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气势恢宏、催人奋进。不断重读《报告》、深入研究《报告》,我们可以发现,这种震撼人心的气势和力量,来自于《报告》对我们已经走过的具有全方位开创性意义辉煌历程的全景再现,来自于《报告》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对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系统回答,来自于《报告》对中华民族所处历史方位、复兴前景与行动纲领的清晰勾画,也来自于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自信从容、清醒理性、变革创新、团结凝聚、自觉担当等可贵精神在《报告》中的通篇融贯。

  不忘初心。“不忘初心”,是《报告》所讲大会主题的句首四字,是《报告》全篇展开的起点,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持守。一是心有民族。《报告》在对中华民族历史命运的回顾与展望中揭示了党的命运与民族命运间的深层关联,提出了为实现伟大梦想而建设伟大工程的新要求。二是心有人民。“人民”二字,不仅是《报告》中的高频热词,也是《报告》最根本的立场、最鲜亮的底色。三是心有理想。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也是中国共产党人为着实现民族复兴的梦想、为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奋斗的精神引擎。《报告》强调要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党的思想建设的首要任务,为的就是共产党人时刻挺直精神脊梁、始终成为民族脊梁,担当人民的重托、民族的使命。不忘初心,是共产党人前进的不竭动力,也是《报告》凝聚人心的强大磁力。

  自信从容。引领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进而强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有自信从容的足够底气。《报告》不仅基于历史和当下的事实做出了“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的科学论断;还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人类社会发展史的角度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意义。《报告》不仅写出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成就自信,也郑重表达了共产党人实现民族复兴梦想的前景自信和能力自信。“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所传递的,正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面对世界的从容和自信。自信从容,炼就于砥砺奋进的开创性实践,更是我们写好时代新篇不可或缺的精神条件。

  清醒理性。《报告》展现着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站在新时代的历史节点上指点江山、胸怀天下的自信从容,也贯穿着面对现实世情国情党情、面对新征程新使命的清醒理性。一是清醒理性地把握我们的历史方位、基本国情和国际地位。在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一历史方位新判断的同时,特别强调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二是直面问题。《报告》强调“必须清醒看到,我们的工作还存在许多不足,也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对于党的建设,不仅强调要“勇于直面问题”,更要求要“敢于刮骨疗毒”。三是深刻把握我们建设事业的艰巨复杂性,强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全党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清醒理性,是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的内在要求,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事业行稳致远的重要前提。

  变革创新。勇于变革创新,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为着民族复兴的反复探索中获得的历史启示,也是我们成就初心、开创美好未来的不二法则。《报告》强调要有顺应时代潮流的高度自觉,永不停顿地开展实践和理论的双重探索。在实践方面,要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在理论方面,必须善于聆听时代声音,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在理论上跟上时代。《报告》还将对广泛激发全民族创造活力的关注与强调融贯于经济社会发展全面部署之中。对变革创新的强调与坚持,体现着中国共产党人风华正茂、朝气蓬勃的青春气质,是中国共产党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应有的精神状态。

  团结凝聚。《报告》基于对团结凝聚之于党的生命力和民族复兴伟业意义的深刻把握,提出了进一步增强党的团结凝聚并在此基础上增进全民族团结凝聚的明确要求。在对五年来工作的回顾中,《报告》既揭示了“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显著增强,党的团结统一更加巩固”的原因,又阐明了党的建设中这一重大成就的深远意义。在对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部署中,《报告》要求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是进一步增强全党团结凝聚的根本遵循。在强调全党团结凝聚的同时,《报告》还从不同角度反复强调了全民族的团结凝聚问题。《报告》要求全党“一定要自觉维护党的团结统一,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巩固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加强海内外中华儿女大团结,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这种大团结,是中国共产党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永远朝气蓬勃的重要根据所在,是中华民族同心共筑中国梦磅礴伟力的聚合之源。

  自觉担当。自觉担当,是中国共产党人对自己历史使命的深刻体认和坚守,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宝贵品格。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义无反顾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论述共产党人的担当问题,这种担当的自觉,同样跃动于《报告》全篇。《报告》多次以“主心骨”概括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谋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奋斗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体现的是强烈的担当精神。打铁必须自身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伟大斗争、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毫不动摇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报告》对党的建设问题的一系列深刻论述和战略部署,对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如何担当使命作出了鲜明有力的回答。从一定意义上讲,《报告》既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新时代历史使命及其担当的宣言书,也是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有大担当和新作为的行动纲领。有了担当的宽肩膀、成事的真本领,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中国共产党,就一定能够与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用浑雄壮丽的实践将自己的初心和使命写入新时代的伟大新征程。

  (作者为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协同创新中心主任)

  对话全国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就“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这一话题,记者对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胡大平教授进行了访谈。

  记者: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新阶段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要求。您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

  胡大平:在我看来,马克思主义之于当代世界,就如儒学之于中国,其价值既无须在经验上证实也不能用逻辑加以论证。“马克思主义当代价值”之话题意义不在于从理论上证明这一思想何以伟大,而在于提示我们:在创造自己光明前景的过程中,需要我们去体验马克思回应世界历史发展的思维方式、去总结170年来全球工人阶级斗争的历史得失、去回顾本民族现代化的经历,从而以马克思的眼光来看待今日世界、领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在此意义上,谈论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不谈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持续创新,不谈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不可能的。马克思主义的绝对价值正是在于这两点:第一,作为无产阶级世界观和方法论,构成无产阶级追求自身解放的科学前提。第二,随着无产阶级实践的发展,它也不断与时俱进,而所有在实践中形成的新成果都构成其有机组成部分。

  记者:对真理的不懈追求和探索是“永远在路上”的事业,为什么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能够超越时空界限?

  胡大平:对许多人来说,这是一个矛盾:马克思主义以其彻底历史主义立场和辩证法精神否定了超越时空的绝对真理之可能性,但马克思主义本身却是超越时空的。实际上,这一矛盾,正是辩证法的特征,马克思恩格斯基于人类物质生活之生产和再生产事实回答了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强调的是,在科学或真理问题上,马克思主义不仅一般地反对独断论教条,主张与时俱进,而且反对停留在对世界的解释上,以改造世界为目标。在马克思看来,无论改造自然还是改造社会,都不存在绝对有效的一劳永逸的方法,人类只能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中通过认识规律尊重规律而推动文明进步。所以马克思恩格斯评价自己的学说时反复强调,历史唯物主义只是历史研究的指南,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亦是不断在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发展的。由此,必须明确,“马克思主义”这个名称,就其回应人类历史和文明的普遍问题,就其科学追求和改造世界旨趣来说,不是表示一般思想史意义上的流派,而是一种持续不断的运动。其真理价值,恰恰蕴含在其后社会主义实践之中,而非在逻辑体系或者既有结论之中。

  记者: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是由真理的实践性决定的。真理是实践的,也是具体的。马克思主义的直接现实性品质体现在哪些方面?

  胡大平:马克思主义不奢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和泛论解放,而是时刻准备着提出那些我们必须面对而且“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在理论上,马克思主义关注具体真理,并把“从抽象到具体”视为科学方法;在实践上,马克思主义主张“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马克思主义具有直接现实性的品质,归根结底,便是源自这种科学视域。由此产生的具体成果,因为切中现代社会之基本问题和现代人的基本命运,而成为任何现代社会认知都不可回避的思想财产。也正是因为这一点,马克思成为整个现代思想争论的中心和现代思想财产的核心,以或隐或显的方式贯穿于今日思想的各个领域。

  记者:恩格斯曾经强调过,“科学越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 它就越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马克思主义的伦理关切或者道德激励体现在哪?为什么说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浪漫主义是旨在改造世界的有志青年不可抗拒的思想灯塔?

  胡大平:恩格斯在阐明马克思主义科学性质时,认为“大公无私”是唯物辩证法之基本科学要求。基于这一立场,马克思主义虽然不奢谈伦理和道德,但却为人们提供了大是大非的判断标准,从而确立了现代社会伦理关切的落点。马克思对现代社会的无情批判和对无产阶级生存状况的关切正是基于这一落点的,而这一落点支撑了其价值和理论自信。抽象地说,人类解放或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目标使得马克思主义具有了神圣光环,但马克思主义的吸引力并不在于此。作为现代思想,其力度源自对人的感性力量的洞察和把握。一方面,马克思高扬人的主体性,将之作为文明的标志;另一方面,他把生产力作为人的主体性之内涵,将之视为历史进步的动力。这两者的统一,使得马克思主义成为一种历史诗学,为人类的普罗米修斯精神找到了现代的感性基础。

  记者:马克思主义人民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才是社会历史的推动者、创造者。马克思主义人民史观的中国化体现在哪?

  胡大平: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只要回顾一下世界社会主义史和我们党的历史就足以强烈的感受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源自什么?就是作为揭示历史规律之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武装、作为强大战斗力来源的组织建设和铁的纪律和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实践建构起来的党与人民鱼水关系。

  毛泽东同志曾强调:“是一个假马克思主义者还是一个真马克思主义者,只要看他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的关系如何,就完全清楚了。只有这一个辨别的标准,没有第二个标准。”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他强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这充分彰显了我们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和执政为民的责任担当,为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前进提供了价值遵循。

  记者 陈立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而伟大,必须整体、有序、协调推进,必须全面谋划、统筹兼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是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把握和战略部署,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辩证法的思想。“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体现了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从唯物辩证法的角度看“五位一体”,必须用立体的、多维的、联系的视角,而非平面地、不加区别地“同等看待”。“五位”是各自独立的小系统,经济建设是基础,政治建设是前提,文化建设是灵魂,社会建设是保障,生态文明建设是条件。“五位”更是一体,统一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完整系统。“一体”是“五位”的关键、根本,是“五位”的核心、全局。“五位”之间相辅相成、互为补充、互相促进,又共同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这个“一体”。同时,“五位”又必须要在结构分化的基础上实现功能耦合,通过创造条件促使“五位”与“一体”实现辩证统一,进而发挥出“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整体效应。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思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关系推动了社会的发展。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经历了从“一个统帅”“两个文明”“三大纲领”“四大建设”到“五位一体”的发展过程。这一过程体现了事物发展规律,体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关系,体现了我们党始终围绕人民群众的需要而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既是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中关键问题的回答,也是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和任务认识的深化。在深入学习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基础上,“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推进到了新阶段、新境界。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历史的思想。如何正确认识中国与他国、中国与世界、中国发展与人类命运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思想政治工作会上指出,中国道路走得对、行得通,不是哪个人的主观判断,而是历史和现实作出的回答,是国际对比得出的结论。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经济建设中的“公有制为主体”,政治建设中的“众人事情众人商量”,文化建设中的“中国传统与文化自觉”,社会建设的“和谐发展”,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这些既是中国特色,也是中国优势,同时也为世界发展贡献了中国方案、中国道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显示出来的中国特色与优势,让我们更加坚定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把世界建设得更加美好。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是在汲取马克思主义思想和智慧基础上,把我们的理想、梦想、设想转变成为新时代发展的宏伟蓝图、路线图,彰显出整体与局部、近期与长远、宏观与微观的有机统一,体现了注重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的有机结合。“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是任务书,也是承诺书,我们既要当一名筑梦者,也要成为实干家、行动派,把宏伟蓝图、路线图、任务书变成美丽美好美满的现实,推动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和全人类进步,让马克思主义思想始终闪耀光芒。

  (作者分别为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思想政治教育中心副主任,马克思主义学院党总支书记)

  “守正”与“创新”是我们学习和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应当确立的一对基本辩证法。

  “守正”是根基。历史发展是一个客观的进程,“守正”即是要坚守正道,把握事物本质、遵循客观规律。不管时代如何变迁,实现党和国家发展,实现人民福祉和民族复兴,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的几十个党员发展为今天拥有8900多万党员的大党,经历了97年艰苦卓绝的奋斗,最关键、最核心、最本质的一点,就是牢记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历史使命,坚定实现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信念,坚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根基,取得了革命、建设、改革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展现出更强大的生命力。

  “创新”是源泉。“创新”是历代中国共产党人拥有的优秀品格,从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再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点紧密结合起来,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实现党的指导思想与时俱进。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不同时代语境中创新的精神品格,是中国共产党保持自身先进性的源泉。习近平把这一精神源泉进一步凝练为“红船精神”。

  2005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弘扬红船精神 走在时代前列》一文中系统全面地概括了“红船精神”的内涵:一是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二是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三是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以党的诞生地命名的“红船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创建党的伟大实践中所形成的一种革命精神。这一精神内涵深刻、思想深邃、历久弥新,是我们党薪火相传的精神源泉和红色基因,与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一道,共同筑成了我们党不忘历史、映照现实、折射未来的永恒精神和思想丰碑。“红船精神”正是“守正”与“创新”的生动写照,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以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初心和历史使命,勇于创新、富于进取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守正”与“创新”相统一,是中国共产党始终站在历史发展前列、保持其先进性的根本所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将历史、现实和未来相结合,将“守正”与“创新”相统一,聚焦突出矛盾,破解现实难题,为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科学理论体系,包括了民族复兴任务论、主要矛盾论、五位一体论和四个全面论、改革目标论、法治中国论、强军兴军论、大国外交论、本质特征论等内容,其形成过程和内在逻辑都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又贯彻并创造性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是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理论概括和未来发展的科学预判。

  (作者为江苏开放大学校长)

  党的十九大首次提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和“现代金融”,并作出了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大判断。我们深刻认识到,推动高质量发展同40年前我们党作出改革开放的决策一样,具有划时代意义。我们要深刻领会、准确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一新时代根本要求,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和省委的决策部署上来。

  从我省农商行发展实际来看,高质量发展赋予的新机遇主要表现在几个层面。一是农业和农村工作面临重要的历史性变革,二是农村金融工作拥有良好的政策空间,三是省委对高质量发展这一总要求有了明确的具体安排,提出推动高质量发展走在全国前列的目标定位,为农村金融服务指明了方向,江苏农村商业银行有基础、有条件、有能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并走在全国前列。

  银行业是经营和管理风险的特殊行业,既不能忽视微观层面上每一个具体的风险点,又要从宏观上把握带有全局性、普遍性、根本性的规律研究。经过17年的不懈努力,江苏农信系统的改革发展取得了重要历史性成果,但是全行业也面临许多矛盾、问题和困难。从体制机制看,顶层设计缺失,行业管理体制已不适应经济金融形势变革的新要求;小法人体制下单体农商行自我发展能力薄弱,有的甚至偏离支农支小方向,改制后的农商行公司治理水平依然不成熟不完善;有些地方经营管理总体上还比较粗放,抗风险能力薄弱,风险防控压力持续加大。从宏观环境看,全行业外部形势依然不容乐观,面临许多全新的挑战,农商行的资产、负债业务都面临较大压力;随着市场开放度不断加大、互联网金融异军突起,农商行可持续发展受到盈利水平下滑和风险集中暴露的双重挤压,改革的迫切性与日俱增。

  伟大的改革源于伟大的实践。从过去风险频发、巨额亏损到如今风险可控并在全国同业处于先进行列,成为名副其实的服务“三农”的主力军,17年来,江苏农信系统每一点成绩的取得都是改革的成果。进入新时代,仍然要通过深化改革实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从而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的发展。我们必须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一时代命题,以系统化思维抢抓新机遇,迎接新挑战,谋划新发展,着力改善农村金融供给质量和水平,发挥新时代农村金融主力军的作用。

  首先,加大对实体经济有效投入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义。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作为因农而生、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本土银行,要强化服务基层、服务基础的鲜明导向。各地的法人机构须立足本地资源禀赋、产业特点和发展的实际状况,研究落实服务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路径、主攻方向和关键举措,努力走出一条符合自身特点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创新服务才有未来,墨守成规就会丢失市场,必须始终围绕支农支小、扶贫扶绿、服务实体经济等重点任务,积极探索农村金融创新发展新模式。同时,强化服务“三农”的担当,围绕江苏全产业链发展农业思路,服务地方特色产业,推动乡村产业兴旺,倾情创建“美丽江苏”。此外,深入推进普惠金融服务,提升支农信贷供给能力,坚持完善基础金融服务与改进重点领域金融服务相结合,拉伸长板、补好短板、加固底板,切实提高金融服务的覆盖率、可得性和满意度,并切实践行社会责任,打赢金融精准脱贫攻坚战。

  其次,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是高质量发展的基本要求。十九大报告指出“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防范化解风险列为三大攻坚任务之首,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特别是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是我们的重要职责。农村商业银行是整个银行体系相对薄弱的短板,面临着较大的经营风险、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甚至声誉风险。我们要主动防控信用风险,按照加快处置存量风险、全面控制新增风险、着力化解单体风险的思路,积极防范处置重点领域风险。落实好整治银行业市场乱象的要求,重点整治问题多的机构、乱象多的区域、风险集中的业务领域。严管内控案防风险,以合规银行建设重点突破年为抓手,下大力气进行规范、整顿、提升,着力破解制度缺失、执行偏差、监督缺位、行为失范等问题,让合规成为一种普遍遵循的信念、习惯和品质。健全风险管控长效机制,强化稳健审慎经营理念,完善全面风险管理监测预警体系,提升全面风险管理水平。

  再次,引领助推全行业改革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推动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关键是要把深化改革的落脚点放在加快自身转型发展上,按照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相统一的要求,抓好一批标志性、引领性改革的落地,实现从外延式扩张向质效优先的内涵式增长转变,推动全省农商行高标准、高质量转型升级。深化公司治理改革转型,通过完善产权改革切实解决国有权益缺位问题,保证行业健康发展。加强对行业高质量发展的科学引领,推动农商行的分类转型发展。以金融科技为支撑,建立充分整合、共享开放的数据平台,不断提高全行业数据资产的挖掘能力和经营应用能力。全力推动省联社职能转型,打破瓶颈约束,释放新的改革红利。同时,抓紧建立完善鼓励激励、容错纠错、能上能下“三项机制”,提振各级干部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精气神。

  此外,切实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保证。农商行作为党领导下的现代金融企业,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管金融的政治立场,充分发挥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和政治核心作用,把党的领导内嵌到公司治理全过程。按照管人管党建相统一的原则,进一步理顺党组织隶属关系。强化人才支撑,着力提高全系统干部队伍素质,提高管理干部推进高质量发展的能力。坚持党管干部原则,选优配强农商行领导班子,完善“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的领导体制。督促推动农商行将党的建设列入公司章程,进一步完善“三重一大”决策制度,将党的领导有机融入公司治理各环节、经营决策全过程,切实提升党委统筹下的公司治理水平。认真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部署,不断加强党内监督,建立常态化巡察工作机制,加大执纪问责力度。

  江苏是经国务院同意开展农信系统改革并成立省联社最早的省份,也是最早全面完成农商行改革的省份之一。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全行业5万多名员工凝心聚力、奋发有为,努力提高政治站位、明确发展定位,通过不断加快自身改革、提升发展格局,在全面提升服务江苏高质量发展的大局中发挥自身特色优势,开启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作者为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党委书记、理事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识才的慧眼、爱才的诚意、用才的胆识、容才的雅量、聚才的良方,把各方面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的伟大奋斗中来,让各类人才的创造活力竞相迸发、聪明才智充分涌流。这一重要论述,突出强调了领导干部在发现、培养和使用人才上的重大责任。

  要有识才的观念和视野。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说的就是识才的重要性。发现和识别人才是一个“剖石为玉,淘沙见金”的复杂过程,需要非同寻常的智慧和眼光。识人之智,来自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的责任感。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只有真正对党和人民的事业高度负责,才能慧眼独具,唯才是举。识人之智,来自全面、辩证、发展的人才观。考察一个人的德与才,特别是要看在大是大非面前、执行急难险重任务和艰难困苦的基层工作中的表现,通过实绩来考察。此外,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不可把人看得一成不变,要持续追踪、联系左右、关注内外。识人之智,还来自群众口碑,要尊重群众公论,让群众参与荐贤举能,广开进贤之路,同时改进人才选拔方法,实现选人用人的民主化、科学化。

  要有爱才的感情和觉悟。首先,体现在对人才的尊重和信任上。当人才取得成绩时,要热情鼓励;当他们遇到困难时,要多多帮助;当他们遭受挫折和失误时,要勇于为他们承担责任;当他们受到嫉妒和非议时,要主持正义,当好人才的保护神。其次,体现在对人才的培养和锻炼上,从理想信念教育抓起,着力提高他们的政治理论素养,并有意识地把他们放到关键岗位上和艰苦条件下摔打历练,让他们在工作一线挑大梁、唱主角,在实际工作中增长才干。此外,体现在对人才的要求和引导上。爱才不是宠才,对人才较于对其他人群,应用更高的标准、更严的要求来约束,促使他们闻过而惊醒、知短而常进。

  要有用才的能力和素质。首先,切实履行好应尽之责。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各个领域、各个行业间的竞争日趋激烈,这种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领导干部只有重视用人、善于用人,才能立于事业潮头。其次,注意防止求全责备。有大略者不问其短,有厚德者不问小疵,完美无缺的人是不存在的,只要主流是好的就要敢于大胆使用、扬长避短。骏马能历险,力田不如牛,坚车能载重,渡河不如舟,说的也是这个意思。三是,务必恪守公道正派。在人才的使用上,如果搞亲疏厚薄,任人唯亲,势必挫伤一大批有真才实学者的积极性。在用人问题上,领导干部必须秉持公心,克服情感、偏见,一碗水端平,把真正的人才选拔、任用起来。

  要有容才的修养和胸怀。首先,积极培塑容才之量。对人才的短处多些容忍、多些理解、多些帮扶。这不仅有利于人才的成长进步,而且有利于创造一个拴心留人的良好环境。这种胸怀可以使伤了的感情得到抚慰,可以使散了的心聚合在一起,可以让丧失的斗志重新焕发。其次,学会换位思考。人才往往有自己的独立见解,领导干部要善于进行心理换位,站在对方的立场上考虑问题,从而调动人才创业创新创优积极性。

  要有聚才的政策和机制。注重建立科学的人才评价机制,紧紧围绕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不出事,既看人才知识和技能的含金量,又看其实际工作的潜能量,既要看他们对知识的掌握程度,又要看其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注重人才资源的合理配置,打破人才使用壁垒,并创造良性竞争促进人才各尽所能。注重营造人才健康成长的环境,激励人才远离浮躁、志存高远,并使人才的付出与所得、奉献与回报合理化,从而稳定人才队伍。

  (作者为省工商联秘书长)

  推进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必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做到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

  首先,提高政治站位,锚定思想政治工作基准线。高校党委必须提高政治站位,自觉践行“四个意识”要求,忠诚履行“四个服务”使命,坚定不移地扎根中国大地办好社会主义大学。在具体办学实践中,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把牢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的关键问题,把培养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作为提升思想政治工作质量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确保思想政治工作的理论探究、实践探索和创新突破都始终紧紧围绕立德树人这条基准线。切实肩负全面从严治党责任,把提升思想政治工作质量纳入各二级党组织、基层党支部的工作职责,通过层层传导责任、层层压实责任,确保高校办学育人的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无衰减、不滞后地落到实处。

  其次,聚焦师生发展,联织思想政治工作全域网。着力提升师生思想政治素养,关键是要聚焦师生主体地位,做到师生在哪里,思想政治工作就延伸到哪里,通过联织全域网切实解决好思想政治工作最后一百米、最后一个人的问题。要坚持用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客观分析不同师生群体乃至个体在思维方式、行为旨趣、生活习俗等方面的多样性,不断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和精准度。就空间域而言,高校应当不断强化阵地意识,注重在课堂教学、学术交流、文体娱乐等各个环节呈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题主旨,把思想政治工作融贯于师生学习、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就时间域而言,高校应当及时关注师生在成长发展的不同周期、不同阶段、不同情境下的思想政治状况及其合理诉求,做到全天候运行,凸显思想政治工作的存在感和影响力。就内容域而言,高校应当把追求高位与坚守底线相统一,着力加强师生理想信念教育,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滋养师生心灵、涵育师生品行、引领社会风尚,同时还应强化底线思维意识,坚决维护校园意识形态安全。

  第三,推进深度协同,构建思想政治工作共同体。当前,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还不同程度存在着重分工、轻协同现象,尚未形成强劲的全员育人合力。高校提升思想政治工作质量,关键是要处理好相关责任主体各司其职与协同融合的关系,做到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构建思想政治工作共同体。高校应当充分发挥课程、科研、网络、服务、资助、组织等工作的育人功能,构建各载体同频共振、相互支撑的思想政治工作运行体系。例如,在推进课程协同方面,高校应充分发掘运用各学科、各课程蕴含的思想政治工作资源,力争做到知识传授、能力培养和价值塑造三位一体,真正实现由“思政课程”向“课程思政”的转变。在推进组织协同方面,高校应当兼顾横向联动与纵向深化,通过健全实施机制、强化评价激励和优化运行保障来构建党委抓总、部门牵头、多方参与以及学校有主题、学院创品牌、年级抓常规的主题教育格局。

  此外,坚持昂扬笃实,炼铸思想政治工作战斗力。做好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任务艰巨,不可能一蹴而就,须久久为功,处理好重点突破和长远施策的关系。一方面,高校应当严格对照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一系列刚性要求和量化指标,认认真真找差距,扎扎实实补短板,重点解决那些长期制约思想政治工作有效开展的瓶颈问题。当前,重点要在配齐建强思想政治工作与党务工作干部、推行思想政治理论课小班化教学、校院党政主要负责人上思想政治理论课等方面严格对标、确保达标。另一方面,要建立健全思想政治工作长效机制,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的独特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制度优势和文化优势等来从容应对各种新情况、新挑战,从而更加昂扬自信地引导广大师生听党话、跟党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智慧力量。

  (作者为南京理工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思想不破冰,行动行不通。面对新时代新课题,我们必须在解放思想中提高站位,强化问题导向,破除与新要求、新形势、新使命不相适应的思想观念,推动理念创新、政策创新、路径创新和制度创新,在高质量发展坐标系中,再创铜山高位次。

  破除传统思维,用新思想导航。对照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我们深刻认识到,铜山还面临着满足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和民生短板较多的矛盾,承担着去产能和稳增长的双重压力,肩负着加快发展和环境治理的双重重任。面对这一系列两难的选择,答好发展不平衡的新题、补上发展不充分的老课、克服换挡焦虑和破题迷茫,唯有解放思想。通过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总书记视察徐州重要讲话精神,以及带区领导干部赴郑州、成都、深圳、东莞等学习考察,我们在解放思想中统一了思想,在升华认识中提高了站位,树立了在徐州中心城市建设中担大任走在前的责任担当,确立了领跑淮海经济区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定位,明确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主攻方向。当前,建设淮海经济区中心城市是徐州最大的发展优势,我们将站在全局找定位,跳出铜山谋思路,立足首位抓发展,以大视野大格局大手笔,统筹推进城乡规划、功能布局、基础设施和第一商业副中心建设,全力打造远来近悦的活力铜山。

  破除惯性依赖,用新路径换挡。经过多年发展,虽然铜山在苏北率先建成国家级高新区,生产总值在苏北率先跨过了千亿元台阶,综合实力位居全国百强区30位,但对照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我们还明显存在产业结构不优、发展比较粗放、创新能力不强等问题,特别是部分干部,对那些传统家底子下不了狠手舍不得放,存在着惯性依赖思想。对照建立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新任务,必须树立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思想,对高污染高耗能产业,该关的关彻底,该转的转到位,坚决不要有污染的GDP,让绿色成为铜山高质量发展的最美底色。把发展的基点放在创新上,奋力扛起淮海经济区科技创新的大旗,形成集聚高端要素的强磁场。建好徐州科技创新谷、国家安科园两大创新核心区,聚焦高端电子信息、汽车及核心零部件、智能制造、安全科技“三主一特”产业,发力大数据、大健康、大文旅,在腾笼换鸟的阵痛中实现铜山产业的凤凰涅槃。

  破除瓶颈制约,用新政策驱动。改革开放是最大红利,项目建设是最大支撑,乡村振兴是最大潜力,高端人才是最大动能。当前,铜山还存在着探索步子不大、营商机制不活、城乡融合不够、激励扶持乏力等问题、短板。在改革开放上,铜山将把“放管服”改革作为深化改革的当头炮,跑出全省行政审批新速度,不断激发出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在项目建设上,打造全国最优的营商环境,用新政策提升政务服务、投资开放、要素供给、创新创业、诚信法治和人文生态六大系统,推动项目集聚早落地早见效。在乡村振兴上,从民生短板上破题,在产业富民上发力,在环境整治上出新,尽快走出一条具有铜山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在人才新政上,对标南京、西安,营造比较优势,让更多的高端人才在铜山放下行囊、追逐梦想、实现价值。

  破除作风积弊,用新机制压舱。这两年,不得不说少数干部精气神不足、担当意识不强、新衙门作风有所滋长,甚至出现只要不出事、宁可不干事,遇到难题等靠要,碰到矛盾就上交等现象。为此,铜山将贯彻落实省委刚刚制定的鼓励激励、容错纠错和能上能下“三项机制”,让干事创业的责任担当、勇争一流的精神风貌、高效快捷的工作作风成为铜山干部的鲜亮标识,切实在全区营造起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浓厚氛围。

  (作者为徐州市铜山区委书记、徐州高新区党工委书记)

  区域一体化,是打破行政界限约束、促进要素自由流动下,地区分工协作形成合力的过程,是将区域作为一个整体,根据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的区位条件差异性,进行分工配置有机协调的过程。我国在快速城镇化和工业化发展阶段中,长三角一体化促进集聚经济和范围经济,实现了区域经济总量的扩张,但仍面临竞争与趋同、地区间差距扩大、资源环境恶化等挑战。在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需要重新认识区域一体化,寻求一体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提升区域整体竞争力。

  区域一体化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可以说,新时代的区域一体化应该是符合新发展理念的更高水平的一体化。

  一体化促进分工协作,提升集聚发展高度强度以及价值链,带动供给侧新动能;一体化推动包容性发展,促进多层次就业和收入增长共享繁荣,带来释放内需潜力的新动能;一体化促进知识溢出和数据共享,提升区域创新能力和效率,助推更为强劲的创新发展新动能;一体化放大开放创新示范政策效应,促进整体国际竞争力提升,强化联手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带动更高水平的开放新功能;一体化经济-生态空间均衡和绿色健康发展,推动宜居环境构建和高端人才吸引,带来可持续发展的绿色新动能。

  高质量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新内涵

  差异化一体化。一体化不是一样化,各城市都模仿套用大规模工业化发展模式,不仅带来城市间恶性竞争和产能过剩,更会使后发地区陷入“追赶者陷阱”。基于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的因地制宜谋发展是各地区安身立命之本,差异化的分工协作是区域一体化的基础,趋同则带来同质竞争。

  高效率一体化。区域资源要素合理流动配置和专业化分工带来的集聚范围效应,是推动一体化的合作红利和核心动力。生产要素能够不受管理边界的制约,按照市场动力寻求最契合的发展土壤,推动资源要素在城市间形成最优的空间分布格局与分工组合状态,形成一体化合力,实现“1+1>2”的资源要素产出效率最大化,提升整体竞争力,增强一体化的意愿。

  可持续一体化。一体化的组织方式具有时代性和地域性,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发展阶段、各主体接受程度等相适应。一体化范围过小,规模集聚优势得不到发挥;范围过大,可能会因管理水平跟不上和认同度降低而使一体化走向终结。同时,城市群的一体化是不断提高密度的过程,但是这个密度必须控制在资源环境可承载的范围之内,突破资源环境极限会使区域本底发展条件恶化,一体化也就无从谈起。

  包容性一体化。一体化的终极目标是保持经济的高效增长与持续发展,使更多区域、更多人民享受更充分的发展和更均衡的美好生活。因此需要兼顾效率与公平,通过实行各种政策来使各地区人民生活水平平等化,包括生态品供给地区以及一些行政界别低、获取公共资源照顾少的地区。

  区域一体化的新格局新取向

  城市群的一体化,遵循科学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理念,以经济、社会、环境综合效益最大化为目标,经济社会和自然保护空间以及城乡组织的原则体现在经济集中、社会公平和生态安全三个方面。

  经济集中。一体化的制度及空间规制安排,可以使工业化城镇化开发的空间规避对资源环境破坏和人民生活健康影响的负外部性区位(生态敏感性地区),同时也能突破分割和距离的障碍,促进生产要素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合理选择适宜的区位。为此需要政府打破行政分割,进行一体化的制度及空间规则安排。而规模集聚和专业化分工要求,则进一步引导工业化的经济活动在城市区域的高密度高强度集聚,以不断提高空间开发效率和投资回报率。

  生态安全。保障生态安全,是一体化空间优化的重要导向。保护生态是政府保障可持续发展的必要职责。按照生态重要性和敏感性确定生态红线保护区,是保护自然开敞空间的最重要一步。城市群的重要生态功能体现在水源涵养、绿色碳汇、生物多样性、灾害规避等方面,同时需要规定重要生态功能区周边相关区域的准入要求,以避免邻避破坏和影响。

  社会公平。包容性和可持续的一体化,不仅需要经济集中和生态安全,还体现在社会公平及福利均衡方面,由此达到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共存。推动社会福利均衡是政府保障民生的任务。只有这样,一体化协调机制和政策才能得到绝大多数地区的支持和拥护。这就需要强化有别于实现经济一体化的政策行动,包括建立必要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机制,确保所有人都获得基本公共服务,促进设施联通和流空间畅通,促进地方、全国、国际间货物、服务、人员和思想的流通,建立必要的财政转移支付和生态补偿制度等。

  区域一体化的内容架构及层级

  区域一体化的内容架构具有较为明显的层次性,按照从物质基础到管理制度,将一体化的内容划分为基础设施、流空间、统一市场与功能分工、社会公平与福利均衡、制度安排五个层级。

  第一层级:基础设施的联通。基础设施的联通是区域一体化的突破口和重要基础条件。完善的一体化基础设施联通格局,可以有效降低经济距离和要素流动成本,为高效整合区域内资源、加速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一体化过程中,需要强化联通性的基础设施包括:高铁、高速公路、机场、航道、国省干道及跨界公路等交通基础设施;清水和尾水通道、大型污物处理设施、危废品处置设施等环境基础设施;电网、天然气管道、油气管道等能源基础设施;流域防洪设施、区域性供水安全设施等水利基础设施;光缆、移动通信等信息基础设施,等等。

  第二层级:流空间的畅通。在基础设施联通之上的,是畅通要素自由流动。只有要素能够高效流动起来,才能真正实现密度提高、距离缩小,有效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区域一体化进程中,应建立跨区域良好的沟通协调机制,进一步推动人流、物流、资本流、信息流和资源流要素的自由流动。

  第三层级:统一市场与功能分工。畅通的流空间构建必然要求打破行政束缚,逐步消除市场壁垒,构建一体化的市场命运共同体,并通过实现要素的高效、自由流动促进区域功能分工与协作,在显著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给合作成员带来更高的经济收益。统一市场包括金融资本市场、贸易网络、信息平台、科技创新体系、人才和劳动力平台及市场管理体系等。功能分工,包括推动地区间实现产业间及产业内分工、保护(生态品)与开发(工业品)分工、城镇与乡村分工等,为一体化区域内居民生活就业提供更多的选择空间。

  第四层级:社会公平与福利均衡。功能分工客观上会形成不同区域经济增长及福利水平的差异,可能出现大城市优于小城市,城市优于乡村。推进包容性区域一体化,既要不断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共享机制,推动医疗卫生服务共享、促进文体交流合作、加大就业服务联动、统筹社会保障和对接公共事务管理等,使各地市民之间的福利差距缩小,同时要通过现代化信息手段搭建跨区域的服务共享平台,使异地市民与当地市民一样享用别处的风景和好处。

  第五层级:制度安排。科学稳定高效的制度安排,是可持续区域一体化的根本保障。这种制度安排,既包括基础设施和流空间联通制度,也包括打破行政界线构建统一市场的制度,还包括促进福利均衡的干预性制度等。一体化科学管理和制度设计,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组织架构,能够有效发挥国家、省、市县等多层级行政力量,也能够形成市场和公众广泛参与一体化建设的磅礴力量。

  (作者为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研究员、江苏苏科创新战略研究院理事长)

  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以城市群为主体的新一轮城市化进程,是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的重要驱动因素。以现代化体系构建为重点的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空间布局优化和要素集聚作用更加突出。以世界级城市群建设为契机,推动区域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是提升长三角区域竞争力的必然选择。

  上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的深度开放,各种要素向湾区快速集聚,沿海港湾地区高速发展,形成了以世界级港口为基础、以产业集聚为动力、以广阔腹地为支撑的湾区城市群。可以说,湾区城市群由滨海经济、港口经济、都市经济与网络经济高度融合而成,这种特有的经济格局是海岸贸易、都市商圈与湾区地理形态的聚合体。湾区城市群对于区域转型升级、资源高效配置、技术变革产生强大的引领作用,目前值得中国对标的世界级城市群分别为东京湾区、纽约湾区和旧金山湾区。世界级城市群具有三大本质特征,即国际化视野与创新功能区兼备的核心城市、网络化的基础设施体系、统一的区域治理机制。

  长三角地区是中国的经济中心之一,世界级城市群的崛起将进一步提升该地区的竞争力。从现有区域整合来看,城市群建设的核心是要素集聚。未来以上海为核心、涵盖江苏、浙江、安徽沿海沿江区域的长三角城市群,由于有更为坚实的产业基础、更为完善的基础设施、更为庞大的人口规模,必然会在未来5-10年中成长为世界级城市群。

  从城市定位来看,上海致力于打造国际经济中心、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国际航运中心。苏州、南京是全国先进制造业中心,苏南五市是“中国制造2025”试点示范城市群;南通成立通州湾江海联动开发示范区,打造江苏沿海新兴的区域枢纽港;此外,扬子江城市群为上海提供广阔的经济腹地。杭州是“互联网+”双创中心、拥有全新的商业模式,以及阿里巴巴、网易等知名互联网企业;宁波是重要的港口城市和制造业基地,宁波—舟山港的货运吞吐量位列全国第一,宁波也是“中国制造2025”首个试点示范城市。合肥新晋“中国制造2025”试点示范城市,已经建成世界最大的新型显示面板生产基地,初步形成了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先导的先进制造业体系。此外,安徽率先践行“互联网+现代农业”理念,大力发展智慧农业,涌现了“三只松鼠”等知名特色农产品电商企业。

  改革开放以来,长三角地区充分发挥区位优势、丰富的优质劳动力、低价供地及税收优惠政策,抓住全球要素分工合作的机遇,快速实现了工业化,并开启了大规模快速城镇化。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伴随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变化,长三角地区的发展模式开始从总量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变,而高质量发展的实现离不开创新驱动和资源配置优化,城市作为要素集聚的中心、创新孵化的中心,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载体。由于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单一城市规模快速扩张;而新阶段意味着空间的优化布局和要素集聚的作用更加突出,新时代下长三角一体化进程需要进一步推进。从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来看,由于高铁、公路、轨道交通、通信等硬件基础设施和互联网等软件基础设施的发展,地方政府进行公共管理的最优规模不断扩大,这是城市群协同发展的客观要求。此外,城市群的建设会弱化地方政府间的过度竞争,增强地方政府在医疗、教育、养老、环保等公共服务领域的协调配合,最终增进民生福祉,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中国湾区城市群构想的落地,需要克服行政边界固化、城市职能定位不清晰等困难。与粤港澳大湾区相比,长三角城市群的整体发展水平、区域内部的差异化发展程度较低,构建区域协同发展新机制面临的制度阻碍相对较小。此外,长三角城市群的地理位置紧密相连,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能源保障安全方面可以先行一步。

  以功能区发展规划对接湾区经济。要将湾区城市群发展理念融入长三角城市群新一轮规划定位,以全球眼光进行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定位。要聚力创新,充分利用长三角城市群制造业发展优势,依托上海全球创新中心和杭州“互联网+”双创中心,着力提升扬子江城市群二次开发和技术孵化能力,提升沿海经济带新兴技术的产业化能力,推动长三角城市群产业升级和沿海经济带形成若干个产业集群块,建成具有世界水平的高端制造业基地。推动沿海经济带建立发达的交通枢纽,打造港口与铁路、公路连接的多式联运中心,强化航运服务集聚功能。要充分发挥沿海空间广阔和长三角城市群人口的规模优势,大力发展面向高端消费人群的金融、文创、旅游等先进服务业,实现高端制造业与先进服务业协同发展。

  以基建网络的扩张打破地理边界。湾区城市群的共同特点是对内联系紧密、对外高度开放,区域内生产要素实现自由流动。这就需要建设包括交通、通信以及公共服务在内的网络化基础设施,实现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立超越省级的规划中心,构建高效便捷的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提升通信网络基础设施水平,建立稳定高效的能源、水资源供应体系,实现区域内油、气、电、水同类型同网同价,打造一体化都市圈。建立省级区域公共交通、医疗卫生、社区服务结算中心,推进区域内公共设施和服务互联共享,实现公共服务“一卡通”。补齐长江北岸以及沿海地区基础设施和长江过江通道建设的“短板”,在加快北沿江高铁建设的同时,大力发展沿海城市城际轨道交通,使上海与长三角其他三省的城市之间深度融合。

  以更加有效的合作新机制打破行政边界。建立健全更加有效的合作新机制是实现湾区城市群协同发展的前提。为了促进公共服务深度融合,加快建设区域一体化市场,进一步完善长三角区域协调机制,突破区域协同发展的行政边界制约,共建长三角市场规则体系,实现区域内部资源整合与区域整体利益的最大化。建立长三角城市群功能区的协调机构,合理规划功能区基础设施建设和生产力布局,推动功能区之间与功能区内部错位发展。建立常态化的区域内城市间交流合作协调机制,加强区域内部的合作,实现长三角地区的资源互补与功能融合,加快推进长三角一体化进程。

  建立世界级人才集聚高地。人才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是创新的主体。要把建立世界级人才集聚高地作为长三角城市群发展的第一方略,不但使人才“引得来”,还要使人才“使上劲”,更要使人才“留得住”。要根据功能区定位,以规划引人才,以产业引人才,以市场引人才,避免区域间人才引进的恶性竞争,实现不同类型、不同层次人才的优化配置。加强各类创新创业服务平台、知识产权交易平台等创新创业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加强公共财政对创新创业的扶持与补助力度,营造有利于创新的低成本创业环境,使人才“使上劲”,技术与知识“用得上”。加强对公共产品与服务的供给,促进要素自由流动与公共服务均衡化。要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大力推进公租房、廉租房建设,降低新市民的居住成本。此外,改革行政审批制度,大力推广“不见面审批”,降低准入门槛,让各类人才真正“留得住”,成为长三角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要素。

  (作者为南京大学商学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进入新阶段和深入推进背景下,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组织专家、学者,针对“如何推动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这一专题展开讨论。

  刘志彪(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在高速发展阶段,区域内各政府主体为增长而竞争,如何把资源虹吸到自己的行政区域范围内服务于高增长是第一位的。这种发展阶段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高质量的一体化发展。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必须把地方政府间的竞争机制改造为“为高质量发展而竞争”,在其行为目标函数中嵌入高质量复合因子,尤其是一体化发展的目标因子,才有可能建立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保障机制和支撑要素。

  一体化不是一样化,也不是统一化,更不是合并化,一体化是指各行政区域主体的相互竞相开放,尤其是地方政府之间主动拆除各种明的行政壁垒,消除各种暗的潜规则,大力推进要素在区际之间按市场规律流动。从此意义上看,由于只有政府才有超经济强制能力制造壁垒,所以一体化的重点是政府的自我革命。那种一说一体化发展就要合并地方区域,就要收走地方政府的必要权力的做法,是违反一体化内在要求的,是会受到抵制的,也是不能成功的。

  蒋青云(复旦大学管理学院):长三角一直是一种基于竞争与合作网络的一体化关系,但协同效应并不明显。1970年代后期到1990年代中期,是产业分工层次上的竞合网络,1990年代中期以来是生产要素层次上的竞合网络,未来走向如何?恐怕是价值网络层次上的竞合了。价值网络,可以避免长三角内部产业链之间的同构及其纷争,可以避免生产要素的过度竞争,而实现基于不同地区产业集群效应的协同,建立知识、创新和人才流动基础上的学习效应。

  徐 琴(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未来长三角地区一体化的推进策略:鼓励积极竞争的领域;市场主体之间的正常流动和空间布局,只要在合理的制度和政策框架范围内,并且排除各地方政府的超规制干预,就应当视为正常的市场现象予以认可。合作领域应更为广泛,其中产业合作、资本流动、信息交换等,应更多地交予市场;但基础设施的共建共享、生态环境的联防联控联治、民生工程共建共享等,可以建立多层次的合作机制:省际合作机制和城市合作机制;国家层面的高位协调机制,形成最充分的上下信息沟通机制,建立重大事项的快捷而有效的协商与解决平台。

  伏玉林(华东理工大学):在公共产品或服务领域,长三角各地政府可以联合统一向市场公开招标,要求中标方在两省一市采取相同的产品或服务标准,向区域内消费者提供同质的公共产品或服务,以保证公共产品或服务的一体化。在私人产品领域,打破区域发展中各种阻碍资源和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政策等人为障碍,实现区域市场的充分开放和自由竞争,鼓励区域内企业跨地区、跨所有制、跨产业的兼并重组。

  文字整理:闫东升

  深圳最近出台的住房新政引起了全国关注。这份文件叫《关于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供应与保障体系的意见(征求意见稿)》——标题很长很官方。但是仔细看文件的内容,你会发现这份文件说得非常“白话”,基本上一看就明白:40%的房子按市场商品房定价,40%的房子按市场租售价的60%进入市场,剩下20%是公共租赁房,按市场价的30%租给中低收入人群。各种住房的建筑面积、适合人群都写得清清楚楚。因此,这份细则出台后,没有引起任何的“误会式解读”。

  想起5年前调控房地产市场的相关细则出台时,原文中有这样一句“对出售自有住房按规定应征收的个人所得税,通过税收征管、房屋登记等历史信息能核实房屋原值的,应依法严格按转让所得的20%计征。”从语法表述严谨来说,这句话没问题。政策严谨,这没有错。但是政策毕竟是给大多数的普通人看的,特别是这样一条和很多人利益都切身相关的政策。如果叫人看不懂,或者说不同的人看出了不同的意思,那么,这种严谨反而会造成不必要的困扰。当细则刚出来时,民间流传最多的就是“卖房子赚的钱征税20%”,引起了一些舆论反弹。这个理解怎么来的?就是“按规定应征收的个人所得税”中的“应征收”三个字没有说清楚。其实在卖房子时,有“应征收”的税,也有“不应征收”的税。而“不应征收”的情况在以前的政策里有很明确的说法“出售已经拥有五年以上且为唯一住房的所得,不征收个人所得税”。所以,那个流行的“卖房子赚钱要交20%个税”就完全偏了。如果按这样理解,不但意味着违反国家对房产市场调控的基调——打击投资性购房,支持刚需和改善型住房;还意味着政策不近人情:万一我出售住房,不是为了赚钱,而是家里出了要用钱的急事呢?

  两相对比,无论从行文上还是从实际效果上,都可以看出这几年我们在民生政策制定和发布水平的进步。当然,政策的原文有时候也有必要付诸法律语言式的严谨,这个时候就需要相关部门及时向社会出台浅显易懂的解读,以化解有可能的“误读”造成的恐慌和抱怨。

  老祖宗早就看清楚了这一点。商鞅变法时,《商君书》里有这样一句话:为法,必使之明白易知,使万民皆知所避就。意思是,法律必须用通俗的语言解释清楚,让百姓无论聪明的还是稍微迟钝的,都能立即知道哪些可行哪些不可行。朱元璋推广刑律的时候,也编了一本《大诰》,这本书不是法律条文的原文,而是一万多个生动具体的案例。明太祖明白,要老百姓去背法律条文不太可能,要让生硬严谨的法条真正让人记住,就要想办法让条文通俗易懂。

  “用老百姓听得懂的话,把老百姓关心的事情讲清楚”。我们乐见“说听得懂的话”成为政策制定和发布时的主要考虑——让切身利益相关的普通民众“听懂”,应当成为发布政策条文时的一个重要原则。 李 军

  据新华视点调查,在洞庭湖深处,一道高高垒砌的堤坝围出一片面积近3万亩的私人湖泊,严重影响湿地生态及湖区行洪。这道堤坝是当地私企老板夏顺安所建,曾被湖南省、益阳市、沅江市(县级市)等各级政府数次严令拆除,但依旧岿然不动。

  新京报:这片私人湖十几年来“岿然不动”,足见执法环节的乏力。其老板还振振有词:“我长达13年违法,陆续投入了近2亿元,你们怎么才发现?”他认为历史责任不应由自己背负,如果要清除矮围,政府必须进行补贴。这当然经不起推敲。违法行为十几年没被发现,自然有失职、渎职的相关责任人,他们有待党纪法规层面上的追责;而眼下,圈湖违法毫无疑问,就应该限时拆除。至于补贴一说,更是荒谬逻辑:十几年的违法所得恐怕已经让夏老板“盆满钵满”——如此政府还要补贴,岂不是要助纣为虐。

  再评:环保要啃硬骨头,重点之一就是指向长期违反环保法规、仗着体量大耍无赖、甚至还明里暗里有人撑腰的“黑大户”。对于污染企业,不能止于拆除污染设施就拉倒,生态补偿费等经济处罚不可或缺。造成无法挽回的环境损失、严重侵害公众健康的责任人,更应接受法律严惩。而对那些工作懈怠、渎职不作为,甚至收取“好处费”、充当“保护伞”的公职人员,纪检监察部门也应“该出手时就出手”。

  近日,有多家媒体曝出,被称为乳腺癌“救命药”的赫赛汀自去年纳入医保之后,在全国多地出现缺货状态。

  新京报:救命药变成了罕见药,无非是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有药却不送药。即由于配送环节成本高,导致药品厂商为了节省成本,不将廉价且有效的药品配送到医疗服务机构。其二,有药却不售药。即因为价格过低而不对外出售该类药物。无论是有药不送,还是有药不售,其本质都是药品商逐利倾向带来的后果。药品供应不仅是价格的问题,还涉及药品配送等一系列问题,是药品商与购买方(医保)互动博弈的过程,仍需要进一步完善管理体制和制约机制。

  再评:这不能算“廉价药荒”,不能陷入误区。赫赛汀纳入国家医保目录后,价格从一支2.45万元降至7600元。从降价幅度看,确实巨大;但从绝对价值看,目前一支7600元肯定谈不上“廉价”。 如今该药缺货,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使用患者人数较以前大增,药企的产能在短期内没有跟上。对社会而言,不能看到短时间内短缺,就认为是“便宜”导致,甚至将矛头错误指向有关方面将药品纳入医保目录的用心良苦和谈判不易。

  6月12日,浙江省丽水市遂昌县王村口镇桥西村村民制作出了一根长20.18米、直径10厘米的“龙粽”,足有7层楼高。这根长粽投入50个人工耗时近13个小时,使用了4.1万根龙须草、6000张箬叶、200斤糯米以及40斤腊肉。粽子蒸煮近10个小时,6月13日,村里举行孝慈晚宴,长粽作为孝老食品分给老人。

  甲方

  “最长龙粽”折射文明乡风

  制作这个“最长龙粽”虽然称不上是什么壮举,但折射出的良好乡风值得我们点赞与深思。

  “龙粽”充满民俗色彩。节日的气氛哪里来?从传统民俗中发掘庆祝或纪念元素,将会给节日带来不一样的风情。端午的民俗是吃粽子、赛龙舟,粽子胜在家常,龙舟胜在气氛。包“龙粽”将两者融合,超长的“龙粽”让没条件划龙舟的村子也能在节日期间收获满满的喜悦,同时让民俗文化在创意创新中得到传承与发展。

  “龙粽”是村民友善和谐的象征。制作“龙粽”需要大量的食材和繁杂的工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村民们只有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才能集50个人工耗时近13个小时齐心协力制作完成“龙粽”;而制作的过程也是沟通交流的过程,让和谐友善的关系得到进一步巩固。

  “龙粽”很有孝心。“龙粽”制作完成后,村里举行了孝慈晚宴,把“龙粽”作为孝老的食品分给老人。敬老孝老,不仅要让老人有物质上的保证,更要有精神上的满足。亲手制作节日食品孝敬长辈,用节日氛围为老人带来精神愉悦,孝心可鉴。

  制作的过程很好玩,孝老的分食更是好事。在好玩的好事中发扬了民俗,传递了孝心,“龙粽”在此时不再是普通的食物,而是升华为这个村庄“有趣的灵魂”。“龙粽”带火了桥西村。村民们做“龙粽”一年也就一回,如果人们来到桥西村,一定不是冲着粽子,而是倾慕良好的乡风——最美的风景是人。民俗味儿浓厚的村庄,淳朴有爱心的乡民,正是推进乡风文明的良好示范。 袁 媛

  乙方

  莫让“最长龙粽”流于一场喧闹

  粽越长、情越深。遂昌人弘扬传统文化的孝亲行为诚然值得点赞,但也有质疑的声音认为,见过了中秋节的“特大月饼”,端午节的“最长龙粽”又来了,一旦作秀的意味过浓,或许会掩盖其本身的美好意义。

  兰州“世界最大百合月饼”、四川“全球最大鸳鸯火锅”、扬州“最大份炒饭”……许多地方追求“最大”所带来的轰动效应,以期叫响地方知名度。如此大动干戈制作“龙粽”,显然也是一次热闹的地方宣传行为。热闹过后,究竟能留下什么?仔细剖析,不难发现,用砸钱、堆人、拼场面等粗放方式打造出的“最”,表现出当下社会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一旦缺乏对过程的细致考量、对结果的预判,一次吸引眼球的宣传也可能成为反面案例。在这一点上,“最大炒饭”的教训无疑最为深刻,因为无法找到4万人食用,“最大份炒饭”转眼变成了“最大份垃圾”。

  “最长龙粽”这一庞大工程,显然也有许多细节需要考量。就卫生问题来说,由于气温高、耗时长,为了给粽子保鲜,仅靠村民们用冰水浸泡过的毛巾盖在粽子上降温,实际保鲜效果究竟如何?再说食用问题,专门定制的长达21米的蒸汽管,除了煮“龙粽”,平日又有何用场?粽子是送给老人食用的,是否煮熟、是否卫生、味道如何,这些问题才最关键。然而当决策者的目光只聚焦在宣传效应上,老人也有可能只是聚光灯下的道具,一旦忽略这些本该最关心的问题,“最”工程往往难逃遭人诟病。

  没有最长,只有更长。今年制作20.18米长的龙粽,明年是不是又会有20.19米的龙粽?其实,地方宣传大可不必纠结在“最”上做文章,进一步挖掘龙粽背后的文化内涵,以文化为媒,才是明智之举。 杨 丽

  AI机器人索菲亚,因为能言善辩,表情丰富,从诞生起就成为了世界级红人。2017年10月,索菲亚在沙特阿拉伯获得公民身份,被视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标志性时刻。第四次工业革命将给人类带来什么?中国创新在这一轮技术浪潮中又该如何取胜?

  第四次工业革命是由人工智能、生命科学、物联网、机器人等技术革新组成的,这些创新会带来物理空间、网络空间和生物空间三者的融合。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很多技术革新已经来到了我们的身边,对人类未来的发展带来巨大的好处。未来我们能实现无人驾驶,可以在上班路上阅读报纸,我们也可以享受到成本更低的太空旅行。

  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来临时,中国的创新取得了巨大的进展。首先,中国科技投入持续增长,已经成为全世界科学研究的主力军。从1981年到2016年的统计数据来看,中国科技投入直线上升,已经位居全球第二。其次,把知识转变成商业价值,中国在这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目前中国的专利授权数量已是全球领先,这些专利很多是由我们国际领先的企业创造的,像华为、BAT、潍柴动力、三一重工、吉利、华大基因,等等。第三,从制度创新角度看,上述成功的背后,中国在制度创新上也做了一系列工作,比如形成了稳定多元的投入机制,目前中国的研发投入77%都来自于企业。

  当然,我们还必须看到中国的创新还面临很多的不足。在科技方面,中国的创新在有些领域是领先的,但是发展极不平衡。在一些关键高技术领域,依赖也是相当严重。过去几年,中国进口集成电路所花的钱比进口石油花的钱还要多。创新治理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我国历来强调创新的正面作用,但是对创新可能带来的风险,怎样有效进行规制,在这方面考虑不多。

  在前几次工业革命时,中国根本没有机会去接触到这一前沿,第四次工业革命不一样了,我们和其他国家一起在“头班车”上。那么,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国到底应该做什么?

  首先,中国的科学研究需要在一些基础研究领域里进一步补短板。不管是制药、半导体设计还是特殊医药、化工材料等领域,我们的差距是巨大的。

  其次,技术创新架桥梁。全球主要的企业都在进行人工智能领域的专利申请。中国国家电网希望架设全球智能电网,但是很多我们很熟悉的公司在这方面还是落后的。所以学术界企业界之间的桥梁怎么更顺畅,这可能也是我们国家创新体系建设需要考虑的。

  最后就是制度建设谋远略。第一是社会预见。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很多技术,背后的选择涉及到伦理问题,所以在这些技术的选择过程中,社会各界不能袖手旁观。需要有一种社会预见的方式,通过各种机制邀请公众、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共同参与这些选择,构建多方参与的决策机制。第二是同步设计。包括环境污染、废料污染在内,其实是在技术流程设计时就出了问题,到尾端再解决为时已晚。对于伦理道德的思考、对于社会风险的分析,需要在设计过程中就考虑进去。正因如此,美国的电气工程协会已经出台了好几版关于工程设计中的伦理守则,中国相关的专业协会也已经出台了这方面的手册。希望有更多的科技工作者能够参与到同步设计当中。第三是适应性治理。这需要政府和企业双方调整角色,共同来推进治理体系的完备。最近滴滴打车、共享单车都面临这样的问题:一方面需要鼓励创新,另一方面必须对它产生的各种风险进行有效的规制。在一些新技术领域方面,政府对这些创新的了解非常有限,这时企业和政府也许应该形成一个新的伙伴关系,一起来探讨什么样的方式是对创新更加有利,同时也能最大可能地减少对社会的危害。第四是全球参与。人工智能、基因编辑等新领域,给全世界的科学界、政府提出了挑战。在这方面我们要和全世界各国一起来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具体来说,就是研究基础科学、研究工程技术的很多学者和专家,也需参与到相关政策的讨论当中。

  (作者为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

  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它是国家核心竞争力,只有靠我们自己搞。这非一日之功。中国科技正处在从跟跑到并跑的阶段,只是在某些领域冒了头,有了一些突破。真正实现从跟跑到并跑、从并跑到领跑,还需要一个较长过程。我们需要突破的是基础和核心的部分。

  比如人工智能,现在聚焦的是应用,以机器代替人。有的公司就买一个在这方面做得好的外国公司,希望花钱抱个“金娃娃”回来,而对于人工智能中关键的芯片设计、算法等研究却很少。因为企业从成本考虑,觉得划不来,没有非搞不可的动力。而对于科研人员来说,现在科研评价体系的导向是做出了什么东西、产值多少、增加利润多少,不出产值、不出利润甚至赔钱的东西,单位不大愿意投入,领导也不会特别关注。

  为此,中国的科技工作者要耐得住寂寞,要有韧性和决心解决基础理论和核心技术的问题。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科技工作者的科研条件得到了极大的改善,现在需要的是加强对国家的责任感。科技工作者要把自己的聪明、智慧和精力都投到基础研究、核心技术和前沿技术研究中去,不计名、不计利,真正为国家振兴作出科技工作者应有的贡献。

  中国工程院院士 徐匡迪

  大数据时代的文化产业,必须抓住信息化发展的历史机遇,全面融入国家大数据战略。互联网新技术新应用对文化产业进行全方位、全角度、全产业链的改造,释放数字化对文化产业发展的放大、叠加和倍增作用,推动互联网、移动网与文化之间形成水乳交融的新形态。

  由此,大数据时代文化产业共生生态的实现路径就是要充分尊重消费者、企业、社会和政府这四个利益攸关方,既要遵循市场法则,更要尊崇社会价值,遵循知识产权保护和资源社会化原则,按照共商、共识、共建、共享、共担程序和机制,实现新时代互联网移动网空间的良性治理。

  什么是数字共享?大数据引领的数字技术为信息的大爆炸提供了发展的原点。我们在互联互通中实现了知识、信息、创意等资源的互动,数字技术能够提取人的记忆和智慧,而现代云储存技术则可以将抓取的单个信息汇集起来,形成信息的大爆炸,且作为数据信息资源,以大数据的形式为企业的决策提供数据参考。

  当前,数字技术支撑的文化产业面临着多屏互动的全媒体运营(手机、电脑、iPad、电视、汽车屏、可穿戴设备屏)和全产业链整合的大繁荣(新闻、电视剧、电影、线下活动、游戏、动漫、音乐等),推动了文化产业的共享和融合。文化产业一方面运用最新的数字技术生产相关产品和服务,另一方面从用户消费的即时满足中带来了流量和产品变现,这就带来了各种文化产品和文化企业的新发展,最后将必然带来文化产业的大繁荣。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金元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