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我国儿童电影市场步入稳步发展，但与国际儿童电影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湖南工业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金则霜在《传媒观察》2017年第8期刊文认为，这一现状对儿童电影受众研究提出了挑战。从个体认知发展视角看，儿童电影受众研究需关注不同年龄层的受众在获取、理解信息方面的不同；从社会认知发展视角出发，则关注儿童电影受众通过媒介工具理解、甚至建构主流文化的过程。从社会心理发展阶段视角看，儿童电影不仅要在内容上聚焦儿童的精神成长主题，更要重视儿童特有的、解决内在冲突的途径。
“十二五”期间，中国电影票房、观影人次持续增长，城市人口的电影消费习惯逐渐确立，儿童电影迎来了稳步发展。极具代表性的是2015年7月上映的《西游记之大圣归来》《捉妖记》成为了当年的现象级电影，票房显著、引发热议。优秀国产儿童电影（动画片为主）的持续走红，凸显了近年来我国电影行业和观众群体对儿童电影的高度关注和重视。
儿童电影产业的兴起，对儿童电影受众研究提出了挑战。在我国，儿童电影受众研究仍处在学术边缘，研究报告寥寥且鲜有专门的主题会议。目前，我国连儿童电影受众群体的基本情况也没有细致研究过。在全类型电影的大型受众调查项目中，儿童电影的受众与电影的儿童受众常常是缺省项。缺乏详细的受众描述、不了解哪些人在看儿童电影，难以进一步把握受众对儿童电影信息的获取程度、解读偏好等。学界对儿童电影受众研究的匮乏与我国儿童电影市场的火热发展之间出现了明显断裂。
尊重儿童认知发展
受众研究的重点在于阐释受众与媒介之间的关联与影响。儿童电影的受众既包括儿童也包括成人，其主要目标受众“儿童”广义上涵盖了幼儿期至整个青春期的儿童与青少年。电影创作需尊重儿童认知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与普通的受众相比，儿童电影的主要目标受众有其特殊性。儿童需要通过一个渐进的过程才能够认识和了解电影的典型特征、掌握基本“电影语言”，将其与图书、电视的表达形式区分开来。掌握“电影语言”，需要观看者观看与之认知发展相匹配的影片，从不断变化的镜头、剪辑、声效中理解画面、声音的象征意义，理解角色之间的不同关系。另一方面，儿童与青少年的认知能力处于迅速发展变化中，存在明显的阶段性特征，研究时需对其进行年龄分组。不同年龄的孩子在心理认知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获取、理解媒介信息的能力随之不同，儿童电影制作需深入理解和把握儿童的认知发展特征。
心理学家让皮亚杰认为，儿童认识世界不是信息数量上的简单积累，而是通过不同年龄阶段的一系列心理变化形成获取信息的全新策略。参照皮亚杰的认知发展阶段理论，感觉运动阶段（2岁以前）的幼儿仅依靠感觉和运动感知世界，主要接触的是触摸、啃咬的媒介（如纸质书、立体书）；他们无法理解事物不在眼前、却还存在的守恒概念。前运算思维阶段（2-7岁）的儿童以感知、直觉式思维为主；他们关注物体的外部特征，偏爱生活中接触过的、熟悉的主题，喜欢物体拟人化的角色，只能理解当下视角的内容情境以及直接单一的、第一人称的叙事策略。具体运算阶段（7-11岁）的儿童具有初步逻辑能力，已经明白他人视角下的叙事策略，也可以理解相对复杂点的人物关系、观点冲突。形象运算阶段（11岁以后）的青少年逐渐具备了基于语言的抽象推理能力，可以理解复杂的叙事策略、前后事件的相互影响；能够在接收媒介信息的过程中主动提出假设、形成预判。
在认知发展阶段论提出六七十年后的今天、在更复杂的媒介环境中，学界和业界应更谨慎细致地考虑该理论对儿童电影的启示与影响。
不同时代媒介刺激环境不同，如果机械地照搬，很可能低估现代多媒体环境下儿童的认知发展水平。皮亚杰研究儿童认知发展时，更关注儿童与外界环境（媒介）相互作用的过程；关注外界信息与原有认知发生冲突时，儿童如何解释、使用信息形成新的思想。当今儿童自出生起大量接触幼儿绘本、立体书、音频、视频、电子游戏，丰富多元的刺激情境、新媒体技术特有的符号系统可能会促进孩子更好、更早地理解媒介语言，或是影响孩子特定认知功能的发展进程，其具体影响层面及机制有待研究进一步证实。
促进儿童社会化
心理学家维果茨基关注社会群体、文化环境下儿童认知发展，为儿童电影与受众研究提供了不一样的思路。
维果斯基认为：“儿童并非孤立的个体，而是主流文化的一部分。”儿童通过不断参与社会互动、掌握文化工具进而理解世界。其中，文化工具既包括物质工具（任何媒介），也包括心理工具（概念、规则、符号）。物质工具与心理工具相适应，方可达到最佳效果。也就是说，电影形式及其信息内容都是儿童成长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儿童观看电影时，不仅仅是习得电影语言、获得观影技巧，更重要的是电影为孩子提供多元的、认识世界的方式，传递社会文化中潜在的、基础的价值观。
在社会发展中不断传承、变化的“主流价值观”，为儿童电影的文化价值引导功能增添了丰富的时代意义。例如，对《铁扇公主》（1941）、《大闹天宫》（1961-1964）、《西游记之大圣归来》（2015）三部电影进行比较，不难发现“孙悟空”这一经典文化元素在不同时期影视作品中的内涵变化。《铁扇公主》中的孙悟空传递着不屈不挠争取胜利的反侵略精神；《大闹天宫》中突显了孙悟空反专横统治、反压迫的斗争形象；《西游记之大圣归来》中的孙悟空则侧重角色在挑战权威、桀骜反叛、现实束缚等多股力量交错下的自我成长与超越。
一部优秀的、引起观众共鸣的儿童电影所传递的文化价值信息既来自于受众的强烈需求，又反哺强化了当时的主流价值观。同时，电影中符号概念的变化不仅体现了本土主流文化的变迁，也是全球化发展中多种文化相互交流碰撞的结果。社会认知发展视角的儿童电影研究，呼吁电影文本研究、受众研究、跨文化研究等多个学术领域的共同参与。
关注精神需求和心理世界
关注、重视儿童的精神需求和心理世界，即儿童电影创作中的“儿童本位”思想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而今的问题是，虽屡屡提及“儿童本位”，但缺乏对“儿童本位”“儿童精神需求”的深入分析与理解。研究学者没有详细描述儿童成长中的主要精神/心理冲突；电影制作者无法准确把握儿童电影所要表达的精神内核，这就容易出现“披着儿童电影外表的成人故事”，或是“儿童看不懂、成人看不上”的儿童电影。
1.聚焦儿童的精神成长主题
人类在成长过程中会经历数个心理的巨大变化时期。关于个体生命全程的内心成长发展，艾瑞克埃里克森的社会心理发展论颇具代表性。该理论将人的一生划分为八个心理发展阶段，并细化了个体成长各阶段主要面临的内心冲突。其中，婴儿期（0-2岁）的主要冲突是信任与怀疑、儿童早期（2-4岁）的主要冲突是自主与羞怯、学前期（4-7岁）主要是主动与内疚冲突、学龄期（7-12岁）主要是勤勉与自卑冲突、青年期（12-18岁）主要是同一性与混乱冲突、成年早期（18-25岁）主要是亲密与孤独感冲突、成年中期（25-50岁）主要是繁衍与停滞、成年晚期（50-）主要是完整与绝望冲突。
社会心理发展论（尤其是前五个阶段）为儿童电影的精神内核、“儿童本位”的细化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框架，但这只具有一般性的指导作用，不能毫无章法地盲目套用。
2.重视儿童特有的、解决内在冲突的途径
儿童电影不仅要关注儿童精神需求，更要以儿童特有的方式解决内在冲突，两者缺一不可。
2016年7月上映的国产动画电影《大鱼海棠》，讲述了主角少女“椿”为了报恩，历经困难与阻碍、不顾一切复活其救命恩人——人类男孩“鲲”的故事。虽然画面精美、富含传统文化元素，但因主题与叙事缺陷成为了一部饱受争议的作品。其争议之一来自于影片主创人员对儿童精神内核的成人化主观投射。从心理发展理论看，儿童成长过程的同伴关系（尤其是同性伙伴）、与成人的认同关系是18岁之前儿童解决内心冲突的主要支持要素。虽有异性伙伴，但儿童的异性伙伴又可细分为忽略性别的异性伙伴关系和具备性别角色的异性伙伴关系两类。其中，儿童对异性的爱慕情感通常具有性质模糊、出现时间晚等特点，且仅是成长情境中的一个分支要素。而《大鱼海棠》将少女椿的情感主线大幅局限在一对一的、执着明确的异性同伴交流过程中，并将其作为了多个少年角色行动的主要推动力。作为一部力图表现少年自我成长的影片，主角们的内心冲突、行为动机、认知行为方式等细节与儿童成长规律不符。
相比之下，国外诸多优秀的儿童电影（尤其是儿童故事片）则充分尊重了儿童世界解决成长冲突、完成自我认识的特有方式。例如2004年广受好评的法国电影《放牛班的春天》、2007年美国梦工厂出品的《追风筝的人》、2009年法国儿童电影《小淘气尼古拉》、或是从2001年起风靡全球十年的《哈利波特》系列电影，无一不是以同伴关系（尤其是同性伙伴）、儿童与主要成人的认同关系为重点展开。
在学术领域，我们呼吁学者们以跨学科角度深入研究与儿童阶段性特征相对应的电影艺术表现形式。在市场发展中，长时间、循序渐进的儿童电影受众培育需要细化儿童电影分类，制作针对不同年龄阶段的儿童电影。此外，我们要谨慎地对待当前基于票房市场考虑的、对“合家欢电影”日益高涨的呼声。若儿童电影作品盲目急促地趋向于“合家欢电影”发展路径，将使电影制作者有意无意地放弃众多独属于儿童文化的典型特征、加入更多成人电影语言元素。而坚持以科学的、持续变化观点观察和理解儿童，为不同年龄阶段的儿童提供相应的影视信息，将是儿童电影发展的有效途径之一。
（载《传媒观察》2017年08月号，原文约5000字，标题为：儿童电影研究的受众视角初探。此为节选，图表和注释等从略，学术引用请参考原文。）
【作者简介】金则霜，湖南工业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基金项目】本文为2015年度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儿童电影的受众分析与发展策略研究”（15C0421）的研究成果。
