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

赵某驾驶的半挂车与胡某驾驶的电动自行车发生碰撞，导致胡某当场死亡。涉案车辆在保险公司投保交强险，在某汽车服务公司购买车辆安全统筹100万元。胡某的亲属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赵某等被告赔偿各项损失合计124万余元。法院判决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赔偿18万元，汽车服务公司在安全统筹限额内赔偿100万元。因汽车服务公司无可供执行的财产，原告未获得实质赔偿。

【评析】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涉案的车辆安全统筹是否等同于商业保险。

按照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一十三条的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先由承保机动车强制保险的保险人在强制保险责任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承保机动车商业保险的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予以赔偿；仍然不足或者没有投保机动车商业保险的，由侵权人赔偿。这样规定的目的在于减少当事人诉累、提高诉讼效率，既尊重当事人基于诉讼的意思自治，也有利于承保商业险的保险公司行使诉讼权利。但事实上车辆安全统筹并不是商业保险，本案的判决实际导致原告利益受损。

汽车服务公司并非承保机动车商业保险的保险人。根据保险法关于保险公司的设立、经营规则等规定，保险公司的设立应当经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批准，否则不属于法律规定的保险机构。本案中的汽车服务公司并非依法设立的保险公司，其营业范围也没有保险业务，其法律地位并不是承保机动车商业保险的保险人。

涉案车辆安全统筹并非商业保险。虽然安全统筹单看起来与商业三者险保单相似，但实质上只是车主和汽车服务公司订立的民事合同。车辆安全统筹实质是一种风险共担模式，由参与者缴纳统筹金，形成资金池，用于事故后的赔偿、车辆维修等，帮助参与者分散经济损失，一旦资金池失去资金，则无力帮助车主承担赔偿责任。

法院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法院判决突破了合同相对性原则。合同仅对缔约方产生效力，任何其他人不享有合同上的权利，民法典规定保险人可以直接向第三者赔偿保险金，是基于法律明确规定而突破保险合同相对性原则，但本案中的安全统筹合同不是保险合同，没有法律规定可以突破，因此不可直接判决由汽车服务公司向原告进行赔偿，且本案中汽车服务公司已经无力赔偿，原告利益受到实质侵害。

综合本案案情，法院应当判决由侵权人赵某承担赔偿责任，赵某可以再向汽车服务公司主张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