人心，为抗疫的有序推进提供了难能可贵的安定环境。当前，随着国内抗疫取得阶段性重大胜利，社会恐慌情绪已经有了很大缓解，但民众对于如何实现抗疫复工两不误、如何严防境外输入等问题仍然存在疑虑，相关部门应及时给出权威解答，让人民安心。

聚人心。紧急关头，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心、众志成城，打响了一场人民战争。成千上万的医务人员、军人、社区干部、民警、志愿者等“最美逆行者”义无反顾冲锋到战疫前线，谱写了一曲曲荡气回肠而又动人心弦的战歌。不在一线的亿万中国人民为了守护家园，也同样表现出了惊人的责任感和自律性，自觉减少外出、做好防护，为切断病毒传播、遏制疫情蔓延势头做出了巨大贡献。疫情面前，人心为何能够如此凝聚团结？除了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以及中国制度的显著优势之外，一个不能忽视的因素恐怕是，中华民族始终存在着一种更深沉、更持久的文化力量和精神能量。这种力量和能量正是中华民族历经挫折磨难而始终生生不息的重要根由。当前，疫情防控任务依然艰巨，疫情结束之后各项建设发展任务更是繁重，因此，齐人心、聚民心这一“柔性”工程需要久久为功。

振人心。信心比金子还要金贵，信心一旦丧失，千里防线都会崩解。抗疫必胜的信念绝非盲目自信。有党中央的坚强领导，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显著优势，有亿万人民的群策群力、联防联控，这场战疫的获胜是必然的。事实证明，党中央的领导是坚强有力的，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是得力的，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是无穷的。从党中央多次集中统一部署防疫抗疫工作，到逆行者们争上前线时的一份份“请战书”“决心书”，我们能够看到一种自上而下的决心和意志，这种决心和意志是支撑全国上下咬紧牙关抗击疫情的力量所在，也是今天疫情能够得到有效控制的关键所在。行百里者半九十。尽管当前国内疫情形势已经出现了明显改观，但是形势依然严峻，绝不能掉以轻心。此时，振奋人心更重要的任务当是讲清楚当前丝毫不能松懈的道理，提振人们的耐心和恒心，确保做到慎终如始，不获全胜决不轻言成功。

暖人心。疫情无情，无论是身在一线的医务人员、社区工作人员等，还是罹患新冠肺炎的病患及其家人，无论是企业主或是困难群众，无论是武汉、湖北人民还是其他省份的人民，都因为这场疫情在付出与承受，也都需要得到关心和关爱。以广大医务人员为代表的一线战士们舍小家为大家，夜以继日、连续奋战在前线，非常辛苦，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对于这些奋战在一线的英雄们，应当首先给予特别的关爱。贯彻落实党中央的相关要求，各地迅即响应，一系列针对医务人员的暖心政策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普遍赞许。对于为服从疫情防控大局需要而作出重大贡献的武汉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发出了“党和人民感谢武汉人民”的由衷致意与赞叹。对于人民群众最关心的各类民生问题，党和政府全力加强统筹协调，确保生活必需品供应总体充足且价格稳定、煤电油气等城市“生命线”维护到位、物资运输整体有序、“停课不停教、不停学”。对于因疫情颇为“受伤”的小微企业，各地纷纷按照中央统一部署，出台减税、延期提交社保、补贴公积金等一系列暖心措施进行帮扶。我们企盼且相信，这些暖心的举措会像温暖的春风一样，不但能够吹散人心上的阴霾，也会更好地帮助中华大地走出疫情带来的冰冻，恢复勃勃生机。

（作者为东南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东南大学基地特约研究员）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疫情发生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全国上下齐心协力、众志成城打响了一场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当前已初步呈现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的态势，再次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的那样，“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4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干出来的。在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回顾改革开放40多年的光辉历程，对我们进一步坚定“四个自信”、奋力夺取“双胜利”具有重要意义。

解放前的中国，各种主义和思潮都进行过尝试，但都没能解决中国的前途和命运问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了新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迎来了浴火重生的曙光。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长期较量竞争中，新中国不仅生存下来，还一步步发展壮大，只用了几十年时间就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工业化历程，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独特优越性。随着改革开放的纵深推进，随着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必将越来越成熟、道路必将越走越宽广。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领导人民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40多年来我国发展取得辉煌成就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前提下，坚持为人民谋幸福，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强有力的行政推动与市场经济之间找到了一个最佳结合点，形成了政府“有形之手”与市场“无形之手”的无缝对接，实现了资源的最优配置和效率的最大化，释放了全社会的创造活力，铸就了跨越发展的历史辉煌。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发挥了“定海神针”的作用。邓小平同志曾经讲过，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会一盘散沙、一塌糊涂、毫无前途。改革开放以来，面对国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和严峻挑战，我们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在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基础上，与时俱进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妥善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成功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克服无数艰难险阻，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开创并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事实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迅速作出部署，全面加强对疫情防控的集中统一领导，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形成了全面动员、全面部署、全面加强疫情防控的战略格局。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中国采取的坚决有力的防控措施，展现的出色的领导能力、应对能力、组织动员能力、贯彻执行能力，是其他国家做不到的，为世界防疫树立了典范。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支持。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漫长征途中，我们党始终坚守初心使命，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深入践行执政为民理念，与时俱进造福广大百姓，坚定不移贯彻群众路线，团结带领人民朝着全面小康目标不断迈进，获得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支持。正是因为我们得到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支持，才能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资本主义国家做不到的，我们做到了；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实现的，在我们国家创造了奇迹、变成了可能。在疫情防控中，我们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坚持“四早”“四集中”原则，努力提高收治率和治愈率、降低感染率和病亡率，采取积极措施加强医用物资和生活必需品应急保供，充分彰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改革开放极大地激发了发展的活力和动力。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40多年来，我们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坚持尊重经济规律、社会规律、自然规律等客观规律，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把强有力的行政推动与市场手段有机结合起来，构建了“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协同发力的格局，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为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我们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不动摇，通过开放成功将中国经济融入全球化，从全球化中获得资金、人才、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加速提升经济竞争力，使我国发展大踏步赶上了时代。现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稳定器和动力源，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次疫情发生后，我国在全面有力防控疫情的同时，积极主动同世卫组织和国际社会开展合作交流、携手应对疫情，努力为世界公共卫生事业作贡献，展现了负责任大国形象、体现了负责任大国担当，得到国际社会高度赞誉。

（作者为徐州市委书记）

“基层党建”是“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简称，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全过程，我们党历来把“党的基层组织建设”视为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突出政治功能，健全基层组织，优化组织设置，理顺隶属关系，创新活动方式，扩大基层党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为我党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内容和路径精准定位。通过不懈努力，全党46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不断成为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仍然会存在一些不足，更多地表现为政治功能不够突显、组织设置不够健全、隶属关系不够顺畅、职责定位不够清晰、组织生活不够正常、基础工作不够规范等方面。原因不外乎两个，一是思想的轻视和忽视导致“不想做”“不做实”，二是党建知识和技能欠缺导致“不会做”“做不好”。而从平时调研的情况看，后一个原因显得更为突出。

党的基层组织的属性与基层单位的级别大小无关。正确理解《党章》第三十条的本意，无论企业、机关、学校、科研院所的行政级别是正部级还是副科级，只要他们有三名以上正式党员，其设立的党组织都是基层党组织。基层党建因基层组织不同的重点任务呈现多样性。不同领域的基层党组织客观上存在不同的重点任务，党的建设的目标、内容和要求应该有所区别。从这个意义上说，基层党建必须保持多样性，需要对不同领域的基层党建提出不同的标准和要求。

有些基层单位只有基层党建。农村、学校、街道社区、人民解放军连队和部分企业、科研院所、社会组织等基层单位只设立党的基层组织，其党的建设的全部工作归类于基层党建的范畴。有些基层单位不止有基层党建。按照《党章》第四十八条、《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第六、七、八条关于设立党组的相关内容，县（区、市）以上国家机关、直属事业单位、中管企业、全国性的社会组织等其他基层单位必须设立党组。而按照《党章》第十条关于“各级党的领导机关，除了它们派出的代表机关和在非党组织中的党组外，都要由选举产生”的表述，党的中央组织、地方组织派出的党组，与它们自身一样都属于党的领导机关。由此可见，尽管党组是设立在县（区、市）以上国家机关、直属事业单位、中管企业、全国性的社会组织等这些基层单位，但党组建设不能归于这些基层单位的基层党组织建设范畴。所以，县（区、市）以上国家机关、直属事业单位、中管企业、全国性的社会组织等基层单位的党建工作是分为两个部分的，一是党组领导班子建设，一是基层党组织建设，不能混为一谈。比如讲到机关党建，就应该区分国家机关的党建有党组建设和基层党组织建设两部分，而党的机关有部（厅、室）务会、委员会建设和基层党组织建设部分，机关党建不等于机关基层党建。一定意义上说，国家机关的党组建设、党的机关的部（厅、室）务会、委员会建设比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更为重要，是由党的中央组织、地方组织亲自抓的，日常工作直接归组织部门负责。

区别开党的领导机关建设与党的基层建设非常重要。我们党常说党的基层建设，那么是不是应该有一个与党的基层建设相对应的建设？根据前面的相关分析，不难看出我们党有一个“党的领导机关”的提法，包括党的中央委员会、地方委员会以及它们各自在本级设立的党组和派出的代表机关。十八大以来，抓住“关键少数”早已是习近平总书记管党治党和推进工作中一以贯之的做法。抓住“关键少数”其实就是要抓住各级党的领导机关的班子成员，而抓住领导机关的班子成员本质就是党的领导机关建设的重要内容。在中央层面，习近平总书记将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组成人员视为关键，带头执行八项规定等法规制度，为全党作出示范。党的领导机关建设，包括确立党的目标、丰富党的理论、完善党的组织、壮大党的队伍、任用党的干部、提升党的能力、锤炼党的品质、维护党的纪律、纠正党的问题等，无不决定党的未来和方向。

（作者为省委省级机关工委群众工作部部长）

当前，我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迈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无论是从服务市场经济发展角度，还是从解决审批服务工作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的需求角度，高效便民始终是行政审批和政务服务工作的生命线。如何确保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行稳致远，实现高效便民的价值追求，是一个不断探索创新的课题。

聚焦服务便民，推进审批服务工作现代化。围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要求，提高现代化水平将成为审批服务工作的又一个重要发力点。审批服务机关应加速推进行政审批和政务服务工作的数字化、网络化、信息化、智能化建设，充分发挥大数据和“互联网+”功能，充实“不见面审批”内涵。深化政务服务网建设，推动政务服务事项“应上尽上、全程在线”，政务服务事项及服务指南全部上网公开，并设置办理入口，实行网上申报、不见面审批。打通“信息孤岛”，将市政务服务平台与市直部门自建业务系统对接，与法人信息库、人口信息库对接，实现数据共享、信息互通。拓展“随时办理”通道，发挥手机移动终端功能，梳理与群众办事密切相关的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手机移动端办理。推进“智慧政务”，借助科技力量建设“在线智慧政务服务中心”，整理在行政许可办理过程中申请人提出或者工作人员遇到的常见问题，分门别类，编制答复数据库，采用智能识别技术对群众提问进行关键词读取定位，进行有针对性的解答，为群众提供一种在手机端即可感受的浸入式、全流程实时指引，真正实现“24小时不打烊”的政务咨询服务。在制度变革与科技应用双轮驱动下，让企业和群众更多享受到科技发展的红利，努力实现“让信息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让高效便民触手可及。

聚焦改革问效，推进审批服务监管科学化。改革越深入，越能体现含金量。随着 “不见面审批”“一门公章管审批”“一门式一网式服务”等改革创新举措的推行，极大减少了企业、群众办事奔波之苦。改革越深入，越要勇于消除改革中的痛点难点。随着行政审批权力逐步压减，审批程序要求越来越严格，审批时效要求越来越高，服务功能不断加大，一些单位和个人存在的陈旧观念、僵硬思路、盘踞利益、怠惰作风成为改革“拦路石”，亟待坚决清除。应切实转变监管理念，创新监管方式，从“重审批轻监管”向“减审批强监管”转变，从“严进宽管”向“宽进严管”转变，使市场“活而不乱”。应把群众和企业满不满意、高不高兴、受不受益作为检验标准，把少跑一趟、少等一天、少签一次作为具体目标，让企业和群众有更多获得感，从而收获雨润大地、利归万民的改革成效。要在更大范围内完善制度设计，加强改革协同攻关、狠抓改革举措落实和督查问责，真正实现统一规范有序的科学化管理。

聚焦简政放权，推进审批服务工作制度化。简政放权是一场耐心与决心的拉锯战，尤需坚决破除用老办法、走老路子、“照章办事”，只要不出问题就稳坐钓鱼台的懒政怠政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多从基层和群众关心的问题上找突破口，多推有地方特点的改革”。利民之事，丝发必兴。将中央精神和本地实际深度融合，因地制宜，积极探索，从基层和群众关心的问题上找突破口，多推出一些具有地方特色、饱含群众智慧的改革新举措，是审批服务工作的灵魂。盐城在总结评估试点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个体经营豁免”制度设计和操作规范，放大个体经营豁免登记制度的试点效应，加快在全市域推行个体经营豁免登记制度，对在部分行业、部分领域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个体经营者实施豁免登记，无需申请领取营业执照直接从事生产经营，不按无照经营查处，享受与个体工商户同等待遇，成为全国首个率先全面推行这一制度的城市。只有加强制度创新和制度供给，不断完善治理体系、提高治理水平，才能解决改革中遇到的问题和矛盾，为发展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作者单位：盐城市行政审批局）

疫情防控下的统筹发展难度加大，这既是对各级地方政府政治担当的考验，更是地方政府服务效能的比拼，首当其冲的是企业复工复产、达产达效。用工、融资、物流、引才等困难对企业而言过去就不同程度存在，于今尤烈，在疫情来临之际，表现得更直接更明显，制约高质量发展的营商环境问题浮出水面。如何通过企业复工复产倒逼政府服务转型，为高质量发展优化营商环境，成为当务之急。

化危为机，服务要更主动。企业是社会的基石，产业是经济的命脉，产业链则是地域竞争的核心，营商环境的不断优化更是举足轻重。同样的困难，不同的理念思路和应对之策，效果是不同的。是坐等经济复苏的大环境来临，还是率先营造经济复苏的小环境，是一个地方能否在疫情防控时期率先发展的关键。这需要审时度势，化危为机，主动作为。要从大处着眼，小处入手，围绕产业链的畅通抓复工，使复工复产转为达产达效，充分释放产能。指导企业瞄准科技前沿，科学谋划，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在复工复产中调整结构，优化布局，释放产能，抢占高质量发展制高点。坚持刀刃向内，自我革命，强化服务企业的意识，甘当发展的“店小二”，把企业家当做自家人，把企业困难当作分内事。为解决用工荒，地方可以包客车，点到点将农民工从老家直接送到企业；为解决融资难，协调银企对接，扩大信贷规模，展延贷款时限，降低费率标准；为解决复工难，动员机关干部下企业当代办员，对疫情防控、生产调度、科技研发、要素保障、市场开拓、物流服务进行一条龙式的保姆服务，让企业充分感受到“疫情无情，服务有情”的贴心温暖，增强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信心。

聚焦问题，政策要更精准。自觉把新思想作为推动工作的“指南针”，新理念作为破解难题的“金钥匙”，高质量作为加快发展的“发动机”，复工复产不忘高质量发展，优化营商环境，聚焦政策得力得法。应将制约高质量发展的突出问题与复工复产遇到的主要困难统筹考虑，对解决眼前矛盾与立足长远发展系统谋划，对普惠的“大水漫灌”与“精准滴灌”巧妙衔接，靶向施策，精准发力，打好政策组合拳，为企业全面减负，促企业发展增效。网上办公再提效。不见面审批的项目设置、流程优化、办结时限、结果反馈，过去都有成熟的做法，在疫情防控期间各地又创造了许多好的经验做法，让企业感到更方便更快捷。进一步优化流程提升效率和空间，还需坚持问题导向、效果导向，让服务效率的提升为复工复产助力。惠企新政再加强。前一阶段，各地因地制宜，惠企政策相继出台，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会保险费、减征企业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减免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这些“最高含金量”的减负新政彰显了优化营商环境的新思路、新办法、新成效，让我们在疫情防控新形势下的统筹发展棋高一着，先人一步。下一步，还应在依法依规的前提下，积极审慎地制定统一的减负政策。

健全机制，保障要更有力。政策的生命力在于执行。提升服务效能系列新政既是应对疫情的新招，也是推动企业复工复产的高招，更应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硬招。新招高招硬招，不落实都是花招。能否执行到位，是对各地政府服务能力水平的一次检验，健全服务保障机制显得尤为重要。建立政企联动机制，尊重市场规律，尊从企业意愿，把制约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的一些问题，通过企业复工复产进行全面梳理，坚持系统思维，分清轻重缓急，着力标本兼治，循序渐进，逐项落实。领导靠前指挥，部门贴紧服务，基层主动作为，企业密切配合，让优化营商环境成为应对复工复产的最佳选项，倒逼服务转型，更好地契合高质量发展要求。建立营商环境通报制度，经常向社会公开通报服务不到位、政策不落实、企业不满意的负面典型案例，倒逼政策落实、服务改进、政策优化，强化考核，注重考核结果运用，从而更好地让惠企新政落地、营商环境更优。

（作者为扬州大学文学院特约研究员）

要素自由流动是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条件。现代经济中，金融发挥着资源配置的媒介作用，如果区域金融资源不能进行整体优化配置，势必使产品、劳动力等要素市场的流动受到影响，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区域之间的合理分工就无法实现，区域一体化发展也就难以高质量推进。因此，金融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关键是银行信贷资源在区域内优化配置。

在信贷资源自由流动情景下，消除地区经济规模影响，区域内经济信贷比（银行信贷/GDP）应该是收敛的，因为在短期内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是相对稳定的。研究发现，十几年来，长三角三省一市经济信贷比的离散程度持续减弱，表明区域内信贷密度有聚合的趋势，地区信贷具备了一体化发展的现实基础。与此同时，全国性银行通过资金上存下借方式，也将上海的富余资金向江浙皖辐射。这些金融现象说明了上海与江浙皖腹地构成了中心—周围经济圈基础，上海金融资源要更好服务实体经济需要江浙皖，江浙皖通过金融撬动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更需要上海。这种状况是长三角信贷一体化的现实基础。

长三角信贷资源的优化配置是服务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需要，同时现实金融运行也体现了一定的区域化特征，进一步推进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是跨区设立与重组机构，搭建信贷一体化的有效载体。信贷资源流动必须先有机构后有业务，否则就会产生信息不对称问题。而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在有业务基础的区域设立分支机构——不再远离现场，也拥有“家乡信息优势”。商业银行《市场准入工作实施细则》明确，“法人注册地为直辖市的城市商业银行每年可在已设立异地分行省（区）选择金融服务相对薄弱的地区下设1-2家二级分行”“支持资产规模较大、资本实力较强、具备并表管理能力的农村商业银行重点在省内、临近和中西部省份集约化发起设立村镇银行”。这些规定在关闭了银行跨区域经营“一扇门”的同时，还留下了差异化的“一扇窗”。因此，在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的背景下，金融管理政策要进一步优化调整，根据不同银行机构的资本实力、风险管理水平等条件，适当放开长三角区域内机构跨区域设立准入，从而搭建区域内信贷资源自由流动的有效物理载体。比如，鼓励银行机构在经济发展潜力大而目前金融服务资源相对不足的区县（县级市）设立网点、延伸服务触角，大力发展普惠金融。此外，除了允许部分实力较强的银行机构跨区域设立分支机构或专营机构外，针对一些地区法人银行机构风险突出、资本实力较弱等问题，推动区域内机构战略重组。如放松“两参一控”限制，允许长三角资本实力强、管理水平高的机构参股、并购长三角区域内一些资质差、资本小的地方性中小机构，构建稳健的长三角金融机构体系。

二是业务跨区域联动，创新和延伸信贷一体化的多维产品链。尽管商业银行可以探索通过互设机构的形式实现金融资源的区域内流动，但现有监管框架以及当前宏观金融形势下，机构跨区域经营仍然面临较大约束。因此，鼓励长三角地区金融机构开展业务联动与产品创新的方式实现跨区域合作，成为推进金融一体化的有效路径。如发挥开发性、政策性金融引领作用，围绕区域交通、能源、生态环境治理等重点领域、重大事项、重点项目提供咨询服务和综合金融服务解决方案。设立长三角投资基金，通过投贷联动方式，加大对区域内科创企业的信贷支持；组建长三角联合信用担保公司，建立科创企业贷款增信平台。加大银行联合授信、银团贷款等金融模式探索应用，扩大对“一带一路”建设、国际产能合作等中长期项目的“组团”服务。加大科技金融创新试点，如无锡地区银行业进行金融产品创新，借助物联网技术实现动产万物互联，帮助银行突破地域限制发展动产担保融资业务。在长三角区域内大力复制推广浙江地区普惠金融的一系列成功经验和产品模式，在消除地区贫富差距、落实共享发展理念上探索形成长三角特色的普惠金融服务。

三是整合社会公共信息，打造信用长三角优势品牌。在充分认识信贷一体化带来收益的同时，也要认清其潜在风险。事实证明，“远离现场”带来的信息不对称使异地贷款风险高于本地贷款，金融监管限制信贷跨区域流动正是出于对此类风险的担忧。若不能有效缓解“异地”间的信息不对称，商业银行的跨地区经营将变得没有效率。过去一段时期，长三角地区先后爆发过钢贸市场融资风险、担保圈链融资风险、民营企业跨区域经营大额授信风险等问题，让银行跨区域经营更加谨慎。管理部门对银行机构跨区域经营也逐步加强监管，对业务跨区域经营设置了更严格的监管红线。同时，由于存在区域信贷市场的分割，区域外银行受地理环境等因素制约，不能获取区域内的完全信息，监督区域内信贷资金的使用也很困难，监督成本过高，在市场竞争力上自然无法与占据地理优势的本地银行匹敌。这样，区域间的资金流动就会减少。可见，区域公共信息平台的缺失限制了银行对区域外企业信用情况的了解、提高了区域外贷款的风险管理难度，不利于银行信贷跨区域流动。打破区域金融资源流动壁垒，要率先打造信用长三角，积极深化国家首个信用区域合作示范区建设，打响“信用长三角”品牌，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营造健康环境。在这个方面，可以将苏州、台州社会公共信息平台建设经验总结推广，在长三角范围内建立综合金融服务大平台，整合三省一市的工商、海关、通信、税务、社保等公共信用信息，为实现银行信用评级一体化建立信息基础。

四是打破行政区划监管，建立起跨区域功能性协同监管新机制。金融业务的开展，离不开有效的金融监管。传统的金融行政区划监管，适应不了长三角信贷业务一体化。举例来说，为了推进长三角金融一体化，理应鼓励长三角地区金融机构通过业务联动与产品创新的方式实现跨区域合作，推动银行联合授信、银团贷款等“组团”服务为区域内重大战略项目建设提供金融支持。但传统的按行政区划进行机构监管的模式无法适应上述跨区域业务的发展需要。因此，应当在长三角一体化的总体框架内，嵌入长三角金融监管联席会议机制，畅通信息共享渠道，推动监管标准一体化，减少监管摩擦，防止监管竞次和地方保护。比如，可以设立长三角金融监管领导小组办公室，建立日常议事机制，为机构跨区域互设、业务跨区域经营等搭建政策协同平台；可以继续推动2004年发起的《共建信用长三角宣言》落地实施，推动建立和完善信用区域性法规，形成统一的区域化社会信用体系；可以加强功能性监管，弱化传统金融行政区划监管，由管机构为主转向管机构+业务并重，强化非现场、现场联动监管；可以建立区域性金融业联合惩戒逃废债协同机制，加大对失信行为的打击惩戒力度，维护区域金融生态环境；可以探索设立区域信用风险互保互助基金，对涉及跨省市的大型企业债务风险共同组建债委会；还可以研究建立长三角区域性金融风险联防联控机制，金融风险监测、金融知识安全宣传平台共建共享，提升区域性金融风险防控处置能力。通过以上监管合作，为长三角区域信贷资源配置一体化提供有效的监管环境，营造区域金融资源自由流动的安全生态环境。

（作者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京大学长三角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江苏作为经济强省，在加强疫情防控的同时迅速恢复经济活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为全国做出表率是江苏应有之责，而率先复工复产是首要条件和必要保证。虽然全省复工复产已经取得了明显进展，但应当看到，恢复江苏经济增长动力的关键还在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高水平的产业链是支撑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这次疫情冲击是检验江苏产业发展质量的“试金石”，精准复工复产也是补齐产业发展短板、优化产业发展生态和促进新兴产业发展的难得机遇。需要指出的是，精准复工复产不是简单地推进企业重新开工，而是坚持产业链现代化，提高江苏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地位和作用，对照高质量发展的标准，保持和提升全省产业链控制力和治理能力。

精准复工复产就要聚焦微观主体内在动力，稳定中小企业发展预期。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给江苏中小企业带来严重冲击，企业正常经营困难重重。营造良好的生产经营环境，对江苏中小企业平稳渡过这次疫情具有重要的作用。但当前更迫切的问题是给企业赋能，重点在激发企业从业者信心，增强企业内在发展动力，给予企业发展稳定的预期。最直接有效的手段是让企业看到市场需求和相信努力经营就能获得订单。这就要求各级政府勇于担当，从保就业、促实体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精准出台更多让中小企业能够看得到、摸得着、鼓干劲、树目标的扶持政策。建议在确保质量的前提下，在地方重大工程、国有企业和政府招标采购中按一定比例购买相关中小企业产品和服务，从而提升中小企业经营信心。

精准复工复产就要梳理产业链协作痛点，确保产业要素合理有序流动。这次新冠肺炎的传染性极强，各地抗疫检查给生产人员流动带来限制，对企业正常经营造成了严重影响，进而拖累了产业链协同发展。浙江、广东等省有关市县政府迅速采取包车、包机等方式组织务工人员返岗，并给务工人员补贴，降低企业成本，为企业复工创造积极有利的条件。更重要的是，让人流和物流尽快恢复就是不要让个别企业耽误影响整个产业链的复苏，而产业链复苏必将带来区域经济的回升，也为产业链在更高水平的竞争中获得先机。建议江苏各地要结合疫情发展情况，制定逐步解除各种阻断互联互通、相互交融的经济或产业联系的措施，尽快实现各种经济要素的正常流动，力争各类资源达到最优配置，保持江苏优势产业链的领先地位。

精准复工复产就要注重产业系统发展，协调产业链整体同步。江苏已经具备良好的产业基础能力，当前已经到了提高产业链现代化的关键阶段。全省重点培育13个先进制造业集群，梳理出27条重点产业链，各条产业链正朝着具有国际竞争力方向不断优化。精准复工复产就必须把工作重点放在全产业链深度协作上。建议各地仔细梳理和分析本区域产业发展的特点，结合所在产业发展规律和未来发展方向，运用对标管理、问题导向等方法寻找产业链协作不平衡、不协调的短板，通过产业链招商的思维吸引相关龙头企业优势资源补齐短板，不断充实和完善产业链，实现产业链协调发展。

精准复工复产就要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产业创新动力。提升江苏产业创新能力，关键要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通过政府引导基金，吸引VC/PE(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等投入产业基础能力相关领域，发掘和培育更多的创新型企业家。通过龙头企业、行业协会、协同合作平台等组织产业链上下游合作，鼓励龙头企业与中小企业在良性竞合中实现长期联动发展。政府支持并提供资源鼓励并购和重组，通过资本运作实现产业跨越式发展。当前江苏亟需把发展培育具有科技创新竞争优势的龙头企业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带动更多潜力大、成长快的中小企业，构建创新型企业集群“航空母舰”舰队。建议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构建以企业为主导的集群自主创新体系。政府进一步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优化创新生态环境。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推进企业竞争中性、稳定企业发展预期，最大限度释放企业活力，推动全省产业体系高质量发展。

（作者为江苏省委党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心教授）

在疫情危机处置过程中，如何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科学运用思政工作规律、教书育人规律和学生成长规律，把思政工作贯穿疫情防控全过程，如何探索思政教育介入社会重大事件的科学机理，是值得深入思考、积极探索的现实命题。

新冠肺炎疫情是一场人民战争，其伟大使命是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面对突如其来的重大疫情，是国之危难、民之不幸，但抗击疫情却成为新时代鲜活生动的思政教育素材，成为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弘扬和教育的重要契机。思政教育工作者要充分利用好丰富的教育素材，通过多种形式的学习、宣传、教育和实践，引导青年学生从共产党员的挺身而出中真切感受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从医务人员的最美逆行中真切感受救死扶伤、无私奉献的敬业担当，从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奋战中真切感受同舟共济、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从各级党委和政府的统一领导、统一指挥、统一行动中深刻体会国家伟大和制度优越。这些真实、鲜活的思政教育素材有利于直抵青年学生心灵，励其心志，催其奋进。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等社会重大事件的产生和演进是一个动态过程，内外环境和主体状态不断演化，一系列新问题、新矛盾和新挑战不断产生。思政教育介入疫情防控，须充分把握事态发展的客观性和规律性，建立全方位、多渠道的认知和应对策略，以精准的切入点和有效的介入方式，有效发挥思政教育的主体作用。

在事前防范阶段，要构建思政教育介入社会治理的常态机制。社会重大事件与思政教育互为促进，前者为后者的提质增效提供创新载体，后者为前者的益向发展提供思想导向。因此，构建思政教育介入社会治理的常态机制，既是发挥思政教育社会治理功能的本质所在，也是构建思想预警机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由于前期预警不足，加之病毒传染力强、春节期间人员流动大等客观因素，导致疫情迅速扩散。在抗击疫情的人民战争中，通过思政教育凝聚广泛共识、全民动员、全民参与、全民配合，迅速构建了严密的防疫防控体系，强力阻断疫情扩散。这是思政工作的成功实践，值得深入总结、创新机制。

在事态发展阶段，要发挥思政教育在社会重大事件中的协调导向作用。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明确指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在他看来，理论作为“批判的武器”与实践作为“武器的批判”都同样重要，理论通过掌握群众，能够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党和国家的建设经验反复证明，越是困难的时候，思政教育越能提供战胜困难的强大动力。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高校依托思政教育的引领和激励功能，组织广大医务人员和科研人员坚守“防控一线”，无数师生投身信息排查、舆论引导和心理疏导等防疫抗疫的“第二战场”。思政教育的协调导向作用远超出高教领域，为防疫的组织动员、政策宣讲、社会稳定提供了重要的思想保障和实践支持。因此，从服务社会的角度出发，高校紧跟形势发挥思政教育社会动员和协调导向作用，是其介入社会重大事件的重要途径。

在事后总结阶段，要强化思政教育在社会修复中的价值引领功能。处置社会重大事件是反映社会管理和国家治理的一面镜子。疫情防控结束后积累的成功经验、反思的过错教训，是改进和完善思政教育体系，修复和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宝贵资源。一方面，教育者要认真总结经验，力求探索规律，及时凝练出富有政治性、思想性和人文性的教学内容，加强和改进思政教育立德树人功能的科学性、时代性和实效性。另一方面，由于此次疫情防控对师生和社会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次生影响，高校要强化思政教育的主观能动性，重视思政教育的精神和心理修复功能，发挥其在思想指导、价值引领和心理疏导等方面优势，优化爱国主义教育、健康教育、生命教育、科学教育、道德与法治教育等，为社会的迅速恢复和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为全面打赢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提供科技支撑和智力支持。

(作者单位：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培训研修中心（扬州大学））

工人阶级是我国的领导阶级，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主力军，产业工人是工人阶级中发挥支撑作用的主体力量。党中央历来高度重视产业工人队伍建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产业工人队伍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推进新时代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提供了基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强化产业工人思想政治建设引领。以加强党的领导核心作用为主要内容的思想政治建设，是加强新时代产业工人队伍建设的灵魂和基础。强化产业工人思想政治引领，要把统一思想、凝聚力量作为重要任务。坚持抓党建带工建，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广大职工，注重将技术能手、优秀工人等吸收到党组织中来，最大限度地把职工群众凝聚到党的周围，团结引领广大职工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

引导产业工人积极投身经济一线。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产业工人作为工人阶级的主力军，身负重任。要积极搭建平台，组织开展岗位标兵、建功岗位等活动，激发广大职工投身经济建设一线热情。注重发挥劳模工匠示范作用，开展身边典型评选，用身边事激励身边人。要建立合理薪酬激励机制，让多劳者多得，技高者多得。

服务产业工人提升业务素质技能。产业工人整体素质和技能水平的高低决定着劳动生产率水平。要建立队伍分类轮训制度，制定培训目标，优化培训资源，组织培训提升，增强产业工人的核心竞争力。注重搭建或用好现有在线教育平台，开展学习活动，建设职工日常学习的“充电器”“加油站”。定期组织开展“六小”劳动竞赛，开展技能比武，以赛促学，鼓励职工技术创新，促进技能提升。

维护产业工人自身合法权益。充分运用信息化手段，规范不同类型用工管理，分类制定权益保障举措，保障各类劳务人员合法权益。建立完善集体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推动职工劳动报酬增长和企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保持同步。要加强安全生产和职业健康教育，确保产业工人的生产安全和生命健康。积极开展职工维权服务，注重倾听个人需求，注重改善生产生活条件，让更多产业工人有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作者单位：江苏省苏中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大运河作为世界上开凿时间最早的人工运河，它源于春秋时代（公元前770-公元前476）。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筑邗城（今扬州），城下凿河，引长江水北行至山阳湾末口（今淮安）入淮河，将江、淮两大水系连接起来，成为后世中国大运河的滥觞，江苏也因此成为中国大运河的起源地。

秦汉统一王朝建立后，重视经营水运系统，决通川防，疏浚鸿沟，沟通济、汝、淮、泗等水道。其中，“治陵水道到钱塘越地，通浙江”（《越绝书吴地传》），疏通由姑苏（今苏州）至钱塘（今杭州）的水运通道。西汉初年，吴王刘濞开挖茱萸沟，西接邗沟，东达滨海地带，以收鱼盐之利，有人称之为“东邗沟”“运盐河”，是后来“通扬运河”的前身。这一时期，沟通全国的运河体系已初步形成，由漕渠、黄河、鸿沟、汴渠、邗沟等构成的东西水运通道成为交通大动脉，形成了保障首都长安生活及战略物资需求的全国性水路物流网。东汉末年，广陵（今扬州）太守陈登在江苏境内开“邗沟”新道，使运道更为畅通。东吴政权为方便都城建业(今南京)和三吴地区（今太湖流域、钱塘江流域、宁绍平原一带）的水运联系而开凿破岗渎，联接古江南运河和秦淮河，缩短了绕道长江的航程。

隋唐时期大运河江苏段得到了进一步完善和发展。隋唐时期，中国的经济中心、手工业中心等逐渐向南转移，为确保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的一体化，巩固中央集权国家的统一，必须大规模开挖、整治联系南北方的大运河，推动全国性大运河运输网络的形成及航运繁荣，当然其基础是过去历代开凿形成的局域运河。隋唐时期的中国运河网络由广通渠、永济渠、通济渠、山阳渎、江南河五段组成。今天在宿迁境内还保存有通济渠的部分遗迹。

隋朝开凿的南北大运河，西抵长安，北通涿郡，南达杭州，全长2700多公里，沟通了海、河、淮、江、钱塘五大水系，流经今天八个省市，连接了华北、黄淮和长江下游三大平原，形成以长安、洛阳为轴心，以黄河为基干，以洛阳为起点，向东北(永济渠)、东南(通济渠)辐射的Y形的庞大水运河网。发达而完善的运河系统为唐代的经济文化繁荣奠定了基础，其中在今江苏境内就形成以苏州、常州、润州（今镇江）、扬州、楚州（今淮安）、泗州（今盱眙）、徐州等为代表的运河城市带，尤其是扬州，成为全国一流的商业城市，号称“扬一益二”。

宋元时期，江苏大运河的地位愈发重要。北宋建都开封，称东京，当时中国的经济中心已经完全转移到南方，大运河成为首都的生命线。为保障江淮地区的运道畅通，北宋重点整治了邗沟故道（宋代又称楚扬运河），并在其两端开凿避江、避淮的延伸线，淮河南岸由淮安至泗州的沙河、龟山运河等即为避淮河风涛而开凿的辅助运河。

元朝定都“大都”（今北京），经济上要依赖南方，明清时代依然如此。为解决南粮北运问题，元政府对隋唐大运河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整治与开发，重新开通了大运河河道，自南而北先后开凿了三条新河。至元二十年(1283)，开济州河，自济州(今济宁市)至东平之安山。至元二十六年(1289)，开会通河，从山东梁山县安山西南至临清。后又将临清与徐州之间的运河，包括安山以北至临清的原会通河、安山与微山县西北鲁桥之间的原济州河、以及鲁桥至徐州间的泗水，统称为会通河。重新开通的南北大运河以大都（今北京）为中心，从大都出发，经通惠河至通州，由通州沿御河至临清，入会通河，南下入济州河至徐州，由泗水和黄河故道至淮安入淮扬运河，由瓜洲入长江，再由丹徒入江南运河，直抵杭州，沟通河、海、江、淮、钱塘五大水系，全长1500余公里。至此，完全意义上的京杭大运河最终形成。

明清时期大运河江苏段是关系国家命运的大动脉，也是河道治理的重点地区。明清两朝相继建都北京，他们在元代“京杭大运河”基础上不断改造、完善和疏浚，继续沿用元代大运河作为连接北方政治中心与江南经济重心、北方陆上丝绸之路和南方海上丝绸之路的水运通道。明万历年间（1604）开通泇河，自夏镇南李家口至邳州直河口，黄河运道湮没后，泇河成为沟通南北的唯一通道；清康熙十九年（1680）靳辅开中皂河，自窑湾接泇河再至皂河口接黄河；清康熙四十二年（1703）于成龙、张鹏翮先后开中河，自宿迁张庄至淮阴杨庄接淮扬运河。

为确保这一关系到国家命运的交通大动脉的畅通，明清两朝都不遗余力地经营运河，使运河的功能和作用得以充分发挥，进而将古代运河的发展推向最后的高峰。明代后期开清江浦河，即今淮安淮阴区杨庄至淮安市淮安区运河。自此，南起扬州、北至淮阴（今淮安市码头镇）连接江淮的运河新河段形成。清代改称淮阴（今淮安市）到扬州间的运河为“里运河”，目前功能仍以航运、灌溉和区域排涝为主。

明清两代，高度重视运河漕运，设置“漕运总督”和“河道总督”，分别掌管运河漕粮运输管理和运河水利管理。运河沿线的许多城市也因漕运而发达，东南地区的淮安、扬州、苏州、杭州成为繁华的城市，并称运河沿线“四大都市”“东南四都”。明清两朝对大运河的治理，主要是围绕解决水源、保护河堤、疏浚河道、治黄保运、利用河闸围堰以控制调节水量等问题展开。明清两朝在运河上广筑堤坝、堰闸,有效地保障了运河功能的有效发挥。

近现代以来，大运河江苏段进入延续与复兴期。清咸丰五年(1855)，黄河在铜瓦厢决口，夺大清河从利津入海，结束了它长达700余年的夺泗夺淮入海的局面，京杭运河被拦腰截断，黄淮分离，安山至临清间运道涸竭，而淮河下游河道也淤塞，淮南运道受到较大影响。清同治十三年(1874)，漕船由海轮代替。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漕运全罢，漕粮改折现金，海运、河运全部废止，大运河作为国家漕粮物资运输大通道的历史使命就此终结。当然，运河功能废止，并不等于运河的消亡。也有部分运河城市如江南的苏州、常州、无锡、镇江等因江南运河航运继续发挥作用及近代铁路继续沿运河一线修建而获得新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来，江苏对于航运水利事业的发展非常重视，不但提高了航道标准，修建了大量的现代化闸坝桥梁，且每年都对运河进行疏浚与维护，从而使其运输能力大为提高。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大运河申报世界遗产的成功，加上南水北调工程的进行，特别是2017年以来党中央国务院有关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指示和要求，使中国大运河江苏段迎来了新的春天，无论是其历史文化的研究和复兴，还是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以及经济与生态效益的结合等，都引起国家与社会对大运河的再次瞩目，古老的大运河又将对中华民族产生深远的影响。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

受疫情影响，“共享员工”成了共享经济领域又一新兴词汇。有人认为，“共享员工”只是应对疫情非常时期的权宜之计，也有人认为，“共享员工”代表灵活用工的新模式，引发关注和讨论。

甲方

渐成风尚

杨 丽

一面是餐饮等企业生意惨淡，人多活少；一面是生鲜电商配送业务需求暴涨，活多人少。于是双方一拍即合、互帮互助。在疫情的非常时期，“共享员工”用工模式悄然兴起——既盘活餐饮等行业的赋闲劳动力，又及时填补了电商配送的用工缺口。

“1+1＞2”的效果，让“共享员工”模式迅速走红。自盒马鲜生、京东、苏宁等在线零售行业为“共享员工”抛出橄榄枝，“共享模式”逐渐推广至物流、制造业等行业。不少地方政府支持鼓励跨行业“共享员工”，借力“闲得慌”破解“用工荒”，复工复产实现“加速度”。

“共享员工”是疫情时期企业抱团取暖的应急之举，同时也代表了一种灵活用工的常态模式。借助“共享员工”，盈余或闲置的时间和技能可以通过共享经济平台自由接洽，实现供需双方快速、精准匹配，使得劳动力资源得以更有效流动。其实，共享员工算不得什么新生事物。一个员工给多个老板打工，类似的“兼职”情况早已出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星期日工程师”就是这样一个例子。不少技术人员平日在上海上班，周末奔赴周边的乡镇企业，利用自身技能，帮助企业解决技术难题。“星期日工程师”特指专业技术群体，而疫情背景下，“共享员工”普适性进一步延伸，越来越多普通人加入其中。

“共享员工”是大势所趋。“自带信息，不装系统，随时插拔，自由协作”。罗振宇提出“U盘化生存”理念，形象地反映出当下年轻人对“共享”工作模式的向往。随着数字技术和共享经济的发展，服务行业、新零售行业、互联网行业都开始趋向于多元化的用工方式。比如，摄影师、设计师、作家通过网络承接不同业务，都市青年下班化身主播、转岗司机等等。服务行业主要以劳动时间为共享资源，知识行业主要以知识技能为共享资源，相信未来会有更多行业试水“共享员工”。

当然，资源的流动绝不是完全自由的，有标准、有约束，才能更好“共享”。希望相关部门尽快制定规范，厘清共享边界，明确好劳务关系涉及的权利义务责任等法律问题，这样“共享员工”才能更加规范、走得更远。

乙方

难成“常态”

陈立民

疫情期间，“共享员工”的创新思路值得肯定和借鉴。但就现阶段而言，这种企业与企业直接对接的“共享员工”只能是特殊时期的“特事特办”，如若作为一种用工“新趋势”进行大规模、常态化的复制和推广，还存在不少难以跨越的障碍。

从法律层面来说，用工方式“灵活”，劳动关系却是法定的。“共享员工”的法律关系如何归属，目前仍无统一定论。就现实情形来说，不同需求方在“共享”员工的同时，需要明确约定合同性质、用工期限、工作岗位、工作内容、岗位要求、培训安排、劳动报酬及支付、劳动保护、退出机制等事项。不同事项的权重分担、责任归属等，对企业来说势必存在不可控的法律风险；对于员工而言，如遇拖欠工资、工伤界定等劳动纠纷，维权的难度和成本也会相应增大。

在用工管理方面，“共享员工”的投入产出效率真的比传统用工方式高吗？未必。特殊时期，“共享员工”的变通之举使得程序能够服务于效率，但工作节奏回归正轨之后，对于企业来说，使用“共享员工”实际上模糊了管理界限，增加了时间成本与管理成本，此种情况下，“共享”模式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人力资源快速流转的初衷？还有，用工方式与能力要求相似度较大，是“共享员工”得以运作的先决条件，然而满足此类要求的用人单位之间往往存在商业竞争，涉及保密问题，这是不能忽略的现实考验。再者，基于不同用人单位的环境氛围、企业文化、工作强度不同，员工难免会“水土不服”，缺乏归属感和认同感。

还有一个最核心最根本的问题——供需关系。一种事物能够存在，必然有其相应需求。“用之则来，挥之则去”的灵活用工，如果没有健全的法律保障做后盾，不利于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也不利于整个社会劳动关系的稳定。抛开个别极端情形，在现实生活中，有多少人会青睐此种“共享”方式？疫情犹如试金石，会催生一些新的行业“风口”，会倒逼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加快“机器换人”的步伐，会改变一些行业企业的工作方式和管理理念，然而“共享员工”模式难在此列。

沉浸式体验是当今文化与科技融合而形成的一种新业态，也是文化产业领域中具有前沿性和成长性的新兴样式。它在先进科技成果的推动下，发展成为集硬件设备、软件内容等于一体的包裹型、多感官、即时型、可控型的体验系统。它在文化产业的领域中，衍生成为沉浸式演艺、沉浸式展览、沉浸式娱乐、沉浸式影视、沉浸式遗产保护等丰富的形态。一些发达国家的政府部门、大学、企业等纷纷加大了对它的研究和开发，中国必须在这一领域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从它的创新活力和产业竞争的角度看，中国要加快发展沉浸式体验，就要在文化产业领域推动“科技+文创”，形成多学科联合攻关的优势，高度关注年轻一代的文化消费需求，在扩大开放中集聚全球创新资源。 花 建 陈清荷

相比较而言，算法歧视与算法公平的研究在国外计算机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已广泛开展并占据重要地位，而在中国则相对薄弱。一是在政策与法规层面对算法歧视与算法公平的忽视。有学者建议应将“无差别不歧视纳入对算法的法律规制之中，此外，还可通过立法提升算法的透明度，以提升公众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二是在行业与技术层面，我国对算法公平的研究还需加强。以谷歌为代表的互联网行业提出了在机器学习中实现“机会平等”，且对算法公平技术定义的研究也逐渐与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探索不同情境下更恰当的算法公平。三是科技人员伦理意识的培养。应借鉴国外相关课程，提升科技人员的伦理意识，促使科技人员在算法设计、应用中自觉遵守伦理规则，以实现自律和他律的结合。 刘 培 池忠军

世纪之交，全球图书馆进入转型阶段，推动了从“书的图书馆”向“人的图书馆”的转型。所谓“书的图书馆”，指的是以印本书为主体、围绕藏书展开服务的图书馆。所谓“人的图书馆”，在理念上，提倡“以人为本”，以满足人对信息的需要为出发点；在服务上，发展和创新与全媒体时代相适应的各类信息和知识服务；在管理上，更加注重整体效益、品牌营销和协调合作。我国图书馆事业正进入与社会高质量发展同步的时代，从重数量向重质量，从重投入向重效益的方向发展，一批又一批设计新颖、贴近需求的新一代图书馆将会不断涌现出来。 吴建中

人文主义是一种集中在人的利益或价值的学说、看法或生活方式，强调个人的尊严、价值和通过理性而实现自我的哲学。而后人文主义作为一种哲学思潮，则以批判人文主义为己任，主张“去人类中心化”。后人文主义提出了和谐共存的自然观，主张合理开发利用高科技，恢复科技造福人类、维持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功能，倡导人类要关爱非人类，承认差异，包容并敬重他者，建构多元物种和谐共生的后人类社会。后人文主义理论不仅有助于揭示新兴技术的内在要求，同时也为我们重新看待人与技术、人与动物、人与环境等关系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出发点、一种新型的研究方式。 陈世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