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

被继承人朱某于2022年死亡，原告朱小某（2017年11月出生）主张其为朱某非婚生子，将朱大某（朱某婚生子）诉至法院，要求继承朱某名下房产份额。朱小某为证明其与朱某具有亲子关系，提交其母亲分娩时产科手术知情同意书（有朱某签名）、医院出具的《出生医学证明》（载明父亲为朱某）、公安机关出具的落户审批表（显示朱某确认父子关系）等证据。审理中，被告朱大某否认朱某与朱小某之间存在父子关系，并向法院申请亲缘关系鉴定，以判定其与朱小某之间是否存在同父异母的兄弟关系，但朱小某予以拒绝。

【评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配偶、子女、父母是被继承人遗产的第一顺位继承人，由此本案争议焦点即为原告朱小某与朱某之间是否存在亲子关系。对此存在两种不同的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亲子关系的真实性是继承权行使的前提，在原告拒绝配合亲缘关系鉴定的情况下，法院应推定朱某与原告不存在亲子关系。

第二种意见认为，原告提交的证据已形成完整链条，能够证明朱某与原告之间存在亲子关系，同时民法典第一千零七十三条规定，对亲子关系有异议且有正当理由的，父或者母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或者否认亲子关系。即请求否认亲子关系存在的主体，只有父亲或者母亲。虽然被告朱大某是继承纠纷的当事人，朱小某与朱某之间是否存在亲子关系，与朱大某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但其无权否认原告朱小某与朱某之间的亲子关系，对其提出的亲缘关系鉴定申请，应不予准许。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理由如下:

其一，原告提交的证据已形成完整证明链条，足以认定亲子关系成立。亲子关系的确认并不必然历经亲子鉴定或亲缘鉴定程序，血缘真实并非认定亲子关系的唯一条件，基于自然血亲、拟制血亲形成的亲子关系，均应受法律保护。本案中，与原告出生有关的医院手术知情同意书、出生医学证明，与原告落户有关的公安机关出具的无户籍人员落户审批表等证据，足以形成完整证据链，推定朱某与朱小某之间存在亲子关系。

其二，请求亲子关系否认的主体具有人格专属性质，被告并非适格主体。民法典第一千零七十三条明确规定“父或者母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将主体严格限定于父母本人。亲子关系否认权具有人格专属性，朱某死亡后，相应的亲子关系否认权即因死亡的事实而消灭，故被告朱大某作为被继承人朱某的其他成年子女，并不具备否认亲子关系的主体资格。朱大某申请亲缘鉴定，其目的在于否认朱某与朱小某之间的亲子关系，实质上是通过技术手段变相突破法律对主体的强制限定，违背立法者设置该条款“防止第三人随意动摇已稳定的亲子关系”的核心目的。

其三，价值衡量层面应贯彻“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四条确立的“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在本案中具体体现为对八岁原告身份安定性的保护。现有证据能够证明朱某与朱小某存在亲子关系，若因被继承人朱某死亡即允许第三人启动亲缘鉴定程序，将迫使未成年人陷入自证血缘的伦理困境，这明显有悖于“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

薛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