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

2024年12月3日，周某通过中间人联系有偿陪逛人员王某，以试衣服为由将其带至某服装店。在王某试衣服时，周某假意帮忙拿包，趁其不备将包拿走并逃离（内有价值880元手机）。同日，周某以同样手法拿走有偿陪逛人员谢某的包及苹果手机（合计价值8230元）后逃离。

【评析】

第一种意见认为构成侵占罪。第二种意见认为构成诈骗罪。第三种意见认为构成盗窃罪。笔者同意第三种意见。

盗窃罪的核心在于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他人占有的财物。本案中，被害人试衣时虽暂时将包交给周某，但未明确将财物控制权转移给周某。随身财物即便短暂脱离身体接触，仍属被害人事实占有范畴（如商场试衣间内的衣物、手机）。周某趁其不备取走财物，属于违背被害人意志的占有转移。周某的“试衣服”欺骗行为仅为创造作案条件，其获取财物的关键手段是秘密性窃取，符合盗窃罪的构成要件。

诈骗罪的成立则需要被害人基于错误认识而自愿处分财产。本案中，被害人让周某“帮忙拿包”属于临时委托看管，而非处分所有权或占有权。周某的欺骗行为“试衣服”未使被害人陷入主动交付财物的错误认识，财物转移完全基于周某的秘密窃取，与诈骗罪的自愿处分存在本质区别。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判例也明确，如果欺骗行为只是为实施盗窃创造条件，而被害人并未因此自愿交付财物，则应当以盗窃罪论处。

从侵占罪的角度来看，该罪要求行为人合法占有他人财物后拒不退还。但周某从未合法占有被害人财物，其帮忙拿包的临时接触仅为短暂持有，未形成刑法意义上的合法占有（如借用等）。被害人始终对财物保持实际控制，周某的行为属于直接窃取，不符合侵占罪“变占有为所有”的构成要件。

在量刑方面，周某两次作案的财物价值累计达9110元，已经达到“数额较大”的入罪标准。虽然其选择有偿陪逛人员作为作案对象可能反映出一定的预谋性，但这并不影响罪名的认定，只是在量刑时可以酌情考虑。需要强调的是，无论被害人从事何种职业，其财产权利都应当受到法律的平等保护，法律对侵财犯罪的评价应以行为本身为核心。

徐燕群 王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