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学科文化规定了学科发展的基本信仰、价值取向、行为规范和精神欲求，凝聚着学科群落最根本的精神特征。优秀而深厚的学科文化是推动学科发展的强大动力，培养学科文化是提升学科内部凝聚力和外部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国防大学政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蔡惠福，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张小平在《传媒观察》2019年第8期发文认为，在社会大变革、技术大发展、媒介大融合的新形势之下，新闻学科亟需加强学科文化建设，以先进的学科文化凝聚人心，汇集力量，抓住机遇，赢取学科快速发展。
在新闻学科这个学术共同体内，似乎鲜见有人鲜明地提出学科文化的培育和建设问题，这表明我们对此还缺乏应有的自觉。无论以什么理由来解释这种缺憾，现在都到了应当予以强调，以期引起重视的时候了。这是回应在社会大变革、技术大发展、媒介大融合的新形势下加强学科建设，加快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话语体系、理论体系、学科体系的需要。
一、关于进一步坚定对学科的自信
对学科的信仰和信念，这是学科文化的基础和灵魂。这一点对于新闻学科文化建设尤显重要。之所以说它“尤显重要”，是因为挥之难去的“新闻无学”的阴影总是在似有若无或轻或重地影响着我们的学科自信。这种对本学科的不自信，必然会影响学科成员心归学科、献身学科、依托学科建功立业的信心和信念。正因为如此，我们不无遗憾地看到，在日益庞大的新闻传播学研究队伍中，大部分人的志向和兴趣都在向传播学聚拢，坚守在新闻学阵地的则不怎么乐观。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只有充满自信，才能自立自强；一个学科的建设发展也是这个道理。自信是实现学科自强壮大的基础和保证。因此，应当把进一步坚定学科自信，加深对学科的感情作为新闻学科文化建设的重点。
现在我们已经进一步认识到，新闻是沟通人与事实的重要中介，也是人类观察世界与自我的窗口，新闻活动是人类与时俱进的新闻信息交流活动，贯穿渗透在人类几乎所有的社会活动、社会领域中，一定程度上成为其他活动的前提性活动。以这一客观存在为研究对象，足以构成学科生存发展的基础。以回答新闻是什么、新闻业是什么、新闻业与社会关系是什么等问题为逻辑起点，以形成关于新闻现象、新闻活动相对系统的知识体系、思维体系、规范体系，进而能够运用系统的理论并以时代的方式对新闻现象、新闻活动作出解释、规范、反思和引导，则完全可以构筑起不逊于其他学科的学科框架结构，并赋予其鲜活而饱满的生机活力。人类新闻传播活动的土壤是完全可以长成新闻学学科的参天大树的。
也正因为如此，新闻学尽管年轻，但已经有了相当的力量储存。中国特色新闻学的知识体系、理论体系，随着中国化的新闻传播实践的发展，在一代代学人的持续努力之下，一直没有停止创新发展的步伐。更重要的是，在世界业已高度媒介化的今天，它亟需随着实践的发展在扬弃中更新。有人说，信息传播技术超乎人们想象的发展，对既有的新闻传播理论的挑战是颠覆性的。此说是否准确，可以推敲。但的确应当看到，传统的新闻学是基于报刊传播而形成的知识体系和理论体系，近几十年虽然不断在改进更新，但总体而言，已经难以解释和指导今天的新闻传播实践，有必要进行较大幅度的甚至带有根本性、系统性的重建，使其在新的信息传播时代获得新生。而且，社会实践向来具备这样的品格，它既能提出理论创新的需求，也能同时为理论创新提供思想材料和经验基础，以此推动着理论的迭代升级。这就是新实践必然产生新理论，大变革必然产生大理论，也必然产生大理论家的道理所在。新闻传播革命性的变化为新闻学理论的发展繁荣提供了百年未遇的契机。当此之际，我们更应当对学科的前景充满信心，充满憧憬。
有学者预言，智媒时代的传媒理论体系建构，正在成为人类社会必须直面的重大理论问题，且由于社会的虚拟性、甚至人类的符号化生存环境主要源于媒介化推动，认识世界各领域，必先认识传媒。未来建构的科学传媒理论，将有可能是其他社会学科理论的元理论之一，影响甚至左右其发展。这里所说的传媒理论的未来，自然也可部分地反映新闻学理论的前景。尽管这是一种预言，未来的传媒理论到底能否成为其他社会科学的元理论之一，现在下定论似乎为时尚早。但它又一次告诉人们，新闻学的显学地位是不容置疑的。在“得传媒者得天下”的时代环境中，新闻学理论的建构任务越来越凸显出来。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它会进一步发展繁荣。新闻学科文化的培育中，不仅可以从历史中获得对本学科的自信，而且可以从发展变化着的现实中坚定这种有坚实基础和充分依据的自信。
二、关于学科研究目标的设定和认同
一个学科作为学术共同体，理所当然应该具有共同的学术目标、学术理想和学术追求。所谓学术共同体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可以称作目标共同体、使命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学科文化培育的重要内容就是要用共同的目标使命凝聚起学术共同体的意志、精神和力量。这一目标落实到学术理论研究层面，就是必须依据实践发展的需求，按照党和国家的总体部署，从学科建设实际出发，明确学术理论研究的目标，规划研究的重点，并动员大家接受认同这些目标和重点，将其变成自己的实际行动，使学科成员能面对共同的问题，担起共同的责任，朝着共同的方向去攻关。
新闻学科自然也应当把学术理论研究目标的设定及认同作为学科文化培育的重点。宏观而言，当下我国新闻学研究不能说没有方向和目标，但是还比较模糊，需要进一步明晰。同时，要让总体性的目标在学术部落里落地，成为大家的共识，让大家自觉地将总目标具体化为个人的目标，把全局的重点变成个人的重点。用一句大家耳熟能详的话，就是要把集体的追求和个人的追求有机地统一起来。应该说，在这方面还需要做很多的工作。现在大家都在说创新，但创新的目标在哪里，重点是什么，路径如何选择，可能的突破口怎样确定，大约不少人都未必能说清楚。每年年终，总有一些学者基于对学术刊物重要论文和学术会议的报道，对本年度新闻学和传播学研究情况作一回顾性综述，描述出该年度大家关注的热点和研究的重点，有的还会在此基础上作出深入的分析。
历史地看理论研究的发展，总是大致呈现建构—解构—再建构，否定之否定辩证地向前演进的轨迹。这也是人类基于实践活动的认识史的基本逻辑。如前所说，正遭遇时代发展特别是新闻传播技术巨大冲击的新闻学理论，在经历解构的阵痛之后，面临繁难的再建构的任务——当然，所谓的解构现在也不好说已然完结。特别艰繁的任务往往特别需要正确目标的引领。面对新闻学理论再建构的强大需求，更加需要用明确的目标为学科成员指导引领前行的路径，动员激励大家凝聚智慧，同向发力，承担起时代赋予一代学人的重任。很难想象，没有目标的理论重建是一番什么景象，会收到什么样的效果。
三、关于研究方法、方法主义与学术情怀
新闻学科作为兼具人文学科属性的社会学科，其研究方法具有很大的包容性。研究方法的拓展和丰富，是改革开放以来新闻学研究的重要特色。上世纪80年代初将社会调查引入新闻学研究，拓开了新闻学研究的新路径。之后，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方法同时发展了起来。定量研究与国际接轨，引入各种统计技术和调查方法，试图实现研究的实证性精确化；定性研究中的个案研究也备受推崇，众多学者通过对个案的概括、分析、比较、拓展，实现从个别到一般、从特殊到普遍的理论阐释与建构。从当下的情况看，新闻学研究和传播学研究及其他社会科学一样，在往技术化、深度化方向上发展。定量研究从一开始以社会调查为主的工具化特征到现阶段的技术化发展，而定性研究则逐步向深度化、叙事化发展，两种方法并驾齐驱，推动着新闻学研究方法在逐步走向成熟。新闻学研究的深入推进，任何时候都离不开科学先进的研究方法的支持。所以，还要继续关注研究方法的进步。我们感到，宏观而言，新闻学研究方法应该顺应时代节律，更加自觉地从传统的单一领域单一学科向多领域跨学科的综合研究转型；从纯文本理论研究向理论与应用紧密结合的学术与社会联姻转型；从只将纸质媒体作为载体平台向虚拟与实在交互作用转型；从自足于国内本土化研究向与国际合作的跨国研究转型，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实现现代新型学术研究方法的跃进。
要处理好研究中“大叙事”与“小叙事”之间的关系，在注重微观辨析的“小叙事”的同时，也不可忽视对研究对象宏观把握整体解读的“大叙事”。后现代主义思潮在西方知识界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悲观主义弥漫背景下盛行时，试图以某种理论对历史整体解读宏观表达的“宏大叙事”（即“大叙事”）遭到非难，而具体化有限性的“小叙事”受到推崇。但当历史被无数的“小叙事”肢解得七零八碎、一地鸡毛时，人们又对这样的方法论进行反思，认识到无论从丰富历史认识的层面看，还是从整体与个体之间循环解释的张力看，“小叙事”当然有存在的必要。然而，尽管认识从事物的个体开始，但要真正认识这个个体，则又必须将其置于事物的整体当中，而且，人们认识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建立对事物的总体认识，建立对事物的整体解释。所以，任何“小叙事”都离不开“大叙事”。学术思想史表明，当思想理论处于由解构到重新建构的关键时期，容易陷入“大叙事”与“小叙事”的迷思。新闻学研究似乎也出现了这样的症候，具体的、微观的研究日渐增多，而以宏观视野从整体上予以深刻阐释和研究却成了稀缺产品，且质量大多平平。决不是说“小叙事”不好，这种研究的价值意义必须充分肯定；但与此同时，也不能忽略了对宏大叙事的重视。如果只有个案化、具体化的“小叙事”，极容易使整个研究走向碎片化。“小叙事”必须有高质量高水平的“大叙事”来统摄。中国特色新闻学话语体系、理论体系、学科体系的建构，既然是“体系性创新”，离开了宏大叙事是决然不行的。
关于方法与方法论，我们这里最想说的是，从新闻学科文化培育的要求出发，在充分强调研究方法的重要，不断拓展丰富研究方法的同时，不能忘记学术情怀的倡扬和培养，不能落入方法主义的陷阱。对学人的成长和学科理论的建设来说，研究方法固然十分重要，学术情怀更加不可或缺。
什么是方法主义呢？就是认为只要找到恰当的方法，便能发现和解释一切现实经验及其历史过程。这种对研究方法过度推崇，甚至把方法摆在至高地位的认识无疑是片面的。方法毕竟是由人掌握、由人使用的工具，而人则是有思想、有感情、有充分主观能动性的人。方法作为工具，只有被人的光辉照亮的时候，其作用价值才能充分释放出来。诚如渠敬东所说，切不可建立这样的迷信：似乎只要能寻得一种精巧的方法，就有信心把握我们全部的生活经验，进而把自己锁在电脑的硬盘里，去观察、解释和构想整个世界，在文字和技术游戏中让人心泯灭，使研究者的情商变得极低。这些都提示我们，在高度重视研究方法的学习训练和运用时，不能走上方法主义的迷途。应该清醒地知道，对一个真正的学人来说，学术情怀比研究方法更为重要。从步入学术生涯的那天起，就应该经常思考我们是谁、我们为谁、为什么而研究而创新、研究创新的目标应当如何设定这些看似务虚但却管根本管方向的问题，努力在实践中树立高尚的学术理想追求，培养正确的价值立场，情系国家，情系人民，情系实践，为国为民为实践做学问搞研究。
（载《传媒观察》2019年08月号，原文约11000字，标题为：新闻学科文化培育：重点何在。此为节选，图表和注释等从略，学术引用请参考原文。）
【作者简介】蔡惠福，国防大学政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张小平，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