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全民族抗战时期是中国共产党与美国开始建立联系的关键时期，作为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唯一公开出版发行的政治机关报，《新华日报》所展示的美国形象在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特点，这也深刻反映了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美国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文博研究馆员刘 英和文博副研究员丁英顺在《传媒观察》2021年第4期刊文认为，抗战时期的《新华日报》把对美国的新闻通讯和时事述评列为国际报道的重要内容，先后呈现出孤立主义政策下的局外旁观者、“负有重大责任”的世界局势影响者、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关键盟友、“扶蒋反共”政策的错误抉择者等不同的美国形象特征，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美国的认识及政策的变迁。可在一定程度上管窥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对国内外形势的研判，从历史逻辑中加深和提高我们对国际关系和中美关系的辩证认识。
全民族抗战时期是中国共产党与美国开始建立联系的关键时期，其中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国统区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作为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唯一公开出版发行的政治机关报，《新华日报》从1938年1月11日创刊始，就将对美国的新闻通讯和时事述评列为国际报道的重要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各个方面，在不同阶段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美国形象特征，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美国的认识及政策的变迁。
1938-1939：孤立主义政策下的局外旁观者
美国对华“门户开放”政策和一战之后制定的华盛顿体系在“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后接连遭到冲击，已名存实亡。但美国方面只是一再发表声明，置身于中日战争之外。对于美国始终采取中立旁观的态度，《新华日报》认为原因主要有三。一是认为美国国内的孤立主义思想盛行，主张“美国在军略上之地位，应防护北美，中美及南美大多数国家，俾制止任何一国之单独侵略行动，或几个国家之联合侵略行动。至于西半球以外之问题，美国如欲以武力维护其政策，必受地域距离之限制。美国不能以武力维护对中国之门户开放政策，或保障菲列宾之独立。对于国际关系之焦虑，实无正当理由可言。”二是认为美国当时自身实力不足，“大规模的造舰计划和太平洋上的设防尚未全部完成，特别在日本强盗拒绝参加新海约，建造大批巡洋舰海水艇和四万六千吨的主力舰的今日，美国欲使其所保有之舰队，其实力较日本舰队大百分之六十，更是感觉到军力之不够。这就使美国的外交政策不敢贸然有积极之表示。”第三就是美国还需要通过对日贸易促进国内经济增长，1938年“（11月）上月份熟铁出口共四十五万吨价值四百万美元，较之十月份二十二万三千吨，约多一倍强。其中大部分系输往日意德三国。计输往日本者，三十一万九千吨。”
鉴于此，美国外交方面“过去一个时期表现它的政策有许多矛盾的地方，例如它在言论上不断斥责着日寇对于我们的侵略，然而日寇对我们侵略所用的军火原料大部分倒是由美国方面供给的。”这些都说明美国在抗战初期保持中立的“不干涉”政策，是其对华基本方针。而对此，《新华日报》予以正面的批判，“英美逐步示弱，敌寇却日益蛮横，英美处处容忍，敌寇却事事猛进，终而至于敌寇在对美覆文中，蛮横无理，公然认为英美最近再次着重的九国公约与门户开放，为一过去不适用之原则与观念。”南方局常委凯丰撰文一针见血指出，西方国家“企图用牺牲第三国的利益来与侵略者妥协，在远东他们企图牺牲中国的利益来向日本侵略者投降，以便保他们在远东的利益，他们企图让日本在中国的战争中去削弱他的力量，以便保持帝国主义者在远东的平衡。”《新华日报》还指出美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毕罗门提出的新中立法，“与其说是中立，毋宁说是美国继续牺牲阿比西尼亚及西班牙利益后的牺牲中国的又一非友谊的举动，给日本独占中国的阴谋以不少方便。”也正是基于对美英等国的这样一种认识和判断，《新华日报》正确认识争取外援和自力更生的关系，宣扬“我们极愿得到国际友人多多的同情与援助，但不懒惰的希冀并依赖外援，时至今日，我们唯有下更大的决心，竭尽己力，以抵抗强敌并战胜强敌。”尤其强调，只有坚持以第二次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真正打败日寇，实现民族独立。
1939-1941：“负有重大责任”的世界局势影响者
中国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所面临的国内外局势也进入了一个最为错综复杂、扑朔迷离的特殊时期。而美国对于国际局势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尤其对中国抗战局势的影响巨大，“美国在远东是有充分的力量来说话的，这不但因为它有强大的太平洋舰队，而且还因为它有优越的经济力量。统计告诉我们，去年一年中，日本战时所需要的入口货中，有百分之九十二是从美国输入的，一切军用品也有百分之五十六由美国所供给。”可见日本在经济上对于美国的依赖性很大。甚至有文章断言，“美国实际上是供给日本以军用资源的一个主要国家，只要美国通过禁运军火及原料至日本的法令，或是一旦断绝了这个泉源，即可致日本于死地。”
正是意识到美国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对德日法西斯国家侵略行为的重大意义，为了支援中国抗战和维护世界和平，中国共产党希望美国能够走出国内的孤立主义阴霾，积极改变外交政策。《新华日报》专门开设了“国际援华运动”专栏，不遗余力报道了各国援华运动，指出“这运动遍布在一切国家……广大的人民，都参加了这种人类同情心高尚表现的行动，造成一种伟大的国际浪潮”。同时认为这种运动的开展，“必然能够克服各民主列强对于远东危机的动摇倾向，对于侵略者妥协让步的行为，推动各国政府走上积极制裁侵略的道路。”1941年“七七”四周年之际，《新华日报》刊登了题为《“七七”四年英美舆论赞我伟大抗战 各报促政府作有效之援华》的消息，其中写道：“美国各著名报纸，今日一致为文纪念我国抗战四周年，对于我国之英勇抗战，竭诚赞扬，并促请当局立即对华作有效援助……纽约时报云：‘中日战争乃历史上最重大战争之一’亦为强暴者普遍袭击自由之前奏。”
随着苏德战争爆发、日美谈判、德意日三国同盟成立，国际局势变得更加复杂微妙，使得美国在太平洋的利益和中国的抗战形势开始紧密联系在一起。尤其是苏联的危机，即是英国的危机，同时亦为美国的危机，更是全世界国家和人民的危机，美国的孤立主义外交政策再次松动。罗斯福表示加紧造船援助中英苏三国。《新华日报》对美国援苏行为予以积极的肯定，认为“加强苏联反侵略者抵抗力量，实与美国国防利益完全符合，这即是说苏联的成败，也是所有各民族国家的成败，美政府这一认识，是完全正确的。”进而认为在决定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抗日战争中，在世界各国反法西斯战争中，“美国实负有重大之责任”。这个责任就是“坚拒不论来自何方的德日和平攻势，一扫对法西斯国家的幻想，坚决和切实的援助苏英即对日全面禁运。”
1941-1944：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关键盟友
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毛泽东、周恩来等共产党人对太平洋战争早就有过预判。1941年5月，周恩来就指出“太平洋上的冲突是迟早不可避免的”。
但直到珍珠港事件的发生才使美国人彻底明白，孤立主义并不能使美国免于战争。中美两国有了共同敌人后，也极大促进了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以及中国对美援的争取。12月9日《新华日报》随即刊登了《中国共产党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和《中共中央关于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的指示》，并发表社论《太平洋战争爆发——共同消灭世界法西斯恶魔的时候到了》，强调“太平洋战争爆发了，今后全世界侵略与反侵略两大阵线，从此更见鲜明，欧洲的亚洲的大西洋和太平洋的战争，现在已经联成一体，血肉相关，不分彼此，胜者俱胜，败者俱败。”“自今以后，我们更应趁此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加强国内政治团结，增强军事力量，积极地与美英等国配合作战。”
而对于罗斯福在演讲中表示“美国已决心争取最后胜利，争取全部胜利，决不中途停止”，《新华日报》予以高度评价，认为“这是一个伟大的坚强的战志的表示”。并着重呼吁“中、苏、英、美、荷的团结，应大大的加强起来。这些国家，是反对法西斯侵略的民主阵线的中坚力量”。
美国这个关键盟友的加入使得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范围达到最大。《新华日报》关于美国报道背后也坚信这场“为民族自由而战，为人类幸福而战，东方和西方的反法西斯阵线的联合和扩大，终将会取得全世界反法西斯的最后胜利”。
1944-1945：“扶蒋反共”政策的错误抉择者
抗战时期，美国对华援助的终极目的是想调动中国一切抗日力量积极抗击日本，争取最后的胜利，因此自然不希望国民党借助美援发动反共斗争，引发内战。基于这一认识，中国共产党在外交上积极和美国联系，制止国民党的反共分裂活动。抗战后期中外记者观察团、美军观察组访问延安，东江纵队与盟军的情报合作等预示着中国共产党与美国进入一段接触最密切的时期。但随着美国在对日作战中逐渐占据主动地位，并最终采取从太平洋进攻日本本土的战略，导致中国战场的重要性日益下降。
中国战场方面，随着蒋介石与驻华美军代表史迪威之间矛盾的激化，“自从去年秋天调回史迪威将军的紧张过后，中国局势已发生了许多根本变化。”尤其是赫尔利继任美国驻华大使后，美国对华政策从巩固国共两党关系的“扶蒋用共”逐步变为了“扶蒋反共”。此时，在对待中国共产党以及供给共产党军火供应品问题上，赫尔利明确表示，阻止中国统一的军阀或武装的党派是“共产党和中国南部的若干军阀”。“把武器供给一个武装的政党，就成为承认一个交战国了”。又说到“美国已承认国民政府为中国的政府，并且在经济上、军事上和政治上支持它，但并不会支持任何军阀或武装的政党”。最后赫尔利公开支持国民政府，美国“扶蒋反共”政策明确化。《新华日报》对此评道：“赫尔利将军把阻碍统一的原因加之于‘有武力之政党’和所谓南方的‘军阀’，完全不合事实”，着重指出“今天中共所领导的军队，并不是保护一党私利的武力，而是在沦陷区广大人民中生长出来的抗日武力，谁想消灭与削弱这个抗日力量，谁就在客观上帮助敌人。”最后更是严厉批评，“赫尔利将军的谈话，有助于增长中国分裂与内战的危险，有拖延抗战胜利的危险。”
几天后，《新华日报》还援引美国杂志的评论，再次抨击道，“我们不能想象，就目前美国在重庆的军事方针的限度而言，现在走过许多公路的任何供应品，正被允许用来反对延安的兵力。我们不是要参加中国内战的；我们是在从事着对日本的死战。”
由于赫尔利的偏颇政治立场，国共谈判最终破裂。针对美国日益明显的“扶蒋反共”政策，中国共产党在“七大”上严正态度：“美英两国政府，对于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呼声，加以严重的注意，不要使他们自己的外交政策违反中国人民的意志，因而损害同中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我们认为任何外国政府，如果援助中国反动分子而反对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那就将要犯下绝大的错误。”这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对美策略开始发生了转变，之后多次表明“从美大使赫尔利公开发表全力扶蒋不与中共合作以后，我党对美国态度是反对美国现在对华的错误政策（扶蒋、反共、防苏）”，进而指出，“这个以赫尔利为代表的美国对华政策的危险性，就在于它助长了国民党政府的反动，增大了中国内战的危险。假如赫尔利政策继续下去，美国政府便将陷在中国反动派的又臭又深的粪坑中拔不出脚来……这个赫尔利式的政策如果继续不变的话，那就将给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以千钧重负和无穷祸害。”
对此，1945年1月，美军观察组成员之一雷蒙拉登在发自解放区的一份报告中说：“共产党是美国潜在的朋友，然而我们也很可能轻易的坐失良机。”
可见，自赫尔利使华和中共七大会议之后是中国共产党对美态度变化的重要转折点。美国政府由于错误抉择导致了中国共产党与美国的关系由合作逐渐转为对抗，并由此为后来的中国内战和中美关系恶化承担了很大的责任和代价。
（载《传媒观察》2021年04月号，原文约6000字，标题为：抗战时期《新华日报》视野中的美国形象变迁。本文为节选，学术引用请参考原文。本文为2019年重庆社科规划抗战工程项目“抗战时期中共中央南方局与美国合作交往研究”（2019YBKZ03）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刘 英，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文博研究馆员，中国民主促进会渝中区委员会副主委
丁英顺，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文博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