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新冠肺炎疫情的报道中，情感性元素深刻地影响了主流媒体的新闻实践，并以此形塑了新闻产品的呈现形态，具有突出的共情化传播特征。广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黎藜和研究生吴嘉恩在《传媒观察》2021年第8期发表论文，以共情传播为视角，从报道议题、叙事结构以及表达方式三个层面对《人民日报》疫情的报道进行分析，发现情感话语作为一种激活受众的共情因子与提升传播效果的策略在《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的报道实践中被频繁使用，发挥了正面的舆论引导作用，同时情感性的故事呈现延拓了共情的深度与广度，撒播了展望未来的积极情感。 “情感性”的新闻实践为重新设想专业理念提供了基础，即“情感性”可被纳入新闻价值的要素当中，成为可能的新闻选择标准。

近年来，情感性成为欧美新闻实践中日益受到关注的话题。在“新新闻主义”“文学新闻学”“非虚构写作”等新的新闻实践中，情感这一与传统新闻价值客观性二元对立的元素成为新闻报道的重要呈现方式，这对中国的新闻实践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以《人民日报》关于新冠肺炎疫情的报道为案例，研究情感性因素如何影响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主流媒体的新闻实践，这种传播策略在疫情常态化的背景下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对于未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主流媒体舆论引导作用的发挥亦具有可资借鉴的实践意义。

激活共情因子：疫情新闻生产中的情感实践

疫情笼罩之下人们处于同一相似情境之中，这一“风险社会”为共情现象的产生提供了空间。情感话语实践作为一种激活受众的共情因子与提升传播效果的策略在《人民日报》疫情报道实践中被频繁使用，成为其报道框架的一部分。

（一）共情议题：以人性为核心宣扬正面人物形象

《人民日报》将报道主题锚定于观照特定个体的内心状态与现实遭遇，透视事件中的“人性”，从而构建精准共情。

经过对《人民日报》新冠疫情报道的文本分析，发现其彰显人性的报道侧重于讲述不同个体独特的抗疫故事，援鄂志愿者、环卫工人、餐饮经营者等平凡的人是最常出现的人物形象。尽管人物外在形象与内在品质各不相同，但诸多文章呈现的故事主题内核相对一致。《武汉送餐夫妻的24小时》聚焦于经营餐馆的夫妻在疫情危难时刻肩负起为医护人员送外卖的使命，通过“人物故事化”的操作手法，反映的是在疫情之下平凡人不平凡的作为。聚焦人物经历，以讲述故事为中心的报道包含了共情传播的两层意涵，首先在认知情感层面，就《人民日报》本身而言，剖析平凡的人性在抗疫中的光辉，其最终指向皆为塑造“英雄”的人物形象，在与现实语境相契合的同时，满足了读者对于抗疫人物的想象，从而促成了“感动”“钦佩”等共情表达。另外，通过塑造典型教育与感化民众是我国新闻事业一贯的重要工作内容，在抗疫的背景下，作为正面舆论引导的主力军，主流媒体刊发的一系列讴歌英雄的作品，具有重要的舆论导向价值，其意旨在于促进社会凝聚力，英雄形象发挥了鼓舞士气、振奋抗疫精神之用。

新闻报道实践中的人本主义“表现为一种新闻工作者的担当，它强调关注人的价值和生存状态，认为人的一切活动的出发点和目的都应当是人这个中心的本质观念”，基于抗击疫情特定情境和特定主题建构起关怀事件中核心主体的共同价值观，此观念通过情感化的故事讲述，透过文字引发受众对事件中人性的体察与思考。《人民日报》是塑造与传播抗疫正面典型形象的主力梯队，将报道主题聚焦于疫情中的“人”并以“英雄”的修辞对其进行加冕，在彰显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在事件人物与受众、报道与受众之间产生情感共振，推动“精准共情”的实现，从而激发受众的同感与共鸣，“聚民心”的宣传效果亦随之而成。

（二）共情叙事：聚合个体经历凝成群体画像

“共情”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情绪的感染和投射，即个体的情感状态引发另一个体相同或密切相关的情感状态，使之发生作用的是个体直接感染性的情绪刺激。《人民日报》在报道中通过串联不同人物的相似故事，并以此为内在逻辑进行有效的信息整合，即运用“以群体为对象的叙事范式，在有限的篇幅内集中予以受众强大而丰富的信息量”，包括人物面临的处境、个体心理和情绪、以人物为核心的事件的最终走向等。巨量信息最终旨在营造同一情境笼罩之下的相似情绪体验，唤起情感共鸣。“群像”式的情感集束表达，使得文章基调被适宜地嵌入人物的情绪中，形成极具感染性的共情张力。

医护人员的集体形象在《人民日报》的疫情报道中被突出地刻画。相较于其它媒介形态，如《人民日报》纸质版、《人民日报评论》等致力于以通讯、评论等形式对医护人员的形象和工作进行全景式的褒扬，《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更偏向于用饱含对话性、个人视角以及细节刻画进行直接的情感输出。在《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的疫情报道叙事中，全力奋战、无畏牺牲、甘于奉献成为医护人员群体画像的重要特征，如报道成都4000余名医护人员开展的24小时采样检测工作，多次强调事态紧急、任务量大、持续时间长的背景，以突出医护人员“星夜集结、风雨无阻、通宵达旦”的工作状态，并且特写那些具有强烈的情绪表达的人物个体，比如未能顺利给同事订餐而蹲在路边哭得“让人心疼”的医护人员，劳累到直接躺倒在草地上休息的“草地哥”。直抒情意的话语和情绪流露配以极具视觉冲击的特写图片，两者相辅相成，展现出了强烈的情绪感染力。这种将医护人员的个体经历串联成“群像”的叙事方式，让处于同一情境的不同人员进行了一场跨时空的情绪对话，使得报道中的人物形象变得鲜活而极具感染性。此外，报道发掘不同人物的经历，寻找情绪的共通点，并对其进行勾连使之成为具有同一特性的“群体”，既实现在人物内部产生“对他人内心状态的了解”和“感受他人的感受”的共情现象，也通过“群像”叙事的方式增强了文章的共情意境，使新闻报道的情感化表达效果得以最大化实现。

（三）共情表达：撒播立足当下展望未来的积极情感

由前述分析可看出，《人民日报》对疫情的相关报道集中于表现志愿者、医护人员的积极作用是在帮助国家度过难关，从而坚定了人们的信心。在传递希望与关怀的同时，也通过答疑解惑澄清关于新冠肺炎病毒的谬误认知，并且给出相应的解决方案。《无症状感染者有传染性吗？为何不纳入确诊？这条微信说清楚了》详细说明了“无症状感染”的病症以引起人们的重视，并且直接表明此类患者“具有一定的传播风险”以回应人们最担忧的疑问，随后又给出了“如何预防传染风险”的方案。《人民日报》还通过多种形式缓解公众出现的焦虑和恐慌情绪，其中尤为强调权威的“专家建议”，如《武汉协和医院医生心声：停止恐慌！》《疫情下如何保持情绪稳定，收好这份专家建议》等皆是通过专家权威意见为公众提供疫情防治知识，以直接提供解困方案的形式，引导公众形成积极的抗疫态度，从自身和社会的利益出发参与到疫情防控的行动中来。随着疫情态势的和缓与疫苗研制进展的加快，关于“后疫情”时代的机遇和发展问题以及疫苗的“建设性”报道也逐渐丰富。通过积极的、富含“建设性”方案的正面报道，体现《人民日报》最直接的积极情感表达，能够给予公众希望和信心，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由过度负面信息带来的恐慌和消极情绪。

情感实践：新闻话语的调适与理念的互动

在新闻生产中施展情感元素通常被认为有悖于现代新闻业的客观性理念。然而有学者指出，广阔的社会变迁已经影响了新闻领域中的情感实践和对情感认知的变化，新闻的情感化是现代社会情感文化转型的一个反映。情感元素在《人民日报》的报道中一方面是作为调适话语与新媒体语境下的市场逻辑和传播特征相协契，也是在疫情的特殊现实情境下发挥宣传与舆论导向作用的体现；另一方面，作为一种策略，情感要素已然融入新闻报道范式中，并且在实践先行的基础上有被吸收为新闻价值之一部分的可能。

（一）诉诸情感：一种调适话语的实践

以移动化、社交化和碎片化为主要特征的新闻消费方式改变了媒体市场竞争的逻辑，争夺与攫取受众的注意力成为媒体参与市场竞争的砝码。在海量信息与受众有限的时间和注意力的紧张关系中，媒体诉诸情感的报道往往更能获得受众注意力的停留与聚焦。

在用户日益有限、碎片化的注意力中，人们往往更易产生情感的共鸣，而不是对理念或事实做出反应。即诉诸情感比诉诸理性更能收获关注，进而引发受众参与报道的评论、转发和点赞等二次传播行为。在“后真相”背景下，煽动情绪以取悦受众成为流量至上的自媒体的获利之道，毋庸置疑是对情感元素的消极运用。《人民日报》将情感元素运用到主流媒体的报道中，对新闻产品进行情感包装，更多的是发挥主流媒体舆论导向作用。可以说，情感元素在特殊情况下的特殊运用，有助于实现共情传播效能的同时，也彰显了主流媒体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舆论规律的把握，是叙事话语和传播策略与现实的动态调适。

（二）“情感性”：一种可能的新闻价值

既然情感元素已经不同程度地被融入到新闻产品中，那么就不应片面地将情感排除在新闻专业内涵之外。当前新闻业所遭遇的变革尝试挑战了客观性与“情感性”之间的界限，具有“情感性”的新闻报道时常见诸报端。有学者分别对中国新闻奖和普利策新闻奖获奖作品进行分析，发现其作品中均蕴涵着“情感性”元素。另外，由于“情感性”的运用更能促进受众的共情，如前所述，情感元素正在被当作吸引注意力的工具性手段使用。因此，事件中人物的情感反应或者情感要素成为了新闻报道的素材，在特殊情况下，“情感性”比接近性等要素更能成为新闻选择的标准，以至于挪威学者西格德阿莱尔（Sigurd Allern）声称，这是“情感性”正在成为一种新的新闻价值要素的表现。

将“情感性”作为新闻价值的要素运用到具体的实践中，要求个体的喜怒、好恶等情感表征都应成为判断事件是否“真实”的参考系。疫情报道通过呈现不同主体的情感元素完善了新闻的真实图景。进入一线记者的情感，以第三人的叙事视角记录并传递或悲或喜的情感，形塑了受众对于特定事件和具体人物的共情认知；疫情亲历者的情感，本身即是构成事件“真实”的一部分。新闻中的情感性并非与客观性相逆而行，两者为共生、互补关系，在新闻生产过程中只要遵循编辑部内部一定规范与程式，情感就能够为理性和不偏不倚提供必要的支撑和动力。

情感已然无法完全被排除于新闻业之外，反而以各种形式见诸新闻产品中，这并非意味着新闻业已经颠覆了客观性原则等传统新闻理念，而是提示了情感并不必然与理性、客观、不偏不倚等专业理念相对立，它能够在新的媒介生态环境下与传统的新闻理念产生互动。在当前的新闻生产中，“情感性”的视角和表达方式实际上已被内化为新闻理念，并指导着记者和编辑的日常实践；事件中的“情感性”元素被作为促成理解、达成共情、形塑记忆的工具性元素而使用，体现的是“情感”被纳入了编辑和记者判断事实的考量中。新闻报道的情感实践为“情感性”在新闻理念中的重新思考和定位提供了合理性，基于此，“情感性”可被考虑为一种可能的新闻价值，其作用是让新闻业拥有更坚实的人性和文化基础。

（载《传媒观察》2021年08月号，原文约10000字，标题为：主流媒体从叙事到融情的共情传播策略研究——以《人民日报》新冠肺炎疫情报道为例。此为节选，注释等从略，学术引用请参考原文。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辛亥时期岭南革命报刊社会动员研究”<18BXW015>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黎 藜，广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

吴嘉恩，广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