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者教老人使用微信。

　　中国社科院近日发布的《2018社会蓝皮书》关注了老年人的互联网生活状况。调查发现，在会使用微信的老年人当中，绝大多数人（98.5%）都会使用微信聊天，75.8%的老年人会上网看新闻资讯，超过半数的老年人可以自己搜索。过去曾有人说，对于互联网而言，年轻人是原住民，中年人是移民，老年人是难民。如今，在“小区里卖西瓜的农民也使用二维码付款”的时代节拍里，互联网的普适性已经惠及老年群体。

　　手机须臾难离，笑称想找个WIFI墓地

　　懂得创造生活乐趣，老就不再是件让人畏惧的事。

　　“薇笑”从出版系统退休后报了好几个培训班。通过微信群“黏合”，志同道合的好友们一起上摄影课、舞蹈课、模特课、书法课，放了学还继续讨论，谁要是知道什么好去处，群里一张罗说走就走。这种“共享”的学习氛围和群聊的愉悦感，让她的生活状态一如她的网名：“薇笑”。

　　“我没觉得60多岁就是老年人。我们玩的很多东西，年轻人未必能玩得起来。”这段时间，“薇笑”正在朋友圈“斗图”，其实就是友人间摄影技术的切磋。规则相当有趣：被点名@到的人，应战后24小时内发图回应，每日一图，连续七日，随手抓题材，不许用存货。挑战对象每日不同；发布时须@对手。

　　从被别人@后应战到自己发布挑战，在这个别出心裁的接力游戏中，“薇笑”将彩色的生活以黑白定格，照片背后透出的是对生活的热爱。2017年最后一天，“薇笑”将挑战令通过网络送到了远在加拿大的朋友手中。

　　在互联网的节奏下，1992年生人已有步入中年的“焦虑感”，但对热爱生活又掌握数字技能的老人来说，现在就是他们最好的时光。

　　采访中，一群鲜活的老年触网者纷至沓来：73岁常州杂文学会会长李寿生，在中国常州网论坛的博客“余姚后人”已拥有了近200万的访问量；82岁盐城老人王秀学会了网上理财，每天点开看收益；91岁刘镇吾和86岁夏金瑜夫妇，1952年结婚，至今已携手六十六载。除了仍会手牵手在南京街头过马路，微信号也是共用的。年轻时爱好看电影看演出的两人，现在动动手就把票预订好了。

　　“前段时间，家里断网了，瞧把老爷子急的，自己下楼去找物业的人交涉了，平时他可是酱油瓶倒了都懒得扶的人。”在省级机关工作的田宁说起80多岁的老爷子哭笑不得，现在老人还会幽默地自嘲：“以后一定要给我找个带WIFI的墓地，不然阴间的人生太无趣了！”

　　心灵鸡汤加养生文章，老年人触网生活新特点

　　内心的孤独感，让老年群体成为网络社交最热烈的参与者。

　　关心孩子，盼望孩子多跟他们聊天，希望自己对孩子还能有点用……老年人的这种内心需求转化成了朋友圈乐此不疲的心灵鸡汤和保健秘方，不曾想反成了年轻人的烦恼。

　　“一点开全是‘最该温柔善待的，是自己的心’‘不是吓唬你，七点以后不要吃它了’这类的提醒。我妈睡眠不太好，有一次夜里一点，我和我老公的手机同时响了，一看果然是我妈……”电视台的编导郭女士谈到老人的上网生活有些无奈，不回复怕老人伤心，回复却也不知道说什么是另一种尴尬。

　　不过后来郭女士终于明白为什么父母爱发这些不是段子的段子。上个月底，她刚看到妈妈转发了《请善待你家老公，看完好多老婆都哭了》，就发现爸爸应和似的转了一篇《老婆是恩人》的鸡汤文，原来他们是用别人的“鸡汤”开导自己的儿女呢！

　　很多家族群里永远都有一个热烈发言、不怕冷场的长辈，就像年轻人追星，也不计较心仪的偶像有无回应，他们的网络表现有时甚至还有些喜感。物管岗位上退休下来的张金发老人熟练地点开朋友圈，在女儿吐槽他的微信下点了个赞，并留言：“有空也给爸爸点点赞。”

　　随着越来越多的老年人投入到网络生活中，老年群体固化的社会行为模式正在慢慢被打破。

　　马路边，拿着收音机边走边听的老人少了，戴着耳机，听智能手机里诸如蜻蜓、喜马拉雅音频APP的老人多了；晚上躺在床上，老人们不再只是百无聊赖地等着收看电视连续剧，拿着手机刷屏、发朋友圈、跟孙辈们视频聊天的老人多了，有的还打起了小游戏。

　　小区群也迎来了老年活跃分子。哪里有乱堆的垃圾，哪里不方便出行，老人“咔嚓”一声就上传到群里，成为社区管理积极的参与者和监督者。当然，还有他们捕捉山清水秀、花花草草的生活图景。

　　老年人上网还有个特点就是不太爱装APP，他们更热衷于微信聊天、QQ上网、发发微博、看看新闻、与孙辈们视频见面。他们的审美和语言体系在互联网上还显得有些特别，热衷于用“早上好”的表情包打招呼，也喜欢通过转发告诉大家“我来了”。

　　“数字鸿沟时代，更应该关心老人的网络生活。虽然现在他们使用网络的技能在不断提高，但是也应该看到步入老年化社会以后，新媒体领域对老年人的需求关注依然比较薄弱。”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张杰教授认为，一方面应尽快开发符合老年人使用习惯的APP应用，另一方面除了社区志愿者、老年大学的培训外，年轻人也应该帮助老人提高上网技巧，“如果他们的网络沟通技能跟我们一样娴熟，或许两代人在沟通质量上就能进一步提高。”

　　网络社交，改变了老年人的生活形态

　　但不管怎样，网络已经重构了老年人的社会生活。

　　南京北安门社区原先也有一位生活比较封闭的老人，在家里不是念叨“大龄青年”的儿子，就是数落回家晚了的老伴。2016年参加了社区开办的老年手机课堂后，这位老人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过去的社会关系被重新激活了，另一方面她也结交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新朋友。一家三口有了更多的话题，终于可以谈谈儿子婚事之外的趣事了。

　　86岁的中国第一代女摄影家晓庄，子女不在身边，保姆也已60多岁，但互联网让她感受到了网络时代的幸福生活：出门滴滴打车，买东西只上天猫。腿脚不便的她，生活的半径扩大了。

　　老夫老妻的相处也注入新活力。“老李学微信，比生孩子都费劲，一是提笔就忘字，二是字母不会拼。反复教他发红包，隔了一天又忘了！”网名“丽华也”的老人形容老伴学微信的种种窘境，但她笑称，学会微信的丈夫像变了个人，从不做饭的他天天主动做早饭。“微信里不是说了嘛，要想让老婆高兴就做饭，要想让儿女高兴就做牛，要想让自己高兴就做梦……”这是老伴学微信受到的启发和感悟。

　　互联网改变了老年人的生活形态和社交圈，也让子女拥有了更多个人空间。

　　“薇笑”和子女并不住在一起，她不可能像过去的父母那样当面教导孩子，但是她认为哪怕是跟成年的子女沟通也是必要的。“我知道现在的年轻人工作、生活压力都大，在教育孩子方面理念也跟我们不同。但是作为父母，我觉得还是要表明我们的态度，所以经常会在家庭群里做一些沟通交流，看到一些好文章也会推荐给他们。”

　　70多岁的金坛老人李秀英不仅在“云课堂”学习太极拳，她关于未来的想法也很潮：“我的三个儿女都特别孝顺，但我现在也想开了，以后不靠他们中的任何一个。我想去住智能养老社区，按几个键吃的就送来了，也有人上门帮我们洗澡……”

　　过去，退休后的老人窝在家里，接受外界讯息的天线年久失修。有了这张看不见的网，他们的社会融入能力更强了。但是不可忽视的是，现阶段老人的网络交流更多是在同龄人之间。对此，张杰教授表示，老人和子女代际的交流不可或缺，面对面的倾听和沟通不能因此被取代，“网络只是工具，让年轻人和老年人通过它实现更好的沟通，不能让网络成为老年人之间抱团取暖的孤岛！”

　　本报记者 陈 洁

　　老舍先生

　　1997年秋，我来到北京安定门外东河沿8号楼，拜访了时年92岁的著名画家、老舍夫人胡絜青女士。当她知道我来自淮安市周恩来纪念馆，想收集周恩来与老舍交往的一些事情时，老人说：“我这一生永远忘不了周总理对舍予的关心。”

　　舍予和周总理的交往可以追溯到抗战初期。1938年，舍予在冯玉祥身边做事。当时国民党方面的文化人士、共产党方面的文艺名流等齐聚武汉，打算组织一个全国性的中华文艺抗敌协会，以便利用文艺的形式唤起民众，打击侵略者。这个组织让谁领导呢？周总理与冯玉祥协商，最后使用了舍予。

　　舍予主管抗敌文协后，在周恩来倡导下开始学习写话剧、相声和大鼓词等民间曲艺形式的作品，为的是用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进行抗日鼓动。在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感召和周恩来直接帮助下，舍予全身心投身到抗日文化宣传工作中，热心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奔走。那时，舍予就对总理的雄才大略感受很深，深深地为结识了这样一位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而自豪。

　　周恩来在政治上第二次关心舍予，是1949年6月第一次全国文学艺术代表大会上，面对解放区和国统区两股文艺大军在北京汇合的大好形势，周恩来喜悦地说：“现在就差老舍了，请他快回来吧。”

　　由此，当时齐聚北京的文艺界著名人士郭沫若、茅盾、周杨、丁玲、阳翰笙、曹禺、田汉、冯雪峰等30多人联名写信，通过秘密渠道转到时在美国讲学的舍予手中。舍予接信后不顾阑尾炎手术后身体虚弱，立即登船回国，在开国大典后不久就来到北京，开始了他的新生活。

　　1950年5月28日，在北京市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成立大会上，舍予当选为市文联主席。

　　随着新中国的诞生，文艺界也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一大批有贡献的文艺界人士如梅兰芳、程砚秋等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舍予也向北京市文联党组写了入党申请报告，北京市委将报告转呈给了总理。

　　周总理知道此事后，亲自到老舍家里，对舍予说：“老舍先生，你的入党要求我们知道了，在目前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对我们新中国实行孤立、禁运、封锁的情况下，我们认为你暂时还是留在党外好。因为有些事，让我们自己说，或者让我们的党员同志说，都不太方便，而让你一个有声望的党外人士说，作用就大多了，对党的贡献反而会更大，您看呢？”周总理说话从不强加于人，不是发号施令。舍予对周总理的话完全理解，他也十分尊重周总理，就说：“谢谢总理的关心，我听党的，听总理的。”

　　1959年的一个下午，周总理突然造访老舍家，亲切询问他的健康情况。胡絜青告诉总理，舍予前些日子得过严重的气管炎，咳嗽，还吐了血。总理马上关切地要胡絜青谈得仔细一点，并批评为什么不向他报告此事，要求以后不管老舍得了什么病，都要马上向他汇报。

　　那一天，总理和舍予谈了很长时间，一直到晚饭时还没有离去。总理对胡絜青说：“絜青，我饿了，今天就在你们家吃饭。”由于事先没准备，胡絜青犯了难。总理看出了胡絜青的尴尬，说你不要专门准备，你们吃什么，我就吃什么。胡絜青匆忙之中只端上一盘炒鸡蛋和一碟咸鱼，总理见了笑着说：你也是个知识分子出身，和我们家小超一样，不会炒菜。

　　老舍位于东城的四合院（即今北京老舍故居），还是舍予刚回国时花钱买的，常年地面潮湿，屋内凉气大、湿气大，这对经常夜间写作的舍予健康很有害。一次已是春天，舍予还穿着羊皮筒子去参加总理召开的一个会议。会后总理问他这时怎么还穿着羊皮筒子，舍予以实相告。总理听后，当场就给北京市的领导人拨了电话，要他们给老舍家铺上地板。

　　胡老一直沉浸在对周恩来的追思之中，不知不觉谈了两个多小时。我们走前，她吟起自己写的赞誉周恩来的诗章：为理为善为人民，无儿无女无一文。聪颖机智操巨细，宇宙声誉是全人。

　　秦九凤 （作者系中央文献研究会周恩来思想生平研究分会理事）

　　南京博物院复原的养心殿场景。

　　年初一场大雪波及全国23个省区市，很多人顶风冒雪上下班时或许会想，要是能在家上班该多好。这事在今天看似平常，但在清代却是皇帝的享受。南京博物院“走进养心殿——大清的家国天下”特展将展出3个月，其所复原的养心殿，就是自雍正起8位清代帝王的SOHO场所。

　　康熙去世后，雍正以极其隆重的礼节安葬父亲，又以不忍动用先皇遗物为由，将寝宫和办公场所从乾清宫移至西南侧的养心殿。在此之前，康熙曾把造办处设在养心殿，并在这里和传教士学习数学、天文和物理。从此之后，养心殿成为皇帝日常政务活动的中心。

　　养心殿是一座“工”字形的组殿，北边是寝殿，南边是办公室，中间以走廊相连，比起乾清宫，保暖性、私密性和空间分隔更为合理，适用于君臣召对及密谈。走进南博展厅，复原的养心殿正中一间是金碧辉煌的“明间”，黄花梨宝座上方是雍正御笔“中正仁和”匾，宝座后方宽大屏风上是乾隆御制对联和诗文，屏风放大了皇帝占据的空间，也衬托了皇权的威严；宝座前方是一方几案，摆放笔墨纸砚和印玺。这里是皇帝召见大臣、商讨政务和接见官员的地方。除常规陈设外，这里有一对值得留意的碧玉甪端形香薰，传说甪端是一种像麒麟的神兽，能够日行一万八千里，通四方语言。

　　明间的左侧是东暖阁，每年春节，雍正要在此“明窗开笔”，即在窗边设案，在金瓯永固杯中注上屠苏酒，点上“玉烛长调”蜡台，写下对新年的期望和祝福。这些吉语要放进专门的黄匣内封存，年年如此，直到皇帝去世，其子孙也“不许开看”，可以说是天子对天说的“悄悄话”。

　　东暖阁还是太后垂帘听政的地方。1861年咸丰皇帝驾崩，两宫太后铲除八位顾命大臣，在东暖阁正式垂帘听政，大清王朝开启了长达半个世纪太后垂帘的历史。这里还是中国封建王朝的终结地，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携末代皇帝溥仪颁布退位诏书，从此中国再无皇帝。

　　明间西侧西暖阁内的“勤政亲贤”匾，出自雍正御笔，这里是皇帝批阅奏折及殿试考卷、单独接见大臣的地方，殿中对联“惟以一人治天下，岂为天下奉一人”，是他的执政理念。雍正是位勤政的皇帝，在位13年写下1000多万字的批语，今天人们常津津乐道的“知道了”“朕就是这样汉子”“朕平生从不负人”等就是那时写下的。

　　听说过著名的“三希堂”吧，它位于西暖阁西侧，是乾隆皇帝的书房。“三希”有两个来源，一是宋代学者有“士希贤、贤希圣、圣希天”之语，即士人希望成为贤人，贤人希望成为圣人，圣人希望成为知天之人。另一层含义是“三希”指三件稀世之珍：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王珣《伯远帖》。这是一处只有4.8平方米的小房间，但墙上布满对联、匾额、绘画、挂屏和壁瓶，可谓小小斗室“天地尽纵横”。

　　康熙和乾隆都曾六下江南，但雍正在位13年却没出过京城，只有自己生日才放假一天，这种勤政在中国历代皇帝中很少见。他推动的摊丁入亩、废除贱籍、火耗归公、整饬吏治、设立军机处等改革举措，都与养心殿有莫大关系，自他以后清帝国的重大决策基本出自这里。而雍正每天半夜结束工作，从养心殿后门走到寝殿前门只有短短的1.8米，这简直是SOHO的典范。王宏伟

　　什么是终极算法？算法已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我们的生活？著名算法专家、机器学习领域的先驱人物 Pedro Domingos 的新书《终极算法》，详解了机器学习的五大学派。作者提出，每个学派都有自己的主算法，能帮助人们解决特定的问题。而如果整合所有这些算法的优点，就有可能找到一种“终极算法”，该算法可以获得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所有知识，这也必将创造新的人类文明。

　　机器学习并不新颖。Google 会知道我们正在搜索什么，亚马逊会知道我们想买什么，苹果知道我们喜欢听什么音乐，Facebook 知道我们的社交行为偏好。但这些网站没有一个知道我们在一天里所有的喜好和选择。它们只能通过我们先前的点击，而非通过了解我们整个人进行预测。

　　但是，假设有一个算法能同时知道我们在 Google 上搜索什么，我们在亚马逊上购买什么，以及我们正在 Apple Music 上听的音乐，或在 Netflix 上观看的视频，它也知道我们最近的状态和我们在 Facebook 上的分享。

　　关于我们的事，这个算法知道得很多，并且对我们形成了一个更准确、更全面的了解。

　　这种强大的“终极算法”是 Pedro Domingos 提出的假设的核心，他是《终极算法：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如何重塑世界》的作者。

　　机器学习有不同的学派，每个学派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符号学派（symbolists）更多关注哲学、逻辑学和心理学，并将学习视为逆向演绎（inverse of deduction）。联结学派（connectionists）专注物理学和神经科学，并相信大脑的逆向工程。进化学派，正如其名称所示，在遗传学和进化生物学的基础上得出结论。贝叶斯学派（Bayesians）注重统计学和概率推理。而类推学派（analogizers）更多是关注心理学和数学优化来推断相似性判断。

　　所有上述学派解决不同的问题，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而真正的挑战是设计一个算法，解决这些方法尝试要解决的所有不同的问题——单一的一个“终极算法”。

　　我们仍然处在机器学习和AI的早期，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哪里会出现问题，而这将会减缓整个发展进程，带来下一个“AI冬天”。又或者，将来会出现一个新的突破，彻底改变目前的情况。

　　机器学习的进步更像是一场演化。正如微生物的发展速度远比人类更快，机器学习的发展也比人类快，但会到达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这些学习算法会变得太过复杂而不能快速演化。

　　也存在其他的危机。一个“理想的”终极算法将了解有关我们的一切。虽然机器学习需要人类的输入作为启动，但它最终会达到一个点，它会超越人类。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只要它们的目标和我们的目标稍有分歧，可能就足以消灭人类。

　　这只是一种情况。假设我们成功建立了一个能够控制这些超级智能的机制，就类似于蚂蚁创造了一个能够控制我们人类的机制。但是，国家、人们和团体之间存在的利益冲突，可能会引发类似“天网”（终结者）的战争。

　　机器学习如何改变世界？

　　有许多初创公司专注于机器学习及其为生活中的不同问题带来的解决方案；而且，更重要的是，有大型科技公司支持他们。例如，谷歌收购的 DeepMind 专注于医疗保健，利用机器学习研究癌症的治疗；Facebook 的 Chan Zuckerberg Initiative 宣布计划在未来十年投资30亿美元，以帮助治疗、预防和管控疾病。

　　另外，世界上最大的一些科技公司，包括亚马逊、Facebook、谷歌、微软等形成了联盟“Partnership on AI”，以共享他们的大型数据库进行研究，推广好的实践。

　　AI是否将技术的发展引向了一条危险的路径？我们将要成为机器的奴隶，又或AI是将人类引向终极的进步的入口？任何希望了解AI和机器学习的人士都应该阅读一下《终极算法》这本书。最后，让我们借用此书序言里的一句话作为本文的结语：围绕大数据以及机器学习的讨论充满争议，如果你对此感到好奇，且怀疑有比论文上看到的更为深层次的东西，那么这本书就是你进行革命的指南。 新智元 编译

　　互联网和智能手机出现之后，人工智能、基因工程、纳米制造、无人驾驶、机器人、可穿戴设备等各类技术风起云涌。在Moven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布雷特· 金（Brett King）所著的新书《智能浪潮》中，作者创造性地提出，我们已经进入一个被增强了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个人和组织在科技的影响下将会出现颠覆式转变。

　　我们的未来会变成什么样？哪些方面会发生不可逆、颠覆式的变革？谁会是这个时代的真正赢家？作者认为四大关键因素将决定我们今后几年的生活方式：人工智能、智能基础设施、医疗技术以及他所谓的嵌入式和分布式体验。这是一本关于未来历史的书，但更重要的是，书中的故事畅想了未来二十年世界的变化将比过去二百五十年翻天覆地，作者试图让读者思考一个问题：你准备好适应这样的生活了吗？以下为正文摘录：

　　今天我们所探索的科技，将彻底重新定义人类的下一个时代。我建议将下一个时代称为增强智能时代（Age of Augmented Intelligence）或者简单地称为增强时代，因为嵌入式和个人科技将从根本上增强你的日常生活及行为。这一次，世界的改变明显是与个人息息相关的。它不仅仅关乎被颠覆的行业或者我们发明的科技，也关系到你的生活与之前时代的生活相比，将如何在每一天都发生着巨大的变化。

　　就其核心而言，这种转变有关世界连接和协作方式上的巨大改变。简单地将下一个时代归为第二个机器时代，将过于依从经济学家对世界的看法了——基于机器或人工智能的自动化从生产力或就业角度带来经济效应是确凿无疑的，但这并非全部。

　　自工业时代或机器时代以来，社会就不断地受到新科技的影响，不管是蒸汽机还是自拍杆。今天，我们的后代以一月而不是以10 年为单位测量变化。我们见证了价值10 亿美元的公司在比传统企业推出新产品线还短的时间内被创造出来。这种变化的快速性越来越关乎我们作为个体及作为社会整体的应对方式，而非专注于变化背后的基础性科技。

　　作为人类本身，我们对变化的态度是矛盾的。作为一个物种，我们不断地试图发展，迫使自己走得更远，进化、创造财富、探索、发现，提高我们的知识水平并使我们的生活更富裕、更丰盛、更美好。但是，当变化影响到我们的工作、我们自己的家庭或家人的时候，事情就会变得有点古怪，有点错乱。

　　例如，如果某个更有效的制造工艺或先进的计算机算法让我们无用而丢掉工作，那么我们很可能会对此非常不高兴。我们甚至可能抗议，要求宣告这种特定的科技或新的商业模型非法或对其加以限制，或者要求政府免除我们所在行业的关税或税金，以便让陈旧的商业操作继续保有竞争力。

　　现实的情况是，这种新科技的循环已经在过去200—250 年一直重复发生着：新科技作为催化剂促进并产生了全新的行业，但同时也显著影响了就业格局和社会状况。

　　在几年时间内，我们常常看到以不同方式开创出自己业务的新的参与者，占据了发展和利用消费者行为改变的更好位置，而现有的参与者蹲下身躯竭力阻止这些新参与者获得更多的优势。不管这些防卫性的行为是怎样的，所有的情况都是在几年之内完成了颠覆——就业格局发生转变，新的参与者受够了旧有的参与者，或者旧有的参与者被边缘化而幸存下来，占据小型且不断衰败的市场。

　　事实上，从来没有出现陈旧的商业模型或废弃的科技生存下来并占据主导的结局，也鲜有现存的参与者进行重组将自己的业务拆得七零八落并以足够快的速度重新打造自身的情况。因此，这些变化几乎总是具有颠覆性的。

　　（摘编自布雷特·金著，中信出版社出版，《智能浪潮：增强时代来临》）

　　—— 毛泽东读史轶事

　　一部“二十四史”，囊括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风风雨雨。毛泽东读后，则以诗人的笔调说自己，“一篇读罢头飞雪”，他充分感受了其包含的“几千寒热”。

　　“二十四史”，毛泽东从青年时代开始便读过其中的不少内容。但他完整的阅读，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事情。

　　1952年，毛泽东添置了一部乾隆武英殿本的线装本“二十四史”，共八百五十册，两千二百四十九卷，约四千万字。从此，这成为他最喜爱读的一部史书。为了便于阅读查找，他在一些列传、本纪的封面上，用苍劲的笔迹标出传、纪的人名；绝大多数书中，他都作了圈点、断句；有的封面和天头上画着两三个圈圈的标记，《旧唐书》、《新唐书》从头到尾都有圈点勾画，有的地方，他还细心地改正了错字。

　　在《辽史》的封面上，毛泽东除了列出“本纪三十，志三十二，表八，列传四十五，总计为一百一十五卷”的总目数提要，还写了这样一段话：“《辽史》总列一百一十五卷，而本纪、志、表、列传，分数总和为一百一十四卷，错在志十七上，又有十七下，和其他条体例不合，按其他各项体例，则应为十七、十八，应加改正。类推，则志当为三十二卷。”为了一卷之差，竟考核如此之细，在史家中也是不多见的，由此可知毛泽东读史之细了。

　　这部史书，毛泽东生前不知反复看过多少遍，许多册的封面和其他一些地方都磨破了，许多页上还有他阅看时留下的种种痕迹。1958年2月10日，毛泽东为了查证贺知章当时是否带家眷一事，还查了《唐书·贺知章传》。他在给刘少奇的信中说：“复寻《唐书·文苑·贺知章传》（《旧唐书·列传一百四十》页二十四），亦无不带家属之记载。”1959年10月23日外出前，毛泽东指名要带走的书籍中，便有“二十四史”（大字本，全部）、标点本《史记》、《资治通鉴》等。1964年5月的一次讲话中，他说自己被史书迷住了，要把“二十四史”读完，现在正在读《南史》《北史》。1969年6月，毛泽东在武昌期间，深夜里还不知疲倦地再读《南史》中的《陈庆之传》，批注说“为之神往”。直到1975年，毛泽东已经病魔缠身，写字时手都有些颤抖了，可他还是认真细致地再一次阅读这部史书。有三册《晋书》的封面上写着“1975，8”，有五册《晋书》的封面上分别写着“1975，8再阅”、“1975，9再阅”的字样。以上可以看出，毛泽东阅读“二十四史”花费了许多的时间和精力，也是极其认真的。

　　从毛泽东对“二十四史”的批注、圈点、勾画中可以看得出来，毛泽东学习史书，不是每一种都反复看，而是根据他自己的需要和计划来读。他采取的是通读、选读、精读的办法。据曾为毛泽东管理图书达十七年之久的逄先知回忆，毛泽东读“二十四史”时，对于“他认为有意义的人物传记，还经常送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彭德怀等中央领导同志阅读”。读书有乐趣分享，有史识共长。

　　毛泽东读“二十四史”，不单单是一般性地了解中国的昨天，不光停留在知其然上面，而是进一步知其所以然，考得失，明事理，以利于今天改造中国的事业。有一次，他正在大学读书的儿媳邵华期末考试时“中国通史”得了好成绩，毛泽东便让她谈谈刘邦、项羽兴衰的原因。邵华按照所记得的教科书中的内容回答了一遍，毛泽东听后笑着说，这是死记硬背，算是知道了点皮毛，但还没有很好地理解。他又说，要多读史料，多想想，能把“为什么”都说清楚，这一课才算学好了。他还对人谈起：研究中国历史，“必须要扎扎实实把‘二十四史’学好”。

　　毛泽东读史，有一个基本观点是贯穿始终的，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在中国很多古书里，历代农民起义运动及其领袖人物，大都被当作“贼”、“匪”、“盗”、“寇”，任加贬斥。但毛泽东却给他们以很高的历史地位。毛泽东读中国史书，比较喜欢看人物传记，包括农民起义领袖的传记。陈胜、吴广、张角、张鲁、王仙芝、黄巢直到李自成等的传记，他是常要看的，而且还看得很细。如在《旧唐书·黄巢传》后，毛泽东特意画了一张黄巢行军路线图。他认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可以说，在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这个观点始终是他理解中国历史的一把钥匙。

　　（本文选自陈晋主编，广西人民出版社《毛泽东读书笔记精讲》第四卷）

　　批评者是世界上最宝贵的资源

　　当你谈到你的想法时，那些最接近你的人通常都想鼓励你。但那些批评者是宝贵的资源：他们可以深入地告诉你，你的弱点在哪里，你需要改进什么。

　　当你听到这些批评，关于你或你创造的东西并不完美时，这是很痛苦的。但是，任何有智慧的人都能明白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反馈——这是一个改善的机会。

　　你必须尝试那些会错误的方法，然后你的目标就是尽量少犯错。

　　当你第一次创业的时候，刚开始你觉得一切都很好，你的幸福指数很高，然后你会遇到各种问题，幸福感会不断下降。如果你进入任何一个现有市场，面对那些强大的竞争对手，你的产品或服务必须要比他们好得多，而不能只是有一点点优势，因为当你站在消费者的立场上时，你总是会购买值得你信赖的品牌，除非这个产品有很大的差异性。

　　所以，你不能稍微好一点，而是要好得多。

　　你必须有创新思维，而不是创造更好的同一性。你做事情不是只需要好出10％，而是要创造出10倍的价值。想想iPod是如何取代随身听的，或者iPhone是如何取代黑莓的，又或者iPad是如何取代Palm Pilot的？

　　很多创新发明都是跨学科的成果

　　想理解那些反直觉的新事物，我觉得物理学提供了一个最理想的研究框架。比如说，量子力学就是违背直觉的，现实世界似乎并不是那样运转，而事实就是，并可以通过实验高度精确地验证。物理学之所以能够在这些反直觉领域取得进展，就是因为它将事物拆分到最基本的实质，再往上推。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方法，事实上也是了解新事物、探索未知领域的唯一有效方法。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非常善用类推方法，我们做别人正在做的事情，做些微小调整。类推提供了捷径，不需要大量思考，这在日常生活中没什么问题。我们不可能万事都用物理学第一原理，那需要太多计算。但第一原理对于了解新事物极其重要。

　　现在的教育，学生们通常被要求背各种枯燥的公式，却不了解这些公式在现实中代表什么。一个公式所能描述的美妙现实世界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物理的美妙和神奇没有通过教育来传递。

　　我觉得我们应该以问题为重点，而不是以工具为重点。比方说，我们想了解内燃机的工作原理，那最好的方法就是把它拆开，把每个零部件都研究一下，然后再组装起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什么工具呢？我们需要螺丝刀、扳手，以及其他各类工具。当你把内燃机拆开再组装起来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些工具的作用了。但如果反过来，让你先去上一堂关于螺丝刀和扳手的课，那效果就很差了，你很难记住。我们大脑的进化方式是记住跟我们相关的事物，所以一定要建立相关性，不然记忆的过程会很痛苦，也很困难。

　　我创立SpaceX的初衷不是为了创业。2001年，我跟一个朋友聊天的时候，提到为什么我们还没有登陆火星？因为既然在1969年就登陆了月球，那现在也应该快登陆火星了。

　　我访问了NASA官网，想看看有没有登陆火星的时间表，但什么也没找到。后来我了解到，NASA已经放弃登陆火星了。所以我想做一个公益性质的项目，将一个小型温室送上火星表面，起到一个表率作用。

　　如果成功的话，这将是地球生命去过的最远的地方，也是我们认知范围内生命首次出现在火星。所以我们就有了把绿色植物送上红色火星表面的宏伟计划，我想这应该能激起公众的兴趣，从而促使NASA增加预算，那样我们就能延续阿波罗之梦了。这就是最早的想法。

　　我甚至还去了三趟俄罗斯，想买一些用过的ICMB（洲际弹道导弹），用于火星任务。生意确实谈成了。但我这时意识到，之前的想法是错的。我们之所以没去火星，不是因为不想去，而是因为认为没有能力去。大家都觉得没有成功的可能，于是就放弃了。

　　所以我决心创立一家公司，减少太空旅行的开支，同时改进火箭技术，因为火箭技术自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根本没取得什么进展。从某种意义上说，火箭技术还退步了，因为将物质送入轨道需要花费的成本更高了。

　　这就是我创立SpaceX的初衷，不过在公司刚创立的时候，我觉得公司的存活几率只有10%。

　　物理学原理是最有用的，只要好好研究下就能发觉它超出学科本身的价值。另外我觉得量子力学也很有趣，量子力学现象极其违背直觉，总是令人感到不可思议，但却是真实的，我们不能用惯常的思维方式来推断。此外，我们还应该尽可能广泛涉猎各个科目，很多创新发明都是跨学科的成果。我们的知识储备越来越庞大，所以必须能够融会贯通。如果你能把不同领域的知识结合在一起，就有机会创造出超常成果，这里有大把的创新机会。所以我鼓励大家尽可能广泛地学习各个科目。

　　成功者不能盲目跟随潮流

　　很多人问我，成功的秘诀是什么。

　　第一，非常努力地工作：想创业的人，尤其得如此。

　　我跟我弟弟成立第一家公司Zip2的时候，我们租了一间办公室，直接就睡在沙发上，每天跑到YMCA洗澡，而且两人只有一台电脑。我们的网站只能在白天上线，因为晚上我要写程式。就这样，每周工作七天，只要是醒着的时候都在工作。

　　第二，吸引顶尖人才与你共事：企业是一群人集合在一起创造产品或服务。

　　不论你要创业或进入企业工作，关键都在与顶尖人才共事。你应该设法加入一个优秀团队，跟那些让你佩服的人一起工作。创业的话，更要想尽办法，找到最厉害的人才。

　　第三，聚焦在信号，而非杂音（signal over noise）：很多企业混淆了焦点，花很多钱去做一些不会让产品变得更好的事情。

　　在特斯拉，我们从不做广告，而是把钱投入研发和生产设计，不断改进产品。每家公司都应该自问，我们所做的这些事情，到底有没有让产品或服务更好，如果没有，就应该喊停了。

　　第四，不要盲目跟随潮流：物理学研究的第一条原则，不要以类比方式来推理，应该从最根本的真理开始思考。

　　物理学家就是运用这种原则，搞懂一些反直觉的东西，例如量子力学。所以，多利用这个原则来判断，你做的事情是否真的合理有意义，还是其实你只是在跟随别人？如果你想开创新事业、开发新产品，这是最好的思考方法。（作者为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CEO兼CTO、特斯拉公司CEO兼产品架构师）

　　2018年就这样自然而然地来到我们面前，无论我们用什么样的心态迎接她，她都已经真实地融入到我们的每一天、每一刻，并开始记录每一个人的生命新轨迹。

　　我们在毫无准备之中，来到一个“信息的传递拥有了某种宇宙力量的速度”的时代中，电话从发明到普及用了39年时间，智能电话的普及只需要3年； 2017 年华为正式公布人类第一部“智慧电话”，我不能想象这个电话普及速度会是多快。到了2018年，我想有一件事情我们不得不接受，那就是机器正在想办法变得更智慧，人类自身该如何呢？

　　微软前首席执行官史蒂夫·鲍尔默在接受《今日美国》采访时表示，苹果手机根本没有任何机会获得巨大的市场份额，这算是误判吗？今天来看，答案显而易见。但是我更希望大家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理解：如果不融入到时代的变化中，哪怕曾经被证明成功的经验，也会带来误判。

　　最近在重看托马斯·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在这一经典著作中，库恩把包罗万象的思想体系称为“范式”，他说，即使是最严谨的科学家也会常常忽略或者误读数据，以维持占统治地位范式的“一贯性”，并为某些科学理论出现的漏洞进行辩护。是的，我们每个人的思维习惯不同，但是却根深蒂固。

　　也许，在过去的时代里，这些“范式”帮助了我们展开对话和推动进步，但是，当我们来到 2018 年，来到一个数字化时代，这些“范式”已成为了陈旧的过去，它们比毫无用处还要糟糕，甚至会产生反作用。一系列的“颠覆”、“打破”、“爆裂”、“迭代”、“跨界”、“重新定义”等等词汇，被人们变为“常识”，因为快速变化的未来的最根本的特征就是：要摧毁所有“僵化的事物”。

　　就如谷歌公司的执行董事长埃里克·施密特说：“我可以非常直接地说，互联网将消失。”这一系列充满“革命性”的标签，几乎把每一个人都裹挟着进入到这个全新属性的时代，没有喘息的机会，没有停滞的可能，也无法逃脱与躲避，我们几乎在“一夜之间”要成为“数字原住民”，但可怕的是，我们甚至连“数字”意味着什么都还不了解。

　　我们今天谈的很多概念，在以前也许就不成立。比如手机，我并不愿意换它，可是我不得不换，因为我的学生说老师你落后了，证明你落后的地方就看你拿什么手机。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原因就在于手机的内涵变了，它变成了一个人看世界的窗口，如果你仅仅依赖一个传统的手机，就意味着你看世界的能力已经变得落后于时代。

　　这是一个持续变化的时代，时间轴变短导致稳态几近消失，新范式的颠覆性变化来得越来越快。在这样“变”的时代里，没有人可以成为旁观者，因为任何一个“停滞”或者“侥幸”都会被瞬间淘汰。如何在“变”中安身立命？如何与时俱进？如何成为一个时代者，而不是一个被淘汰者？这是 2018 年开篇就需要我们接受的挑战，为此，我们该做些什么？

　　答案是：要知道什么是“不变”的！

　　商业本质就是回归顾客价值，不会变。亚马逊创始人杰夫·贝佐斯在一次演讲中讲到：“人们经常问我，未来 10 年什么会被改变？我觉得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也很普通。从来没有人问我：未来 10 年，什么不会变？在零售业，我们知道客户想要低价，这一点不会变。他们想要更快捷的配送，他们想要更多的选择。”

　　保有生活的意义，不会变。我们生活在充满动荡的时代中，因而对生命意义的追寻成了强劲的动力，在面向未来的大趋势中，精神力会呈现出关键的价值，技术会让人们更加容易相互连接，并要求高度协作，如果找寻不到彼此认同的价值观，或者内在的隐含的意义，人们是无法处理因为“变”而带来的、更为复杂的内容与快速迭代的现实。

　　良知，不会变。在一个技术潮流以前所未有之势冲击现实的世界里，天赋中的善、同理心、爱愈发显得珍贵，它们应该被置于一切所追求事物的核心，因为，“恶意因素在复杂系统中无处不在”，网路安全专家斯蒂芬妮·福雷斯特指出，“生物系统、生态、市场、政治系统，当然也包括互联网，均是如此”。相比较于这样的环境，成功的关键在于内在的力量，也即是你天赋中的道德意识——良知。

　　行动才会让你找到路径，不会变。我总是记得头条新闻评价“阿尔法狗”与李世石对弈中，“阿尔法狗”历史性的那一手棋：“这一手展示出了如此深刻的人类特性——即兴创作、创造性、甚至是某种优雅和魅力。我们由此得知，这部机器拥有灵魂。”我不懂棋中之乾坤，我只是不断琢磨，如果“阿尔法狗”没有做出的这一手不同寻常的选择，因为它计算得到的结论是，“人类下这一步棋的概率是万分之一”，但是它却选择了下这一步，正是这一步，让其拥有了“灵魂”。这是这场世纪大对决带给我的真正的震撼，如果我们不迈出一步，不去展示人类的特性，淘汰也只能是人类自身。

　　这是一个没有旁观者的时代，每个人都需要真切理解到：“以指数速度发展的并不仅仅是技术，改变自身也在以指数速度发生。”因此，我鼓励我自己，也同样鼓励你：不要认为自己可以抽离依然按照自己习惯的逻辑生活着，不要侥幸地认为改变只是别人的事情与自己无关；不要让过去对你产生太多的影响而无法接受未来，不要让喧哗的世界困顿你而无法安静，不要让“变”的动荡胁迫你而无法选择，不要让挑战冲击你而无所适从。要记住，人类特性——即兴创作、创造性、甚至是某种优雅和魅力，我们唤醒本能即可。

　　科幻小说作家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曾经说过：“未来已来，只是尚未流行。”在一个「变」为真实的世界而言，我说：未来已来，而且正在流行。

　　愿你我成为一个时代者！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管理学讲席教授、BiMBA商学院院长）

　　鲁迅的失误

　　【铜钱为何用“文”“贯”计量】

　　“文”可以表示文字，如“甲骨文”“钟鼎文”。铜钱圆形内有方孔，一面有文字，如“开元通宝”之类，故称铜钱一枚为一文，如词语“一文不值”。大量铜钱为便于携带，常用绳子从中间方孔贯穿而过，通常一千个一串，叫一贯，如词语“万贯家产”，如著名传统戏剧《十五贯》。

　　【古人也有住房情结】

　　古代家庭成员或亲属的各种称谓，有很多与房屋结构有关。古代男子有妻妾，妻称为“正室”，妾称为“偏房”“侧室”。父母称为“高堂”，尊称别人母亲“令堂”。古代很多家庭几代人同堂而居，叔伯兄弟的子女间关系称为“堂”；而“外”“表”等称谓则说明不在一起居住。

　　【忽必烈给赵孟頫相面】

　　相面术认为“天庭饱满、地阁方圆”属大富大贵，有王者相。元书画家赵孟頫字子昂，相传是赵匡胤11世孙。元世祖想用他，臣下认为他是宋宗室，恐日后谋反，世祖决定先相个面。明《濯缨亭笔记》：“世祖召见之……使脱冠，见其头尖锐，乃曰：‘不过一俊书生耳！’”当即给他封了官。

　　【朝廷为何称“庙堂”】

　　范仲淹《岳阳楼记》：“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其中“庙堂”指朝廷。为何如此指称？庙，原指祖庙，君王的祖庙叫太庙。而庙堂，即太庙的明堂，君王祭祀议事的地方。王逸注《楚辞》“庙堂”：“人君为政举事，必告于宗庙，议之于明堂也。”后世朝堂与太庙分开，但仍沿称为庙堂。

　　【秦朝以身高量刑】

　　现代刑法以是否已成年的年龄标准作为量刑依据，秦朝虽建立了户籍管理制度，但相关档案还不健全，人的年龄较难认定。根据1975年湖北出土的云梦秦简，秦朝以人的身高作为承担刑事责任的衡量标准，男子六尺五寸（约150厘米）以上、女子六尺二寸（约140厘米）以上，才承担相应刑事责任。

　　【鲁迅的失误】

　　“智者千虑，也有一失。”鲁迅在《言论自由的界限》中提到：“焦大……从主子骂起，直到别的一切，说只有两个石狮子干净”，然而《红楼梦》第七回焦大所骂根本未涉及石狮子，而是六十六回柳湘莲讽刺宁国府：“你们东府里除了两个石狮子干净，只怕连猫儿狗儿都不干净。”看来是鲁迅记错了。

　　【双面人沈括】

　　沈括著《梦溪笔谈》，在科技史上有重要地位，但是个两面派。他充当王安石变法马前卒，但王被贬后立刻拟万言书告新法荒谬祸国。王称他“壬人”即奸佞小人。沈拜访苏轼，临走求了几首诗，回家就挑刺，告苏诽谤朝廷，推动了乌台诗案发生。《宋史》评其“首鼠乖剌”，死后连墓志铭也没人写。

　　【张飞表字并非“翼德”】

　　《三国演义》中张飞常自称“我乃燕人张翼德也！”但在成都武侯祠张飞像前木牌所书其表字却为“益德”，怎么回事？查《三国志》：“张飞字益德，涿郡（古属燕地）人也”。看来其字确为“益德”。不过《演义》作为小说当然可虚构，况且，“翼德”还比“益德”更与名“飞”相配。

　　洋桶壶 谈伟光摄

　　不能想象，乡下的老茶馆若是消失了，那人们还怎么活下去。那茶叶，粗的；那茶壶，不但粗，还拙笨。窑场上的废壶，瘪的无妨，残的无妨，只要不漏水，拣了来，用久了，一样放出黯光来。那是人气，俗世称包浆。几十年、几百年，那包浆如镜子一般，照见人的前世今生。

　　工艺粗糙、样式僵板、泥料不纯的茶壶叫“乡坯”，有钱人不屑用手摸它，文人雅士更不屑用正眼瞧它。于是，大量的乡坯就只能进入百姓的寒舍，乡村的茶坊。村人说，城里小姐生伢，乡下婆娘也生伢，管它什么乡坯不乡坯的，那壶里全是百姓的乐子呢，没有茶叶也成，大麦炒一炒，比茶叶还香呢。一壶一壶喝下去，一样舒心润肺。有时候，人就是活一壶茶，人的精气神全在壶里。那壶跟着人的姓名，寿根、春生、坤大、来福、根宝。人叫什么，壶就叫什么。人走了，壶也跟着走，入那黄土，几百年后坟被扒了，壶又重见了天日。壶默默无言，壶不可能说咱几百年后还是一条好汉。

　　黄龙山下农民王老二的喝茶生涯持续了一个花甲。他每天清晨起来，去自家地垄拔几把青菜，摘几只茄子、青椒，放进一只把子弧度很长的竹篮里。搭背在肩上，然后踩着清晨残月的光亮，去一箭之地的蜀山南街茶馆喝茶。因为是老茶客，一个靠窗的座位是为他留着的；王老二一张隔夜的黄脸，在老茶客们的招呼和攀谈中慢慢鲜活起来。茶馆老板知道，王老二口袋里并无茶钱，不过无妨，茶还没喝到一半，王老二就会站起来，把茶壶盖子反盖在壶上，这个约定俗成的动作表明，他过一会儿还要回来。他去了哪里呢？老茶客们都知道，他去菜市了。他蹲在小街的街沿石条上，不用吆喝，一会儿就把那些带着露水的青菜和茄子青椒卖了。这样，农民王老二不但有了茶钱，他还有余钱买两根油条，但他自己是不吃的，一根留给儿子，一根留给老娘。这个规矩，茶馆里的人都知道。那他自己吃什么呢？两个山芋，是自己带来的，就藏在兜里。就着茶水，听着茶馆里的各式故事，王老二吃得很香。

　　这壶茶一喝就是60年，王老二在这里接一口气，人生里太多的风霜、劳累、委屈、不平，都被这壶茶浇却得干干净净。有一天，王老二喝茶的位置空着了。不过，并没有人占他的位置，好像他还在那儿喝茶。后来许多天，王老二一直没有来。有人捎信来说，王老二来不了了，他已经去了黄泉，大家一阵唏嘘。王老二没来得及带上那把喝茶的老壶，那把壶一直被冷落在壶架上吃灰尘，后来被一位城里来的先生收走了，说那壶虽然是乡坯，但上面有一个花甲的包浆呢，这壶应该进博物馆。于是，农民王老二虽然殁了，但他进民俗博物馆了，这事一直被茶友们议论着，最终还是老大不解。

　　王老二是走了，但他有个儿子，我们且叫他王小二吧。这孩子念书聪明，一直念到硕士。然后在深圳发展，据说赚了很多钱。当然人也辛苦，压力大；三十出头就谢了顶，背也有些小驼。王小二某次带着老婆孩子回家，算是衣锦还乡吧。去民俗博物馆参观，无意间就看到了父亲王老二用了60年的那把壶。起先他并不知道，这壶跟他父亲有什么关系。讲解员嘴勤，把个王老二说了半天。王小二听着听着眼泪就下来了，隔着玻璃橱窗，他突然闻到了父亲的气息，那壶上的包浆，与父亲的额头很是相像。他甚至听到了父亲在喝茶时，喉咙口那种舒畅的呼噜声。他跟博物馆商量，愿意捐一笔资金，只是要把父亲的壶要回来。这事并不好办，哪有进了博物馆的东西，还有要回去的道理？不过，这世界上只有不诚心的人，没有办不成的事。王小二请动了当地一位领导出面协调，并把捐款增加了一倍。说到底，也不是什么名家的壶，不就是一把乡坯吗？

　　王小二拿着这把壶走进了父亲当年喝茶的茶馆，坐在父亲的位置上，听老辈人说他父亲当年的故事。一个立体的父亲，在朝他走来，他发现父亲原来在这世上有许多乐趣。那一刻，他理解了父亲在这里喝茶的原因，甚至他也想就在这里慢慢喝下去。他蹲在父亲当年卖蔬菜的街沿石上，谛听父亲哼着轻快的小调，他相信那时的父亲有一份自在与恬淡。王小二明白了一个道理，一生清苦的农民父亲，自有一种向生活讨乐趣的能力。这种能力与性情有关，与地位无关。王小二突然觉得，父亲比自己富有得多，也幸福得多。

　　王小二走在小巷里，这小巷一年四季都飘着茶香。无论时代兴衰、王朝变更，壶中沸水依然滚，茶里言语扑面香。太多的王老二把年华留在了一壶茶里，泡老了悠悠岁月，慰藉着百年人生。门楣寒碜的老茶馆里，那一排排黑苍的紫砂老壶，不知抚慰了多少潦倒失意的心灵，承载了多少普通人的欢愉和惆怅。垒起七星灶，砂壶煮三江；一个砂壶四个杯，风清月朗美紫砂。莫说它支撑着一个乾坤，也莫说它汇聚着绵绵浩气；就念叨它还能记叙些昨夜长风吧，就不枉它还能寄托些人生的念想呢。

　　最近流行所谓“佛系青年”，一些年轻人以“佛系”自诩，有一种与世无争，超脱凡俗的意味。它既是一种生活态度的表达，又是一种自我认同和自我认可的努力。这种生活方式的观念很有意味，也投射了年轻人的某些精神侧面。

　　这种潮流有很深的背景，是一个“中等收入群体”为主流的社会已经完全形成之后所出现的情况。应该说，一个相对已经开始成熟的中产社会形成，一个相对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已经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和现实作用。90后等新一代的年轻人，已经是在一个普遍的中产社会中开始进入职场。他们现在所置身其中的社会，已经和过去有了非常深刻的变化，“佛系青年”正投射了这样情境中的某种心态。

　　一方面是社会向上的竞争对于年轻人形成了压力，让很多人焦虑和困扰。当下社会，市场经济的规范相对成形，社会的发展进入了相对成熟的轨道，发展已经相对平稳，规范也相对越来越严格。一般人要快速有所成就，除了在一些特殊的领域之中，并不非常容易。但同时，一些在IT行业或演艺行业年轻人的成功，也在提供着某种“出名要趁早”的暗示，这些往往让年轻人倍感困扰。另一方面是现在主流的中产家庭的年轻人其实温饱无虞，就是家境差一些的，也并不存在生活上巨大的压力。这就是下有保底的，生活水平不会大幅下降。但向上又发现要付出巨大的努力，竞争相当激烈。这样就往往不愿意承受剧烈竞争的压力，愿意选择容易的路。

　　这很像大前研一曾经描述的日本“低欲望社会”的状况。生活简单化之后，发现还是相当容易的，而要取得一点成功和进步，则要付出相当的努力。“佛系青年”能够出现，是因为社会在这些年的高速发展中积累的财富，给一般家庭提供了相当的基础。不少一般的中产之家，上两代人有房产的不少，下一代可继承的财产其实远超想象。就是不少在北京工资很低的初级白领，可能父母祖父母在县城就有好几套房，打拼不顺，回家还是没问题的，基本的生活其实是有支撑的。有些人大学毕业，没有合适满意的工作，就可以先休息，不着急工作，这是整个社会“中产化”的直接后果之一。

　　实际上，“佛系青年”往往并不是对发展进步无所谓，而是用这个说法来平息自己的焦虑，是对向上竞争的一种厌倦疲惫。他们其实没有忘记竞争与进步，但又没有具体的行动路径，或者怕这行动路径太过于艰苦。要取得更大成功往往需要十五年左右持续奋斗，必须要有相当长的时间和相当大的付出之后 ，才会有明显的进展。况且，这个过程中还有相当的不确定性。与此同时，现在一般中产生活的物质差距相对并不巨大，社会的认可也往往见仁见智，成就感带来的效应也并不明显。努力带来的进步有其不确定性，而现实的生活保障则有其确定性。因此，动力不足也是常态。

　　“佛系青年”的观念作为某种心情的调适有其积极意义，作为一种心理和生活中的修养也还是有价值的。追求心灵的某种感悟，更多地具有超越感，在心理层面上有这样的一种心态反而可以积极面对困难和挑战，更好地面对挫折和成功。放平心态，放下焦虑，这样反而可以坚韧些，同时也可以感受到一种精神超越的体验，这种体验对于人生也有其更高的价值，并不宜简单地视为对生活的逃避或消极的人生观。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生活的丰富性带来的更多的可能性，也反映了当下价值观的多样性。

　　但总体上来说，一般人把这作为人生的全部就不适宜。没有奋斗和努力，社会和个人都难以发展，社会也就难以有更大的向上提升的空间。同时，社会也应关注年轻人的未来，为他们创造更多不同的上升渠道和空间，让他们在社会上有所作为。这些都是社会发展在当下面临的新议题。

　　我与新华日报征文

　　八十年代中期，艾丰来江苏采访，曾对我说，当有人邀请你讲新闻采写，不要拒绝，它会逼着你深入思考一些问题，对自我提高大有裨益，我醍醐灌顶。之后，再有人相邀，我都欣然答应，果然颇有收获。

　　可当时任新华日报总编辑的周跃敏要我给他们回来开会的驻地记者“讲讲”时，我却发憷了：大家都是记者，把戏人人会玩，各有巧妙不同，这怎么讲啊？但一想到我们老站长颜世贵当年只身一人来江苏建站，新华日报一直无偿提供办公用房，马上就答应下来，就算作是“房客对房东的情意”吧。

　　我停下手上所有活计，思考怎么讲，讲什么。

　　怎么讲？以前的讲座，对象基本是新闻界之外，而这次是“界内”，因此，我不能当“直流电”，要做“交流电”。我坦诚相告，作为人民日报驻江苏记者，对新华日报进行研读，是工作的一部分，各位的得意之作，我心里基本有一本账。在座的有好几位获得过中国新闻奖，有好几位出了新闻业务专著，我也都读过，目的当然是希冀“借我一双慧眼”。

　　讲什么？俗语说：真人面前不说假话，我扩而大之：不讲大话、远话、教科书上的话。我豁出去第一次在公开场合讲了自己的三个新闻追求：从喷泉里出来的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是血；人一能之，我十能之；言而无文，行之不远。有人说记者是无冕之王，我决无此优越之感，却欣赏这样的定位：见小不大见大不小。采访先进人物，坦率地说，有些能做到，有些还真做不到。采访紫金山天文台老台长张钰哲，我提出想去他家里看看，获得同意，果然有所发现，并写入了《巡天遥看一千河》。

　　记者，记录之人也。但光是会记是远远不够的，还要善问，这需要记者有见识有见解，是一个思想者。肖伯纳说，你我都有一个苹果，交换了还是一个苹果，你我都有一个思想，交换了都有两个思想。其实，高明的记者还应能产生第三个思想。采访时要善于同对方交换，使对方也感到有所收获。

　　有关部门组织多家媒体集中采访，我谓之同台竞技，见报之后，我都要到阅览室把兄弟报纸一一阅读，“观摩演出”。作为驻站记者，我基本不催稿子，因为我驻站前干的就是编辑，深知编辑见了好稿都会眼睛一亮，基本上是好稿大家抢，孬稿大家“让”。周正荣主政扬子晚报时，我采访他问到：您现在怎么不写稿了？他雄赳赳答道：报纸就是我的作品！

　　对于坊间大报记者小报记者之说，我则别有嗔言：大报记者写小（短）稿子，小报记者写大（长）稿子。我还感叹：要是一直置身编辑部，自己的新闻素养还能提高一截，因为报社高手如云，天天都是“我的大学”。

　　除了讲“我”，还讲“我们”。我介绍了人民日报对记者的要求是四个字：高人一筹。要求做到“不到现场不写稿，不是自采不署名，不经核实不发表”。原记者部主任林钢与我们一道骑自行车去熊猫集团采访，党办主任蒋广华告诉他，老颜同我们是热线联系，有事来，没事也来。老林马上对我说：“这个没事也来好，这才叫交朋友”。时任记者部主任的杨振武要求记者：“站在天安门想问题，走在田埂上找感觉”。人民日报安徽记者站站长张振国原是马鞍山市委秘书长，他的名言是“稿子就是儿子”。五十年代从新华日报调入人民日报的章世鸿任上海站首席记者，告诫青年记者：一周一定要有半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对采访进行反刍。记者部老主任田流说，记者眼睛一睁就是在工作，一天只干八小时的人是做不了记者的。

　　我还讲了在人民日报记者会上说过的一件事。新华日报的一次入社教育会，一位老记者言之谆谆，你们将来一定能超过我们，台下一新进人员听之藐藐，对同伴耳语，“我现在就超过了”。我对此语的评判是半错半对，起码另一方面，也启发我们年长者要不断学习，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会后，好几位记者称此事是第一次听说，问我这小子是谁，我小有惬意：哈哈，就冲着他们这分好奇，我的“讲讲”就算没有白讲！

　　我与新华日报征文

　　十八岁那年，我还在南京27中学读书。斯时正是文革中期，因父亲1957年被打成右派，我在学校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备受歧视。正是这种屈辱环境下，我偷偷读了大量禁书，心底悄悄萌起作家梦。别的同学还在为写作文能不能完成老师规定的500字发愁，我却常常出手就是千字文。记得有一次写兴起来了，洋洋洒洒5000多字，一篇文章就把一本作文簿全写完了。幸亏我的班主任赵光德是个语文老师，且经常在《新华日报》上写一些影评，对我的任性不但宽容，且喜欢，多次将我文章在各班朗读，让我感觉颇有面子。尤其是当那些我暗恋的女生向我投来敬佩的目光时，我更是热血沸腾，写作也格外来劲。其实当时上课时间不多，短短一学期还要去农村“学农”、工厂“学工”、部队“学军”，真正坐在教室学数理化没几天，写作文露脸的机会也就不多。于是，我斗胆将一次学农活动和同学们在城墙根下割草给贫下中农送去沤绿肥的事情，精心编造，创作了一篇5000多字的小说。写完后自觉不错，就投稿到《新华日报》了。

　　当时南京城没有其他报刊，唯一发表阵地就是《新华日报》。我当时胆子也够大的，堂堂省党报，一字千金，我一个初出茅庐的文学青年，就敢去投稿，这也叫初生牛犊不怕虎吧？或许潜意识里，也是因为我的老师在上面发表过文章，我也有试一试的冲动。另外，当时没有什么文学刊物，《新华日报》上的副刊我很喜欢，几乎每期必读。读多了就想，自己何不试试？于是就一张邮票寄出去了。

　　记得这是1973年春天的事。稿子寄出后，我惴惴不安，天天到学校传达室看有没有我的信。因为我估计这就是一次投石问路，稿子十有八九会被退回来。退稿不能被别人知道，丢死人！大约两个月后吧，初夏的一天，快要放暑假了，教室外蝉鸣声声，我正上着课，赵老师突然把我喊出教室，一声不吭，领我进办公室，严肃地发问：怎么回事？《新华日报》来外调函，调查你政治面目。你在外面惹了什么事？

　　我当时头脑嗡的一下，脸皮滚烫，额头上汗珠滚滚，眼盯着脚尖，嗫嚅着说，我写了篇小说，投稿……

　　啊？赵老师双手抓住我肩膀，兴奋得连声音都颤抖起来：你说什么？你给报社投稿了？他兴奋地转了一圈，搓着手说，原来这么回事，原来这么回事……好，你回去上课吧！

　　就这样，我的第一篇处女作《送草》，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它让我瞬间成了校园名人，也奠定了我的一生——那年秋天毕业，因为当时全国还没有恢复高考，按区段我应该插队到江宁，江宁县文化馆早早给我预留了一个位置；因为我哥哥姐姐已经插队，按政策我应留城，秦淮区文化馆打听到后，也派人提前和我联络……就这样，一篇文章，决定了我一生的前途，也成就了我今天仍在坚持的新闻理想和文字人生。

　　我后来才知道，实际上政审函来校时，当时主持工作的工宣队长一听说我的文章要在党报上发表，坚决不同意，说怎么能让一个狗崽子的文章在无产阶级新闻阵地上发表呢？是赵老师慷慨陈词，据理力争，据说跟工宣队长一直从办公室吵到操场上。幸亏他曾在报上发表过文章，在区里也算是个文化名人，且懂得党的政策，最后队长才悻悻作罢。我生命中的另一个贵人是当年主持《新华日报》副刊的王劭老师，当年我只知道他的笔名叫高风。我一个籍籍无名的中学生，和他素昧平生，他却如此认真地奖掖后进，提携新人（稿子发表后，我曾认真地和原稿对照，发现修改不下十处。且修改后的词句，的确比原来准确得多），让我深受感动。更让我感动的是，许多年以后，当我也以另一家报社副刊主编的身份和他在省副刊协会共事时，我激动地说起这事，并且虔诚地举酒当面向他道谢，老头儿却呵呵一笑，说，哦，还有这事？然后，这位我尊敬的老前辈、老报人，轻轻端起杯子，淡淡地说，这种事一辈子干得多了，不必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